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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华章

回忆在贵州黄家坝下乡的日子

2019年02月15日
来源:作者:史平编辑:何月琴点击数: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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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69年3月21日的上午,在上海澎浦乘上了知青专列,我象千千万万的同学一样,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去了贵州下乡。那年的火车可没今天的高铁那么快,摇摇晃晃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了遵义。当时的遵义还是个很小的城镇,建筑也非常简陋,沿街的房子都是木头的,有许多已呈现歪歪的平行四边形,我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房子,真担心一阵风吹过它会倒下来。来到遵义后,进行了一天的休整和重新分配。地方组织我们去了遵义会议旧址参观,进行了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招待我们吃的是二米饭,也就是大米和包谷粒混在一起蒸的饭。样子挺好看,金黄黄的,我们起先还以为是蛋炒饭。抢着吃。但吃进嘴里才知道粗糙难咽。菜还算可口,有一碗粉蒸扣肉和一些长叶子青菜。味道都有点辣。后来才知道这是贫下中农招待我们最好的饭菜,而且已经特地少放了辣椒。第二天就让我们分别乘了畅蓬大卡车,奔赴真正的农村去了。
 
    一路风尘,我们来到了远离遵义一百四十几公里的黄家坝公社。我还算幸运,被分到了离公社最近的民建大队北斗生产队。同去该生产队的有四男两女。四个男的都是我们向明中学初中的学生,两个女的比我们大,是向明高中的学生。我们又受到了北斗生产队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也许因为我们是第一批从上海来的知青,所以生产队十分重视,给予了很好的优惠和照顾。他们腾出了生产队的仓库房给我们住。这也是队里最好的一座木结构的房子。当时队长和副队长家还都是住的土胚房里。分给我们住的屋子高大而宽敞,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东面有灶间,房前有庭院。据说是以前富农的房子。我们隔壁住的是五保户冉八娘,东边的邻居是生产队盛付队长,西边的邻居是李四爷。南边的邻居是大姓祝家。北边是茅房,坟包和自留地。房子座落在湄潭到遵义的公路边拐弯处。车子不断地在屋旁开过,让人不感到太冷清。坡下是一口井,一口方圆几十里都知晓的井,流水长年不断,清凉甘甜,神奇的是,即使下雨,周边涨水淹过了它,井水也是与其它水泾渭分明,不会混在一起。我们这个生产队原来就是以这口井起的名,叫麦斗堰。文化大革命中才改成北斗生产队,但农民们还是习惯叫它原来的名字。
 
    下乡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尽快地自理生活。在住的方面倒还没什么大的难处,只是不习惯晚上两间房间共用一个电灯泡。而且水电站发电供电不足,100瓦的灯就象油灯差不多亮。到十点后就没了。而且还不保证天天亮。没电的时候就只能点煤油灯。刚来还真不习惯,后来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最不习惯的是用水。水井有好水,但要下去挑上来。人小个矮又是往上挑,经常是没到半路就摔了或是洒了。碰上下雨天,坡路泥泞,更是怕挑水了。所以一般用水都宁愿跑到下面水井边去用。只有做饭才可用挑上来的水。
 
    刚下去的半年里,国家还给我们每个知青每月九元钱的伙食费,我们就用它每月搭伙在隔壁李四爷家吃。半年以后不发钱了。就只好自己做饭了。先是两个女生做饭,男生轮着挑水,后来一同去插队落户的两个高中女生也要出去表现自己,宁愿干活也不愿意在家替我们烧饭了。我们四个男生只好每人有一天留在家里轮流做饭。我学会做饭还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做饭并不难,主要是掌握一个火候还还有加的水量。炒菜就比较难了,好像看上去是加油,放盐,加水煮,但是这个火候时间确实很有讲究的。留在家做饭,看似比出工干活轻松,其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我切菜就把自己左手手指端给切掉了一片,血流如注。神奇的是,当我从镇上的卫生院包好伤口回来。其他同学留给我的菜中,居然我吃到了自己切下来的那一片肉,真是谁也解释不清是什么道理。
 
    做饭难,特别是怕挑水,但难的是你没有柴火和蔬菜的日子。街上倒是有买柴火和蔬菜的,可是我们每天的工分仅一毛九分钱,根本买不起。生产队就分给我们一块自留地,在农民的指导下,我们自己种蔬菜。尽管我们很卖力地种菜,但是总有时候衔接不上,就会没菜吃。那时,也是经常过着用盐水泡饭,酱油泡饭的日子。没的莱吃了,偶尔也会顺手拿点老乡自留地的蔬菜,夜晚集体出去偷菜的事也是有过的。去鸭子棚里鸡窝里偷蛋也是有过的,那时也是无奈之举。最搞笑的是一次出去偷鲜玉米吃,因为不懂什么样的玉米是没长熟的。也没敢打手电看,结果摘了一大堆回来剥开都是没玉米粒子。又不敢丢岀去。就在住的屋里挖了个坑埋了。第二天老乡们发现玉米地被糟踏了,他们绝对想不到这是人干的,因为人不会折没长熟的玉米,所以都说是山里的猴子来捣的乱呢。我们一个个在肚子里暗笑不已。
 
