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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妮文集

《茶叶寨》第二章:长顺之初

2013年06月15日
来源:作者:沈安妮编辑:何月琴点击数: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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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县城前的一刻

       卡车在苍翠欲滴的山间盘旋上下,春天的阳光将砂石土路晒成碎石和细细的土粉,每一部奔驰著的卡车后面都拖著一条与车身同高的金黄色大尾巴,车队在群山中的小平坝上蜿蜒出几条追来逐去的“土尘龙”,掀起的“沙漠风暴”沐浴著路上的人,路边的灌木杂草,人眼迷糊难睁,草木青绿不复,春天远离了行路人。

    近山前的卡车减了速,喘著气向山顶上的蓝天爬,感觉著蓝天里的白云越来越近时,车头倏然转向下方,在陡峭的窄路上呼啸而窜入下一个小平坝,我抓紧了栏杆,不敢想象万一,穿过平坝又是山头,周而复始,不知道过了多少山头,也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山头?每过一个山头,心里紧一阵,离家又远了一程。
  
  太阳西斜时,小平坝不再出现,卡车不停地在山坡上绕来绕去,转出一个山头,前方忽然有些开朗了,路旁是水田,尺把宽的田埂在白亮的水面上随意地弯来转去,将大片水面割成许多奇形怪状的补丁,好似躺在地上的巨型“百衲衫”。田埂上的男人们头上裹著灰白的包帕,灰不溜秋的紧身衣,也是灰黑的裤腿肥大得好象裹了长裙,不是那种上海剧院舞台上系在西方女人身上的曳地裙,更不是那种曾经飘拂在我们身上的花裙,有点象铁工厂翻砂车间工人的围裙。黑乎乎的水牛,强健的黄牛拖著木犁在水里吃力地往前挪,跟在木犁后面的男人挽起了大脚裤裙,一手挡著犁把,一手挥舞著鞭子,高声吆喝著,向前甩著狠鞭,威逼著牲口往前行。难道这就是书上形容的“春耕交响曲”?
  
      那时节,“拖拉机进寨来”是一个常在学校上演的节目,舞台上站了几个红衣绿裤的公社社员手搭凉篷向远处张望,高昂的女声自后台唱出社员们等待拖拉机进寨的万分欣喜,社员们随著歌声摇动身体,伸长脖子作盼望状时,纸板制拖拉机道具在近背景处缓缓地进入舞台。在进入长顺县一刻前我们真正见识了牛犁田,那是乌黑汉子们粗声吼骂,水黄牯重重呼哧,响鞭飕飕,泥浆四溅,粪肥酸臭,阳光毒辣,蝇蚊飞舞,叮咬吸血,汗摔八瓣的组合。十来年后,直至迁离,我不曾见过拖拉机犁田。
  
  转过一个小坡,躺在山间的黄土路开阔了,路边散著房屋,没有人告诉,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抵达长顺县了。向前方平视,高高矮矮的房屋又将黄土路逼窄了,一抬头,四围仍是山,我想到了地理课老师提到的盆地,如果说周围绵延的山头形成了盆边的话,长顺盆地的底部是一个雏型丘陵地带。卡车进了盆地一分钟后拐个弯,在一个暗黄色的楼前停了下来,几个月后我才弄明白黄楼是长顺县的楼房最佳,也是最高政治中心-----县革命委员会驻地。

