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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上海人昆仑情

2013年04月12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姜万富编辑:楼曙光点击数: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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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上海图书馆的门口矗立着一尊雕像,那是法国伟大的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塑造出的“思想者”——《神曲》中的但丁象征形象。

  一个强壮的男人,弯腰屈膝,目光深沉。那生命感强烈的躯体,在一种极为痛苦状的思考中剧烈地收缩着,紧皱的眉头,托腮的手臂,低俯的躯干,弯曲的下肢,每一块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似乎他不仅是在用头脑,而且是在用全身的力量在思想。他像一个正在觉醒中的猛士,身体里蕴藏着火山将要爆发时那样的巨大力量。它不仅充分展示人体的刚健之美,而且融进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充满了象征的意喻。

  主题为”与共和国同命运"知青博物馆巡展期间,与共和国同年出生的上海知青,昆仑山的儿子——姜万富,穿越了”地狱、炼狱、天堂”千年文化的时空,他将一生献给了昆仑山。他是当代的但丁,是人间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4月6日,他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上海人昆仑情》是一曲新时代的《神曲》。

  铁血丹心破苍穹,纵然一生莽昆仑。

  郭解2013/4/12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知青朋友:

  大家好!我叫姜万富,是一名老知青,一个普通的基层医生。1966年响应党的号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祖国最偏远的大西北新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农三师叶城二牧场位于南疆的喀喇昆仑山北麓,叶城县西南,海拔高度2200至4850米,属于高寒山区牧场。场部距离叶城县60公里,距离喀什320公里。全场总人口1452人,少数民族占74%,农业连队3个,牧业连队2个。牧业连队分布在昆仑山上,近的距离场部41公里,远的离场部162公里,以放牧羊、牦牛为主。一百多个放牧点散落在大山深处。最远的夏场骑上牲口从连部出发,要走一天才能到达,近的产羔场走一趟也要3个多小时。这里生活艰苦、生产落后、交通困难、缺医少药,属国家重点扶贫单位。周边有三个乡镇,近5万人。

  1966年7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决定了我在新疆奋斗一生的命运。

  下午5点整,在一片锣鼓声、高音喇叭声、亲友们的道别声中,汽笛一声长鸣,满载着知青的列车,开出了上海的老北站。经过4天4夜的火车、七天的卡车长途奔波,车子开到叶城二牧场场部门口,喝了一点水后,又沿着河坝、戈壁滩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停在了长着几棵大杨树的涝坝旁。车前站着很多欢迎的人群,他们大多衣衫不整,全身是土。我朝四周一看没有房子。风沙很大,牙齿一咬,沙沙作响。看到一些人往地洞里进进出出,边上是沙包、戈壁,心情不由得往下一沉,这就是我们支边要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边疆?到新疆去吃大苦、耐大劳,奉献自己的一生,我有思想准备。但是,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让我们都惊呆了。

  看我们没有下车,从人群中走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同志们下车吧,到家了。我是这一连的连长,叫许连荣,我代表全连的同志欢迎你们。这是一个刚成立的连队,地没有一亩,房没有一间,就连公路也没有一条,条件很艰苦,委屈你们了。

  但是,我们兵团人,用我们的双手,一定能在这片戈壁上开出良田,建成绿洲。眼下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将来,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一定能住上砖房,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下车吧!孩子们。”

  老连长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二话不说,背起行李钻进了分给我们班的地窝子,在我的带动下,同志们纷纷下车。是的,这里的建设在从头开始,我们知青的人生也将从头开始。

  第二天我才知到,这里的地名叫“阿克其”,伙房和我们住的几间地窝子,刚盖好不到十天,有很多人还睡在老乡的马厩里,就连这用水的涝坝,还是大队的呢!吃饭时大家都蹲在伙房前的空地上,因为地窝子里会掉土。正如老同志们说的:“新疆苦,真的苦,一天要吃四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还得补。”我们睡的是通铺,一个班十五个人,一个挨着一个。

  风沙大,气候干,条件差,劳动强度更大。每天要干11个半小时,执行的是每半个月休息一天的大礼拜,实行的是食堂包伙,每顿一个大馍一份菜,礼拜天二顿饭,劳动工具是一人一把砍土曼。经过一天的休息,就加入到劳动行列,开始了人生的创业。

