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地区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是我的第二故乡。如果从时间长短意义上说，我在此地工作和生活了33年，印江应该是我的第一故乡，而上海反而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印江的山水养育了我，对于这块土地，相对其他上海知青来说，我有着更深的感情。

    1972年7月，我从湘黔铁路大会战的工地上回到印江县城，被安排到县百货公司工作。开始是跟着一位老同志摆了几天地摊，销售一些处理商品。后来在县城东门县委老招待所旁边,我终于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场所, 当上了文具柜台的营业员。当时我看到公司里一批年轻营业员干劲十足，公司还是县里的先进单位，就抽空采访了几位营业员，写了一篇县百货公司青年职工刻苦钻研业务的文章，不久被《贵州日报》采用，登报了。半年后，我被调到了县委通讯组工作。于是，在此之后的30年，我便与县委机关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期，围绕此中心，整天忙于跑乡下，白天采访晚上伏案。那时县里交通不便,县委机关只有一辆“美吉普”车,很多地方还不通班车,也不通电。于是白天走路是常事,晚上就找基层领导了解情况，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文章。县里每年都要召开劳模会，写材料，写总结是我的主要工作。有时还被抽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一晃就是3年多。面对开大会、写劳模材料，无休止地重复，我开始厌倦了，于是在1976年我要求调到县广播站工作。按照当时贵州省的惯例，广播站是和县委在一个大院的，是为了便于县委指挥工作。我虽然调到了广播站，仍未离开县委机关大院，有时还会被县委抽调搞一些中心工作。但我在广播站工作心情是愉快的，搞采编工作也是得心应手，而且可以自主安排，自由发挥。为了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我靠双腿走遍了全县47个公社（后来改为小乡）。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共同举办的“印江新闻联播”节目办得不错，改变了用地方话播音，我的一位女老乡名叫陈意华，用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播音。这对于当时推广普及普通话应该说是十分有帮助的。县广播站还开办了结合农业农村工作实际的节目。如《对话----谈谈稻田养鸭》等，由男女播音员一问一答，说出了稻田养鸭的好处和如何才能搞好稻田养鸭，受到农民欢迎。记得当时县广播站没有男播音员，我还特地到县医院找一位普通话水平较高的周医生来充当男播音员，他很乐意，当然我们也付给他稿费。当时印江农村广播网发展在全省名列前茅，有入户喇叭七万多只，全县农村基本上都能听到广播。后来，我被提拔为县广播站副站长，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永远跟党走”——纪念建党90周年“红歌大家唱”活动在印江县体育馆隆重举行。王文佐摄】

    在县广播站工作8年，1984年我又被调到了县委办公室工作，任秘书科副科长。那是县委书记亲自找上门来的，我不便推脱才答应下来的。当时我已结婚，有一个3岁女孩，爱人在甲山中学任教，每天往返路途稍微远了点。我提出将我爱人调进城改个行，书记都答应了。1985年我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7年任主任，直到1994年。任主任7年，我始终坚持履行为领导、为机关、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虽然工作条件差，但能保证县委和各大机关的正常运转。7年间，我没有喝过一滴酒，但却加了无数班，从未误过事。有好几年的年三十晚上,我都在办公室加班,因为年后初六或初七县委和县政府要召开千人规模的“四干会”或“三干会”,我又是大会副秘书长,冰天雪地开大会,需要落实的事情太多,不加班不行啊。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岗位上，我陪伴了6位县委书记，列席了10年县委常委会议，掌握了全县很多情况，特别是熟悉了科局级干部，了解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办事能力和工作作风等，这为下步搞好我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1994年，经铜仁地委研究，我担任了县委常委、组织部长。1996年，我又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97年任专职副书记，分管党群工作等，直到2002年底。走上县级领导岗位后，我就更有了办事的主动权。我要按照党的组织路线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为县委把好用人关。组织部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严格干部考察程序，以考察的实绩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在印江，干部能上能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能者上，庸者让，不称职者下，这就是导向。经过几年的努力，一种新的干部氛围正在形成，各级领导干部忙于抓工作，善于抓大事，一心一意谋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县各项工作。后来有一些领导干部调离印江后，他们都说十分留恋印江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时势造英雄，一大批印江干部被地委选拔任用，铜仁地区10个县市（特区）中，有6县的组织部长是从印江提拔调任的，有5县（市）的书记或县（市）长也是从印江选拔提任的。至于提拔调任地直机关担任一、二把手的印江干部更是越来越多。这是印江干部的幸运，也说明我先主管、后又分管8年的干部工作是较为成功的，替县委把好了用人关。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县委书记田建高和县长帅朝纲，非常重视和支持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为我做好工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县委其他常委和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同志都相当支持和配合我的工作。我有幸与他们共事，既要为书记、县长负责，又要从印江干部工作实际出发，选配领导班子，不负重托。我们在同一届班子里，心情是愉快的。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工作是要靠人去推动的，选好人是关键。而人是要靠积极性调动的，干好干坏一个样绝对不行，干得好，说明有能力，就该得到提拔重用，这就是最大限度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是埋没、扼杀人才，何谈好的氛围。离开了好的氛围，又何谈加快发展。我觉得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未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口号，但我却是这样做的，这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和执着追求，去做好每一件事。

