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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寨》第十四章:茶叶寨的小人物们

2014年03月10日
来源:作者:沈安妮编辑:何月琴点击数: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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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牛家妈
    陈文奎有胆识,敢于向政府的干部抗争,在广顺场上帮了我们大忙,夺回了政府干部从我们手上没收的葵花。他的老婆精明能干不说,还是出了名的泼辣货,她若是吼一声,全寨男女都禁不住颤一颤。我们进茶叶寨时,夫妻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三子一女,生了小牛,小和平,小宝三个儿子的陈二嫂对得起陈文奎,也对得起陈家的列祖列宗,嗓门不但响过自家男人,也怵得别家的汉子妇女噤声。

    小牛的母亲高挑身材,鹅蛋脸,眉眼端正,一对丹凤眼本该媚力四射,只可惜天天被四个孩子,家里的猪牛马鸡,山上田里的庄稼拖累著,丹凤眼的眼皮搭拉了下来,生生地铸成三角眼,活脱脱一个苞谷地里的王熙凤。在女人都听大老汉子说话的山沟沟里,敢做敢为的小牛母亲绝对是个异数。一次晌午工前的生产队会议上,小牛的母亲提出要给小牛加工分,说时迟,那时快,弯弯的眉毛拧了起来,三角眼怒睁到几乎裂眶,嘴里扫机枪般射出訾骂,骂声劈头盖脸,一句接一句,从“日你的妈”到“日你的十八代祖宗”,口沫横飞,无休无止地骂,骂得全生产队的男女们一个个息声屏气,哑口无言。汉子们心气高,不想输给女人,来个不言不语,就算“男不跟女斗吧”,女人们没有一个敢斗胆接腔,怕顶一句回去换来今后的天天骂,永远不得太平。整个会场静悄悄的,汉子们妇女们,包括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妇女队长,老驼,老代表等人没一个敢哼一声,敢对她说一声“不”!任谁都知道,一个“不”字出口,得罪的是半寨人,陈文奎全家,陈家所有的老老小小们都在看着这几张可以说“不”的嘴。汉子们自顾在烟锅里塞叶子烟,用火石打火,闷闷地砸巴叶子烟的原汁原味,用心地在石头上敲出烟锅里的烟灰,女人们双眼扎在鞋底,银针和麻线上,双耳仔细辨别著骂声中的字眼。“挨千刀”,“挨万刀”,“千刀万剐”,“不公平”,“凭什么我家小牛做一天的活路,只得五分?”“哪个不给我家小牛加工分不得好死!”诅咒,骂街,责问,威胁,恐吓轮著上阵,蓝天里飘著白云,茶叶寨仓库前的生产队会议上,战鼓隆隆,刀枪齐发,火热火爆,小牛家妈边骂边杵锄头,骂得凶,杵得狠,活脱脱一个护犊的雌老虎!

    成年男女一天挣十个工分,小孩子看牛一天三分,半大孩子开初做农活是五分一天,随著个头渐长,一分一分加,加到十分为止。在苞谷地里大家平行向前向上薅苞谷时,不管大小老少,一人面前一排苞谷,薅到山顶为止。实际上,一个半大孩子的劳动量与妇女们差不多,有时比那些不时停下来喂奶的女人们还强。

    小牛的母亲胜利了,没人反对,就意味著得加工分,要不然,再闹!茶叶寨里还没有人敢结成伙与占了半边天的陈家人对著干,陈家人都是些中农,不是地主,不能随便打压的。能说会道的陈文奎心思慎密,都想周全了,自己不出声,由著老婆发威,漫天叫骂,图的是下一步可进亦可退。这世道上的人都是见硬怕,见软欺,小牛家妈以她的泼、狠、凶、辣、横、蛮、悍,在这个汉子们说了算,贫下中农该作主的寨子里强出了头。

    可叹小牛家妈生在偏远乡下,若是长在城里,再读上点书,保不定成个女中豪杰。泼辣之风遗传,小牛的妹妹不过六七岁,已经不是个省油的灯了。小牛的妹妹在小河边上与孩子吵架,一手叉著腰,一手拿著正洗的衣物,咬牙切齿地骂人,一眼不眨地骂,一口气不喘地骂,小女儿显然已经得了母亲的真传,嫁到哪里都不会吃亏的。