  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过三关”,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我虽然出身在上海,但还是工人的后代。1.80米的身高根本不怕出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学习,很快学会了生活和劳动,我每天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受到领导的好评。

  由于工作积极,表现突出,每次劳动竟赛都是榜上有名。在当年的十一月,我出席了在喀什草湖召开的“农三师首届积代会”。领导的信任,荣誉的鼓励,使我工作的劲头更足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底,河水早已断流。随着连队人口的不断增加,涝坝里的水也不多了。为了过冬,连里让男同志全部上去打冰,往涝坝放水。那天,天气特别的阴冷。到下午3点多,才把冰打完、清完。我们班在中下段,必须让水顺利通过后才能回去吃饭。5点刚过,水头带着冰冲了下来。碎冰越聚越多,很快堵住了水流,开始向两边跑水。这时连长骑马赶到大声喊:“快挖开,一冻上就麻烦了”。大家又冷又饿,都不愿意干。我一急,踩着水过去,几下就挖开一个口子,水头直冲下游流去。这时,由于边上的冰被水一泡,加上我的体重,“咔巴”一声冰塌了,我被掉进了水里,一直淹到胸口,。上来后连长说:“我命令你跑步回去,盖被子睡觉”。当跑回房子时,衣服裤子都已结冰,冻得全身发抖,开饭时伙房送来了汤面条。我半夜开始发烧,体温39.1度,医生来打了二针,吃了点药,第二天高烧慢慢退去。这是我进疆后的第一次病假,也让我第一次品尝到了新疆冬天的滋味。

  因工作需要,进疆后的第二年场党委就派我去师医院学习。从1967年9月起,开始了我40多年的从医生涯。从此,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赤脚医生与当地的农牧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我没有学历,基础差,为了提高连队卫生员的技术水平,1971年场党委派我到国防六师医院学习。1977年场党委又派我进修外科一年。这一次次的学习、进修,加上短期培训,使我这从没有学过医的门外汉,经组织培养,渐渐成长为一名能为病人解除痛苦,救病人于危难中的医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阳春三月接春羔,我们从师医院学习一回来,就赶上一年一度的接产护羔,这是牧场生产的重要环节,全场出动。

  接产护羔工作非常辛苦,早晨七点半起床就要检查、清点夜里下的羔子,给大羊不认的羔子配奶,配完后分群,再吃早饭,吃完后马上赶羊群出坡、下山饮水。到天快黑前半小时收坡、进圈,给羔子配完奶后才能吃晚饭。饭后小结一天的工作,再给羔子配一次奶后,才能睡觉。这时已是夜里12点多,还要轮流值班,一人半夜,三天轮到一回。

  生活上就更艰苦了,山上没有水。有雪时,背回来放锅里化,上面漂着羊粪,用纱布一过,水呈黄绿色,很难喝(称:羊粪汤)。没雪时,靠牲口驮水,一天一趟。所以,用水是限量的。早饭,稠苞谷糊,不喝水。出坡时,每人一行军壶水,一个馕。晚上吃揪面片每人二碗,供应开水。什么刷牙、洗脸、洗手、洗脚根本不可能,全免了。只有赶羊下山饮水时,用河坝冰层下面的水洗一洗,喝个够。

  这些苦对我来说,能坚持,只是磕睡有点招架不住,有时饮完水赶羊上山,一坐下就睡着了,冷风一吹惊醒后,赶快找羊,真难熬。

  三月是昆仑山下雪最多的时候。1968年3月28日,让我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前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早上起床一提堵门的毡子,“哗”的一下,雪冲进来埋住了我的双腿,我吃了一惊。向外望去,白茫茫天地一色,向外一走,雪已超过我的腰。用尺一量,一夜间整整下了1.10米厚,我预感到麻烦了。

  28日,是连部往羊群送粮食的日子,我们只剩下不到一天的口粮。负责我们羊群的付连长说:“不要怕,有羊在人就饿不死,没柴火,烧棚圈边上的木料”。同时让我和一名工人同他一起出发,想办法与连部联系,其他人打扫羊圈、配奶。

