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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妮文集

《茶叶寨》第七章 油

2013年08月21日
来源:作者:沈安妮编辑:何月琴点击数: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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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寨山背后的杜鹃湖

猪 肉 药 引
知青户大都不缺粮,但是几乎都缺肉闹油荒。年初时分,老乡家买头猪崽,喂到年尾,杀猪过年,每家的火缸上方挂一圆型铁架,架上四圈钩满一刀刀的猪肉,由一条猪肠围住,火缸里天天燃著柴火,糯米谷草时旺时灭,升腾的烟火气熏出喷喷香的烟熏肉,十天半月,割一段佐饭。有时候半大的猪死了,猪肉秤斤两出借别家,过年的那几天里,借肉的还肉,借骨的还骨,多少得个肉饱!城里来的我们打心里不愿在乡下过年,喂猪?谁高兴!说不定哪一天,接了一纸通知,就此飞出山沟沟,干吗费劲盖猪圈鸡窝?没挨著猪圈,苍蝇也已经够多的了。

知识青年靠人民公社杀猪吃肉,第一年,说好了每月每人一斤肉,实际上是跟著公社干部的感觉走,他们想杀猪了,我们跟着吃肉喝汤闻香。天天上山做活路,日日昏昏糊糊,哪一天得着“去公社买肉”的通知,就似天上的彩云飞进了茅棚,春天的和风拂上了心田,如果我是诗人,我兴许长呼“啊!我的心蹦上了山巅”。门前的几株短竹蓬蓬勃勃,如果在“无竹令人俗”与“无肉令人瘦”选其一,我宁为俗人三千载,换得大口吞肉喝汤。

买肉得去公社,大半天的时间才够打一个来回,对城里人来说,任重道远,但我们三人都非担重任不可,都得亲自去看看肉的成色,猪毛有否刮干净,骨头不能太多,一句话,我们都想去走一走,去会一会围著猪肉转的同乡们,我们派上自己三个去公社“扛”三斤肉。甩著手晃悠上“大马路”的我们招来了茶叶人的嚷嚷:“你们三个穿得干干净净的,走哪方?走亲戚还是走朋友?”“你们今天不做活路了?”“你们三小个去哪里?”有人高喊著:“她们去买肉,去公社买肉。今晚上她们要打牙祭。”闹声更大了,“你们三小个今晚上高兴罗,得肉吃了。请不请我?”“好福气,你们三个得歇一天的气喽。”“好久没吃肉,买来的肉可不可以让我尝一口?”“好想肉吃!你们帮我买斤把肉来,我付你钱。”“下辈子,求菩萨让我当一回知青。”为了三斤尚在公社案板上的猪肉,全寨人都兴奋异常。

老驼的丈母娘拦住了我们,伸出手掌来比画著,她说她要巴掌大一片肉做药引,巴掌大一片猪肉?一斤猪肉连皮带骨摊平了不比两巴掌大,我从来没听说过必得用肉作引的中药,如果真有那种药的话,我天天要服药,药瘾大过饭瘾。老太太是不是在开玩笑?我们都不说话了,三人在一个肉碗里下筷,放弃半斤肉该是三人的决定,谁都不想给,谁都不想说不给,于是,我们闷著头聋了耳朵只管向前行去。如果一个说给,另外两个嗔怪怎么办?如果真给了,老驼本人、队长太太、队长、会计,一个接一个都来索取药引,甚至药材,药汤,三斤肉够不够折腾?现成的例子:张三向我们“借”糖,有去无回。

开荤的那晚上,大概全寨的家猫都夜访了“寒舍”,它们钻过山墙上胡乱穿插著的枯树干枝,在我们那小小的肉碗周围上窜下跳,离地面一人高,两根草绳吊住的竹编“猪扎”(关小猪崽的竹笼)是我们的“碗橱”,寻常日子,“碗橱”里摞几个粗碗,一碗吃剩的牛皮菜或盐煮小豆,平平安安。当“碗橱”在黑暗中冒肉香时,我们根本无法入睡,只听得许多尖厉的猫叫声,也许山上的野猫也在其中,我相信,若是狗会上墙的话,也一定会加入争斗,撕扯。“乒呤乓啦”,躺在床上的我马上知道,盖在肉碗上的空碗从“碗橱”里滚了出来,在上摔碎了,猫一定是从山墙上直接跳到水平悬挂的“碗橱”上,再有一个蹦哒,肉碗将连著“碗橱”一起砸到地上了。张晓静起床,打开电筒检查,“还好,还好,肉碗没翻,”她报告著。将肉碗放进空锅,盖上,再将锅置入木板盖住的木桶里,木桶上压上个板凳。坚壁清野后,猫们,也许还有鼠类,慢慢销声了,我们这才放心地睡去。

