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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介绍

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王战为《青春的印迹》作前言
2017年03月11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王战 周松坡编辑:楼曙光点击数: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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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王战

  我在为《五百知青一个梦》(注)这本书所写的《序》中,曾经提到过江西省新干县“鸡峰五七综合场”这个特殊的知识青年群体。在上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有部分体弱多病的知青不能适应繁重的田间劳动。于是由上海市上山下乡慰问团老干部们的策划引导,在当地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帮助下,八名病弱的上海知青成立了“鸡峰五七综合场”,并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规模不断扩大,人员增加也到五十来名。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在还相当贫穷落后的农村有所作为。从以自己的照相、瓷画、做衣服等才能为农民服务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工业制造、交通运输、农牧副业等全面经营的集体企业;他们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而且还实践着下乡时的志向,为当地的农村、农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努力,也受到了当地老俵的赞扬和各级政府的表彰。

  现在这本由当时综合场的部分知青成员撰写的回忆录《青春的印迹》,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凸显了一代知青真心实意的为农村、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这样一种独有的精神和品格。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批知青中仍有一些人,退休以后回到当年插队落户的山区,引进先进的理念和企业制度,与当地农民一起创建农业合作社。通过推广优良的品种和先进的技术,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坚持为改变农村的面貌继续奋斗着。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这本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了那些选择了奋斗和奉献的一代知青的爱国情怀和拳拳初心,他们无愧当年享有的先进知青集体的美誉。

  衷心祝愿老知青们晚年幸福安康!

  2016年7月28日

  作者简介:

  王战1968年11月赴江西井冈山地区新干县鸡峰公社(现麦垫镇)阳团大队插队,曾任知青排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经济研究会会长。

  注:《五百知青一个梦》2013年,由江西省新干县档案局组织曾在该县插队落户的第一批知青(均为1968年11月下乡)撰写的回忆录的汇编。

  

奇迹是这样创造的

周松坡

引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江西省新干县鸡峰公社(现麦垫镇)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单位——“鸡峰公社五七综合场”(以下简称综合场)。这是一个以上海知青为主体、与当地知青和干部融为一体的、类似以后八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乡办企业的特殊的经济体。这个新生事物一经诞生,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了在当时那个年代不可思议的奇迹。

  这是一个实行亦工亦农的新型经济组织。1978年达到顶峰时,共有成员66人,其中知青48人(含当地知青5人),当地干部、农民7人,知青后代11人。知青中大部分人体弱多病,已不适宜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综合场有工业、农业、养殖业,还有服务业,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犹如一个大家庭。

  他们白手起家。1972年创办时,仅有资本金250元。到1979年初,已经拥有汽车及大、小拖拉机;发电机组及冲、刨、车床;还有自己制作安装的电焊机、点焊机、卷边机以及锯、钻、刨整套木工加工机械等共计40余台;还自建各种房屋(车间、仓库、宿舍、食堂等)9幢。计2000多平方米,占地6000多平方米,已具相当规模了。

  创办初期,综合场以服务业为主,一年后开始木制品的加工生产,两年后开始金属制品的加工生产。他们创制的产品直接用于农业生产,如高压杀虫灯(俗称“黑光灯”)、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油箱、大型拖拉机配套用的机耕耙……工农副业全面发展。1978年的产值达到98557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值得自豪的了不起的数字。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当时综合场的全体员工已经完全自给自足成为按月领取工资的新型员工,他们平均年收人为320元,接近当地公社一级干部的水平,并且能做到按月准时发放。这在当时当地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是一个奇迹。

  那么这些奇迹又是怎么创造的呢?

  (一)

  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前,浦江两岸的1040名“老三届”初、高中学生,来到了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的新干、峡江两县,开创了全国知识青年集体到农村插队落户之先河。指示发表后,全国各地迅速实现“一片红”,如火如荼地开展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到十年,仅上海地区就有超过100万的知青奔赴全国各地农村。

  但是,随着这个运动的深入与扩大,不少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了。其中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已经来到农村的知青中,有不少人患有各种慢性疾病。他们中大多数是下乡后由于过于劳累,又没有足够的营养,先后患上各种疾病;因为是集体吃住,一旦出现传染病就会迅速蔓延;还有少数知青是因为“一片红”政策,本身带病下乡,甚至有人本来就是残障人士。当时在鸡峰公社阳团大队插队的50多名知青中,患有各种肝炎的就超过40人。这些病弱的知青已无法正常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同时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这些知青的家庭也无法对他们做出支持或帮助。这些知青的生存存在着危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这支队伍在不断地膨胀着。这个很实际但又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摆在了各级领导和知青面前。

  (二)