  我们三人一人一根放羊棍,绑紧腰带后,估计了一下大致的方向出发了。路好难走啊,特别是领头的,走不到300米就得换一下。雪太厚,根本分不出脚下高低,失去了方向感。当走了不到2公里时,我脚下一滑,掉进了沟里,放羊棍也不知丢到那去了。沟里的雪有2米多深,我费了好大劲才伸出脑袋,快憋死了。脚下很滑,坡又陡,怎么爬都上不来,我身上很冷。最后,付连长和牧工用手上放羊棍延伸下来,费了好大劲才把我拉上去。连长说:“往回走吧,再走下去太危险了”。回到屋里,我全身是冰,用杆面杖一阵敲打后,才脱下衣服。

  雪,象一床无边的棉被,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羊饿得只能舔雪,咩咩直叫。体膘太差了,有的羊卧倒后再也没能爬起来,死羊羔很多、好惨,很多牧工都哭了。

  人也断粮了,我们把死羊剥下皮后,肚皮透明的象层纸,只能卸下四条腿,放在锅里煮熟后,加一点盐,谁饿谁吃。说实话,死羊肉真难吃,又腥又膻让人发呕。吃了一天就再也吃不下了,我把死羊肉削成薄片,沾上盐水贴在馕坑里,烤熟烤黄后拿出来吃,味道要好一些。少数民族也一起吃,按宗教习惯他们是不吃死羊肉的,没有办法呀。

  到第六天夜里二点多钟,睡梦中似乎听到有驼铃声,披上棉衣出去一看,真有六峰骆驼停在了地窝子后面,没有人?牧工也出来了,走近一看,赶骆驼的人已经冻僵,骑在骆驼背上不动了,话也说不出来,胡子、眉毛、帽子上全是冰霜。我们连忙把他架进屋子,烧火、热水。过了一个来小时,牧民才流着眼泪慢慢地说出话来,他是天蒙蒙亮就离开连部,平时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却走了近二十个小时才到,连骆驼都快走不动了,人也差点冻死。

  骆驼驮的是苞谷料,还带来一封信,是让大家安心,场里正在全力救灾,并且让把信和苞谷料尽量往前面羊群传,后面的物资很快运到等等。苞谷料很少,只有10个大半麻袋。但是,骆驼踏出来的一条路很宝贵的(骆驼有找路、找水、辨别方向的特殊功能)。

  第九天,机关干部,连队职工,每人一个口袋,背着粮食和苞谷料,延着这条踏出来的路,向上爬了八、九个小时,硬是把救灾物资背到了羊群,连续背了三天。

  下山后,场里对表现突出的同志进行了表彰,我被评为“接产护羔能手”,“抗灾积极分子”。好惭愧,一场大雪,羊死了那么多,我那是什么能手啊?让人觉得心痛。如果不是背料上山,不是天气放晴,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接产护羔结束后,由老医生带着我们实习了半年,被分配到各单位。因为我在接产护羔中的良好表现,畜牧二连领导点名要我,我真的与昆仑山有缘,服从命令,上吧!

  我到放牧点巡回一次,一般要一星期左右,长则十天、半个月。除了在途中喝凉水吃干馕,其他吃住都在羊群。有时遇到山洪,就只能在野外过夜。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近百个放牧点的沟沟梁梁,都留下了我的脚印。我真正成了马背、驴背医生。

  冬天的昆仑山,特别的寒冷,也是病人最多的季节。下雪时,又是急诊病人多发的时候。记得在1968年10月的一个中午,当第一场雪刚停,就传来口信:有一个牧民,在赶羊时不慎从石砬子上摔下来,头部受伤、流血、昏迷。我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走了。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奔波赶到时,发现病人头部伤口外翻、出血,血压偏底,病人还在昏迷中。经简单消毒、包扎,病人情况少许稳定后,我和另一位牧工,用二根木棍绑成担架,用两头驴把牧民运回连部。经清创、缝合、包扎,打完针后已是深夜两点多。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处理外伤性失血病人。还有第一次抢救大叶性肺炎昏迷病人;第一次处理难产;第一次护送股骨骨折病人转院;第一次……。多少个成功的第一次,拌随我成长和成熟。