    除了重点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外，明确分管的工作我也是尽力去做。我对分管的工作所采取的办法，一是放手让部门领导去做，让他们发挥好职能作用；二是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三是针对重大问题作些指导。我所分管的密码通信工作、工青妇科（协）、老干部工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工作长期保持全区领先地位。作为县领导，我还负责抓县城日供水1200吨的自来水重点工程，带队跑省建设厅争取项目，经过努力，这个工程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了，彻底改变了印江县城雨天吃混水、二楼以上缺水的状况。“印江水厂”四个字还是我写的呢，至今还在水厂大门上。

    2002年12月底，我被地委调到铜仁地区行署驻上海联络处工作，终于离开了工作30年从未离开过的县委大院。我虽然离开了印江，但心却常思念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一大批印江的朋友们。现在只要是印江的朋友来到上海，我都会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到家里聚一聚，叙一叙。而我偶尔回到印江，那里的朋友们也会排着队请我去聚一聚，叙一叙。那种场面真是感人之深。

    印江自治县中坝乡有一所希望小学，叫堰塘新诚希望小学。这是1998年民革上海市委发动民革党员捐资25万元兴建的，至今已保持了10年的联系。民革上海市委在原主委、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先生的关心下，不定期对学校进行回访和资助，先后在该校捐资设立教育基金，资助40名贫困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全部费用，捐赠电脑和学习用品等。去年5月，厉无畏先生又为该校题写了校名，委托民革上海市委和夫人回访学校，再次奉献爱心。又捐赠8万元，资助10名贫困学生。通过民革上海市委牵线搭桥,又有阿特金斯（上海）公司董事长和员工及部分民革党员资助20余名贫困学生。这是印江县开展智力支边的成果，也是我尽力想做好的一件事。我回到上海后，多次到民革上海市委联系工作。2006年，受地委领导委托，我曾邀请著名的经济专家厉无畏先生到铜仁讲学，讲的主题内容就是如何发展铜仁地区开放型经济，正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听课，反映很好。事前，我联系铜仁实际专门写了6页纸的书面材料提供厉无畏先生参考。去年8月，民革上海市委出资邀请印江堰塘新诚希望小学4名优秀教师到上海进行为期一周的学习培训、座谈交流和参观游览。期间，还促成了一些新的资助项目的落实。这是民革上海市委为拓宽支持力度所采取的新举措。我想，只要有利于印江、铜仁的事，我都要去做，并努力做好。

    今年春节前后，我同原在印江上山下乡的知青热心人赵云峰、叶开元、任维萍等人商议，拟在今年4月上海知青到印江插队落户40周年之际，在上海举办一次知青聚会活动。又与印江自治县政协商量，拟征集知青文稿编辑出版《上海知青在印江》文史资料专集。印江自治县委、县政府等几家班子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委托县政协副主席严黔闽等一行4人专门赶赴上海参加知青活动，并发给知青每人一份慰问信和纪念品。知青聚会活动规模空前，有96名知青参加。印江自治县的老领导、现定居在上海的贺光禄、上海慰问团和曾在印江工作和生活的上海大学生代表都参加了聚会。整个活动洋溢着欢快、激动的气氛，把上海知青带进了对印江的无限情思之中。《上海知青在印江》一书的征集出版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我想，给印江留下一份珍贵的知青史料，而且是独无仅有的，同时把上海知青艰难曲折而又拼搏充实的知青岁月刻录下来，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应该不遗余力。

    离开印江6年多了，但我还在铜仁地区行政公署驻上海联络处工作，只要没退休，我还要为印江、为铜仁发展服务，这是因为：我是印江的故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