  当时在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慰问团。他们是由刚“解放”或“半解放”的老干部组成。这个团队藏龙卧虎,不乏有智慧有经验的老干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中不少人迅速成为各级各类领导部门的负责人)。慰问团的干部同知青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看到这种状况心痛不已,急于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他们走访了大量知青集体户,与当地各级领导交流沟通。最后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这些病弱知青集中起来。组成一个专门的单位,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用他们的双手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坚持上山下乡。在新干县与鸡峰公社两级领导的支持与共同策划下,1972年5月7日,在鸡峰公社村头大队芦坑村原鸡峰公社农机站成立了“新干县鸡峰公社五七综合场”。

  8位上海知青张世群、谢从军、朱卫平、周秋妹、张惠忠、张国忠、龚洪宝、谢小莉(已病故)成为综合场的元老——第一批员工,张世群为负责人。当时综合场可谓白手起家,只有两件“贵重”物品:一架老式的三脚架的照相机和一部上海蝴蝶牌缝纫机。8名知青发挥各自的的特长:朱卫平摄影、张国忠做木工、张惠忠理发、周秋妹与谢从军做裁缝、谢小莉等编制斗笠;龚洪宝负责后勤。他们以自己的才能,通过简单的服务技能,做到了自食其力,摆脱了生活的困境。

  那时尽管从事的“服务行业”是零打碎敲的,技能也是初级的,但是他们的服务得到了老表的认可,社会的认可。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站住了脚。这让上海慰问团、当地各级领导,包括知青本身看到了希望:只要充分发挥知青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可以继续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三)

  综合场初创成功后,其他服务项目逐步增加,加入的知青也逐年增加。如黎瑾、钟正等人的木工;刘万祥、刘鸿志、徐金发等人的电子电器及农具的修理、贺寿昌等人的瓷画业务等。1973年为解决综合场知青的口粮,公社划拨了芦坑大队杨各庄的10来亩土地,并安排了邱从实进综合场从事耕作,号称“农业组”。尽管规模有所扩大,但综合场的生产此时仍是停留在“零星服务”的阶段,犹如一个“互助组”,走亦工亦农综合发展的道路遇到了瓶颈。

  1973年初,在知青的要求和上海慰问团的推动下,在新干县委的支持下,当时的公社党委将“五七综合厂”正式定名为“鸡峰五七综合场”并作出了几个影响综合场发展的决策,使综合场在以后的几年里有了质的飞跃。

  一、建立综合场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抽调当地干部与知青骨干进场,当时任城溪大队支部书记黄拾仔(已故)担任综合场支部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上海知青周松坡担任管委会副主任,后兼任党支部副书记;上海知青黎瑾担任管委会副主任;南昌知青常江担任管委会委员;原公社养猪场场长黄火仔担任管委会委员兼农业队队长,后又吸收知青杨申、邱从实、朱裕成参与管委会工作。至此,综合场成为鸡峰公社的一个直属单位,开始独立地参加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自主地开展经营活动。

  二、将当时的公社养猪场划给综合场,计有60亩水田,3亩多菜地以及一个猪场;再加上先前划拨的芦坑大队杨各庄的10来亩水田,并抽调本地知青和老表6人,组成综合场农业队(后来增加至16人)。综合场有了实现粮油菜基本自给的基础。

  三、同意综合场(1)除农业生产和服务项目以外,可以进行木制品生产和其他产品的规模生产。(2)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行分配。为此,公社抽调城溪大队会计刘拥国任综合场会计,知青陈维新、王履浩先后担任出纳,组成财务班子。(3)实现薪酬制。这在当时,无论是公社党委,还是知青,都是极其大胆的想法。当时的月薪:男性20~28元;女性:18—20元。这在当时当地已是较高的水平了。综合场鼎盛时期,按月按时领取工资的有50余人。

  有了这些政策和社会的支持,凭着知青的精神与智慧,综合场迎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

  上海社科院院长、经济学家、当时的鸡峰公社阳团大队插队的知青王战说:鸡丰综合场是社办企业的雏形,是中国最早的社办企业。

  上海第一批赴江西插队的知青中,不少是当年重点学校培养的“老三届”学生。他们大多有比较扎实的书本知识,有比较良好的家庭教育。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理想来到农村,和老表们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在下乡后短短的几年中得到了磨练,造就了独特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场就有一批这样的知青骨干,他们与先后来到综合场工作的当地干部、农民和各地知青团结协作,艰苦奋斗,在综合场这个舞台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四)

  综合场管委会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将零星的服务业逐步转变为规模生产,突破口就是木制品的生产。

