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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妮文集

《茶叶寨》第三章:新寨公社

2013年06月22日
来源:作者:沈安妮编辑:何月琴点击数: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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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叉路口沙子关

    碎砂石路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地快速伸展出去,有时候,它似乎被截断在山后天际边,待得卡车攀上高处,一下子又发现它躺在眼前,抬眼望去,它又消失在另一个山头后面。碎石路无休止地蔓延,卡车也不停地在山间绕来绕去,上坡下坡,颠簸前进。我们一个个紧紧抓住卡车的铁栏杆,唯恐摔倒。一路上光秃秃的灰白色石头山岭忽近忽远地向我们释出荒漠僻静执著,车行约莫一小时后,进入窄而长的平坝,眼前一亮,四下里散落著白墙瓦房草屋,房前屋后树木环绕,高大茂密的竹丛挨著村寨蓬蓬勃勃地向天撒开,远远看去好象几个巨大无比的翠色鸡毛箪正在为太阳和蓝天拂尘,同时向我们送来了热烈的人间烟火气。这地方名中谷,往前里远又全是石头与野草了。卡车在一个称之为沙子关的三叉路口拐下砂石路,转到土路。

    碎石路是连接县城与广顺区的交通干线,每天有公共汽车往返一次,三叉路口是个没有站牌,没有车棚,连一棵树都没有的停车站,中午时分,大约在两小时内任何一分钟内,公共汽车呼啸而来,停下,开门让人下车上车,然后呼啸而去。自三叉路口至猛坑大队必须步行十几里路。这些情况是所有的知青及他们的父母在报名下乡时就想知道,而实际上直至下乡几个星期后我们才了解清楚。

    过了沙子关,路两旁全是低矮的土山了,山崖壁上裸露出黄红褐土层,地面上到处复盖著青绿色的植被,路边时而出现小片的庄稼地,土路象是从地里或山上搬过来的,赶著老牛犁一道就可以下种了。上了土路我更为紧张地抓住栏杆,路上坑坑洼洼,半尺深的低洼处如果没有积水,轮胎印痕清晰可见,当脚下的轮胎从一个洼洞滚向另一个时,卡车剧烈地跳动,震得车上的我们骨头生痛,全身肌肉紧张。土路仅容一辆卡车通过,凡有交车,双方需在较为平坦的宽阔地带停车,一方等待,另一方慢行而过,好在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土路上从没有公共汽车行驶。有时候土路的一边是高高直立的崖壁,另一边茅草刺丛遮掩著几丈深的河沟,那种时候,我觉得抓铁栏杆的双手都出汗,知青们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个死死盯住路面,时刻准备卡车的跳跃行动。弯道处路边常常埋设了几大块棱角见方的巨石,有时候干脆就是原始状态的“飞来峰”,看起来卡车翻身的话,车身不至于栽下崖,运用初中的物理课知识推断,那些巨石不见得能挡住我们滚下陡坡。滚下去又怎么样?少了这一车人,地球照样转,这世界还不是老样子。

  新寨公社的欢迎会
    转过了一个大山弯,驶过一座石头桥,卡车又滚了半小时左右,上了小山顶,我们抵达了新寨人民公社大本营。也许一过了沙子关,我们早已在新寨公社的地界内奔波了。

  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在一栋全部以石头为基础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内。每根柱子各型各态,木栏杆粗细不一,木柱,木梁,木板墙乌黑色中杂著深褐呈现出古旧朴拙,好象是深山里的一座破庙,熬过了经年累月的风雨侵蚀依然挺立,每一根木柱上都斜插了一杆红旗,如果前一天县城大会场里汪着一片红海洋,新寨公社的几面旗只能算红色的小溪断流了,衬着蓝天下乌黯破庙的背景,四散的红旗显得稀稀拉拉,不过却在山顶上飘扬得分外鲜艳夺目,呼呼生风。
  
