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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文集

船的故事

2004年09月19日
来源:作者:金宇澄编辑:楼曙光点击数: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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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翻动灰黑色浊浪,严冬的阴霾天气,云头很低。我倚住甲板栏杆,不远处是那个女知青。夜晚溅上甲板的海水被风吹干,脸开始发疼,太冷了。

  1971年3月,“长锦”轮由上海航至大连的中途,我看见她。凭借统一的绿色棉袄,可断定她是知青,是首次回沪探亲后,返回东北。

  虽然当年服装单调,也显示了身份的特征,可以借此分析对方是何地人,到何处去。自最高指示规定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之后,上海政府为大批去东北的年轻人免费发放准军事化御寒棉衣,赴黑龙江为四件套:棉大衣、棉帽、棉袄,棉裤。去吉林为三件:棉短大衣,棉帽,棉裤。沪地不善御寒衣物,外观虽是军绿颜色,质地厚重臃肿。到了北方,见到京津两地知青草黄色大衣棉袄的裁剪如此合身,接近军品,着实令人羡慕。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的青年本就在严寒之地生活,不发衣物。陌生青年相遇,尽可以衣帽取人,来自何地一眼就看得清楚。

  海船由沪驶向北方。她最多18、19岁,“童花”发式,身材娇小,看上去她是注意修饰的,绿棉袄里是藏青色中式小棉袄,鹅黄领圈,那是上海流行的一种样式,毛线织成条状,两端揿钮,围住脖颈作为装饰,相当保暖。她盯住海面,并不知道我在注意她。看来她是独自旅行,几次我与五六同伴走下甲板,或挤入大舱食堂看电影《列宁在1918》,都注意到她是独自来的,她的脸从没有笑容,也不跟任何人说话,眼神明净沉稳。有一次,我独自与她在狭窄的舱内走廊相逢,她怔了怔,等着我侧身让她过去。她是那么娇小,我们的绿棉袄相互碰擦一下,留下一股小风。注意到她十分合身的黑卡其布长裤,裤脚露出内里一寸宽的鹅黄色运动裤边,高帮麂皮鞋,系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白色篮球鞋带,如果是西方电影里的情景,这种际遇也许会使一名陌生青年产生对话欲望——我们相遇无语,快照一样匆匆回眸,细部,还有那阵小风。

  有个时期,听闻朋友在编一部《文革中的市民生活》,不知此君除了收集各地民生和票证供应情况以外,是否注意当年各地区服饰特征的相关材料。七十年代初期,上海的男女青年仍然以紧绷的卡其布长裤为流行,由于体育还算一枝独秀,全国青年着装都有体育运动的色彩痕迹,上海流行的最时髦的上衣趣味是,可以多件翻领运动衫一并穿著,裤装就如她的款式,以细瘦卡其布裤管,绽露出里面两三公分的运动裤脚作为细节。也流行各色尼龙袜,白色乒乓鞋须抽去鞋带,鞋舌翻入鞋内,脚背显露袜子颜色,如此类推,各自以一角的袜色来万化千变。这类服饰样式被大量上海青年带到北方,立即遭受当地一致的抵制,被称作阿飞、“鸡腿裤”、“小白鞋”,是上海人不大方的证明。当时所谓洋气到家的哈尔滨方面,男女仍盛行可怕肥大的军裤,军用麂皮鞋,时髦的细部是在系了篮球鞋的白色鞋带——按当年消费理由分析,裤管肥大,冬天罩棉裤,夏季单穿,白鞋带暗示与富有的联系——当时拥有一双上海回力牌篮球鞋,是相当奢侈的挥霍,买一副鞋带则是便宜的。

  南北之间的服装差异形成斗法,但对持时间不长,北方青年很快接受了“鸡腿”裤的尺寸,坚固保暖的麂皮鞋也深得上海女孩的青睐,使她们在冻土或泥泞上行走更为实惠暖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方青年学习上海人的做法,悄悄改小了裤管尺寸,并推迟了棉裤的穿着的时间。然而将两地时髦装束浑为一体,只是上海女孩最热心去做的事情。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船上这位女孩的打扮,可称是完美无缺的时尚典范,她的藏青色、黑色、若即若离的鹅黄色的搭配,甚至高于流行境界,达到品位和气质,遗世独立的神秘、美的统一。