在小牛家过“四月八”
    头包白帕是年轻姑娘们的专利,小牛家妈三十多了,按乡下一带的说法,早就是成了“老奶”的婆娘了,不过她不服老,也不在乎背后有人指著脊梁扯闲话,和未嫁的姑娘一样,雪白的,折得光滑平整的帕子在她的头上耀眼闪亮,闪得全寨的“老奶”们眼睛冒烟。

    我们喊她“小牛家妈”。她开怀大笑,说了:“我家那口子才喊我‘小牛家妈’,我喊他‘小牛他爹’,你们可以喊我‘小牛家妈’,可千万不能喊‘小牛家爹’哦。”小牛家妈哈哈笑着关照我们。她其实不用担心,除了队长和老孙公,我们对所有的汉子都呼姓叫名。我们也没有喊过伯妈,大嫂,或大姐,只有陈三奶和老姑太是例外。

    农历四月八日那天早上,头顶白帕的小牛家妈走到门口,笑嘻嘻地请我们三个去她家吃饭,全寨的男女老少都用嘴巴邀请过我们吃饭,但是小牛家妈是全寨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走到门前拉了我们去她家吃饭。我们被另一陈姓人家请吃过茶油炸粑粑,那是换工,不能作数,小牛家妈是真正请我们吃饭。

    四月八日,据说是纪念苗王的节日,听说在那一天,贵阳花溪一带热闹非常,四乡的人们拥入花溪,盛装,载歌载舞,欢渡节日。茶叶寨,一个布依族苗族聚居的村寨里的人们对“四月八”的来历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大家将“四月八”看作是一年内仅次于春节的重大节日。

    节前一两个月时,“四月八”这三个字就已经响当当地挂在男女老少的嘴上。山上做活路时大家扯的是打白糯米粑,煮黑糯米饭,蒸血豆腐,炒烟熏肉。那一天,大伙儿不出工,个个在家“坐起吃”,从早到晚共吃八顿饭。

    我们的草屋座落在张家人这边山脚下,这边的居民称陈家人那边为“对面寨”。对面寨的山脚由大石块垒成石坎,砌成石梯,顺著石梯上去是陈文奎的父母及两个兄弟家。去小牛家,我们须得走石坎边的泥路,泥路上每天过挑水人,牛马群,总是水洼泥稀的,行路人得小心翼翼才不至于湿了鞋。小牛家妈在前领路,我们三人拣著干燥的地面下脚,她背后的白色围腰带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瞅住围腰带,我们跳来跃去地上了山。

    小牛的家在最高处,门前的地面宽阔平整,且打扫得干净,既没有疯长的杂草,也没有乱堆的干柴,浅灰色的石头地基上配上了浅褐色的房柱屋墙,显得调和柔顺,屋子的另一端探出丛丛绿叶,枝叶撑盖在通往山上的小径,阳光在小径上洒了些碎光,到处呈现出一派幽静祥和,除了挑水艰难外,小牛家的环境气氛数得上全寨第一,这家人是穷人堆里的“贵族”,很会过日子。

    小牛家妈请我们进家坐了,门窗大开,屋里亮堂堂的,因为住在高处,猪牛圈离家远,连苍蝇都见不到,和屋外一样,家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三合土的地泛出灰白,平平整整,桌子板凳都靠在墙边,顿使人觉得屋里宽敞。

    小牛家妈忙著搬出菜来,然后为我们盛上黑色的糯米饭。指著一盘切成片,黑色中透著暗红的食物道:“这是血豆腐,过年时备下的,杀完猪后先将肉切细细的,和豆腐一起拌好,加盐花葱花,捏成坨坨后用树叶包起来,放在火笼里等火熏干就成了。”我们都举筷尝了,豆腐肉干有一点儿咸味,咬劲足,散发著猪肉香,豆腐香,确实不错。“这是烟熏肉,也是在过年时做下的。”小牛家妈接著解释:“杀猪时我们先吃了猪头和下水,好的肉砍成一刀刀的,挂在火缸上,天天在下面灸点糯米草草,一定要用糯米草,不能烧粘米草,粘米草没有糯米草香气足。”烟熏肉确是美味,肥肉微红半透明,瘦肉内红外黑,火烟气里含著稻米的清香,上海的香肠腊肉与之相比,逊色了。“吃饭,吃肉,黑糯米饭好吃,肉好吃,多吃点,不要客气。”小牛家妈十分盛情地要为我们添饭。她说:“四月八时兴吃黑糯米饭,搞不到黑糯米,我只好去山上采了树叶来染,香得很,多吃点。”仔细看,饭碗里的饭粒确不是黑色的,而是几近墨色的深蓝色。“真的有黑糯米?”我是第一次听说黑色的米,不敢相信。“真的有,这几年搞不到,只能染了。”小牛家妈叹息道。离开茶叶寨多年后,在当地的农业科研所里,当见识到了稻叶稻杆都为深紫红色的真正黑糯米时,我想起了小牛的母亲,农业科学研究所有着她寻觅的黑糯米。茶叶寨的人们若有了种子,他们一定会为了四月八而年年栽种黑糯米的。