  睡稻草过夜
       没有人请我们走进暗黄色的楼房,我们被领到楼房边的宽窄不一的土路上,拐过一栋土墙屋,穿过一片蓝球场大小的空地,呈现在眼前的是几间墙色灰不溜秋的平房,平房墙上硕大的窗户使人联想到教室,平房确是教室,只是污迹在灰白色的墙上任意飞跃蹦跳,墙根处布满了泥点,好象是竖起来的地面,野草,则来不及从横著的地面垂直蔓延。窗框和房门黯灰色里杂著点点泥土,压跟儿没有上过漆。除了窗户之外,这几间平房没有半点与教室存在著概念或功能上的关连。那一晚,平房成了我们的旅馆,屋里的稻草铺到肮脏的门口,稻草下面的地面绝不象是干净世界,稻草上四散著几个被窝卷。“这种地方怎么悃觉?叫我们悃在稻草上?”“这几条被子连盖都不够,拿什么作垫被?”“稻草上一定有跳蚤老白虱!”“被子干不干净?”“看样子也不会干净。”“窗子这么大,怎么睡?”“晚上不知道冷不冷?”“厕所在哪里?”“哪里有茶水?”“该吃夜饭了,是不是在那个黄颜色楼房里吃饭?”知青们一边嚷嚷,一边走进屋抓了被子在稻草上占好睡觉的地盘,大家都很清楚,不是在上海家里,凭著进城第一分钟的印象,我们指望不了睡到床上再盖上床干净被子,先抢一条被子在手,晚了也许连被子都抓不到。我默默地将行李墩在一个被窝卷旁,那床被窝算是我当晚的“归宿”吧。别人可以吵闹,可以抱怨,我不能,别人能过,我也能过,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通知下来,每人可领五个包子作晚饭。城里小姐斯文气未脱的女知青们几乎无人表现出对包子有兴趣,几个男知青们说着“不领白不领”,打起了包子战,白花花的肉包子砸来砸去,掉到地上马上成了黑泥球,本地人见了大吃一惊,立即抗议,接下来,全体知青挨了骂。这些青年们在家里是不会不珍惜花钱买来的包子的,大部分上海人天天早上就著咸菜、乳腐、隔夜剩菜吃泡饭,那种开水泡进冷饭后烧开的水饭不交融的快速稀饭。很少有几家在家庭开支中专门划出早餐费,赶著上班的父母亲也没有时间买包子,大饼和油条。若是小青年抓起包子往地上丢,家长不甩他个耳括子,起码也得骂他“神经病”,“败家精”,邻居们说不定会丢上一句“这孩子没下乡就疯了”。
  
  知青中确有几个十五岁的大孩子,不过我们一个都没疯,是心里忿忿不平,找不到平衡点。那些在工厂上班的同龄人已经领了好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工资了,而我们旅行袋里的林林总总没有一样不是父母亲给的,父母亲如果穷,旅行袋瘪了点,或是里面的货色差了点,没有父母亲的知青可以省掉个把旅行袋。我们中有已达婚嫁年龄,成双成对一起下乡的。那时的婚礼时兴男方准备“四十八只调羹脚”的橱柜,或是边框带着钝角线条的捷克式家具,女方按例陪嫁枕头,织锦缎被面的被子等,两对枕头加四条被子是寒酸得新人两家都没面子的。有了收入的女同学们早早地开始购买的确凉料枕面、花样,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全套嫁妆得费时几年。当那些下了班的女同学们在明亮的灯光下飞针走线绣出牡丹花的富贵,菊花的婀娜,锁出几丈长的枕头套荷叶边时,我们却不得不在稻草丛中打滚,用绣花的精神消灭跳蚤老白虱,我敢打赌,我们中的许多人生来没见过这些活物,不知道它们长得是圆还是扁。

   【长顺街行
   晚上,长顺县革委会召开大会,热烈欢迎上海知青插队落户。全体知青,不管是吃了还是没吃包子,一律赴会,人人必须带上红色的语录本,列队向会场进发。

    尽管知青们来自好几个不同的中学,还包括一个体育学校,大家很快地排出整齐的队伍,全国一流的速度,纪律,当地人一定未见识过的。我相信,两百多个上海知青都听过唱过“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的儿歌。我们生长在中国最大的井底,只有流利的上海话被认为是正宗的现代“蛙鸣”。我们称所有不曾见过上海世面的人为“乡下佬”。
  