  12月的一个中午,我背上药箱徒步到附近山上给一位发烧的病人看病。处理完病人要下山时,天又下雪了,就加快了脚步。坡上有近10公分厚的雪,刚下到一半,脚下一滑摔倒了。人顺着山坡向下滑,越滑越快,眼看快到悬崖边,前面正好有一块二、三百公斤的大石头。我侧身猛的一蹬,人停住了,只听“轰隆”一声,石头被我蹬得滚下了悬崖。悬崖有30多米高,下面是河坝的冰块和大石头。这时吓得我大脑一片空白,大约过了10来分钟,一阵钻心的疼痛刺醒了我。慢慢地站起来一看,里外三层裤子全划破了。左侧从大腿到臀部,几道伤口还在流血。胳膊肿了,很疼。药箱摔破了,药品、器械丢得到处都是。由于惊吓加上伤痛,我的心情有点沮丧,只把附近的药瓶、器械捡了捡,用绷带把药箱捆了捆提着,忍着痛一拐一拐地走回房子,包扎了一下伤口,晚饭没吃,脸也没洗就睡觉了。想想给别人去治病,自己却伤成这样。但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没有那块大石头,我……?

  1974年,我被派到云母矿担任卫生员。这里是祖国的最西端,紧靠塔什库尔干边界,与印度、巴基斯坦相近。经过半天的汽车、七天的步行后,来到了“三苏”云母矿,这里群山环绕,雪峰林立,我们驻地海拔4800米。这里三面是山一面坡,最多的是冰雪、石头,最少的是泥土、植物,最缺的是粮食、燃料,最想的是蔬菜、水果,最盼的是早日下山。这里没有雨,云一来,不是冰雹就是雪。这里没有四季,只有冬天。

  主要采矿点是一号矿,海拔6130米。海拔高,空气稀薄,95%以上的人到了这里,都会有轻重不一的高山反应。头痛欲裂,寝食难安,一般3、5天后逐步适应。我该是昆仑山的命,除了走路干活气喘外,能吃能睡,头也不疼,一切照常。

  我们的住房是用山边的风化石片摞成的墙,长钢钎当檩条,棉帐蓬盖顶,粗铁丝固定。墙四面透风象个筛子,外面刮风里面灯灭。床是用石片堆成,天晴冰雪溶化时,床下流水。好在房顶还可以,一般不会漏。门口挂条毡子挡风、防野兽。

  “宁开一天矿,不爬一趟山”,可见爬山的难度。驻地到一号矿落差1330米,背炸药、钢钎、水壶、干粮等,要爬2—3个小时。坡陡加上冰雪,十分费力而且危险,体力消耗很大。所以规定每人每年必须完成上山背500公斤,下山背1000公斤的东西。每天要干近10个小时的活。全年任务是20吨原矿,早完成早下山。所以,大家干得都十分卖力。

  在六月的一天,山下苦那洪大队的民兵在训练时,患流行性感冒全部病倒了。大队派人到矿上找医生,我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骑着马就去了。处理完病人,准备返回矿上时,传来有一位女同志得重病的消息。这时,因后山雪崩洪水暴涨,使前往已无路可走,如果绕道要走一整天。村民说,有一条黄羊走的路,很危险。我向村民问清了方向就出发了。走出不到一公里就只能在悬崖峭壁上攀援。我双手紧抠石缝,有时身子悬空,仅靠八个手指向前移动。下面,洪水翻滚着石头汹涌向前,涛声震耳欲聋,有几次差点掉下悬崖。当时我真想把药箱扔掉,但又一想,没有药箱要我干啥?咬牙坚持攀完了最后一段悬崖后,到达平缓的坡上时,已是大汗淋漓,筋疲力尽。这段约2公里的悬崖整整爬了两个多小时。因为及时赶到,病人得到了及时治疗。事后我才知道,这里5年前摔死过人,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走过了。

  多次经历使我感到,牧民们生活在这偏远的深山里,太艰难了,真的很需要医生。长期的交往,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探亲,对上海知青来讲,是最迫切最向往的。能与家里的亲人、朋友们团聚、过年,真的太幸福了。但是,对我们南疆的知青来说,却是一次次艰苦的旅程。

  当年,南疆没有火车,公路运输非常落后。经过8天的颠簸后才能到达乌鲁木齐,一路上车祸频繁,如果遇上天灾就更苦了。

  1976年2月的一次经历使我终生难忘。在我们返回新疆的途中遇到了麻烦。下了火车买不到长途汽车票,说是南疆下大雪,车子停发。等了三天,好不容易等到有车,连忙买了两张票。顶着风雪,一路辛苦,好不容易在第五天赶到了三岔口客运站住下。