  破庙前顺著地势堆砌了一座土石混合的戏台,光秃秃的戏台上临时摆置了一张课桌和几张条凳。台前的观众地面比戏台还窄了些,戏台前大片的低洼山谷,坡地上布满了梯田梯地,农舍零零星星散落在斜坡上,几缕轻烟似有还无地飘缈其间。远处的山头绵绵起伏,筑成高高低低的屏障,似一把顶天立地的巨扇展开了硕大无比的扇面横在天地间,在画家诗人的眼里,无疑是一幅山川农家田园乐。然而我们既不是来写生,也不是来咏诗作赋的。没有使命感,也没有责任感的我们只是被驱逐的一群。
  
  习惯于上海家里的舒适,弄堂里的幽静,马路上喧闹的我们看什么都不顺眼。我们中的一个说,有时候她可以在家里的窗前,兴趣盎然地观赏马路风景大半天,那来来往往大小老少的各形各态就够她瞧了。有人说,无聊了,找个同伴上南京路逛街,欣赏花花绿绿千变万化的橱窗,走得腿脚酸痛看不完不算,还不用花一分钱。我想说而没说的是:坐在外滩的石凳上,不必高望那些雄伟瑰丽的建筑群,只要闭起眼睛,深吸一口气静静地去感受,黄浦江边的风是甜甜的,春天里还夹了丝丝花香,海关的钟声嘹绕于耳,回荡不绝,那是与我们心跳合拍的时代乐曲。而今站在新寨公社楼房前的我们则身心俱乏,好象是被抛出了时光隧道,堕入了没有时间,没有速度,没有声音的黑暗中,周围一片漆黑,不知道何时返回到光亮之中?也许是两年,也许是五年,总不会是一辈子吧?我相信,我们中没有人打算“憧憬”五年十年后的事情,先顾上眼前的吃和睡,明天?到了明天再说!
  
    戏台上坐了几个人,一阵“咚锵咚锵”声中台上的人拍起了巴掌,一个穿干部服擎著“语录”的男人走到台中间,打开“语录”,朗读,然后讲话,讲了又讲,在他捧著“语录”走回座位时众人鼓掌,呼口号。前一天晚上的戏从县城礼堂搬到了露天的山顶上,道具不变,换演员而已。“哧哪,这锣鼓家什怎么敲得象弄堂里收废品的!收废铜烂铁的也敲得比这好听。”“这么小的鼓,锣好象是破的。不敲还好点,难听死了。”“我们插队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卡车都走了,我们得走路去?”“我们的行李怎么办?谁帮我们拿?”“嘴好干,不知哪里有水喝?”“倒底有几个人要发言?讲些什么呀?听都听不懂!”“太阳好象要下山了,怎么会还不结束?”“公社里是不是要让我们吃了饭再去生队?”

    知青们七嘴八舌地自己问自己。在火车上时,安排去新寨大队和猛坑大队的名单已定。当所有分配去猛坑大队的知青听说了卡车过桥时就是猛坑大队的地面,大家都叫了起来,“为什么不让我们在猛坑大队下车?拖我们到新寨公社,等一下我们还得走山路回去。”“公社里的这些人怎么不为我们想一想,路那么远,要走多久啊!”“现在几点钟了?天什么时候黑?天黑了我们怎么走路?”我们三五成堆地站在戏台下,眼睛不时扫描各人自己的行李箱,心里开始着急。天色看起来象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台上的干部们闲得没事人似地架著腿抽著香烟,发言的一字一顿,讲上好一会儿,然后慢条斯理地翻动手上的“语录”,翻停,举起“语录”凑到眼前,抑扬顿挫读一阵,放下手中“语录”,继续发言。而我们,每一个知青都想问一句,“这会倒底要开多久?你们倒底要拖拉到哪年哪月啊?”几年后,我才了解到,本地的公社干部们个个都可以马不停蹄地翻飞唾沫一两小时,能够长篇大论地东拉西扯,是文化高,越能说的,越风光,低一层的大队干部不识几个字的,也照样在绝大部分文盲的种田乡亲们前头头是道。看得出来,每一个戏台上的人物都非常认真地演说了,为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努力表现出他们的卓而不群。