  四人一排,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我们雄纠纠,气昂昂地迈上了贯穿全城的主街。主街比不过上海的一条小马路,四人并行即占满了整个路面。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挺起了胸,将心底里的骄傲,那种生于都市,长于繁华的不可一世转化成高处看低的冷漠神态,整齐的步伐,故意踏响的脚步声。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穿皮鞋,上海皮鞋厂里的聪明人发明了磨光猪皮鞋,猪皮鞋上压出了花纹,做成船型、大丁字型、小丁字型、浅口打洞的、低帮系带的,总之,穿皮鞋比做布鞋省钱省事,我的脚上就是母亲为我买的黑猪皮鞋。从来不挑担子不下田,脚蹬皮鞋的年轻人皮肤白皙个子高,我们的脚步震得千山万壑中小块盆地里的万年尘土飞扬离地两尺,我们年轻的脸上起了绉折,绉折里储存了一路上的土粉细砂,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史上平添了风尘仆仆,而中国分省地图上的一个细圈的历史也许兴了点小波澜。
  
  一栋栋草顶或盖著瓦片的老房子在街旁锯齿座列,直诉著陈旧与衰败,也许屋里人感觉自在自得,在我们的眼睛里,原生木板墙呈现著日月精华的经年侵蚀和人间烟火的无情冶炼,暗褐色中混合著尘埃、烟熏、土灰、泥点和污斑,黑青瓦片屋面排列不整,颜色混杂,房柱粗细不一,窗子门楣怎么看都有点歪,门前的污水沟向天敞开所有的脏和臭,破烂乱是第一时间闪进脑际的形容词。偶尔有一两堵白石灰墙,横七竖八的可疑污迹使人感慨起白色墙料的适用性。四围都是泥墙的草房向街的面上存留著斑驳的猪血红,如果说这些厚厚的茅草屋顶多少使人联想到中学课本里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么“红海洋”的遗迹则将所生出的一点点可称为诗意的情怀全数破坏殆尽。
  
  一头半大黑毛猪呼呼哧哧地当街觅食,自由自在甩长嘴拱土,吓得女知青们惊叫,跳开,压低叫声,在猪身一尺远处绕过后再跑回原位。胆大的公鸡却一直待到队伍近前了才高昂著红鸡冠挪几小步,护著小鸡的母鸡躲得远远的,继续在屋檐下刨食,呲牙裂嘴的看家狗则不停地向我们咆哮。知青们眼光不敢再平视,而是向着街旁,地上频频扫描。本地的大人小孩都站在屋檐下观看,手上擎著碗筷吃饭,筷子不停地向嘴里扒饭,眼睛直直地盯著我们,有人收下晾在屋檐下的衣服,有人抱着小孩对我们指指点点,有人高声呼唤着鸡群回笼,有人不停地安抚火爆的看门狗。我们越发小心地检视地下了,在这载于长顺县历史的一刻中,我们,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踩到狗粪、猪便、鸡屎的机会各是三分之一。
  
  队伍在十字街口向右转了弯,识字的知青们开始搜索路边的街牌路名,上海的十字路口人行道上竖著嵌细白砂石的扁方形水泥石柱,柱顶的长方形街牌白底黑字路名,城隍庙一带的老上海市区或是偏窄的小巷口也有钉在房墙上的路牌。搜寻路牌的我们徒然失望,人行道和街牌不存在,没有必要存在。两条街十字交叉,交叉处有个两开门面的百货商店,如此而已,城里所有的交通商业,我们全部一览无余了。后来才知道,每一个住在县城里的居民互相都认识,信封上书有“长顺县 某某某”,邮件一定可以达收件人手中,若是某人忽然收到北京或上海的来信,邮递员保不准问收件人“你什么时候在北京交了朋友?我怎么不知道!”转弯时,知青们念叨著“我家弄堂口对面的南货商店也有两开门面了!”“怎么连一个买香烟肥皂自来火的小烟纸店也看不见?”“香烟吃光了到啥地方去买?”“烧一根香烟我可以绕城三圈!”“自来火大概也没有的,还好带了只打火机。”“哧哪,这地方怎么这么小,什么都没有,穷得要命。”
  
