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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谁人不曾疯癫

——一名抑郁症法官的十年梦魇
2011年06月12日
来源:睿士杂志作者:马俊编辑:楼曙光点击数: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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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搁在文艺复兴时代前后的欧洲,在45岁那年罗卫平很可能就会被送上一艘船。这艘船大抵会在莱茵河流域飘荡,靠岸补给,接纳几个和罗卫平一样的旅客,然后继续上路。不知何来,不知所往,但每天都在航程中。罗卫平通常会被禁止下船,就算偶有疏漏溜上岸,最后要么会回到船上,要么会被关在城堡的门津里。这艘船被福柯称为“愚人船”。

  2011年的上海,罗卫平仍旧在陆地上自由行走。60岁了,他还身手敏捷,爬上六楼的时候把年轻人都甩在身后——而且没有大喘气,这一点他特别指出来。罗卫平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哪怕逻辑上无关的跳转也衔接得严丝合缝,所以别人挺难插话。以前的他并非如此。他说自己从小内向,年轻时候在东北插了十年队,回城当上了工人,教师和法官之后,才逐渐变得外向一些。现在,罗卫平认为自己疑似成了非典型的话痨。而这一切转变的缘起,开始于1995年下半年的一场“病”,因为这场1996年初曾经痊愈的病,2000年再次复发,2001年底他不得不提前退休。在他病历的诊断栏上,写着“抑郁症”。

  “认知和行为的偏差”,罗卫平现在能用这样冷静专业的语汇来解释抑郁。这种描述得益于2005年在华师大心理学系的进修,现在罗卫平有国家职业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执。目前还没有一级职称产生,最高就是二级。他久病成郎中,站在抑郁和常规世界交界处的门槛上,把很多抑郁症患者往回拉。

  但十年前刚退休的时候,他每天只枯坐在客厅一隅,似乎不在自己的身体里,也不在周遭为他构建的精密世界当中,而是置身另一个维度。在那个维度中,至高无上的理性是失效的,当时的抑郁症患者罗卫平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什么都不行的人活着没意义,我什么都不行而且比谁都不如,所以我应该去死。从形式逻辑上来说,这个三段论无可挑剔。因此,老罗那会儿每天思考的问题很终极,不是“生还是死”,而是“如何死”。只是方法论碰上了一些麻烦,反反复复在跳楼、摸电门、安眠药等等之间权衡,还是拿不准用什么方式自杀。

  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很高。每年死于抑郁症自杀的人数,大概和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相当。法律可以禁止一切危险的驾驶行为,可以把肇事者投进监狱,但法律对精神领域的危机却束手无策。它的肇事者要么就是受害者本身,要么就是整个社会和时代,因为过于庞大而无从惩治。

  对于这一点,退休之前身为高级法官的罗卫平很有体会。他曾经坐在审判席最中间的那个位置上,他高高在上,庄严肃穆。他代表法律和社会的准则,俯瞰着那些纠缠纷扰。他是正义的化身,矛盾的仲裁者,烦恼的终结者。但是谁能为法官终结烦恼呢?

  法官当然也有烦恼。今天罗卫平可以坦然地说,若非时事造化,他绝不会担当起这样的角色。他只受过初中二年级的正规教育,不懂外语不懂电脑,进入21世纪时却主持着技术含量很高的知识产权庭的日常审案。他正襟危坐在庭上,每天所听见的那些东西,有的内容他熟悉,有的则不太懂。律师在下面争辩,他内心也在交战。他怀疑自己谁都比不上,无论是看到他就堆起笑脸的诉讼方,还是刚进法院工作对他毕恭毕敬的年轻海归。所以,这个有着巨大权力的身份,其实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枷锁。

