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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妮文集

《茶叶寨》

2013年06月10日
来源:作者:沈安妮编辑:何月琴点击数: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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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沈安妮,一九六九年四月赴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定居,二零零八年,她所写的简历被史丹福大学作为辅助读物收入高中课本。:“也许,正是那些插秧锄地挑水担粪太阳下暴晒的日子,让我勇敢地面对洋插队的种种艰难,以初中未毕业的文化程度,养家活口,全工半读十四年之久而获美国大学的电脑学士学位,挤入IT一族”沈安妮如是说。
      今次贵州频道通过努力,《茶叶寨》一书的全部章节将连载在安妮文集栏目里供大家阅读分享。
     借此机会,感谢安妮的支持及知青朋友的帮助!

前言

     崖坎上长着两棵茶树。丑陋的树根扎进崖壁,乌暗的树干歪歪斜斜地爬向天空,一冒上土坎后,枝桠,树叶便密密匝匝地漫成一片片生气勃勃的青绿色。茶叶树旁的二十来户人家由此得名"茶叶寨",一个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小村寨,新寨人民公社辖下的生产队。

  一九六九年,三位上海姑娘走进了山沟沟里的茶叶寨,三人在茶叶树旁的茅顶土墙屋里渡过了没有日历,月历,手表,闹钟的春夏秋冬,然后是两个知识青年互相扶持着送走了一月又一月。最后,我一个人守著土墙屋的破门仰望:太阳自东边山后升起,晚霞向西边坡上的树梢头洒去,掩上破门点上灯,风声雨声蛙鸣声,长夜难眠天难亮。

  春天,土坎下的水田里青绿色的秧苗成排成行,山坡上山冲里的苞谷也是成排成行。水田里布依族苗族汉子们黑着脸扬鞭粗吼,响鞭,咒骂重重地砸向呼呼哧哧的老黄牛大水牯。牛脚下泥浆翻滚,牛身上飞蝇疯舞,水田里腐臭蒸腾酸臭熏人。与此同时,苞谷地里锄草盖土的布依女人苗家姑娘们热汗满头,铁板锄狠狠地挖进土里,铲草,碎泥,拍紧夯实每一棵苞谷的根部,苞谷地弥漫着草粪臭,背孩子女人身上散发出孩子的屎尿臭。茶叶寨的人们说:"做一辈人天天都是辛苦,为嘴辛苦。"

  茶叶寨的井水清凉,溪水潺潺长流,山青青,路陡峭,日复一日,炊烟钻出茅草屋,飘进山林,茅草屋里的人们种田种地,生儿育女,养家活口,他们活得很累很辛苦,活着的时候在数得清的山头上转来转去,转悠一辈子,死了,化入沙石泥土,与山山岭岭同存。

     本书“茶叶寨”捕捉了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两棵茶叶树旁人们活著的几小段时刻。

     诗人,美国“美华文学”期刊主编程宝林于我,亦师亦友,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茶叶寨”难以成书面世。

  第一章:离沪下乡

 【我肯定要下乡!
      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清早,太阳光蹑手蹑脚地从墙上爬到窗玻璃,斯斯文文地钻进老式洋房里的顶楼或是汽车间、石库门里的客堂间、前后楼、亭子间、狭小低矮的三层阁、沿马路的烟草店、老虎灶、小百货公司的楼上、成排的五层楼简易工房里的套间里和那些毫无建造章法的棚户区低矮门洞里,许多人已经起床了,有些人甚至全夜未睡。潜入的阳光立刻使这些一向必须精明节约的人们赶快拉开窗帘,关掉电灯。这些早起或者通宵未合眼的人们家里都有一个,甚至两个孩子要在中午时分离家远行。

      不无例外地,这些人家里的椅子上或地上墩著暗灰或黑色人造革旅行袋,旅行袋上是白油漆印制的高矗在外白渡桥边上的上海大厦,几小块不规则的白点算是延伸出去的外滩,图案虽简单,却勾出了全中国人眼里数一数二的地标,上海人心目中永远的得意。旅行袋装满了乡下需要的电筒、电池、咸肉、白糖、糕点、肥皂、甚至厕所用草纸。袋子鼓鼓的,再塞一包香肠或是一包精白粉卷子面,拉链就会爆开。