瘟鸡的油水
入新居后的一天,妇女队长送来了三只小鸡,又为我们找来烂了半截的挑苞谷箩筐,破筐倒过来复盖在门内便成了鸡舍,“小鸡长大成母鸡,得鸡蛋吃,成了公鸡,打鸣叫你们起床。”妇女队长还念了一番“养了鸡才象个家”“鸡下蛋,蛋抱鸡”的农家经。

乡下养鸡,除了早上轰鸡出屋,晚上关鸡时撒点粮食外,任由鸡群自己找食,鸡到处扒土拉屎,臭不可闻,跳蚤也跟著多了起来,本著“既来之,则安之”的原则,我们扫门后的鸡屎,铺垫煤灰,盼著三只小鸡都长成母鸡,天天下蛋。

天时不吉,寨子里蔓延开了鸡瘟,早上开门,三只半大不小的鸡一反常态地厌食,一天后,看起来象小母鸡的横下了,吃蛋的希望破灭。张刘二位决意丢掉死鸡。瞧一眼摆在破箩筐里的“家禽标本”,我说:“只要煮透,是可以吃的。”“我可不吃瘟鸡,你要吃你吃。”张晓静宣布,刘秀珍附和。“好,你们不吃我吃,死不了的。”缺油少肉的日子过久了,我变得有点天不怕,地不怕,身体里生出那种第一个吃磅蟹咬蕃茄的勇敢。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窝在茅屋里,我一步一步烧开水,泡鸡,拔毛,杀鸡放血的麻烦倒是免了。鸡头、脚爪、鸡颈、内脏,全部丢掉,我不信白净的鸡肉也瘟了,我不信吃了高温消毒鸡肉的我会“瘟”了。

当鸡香弥漫在整个草屋里时,我邀刘张二位“入席”,她们依然不为所动,我一人动筷享受鸡肉,吃瘟鸡没什么好客气的。

一个接一个,三个瘟鸡煮透下肚后,我没觉得任何不适,一星期后,我还是没病没灾。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日子,茅檐下雨水长滴,屋外的风呼啸不已,屋里的火缸上炖著鸡,火光散发的暖意干燥止住了漫卷而来的寒气雨丝,鸡很嫩,鸡汤鲜美无比。

从那以后,我们不再养鸡,也没有人再送我们小鸡,照著妇女队长的小农经济观,没有公鸡打鸣,母鸡下蛋,住了三个年轻女孩的茅草屋哪象个“家”?茶叶人说:“你们三小个不喂鸡,不喂猪,只消顾自己一张嘴就可以了,好清闲,我们实在羡慕你们。”这种苦哈哈的日子也值得羡慕?我们想的是:每月领个工资袋,有个两口子领工资的家。

茶油,菜油
第一年的秋天,生产队分了些茶果给我们。据告,茶果可以换茶油,在“嗲人”家初尝了茶油炸糯米粑粑,我们早早地晒干了茶果,向寨子里的男人们查问如何换油。

陈三奶的长子陈明利帮了忙,将我们的茶果与他家的一并驮在马上换来了茶油,长得端正的陈明利三十多岁,肤色黝黑不说,脸上满是晦黯,他很客气地来取茶果,再送了茶油来,他说以后有事可找他,只是他近年身体有病,容易累乏。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去了上海,次年春天回到茶叶寨很久后,才听说了陈明利已经病逝,遗下了一对幼小的儿女和怀了孕的老婆。我很吃惊,一个正当年的男人,怎么说走就走了。换茶油的时候陈明利倒是说了有病,没说什么病,也没有谈起要去医院看病,全身无力的他照样下田犁牛,长途赶马驮换油,然后,一日不如一日,泰然地去了,毕竟连四十岁都不到呵,还有个未出生的孩子,答应来年再帮我们换油的时候,他一定没料到自己走得如此匆忙。看医生,住院,治疗,下病危通知书等等,上海人的那套花头一样都没有在茶叶寨发生。

相比上海郊区的油菜,茶叶寨的油菜长得矮,且油菜荚细小,收来的油菜一捆捆地摆在仓库前的“篮球”场上。记得上海的农民将油菜捆置脱粒机的滚筒上,脚踏,滚筒转,滚筒上的铁齿便将油菜籽连荚从油菜杆上脱落。茶叶寨的每家都有几付连枷,一竹,一木两根棍,终端由短绳连接的脱粒工具。油菜捆平摊在水泥地上,妇女们分两边站立,手持连枷的竹棍,上下打动,木棍抽打油菜捆,打出细细的油菜籽。油菜籽换来的菜油是全寨人的全年食用油。

