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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4日，阴沉了很久的上海，终于天晴了。
一大早，我就从学校出发，坐上了公交，去奔赴一场五十公里外、“跨越五十年”的约会。
我是来自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雅水镇洛平村的来到上海读书的一名普通大学生。这次的赴约，我所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以洛平村村民代表的身份前来。而同样跟我一起赴约的，还有十几位平均年龄过七十岁的爷爷奶奶。
他们分别是陈健宁、陈建平、罗庆超、梁秀玲、刁燕呜、陈雅芳、施兰英、房明琴、房明慧、肖得顺、施根荣，孙志荣、杨富荣、潘绮芸、汤兆娣和缪付良。
这些爷爷奶奶们，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五十多年前的他们，很多人都比现在的我还要小，就已经远离家乡走向了两千公里外的、贫困落后的雅水片区。他们当中，有人被分配到合爱的部分生产队，有人被分配到洛平村的几个生产队，其中，今天同样来赴约的缪付良爷爷、罗庆超爷爷以及梁秀玲奶奶就是到了我的老家—洛平村播所组，也就是当时的播所生产队。
六七十年代，中国还在缓慢发展的时候，正值年少的他们在偏远的西南片区里一个落后的农村生产队里，度过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在那里，他们和村民一样过着贫苦的日子，穿着同样的破布粗衣，还在成长的身体却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同样贫苦的村民和他们就这样在寒冬酷暑里相互扶持相互依偎着。他们在本该上学深造的年纪，教会了木讷的村民更加先进的思想。听老一辈的人说，当时的缪付良爷爷为了让播所的陈启洲—也就是我的一位伯伯走向县城中学读书，在劝说陈伯伯的父亲无果后扬言不给陈伯伯读书就要烧了他的房子杀了他家的猪，陈爷爷心里清楚年少气壮的缪付良的言论可能会变成行动，无奈之下，送儿子读书。今天的我们知道，缪爷爷当时也是为了播所的发展才会说出这样极端的话。这个“无奈之举”的后来，陈伯伯成了播所生产队第一个走向县城读书的人，并且工作后在雅水当过中学校长，培养出了一代代学子。也因此，播所生产队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大学生，他们离开家乡创业工作后又回来回报家乡……在那里的几年，可能只是知青们人生中的一小段时光，但却也因相依为命共处的经历，他们和当地布依族、苗族和汉族共居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二十二年前，在被分配在洛平高寨的张宝荣爷爷和缪付良爷爷给各自曾经待过的生产队分别捐赠了2000元，我的老家的村民用这笔资金修造了一口水井；缪爷爷也曾引荐我的一些叔叔伯伯去过江苏建湖打工。每当提起“老缪”，乡亲们都很感激他。于是就在今年过年期间，为表谢意，乡亲们各家拿出点腊肉带给缪爷爷，也让远在上海的他再次品尝“第二故乡”的味道，可他借故吃不完，带到了现场与其他爷爷奶奶分享。
所以才有了这场聚会，并且邀请了我这个今天二十出头却依然不了解什么是知青情的年轻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带着追寻历史脚步、听他们诉说他们的那些“当年”的心情，来到了距离学校五十多公里外的虹口区。
上午十点半左右，爷爷奶奶们纷纷到场，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将近五十年没有见到彼此了，其中的一位五十二年前插队在惠水雅洋乡的知青奶奶汤兆娣，她是通过女儿在“上海知青网（贵州频道）“的寻人页面看到找寻惠水知青的启示，连夜找到缪付良爷爷然后前来参加的。重逢相聚，竟毫无陌生感，与同伴们聊的甚是投机，仿佛千言万语也无法说尽对彼此的思念。听不懂上海话的我都能感觉到他们言语之间的激动，提起当年往事，就说普通话并且提起了语调，挺起腰板自信高昂。我听得津津入味，也同时无比佩服他们。他们的故事，是我这些年里听过的关于知青历史最真实的、最真情流露的了。
用餐过程，他们热情给我这个晚辈夹菜，还特地为我点了几道贵州菜。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说起他们的那些年。在一片热闹中，结束了用餐。然后坐在桌前再聊了好久，他们笑靥如花，眼角的笑容流露出重逢的喜悦。总感觉，有好多话说不完，而旁听的我，也听不厌……
下午两点左右散场，我带着许多不舍，和他们挥手道别。
写在后面：
我到上海上学将近三年，跨越两千公里的距离，在如今科技便捷的今天，是没有任何难度可言的。但是在一穷二白的六七十年代，年轻的他们不仅需要跨越两千公里的路程距离，还要克服心里巨大的落差，来到当时不通电、不通水、不通公路的地方，我难以想象，这样和他们先前生活形成巨大反差的日子，他们是怎样挺过来的？独在异乡为异客，劳累又挨饿的时候，他们会想家、会流泪吗？今天的播所生产队，已经不同于五十年前了，村民的水电都不用愁了，还修起了“户户通”的“窜寨路”；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楼房，部分家庭还买了小汽车；生活水平好起来，村民也有了更高的追求了，有的年轻人还在县城、在省城买起了房子 ……这些，都是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和前辈们奉献青春才发展起来，变好起来的。
“知青”一词，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了，而今天我从那些“大多数”里走了出来，聆听了知青故事，终于领悟到：他们这一代人，不应该只名留历史里，更应被所有人所致敬和尊重！
希望今天的这盛世，也如他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