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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妮文集

《茶叶寨》第六章:米

2013年08月01日
来源:作者:沈安妮编辑:何月琴点击数: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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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的茶叶寨

从稻谷到锅里的米
米,在上海是购粮本子上的数字,花花绿绿的粮票,存在粮店麻袋包里或家中米缸里白花花的小颗粒,煤气灶上钢精锅里香软的白饭。茶叶寨的米,不算撒稻种,插秧,薅秧,割稻,打稻,晒谷等数得出来的辛苦,从黄澄澄的稻谷到盘中餐,得先舂谷,然后簸去谷壳,放入大锅里,加水,烧柴火煮开,捞出半生熟的米粒,米汤水喂猪,湿漉漉的米粒与磨细的苞谷面混合后放进木桶再蒸,苞谷饭呈金黄色,也香,不过不软和,口感粗糙。

茶叶寨的每家安装著石碓窝,石碓窝一般设在灶边靠墙处的地上,上置粗木杠,木杠的一头按装圆石,踩踏另一端,圆石起落撞击碓窝内的谷。晚上等孩子睡了,女人家开始踩木杠,通常她们吹熄了油灯,借著破墙洞漏进来的月光,或是火缸里余烬的微亮一下接下地狠踏,更深人静时,沉闷的舂谷声此起彼落,传得很远很远,在山野间回来荡去,散发著人气,镇住了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绿眼睛。

舂完了谷,女人们从石碓窝里舀出混合一起的米,糠,和谷壳,装入有盖的木桶,鼠类的尖牙无法穿透半寸厚桶壁的。天大亮后,她们才用竹匾簸去糠与谷壳。簸谷的本事,就象做饭一样,每一个女人都会,直径一米多的圆匾在女人的怀抱中看起来巨大无比,但即使在矮女人的短手臂中也绝不会滑脱,她们以胸腹抵住圆匾的一边,两手翻转得灵活自如,耍魔术般,糠和谷壳甩出匾,白米一粒不漏。糠可以喂猪,自然是有卖价的,糯米谷壳要留起来,灸烟熏肉,乡下地方的任何物品都使用到成灰,而灰则是肥料。

在生产队长家磨苞谷
乍一看,黄澄澄的苞谷饭象极了蛋炒饭,茶叶寨地比田多,家家都吃苞谷饭,家家都有磨苞谷的石磨。乡下的东西,样样都比城里粗大了许多,不似上海人家里过年磨汤圆粉的小磨,那种一尺方圆专磨泡水糯米的轻巧物件,茶叶寨的石磨笨重得两人合力推。位于屋中央的堂屋与上海人的客堂间有概念上的类同,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茶叶寨堂屋里置放农具、风簸、石磨等。石磨由两爿厚重的磨石组成,墩在角落里粗实的原木架上,石磨上的推拉杆粗过我的手臂,推拉杆的一端为丁字把,象上海家里制图用的丁字尺。每隔几个星期,我们三人上队长家推丁字把碾苞谷。

我们的草屋位于山脚下寨门外,队长的家近山顶处,第一次进寨子好似打了一场仗。踏上几级石梯后的第一个院子口是多弟家,我们早已了如指掌,多弟家没养狗,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两家门面后,呼拉拉,四面八方冲出七八条看家狗,山里人不养叭儿狗,看家狗没有小号的,一个个比牛犊大,家养的,却是在山岭野地里觅食长大的,每一条狗都在狂叫,作势欲扑,三四条狗占住我们前方的高地,对著我们高声咆哮,随时随地准备向三个不速之客攻击。我的心跳加快,腿发软,两脚钉在地上不敢动了,双方对峙,呲牙咧嘴的卫士们还截堵了我们的来路,见识了这种阵势后再读福尔摩斯著作时,我深信:体型巨大的狗完全可以吓死一个大男人。值此紧急关头,队长的高邻,老代表的“爱人”救了我们,老张拾起块石头,一扬手,石头飞了出去,石头落地,狗声顿时压低,四散乱窜,“瞎眼狗,叫哪样叫?滚回家去。”老张一边骂,一边继续在地上找小石头,“下次进寨,手上拿根柴棒。”一路护送我们至队长家菜院的老张告诉著对付狗的方法,我明白了为什么叫化子一手拿讨饭钵,一手拄杖,那是城里人的文明棍,乡下人走村串寨的打狗棒。