据说是菜油做菜不香,我们没有比较,有就好!在分给我们最次的苞谷以后,我们好象再没有换菜油这档子事了。仅在第一年我们尝过茶油,以后,茶叶寨的茶树好象不再结果了。

牛 肉
茶叶寨的女人们,包括女孩子,不吃牛肉,并且不准牛肉进家里的饭锅,说是腥臭得厉害,男人想吃牛肉,必须自己动手,在猪食锅里煮肉,不准上桌,躲在一边吃。

生产队的一头黄牯从山上摔下来,摔断了腿,几个壮硕的汉子在山脚下杀死断腿牛,抬了回来,寨子里的几个女人老太婆痛哭了一场,男人们则若无其事地聚在仓库前将牛肉砍成小块,分牛肉。不象分粮食般瑙铢必计,每人随便提上一挂就行了,要多要少都无所谓。生产队长问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对牛肉毫无禁忌的我们马上高高兴兴地去领一份牛肉。“你们三个吃牛肉!吃得下去?老牛辛苦耕田,养我们的嘴,吃它们的肉,太作孽了。”队长太太很认真地说,有点兴师问罪的架式。“队长不是在吃牛肉?他吃,我们也吃。”我们的回答有点滑头。“我是不准他在饭锅里煮牛肉的,他要吃自己煮,在猪食锅里做。”“小老鼠”说着话,眼圈红了,连声道“作孽,作孽。”另一个老太太接著问:“你们怎么狠得下心?可怜老牛,可怜,可怜。”汉子们倒是干脆,一路问著“你们不嫌牛肉臭?”一路递过来五斤左右的黄牯肉。“牛耕地,你们怎么舍得下心吃它的肉?”一类的唠叨持续到牛肉过了五脏庙,进了五谷轮回之所。

几年后,我听说了吃病牛肉而死了两个农民时,告诫自己得小心。不过在那以后,“药瘾”发作时,我们还是有点不顾一切。我们,我指得是我和上海知青阿四,那时,我们都在县城里做点工作,在一起开伙吃饭,县城里的人不种田,不会因为老牛耕田一生而不忍心吃牛肉,牛肉很好销售。我们两人相中了一块臭牛肉,也许是臭味引得我们上前细看,也许是因为价格有点儿下滑,我们觉得牛肉分外臭,抓著“太臭”两个字,我们讨价还价了好一阵子,最后,在阿四说了她存有两包五香粉后,我们拎回了牛肉。

臭牛肉洗净煮一道水之后,臭味好象仍然吸附在牛肉深处,我后悔没有切开煮,滤去浊水,换清水再煮一道,成功去味,倒进一大包五香粉,加酱油、酒、糖,炖一个下午。当晚一盘切成薄片的五香牛肉摆上桌,阿四高兴地叫道“上海的五香粉真是厉害。”我喊声“上海的五香粉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

两斤猪油
为两斤猪油挨训,值得!正如老乡们说的“挨骂,皮子不痛不痒,得吃,肠子油漉漉。”

在肉类限制供应时,上海市民凭肉票买肉。上海不愧为工业大城,肉票如平信邮票般大小,印得花花绿绿不说,数字清晰可见,只要不遗失,斤两错不了。杀猪售肉时,小小的新寨公社也发肉票,小学生作业簿上的一页裁成四五份肉票,票面上由会计钢笔书写“二斤肉”,“三斤肉”,“一斤肉”等字眼作数。

买肉人如我们,先去会计那宿舍兼办公室,堆满了纸张木板隔成的房间里亮相,报上“我们是茶叶生产队的某某,某某。”多少对我们有点眼熟的会计验明各本尊,签发肉票,在我们的大名下做记号,还在肉票上盖上他的私章,很道地的,一般不会错,绝不会让独门独户的阿炳买走别队三人四人份的。

