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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报道

逆境中崛起——记上海老知青袁启鸿

2007年06月10日
来源:作者:贾宏图编辑:林云普点击数: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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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当年在黑河下乡的知青,谁都忘不了龙镇。这个三等小站,当时是北部线的终点,无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都在这里下火车,再转乘汽车、拖拉机、马车,分赴荒原深处和密林之中的几十个兵团农场的几百个连队,豪情满怀地投身屯垦戍边的战斗。这里曾像战争年代的兵站一样,每天涌动着穿着黄棉袄的年轻人。这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了在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如曾担任过国家环保总局长的谢振华(北京知青)、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北京知青)、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刘东辉(哈尔滨知青)、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北京知青)……

去年冬天,在那个飘雪的日子,在去黑河的路上,我有意绕到了龙镇。它已成了一座街道宽阔,建筑现代的小城。那黄色的火车站还在,可广场上全无往日的青春喧嚣和人群熙攘了。我在站前徘徊许久,找不到我和战友们当年的足迹,却想起来了一个上海老知青袁启鸿的悲情故事,龙镇是他的伤心地。
老袁和我一样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本来我们都有着美好的人生前景,当年我们虽然分别在上海和哈尔滨,但都被推荐为留学法国的预备生。从天而降的文革如狂风暴雨,把这一切都化作泡影。1968年8月,他受上海黄浦区的委托带领300名知青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师五团(五大莲池)下乡,另外由同是老高三的优秀学生方存忠(现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带队去了五师。半年以后,工作能力突出的老袁被师后勤部调到龙镇组建物资批发站。当时他还没入党,却被任命为站的整党小组和清查专案小组的成员。真是福兮祸所附,他的人生悲剧就此开始了。
1970年3月,在老袁刚过完22岁生日的第二天,他突然被隔离审查了。一时间,批发站院里贴满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启鸿的大字报,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张贴反革命标语,唱反革命歌曲,组织反党小集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非法混入共青团……其中最严重最核心的罪状是“张贴反革命标语”,现在看来十分荒诞,当时就是触目惊心了!
1969年12月,为欢送一师的“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到哈尔滨开会,龙镇批发站在招待所门前搭建彩门,要在两米多高的门前贴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那天晚上又黑又冷,老袁从哈尔滨出差回来,看到负责贴标语的两个女青年很辛苦,就跑来帮忙。他站在两个摞起来的方凳,两个女青年一个为他扶凳,一个给他递标语。为了贴得均称,老袁先贴当中的“席”,再贴第一个“敬”和最后一个“疆”,再贴“毛”和“寿”字,接着贴“祝”和“主”字,最后贴“万”和“无”字。由于写的是隶书字,“万”字和“无”字有些相像,又由于天色昏暗,最后把“万”字和“无”字贴倒了,“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万疆”!第二天早上发现了,他们吓了一大跳。老袁他们马上改了过来,又作了认真的检讨。现在成了他最大的罪行!
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是因为他自发组织几个爱学习的青年学哲学,经常讨论理论问题,还办了一个“学习园地”。还有人说他自己在宿舍唱歌时,把“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唱成了“我听枪的话,党听我的话”。所谓“混进共青团”是因为他的入团登记表上少了一个公章!其实,老袁被编织这么多罪状的原因,是他反对在只有400人,成立不到一年的批发站揪出了17个反革命和贪污犯,因此他得罪了主要领导。这位掌权者亲自发动了对一个知青的政治运动。
老袁成了第一个从知青演变成反革命的典型,向全省通报,然后开始了对他的武装看押和巡回批斗。首先被剃了鬼头,还付了2角钱的剃头费。游斗是在严酷的1970年初春进行的,范围是从龙镇北到孙吴,南到德都的方圆几百公里。批斗他的多是和他们一起来的知青,虽然已经来到边塞,但红卫兵们的革命意志并未消退!批斗前他被捆住双手和双脚,堵住嘴,扔在解放车的车厢里,脸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一般要走四五个小时,如果要小便只能尿在裤子里。一到目的地下了车,或立即进会场接受三四小时的批斗,或者先去干掏厕所的脏活累活。有时开完批斗会已经半夜了,他刚躺下,又进来一些人把他从炕上拖下来,用麻袋套在头上,接下来是一阵拳打脚踢……又是知青们的恶作剧,老袁也是哭笑不得。