    一顿糯米饭,烟熏肉加血豆腐,吃得我感动心起,很久以来,没有人如此热情待过我。小牛家妈确实泼辣,但也非常能干,家里家外都是个好把手。我们那时很不懂事,三人空著六只手,没有想到过带点儿礼品就去混了顿饭,以后也没有还过情,很多年后,我一直记得:小牛家的宽敞明亮干静整洁,小牛家妈的待客之道和做菜的手艺。那是个年终人均收入不超过二十元的穷地方,操持好一家人的日子已经不容易了,小牛家妈还想到款待远客。

小牛怎样过“四月八”
    四月八的那天,年轻男女绝不会在家“坐起吃”,大清早他们就高高兴兴地盛装出门“玩表”了,男女谈情说爱,欢笑打闹是那一天里山坡上,路上,寨子边处处可见的场面,半大孩子通常都跟了去傍听预习。

    姑娘们三五成群,头包白帕,梳成弧形的黑发在额头上漏出一些俏皮,后脑拖著长辫,辫梢上扎上花头绳,脖子上的粗圈,细圈银项链由黑底上红白或花白围腰花衬著,白色的围腰带在背后打成蝴蝶结,长辫梢在蝴蝶结周围晃来晃去,晃得小伙子们心跳加快眼发花。小伙子们人人一伞,一竹编有盖提篮,提篮盖下是那“八顿饭”,八顿饭兴许得请姑娘同享,布伞挡雨挡太阳外,兼作调情道具。

    山坡上,小伙子,姑娘们一阵阵地对歌。歌调一般都极易上口,歌词却是五花八门,争奇斗胜。男女各据一方,小伙子们埋头商量好了歌词,一人独唱或群吼,姑娘们聚首吱吱喳喳地讨论对应的歌词唱回去。先是自我介绍,来自何方,接下去可能是客气地互相褒扬,也可能言语不合,互相讥讽,打情骂俏全在急智,唱来对去都为快乐。不少唱歌人没有文化,靠得是还未成年便开始的多次实习加用心记忆,识字辈便轻而易举称霸了。

    陈文奎的长子小牛十几岁,以牛为名,是顺了老规矩,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取名不能金贵,必得平常,甚至低贱,目的是为了哄过阴司里勾魂的。几乎每个寨子都有名为小牛,马崽,狗仔的小子们。小牛精瘦,机灵得和猴子一般,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的牛劲,牛气,有的是一张能说会道,流蜜的嘴和满身的风流细胞。我们刚进寨时,有事没事小牛都挨著我们做活路,叫我们“姐姐”,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他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叫出名字的半大小子。

    第一年的四月八时分,我们在小牛家吃了饭,寨里寨外,他家里家外都未见他的身影,他跟著人上山学唱歌了。
以后的一次四月八,走在自公社回寨的路上,我们撞上了小牛在和两个盛装的姑娘说笑。小牛的双手扯住一个姑娘的围腰,口里连声嚷著:“不能走,不能走,走不得,一定要留下来,我舍不得你走。”手挽提篮的姑娘不说话,红著脸,只顾往前迈步,小牛紧拉不放手,姑娘当然是行不了半个碎步。另一个姑娘站在路边等著,唤同伴快走,姑娘开始想拉回围腰,小牛的嘴更甜了:“不准走,不准走,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说留下来,不要害羞,等我蒙住你的眼睛,不看我,你就不会害羞了。”说话间,小牛真的将双手捂住姑娘的眼睛,靠近了姑娘的耳朵说起了悄悄话。那一年,风流多情的小牛最多十六岁。