  木制品的生产由简易人手,刚开始为新干三湖蜜桔生产出口用的包装箱;接着为井冈山地区五金交化公司生产安装电线开关用的槽板、联木、配电板等等。所有这些产品的生产都要将原木锯成板材,然后进行刨光、开槽、挖洞等多道工序进行加工。这需要锯、刨、钻、磨等一系列木制品加工机械。但综合场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怎么办?“自己动手”这是综合场创办初期就形成的作风。“小木匠”黎瑾负责生产,他与常江、邱从实、朱裕成、张国忠等人,反复地研究、试验,成功地造出了一套木制品加工的生产流水线。在这中间得到了一位上海老工人的帮助,知青张国忠的父亲,在来场探亲期间,帮助解决不少技术上的难题。当然,在制作机械的外加工上,还得到江西、上海两地不少工厂的无偿帮助。就这样,凭着自制的木工机械,综合场不但完成了本地区的木制品订单,产品还外销到武汉市。木制品生产一炮打响后,综合场管委会决定组织金属产品的加工与生产。

  当时上海每年都要支援江西老区大量的丰收11型、12型的手扶拖拉机。由于这种机型的手扶拖拉机油箱是安装在整机的最前方,容易受损。一旦受损,会出现因为当地少有配件而不能及时修复,导致拖拉机无法工作的现象。综合场从上海乡办得知这一信息后,即刻向省农机部门联系,希望能生产此类油箱,帮助解决这一难题。有关部门将信将疑的把任务交给了综合场。油箱的生产有一个关键的工艺,即箱体和箱盖的结合处要密缝,不能漏油。如果用焊接,不牢固且花时太多;用紧固件连接,容易漏油且不美观。最好的办法是把箱体和箱盖的边缘卷在一起,做起来省力,而且密封美观。但这需要一个功率较大的卷边机。又是黎瑾、常江他们日夜商量,一次次试验、一次次改进,历时三个月,靠“自己动手”造出一台实用的卷边机,做出了第一个油箱。试用成功后,在短短的时间里接到了省农机公司下达的生产1000个油箱的订单,此举超越了当地老牌农机生产企业。

  (五)

  当时综合场的口号是:“农业出题目,我们做文章”。这缘于他们的知青情结。当自己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就想为当地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做些实事。当时,在目睹水稻虫害猖獗、打农药成本高又不安全的现状,提出物理灭虫的想法。即不用杀虫药,改用杀虫器。根据昆虫向光性的特征,自己研究生产高压杀虫灯。当时的设计是:在紫外线荧光灯管外罩上一个带高压电的铁丝网。晚上一通电,灯光就会吸引害虫“自投罗网”。又一轮新产品的试制开始了。杀虫器生产的关键是一个合适的变压器(电压要高、电流要小,既能杀虫又能安全使用)和鸟笼式的高压铁丝网。知青中的“电器专家”刘万祥、林宏、刘鸿志、徐金发以及谢从军、陈媄来等人试制变压器,先试验线圈要绕多少圈才合适;还要试验矽钢片浸在漆中多长时间才正好。反复试验了一个月,变压器的试制成功了。与此同时,“机械专家”黎瑾等人成功的造出了点焊机,可以轻松地把8号铁丝焊成一个网罩。

  当第一个高压电网杀虫灯放到田头实验时,吸引了当地干部和农民前来观看。人们看到通电后,灯管发出漂亮的紫色灯光,一只只飞蛾扑向电网,发出“辟叭、噼啪”的声响时,人群中发出一片赞叹声。老表们形象的把这种杀虫器叫做“黑光灯”。“黑光灯”立即投入生产,被推广到当地的农村。

  除了生产手扶拖拉机油箱、高压杀虫灯外,综合场还成功试制过大型轮式拖拉机配套使用的机耕耙,大大提高了插秧前耙田的速度,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这是综合场一贯保持的优良传统。尽管建场初期的一些服务项目已经不再是主营收入了,但是凡受农民欢迎的服务一直保留下来,并得到发展。例如农忙时主动下乡为生产队修理农机具和电机、电器。刘万祥、徐金发、刘鸿志等人为此曾经走遍公社的每个村庄;又如为山区农民照相,也是大受欢迎。“摄影师”陈东辉、朱卫平翻山越岭到偏远山区,上门为有需求的农民照相,几天后又把印好的照片送到他们的手上;在综合场有了拖拉机和汽车后,邱从实、陈维新、张仁棵、王贤民、黄年根等人,为有需求的生产队耕田、耙地,运输农副产品。

  (六)

  综合场从创立到壮大,离不开当时社会各方的支持。令综合场的知青最难忘的,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亮出“知青”身份,只要叙述自己的创业故事,那么不管是在新干,还是在南昌、上海,都能得到热情的无偿的帮助。

