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知青，苦难不堪回首，经年累月后，不自觉，慢慢地又从苦涩中品出了点点滴滴欢愉。记得一个二次大战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当年犹太人之间的倾轧欺压，也谈到一碗面就能换得大半天的美丽人生。欢乐和苦难是相对的，习惯是上帝赏赐的礼物，偶尔，苦日子里也会翻飞出笑声。
插秧种地几载后，笔者被送进农业学校，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星期天早上，同学们登上了从贵定县开往独山的火车。那是个食品极其缺乏的年代，家居独山的同学早就请家里准备了肉类，米粉，特产盐酸，下了火车的大伙儿都被拉进家吃饭，鲜美的米粉，同学的盛情让独山城里的老房子老铺面焕发出了新意。至晚，大家一个不漏地爬上了返程车，无人购车票，老规矩了，农村来的同学，包括那些常开党支部会议，批准别人加入共青团的，均无购票习惯，城里来的知青们觉得被逐出家门已经亏大了，凭什么买票？拿什么买票？轻瘪的荷包逼得大伙儿“上梁山”。坐车逃票，个个心虚，怕逮着了受罚，罚款通常是原票价的双倍。同学们三三两两散落在各个车厢里，几个剃了光头的男生干脆坐在一起，摆出一付“谁怕谁”的架势，看有人够胆找喳！有同学一直在车厢里走动，自认可以灵活机动地对付突发查票，最蠢的莫过于我的一位上海老乡，戴着墨镜坐在厕所旁，他也不想一想，灯光昏暗，墨镜到底要遮什么？遮光还是遮体面？肯定遮不住查票员的法眼！笔者一路自车头行去车尾，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一心想寻个稳妥的去处。列车的中段全是孩子们，车厢尽头坐了个戴眼镜的老师，仔细打量，竟是我的同窗，一个本地的复员军人，此人上课从不戴眼镜，那晚上，他的眼镜分明不为助视，架着眼镜的我凑了上去，跟着充回老师了。同学说，他服役时去过泰国农村，那里的男人自十五岁第一次婚姻后，每隔五年结一次婚，一生可以娶好几个老婆，赶集时一个男人走在前，后面跟了一群婆娘，“那些男人都不用干活，天天由老婆们伺候着，好羡慕他们呵”。“你该在那里住下来！到如今也有一班人跟在身后了。”我忍不住调侃他，两人大笑，笑得肆无忌惮，笑得忘记了正在“当老师”。车窗外黑沉沉的，夜风自窗缝里钻进来，混杂着青草的气息，暖暖的，甜甜的，车轮有节奏地滚动着，响应着我们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