  作为上海中央商务区法院经济庭副庭长和  知识产权庭庭庭长,用他的话说,上世纪9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经济案件几乎都是他经手判定过。看起来恭敬地坐在原告席或被告席上的那些人,多半都是大亨要人,可能手眼通天。有的一个电话打给院长,有的拐弯抹角搬出了老罗北大荒插队时的患难兄弟。许多个案子里,都有各种潜规带来的两难境地,无论是人情还是权力,对他的审判都会有干预。如果实在不能两全,老罗只有一个办法,拖。。。。把某个棘手的案子从堆积如山的卷宗的最上面塞到最下面,然后两边讨饶,求个调解或庭外和解。求和解而不得,也还是拖字诀。资产只要没有马上冻结,心领神会的人也就赶紧回去转移掉了。加上法律又一直处于完善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而且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当这样的法官,让罗卫平头大,心里却很空。庭长的那个位子不好坐,上面布满来自外部世界和自己内心的针毡。而他长久以来是个非黑即白的人,他有着忠诚单一的价值观,和碰巧刚硬易折的神经。

  罗卫平认为,正是这样家常便饭的两难境地,和每天外强中干不断地“我不行”的自我暗示,让他患上了郁抑症。在我们通常的想象中,似乎总会有一件天崩地裂的事件,带来无比巨大的冲击,才会让一个身处常规世界的人滑向潜意识边缘的深渊。但老罗的例子告诉我们,抑郁症不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它的发作有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并不像有一些精神疾病那样,必然遭遇过来自外部的强烈刺激。抑郁症不是崩溃式的瞬间扭转,而是风蚀岩石,水滴石穿。

  有一些五行学说的拥护者可能会这样分析,在五行里面,黑白属阴,三原色是阳。在正邪之间的漫长挣扎中,罗卫平又死要面子活受罪,不甘输给别人,身心疲惫,长期透支,自我损耗,阴气淤积了。这一点倒是跟18世纪以前西方流行的“体液学说”颇为接近。他们认为,长期的焦虑和悲伤,会让人体内的黑胆汁——又叫做抑郁汁大量增加。这种晦暗的液体,无序而混沌,就像每个夜晚身体里升腾起来的雾气,会将你的大脑遮蔽得严严实实。所以过去英国人被认为是最容易患上抑郁症的,英伦三岛那声名远扬的浓雾让生活在岛上的人们一直很阴郁。另一个容易患上抑郁症的人群,是古罗马的贵族。这些人生活在欲望和恐惧中,他们在宴席上酩酊大醉当众宣淫如同末日狂欢,同时又担心着皇帝那把疯狂的屠刀会不会逡巡到自己头上。

  把这一层意思转换到罗卫平的经历当中,那就是他一边认为善和恶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而扬善抑恶是一个终身修炼的过程——另一种欲望。一方面,他却不得不时常屈从于他认为的恶。并且还得像个伪君子那样,明明力不从心却偏要妻妾成群——这是他的恐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卫平的病因,恰恰是他内心的善。

  甚至在得了抑郁症之后挺长时间,罗卫平都一直在疑惑,是不是自己以前干过一些缺德事?才成了这样。对绝对的善的追求,可能是有害的。55岁之后彻底走出抑郁症的罗卫平,对于这个问题才算是看开了。2008年5月奔赴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同年12月再去四川地震灾区回访,当地招待他们的宴席上有五粮液。换了以前,他会扭头就走,一滴不沾。现在也就难得糊涂一下,明知道这瓶酒花的大概是救灾款,也一扬脖子,把辛辣的烈酒和过往的价值观,一并弃入五谷轮回。现在出门,这位前知识产权庭长照样在小区门口买盗版书,因为它比较便宜嘛,法律上来说卖盗版犯法,买却是无罪的。世界从来都是如此,阳光和阴影并行不悖,黑白之间有千万般色彩。判断葫芦案的葫芦僧绝不会抑郁,他懂得一门古老的智慧,叫做和光同尘。