    烧柴就更是我们的大问题了。我们生产队因为离山远,所以没有柴树林。砍柴要到几十里外的山里去,再背回来。一次就是一天。要烧煤也要到几十里外的小煤矿去买,再拉回来,也要一天时间。这可是每个月的一件大苦力活。砍柴或拉煤的那天我们四人全体出动,天不亮就出门去,只带点干粮,口渴了就是喝山水。整整一天呵,累死累活才弄回来一小点柴或煤。肩膀,腰,小腿,要疼好几天才能恢复,可是柴火却烧不了几天。实在是太可怕的事了,至今想起来都怕。所以在柴不够烧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去附近农民莱园子的围栏上去拔木杆。一开始木桩少了还看不太出来,拔多了就露出洞来了。为此也挨了不少不少的骂。
 
    想不到吧,对于刚走出城市的知青吃是难题,拉也是难题之一。不习惯猪圈式的茅房,又臭又多虫,还四面漏风看得见。于是我们男生就开创了野地埋雷模式。并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我们屋后到处都埋上了粪雷。后来老乡们走路都从此地绕道了。也有收获的是,长年累月我在这方面练大了胆子一一在漆黑一片只有点点磷火的夜晚,我也敢一个人躲在坟堆后面拉屎撒尿。
 
    其实,贵州的风景是很美丽的。我们住的地方紧挨着湄江河。河水清澈。河里有鱼,鱼还不小。老乡们会拿玻璃并装了硝铵炸药去炸鱼。我亲眼见到他们炸上来的鱼两个人抬着,鱼身还拖在地上。约有十多斤重。河两边是绿树翠竹,河上有一条拦河大坝,大坝上是一个水力发电站。夏天,我们知青们常常在这里游泳洗澡玩耍。特别是干了一天活身上一身汗,在河里洗洗那真是一种美好享受。我们还不知天高地厚的敢在坝顶上往下跳水呢。
 
    干活之余,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四个人会开展象棋大战,大家轮番巡环赛。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一场,还在墙上贴了榜,以插小红旗多者为荣耀。引得老乡们都来观战起哄。最热闹的数我们知青们唱歌了。从红歌唱到外国民歌,反正也没人干涉,也没人听懂唱得对错,大家就是放开嗓子唱,还有吹口琴。村里的姑娘和小伙子都被歌声,琴声吸引了过来。连邻村的贵阳女知靑也会过来串门。说起串门也是当时的一件乐事。只要有人提议,基本上是说走就走。因为不用给谁请假,我们就住在公路边,不远处有一段上坡,汽车在这里速度往往会慢下来,我们就乘此机会爬上汽车免费外出了。到了地方也是这样,乘车子爬坡就往下跳。此法在贵州的知青中非常流行。但也遭到司机们的特别反感。他们看我们爬上了车,就会千方百计地损我们,见人少了就停车打,见我们想下车就突然加速或左右晃车。我还真被车子甩过一回,手被锉破皮能直接看到里面的一丝丝肌肉。至今手上还留有伤疤。幸好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搁现在这年纪说什么也不会做这玩命的勾当。
 
    我们经常到邻村的上海知青集体户玩。也经常有其它集体户的知青到我们这儿玩。不光玩还要给白吃白喝,常常吃得我们自己也揭不开锅。人来多了,晚上没床睡,就整夜的唱歌,聊天,下棋,搅得周边老乡们也一夜不眠。
 
    除了玩,我们也看书。我们集体户四人都是积极向上要求进步的青年,经常会自觉学习红宝书,只要有书,大家都会抢着看。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隔壁会计家的阁楼上藏有很多书,我们就千方百计地去借。会计比较小气,有时一次只肯借一本书,我们就把书的缝线拆开,分成四段大家轮流看,看完了再装订起来。我们四个人曾经创造了一晚上看一本长篇小说书的记录。在后来被他发现了书有损坏,就再也不肯借书给我们了。
 
    每十天一次的赶场(就是集市)是最开心的。那天黄家坝街上人如潮水熙熙攘攘,人们都换上整洁的衣服,特别是大姑娘和小伙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满街都是笑脸和笑声。我们也是逢场必赶。不仅赶黄家坝的场,还时不时地赶湄潭的场。湄潭县城离我们住处约有十公里多路,一天来回还要起早贪黑十分累,也不是要买什么东西,为的就是看个热闹,为的是能和其它知青见面说个话,或者看个电影。因为人一天天圈在农田里,实在是太闷了。
 