    一些扛著扁担绳索头包布帕的农民们不时地出现,加入听众行列。当他们走近行李箱笼时知青们都沉不住气了,围拢了过去,站在自己的行李边上,守望兼等候。
  
  闹哄哄,乱糟糟,由生产队派来的小伙子们扛著行李,近处插队的知青们陆陆续续尾随而去。我和两位将去茶叶小队落户的女知青凑在一起,尚无人认领,听说了茶叶队离新寨公社最远,生产队派来的人们还未到,我们得等。在我们三人伸著脖子左顾右盼时,分配在新寨大队新寨小队的知青们已经送行李到处,再回公社看别人的热闹了。
他她们显然很高兴,大家都看得出来,才第一天,落户靠近公社就显出优势来了。

  茶叶寨来的人
   “我是张三,我代表茶叶小队来接你们。”说话人黑红脸膛,粗粗壮壮,身著草绿色解放军军装,戴军帽,是个复员军人。他那一口怪腔怪调的慢拍“普通话”,几乎让我笑出声来。跟著他来的几个手持扁担绳索的小伙子们都是对襟上衣,当地农民的装束。张三两手空空,指来点去,说着本地腔,快言快语地支使著那几个个子比他矮小的跟班们捆扎我们的箱子被包,同时卷起舌头笑问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全部交他们扛。你们有什么事情,全部跟我讲,好,我叫他们做!统统叫他们做!”张三的每一句“普通话”都拖了不该拖的长腔,长腔里全是三军统帅的气度和威风。那几个年轻小伙子笑著试挑行李担上肩,眼神里闪现著憨厚与恭敬,和我们一样,他们一定是第一次欣闻张三的“干部腔”,我可以肯定,他们从来未听过标准普通话。“好,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好,我们要开始走了。”张三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拖腔里乱夹一个“好”字,听得我忍不住又想笑。说话间,小伙子们抬起行李开步,我们急忙跟上。一开拔,我们忙问张三要赶多远的路,“十八里路。”“要走多久?”“我们走小路,翻过山就是。”以后的日子里我才弄清楚“十八里”既不是十里,也不是八里,更不是十八里,大概男女老少走上一至两小时的距离,一个模糊的时间与地理概念。也许,那里的生活步调跟本不需要精确的时间地理概念,在茶叶寨的几年里,全寨没人要赶公共汽车,火车和飞机都是新鲜词儿,抽象名词,听说了飞机在天上飞又怎么样?还不是要犁地种庄稼。茶叶寨的人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冬去春来,自有寨子里的老农民按著经验撒稻种,放田水。星期一和星期五没有任何区别,七月份与八月份,天天都是薅苞谷,收了苞谷后,砍苞谷杆挖烤火的树根,天气渐冷,大家盼过年,春天来了,将前一年收进家的苞谷种再撒到地里去。
 
    那一天我们只觉得张三的回答不清不楚,但是我们很高兴终于踏上了终点站之路,一转下坡,回头望,破庙已经消失在视线范围内,不过我知道,很快我们知识青年的人事档案就会以密件的形式由上海寄来,存进破庙的一个上了锁的木柜里,那些在戏台上刚演讲过的男人们会读我们父母亲的经历,他们将一边抽烟一边从档案袋里抽出我们中有资格去工矿企业的幸运者,看了我的档案后,见识了台湾、美国、马来西亚,乡下地方从没有听说过的海外关系,他们会啧啧出声,然后将档案一鼓脑儿塞进最底层,省去许多麻烦。从城里来招工的人扫一眼我的档案,会觉得那种档案只能继续存在破庙里,我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不屑。