      桌子上或床头的夜壶箱上是随身携带的背包或是书包,如果是草黄色的军用书包,上面还有红漆的或是红绒丝线绣成的“为人民服务”。背那种书包的人有些不一样的得意,一般市场上是买不到这种军队里发放的书包的。包里最重要的是一些另碎现金,留著路上用的,真正的库藏针脚细密地缝在贴肉内衣上。也是重要的户籍文件不用他们自己携带,早在几星期前,公安局已经将他她们的上海户籍统一注销了,全部寄去贵州省的插队落户办公室。看起来,最高领导的号召唤醒了睡狮们,这些办事拖拖拉拉的中国人反了常态,几天里,全国到处从无到有地冒出了插队落户办公室,形成了上海人所谓的“一条龙”工作线。

      到处高挂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道路。不需要别人说句重话,那些父亲是地主、反革命,或者母亲是右派加上特务嫌疑的小青年们在第一时间里就知道自己是最应该响应下乡号召的一群,不过因了血管里流动著的遗传粒子,他们不配,也不敢写血书表忠心的,表哪门子忠心?下乡是为他们的父母赎罪,就好象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他们早就是废水,该排出去的。难缠的是那些出身工人或是清白职员家庭的年轻人,远不够资格参军。瞧一眼上海马路上密集的人流,挤公共汽车的疯劲,他们该知道,自己是溢出去的水。他们不甘心在那张插队落户报名表上签名字!于是不去学校,不在弄堂里晃荡,不触眼,想躲过风头浪尖。他们能躲得过雷霆万钧式的社会大风暴吗?

     上海弄堂里的居民委员会领导、干部、积极份子,都是些非常精明能干的老阿姨老伯伯们,插队落户运动中他们所表现的工业城市高效率,十里洋场快节奏,北京的那些“小脚侦辑队”休想撵得上!左邻右舍的老阿姨老伯伯们略略发挥一下创意,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大标语贴到石库大门上,锣鼓家什墩在亭子间窗下后门口,隔一时辰或是兴致所至,咚咚的战鼓敲得人神经末梢颤抖不止,有些儿一九五八年吓麻雀的威势,不过,这次不是打鸟,是震人。父母亲们不必去上班,天天必须向自己单位汇报学习最新指示后的思想转变。撑不了几天,很多人便大彻大悟了:不就是去乡下嘛,又不是陪绑上杀场,不去谁还能吃口安静饭,睡个囫囵觉?

      三年前,夜深人静后,父亲学校的红卫兵冲进我家,抄了个通宵。弄堂里的人们很有些没赶上看热闹的遗憾,天亮后细细地咀嚼我家后门上的大字报。自此,大人们看见我时,客气些的别转脸去,装著看垃圾箱上的“打倒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标语,小孩们比较干脆,对著我吼“打倒狗崽子!”讨厌的还坐到我家窗下唱儿歌似地天天骂。冬天里的一个下午,几个混小子边骂边追著我上楼,“想吃棒冰就上来!”我高叫着,扬手向那些混蛋们洒了一大搪瓷杯冰冻自来水。反正也就是这么回事了,迟早会有人吼我下乡的,我等著!有机会,我要练武功,练就那种别人不敢欺负我的神功。

     我家被抄前,学校就停课了,但我们依然去学校。抄家后,班上的一个“八旗子弟”,另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向全班同学宣读了勒令:家中被抄的狗崽子们必须写检讨,汇报抄家经过。我不敢与同学商量,也不想让父母亲知道,高中部的红卫兵不仅抄查老师的家,也开进同班同学的家中破四旧。数学作业本不会再用了,我撕了张白纸抄了报纸上的头号标题:抄家是革命行动,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我写下了半张纸的检讨。
  
  不出所料,我们由学校分配工作,听说了全班只有三分之一强的人可得着饭碗,我还是天天去学校,因为三分之一是正数,而正数大于零,我的机会不是零。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当学校的最高领导——工人宣传队的一女一男师傅走进教室宣读工作分配名单时,教室里坐着近五十个摒息以待的学生,安静得好象只有那两个师傅是呼气的活人,名单读完了,最后的名字似乎在空气中停留了很久,忽然坐在我旁边的女同学“啊”了一声,整个身体由椅子上垮倒地上,从头至尾,没有听到她的名字,极度的失望,打昏了她。工人师傅没有读到我的名字,一点没有错的,如果我在榜上有名,全班同学,包括我自己,都会惊讶万分的,我保不定会昏厥,是那种经不起狂喜冲击而丧失理智意识的心生理反应,不过,太阳并没有从西边出来!
  