我们屋旁的自留地上只冒几撮绿菜叶,寨子里围著竹篱笆的菜地铺著白菜、牛皮菜、菠菜、韭菜、辣椒、茄子、小瓜、番茄,黄黑色的土地消失了,竹篱上爬着四季豆、扁豆、豇豆,每家都有个挂著佛手瓜凉亭般的竹棚,我记起了上海托儿所花园里的竹棚架,斑竹建造的葡萄亭,光滑溜溜的黄褐色斑竹上缠著藤蔓绿叶,棚顶挂著一嘟噜一嘟噜下垂的葡萄,葡萄叶缝里透进的阳光好似给斑竹涂了层釉,然后溶进了绿荫,眼前佛手瓜的藤、蔓、叶都与葡萄十分相象,但佛手瓜架下成群飞旋著的大头苍蝇不是斑竹亭里的景象,茶叶寨的每家都挨著牛马圈、猪栏、鸡笼、狗窝、粪坑,白天,苍蝇永远在院子里狂舞,晚上,蚊子接班,围著血肉之躯疯转。

队长大约是听见了狗咬,站在大门前等我们走近。穿过院子,就在我踏上石级的刹那间,一只狗从屋子左边扑来,“狗!”在队长喊出声时,他家的狗已匍在我的脚边了,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狗不叫,只窜,只扑,两句听惯了的俗语“叫的狗不咬,咬的狗不叫”在我脑子里电光闪现,一秒钟内,我断定了那狗会咬人。“不咬,不咬,我家狗不咬人,我家狗眼水好,只一回就认人了。”队长太太打开了堂屋大门,热情地迎了出来,她那“不咬人”的狗蹲在两尺远的屋檐下,虎视耽耽,毫无离开的意思。狗身上咖啡一块白一块,很壮实,是条很有攻击力的看家狗,眼力也可以,以后几次的造访,它只是跑近我们,没再扑跃。那条狗老死后,队长太太,女儿哭了一场,将狗埋进他家附近向阳靠河的山坡上,说是让狗晒得着太阳也喝得到水。狗死后他家就遭了偷,寨内人所为。

我们进屋,大肚子的队长太太关上了门,狗关在屋外,我才松了一口气。队长家的堂屋很亮,收拾得十分干净。堂屋里没有一张板凳,队长太太忙着拿下摞在石磨上的竹匾,队长太太矮小,小眼睛小鼻子加一张尖嘴,我们背地里管她叫“小老鼠”。“我们家有太太在家做饭,都是太太在收拾。”小老鼠嘴里的“太太”是她的婆婆,比小老鼠更缩小一圈的老太太。老太太只有一个儿子,不算孙女,眼下已经两个孙子了,小老鼠又添丁在即。茶叶寨里,老太太的福气是显而易见的,儿子媳妇孝顺,不出工,在家做饭喂猪收拾。张三兄弟三个都是膀大腰粗,而他们掉光了牙的老母亲依旧出工薅苞谷,老父亲每场都得赶马驮煤换点酒来喝。队长夫妇对母亲的照顾,让人生出敬意。

队长家的房柱粗细均匀,木板墙光滑平顺,两扇大门对称整齐,门两边的墙板平整,小老鼠告诉我们:“这些全是你们队长自己整成的。”队长确实能干,起码是个够格的木匠。木制窗户上分隔出许多微型长方窗格,每个窗格都镶嵌了半透明的晶亮薄片,薄片上螺纹使人想起了海边的海螺壳,怪不得堂屋里那么亮堂,贵州四处不着海,贝壳应该是稀罕物,后来在山上挖到了蓝灰色的贝壳化石时,我才意识到:大海的波涛曾在我站立处汹涌澎湃,连绵的山岭曾为沧海的底基。

磨苞谷不须技术,我们中的一人向石磨的进口拨拉苞谷粒,两人抓住丁字把,一推一拉,推了十来下,浑身便出了大汗,换手,再换手,累人的活,倒是快,三五十下推拉磨好了两三升苞谷。小老鼠拿出粗筛,细筛,帮着筛苞谷面。粗筛是竹子编的,先筛去苞谷的粗皮硬粒,行家称做种胚的那部分,细筛漏下的苞谷面才是真正做饭的料,余下的饱了队长圈里的猪。

磨完了苞谷,小老鼠一边大声喊着“在家吃了饭才走”,一边打开大门送客。一路下坡出寨,非常顺利,竟没有一只狗挡路,大概我们走得放松坦然,或者是看家狗们挨了老张的石头,夹起了尾巴。