  第二天,路面的积雪有20多公分,汽车虽然跑不快,但还能不停地走。傍晚到达阿图什的时候,天又开始飘起了大雪。公路两边出现了汽车翻车、窜出公路、碰车撞人的现象,惨不忍睹。驾驶员停下车说:“看来今天够呛,车上有那么多的妇女、孩子,我也很担心。万一抛锚在这大雪中的戈壁滩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能不能到喀什,就看车上的20几位小伙子了。前面还有40公里路,我的意思是:分成两组跟在车的两边,车要是偏了,马上推一推,保证车的路线和平衡,累了换一换,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10个小伙子下车后,汽车继续前进,每走2-3公里换一批。

  汽车在雪地里显得很轻,就像冰上的鸡蛋壳。哪怕碰到一小块石头、轻轻一颠,车子就会滑到一边。两个人用肩膀顶一下,车子又过来了。

  走出十几公里,迎面是两辆相撞的卡车。一辆空车滑到路基下,另一辆货车斜在公路上,挡住了去路。肇事车的驾驶员说:“我的车坏了,动不了了,怎么办?”。车上的年轻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推”!二十来个人没有费什么劲,就把一辆重车推到了路边。

  司机小心翼翼地驾驶,我们紧紧地跟在两边。虽然很累,可喜的是汽车走得还算稳当。雪越下越大,一路上几经艰险,总算在夜里1点半,汽车开进了喀什天南饭店旁的长途汽车客运站。把看门的门卫吓了一跳,说:“你们是从天上飞过来的吗?”再一看,大家身上全是雪,胡子、眉毛上都是冰霜。摇着头说“真的不敢想象”。

  车子到站了,驾驶员也冒着风险完成了任务回家了。可是,我们车上的大部分旅客,在这冰天雪地的深夜,却不知道能在那里过夜?

  所有的招待所全客满,我找了几家旅馆,也没有找到一张空床位。已是深夜两点多了,我们又累、又饿、又冻。只能在候车室里过夜,等天亮再说吧!

  候车室的门窗,在“文革”武斗时被砸光了。门口、窗台下积了厚厚的一堆一堆的雪。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一大群人只能挤在屋子的中央。

  我在路上推车、雪地里奔跑时出了一身汗,裤子鞋子都湿了,现在一停下来,冻得浑身发抖,我的妻子坐在旅行包上流眼泪。我怕冻着孩子,只能脱下风雪大衣把孩子包好,放在两个旅行袋上让她睡觉。这一夜,幸亏我在乌鲁木齐买了一塑料桶散装白酒救了我。我慢慢地喝了一夜,身上暖和了些。

  天亮后,我让妻子和孩子在车站等着,我到草湖农场招待所(现四十一团在喀什的草湖宾馆前身)去想办法。一出车站,雪就埋到腰部,足有一米深,一公里半的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走进去一看,我太高兴了,有十几个人都是二牧场的,驾驶员、出差的、探亲回来的、来喀什看病的。一见到我都很吃惊。当问明情况后,我们的财务科长和会计(都是知青)立刻说:“走,马上把你老婆、孩子接过来,我们帮你拿东西去”。又是近两个半小时的奔波,总算把母女俩给接了回来,累得大家一身汗。在路上我才知道,他们是前天晚上到的,比我幸运一点。

  招待所哪里还有空床位?大家也顾不了分男分女了,在一间大房间里,腾出一张床给我妻子和孩子睡,我们三个男的睡两张床,只能这么挤挤了。

  这时的喀什已成了孤岛,进不来出不去。阿图什至喀什的41公里路上,陷下了800多辆车。消息传来说:在一辆离人群稍远的车上,冻死了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

  阿图什军分区派出了骆驼队,驮着木箱、保温桶上了公路。见人就发一个热呼呼的大白面馍馍,一碗开水,让人感动得直掉眼泪。是的,关键的时候还是要靠咱们的子弟兵啊!