  佩戴红袖章的人们去工厂报到了,成分不那么红的人去了郊县农场。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著些资本家,小业主,反革命,右派的子女们,大家有心无肠地学习领袖的著作,报上的社论,私下里谈得最多的是新的绒线花式,自学裁剪,绣花,同学中弥漫著可贵的平静。
  
  除了第一次突袭外,父亲学校里红卫兵们再没有在下午五点以后碰撞我的家门,其实他们就是用指关节轻轻地叩门,我和妹妹也会马上给他们开门的。晚上在家里我比较心定地练毛笔字,看书。白天我怕待在家,负责我父母亲那个专案的几个大男人喜欢挑在下午闯进来,盘问我,例如父母亲与什么人来往,那些人与我家的关系,他们的地址等。父亲被他们关在学校里审查,问他不是更直接清楚?我还想问这些撞进家来的人:我的父母亲到底犯了什么罪?当然我只在心里“呐喊”,绝不敢这样回嘴的,我甚至不敢抬头看他们一眼,每一个从他们牙缝里射出来的问题后都跟了一句“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那种时候我会觉得喉咙越来越干,空气都凝结了,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眼神都是阴森森地扎在我脸上,脖颈上,背上,不扎出“血”来,他们不会干休的。
  
  有一天下午,我回家后,发现家里那些抄家时贴了封条的箱子橱柜都不见了。读小学的妹妹说,爸爸回来过了,他学校里的人来了一卡车。家里很多东西都装上卡车运走了。望着空荡荡屋子里剩下的几件破旧家具,我有点庆幸我在街上晃荡了一下午,没有撞上那些恶狠狠的家伙。他们总是说“你有没有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你该怎么做?”“你这样的人不能留在上海,去插队落户,好好改造思想。”“你的父母对人民犯下了那么多罪行,你要为他们赎罪,去下乡!”这样的话已经听够了,我早就明了,我是肯定要下乡的!

   【上海火车站—走人】 
      上火车的那一天,我是十七岁。

      平时火车站里里外外都是些南腔北调的外地过客,那天的上海火车站异常热闹,一波波的人群从弄堂里,工房里,或是棚户区涌出来,火车站周围的马路上成了老老小小“阿拉”们的天下,有些人迈进车站旁的商店里,为出门的儿女们买些新鲜的面包点心,路上点饥用。人流陆续不断地挤进火车站的候车室,候车室塞满了,便滞留到车站广场上。凡是下乡日,本地的检票员们几乎让所有的上海人进入月台,有时他们自己哭著送弟妹或子女上火车。
  
  月台上站满了人,一个个红着眼,唏嘘,抽泣,默默流泪。当广播喇叭响了起来,要求送行的亲友离开列车靠后站时,有个母亲栽倒了,月台上起了一片混乱,白衣天使们依例抢上前,将失去知觉的母亲抬到自早上便停候著的救护车里急救。紧接著,列车开始徐徐移动,顿时,车厢里的青年们,站台上的人们一起爆发了震天动地的哭喊声。“到那里后马上写信来!”“一路当心!”“上下车看清楚,吃东西当心!”“晚上不要忘记添衣服,乡下冷。”“不要坐在车厢接头处。”“看住你自己的行李袋!”父母亲们高声喊著那几句自从孩子们报了名下乡就念叨的关照,这些喊声钻进一晃而过的窗户,或是被车厢铁皮反弹回来,越发撕扯起家人们的神经。哽咽不成声的母亲们顺著列车前进方向跨急步,泪眼只管盯住自己孩子挤在车窗里的那张模糊的脸,那张脸上的五官先是迅速缩小,继而消失。
  
  我的父母亲没有站在月台上。一年前,我父亲被勒令留学校隔离审查后,每次他都是由几个人押著回家来,又押著回学校去。父亲从家里消失后几个星期,母亲医院的人上门带走了她,她也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隔离审查,母亲大概是被关在医院的办公室或是仓库里。
  