公社粮站不卖米给知青
乍到处,我们每月领粮票买口粮,新寨粮站位于去公社的山头上,上粮站买米不是件轻松事,去了粮站买不到米就是累上加气了。

从茶叶寨出发,不翻山走公路,大约需一个半小时抵达公社。那是一个艳阳当头的下午,公社召集全体知青开大会,闷在山沟沟里好像瞎了聋了,大家都渴望着得些山外的消息,逢开会,知青们可以不出工仍得工分,机会难得。我们脱下带着汗酸臭的衣裤,沾了泥沙的破球鞋,套上可去上海南京路逛街的衣裤鞋袜,早早地赶去公社。

“听说上海的六八,六九届毕业生一律下乡,没有一个人可留在上海工矿。”“在安徽插队的同学天天吃山芋高粱,一粒米都看不见。”“去江西乡下最倒霉了,种双季稻。下了田就烂手烂脚的人一直好不了。”“黑龙江农场的四个女知青在野外碰上了狼群,逃得最慢的被狼吃了。第二天只找到两只鞋子。”“黑龙江冷得吓死人,出房子拎一桶水回来,手掌心马上肿起来,冻伤。”都是坏消息!上海工矿上班的那些人是在天堂呢!我们中的一个得了黄疸肝炎,病退回家了。病退,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机会呵,走进上海的派出所,拿出病退证明,眼看着民警将你的户口再登记回户籍簿,购粮证上又多了你的一份口粮时,无论生什么病都无所谓了。

那一天我自始至终不知道我们到底开了什么会,散会了,大家都很兴奋,一路走一路乱扯。走近粮站,才想起我们得买米,当天才有晚饭,米桶里已经没米了。

管理粮站的男人收了粮票,钱,爽快地开了十斤米的发票,嘱我们去找仓库女管理员领米。四围都是农居的粮站主要是收购公粮,旧诗文中称为“赋税”,“皇粮”的田地税。鲜有人上门购粮,粮站办事员很清闲,不按城里人的八小时制度坐在仓库里上班,木板房仓库门上挂著铁链,铁锁,我们得上下搜寻管理员。男人于是领著我们转到仓库旁边的小房子里,穿戴得干干净净的女管理员正在做针线,男人告诉她开门秤米给我们后便转身回去了。粮站的木板房子中间的地面铺了水泥,一望而知是晒粮用的。午后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水泥地发烫,反射出白光,走进仓库,一阵阴凉扑面而来。木屋仓库的底层高于地面两尺左右,通风良好,稻谷和米直接堆放在由木板隔开的地板上,小小的一堆便是几百上千斤的谷米了。交了发票给女人,按著当地的规矩,自己动手装米,当我们抓起地上的铁铲向米堆走近时,女人一把拦住我们,“铲谷子!”指著稻谷堆,女人说:“米是留给煤矿工人的,汽车说不定今天来,现有的米都不够汽车拉。”“我们今晚上的晚饭等著米下锅,我们不买多,只要十斤,你就秤米给我们了吧。”我们向她说着好话。“要的话就是提谷子。”“我们没办法用谷子煮饭,秤米给我们吧。”“你们是知识青年,农民可以怎样,你们就该怎样,要谷子就提起走,不要的话,我要关门了。”说完话,女人凶巴巴地赶我们出门,叮铃匡郎几响,女人锁了门,抽身离去。我们折回去找男人帮忙,再一次,四人走去女人的家,她不见了,躲出去了,不用走远,她只要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继续做针线就行了。米最终没有买成,也许我们身上光鲜的衣服惹得她不高兴,也许附近的上海知青得罪了她,仗著一把仓库钥匙,她“整”了上海女知青。

天高皇帝远,我们即使跑回公社,请公社书记帮忙,谁知道公社书记会不会说同一句话“向贫下中农学习,舂谷子做饭”呢?太阳最热的劲头已过,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返回公社“告状”,女人很清楚这一点。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女人用怎样的嘴脸对付交公粮的农民们,我们的错误是:自认为我们应该受到比农民高一档的礼遇。女人对女人的仇恨常常发生得毫无道理,在贵阳车站排队进站时,年纪轻轻的女车务员将也是年轻的我从队伍里拉出来,不为什么,我是乘客,她是乘务员,她有权耍我。

我们舂过一次糯米谷,不过是一升多的谷,三人轮著踩碓窝,无数次踩踏后,再请主妇簸谷糠,真不能想象:有一大家人吃饭的女人们如何完成天天的舂谷任务,怪不得夜深沉了舂谷声依然不停息。