那时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忍受能力到了极限,他在思考用什么办法可以痛苦少一些地死去。终于在1970年5月的一个寒夜,他趁看守他的人熟睡的时刻,把一条绳子挂在了房梁,并把自己的脖子伸向了绳套。这时他看到满天闪烁的星斗,抚面而来的春风,一下子让他清醒了,他想了她父母早逝后把她养大的姐姐,想到了多年关爱他的老师、同学;他也想到了如果就这样死去,谁来为他洗刷他的不白之冤!
在犹豫之间,终于被人发现,他走出鬼门关,又回到了地狱。批发站的工作组决定把他送进监狱,建议判刑12年,但监狱人满为患了,无力接收。老袁只得就地改造。当时每天5点钟起床,先到煤场装一车6吨煤,早饭后清扫供应站大院,清掏厕所,再为全院的三个食堂的15口大缸挑水,每天18吨,每挑一担水要走100米!马不停蹄般干完这些活,已是晚上十多点钟。他每天爬上床铺都十分艰难!
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师里的一位副政委说话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千里迢迢从大城市跑到你穷山沟,就是为了来当反革命的?你们这么做怎么能让千千万个知青家长放心!”1971年初夏,老袁被解除看押,“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连队劳动。这以后他又去大兴安岭伐木,在零下52度的严寒中,他学会了把顶天立地的大松木放倒,也学会了用大海碗喝酒,他又恢复做人的尊严,还赢得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尔滨姑娘鲁际的爱情。现在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大学毕业成了专业人才。
1977年,和祖国共患难的袁启鸿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当时他已经入了党,恢复了在供应站的工作,分管全师的煤炭的采购供应,那是权利很大的岗位。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高考――他没有请一天假复习功课。第二年春天,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报到时,老师告诉他,你四门课考了394分,只差6分就是满分,是全省的状元!还给他看了登载这条消息的《黑龙江日报》。
后来老袁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入学后当了77届学生党支部书记;当年夏天,他被平反,他档案中的“反革命”材料当面烧掉。1982年毕业后到哈尔滨锅炉厂工作,第二年第一批晋升工程师。1985年在机械部出国英语考试中获第一名,接着受命到美国CE公司技术合作,参预设计世界一流的电站设备。回国开始担任锅炉厂处长、生产长、副厂长。1994年10月年开始担任哈尔滨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后来又担任哈尔滨锅炉厂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哈尔滨的几十万知青中,老袁是企业界的最高领导,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他陪中央领导到“三大动力”视察,和外商谈判,到香港组织股票上市。他西装革履,满脸风光。
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找到了老袁,他急匆匆地来见我,提着装满材料的书包,好像是来上课的大学教授。他已不再担任企业领导了,而成了一个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专家。他的名片印着十几个头衔:省政协常委、市人大常委、全国西部开发顾问、中国管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还有许多大学的特约教授。他奔波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和大学的讲台上。他从书包里给我拿出他的一篇篇论文,他告诉我他2000年就给朱总理写信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他作了很长的批示,让国家计委领导听取我的意见。他三年前就提出过建立“节约性社会”的建议,他最近又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给省政府写出了报告……
在老袁滔滔不绝的讲演中,我又看到了一个饱经磨难的老知青的永不干涸的激情;在他那厚厚的论文中,我又感受到一个忠贞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和民族深深的忧思。我还看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老袁没有给我提供关于龙镇悲情故事的细节。但我想他心中涌动的热血中肯定有来自那里的坚强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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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罗凤朝 林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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