  那是春天,吹进车窗的风却很凛冽,我得不时地用手绢擦去淌下的清水鼻涕和眼泪,才能看清车窗外上海的马路和房子。那些棚户区晒台上晾著的“万国旗”,半开的窗户,花花绿绿的窗帘,高高矮矮的各式屋顶,被拦在火车道旁的许多行人脸上的安祥和无虑都将停格在火车的车窗框中。一两小时后,那些骑车的,走路的都将回到他们家里,将晒干的衣服收进家,关上窗户,一家人围拢吃晚饭,而我们脚下的车轮,却不停地滚动,伴随著“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隆隆声,毫不留情地滚出上海的地界。
  
  夜色先是在水田,树木,河沟间晃荡,很快就不客气地将车窗全部捂住,又赶著将凉意塞进车厢,靠窗边的人们受不了,拉下窗户,勉强将浓浓的黑暗混沌关出窗外些许。扁平圆形的车灯看上去那么老旧,象是几个镶嵌在车厢顶棚上的大钮扣,昏黄黯淡,居然也算灯光!连对面坐位上的人脸都看不清,我家里的灯即使都关掉了,路灯还能将窗台上的黄杨镂刻得枝叶分明呢。妹妹不知道有没有关窗,春寒太料峭了。
  
  黑暗裹住了火车,脚下隆隆的车轮响似乎越来越放肆,压过了所有的谈话声,成了宇宙中唯一的响动。寒气从四面八方钻了出来,冰了我的眼泪,凉了我的脸颊。差不多一个月前,在那个铛铛铃响的有轨电车里,我也是这样泪流不停不止,脚下隆隆的车轮声伴着冷风胡乱抽刮着我的湿脸,那是在见了我父亲之后的回家路上。
  
  我不敢去我父亲学校的,乔平,我的好朋友,陪著我勇敢地走进父亲学校里窗户开得很大的教室里,教学楼很高,高处不胜寒,风吹得墙上的纸片娑娑地响,几张课桌椅散乱地横在教室的另一端,我站在靠门处等著见我的父亲。我想着,我该站在椅子旁边,父亲进来时,他可以坐下时,门“匡啷”一下打开了,三个男人大步走了进来,门口是我的父亲,他好象矮了许多,瘦得脸上只剩下花白胡子,乱糟糟的头发盖到眉毛处,眼睛呆滞无神,混浊得我不敢看。他大概没有看见我,畏缩在门边,犹犹豫豫的,不知道该进还是不该进。父亲终于拖拖踏踏地走了进来,他还是没有看见我,径直走到教室中间,站正了,恭恭敬敬地对著黑板上方的肖像弯下腰去,深深地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认罪!我马上看出来了,他在认罪,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认罪,我学校里的老师们也是这般低头九十度弯腰的,除非他们是跪着的。我垂下眼睛,不敢看他,我怕我会管不住我的眼泪。父亲好象问了我什么时候去乡下。最后,是乔平扯著我走出教室,领著我走向车站,上了电车,一路的叮叮铛铛是那一天里最美的音响。


  【火车上受了两天半的罪】
   我惊醒了,车窗外面灰朦朦一片,车厢里越发黑了,头上的圆型灯与车厢顶混为一色。我浑身觉得冷,骨头酸痛,想站起来,才发现腿麻木了,脚踵胀得无法穿鞋。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脱了鞋的知识青年们,行李架上堆满了印了上海大厦的旅行袋,袋里装着咸肉、咸鱼干、黄泥螺、霉干菜、窗边挂着一袋袋水果、蛋糕、茶叶蛋、饼干、咸豆腐、熏鱼、红肠、面包和巧克力等闲食。火车门一打开,冲鼻的臭气从两头的厕所刮进来,此时,我才意识到,除了脚臭汗臭,我们又多了一种熏堵。

      车上的厕所早就没有水冲马桶了,不可能盥洗。天大亮时,火车进入了湖南的一个大站,知青们纷纷起立,抓了毛巾、杯子、牙刷和牙膏挤到车门边。火车停稳后的一分钟内,月台上的每一个自来水咙头都已经被年轻人围得水泄不通了,男女知青们按著身体强壮的次序洗了脸,刷了牙。在一片抢水声中,有些瘦小的人湿了头发,潮了衣裤。大概是城里人不挑担子又吃得多,我的那些同龄人往高窜得快不说,还往宽处鼓,我实在是太矮了,我又一次想著拜师学武艺。
  