猛坑的河边建有水碾房,石头砌成的水渠引水至水碾房边的巨大木制水轮,水流推转水轮再带动磨谷的大石磨。管理水碾房向来是个肥缺,管理员不收亲戚熟人的费用,收了钱不上交。自从生产队交托了上海知青管理水碾后,情况立即改善,帐目清楚,一律收费,全数上交生产队。不喂猪的我们委托了寨中的汉子用马驮了稻谷去水碾房加工,舍弃谷糠,换取脚力和水碾费。在茶叶寨的几年里我们渐渐熟悉了另一种社会生存方式,货币周转退化成以物易物,以物换工,或以工换工。

知识青年偷苞谷
夏初时分,上海的菜场里常有嫩玉米出售,上海人称玉米为珍珠米,珠润玉圆的米粒,动听极了。剥去青绿叶皮的珍珠米加水煮熟后,珍珠米粒清香,甜糯,嫩得出水。这样的嫩珍珠米在茶叶寨,新寨公社被叫做“刚结苞”或“才出米”的苞谷,离嫩苞谷还远著呢,成熟苞谷的外皮由青绿色变白,枯干,苞谷粒粒坚硬如铁砂。苞谷是饭碗里的口粮,不是菜场里的闲食,吃个新鲜水嫩!一个几口便下肚的青绿嫩苞谷如果长在杆子上熟透后,是半大孩子的一顿饭。见了我们丢在屋外的青绿色苞谷皮,老乡们叫了起来:“这样的苞谷吃得吗?米都没长成呢,你们是在糟蹋粮食。”当青黄不接,茶叶寨一二家的饭锅里只有洋芋和菜叶的时候,煮嫩苞谷吃几乎可视作犯罪,一九七零年的秋天,新寨公社新寨大队的几个上海知青就犯了偷嫩苞谷的罪。

自从有人兴起了半夜三更偷柴,所有的知青都听说了“阿乡怕鬼,夜晚不出门”的吹擂。阿乡可能怕鬼,但使用公家电筒电池,甚至带枪的干部就不但不怕鬼,并且不怕人。猛坑生产队有个常在黑夜中行走的刘姓干部。刘干部在新寨公社当差,每天往返公社。刘干部的老母亲在一场大火中先出了名。一个刮风天,猛坑河边不幸“红公鸡爬了墙”,所有的茅草屋顶在半小时之内全部著了火,而生产队的劳动力都在山上,未能赶回来,大火很快烧到小河边,刘家的茅草屋与火场隔了条小河及三四米宽的土路,门口的树叶被烤得卷了起来,只要一粒火星飘过窄窄浅浅的小河沟,“燎原”之势便不可避免。家里只有做饭看家的刘老太,热风一阵阵地刮,火星四处乱爆,刘老太跪在门口呼天抢地,“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绝望之际,她抓出一篮鸡蛋,全数打碎,在一片蛋糊碎壳前磕头如捣蒜,哭喊苦求“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哭求声中火势渐渐小了,刘家的茅草屋得着了菩萨的保佑,逃过一劫。自此,刘干部在公社开会再晚也赶回家。

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刘干部悄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太熟悉脚下平展宽阔的土路了,凭着感觉,借着微弱的月光他走得飞快,夜很安静,忽然,除了自己的脚步声,他还听见了说话声,听不懂的话语,是上海话,他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上海知青们正在路边的苞谷地里,他们一定是在偷集体的苞谷,摘那种可以用指甲掐出水来的嫩苞谷。公社附近的生产队已遭过偷了,农民们毫不怀疑,只有那些不知道“饿饭要死人”的城里青年才会偷青油油的苞谷,知识青年的半夜偷窃早已不是新闻,满山遍野都长著苞谷,防不胜防。刘干部意识到:单枪匹马的他奈何不了几个年轻人。

刘干部一声不响,立即转身向最近的寨子跑去,“有人偷苞谷,快起来,抓贼!”他唤起了几个梦中人,再由他们叫起更多的人。十来分钟后,几十个压低声骂“狗日的,日他妈的。”的男女们跌跌撞撞地奔向了苞谷地,抓著砍刀,锄头,粗麻绳的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包围了偷粮贼。四个正在扳苞谷的知青还没搞清楚情况,他们的前胸后背双臂就被许多粗壮的手揪住了,当即饱挨拳打脚踢,跟着麻绳缠上了身,一个个被绑成肉粽子。此时此刻,刘干部不再逗留,回家了,他是干部,他知道接下去将发生的情况,懂政策的他不该在场。知青们被抓回生产队,老乡们很清楚,将这些抢他们口中食的年轻人送去公社的后果:最多也就是挨嘴皮子教育,他们身上的皮子不痒不痛,伤不了一根汗毛,扳下的苞谷接不回去了,吃下的苞谷更是无从算起,粮食糟蹋了,知青不会赔,公社不会管。他们得先动手,打一顿出气,于是四个知青被绑在凳子上,众人棍棒齐下,劈头盖脸地打去,“教育”得四人哇哇乱叫。