擎著“三斤肉”的票子,我们直奔临时肉摊,同一地盘,上午杀猪,中午刮毛,下午销售。案板上除了猪肉外,还摆著猪油、猪头、猪脚等。“可以买猪油吗?”我们客气地问,“要有会计的条子才可以买猪油。”呈上条子,我们继续央求道:“我们有条子,我们要猪油。”“不行,你们的条子是三斤肉,不是猪油。条子上要写猪油,你们才可以得猪油。”条子退了回来。要一张写有“猪油”的条子何难?我们可都是会读会写的知青呵!会计是不会在我们的肉票上写“猪油”两个字的,不用去自讨没趣,抽回条子,转到房后,我马上就在“三斤肉”后面写“二斤猪油”,回到乱糟糟的肉摊边,人越来越多了,知青们对猪肉指指点点,吵吵闹闹的,越乱越好,越吵越好。

递上条子,款子,卖肉人秤肉,秤猪油,扎上稻草,交付我们。一挂猪油在手的我立刻遭到知青们的盘问,“你们三个怎么可以买猪油?”“是不是一人可买一斤猪油?”“我们为什么只可以买肉?”“简单来西,在买肉的条子上写‘猪油’两个字,就买来了。”我十分清楚回答问题的后果,但不能不回答。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依次为:
一,见了一张张肉票上都写著“二斤猪油”,“三斤猪油”,卖肉人大吃一惊,案板上剩下的猪油对付不了一张肉票上的数字,莫不是会计疯了?当机立断,卖肉人停止卖肉,跑去问会计为什么,生意没办法做了。

二,公社书记找茶叶寨的知青问话,严格说来,我是擅改肉票的主谋,不过当我在肉票上书写“猪油二斤”时,刘张二位在旁边,并未反对,我从肉摊上拎出猪油,她二人也没说“我们不要这样的猪油,送还去。”她们即使不算同谋的话,也脱不了干系。

三,公社书记住在另一间宿舍兼办公室木板隔就的房间里,门框低矮,我低了头先进门,按著罪魁在前,从犯押后的次序,她们二人尾随而入。“你为什么要在条子上自己写猪油?这样做对不对?”“书记,我们没有油做菜了,好想买点油。卖肉的人说只要条子上写有猪油两个字,就卖给我们。我们没油吃很久了,只好自己写了。”我紧捏住猪油,左一声“没油做菜”,右一声“做菜没油”,不过就是因缺油而出此下策,公社书记该生出同情之心,无法将小事化大,知青生活困难,公社书记理应关心,怎能从我手中要回猪油?公社书记先是数落了一顿,我满口认错,接著唱“没油吃没法过了”。“好了,好了,这次就原谅你了,猪油就让你带回去了,以后不可以这样做。”

公社书记一言既出,我马上保证:“下次没油吃,一定先向你反映情况。”我嘴上说着,心里明白,再没有下次了,再不会卖猪油给我了,无论是会计,卖肉人都将小心地牢牢看住他们的猪油了。

四,一头猪能有几斤油?案板上少了两斤猪油,不是小事,当场就有个公社小干部开骂:“这些上海知青,操蛋得很!”手提一斤肉,心想四斤五斤肉的阿炳正闲得发慌,小干部一声“操蛋”就象鞭炮点了火,“嘿!你在骂什么?”阿炳往小干部面前一站,扬起手臂,指著小干部的鼻子吼道。“谁是操蛋?”“你骂谁?”“你为什么骂上海知青?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才来这里的,你怎么可以骂我们操蛋!”高大的阿炳板著脸,一本正经地指出小干部的不是,回过头来向我们眨眨眼睛笑着说:“一个人犯错是一个人的事,他怎么可以骂我们大家,对吗?”所有买了猪肉,未得猪油,或是骗油不成的知青都围拢来,大家津津有味地观望,阿炳越发来劲了,调门越来越高,手指几乎点到小干部的额头上,对方嘟嘟哝哝,面红耳赤。当阿炳叫出“你该向我们道歉!”时,我几乎笑出来,我真该向他抱拳作揖呼一声“阿炳兄弟好!”好阿炳!继续开讲革命理论课吧,我们得回家熬猪油了,我最喜欢猪油渣,咬一口一嘴油,香喷喷的。

洗发膏浸泡的咸肉
知青户煮肉时,勺子掉到地上沾满了灰,掌勺的阿吉说:“我是不高兴洗勺子的,谁想要吃干净肉谁来洗?”无人回应,“好,没人打算洗勺子,大家不讲卫生。”阿吉说着话,抓起勺子在红烧肉锅里一阵搅,吃肉时大家照抢不误。

油炸粑掉到地上,阿玫拣了起来,拍两下,尖起嘴来猛吹几次,说着“油不沾土,没关系,没关系”后便将粑粑送进嘴了。

我收到了一个主要内容为咸肉的上海包裹,咸肉与压破的洗头膏混合在一起,气得我半死,用清水洗咸肉,浮出的泡沫高出脸盆,再洗,洗完了放进大锅里水煮。当水开时,泡沫开始在锅里上下翻滚,撇去泡沫,撇了又撇,见了锅底,加水再煮。