  以后,我和她可以站在甲板上,相隔二十米,在左舷或右舷,面对寒冷的海风和涛声。有时她掏出口琴试音阶,声音不连惯地上升,然后停止住。她倚住栏杆,鼻尖冻红,眼睛盯着海浪,几乎从不看我,但或许明白有这样一个不满二十岁,瘦高的,戴着棕色羊剪绒皮帽的青年在远处,是一个陪伴,固定了的景物。上船的那夜,我和同伴们在难闻的底舱玩“十三罗宋”,听到空气中传来口琴单调的声响,音阶一个一个往上爬,然后重复,我拿着满把的牌,试图拼凑一个“三轮车”牌式,我把牌扔在铺开的报纸上,跑了出去,在吵闹中我慢慢爬到二层舱才平静下来,这是干什么?我问自己,慢慢踱到甲板上,四处一片漆黑,海浪发出细碎声音,尾旗单调飘扬。她站在左舷处,我们相距二十米,舷窗在她身边留下明显的灯影。她没有回头,似乎是在观看漆黑的海洋,两人远远相向,不知道等了多久,直到听见同伴骂骂咧咧的声音逐渐临近,我才离开,再次返回到温暖的、难闻的底舱------

  两天两夜的旅程即将结束。虽然我仍然经常站在甲板上,她也经常站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然而此刻凭栏远望的旅客逐渐增多。天气好了,渤海寒冷的洋面上,阳光耀眼,海水如深蓝和深绿的玻璃那样,大块大块碎裂和喧哗,寒风吹向船的右舷时,人们就聚到阳光处的左舷,我知道严峻的时刻就要到来,那就是——再也没有和她说话的机会。也许,谁都知道在这条船上,在这次航程中,有一对男女相隔二十米,没有相互走近,谁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在你的行为规范里,也许永远不会面对一位陌生异性轻松说话。

  我们终于走下舷梯上岸。同伴朗声说笑,抱怨风浪的恶劣,饭菜的恶劣。他们有脱逃的快感。我们都将在大连换乘长途火车,继续北上千里,重新面对需要开垦的田地,就象古诗所言“青春结伴好还乡”,它是一个家乡,归宿,烙印。但因为出现了她,使这种思归夹杂渺茫。我数次回头想再看看她,“看”是许多无奈中唯一的解脱,可是没有发现,绿棉袄,藏青色的小棉袄,鹅黄领套,没有。

  大家提了行李,顺大连港漫长的码头朝出口走。这段路极长,沿码头有一个个仓库,似乎没有尽头,不久大家都出汗了,我们站脱下帽子,此刻我发现她在前方极远处,提两个沉重旅行袋,背包,绿棉衣挽在臂弯里艰难行走。太阳明晃晃压在头顶,我们都累极,我们的行李里面塞满了各种食物和给老乡买的上海货,我想她的旅行袋里也不会是别的东西,当时整船的青年都这样担负改善伙食,外加活跃当地零星百货的南北流通任务,也要以这样的运输储备,应付一或两年的光阴,大家的手被行李勒得发疼。看她每走十几步,也站住了休息,只是她和我们这些吵吵嚷嚷的旅客相比,更为无助,没有一人帮她,谁都急匆匆往前走,再不回头。她停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离我们也越近,我很想帮他,我努力高声说话,意图引起她的注意,但显然她没有听见,没有转过脸来,或再练习一下她的口琴音阶,她几乎是拖两个巨大旅行袋,走几步,停顿,拖起来,放下。我加快脚步靠近她,幻想接近她,也许有帮助的勇气,但这种追赶方式,无法不顾忌身边同伴的位置,也知道他们一旦发现这种企图之后,其反应的激烈程度。

  我带领这些散兵游勇忽快忽慢地往前走,走到和她相隔二十米的距离,发现她在发怔,然后转身,脚下是她的旅行袋和棉衣------她打开两个旅行袋的拉链,用力将它们翻倒过来——旅行袋里装满白花花的年糕片。满满的两大袋年糕片,被她倾倒在码头上。

  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船在鸣号,码头的吊车在装卸货物,旅客匆匆顺着码头疾行,只有她站着,如水流中一块石头。

  也许我注定只能在二十米开外看着。她做了这件异乎寻常的事,只是怔了怔,把她的棉衣和空旅行袋塞入另一个袋子里,拎着它背上背包,疾步消失在人流中。在我的眼中,她永远消失了。

  经过两大堆年糕片,听见一个北方人的疑问,显然都不知道这坚硬的白色片状为何物。我知道这是上海一户人家规定的购买量和许多亲戚支持的总和。家人将年糕切成薄片,摊在竹匾里晾干,把心思转移在白色的年糕上,一直送她到公平路码头,送她上船,叮嘱她下船时一定请人帮忙,她太娇小了,家人相信,会有人在旅途上照顾她的-------

  但是没有。

  这是我现在回想时,仍觉得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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