  时间好象不存在火车车厢里,坐在一小方凳的面积上,直著腰背,算是醒著,却迷糊得睁不开眼,想睡,又觉得无处可倚靠,而且总有人谈话不息。“隔壁车厢的一个女生,从昨天哭到今天,哭得眼睛出了血。”“有人正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劝她不要再哭了。”“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有什么好哭的?”我不想再听下去了,按照那种谈话逻辑推出的结论:我们在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干吗哭红眼睛?眼泪代表了对抗情绪。我是不该流泪了。
  
  午饭时,这趟由上海铁路局管理的列车餐饮部为上海的知青们准备了免费的盒饭,很多人嘴不停地吃了面包蛋糕水果零食等,见了饭盒都皱起了眉头,我没有零食可吃,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食欲,饭菜无色香味可言,倒人胃口。隔座的一个女知青嫌她母亲为她准备了太多的食品,“真讨厌,这么多吃的,我怎么吃得完?不吃掉要发臭了。”她扬言要将茶叶蛋、熏鱼、蛋糕和饼干丢出窗去。她怎么就想不到请别人吃呢?不是每个知青都有母亲在操心,也不是每个知青母亲都有能力买上大包小包的。也许在那种尚未成人的年纪,很少有人想到别人的,自己管得好自己算不错了。如果她请我享受那些好吃的,尽管我很想塞个蛋糕进嘴,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会说:“我一点不想吃东西,谢谢。”
  
  忽然,一包东西唰地自车窗外飞进来,洒在窗前的小桌上,再散落到铺满花生瓜子壳的地上,都是些果皮纸屑,原来是坐在前几排乘客的恶作剧,几个同命运又同路的青年们乘着火车行驶在弯道上将垃圾掷进开著的窗户,不为什么,纯粹使坏!我站了起来,眼光所及,都是些年轻人的君子脸,严肃正经,兴师问罪的话,恐怕还要遭诟骂呢,如果不是那些皱成一团团的上海食品包装纸,我几乎不敢相信,有人确实丢了垃圾进来,火车外面的荒山野地长不出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纸。那一次的经验使我长了见识,后来知青中发生的几次偷窃,我毫不怀疑是同类所为。几年后,一个上海知青笑哈哈地告诉别人“明天西山公园卖熊肉”,我立即断定,他已经毒死了一头可怜的熊。
  
  下午的窗外,阳光炙热,火车驶过一座座灰蓝色的石头山,东一片西一块的黄褐沙地,没有树,也没有草,吹进车厢的风干燥得可以点燃。满地里没有一丝活气,我们这一车人成了荒山野地里一晃而过的“人烟”了。

  有人烟处必有领导,在列车的晃荡中,大家的迷迷糊糊中,有人大声宣布了学校与下乡地共同决定的人事安排:某某领导公社的所有知青,某某负责大队的,某某划分到小队甲、小队乙、小队丙等。原以为,还不都是种田?谁领导谁?我大错特错了。被指定负责公社的分配了自己及好友们到公社所在地的生产队。一般城里人的见识:乡下地方,离公社驻地越近交通越方便。直至在茶叶寨安家,我才知道,本小队离公社最远,但是小队的领土上有个小煤矿,沾了运煤车的光,虽然有时候,苦求半天,司机不见得让我们坐在煤堆上,不过,交通上的方便是显而易见的。公社所在地的小队竟位于公路的尽头,离县城最远,人算真正是不如天算。
  
  至晚,思念著家里,我不知不觉入睡了,我好象在漆黑的弄堂里摸索著,弄堂口的方向有些微弱的光亮,不知是天快黑了还是曙光依稀,伸出去的右手碰到了湿湿的黏糊,是血还是稀薄的桨糊?我惊醒了,原来是个不算可怕的恶梦。周围的人们睡得东倒西歪的,外面乌黑沉沉,偶尔,火光跳跃著扑向车窗,瞬间,即飞逝而去,象是给黑夜添了几分光明,不过,白天的荒漠景象告诉我,那不是灯火人家,可能是石头缝里干枯野草自燃了。