咸肉肯定熟了,我伸出舌头舔舔可能的美餐,不知何味?似肥皂,肯定不是肉味,洗发膏香味依旧扑鼻,就这样,我损失了大约可洗头三十多次的洗发膏,也丢掉洗发膏腌制了咸肉,咸肉如果进嘴,洗肠不说,我兴许得去医院,痛下决心的根本原因是吞下第一口咸肉后,我食欲全无只想呕吐,大概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保护身体的本能阻止了毒物进入肠胃。

和阿呆一起享受红烧肉
刘秀珍走了,张晓静离开了,招工招生的见了我档案材料里的“国外”,“海外”的字眼,很小心地回避,放过一边。与阿呆在一个生产队的三位女生去了工厂,进了速成师范,迁移到广东老家插队,阿呆当然不是本名,是外号,从小到大,阿呆的同学们都认为“呆”字传神达意,精确写照了她的言行。全长顺县的下乡知青中,阿呆是唯一掉进过粪坑的一位,阿呆自然而然就成了“单干户”。当公社通知了知青买肉时,我直接去了阿呆的住所,相约去公社“抬”回一人一斤的猪肉。

知青中十个去了七八个,剩下的心里都不是滋味,听说公社打算重新安排知青落户点,也就是归并几个单干户至一处。不知道是公社说得快,做得慢,还是生产队都拒收知青包袱,单个知青依旧窝在自己的生产队里,我们心情沮丧,吊儿浪当,生产队开始对我们不问不管,他们盼著我们走路,早一天好一天。

我和阿呆常去公社转悠,土石路走熟了,不提肉时我俩走得飞快,各人手上拎一斤肉时,我们更好象飞毛腿,一路上,阿呆只来得及告诉我一件事。男知青阿飞抱了一大堆脏衣服到阿呆屋里,吩咐阿呆说:“帮我把衣服洗掉。”命令式的,阿呆洗了王八蛋的几层狗皮,折好了奉还。“太过分了,他怎么敢叫你洗衣服!欺人太甚!”我跳了起来,我说:“不要洗!你对他说‘自己洗’,让他的衣服丢在那里,不要管。”阿呆默不作声,心事重重地只管向前走,阿呆是教不会的“刘阿斗”,“不要怕,我去帮你骂他。”我对阿呆拍胸脯。

我邀阿呆来茶叶寨住几天,阿呆答应了。一回到寨子我们俩忙著洗肉,切肉,烧火,不知不觉中,天全黑了,我将油灯灯芯转高,亮堂些,多了个阿呆,茅屋里有些热气腾腾,人气冲天似的。一大碗上海酱油精烹制的红烧肉墩在我和阿呆的面前,“吃饭了!”我高声宣布,阿呆和我开始小口小口地吃饭,大嘴大嘴地嚼肉,阿呆说她喜欢肉卤伴饭,一次一次地端著饭碗去火缸三角脚上煨著肉锅里舀肉汁。我说:“阿呆,你干脆搬到我这里来算了,我们俩住在一起,互相有点照顾。”阿呆不语,只管吃饭,我心里明白,阿呆来不来茶叶寨不是我说了算,她同意便成的。

那晚上我睡得比较安稳,多了个人,心里觉得安全多了。早上起来,阿呆说她昨晚起床几次,拉肚子,“噢,我知道了,你为什么拉肚子,火缸离油灯远,黑头里你舀肉汤,看不见,将面上的肉油全倒进饭碗里去了。”

上午,阿呆辞行,她没邀我去她的生产队住天把,阿呆走了,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赶场天,阿飞晃过茶叶寨的土路,正好被我瞅见,我喊住了他,阿飞停了下来,笑嘻嘻的,也许他以为我要请他吃点心。我先客客气气地问他是不是叫阿呆洗衣服了,阿飞不说是,也不否认,神气里大有些不要我多嘴的意思,“嘿,大家都倒了霉在这里插队,凭什么你叫阿呆帮你洗衣服!欺负阿呆老实不是?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在我看来,欺负弱小的阿飞不象个男子汉。事情过后,我的信开始遗失,我知道王八蛋在暗中阴损我,阿呆也许还在受命洗衣服,不过没再听她提起,她肯定不敢告诉我了。

那晚上的红烧肉是我知青岁月中的最后一次“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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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何月琴 王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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