   【走 向 茶 叶 寨
    挑行李的人小跑一溜烟地早已不知去向。张三忽然踏下土石路,拐进坡下的窄径时呼唤我们跟上。“好,我们走近路,我们要比他们先到家。”“好,你们跟著我走。很快就到家。”手上扬著一根树条的张三走得飞快,不时地停下来稍候。小路在山坡上弯来曲去向高处攀爬,路旁还没种上庄稼的土松散,四处起丘,与小路同色同质,只是少了一点平展与坚实,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路是人走出来的”的名言,脚下的路已经成型。眼前,张三,刘秀珍,张晓静和我正在路上急步,毫无疑问,张三将在这路上行一生,对三个知青来说,都是第一次,将来,我不知道我要在小路上走多少个来回,可以肯定的是,刘秀珍绝对不会比我走得多。在火车上时,刘秀珍被宣布为知青负责人,那时我就猜想:知青中她的出身一定是最好的,她的父亲兴许是上海的一个工人,有著那种家庭出身的她,绝对有资格管理我们这帮上海溢出来的“泔脚水”和排出来的“废水”,她已经站在高处看低了。   天空里一丝云彩都没有,太阳光无遮无盖地撒向我们,脸上身上不停地冒汗,连内衣都湿了,小路却不停地向上爬,而张三毫无坐下歇息的意思。
  
  张三又站住了等我们,走到张三立足的山壑口,小路消失了,我们正站在陡峭的山上。“到家了,前面就是茶叶寨了。”眼皮下是一个喇叭口对著我们的山谷,谷底躺著一条走向与我们视线大致平行的小河,小河的一边傍著陡立的山墙,另一边和山坡中间挤著几小块的水田。山谷里,坡地上处处葱绿,放眼望去,山层层,山重重,葱绿模糊成暗绿,再添入了暗灰,淡灰,灰蒙蒙的千山万岭似海浪般地向远处奔去,在天边与白亮的光彩胶成柔和平顺的细带。“这是老陡坡,是我们茶叶的老陡坡。”张三指著脚下说。我们是到了,进入了茶叶寨地面,但是寨子并没有在视线范围,它隐在山谷深处山背后。与四周的青郁截然不同,老陡坡上黄土压褐地,整座山被开垦成了苞谷地。
  
  在山隘口小站片刻,马上觉得四处来风,不知不觉中,和风已经吹散了汗水,开始钻进全身的毛孔。天上无云,太阳依然当头照,风中却是一阵又一阵的凉意。高处不胜寒,往低行时立刻体会了老话“下山要比上山难”,老陡坡上没有“路”,或者说能踩脚的都是路,达坡底的路有直线,弧线,迂回曲线三种,我们采用时间上最不经济,鞋底与地面之间摩擦系数最高的无数“之”字形下山法。蟹行,虫爬,王八挪,选杂草浓密处下脚,抓小树枝枝条减缓冲刺速度,一屁股坐滑梯也就罢了,最怕的是一个跟斗滚下山。
  
    终于,我的双脚都踏上山脚的小方平地,汗水沾住了内衣,小腿酸痛得只想坐下来吐长气时却听张三说:“你们的鞋不好,穿这样的鞋没法挑担子爬老陡坡的。”张三的话一下子堵住了我才舒出的火气。我们的鞋很好,在上海的马路上能踩出龙马奔腾的精神来,怨得是老陡坡太陡峭,又座落在茶叶寨地界内,还有张三说的“挑担子爬老陡坡”,张三这辈子一定没见过平地。

    【建造中的新居
    自老陡坡起算,步行十五分钟转进山冲,一座白墙瓦房跳进我们的视线,我们的新居?“那是生产队的仓库,你们的新房子正在盖!”张三大概是心灵感应了我们的问题,回答极快。“看,那是茶叶树,我们茶叶寨的茶叶树。你们的房子就在茶叶树那里,看见了没有?”顺着张三的指向,我们看到了漫生在水田崖壁崖边的小片绿丛,我念过赞白杨的课文,上海的淮海路上梧桐树排成行,优雅美观,按课文理解,白杨树比梧桐树挺拔细弱,看起来,茶叶树不太可能获文人的赞颂,也不会栽到城市的人行道上去的。茶叶树的后方有一堵半人高的矮墙,许多人正在忙碌,这就是我们的半拉子新居吗?  我们的到来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男人们停了手上的活,背著孩子的女人们走近我们,站住,笑嘻嘻地观望,小孩们干脆团团围住我们,细细地看我们衣服上的纽扣、背包上的印花、皮鞋褡扣、大概还有我们闪闪发光的眼镜片,嘴里吱吱喳喳,大胆些的还伸出手来指划。我们跟他们太不一样了。刘张二位梳双辫,我是蓄著一些留海的短发,眼前的女孩子们在脑后留独辫,女人们梳著上海人口里的“老太婆”头,那种在脑后盘成一团饼的老土式。她们的布纽大襟长衣衫好象前清朝代的戏服,只是戏演得多了,人与戏服都黯旧蜕色了。大家互相对看了个够,她们渐渐散去,他们回过神来,继续盖房子,我们仍站立原处,等著新居一寸一寸地从地上“长”出来。
  