天亮了,鼻青脸肿两手被绑的知青们出现在公社干部的眼前,干部们大吃一惊,赶快上前为他们松绑,检查伤势。一九六九年上海知青初下贵州时,发生了知青被农民捆绑,两臂缺血多时而坏死一事。新寨公社的干部们应该庆幸,辖下的百姓们虽然闯了祸,但知青们不废不残,不需惊动上层。挨打知青中的一个仗著父亲是正宗的工人,收拾行李回了上海,另一个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偷皮夹,被逮后,押去军管了的柳州做苦工,后来便不知所终了。

阿 炳 兄 弟
长得高大魁伟的阿炳是知青中的突出人物,听说在上海时,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提篮桥”监狱的大门,阿炳的老头子(父亲)向同为工人阶级的学校工宣队求助,老头子要送儿子下乡,要让贫下中农教育好他的儿子,工宣队坚决支持老工人的提议,于是,阿炳那只踏进铁窗栏杆的脚缩了回来,两脚踩上了去贵州的火车,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阿炳头上一顶遮阳帽,剪裁合身的黑色尼龙风衣闪著光亮与洋气,细白格子的确良衬衣领在脖子上翻出一份神气活现来,长腿下一双咖啡色牛皮船鞋看去象舶来品,背上一个时新的筒鼓包,将他放在水田,石头山,扛锄人的背景中不伦不类,即使晃荡在上海的大马路上,阿炳浑身上下也透出一股上海人眼热的“侨”气。

下乡初,阿炳与一新寨大队女知青户走得很近,有一晚,女知青们锁好了路边的石屋,去别寨串门过夜。次日她们回来,发现上了锁的门被整个卸了下来,箱子里的钱,新毛线,新尼龙袜等全部不翼而飞,女知青们大哭了一场,上报公社要求破案。公社干部说了声“恐怕是你们自己人做下的”便没有下文了。

年余后,阿炳与猛坑大队的几个女知青交往多了,天天大家一起吃瓜子嚼炒豆,打牌谈山海经,年轻女知青们觉得阿炳豪爽慷慨海派仗义,四五人竟成了密友,大家准备一起回上海。就在离开猛坑大队的早上,女知青们发现行李袋里的钱包遭了窃,路费全泡了汤,大哭一场后,一心一意要回上海的她们还是走了,阿炳坚决支持她们回家,借了钱给她们买火车票,阿炳不工作,没有收入,却好象开了银行一样地有钱,出手阔绰。

老乡看阿炳:有力气,该是犁牛的好把式,不过,阿炳声称他从来不出工的,经常出门,云游四方,回来时,他的运动员筒鼓包塞满一路上采摘的嫩苞谷、黄瓜、四季豆、辣椒等时令蔬果,独行侠阿炳说:“想吃什么就摘什么。”在一次猛坑大队部知青政治学习之际,来了几个访客,他们走到阿炳面前,站直了,抱拳拱手,齐发一声上海话“阿炳兄弟好!”。我有点不相信我那听惯了“同志”的耳朵,“兄弟”的称呼好象不属于那个时代,“弟兄们”一作揖,便似“水浒”里的好汉们,并不见阿炳起身回礼,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那一刻我觉得,茶叶寨离大队部最远,也许是好事。

有一天,阿炳突然回他的寨子,正见生产队里分黄豆,上前便要领一份,每家都有,他一人要算一家,“出工做活路的人才有豆腐吃,你不做活路,不得吃。”生产队会计拒绝给黄豆,“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的,是政府派我们来的,我们是属于政府的。贫下中农有的,我就该有。”阿炳口口声声“政府”“政策”的,高大孔武的身体似一座压人的墙,堵得会计有点心慌,不敢作声了,阿炳自己动手,搬一小袋黄豆回家,不出工照样吃豆腐,不出工也照样有饭吃。阿炳总是有米下锅,生产队供著文武双全的阿炳,就象集体养一个大孩子,每家多交点公粮。实话实说,阿炳从没有在半夜里偷生产队“刚出米”的苞谷。