  背衬大会场兼电影院的万仞陡壁可能算是全城最气派的景点了。在迈向大会场的三四十步上坡路中,向前平视,十来级石梯通向几扇红漆门,红色门窝在山形墙面的底部,会场的整体建筑沉闷呆板,大概是用了三十年代的设计蓝图。会场的墙是暗白的,没有上海电影院外花花绿绿的大幅电影广告。紧贴会场后方直直高耸著的入云石壁在天上钩划了几个锐角,石壁乌灰中夹著暗绿色,中间自上而下几大片地带寸草不生,呈现了白森森的山石,山势压人,山气逼人,抬头搜寻陡壁山尖,戴帽子的会掉了帽,如果是正午,阳光会闪了我们的眼睛。

   【欢迎上海知识知青的阵仗
    会场门口红旗飘飘,锣鼓摆在进门处,擂鼓的男人两臂疯狂地舞动击打,却鼓声全无,响彻我们耳膜的是高音喇叭的轰鸣,时代进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震耳欲聋,盖过了人语鼓声,唯有在空中爆裂,火星四爆的鞭炮才能将隆隆声撕裂出尖利与惊悸。我们一个个捂住耳朵,快步冲进红门,门里的工作人员均已暂时失聪,打着手势带领我们走进成排的靠背长椅中入座。

    坐定后我才发现除了主席台上灯光明亮较宽绰,整个会场塞满了红旗、红标语、红横幅、红条幅,红通通一片。主席台背景正中是人头象,两旁平展展地铺挂了红色的国旗党旗,台上正中为讲台,两边是插著多面红旗的木制旗座,主席台上方悬挂著红底白字的阔横幅点明了当日的新主题:“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台两旁的书有万岁等字样的红底宽条幅是永久装饰。三面墙上有空隙处均贴有红纸标语,凡是木柱,必有斜插著的红旗,旗的下端拂过高个子的脑袋,目光所及,无处不红。红色海洋里埋著我们——所有的上海知青和本地的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们,每个人手中不无例外地都擎著红色小本。
  
    当一小队男人鱼贯进入主席台灯光下时,高音喇叭似乎转弱,好一会儿,我意识到耳朵已经恢复功能了,耳朵里嗡嗡作响,满场的人都在哇拉哇拉讲话,好象在闹哄哄的上海小菜场里买菜,自小说上海话的知青们打著“官腔”(普通话)向前后左右的本地干部们热烈地发问,“你们是哪个公社的?你们那里山高不高?你知不知道我们去哪个公社插队?”“县城离贵阳有多远,一天有几班汽车去贵阳?车费多少?”“每个公社都有公共汽车通县城吗?最近的是什么公社?”“县里的邮局在哪里?公社有邮局吗?每天送信几次?上海寄来的包裹去哪儿领?”“这里种什么?哪个地区产米?这里的人吃米还是杂粮?每天是吃两顿还是三顿?”“你们有自来水吗?我们下乡的地方有河吗?”“农民一般是喝井水还是河水?我们带了明钒来净水,用完了去哪儿买?”“这里的乡下有电吗?电灯泡在公社买得到吗?”“电池用完了去哪里买?”“这里雨季有多长?什么时候下雨最多?”“冬天这里冷吗?下雪吗?”“我们有生活费吗?安家费是多少?安家费发到公社还是大队?”“我们去哪里买肉?”“我们属谁管理?我们要在乡下待多久?这里有工厂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调工矿工作?”“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上海?”“我们是和农民同住还是自己住?”“公社里有商店吗?做菜的酱油盐在哪里买?这里的人都吃些什么菜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高音喇叭突然又吼了起来,是一个高亢的女声领喊口号,口号声从“全世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岁万岁万万岁”,“身体永远健康”等等又转回知识青年下乡,下乡,下乡,全体张嘴高呼著这些全中国百姓们天天在嘴里拌来拌去的词儿音节。

        一个坐在主席台中间的男人走向讲台,对著麦克风“喂”了几次,所有的本地人都闭上了嘴,不再与知青交谈。“第一把手讲话了。”“县委书记发言了。”有人轻轻地传话,其实不用说我们也看得出来,凭著那第一个上台和开口的架式,就可以认定他是全县的最高父母官了。第一把手打开“语录”,朗读,讲话,讲了又讲,在他捧著“语录”走回座位时全场鼓掌呼口号,接下来,换了一个男人走向讲台,同样的道具,同样的程序,回座,下面拍手。如此这般换人不换戏地重复多次后,前排再一次爆出“全世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岁万岁万万岁”。接下来,人们纷纷起立向外走,我明白,会算是开完了,我们是受欢迎的一群,不过我们仍是不知道可以在公社买到火柴,电池和油盐酱醋;不清楚我们每日的主食是米,是玉米,还是小麦?
  