  新居乃是由旧土转换形式而成。几个男人用锄头在地上挖掘起一堆泥土,加水,加碎石,用锄头捶打搅拌,然后将泥土填入四块小木板围成长方形的空框,填满,夯实,移开木板,一块长两尺,厚一尺的土墙建造成功。置木板于第一块墙旁再建第二块墙,一块一块形成一四方圈,一圈一圈,四面墙从地上站立了起来。紧接著多人合力立起了房柱,上了房梁。我们的房柱是刚从山上砍了来,即刻刮去树皮便顶了梁,以后几个月里柱子发绿霉,发黑斑,乌沉沉。一般说来,寨子里的人们从不用生材为自己儿子盖房子的。
  
  正面墙上留了个比人高的大缺口和两个扁窄开口,一望而知,是门洞和窗洞,窗洞里各有三根卡在泥土中的柴棒,应该算窗檩,玻璃不在设计蓝图上,茶叶寨建筑史上没有“玻璃”这个字眼。通风是极好的,我不由得想起一本杂书上谈到英文单词“窗”乃是“风”和“洞”两个词合并而成,次日张晓静在柴棒之间穿插了许多丢在地上的竹篾条,我们就有了名附其实的中式“窗”了。门框上下左右由生材,熟板制成,呈不规则四边形,现砍的树木凑成门架,再编入竹篾条,那一晚门是一堵弧状活动竹墙,靠在泥墙的缺口里,由一架笨重的木梯斜斜地撑住,象是“三国演义”里描绘的攻城云梯,三个“花木兰”将在云梯边扎营守夜。
  
  天色暗了下来,一些人在墙内忙著编竹篾隔墙,屋顶上的人加快了盖茅草的流水作业,老年人扛来了一捆捆的草,丢给房梁上趴著的年轻小伙子们,草一排排地铺上了顶架,当盖完最后一排草的小伙子下到地上时,太阳已经消失在山背后了。啊,大家才发现:我们的新居没有山墙,老年人现搓起草绳,年轻人东拉西扯地在两边墙上用草绳结出巨大稀疏的蜘蛛网,同时编入现摘来的树枝树叶。为远来的上海知青,全寨人全力以赴,赶在天黑前建成新居。我弄不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早几天动手呢?据告,我们的安家费早已经由上海拨来分发下去了。

   【我们怎样安家
   天黑尽了,第一天,出乎意料,居然有电灯,在茶叶寨的几年里,仅开始的几晚我们有电灯相伴,而每一个电灯夜都有些不易忘却的“大”事发生。第一顿晚饭是由最近的邻居多弟母亲送来的。一铝锅红籼米煮饭,一碗炒牛皮菜,上海市民大都吃籼米,大米限量配给,红米饭是第一次见识,多弟母亲告诉道,牛皮菜是先下水煮一道后再油炒的。饭和菜都散发出浓烈的柴火烟气,铝锅外完全烧成乌黑,轻轻一碰,炭粉挲挲往下掉。第一顿我觉得是忍受著柴烟气吞下了饭菜,以后我们自己在柴火上烧出的每一餐,我却不再嗅出柴火烟味,“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作了最好的解释。