    算起来,我下乡有三年多,实际上实打实的算就一半时间。因为贵州是一年种一季。冬天很冷还下雨,只能干点农田建设的活,大都是在家烤火。所以我们是到十月份收完谷子后就返回上海过年,到次年三月底要插秧的时候再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在农村的日子也许是我一生中最自由自在的日子。谁也不管,谁也管不着。虽说有知青慰问团的干部分管各知青点,但他们人少而知青点多面广,一年还来不了一二次。生产队是把我们当过客,总想知青是来锻炼的,过不了几年就会回去,也就随便我们。家长想管,但几千里之外隔着万水千山,写封信一个来回至少半个月,那时也不通电话,实在是鞭长莫及呵。我们知青是自治自律,全凭自身原来的习惯,家教以及学校教育的残余在起作用,还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指导着我们的言行。
 
    我们集体户四个男生一直关系很好,我和徐岗在学校就是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派的。下乡又走在一起了,陈奇是隔壁班的,黄诚华也是一个年级的。我们都很团结。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外人见此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尽管干活很苦很累,只要没什么特殊情况,我和同学们都会按时出工,而且干活都很卖力,有时还会展开互相竞争。我尽管岁数小,个子小,还生过肝炎。但干起农活来也从不落后。插秧,茹草,收割,打谷子,样样干。不怕苦不怕脏。挑担子是我最害怕的事,只要担子一压下去,头上就会冒出黄豆大的汗,肩膀疼得直往下斜,背和腰也疼。但我总是咬着牙坚持着,有时就在心里默默地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经过艰苦的锻炼,我从只挑50多斤走几十步到能挑100多斤走几里地。令我特别自豪的是,当年我居然能光着脚挑着170多斤的牛粪在仅40公分直径的抽水管道上走几百米,而且是一口气从下往上挑不歇脚。要知道这是在高空的圆滑的管道上,没有任何保险装置的。在43年后,当我回到村里再次重走这根管子时,空着双手还摇摇晃晃,双脚发软呢。
 
    在农村的第三年,我被批准入了团。这可以看成是贫下中农对我接受再教育表现的认可打分吧。介绍人是我们村的队长任大其,为什么是他,我至今不清楚。除了我干活卖力外,可能是我那年做过一件大善事吧----曾经跳进粪坑里救过一个两岁的小女孩。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四?五月?正轮到我那天留在家做饭,下午我正在灶间里生火,忽然听到外面小孩们大声哭叫,我隔着板缝看到,原来是一群小孩在我们房屋前一个废弃的粪坑边玩,其中有一个不小心掉进去了。粪坑有一个大人齐肩深的积水,这对于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己足够致命。其它小孩见此,有的跑回去叫大人了,有的在边上嚷嚷。我也顾不上脱衣服了,冲出屋子一步跳下去把她举了上来。等到我自己爬出粪坑时,小女孩的妈妈也赶到了。当天晚上她妈还专程抱着小女孩过来给我磕头,要拜我为干爹呢。我只觉得是做了件我应该做的事,也没有多宣扬。没想到村里的人们却牢牢地记着这件事,当我在43年后重返那里时,刚到村口就有人马上打电话给当年那个小女孩说,你的救命恩人来了。当天,当年我救的那个小女孩和她妈妈一起,郑重地来到我下榻的宾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还送了当地最上等的茶叶致谢。与我一同去贵州旅游的妻子十分震惊地说,结婚那么多年也没听你提起过这事。有同学说,难怪你后来那么顺,原来你积了那么大一个德啊。现在想来,也许是的。人们常说,做好人总会有好报的。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我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穿上了绿军装,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戴着大红花,离开了贵州农村。要知道那时当兵,可是要百里挑一,而且那时候离开了农村,就意味着跳出了苦海。
 
    从1969年3月到黄家坝,算到1972年12月离开,我在农村一共待了三年另八个月。可就是这段短短的时光却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这三年多的历练奠定了我人生的坚实基础。
 
    感谢你,我的第二个故乡---贵州湄潭黄家坝!

 (我是上海市卢湾区向明中学的68届初中生,叫史平。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被分配去了贵州湄潭县黄家坝公社插队务农,后来从湄潭参军,又从部队转业回了上海。退休是在中国电信集团上海研究院,时任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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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4/16 7:08:08 评论:史平知友您好!文章已被湄潭县文联杂志刊登。现要邮寄给您,望方便时告知邮寄地址(如此处不便,可发到我邮箱([email protected]或短信:15901789025)。吴万寅(遵义绥阳县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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