  有很多俗语形容罗卫平这样的人,偏执、钻牛角尖、认死理、轴,在发病之后就只剩下了一种称呼,“神经病”。和“精神病”这个称谓的病理学意义不同,神经病这个称谓当中,有桑塔格所说的那种隐喻。它当中蕴含了由病理而道德审判的轨迹,兼有难以理解和鄙视唾弃的含义。一切“神经病”,都是社会的他者。除了为人们提供谈资,这个人群的存在,能让常规世界的人们感受到紧张和威胁,于是通过理性的语言、行为,他们相互确认,得到满足。

  因此,从45岁患过抑郁症,到50岁再次发作提前退休在家,罗卫平一直给家里人制造着困扰。抑郁症最严重的阶段是退休之后,罗卫平五年时间没怎么下楼。他蜷缩在客厅里,和庞大的世界对峙,随时准备抽身离去。五年里,他一方面不断向内压缩自己的世界,一方面对外一再勘定“我”和世界两不相犯的疆界。

  一个资深法官,50岁就退休了。但从来不去小区的花园里提笼架鸟、锻炼身体,也不参加老年大学的书画培训班,十足的异类。对此,老罗的妻子对外是这样的解释的,他心脏不好,需要在家静养。妻子的托辞,将老罗的病灶从大脑移到了心脏,邻居们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直到有一天,全上海的人都从报纸上看到罗卫平的故事。那一天,第一个坦承抑郁症隐私的法官占据了报纸的头条,下方才是刘翔备战大赛和亚特兰蒂斯航天飞机升空。那是2006年的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用老罗的话来说“那时已经基本痊愈”。在复旦大学的“世界预防自杀日”国际研讨会上,他讲了自己的病例。然后记者就蜂拥而至,老罗一得意,什么都说了。妻子的不乐意是显然的,但这是一个重要时刻。从此,罗卫平从一个私密的抑郁症患者,变成了公共视野内成功克服了抑郁症的一个传奇。这种传奇其实也有力量,它强化了他自我认知中虚弱的那些部分。抑郁症患者和前抑郁症患者,需要各种当量的肯定。

  罗卫平终于没有成为自杀者中的一员,他走出来了。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和朋友们功不可没。在罗卫平抑郁症最严重的五年中,妻子强迫他每天下楼拿报纸。整天闷着会出事情的,抑郁症患者的家人通常都有这样朴素的看法。但这种简单的事情,对罗卫平也是炼狱。每次下楼之前,他必须要从窗口先俯瞰一下有没有人,然后飞快下楼,抓着报纸就奔上来,就像一个最胆怯的盗贼。

  后来罗卫平用类似的方式对付那些有着顽固的自杀念头的抑郁症患者。2006年初夏,也就是老罗刚刚拿到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不久、在自曝隐私成了报纸上的新闻热点之前不久,他就开始小试牛刀。

  那是个从小看着父母打官司离婚的少女,在读初中。没人管她了就开始逃学,功课一落千丈,整天混在网吧里。后来吃安眠药自杀未遂。孩子的母亲是病急乱投医,找上门来。老罗江湖草莽出身,不管不顾也就去了。初见面,大热天,女孩居然还穿一身厚棉睡衣,蓬头垢面。见了面也不理人,背对着坐,不合作。

  罗卫平一看这阵势不太友善,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好像跟家里其他人对话,其实说给她听。作为一个老抑郁症,老罗在心理咨询方面初出茅庐,但作为患者可是相当资深和专业的。他适当地夸大其词,讲自己的病情如何严重,如何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如何想自杀……女孩看起来背对着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其实对这个老头的故事有兴趣。慢慢地,偶尔插上一句,语气很冲,但至少也算有了互动。老罗解释说,在心理咨询的专业上,这第一步叫做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换成大白话来说,就是套近乎。

  套完近乎,女孩“上钩了”。把家人轰出去,单独跟老罗聊。这时候,病情成了一种炫耀,抑郁症前辈罗卫平,用严重得多的抑郁症状,征服了刚刚加入抑郁症患者行列的小女孩。共同语言被建立起来了,这被罗卫平称作同感和共情。女孩激动了,一个人孤独了那么久,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不速之客其实是知音。老罗走前,表示下周还要来,但有个条件,“你下楼去公交车站接我”。小女孩答应了。