会编斗笠的陈老大
    听说贵州的气候是“天无三日情”,我们从上海带了半统雨靴,塑料雨衣。塑料雨衣很贵,有些人就买了透明的塑料布,自己动手做。大家都知道,乡下地方雨大风也大,雨衣比雨伞管用。

    茶叶寨的人们为我们买了斗笠遮顶,还为我们买了挡雨的蓑衣,那种用草编成的外披,我只有在书上读到过,在画里见识过的雨具,中国画里江边独钓的老叟就是身披蓑衣的。茶叶寨的人们都穿草鞋,压跟儿没见过高统胶靴,见了我们脚上的雨靴,大为赞扬:“你们的雨鞋太好了,穿上不怕下雨也不怕冷。”而实际上,穿雨靴的我们无法在泥泞的路上行走。茶叶寨有一段路的土特别黏,大家都去那里挖了土来拌煤。下雨天在那段路上走不了十步,两
脚就成了两大坨泥,沉得抬不起脚来,泥黏,越黏越厚,很快就无法跨步了。
我们申言了:“绝对不穿蓑衣!”队长说:“那是专为你们买的,蓑衣看去一大件,其实轻巧,穿上不会淋湿,也不冷。”“再轻巧我们也不会穿,我们不要!坚决不要!”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肯定。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们套上蓑衣的怪相,宁愿淋成落汤鸡我们三个也不会穿上蓑衣。

    斗笠的直径两尺左右,用竹篾,竹丝编成,也不太沉,象把小型阳雨伞,我们接受了。在茶叶寨里,堂屋内的木柜、石磨、石碓窝、厨房里的蒸饭炒菜的小灶、煮猪食的大灶、打粑粑的木槽、锄头、脱粒的连枷,所有的器具都粗大笨拙,相对来说,斗笠编得十分精巧细致了。

    我们每人都从上海带去了草帽,每天戴上草帽出工,即使是草帽遮著,都难以忍受火辣辣的暴晒。第一次戴著宽大的斗笠上山时,妇女们马上嚷嚷开了,“天上没下雨,你们怎么戴起斗笠来了?”“下雨天才戴斗笠,太阳晒一下,怕啥子?”“她们怕晒,怕晒坏她们的容颜。”队长的老婆“小老鼠”很认真地告诉大家。我们默不作声,从来都是她们扯她们的,我们行我们的,管得着吗?照戴!

    斗笠在场坝上卖得很贵,茶叶寨的人们有时一家只有一个破斗笠,下雨时出去挑水拣柴的才戴上斗笠,破损处插进几片薄木、竹篾、阔叶,照样挡水。下雨天有人来借斗笠,正碰上刘秀珍接待,等她再戴上还回的斗笠时,虱子上了她的头。当发现陈老大坐在他家房檐下编斗笠时,我大吃一惊。陈老大显然是个巧手,他会编如此精细的斗笠,就一定会编提篮,那种有盖的长方型竹篮,更不用说挑苞谷挑粪的粗竹编了。不过,我不曾见到他的家人戴斗笠做活路,他一定是编了斗笠卖钱的。

    陈老大是陈文奎的长兄,住在我们这边山上,他家的屋子建在石头基础上,板墙,板窗,象模象样的殷实人家。他应该也属中农,当现任队长“掼纱帽”后,陈老大被大家当选为生产队长。就凭他的竹艺,我相信,陈老大做事仔细有条理,养一大家人的他应该胜任重担。

远“嫁”他乡的发顺
    陈老大的老婆粗粗壮壮,生养了三子一女,四个以上的孩子,我们进茶叶寨时,她的背上正驮著不知性别的老五。
陈老大矮个子,长子发顺也矮,矮到我们搞不清他的年纪。一天晌午,发顺站在我们门口,因为他个子小,我们当他是看热闹的小孩。初到的一段时间里,天天都有几个孩子围在门口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午饭时分,我们忙中午饭,吃饭,准备晚饭,写信,补衣裤,洗衣服,任他站在门框边问话,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答话。发顺努力地说起了普通话,他的普通话与张老三的官话不同,没有拖腔,也是怪,与张老三怪得不一样。他说他读过广顺中学,我们这才注意到发顺的头发好像在中间分了路,外衣上有口袋,与本地小伙子的对襟长脚布纽衫不太一样。比我们矮一个头的发顺显然不是小孩,算不上小伙子的话,怎么也该是个大孩子。我们请他在板凳上坐了,倒不是因为他自报为乡下“秀才”,而是觉得他是个跟小牛同龄的大孩子。