  上海以市乡办为主的有关部门曾经调拨了大量的机器设备,扶持综合场的发展:如50千瓦发电机组、交通牌卡车、丰收35型拖拉机、15T冲床等,这对综合场的发展尤其是产品的升级换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原材料和配件的供应是个大难题。但凡是有一点可能,综合场总能得到最大的支持。不管是农业队修路、修猪栏需要的水泥,还是造新车间、新宿舍需要的杉木料,县物资局都是及时调拨;自制设备时,部件需要外加工,不管是上海的大企业(如上海拖拉机厂),还是新干农机厂、新干电机厂,都给与了无私的援助。为了生产高压杀虫灯需要的25公斤焊锡,江西省物资局的五交化公司老同志特地批条综合场采购员到废品回收加工站买了20公斤焊锡,亲历此事的邱从实回忆起当时情景,仍然激动不已。

  综合场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离不开当时县社两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出于对知青的关怀和爱护,从单纯解决病弱青年的生活问题,到扶持综合场成为当地工农业并举的知青场队。把公社养猪场划拨给综合场用于解决粮食自给的问题,落实新址6000平方米以提供综合场的发展空间,就是最好最大的例证。同时,在精神层面,也做到了保护和扶持。他们在综合场知青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树立先进;对知青的创造和实践给与大力的支持与维护。使综合场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获得极大的进步,成为全国小有名气的知青集体典型。假如没有这些,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环境中,综合场能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

  (七)

  但是外因只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那么内因是什么呢?内因就是以知青为主体的全体员工,在艰苦奋斗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精神和风格。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务实求真的作风

  这批知青有着较为特殊的经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初怀着改变农村面貌的远大理想,主动要求从大城市到井冈山老区插队落户。几年来的农村生活,使他们从感情到实践愈发接近于中国最讲实际的农民。他们逐步脱离了当时的所谓政治生活,抵制了当地的各种派别活动,潜心解决自己的生存,潜心解决综合场的生存和发展。他们还抵制了所谓“只知粮棉油,不分敌我有”的批评。坚持面对实际,欲以综合场为基础,将理想化为改变农村面貌的实际行动,在“广阔天地”有所作为。正是这种政治上的逐步成熟,成为综合场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生产、保持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二、艰苦创业的精神

  他们白手起家,自主创业。不花一分钱搞成印制照片的暗室;自己动手,制造了木制品加工的整条流水线;自制了诸如点焊机、卷边机等“高档”设备。他们曾经用锄头和洋镐挖掉五十米长的半边山坡,打通了农业队连接外界的通道。在自制设备的过程中,原材料和配件的采购,绝大部分是知青肩扛手提地从上海乘火车带回来的。他们遵循的原则是,能省一分就省一分,能自己动手做就决不去买。即使后期条件好了,他们也从未忘记“自己动手”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综合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法宝。

  第三、团结互助的氛围

  综合场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上海知青,也有当地知青、当地的干部和农民。他们始终团结和睦,犹如一个大家庭。这种和谐氛围的标志,是“民主”。大家讨论问题毫无顾忌,各抒己见。为了综合场的发展,不论是全体会议,还是班子会议,争吵是常态,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慢慢的会形成共识。这个时候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师徒界限,也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隔阂。只讲道理,只认事实。错了就错了也不再坚持,对了就对了也不会去追究。他们心地坦荡、无私无怨,这是最好的生存环境。在这种“争吵”中,涌现出不少奇思妙想、真知灼见,体现了每个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这是推动综合场发展的根本动因。

  在这个大家庭中,前后产生十一个小家庭。有上海知青之间结婚的,也有上海知青与当地知青结婚的。哪个小家庭有困难,那么人人都会伸出援助的手;哪个小家庭有喜事了,那么大家都会送上祝贺;如果哪个小家庭有宝宝降生了,那这一天就是全场的节日;如果有人生病了或工伤了,那么从领导到同事,从伙房到邻居,都会给与无微不至的关心。这种团结友爱的氛围,互相帮助的情谊,是综合场能持续发展的保证。

  这里不得不提到综合场的员工在辛勤劳动后的业余生活。

  在这个大家庭中,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打乒乓球是一项,综合场在建场初就自制了一个标准的乒乓桌,供大家休息时锻炼身体;唱歌也是一项,尽管当时条件差,好嗓子还是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是讲故事,尤其在农忙劳动的中间小憩时,说上一个小故事,逗大家开心的一笑,重新干活时,人人都充满活力。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打“大怪路子”。此项活动,男生几乎人人都会打,女生也不乏积极参与者。一到晚饭后,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抢占位子,所谓高手云集,僧多粥少,这个传统节目,居然被大家保持到现在。回上海四十多年了,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聚在一起过把“大怪路子”的瘾。这应该是他们留恋当年生活的共同情结所致吧!

  结语

  这本小册子里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其中有因艰难而流的泪,有因成功而留下的笑,也有一代人因奋斗而结下的深厚友情。他们不约而同地纪念共同走过的那段岁月,共同感谢那段岁月给与的坚强和无畏。他们能无愧并自豪地告诉自己的儿孙:我们是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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