  出得门外,天已经全黑了,门口依然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音量明显地减弱了,也许是电力不足吧。“去哪里?”“能去哪里?”“回去睡稻草!”“回上海!”有人乱喊,我心头一紧,仅三个字,眼泪几乎迸出。知青们沉默了,一个个打开手电筒照明,三两结队开步摸回草铺,睡一觉梦回上海总可以吧。
  
  街灯黯淡,靠着手电筒的光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小心挪动,不小心的话可能踩到鸡屎,要是将猪狗粪沾到睡觉的稻草上,全体上海知青都别睡了。离会场远了,进行曲仍是嘈杂不已,吵得方圆里许不得安宁,要是喇叭停播,路灯再亮一些,该有多好呵。
  
  幸运的是铺在“旅馆”地上的稻草干燥,带著前一年秋天的阳光气息,大家将被子打开平铺在稻草上,只脱了鞋和衣蜷伏在被上。空中挂著的两个大电灯泡自行明明暗暗,灯泡转暗时,里面的钨丝弯曲得清晰可见。没有人操心入睡前关灯与否,也没有人打起精神抓虱子跳蚤,自离开上海我们已经在火车上蜷曲了两个夜晚了,灯光又是细如丝,极度疲倦的我们能看见针眼大的跳动活物?偌大的一统稻草地铺,能抓得完吗?忖著“人家能过我就能过”我将尼龙袜统往上拉,扣住贴身棉毛裤裤脚,再裹上棉大衣缩成团,我闭上了眼睛,也许我已经武装到了“虱蚤不入”了,也许我会梦见家人。

    再教育的第一课——访烈士陵园
       当阳光照亮了县城的土路时,县革命委员会安排全体上海知青造访烈士陵园,我们再一次列队步行至十字路口,向左转,行三分钟达县城最高学府——长顺中学,穿过中学的操场便是烈士陵园的入口。二十几位剿匪战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在渗透了自己鲜血的土地里他们己经躺了十八年了。

       木柱上架著弧形的铁条构成了陵园门廊,弧形的黑色铁条上嵌入的四个大字“烈士陵园”一定是刚刚用鲜红的漆油了一道,油漆未干,红漆又漫出笔划,迫使人联想到鲜血欲滴。一道一米宽的鹅卵石小径自门下延伸至石级,石径的两旁是二十来座对称排列的长方形灰白色水泥石墓,整齐得如刀切的豆腐。墓前各竖著一块两尺高石碑,记载了人名,生年,籍贯及生前职务,记录内容太多,以致底部新漆的字迹埋入泥土寸许。拾级而上达水泥平台,平台不大,巨大的长方形水泥浇灌石墓占满了整个平台,墓前是一人多高的宽厚石碑,碑上的人名也是红漆新涂,漆得淋漓不一。埋在平台大墓里的是用胸膛挡住土匪子弹的肖国宝英雄,细读墓碑的行文,墓里躺的不少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们生前的职务是事务长、总务、厨师等。生前的他们人轻言微,为了信仰,奉献了自己的所有,无价的生命。

     十八年前的屠杀
       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在北京已建立,而西南地区仍在剿匪。长顺县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行政专区,位于贵阳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一九六九年我们乘坐卡车进入长顺的土石路当年只是在万山丛中盘旋的羊肠小道,偏僻闭塞,几乎与外界隔绝,但不是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当年先由旧政府官员请求新政府接管,于是带著枪的人民解放军开了进来,很顺利地建立了县政府,县政府的大部分人员均为河南籍。来自于一马平川黄河流域的人们早已经历完成了土地改革,分田分地,镇压地主等一系列新政,他们参加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军队驻守著的县城生活很快恢复正常,每逢赶场天,四乡的包头帕,赤脚穿草鞋的人们如水流般从县城四围的山坡上,山沟边,树林里,田埂上拥入城,摆摊子卖菜,卖鸡鸭牛马,卖五谷,满城里人头济济,摩肩擦踵,晌午收场时,人们四散离去就象退潮水,退潮水绕过政府衙门,在山间野地里迅速消失。军队开拔了。新政府的一县之长,各部门负责人,总务,连火夫统共几十来个人,如果赶场天的总人数达两千人的话,本地人与外来者的比例大约是一百比一。