  在城里,沿街乞讨、要饭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为了抢一块苞谷馍,被打得头破血流。

  好不容易熬到第十天下午,传来消息说:通往英吉沙的公路通了,除了救灾运粮的车能进,其他的车一律只准出不准进。牧场驾驶员说:“走,我现在就去把车上的货卸掉一半,把你们全部拉上,明天一早走.再待下去我们大家都得要饭了,有事情我顶着。”

  汽车好不容易到了莎车县,又没法走了。莎车至泽普县的公路翻浆翻得一塌糊涂,沿路陷下的车望不到头,连推土机都没有办法走了。怎么办?只能住下啰!

  又等了漫长的四天。第五天中午,我们沿着莎车一公社,由养路段从棉花地里开出的便道,闯出了莎车、经过泽普边界,连夜赶回了牧场。这次探亲归来,整整走了28天,(加插)一路上惊险不断,艰难重重,大伤元气。还好大人小孩都平安。我差一点钱尽粮绝,就要去要饭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经场研究决定,送我出去进修外科。任务是:时间为一年,拿下阑尾炎、疝气等,学完回来必须能开展手术。

  在历史上,这里从来没有外科医生,一切都将从零开始。要完成场交给的学习任务,对我这个没有学历的卫生员来讲,除了刻苦学习,就是埋头钻研,没有捷径。我知道外科这条路不好走,风险大。而这次进修,也许就是我最后的一次,所以,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同时,压力也很大,外科手术是多人配合的工作,要想让场里再派人来学习麻醉、手术室护士等,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让我全部拿下。

  进修是件苦差事,要眼勤、手勤、腿勤。从最脏最累的事做起,如:清洗回收的脓血纱布等,连护士们都感动了。只要有机会上手术台,无论是白天黑夜,我绝不放弃一例。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参加和主刀完成的手术达400多例。

  记得有一天,我在手术台上整整干了11个小时,一有空闲时间,就看其他医生管的病人和病历,以积累更多的临床经验。晚上看书、背步骤、要点、到深夜。几乎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头发一把把的掉。有位领导说:“想不到你学习起来这么不要命”。

  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收获不小。我不但全面完成了学习任务,还拿下了肠梗阻、一般的骨折处理、手术等,拿下了妇产科的人流、中引、绝育、宫外孕、剖腹产以及难产的处置等手术。对外科、妇产科常见病的诊疗,有了较系统的认识。掌握了常用麻醉的操作技能。学会了手术室护士的各项操作技术。

  我要学会一切,回去再教别人。因为我是牧场的第一个外科医生,又是上海知青,失败不起。

  回到场里,在场领导的支持下,经过一个月的忙碌,建起了二牧场有史以来第一个简易手术室。说是手术室,其实只是一间带套间的土坯房、泥巴地。在房顶上绷一块塑料布,防止掉土。没有紫外线消毒灯,用乳酸熏。风沙大,窗户透风,就用纸糊上。照明用日光灯加反光灯,遇上急诊没有电的时候,用手电筒照明。没有自来水,用白铁皮水箱装上个水龙头。简易折叠式手术床,配上小型器械台,准备了二套手术器械和各种包、泡手桶等。条件虽然很简陋,但必竟是当地的第一个手术室,使这里的医疗条件有了改善,关键时刻能开展抢救和手术。一直到94年,才搬进了砖木结构的手术室。

  在开展手术前,我对参加手术的人员进行了三天的培训.又邀请了国防六师十六团卫生队的医生、护士来作一带一实际操作示范。第一批手术准备了十例,手术全部获得成功。

  从此,卫生所在周边几个乡里名声大振,前来就诊、咨询、手术的病人逐渐增多。极大的方便了场内外的众多患者,抢救了不少病人的生命。

  例如:1978年9月的一个中午,牧二连卫生员送来一病人,女,维吾尔族,二十一岁。即往史:未曾生育,患者停经二月。上午突发下腹剧痛,因病人情况不好,诊断不清,送场卫生所。经查:确诊为“宫外孕破裂”,血压仅40/20MMHG,赶快做术前准备。经二个来小时的手术,从腹腔内取出积血1500毫升,其中800毫升加抗凝剂,经纱布过滤后输给病人,实际失血700毫升,手术结束时,病人血压已回升到90/60MMHG,第三天自己下床活动,一周拆线,愈后良好。