   【总算到了】
    第三天的早上,人更疲惫了,浑身都不舒服,根据火车时刻表,午饭后达贵阳时我们可获“解放”。当火车离开都匀站时,长顺县的接待员,应该是押送员,一位来自长顺县中学的教师向两百来个上海知青宣布:全体在贵定车站下车!“为什么不在贵阳下车?”“为什么离开上海时,不预先告诉我们改变了行程?”“我的哥哥在贵阳车站等我呢!”“我的亲戚也在贵阳车站等我,我有东西带给他们,他们等到天黑都见不到我的,怎么办?”有人忿忿不平了,大多数人都很气恼,有些受骗的感觉,受骗不受骗,没有人管你的感觉,全部下车!我身上只有十元钱,我知道,坐牢的人是由政府管饭的,一路上,我不必从内衣袋里掏出钱来买饭,十元钱已经捂热了,好象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贵阳再好,我也不会让我身体的一部分割裂出去的!没有人在贵阳车站等我,上我家投宿的亲戚们,一听到我的父母亲被关了,凳子都没敢坐热就起身出门了。即使贵阳城里有我的亲阿姨,亲伯父,我也不会去找他们的,犯不着让别人难堪,自己吃白眼找气受的。
  
  其实押送员的责任重大,大城市里长大的知青,文化革命中练就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劲头,让这些欢蹦乱跳的“猢狲”们在贵阳鸟兽散后,要再一个个拉他们去乡下,就好比给没上嚼口的野马套笼头。戴着眼镜的押送员看穿了知青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条龙”旅程早在上海时全制订好了,绕过城里人熟悉的马路楼房,直达乡下,移交给贫下中农再教育。
  
  贵定车站极小,火车却停了很久,是安排好了让知青们来得及拖下那些绘著上海大厦,绣著“为人民服务”的大包小包。那些在贵阳有兄弟姐妹爷叔娘舅的知青们心不甘,情不愿地下了车,我庆幸著长达五十小时的火车旅行终于结束,在月台的硬地上,我试著小步,让腿脚逐步恢复感觉。
  
  等了很久,总算盼来了几部后车厢装有齐胸栏杆的卡车,顿时大家乱成一团,身手矫健的抢先爬上去,抓住栏杆,占住最前面的位置,爬得慢的无处攀靠,只好坐在车厢中央。
  
  卡车载著我们去贵定中学吃午饭。没什么人有食欲,据说是四菜一汤,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一天的午饭是插队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盛宴。我们糊里糊涂地放弃了政府款待的美食,坐进了中学的教室。教室的窗户差不多占了一面墙,教室外春光明媚,枝头叶间暖意洋溢,教室里明亮宽敞,黑板上残留著粉笔字,墙上挂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我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歪倒在课桌椅上休息,轻风抚完了门外的树丛,顺道溜进教室问候远客。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可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兴许,我永远不会走进教室上课了。我还带著我的书包,不过书包里是人人必备的“雄文四卷”,中国人的命运都在“四卷”里写著呢。
  
  我们再次登上卡车去长顺县,有人学乖了,两人合作,一人先占了上风位置,再赶快用递上来的“上海大厦”旅行袋多占个位置。“你凭什么抢两个位置,大家都是出门人,出门在外要懂道理。”我没好气地开炮。在上海时,挨红卫兵整,我不敢吱声,都是滚出来的倒霉蛋了,怎么还总想占别人的便宜?在上海的小菜场买菜,多的是那些职业排队专家,半块砖头,一只破篮子,都算排队人头,她们是不是要将上海小菜场的“传统”发扬光大到全中国?
  
  卡车时而在砂石路上慢慢往上爬,时而飞驶而下,一路上,我的脑海中颠簸翻滚著“我不欺人,也不能让人欺。”

发布评论文章评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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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5/16 23:20:50 评论:Mighty useful. Make no mistake, I apictrpaee it.
  • 2013/6/15 11:45:59 评论:见本章节思绪连篇.当年往事沥沥在目.谁说往事不堪回首.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往事不但要回首.而且要记载在共和国的历史里.让后人知道共和国有那么一批人在最高指示的号召下.去边疆到内蒙.云南贵州等等地方.他们各自经受了各不相同的坎坷.到今天写一个小节.各人的后半身也各不尽然.在贵州的时间虽说不上有多长.但是贵州的各族人民.的宽容和大度.以及勤劳和纯朴在我离开他们的岁岁月月中是再也难得感受得到的.我已多次前往插队的所在地贵州惠水.今天我又要带领一批知青朋友再次光顾贵州.我希望其他的人也能抽空到自己插队过的地方去看看.不管你站在什么角度去感受.都会有一种另类的感觉.惠水知青缪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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