  答应了就好办,这其实是罗卫平的陷阱,跟他被妻子强迫着下楼拿报纸一样。抑郁症患者总是不愿意出门,将自己圈禁在方寸之地,进入恶性循环。现在这个女孩要跨出家门,走到阳光下,总得要收拾一下打扮打扮。一打扮就大不同,第二周老罗下了车,就看到打扮得干净利索的一个女孩。和那个蓬头垢面的印象几乎不是同一个人。老罗何等世故精明,马上迎上去恭维几句,拍点马屁。女孩一听挺受用,对自己的形象又有了信心。

  之后的步骤,就是断后路。老罗从方法论上对小女孩设想的自杀方式一一否决。八楼看下去,那么多晾衣架,跳下去几经缓冲,肯定死不了。要是弄个残疾一辈子躺着,生不如死,不划算。割腕倒是比较简单,但是小女孩儿自己否定了,她晕血。各种技术问题讨论完了之后,一致决定还是慢慢合计,想一个妥帖的自杀方式再说。罗卫平表示,抑郁的人多少都有些懒,想得多做得少,连自杀都这么麻烦,就手一挥,这个月不死了,下个月再说吧。

  下个月又下个月,女孩渐渐有了转机。抑郁症患者只要不去自杀,什么都好说,一切都还有转圜的余地。后来这女孩没考上高中,进了职校。在职校里她出类拔萃,保送了大学。三校生成了大学生了。现在,这女孩儿在大学里活得挺自在,到了暑假寒假的时候,老罗总拉着她一起去支教,给希望工程认领失学儿童,被别人需要的那种快乐和成就感,患过抑郁症的人更加需要。

  所以,罗卫平就不太遵守西方心理咨询师的那一套准则。在他看来,西方那些心理治疗师就给人家倒杯水,然后坐下开始听人家自己讲故事,到动情处递几张纸巾,话也许说的并不多,就赚钱赚得比律师还容易,还规定不能跟咨询对象有业务之外的关系。活脱脱把心理咨询这样需要温情的事情干成了一桩冷冰冰的买卖。专业咨询唱的是美声,老罗自称是通俗唱法。而且从不收钱也就不必遵守那个规矩,通俗唱法到目前为止已经“搞定了”六个想自杀的。而且都成了朋友,甚至家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帮忙,法律上的心理上的,一个电话就可以出马,“老罗”人脉广,往往搞得定。

  但患上抑郁症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大多都是年轻人。不管生个孩子是兔唇,还是受了工伤,或者失恋还是买不起房子,想要自杀的理由总是那么多。老罗认为,现代社会中,过劳从身体上伤害我们,抑郁从精神上伤害我们。这都是什么都要追求完美的后果。其实活轻松一点,就算你有八套房子,一个晚上你不还是睡一张床嘛。可道理越浅显,越是难以穿透。抑郁症的缘起和发作,有那么漫长的过程,只是我们没有成熟的预警机制。因此他特别提醒,不能讳疾忌医,出问题了就去精神卫生中心。那里从前是白底黑字的招牌,像是监狱。他当年就不愿意进去,拿药都是让老婆去。现在人性化多了,红字招牌,沙发茶几,透着一股温馨和喜气。

  在地理上,这个医院在城市之内,但是在心理上,它依然是被放逐的。所以,走进这扇大门依然需要勇气。走进去便成就了一种仪式,不仅要面对世俗眼光的质疑,也等于宣告需要修补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现在的罗卫平,与世界讲和。他的名片上有一大排头衔,当头的一个就是共产党员,括号三十六年,走到哪里他都别了一枚党徽。他做义工,当世博会志愿者,还在郊县海滨捡垃圾。团队里面都是年轻人,他把头发染黑了混进去。他已经参与过八支大学生队伍的支教,但像是走穴一样,一半的时间拿出来游山玩水。他掰着指头算,大陆地区就剩下河南、山西,宁夏和西藏没去过。