  10月中旬的一个上午,送来一急腹诊病人,男,汉族,四十七岁。痛苦面容,右侧卧位,轻度恶心,于昨天下午开始腹痛,今晨加重。经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伴阑尾穿孔”,准备手术。打开腹腔后切除阑尾,清洗腹腔作烟卷式引流,经治疗后一周拆线,十天出院。

  在各种刀伤中,最难忘的是1996年7月抢救的一名患者,男,维吾尔族,二十六岁。因斗殴刀伤,导致股动脉破裂,失血性休克。病人垂危,血压30/10MMHG。在没有血源的情况下,经压迫止血、升压、输液、手术,抢救成功后,病人转危为安。

  的确,在我们的诊所里,能救活这样的病人,我很欣慰,虽然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一直守候在病人身边。但是,当病人清醒后,家属们含着热泪紧紧握住我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的时候,我满足了,让我真正地感受到什么是成就感。

  在以后的工作中,先后开展过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付件切除、鞘摸积液……等各种手术以及骨折的处理,尤其是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成了当地的主力军,无论是男扎、女扎、中引、大引、人流等,都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在这样的简易手术室里,20多年来共完成各类手术2000多例,无术后感染和手术意外。

  几十年的朝夕相处,当地的百姓对我非常信任。只要有病人找我,我都会尽力为他们诊治,不管有钱、没钱,先看了再说。所以,这里的农牧民都愿意找我看病。其实,我这里的医疗条件很简陋,主要靠的是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一台便携式黑白B超机。

  因为条件有限,只能开展一些三类手术,如:阑尾切除,疝修补术,膀胱结石和一般骨折处理等。当然,遇到一些急诊病人,在无法转院的情况下,为抢救生命,硬着头皮也得做。譬如:剖腹产、肠梗阻、动脉破裂、重度外伤、宫外孕破裂等。

  我知道,这里各项检查都没有、在没有血源的情况下,做这些手术是很担风险的。但是,山区的病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找车送到县城,那是必死无疑。尤其是对有机磷中毒病人的抢救,根本就没有转院的时间。说实话,我是一名医生,我没有权利见死不救。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医护人员到连队,下羊群巡回,开展:常见病诊治、普查血型、拔牙、头癣普查等,在遇到急诊时随时出发。有时,为了方便山上的牧民下山不容易,做手术难,只有带人上山,到连队开展手术。

  1980年的“回城风”,同样波及到有着100多名知青的牧场。他们主要来自上海、浙江等地。艰苦的环境,使知青们以各种理由纷纷离开了牧场。

  想回上海吗?想!上海的高楼,上海的交通,上海的繁华,上海的生活,还有上海的亲人……,哪能不想呢?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但是,我又觉得他离我太远,并不属于我,起码在我退休前不属于我。原因是:

  我进疆时是个单身,现在是有妻儿的人了。我母亲是个家属,1971年我父亲去世后,一直由我三个姐姐照顾着他的生活,我回来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吗?我既然成了家,就应该把这个家撑起来,哪怕生活再苦,因为我是个男人。回来过那种如同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受不了。

  学医十几年,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尤其是进修外科回来后,工作开展的很顺利,才两年就走了?在上海,有技术、有本事、高学历的医生多了去了,根本不需要我。尽管这里很艰苦,但当地的病人需要我、离不开我。

  再说了,一个人活着总得为社会做点什么吧!这里远离城市、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很严重,遇到急诊,没有医生抢救真的不行。医院的骨干全是知青,现在都走了,难道让医院关门?当地的百姓怎么办?一些老人紧紧拉着我的手问:“您也要走吗?不给我们看病了?”我知道,他们多么盼望我能留下啊!

  是的,我如果坚持留下,就回不了上海。但是,我可以用我的一技之长,为解决当地就医难尽一分力。虽然我的本事不大,能为病人解除一点痛苦,多挽救一条生命那该多好啊!面对满怀希望而来的病人们,我真的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们、离开我的工作岗位。

  思来想去,我最终选择了留下。走了,都走了,走得连找一个上海人说说家乡话都困难。我只有一头扎进工作里和病人在一起,反而觉得痛快。

  忙吗?真得很忙,由于地处山区,条件艰苦,引进人才十分困难。有多少人,当他们在技术上少有成熟,考上医师执业证后,就纷纷离开了这里。

  人最少时,只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每年要接待门诊病人1.1-1.4万人次,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雪,遇到急诊,随叫随到。八小时外、节假日,并不属于自己。有时白天病人多太忙,手术只能放在晚上做。