    第一天晚上的重大事情之一是贫下中农向知识青年赠送人头像,进屋来的张三、老代表、队长、会计、中年驼背都是生产队里响当当的人物。   张三每一次开口,都是同样的腔调同样的话:“你们需要什么?跟我讲,好,我叫他们拿来,你们要什么,都叫他们拿来。”一派领导口气。在茶叶寨的几年中,张三本人从无送我们一棵菜,一株葱或是一根柴,反之,借物不归,还咒骂连连,值得一提的是:张三骂我们时完全忘记了普通话,还有那长长的拖腔。
  
    老代表,一个矮小黝黑的老太太,土地改革时的积极份子,敢出头说话,附近小煤矿的马嚼了茶叶寨的麦苗,平素在寨子里撒泼的女人们不敢哼一声,老代表在山上吼著“你们的马吃我们的麦子。”一路找到煤矿的负责人要求赔偿。老代表有时去大队与“上头来的人”开会,逢著会议日,打扮整齐的她必定斜挂上一个装著“语录”的红布袋,细细的红带子,大红的布袋衬得老人干瘪的脸上放光,焕发出几分喜气来了,“语录”里印得密密麻麻的小字,她不认识,也不打算认识,上头的人说那是“宝书”,她恭恭敬敬地在红布袋里缝进了她的虔诚和信仰。老代表心里装著不止一种信仰。在一个风调雨顺的秋天里,全寨的人们决定办寨宴谢天地,保佑庄稼丰收,老代表人勤快,公正,深得全寨人信赖,她家里人丁稀少,不至于多吃多占大伙儿凑齐的供品,所以受托全权负责丰盛的聚餐,忙得昏头转向的老代表告诉我,所有的菜肴是敬菩萨的,菩萨保佑,我们才有好收成。我问:“老代表,菩萨那么多,你们是敬哪一位?”“我们只管敬神,敬天上的菩萨,上头自然知道哪一个是我们应该敬的,天上自有管事的菩萨。”话说到处,点醒了糊涂梦中的我,我也该敬菩萨,敬天上管理知青的菩萨,求菩萨保佑我早日离开山沟沟回上海。 

    队长,一个中年汉子,能干,心灵手巧,事母至孝,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家庭和睦,队长告诉我们,他年轻时,农闲了,便跑去极远的地方抢人,不伤人,只抢东西,怪不得,这地方曾一度土匪成灾。我总觉得忠厚善良的队长是在开玩笑。
  
  会计是张三的堂弟,整个寨子主要有张陈两大家族,张家人穷,每一个都是贫下中农,唯一的富农,严格地讲,富农的儿子落在陈家。几家杂姓都与张陈两家族联姻,全寨人均沾亲带故,出身贫农的张家青年被培养成抓捏经济权的会计,张三出身贫农,参了军,回来后正在活动生产大队脱产武装干事的官位。张会计的眼睛有点睁不开,生就了可盛雨水天露的鼻孔,说是还没有找到老婆为他缝衣服,所以他身上套了件城里青年时兴的茄克衫,茄克衫中间亮铮铮的拉链是全寨的唯一,胸口的暗袋上插了枝钢笔,也是全寨的唯一。
  
    中年驼背是披著一件极破旧的棉大衣进屋的,他一开始说话,就谈起当年志愿军打美国 佬,原来破棉大衣是有些儿来历的,不是普通的挡寒衣,是熬过朝鲜战场风雪冰冻,甚至枪林弹雨的见证,见证著中国的历史,他个人生命中的光荣。然而时间飞逝,见证快成了烂棉花破布,我很清楚,驼背的本意并不是要我们生出沧桑和感慨的。寨子里的人们喊他“老驼”,老婆看起来比他年轻许多,不过,他一点儿也不疼惜他的“爱人”,人们见过他骑在老婆身上挥拳痛击,瞅著他伛偻矮小的身材,我难以想象武松打虎的架式,传言大概不真。茶叶寨的男人一般不打老婆,老婆们要出工,带小孩,做一家老小的三顿,喂猪,养鸡鸭,饲牛马,打伤了老婆,谁来干活?老驼想教训老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老婆没本事犁牛,挑担的力气也够对打了。
  