       从军事角度考虑,长顺盆地易攻难守,无法防御,而如果那些来自平原的人们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那便是大错特错,他们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包头帕,穿草鞋的土匪跟赶场人差不多,跟赶场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手持枪刀手镏弹。一九五零年三月,土匪伏击杀害了区政府干部后进攻县城,两千多土匪包围了县城,除极少数突围外,二十来个河南人一个不留均被残酷杀害,他们中间有一对夫妻,同时遇难。一直至一九五二年,军队再度开进长顺县,枪杆子才建立了第二个新政府。

       傍著小山脚的烈士陵园内松柏成荫,山上草木深深,即使春天的太阳照当头,风依然是冷的,四处伸展的松枝遮掉了蓝天,滤去了光亮,墓石冰凉坚硬,碑上的新漆鲜活腥红,这些黄河边子弟们的残躯碎骨永远与本地的黄土、山石、砂砺混合了,那是一片永远属于受难者的死地。

     逃过屠杀的幸存者
       好几年后,我了解到,在土匪的血腥屠杀中有一人活了出来,后来,我认识了这唯一的幸存者,豫先生和他的家人。豫先生长脸,粗眉隆鼻细眼,胡子浓密,一派北方汉子模样。豫先生脸上人中很长,据中国人的命相学,显然属长寿厚相,事实上,他不仅逃脱了砍杀,还成了家,生养了儿子和女儿。据告,杀戮时,豫先生不在县城,而是在乡下,得到恶耗后他立即意识到生路已绝,就似一个被粘在粗大密集的蜘蛛网中心的无翅膀小虫,他绝无可能逃出千万重山的包围。危险迫近眉睫时,他与一个地主作成生死相共契约,如果地主能掩护他逃过一死,共产党再来时,他保证地主不被枪毙。在那种读书人凤毛麟角般稀少之地之时,那位地主读过书,(早期的有文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之家,三顿不继的贫雇农拿什么去交学费?) 也去过贵阳,有些见识,知道土地改革运动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共产党不但要将他的田地产业分掉,还要搬掉他的脑袋。就这样,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地主将豫先生秘藏保护至共产党再度执政。豫先生活了出来,地主最终还是被枪毙,其时豫先生是待查之身,已乏回天之力。豫先生唯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工资买了最好的棺材厚葬地主,也许正是他为人忠诚守信义,豫先生的一家人丁兴旺,平平安安。豫先生是深埋了自己的手枪后才寻求地主保护的,此行动奠定了豫先生的政治生命------虽未曾变节,却从此不再清白,他的仕途打住了,永远不达“第一把手”。以后的日子里,不少外来的干部们与本地姑娘擦出爱情火花,结成夫妻,也有抛了河南老家的“糟糠”,在长顺另娶年轻新妇的。豫先生不然,他的太太来自河南,大女儿满十八岁了,他送女儿去河南,退休了要回河南养老,在能力范围内,他提拔北方来的部下。他的心里,一辈子都在滴血,半夜恶梦,心魂出窍之际,唯有身边人的河南腔才能使他收魂聚魄。

       走出十八年前的血腥地,我们再度爬上卡车的后车厢,两百多上海知青按不同学校被分派至五个人民公社。我和五十几个大部分来自新沪中学的年轻人“奔赴”新寨公社。卡车在烈士陵园附近减速,马达隆隆地爬上曾为羊肠小道的土路。十八年的光阴弹指而过,十八年前,那些土匪可能就是自这条土路下坡,他们手上的砍刀寒光闪闪,锋利尖锐,刀口等著见人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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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何月琴 王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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