兔子虽不吃窝边草,但夜路走多了,难免撞鬼,不知在哪里,不知为何事,阿炳卷入一场混战,他操起板凳打人,寡不敌众,被打断了鼻粱骨。阿炳自新寨公社消失了,他应该可以领著残疾证明做回上海人。

割 米
新鲜劲过了后,我们成了累赘,下滑坡时不再有人在前面挖几锄踏脚,爬陡山时不再有人拉一把,上山薅苞谷,若是分工包工,茶叶寨的各位立刻从我们身边跑开,唯恐与我们分在一个包干组,受我们拖累,完不成活路不说,还得扣减工分。

茶叶寨的“割米”在上海郊县称之为割稻,那个年代的上海初中生都支援过秋末时分的三秋劳动,割过稻。看上海农民割稻,绝对叹为观止,成排的水稻似短墙般堵在田埂边,风过处,稻浪起伏,农民们弯腰伸左臂轻压稻杆,右手的镰刀与地面平行使劲往里拉割,“唰唰唰”几声,地上便躺著大捆稻穗。一会儿功夫,稻田就变了样,一堆堆的稻摆齐在平整的稻槎口上。

茶叶寨水田里的稻株不成墙,长在山地上的旱稻更是稀稀拉拉。割米之前先铡米,每人手执一个小梳子般的竹木制成的铡刀把,真正的铡刀如铅笔刀大小,走进旱稻地,寻找粗大的稻穗,逐一割下,收在手中,整个过程精细如割鸦片。收来的稻穗留种,犹如农业科学家的作为,稻草晒干,捶软后可编制草鞋,茶叶寨人人会打草鞋,那种在大上海从未听说过的制鞋工艺。铡米以后才开始真正的割米。

一九七一年秋天,生产队决定划片分组割米。三个上海女知青和所有不受欢迎的老弱病残成了“同志们”的时候,驼了背的老人,身材单薄的汉子们告诫说:“你们三个知不知道?这次分工做活路,我们这几个要割完这几大片田才得休息!”“你们三个要攥点劲,不然我们完不成任务!”“将你们三个知青都分在一个组,太不合理了。”哼!乌龟和王八凑在一起了,王八还嫌乌龟爬得慢!

汉子们是不割米的,只管打稻斗。厚木板制成的稻斗象极了口大底小的升子,巨型的半截升子,扛斗的汉子头顶稻斗一角,两臂张开撑住另两角,一路从家里将斗扛进稻田,然后抱起稻捆在稻斗里甩打,打下稻谷后负责挑回仓库。

他们是抓一把稻株,割一下,然后放下,再抓第二把,乌龟式的操作进度,我们三个的上海式割法:拦一抱,割一排,快多了,老头老太们不再抱怨,老头们打斗累了,坐在稻草上吸一嘴烟,老太太弯腰久了,直起身擦汗,眯着眼看看还在天空中央的大太阳,他们放下了心,至少我们不会占他们的光。几天后,我们这组先于别两组割完了分配的田面,耳闻未完成任务组的吵架声,老弱病残们都得意了起来,“这回子分工,她们三个知青也下劲干了。”

听起来,我们好象一直在偷懒不下劲似的,其实,也只有割稻,在上海演练过的我们可以干得快一些。

最次的苞谷送知青家
收苞谷时,白天全寨人出动,一担一担地从山上挑回来,堆在仓库前,彷晚时分,全体人马聚齐,上百双眼睛密切注视著工分簿、磅秤、算盘、地上堆成小山头般的苞谷堆。会计报出当天的总收入,立即分配过秤,各家挑了苞谷回家,一直等到仓库门口的地上只剩下散乱的苞谷叶,枯黄的苞谷杆,大家才回家放心地慢慢剥开苞谷叶,扎成捆架上梁。每家都有沃土,砂地,荒坡,石头缝里长成的苞谷,大家不吃亏,无人沾便宜。

一九七一年秋天,是我们三个知青第三次参予苞谷分配,那一天收来的苞谷是整个秋天里最次的货色,一担里很少有几个长得象样的苞谷,半截的,苞谷头上被老鸹啄开的,蜷成疙瘩的,稀板牙式的,秃瘌痢样的。会计劈劈啪啪拨拉了几下算盘,几个青壮年挑了那一天的大部分收成进了我们的屋子,那一天,我意识到:如果可能的话,茶叶寨的人们连最次的苞谷都不打算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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