    那晚上,这几位做著他们觉得该做的,或是上头叫做的规矩。他们带来了一盆土褐色的稀糊,大扫把伸进盆里搅一搅,在泥墙上横扫,竖拉,贴上人头像,两边衬上一统天下的五字对联,扫帚回到盆里,三片纸齐齐落下,再扫,再贴,再掉,再扫,再贴,再掉......,竖起来的土地表面粗砺毛糙,洒上去的桨水既不黏又不稠,水分渗入土中,桨粒干成细颗,这些细颗、土粉、砂砺怎么抓得住三片光溜溜的纸片?桨水洒得再多也无用,水往下流,自竖直的土块流入水平的土地,纸片也跟著往下掉。在我们搬“云梯”时,纸片仍是躺在条桌上。  茅草屋的左边用万能竹篾片隔出了卧室,卧室有门也有门框,但两者之间毫无关系,门只是斜倚在土墙上的竹编装饰,门框也是不规则四边形。三张单人床自里墙往外平行排列。刘秀珍快步走到最里面的床,将她的随身行李墩到床上,手指著中间的木床对张晓静说:“你睡中间!”然后指着最外面的那张床对我发声:“你睡那里!”我呆了一下,才回过神来,刘秀珍指派了最靠近门框,也最靠近窗洞的床给我,完全是命令式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新来乍到的,晚上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将首当其冲。她不仅自己占了最安全的床位,且将张晓静按排在较安全的中间,这样一来,张不会有任何异议。愤懑注进了我的心,隐隐作痛,我心里的痛区一直都在,而那一晚上,是新痛。
  
   失眠成了生活的一部份
    那是一些非常容易失眠的夜晚,半夜里醒来,周围乌黑得不知身处何地,眼睛睁大,睁圆,依然是黑沉沉混沌一片,竖起耳朵倾听,唏唏沙沙声不绝,也许是风吹树叶,也许是老鼠打洞,也许是长虫吞蛤蟆,一切都隐藏在黑暗中。当狗吠声自远而近,响在屋外时,倦意顿消,离我们最近的多弟家并没有狗,哪来的狗?为什么叫?若是久久不闻狗吠,却又盼著它们巡山。寨子里丢失了一头小牛大小的看家狗,后来放牛的孩子在上游的小河滩上发现了一副摆得整整齐齐的白骨架,众人都一口咬定那是老豹扛走的看家狗遗骨。有那么一阵子,天黑了大家上猪栏,圈鸡鸭外,还关狗,我们早就舍弃了“云梯”,老样子,在门插对不上号的门后抵两把锄头。

    头一个月里,上海的家书象雪片似地飞进每个有下放知青的村寨,有个父亲追问儿子“为什么第一封信里没有逐条回答一百个生活环境问题?立即回信补答!”有个母亲一收到女儿的地址,便冲去邮局寄包裹,包裹里是早就准备好了的香肠咸肉糖果,包裹进了邮局,再动手采办糖果咸肉香肠,准备下一个,每两星期一个包裹,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自己不吃饭,也不能让女儿没油水。知青们陆续收到包裹通知单,居然要亲自去县城邮局领取,真是折煞人,于是大家强烈要求县邮局将上海来的包裹送至生产大队部,要求很快得到满足。这些都跟我毫无关系,没有人问我“去多远处挑水?”“去多远砍柴?”也没有人收著了我的乡下新址而激动不已。我的父亲在他的学校里继续受拷问,几年后我才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母亲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何处,我在贵州的山上刨地一年后,她才获知我的下乡消息,她担心我的一切,更担心妹妹的安全,但她不准给儿女写只字片语,写了要没收!别的知青写家信时我也写,写给妹妹,嘱她小心。
 
    那时起,恶梦就象纠挂在树桠上的蛇褪那样缠住了我,半夜里,我会失声尖叫,惊醒同屋人,破晓时分常常发生梦魇,那种非睡非醒,欲醒不能,欲动无力的无助感几乎令人精神崩溃。也许是因为年轻,人一年轻,便多了希望,希望做好梦,好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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