  由于工作忙,导致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上对不起老,下对不起小。在父母面前,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对他们我生不能养老,死不能送终。在孩子面前,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为了工作,早早地把孩子送回了内地。我欠他们的情太多,只能愧疚地面对父母的墓碑说一声:“原谅儿子的不孝”。

  四十多年来,我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平凡的工作。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工作。我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更不是英雄。但是,当病人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地为他们解除痛苦,挽救他们的生命,因为,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即使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取得了较好的口碑。这也是兵团培育的结果,如果不是组织的培养,我就不可能成长为如今的党员,受人尊敬的医生。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包涵着多少人的心血,是他们用爱心,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懂得了什么是兵团精神。

  在破冰引水时,我掉进冰水里,教导员不放心,整整守了我一夜。

  68年的一场大雪,我掉进了积雪厚达二米多的山沟里,是副连长的及时救援,让我脱险。

  六十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赶着毛驴车走了近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让我尝一尝他们家第一次产的牛初乳。

  当我患上雪盲症后,是牧民的妻子,一日三次用羊奶为我点眼睛,缓解了我的症状。

  我的脚受伤后,在上矿途中,维族牧民宁可牵着骆驼走了三天,也要尽可能地把毛驴空出来让我多骑一会。

  在云母矿我为抢救病人攀爬悬崖,因不知道路而命悬一线时,一位不知名的牧民,在河坝对岸大声引导我两个多小时,直至我脱险,当我到达平缓的山坡时,那位不知名的牧民已离我远去,我连说一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

  每逢古尔邦节、肉孜节,他们都会在节日的第一天,争着把我请到家里,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一起过节。

  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一直在用他们的真诚和爱,温暖着我的心。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一个能为他们解除痛苦的医生!

  有多少兵团老战士,在枪林弹雨中是英雄,在屯垦戍边时是好汉,为了边疆的建设事业,最后把忠骨埋在了那里。

  与他们相比,我做得太微不足道了。领导的关心,前辈的榜样,百姓的爱戴,兵团人的精神,一直是我扎根边疆的动力。

  是的,在这偏远的喀喇昆仑,有着那么多的好心人。虽然那里的发展还很落后,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当你融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就会净化你的心灵。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只有在他们中间,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医生。

  如果说,是我的事迹感动了别人,更应该说,是那里的人们感动了我。

  曾有人问我:你一个上海人,在新疆山区工作了四十多年,几乎耗费了你的一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出了多少力,救了多少人,做了这么多的奉献!新疆给了你什么?你值吗?

  我认为:人生的价值,是当人民需要你,你的工作又被百姓认可的时候,就有价值。这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更不是首先想自己得到了什么。也可能我是个最穷的外科医生,但是,我活得充实,有意义,有价值。因为,我得到了百姓的认可。

  我先后荣获兵团“先进工作者”、“感动兵团十大人物”、“兵团优秀共产党员”新疆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开发建设新疆奖章”,“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农村优秀人才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2009年,我被当选为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奖。9月20日参加了“全国第二届道德模范颁奖仪式”。

  9月29日,我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奖章”,出席了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9月30日,我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参加了“庆祝建国60周年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建国60周年大阅兵”中,我代表全国70万乡村医生,登上了卫生部的彩车。接受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晚上,在天安门观看了“庆祝建国60周年联欢晚会”。

  还观看了“建国60周年成就展”、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游览了“八达岭长城”和故宫等。

  从9月16日启程到10月2日回到上海,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珍贵的17天。

  2010年在上海,被评上“《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

  2011年,在“《我们共产党人》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上。我有幸能成为展出的九十位名人之一。

  在这么多、这么高的荣誉面前,回想自己,做得太少太少,而我们的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多。

  现在,我退休回到了上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我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人,同时,我又是一个兵团人,是西部边陲这方热土养育了我43年,我忘不了那风雪中的喀喇昆仑,淳朴善良的维吾尔族,雪山脚下的牧民们。

  借此机会,我要衷心地向关心、帮助、支持我的所有领导和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大家”。

  20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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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12-07 16:15:49 评论:感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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