  妻子对罗卫平这几年的情况又有一些不满。这么大年龄的一个人,整天不着家,就算在家,除了遛狗和洗碗别的什么都不干。老罗有绝招,他真假难辨地威胁妻子,你喜欢我现在这样,还是以前那样。妻子想了想,算了,还是这样吧。妻子一点头,老罗更是肆无忌惮。现在在人人网和校内网上,老罗很红,不到一年,一千个好友的上限早就满了,还得开小号。他自称“老农民,江湖混混兼人贩子”,藏有一本很厚的花名册,里面记满这些年来扶贫帮困学生和支教时候认识的志愿者联系方式。

  这位半路出家的心理学咨询师,提供已退休的法律援助,兼有人力资源的江湖,用他的病历做背书,糨糊捣得风生水起。他谙熟田忌赛马,绝不班门弄斧,去华政开讲座,大谈判案中的法官心理,到华师大开讲座,就谈法律知识。十足的跨界人才。

  “55岁之后才算是活明白了!”罗卫平这么总结,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在一个区间里,永远没有完美的平衡。就像老罗支持希望工程,资助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还在当法官,后来来他这里打官司的各路老板和律师打听到了,老罗不好别的,就好个希望工程,纷纷大笔一挥捐十个学生甚至干脆建个学校。其实花不了他太多钱,但罗庭长对你就另眼相看了,没准到时候能法外开恩。这样的捐助该接受还是该拒绝?善因恶果和恶因善果,这个问题高僧们都辩论上千年了,岂是那么简单的对错题。

  老罗在抑郁症痊愈之后,有一点点矫枉过正。他的精神状态总是很饱满,甚至有点亢奋——即使在连续聊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坐在他旁边,像对着一盆特意刚加了碳的炉火,或者是一盏竭力发光的高瓦数的灯,有灼热感。他虽然说着豁达的话,但处处依然想证明自己——包括每天爬楼梯练就的爬山能力。痊愈的抑郁症,有被驯化的痕迹,如今他参与对理性的追求和评估,既是光明的使者又保有阴影的印记,既韬晦柔软又锋芒逼人。

  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让他显得张力十足。抑郁症患者,他们似乎有着更加善良的质地。即便在脱离了世界之前架设的精密体系,也不曾想要伤害他人。而只是一种忧虑的内在转向,他们在支离破碎、期期艾艾的语言中,只是质疑了理性和理性所塑造的这个世界。他们看到的景象可能是疯狂的,但是我们以理性和道德的名义,是否正是在行使着疯狂。哪怕一秒钟,我们可曾也感受过生存的虚无。

  所以有时候,常规世界中的人会有些好奇甚至迷恋抑郁者的世界。他们怪异的行为举止中,有我们本性的秘密。无名的狂躁,徒劳的求索,毁灭的冲动。那都是让我们板起面孔继续生活下去的理性所无法解释、也无法到达的领域。

  罗卫平常用“荒唐”来总结自己患抑郁症的那段时间。其实“荒唐”,就像道德批判一样,是一个很容易给出的评语。但每个人骨子里可能都有抑郁的倾向,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自我认识的危机。抑郁症患者,何尝不是我们众人的变形记。

  必须怀疑,疯癫和理性,是不是人类精神世界之中的两极。对理性的选择,仅仅是基于策略的权衡,是精确计算收益和损失的博弈结果。福柯的结论是,从人类与真理之间模糊不清的地带开始,滋生出精神的疾病。站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林立高楼之下,我们是那么渺小脆弱。现实世界其实已经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充满宏伟的篇章和荒诞的细节,而如果真理遍寻不见,在天马行空的那些幻觉中,是通往虚妄的满足,还是成为精神上任性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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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罗凤朝 林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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