    发顺板著脸,很认真地说着普通话,他说了又说他在广顺中学读过书。我们知道茶叶寨里送儿子去猛坑读小学的并不多,发顺的父亲省吃俭用让儿子上初中,除了丧失一个劳动力外,还得付学费和养一张嘴,陈老大一定是非常看重教育才会作如此的牺牲,茶叶寨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读中学和丢钱到水里去没什么两样,而且没几家丢得起这笔钱。

    发顺的话语间表现出他和本地的其他人不一样,与我们的文化程度相当,好像要建立起一种“文化人”对话。我们很忙,如果发顺告诉我们生产队的人均年终收入,分多少米多少苞谷,上哪里将稻谷磨成米?送我们点菜种,或是怎么栽菠菜茄子的,我们会感兴趣,再忙也想听。可是发顺不谈任何实际问题,一个劲地说空话,怪腔怪调的空话,听得我们烦。读过几天书的发顺远不如不识字的小牛讨人喜欢。也不似别的大孩子纯朴憨厚。不知是因为发顺出身中农,还是书没读好,猛坑大队找了老代表丈夫的儿子去教小学生。也不知是因为上海知青必须接受体力劳动式的再教育,还是资格不够,猛坑大队的二十几个上海知青,没一个被请去当小学老师。

    读过中学的发顺当了农民,一个不太称职的农民。两三年后,不见发顺长个子,他的弟弟马崽窜高了,长大了。比哥哥高大的马崽不读书,力气很大,做活路麻利,年纪不大就赶著黄牯牛下田,和大老汉子们一起耕田。大家都看见马崽肯下力干活,也都听说了他抠门霸道私心重。

    我离开茶叶寨前发顺被广顺那边的田坝人家招了女婿,他家里不办酒席就送走了长子。读了几年书的发顺好像一棵被拔出来的秧苗移栽到别的田里,没人清楚那块田适不适合他,但大家都知道:发顺被连根拔了,永远离开茶叶寨了。

    一直使我纳闷的是:发顺不但是长子,而且是陈老大一家花了很多钱力培养的中学生,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也许是马崽的强劳动力迫使陈老大放弃让发顺顶门,发顺光长脑袋,不长个子,从未见他赶牛下田耕地,不象个庄稼汉,庄稼汉不下田耕地吃什么?马崽能不挤兑发顺?也许正因为发顺读过书,有点文化,才被田坝人家相中,招了女婿。

方圆百里有名的对歌老手
    茶叶寨里有位过龄也过气的“歌王”陈老三。据说,他年轻时,四乡的小伙子姑娘都来和他对歌。被他迷疯的姑娘们翻山越岭追赶上百里路,就为了和他对歌通宵。陈老三不似老大那样矮,中等身材,长得算周正。我们进茶叶寨时他已经讨了老婆生了儿子,到了应该太太平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年纪。不过,陈老三的心不变,还停留在年轻活跃的状态,或者说,他不能忘怀往日的“辉煌”。他的老婆木讷老实,听说是他的表妹。那一带时兴表兄妹联姻,据说是亲上加亲贴心,没有人了解,也没有人在乎近亲通婚的习俗可能为家庭带来低能儿,还好,他那长了一对大圆眼的儿子机灵聪明,人见人爱。陈老三挖煤,卖煤钱换来了一斤绿色毛线,他是第一个用煤请我们打毛衣的顾客。陈老三不是干部,却常年穿着当地人称“干部服”的四兜中山装。当这位前“歌王”穿着绿色的新毛衣和“干部服”外出赶场时,他的自我感受绝不亚于大都市舞台上的歌唱艺术家,而他又是一位热衷赶场的玩客,和张老大不一样,赶场路上,他的身后绝不会拖拉着驮煤的马儿。

    对歌是斗智,斗急智,不是比嗓子,不用唱得悠扬婉转,曲调相当简单,极易上口,五音不全的也能凑著伴唱。难得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想出应时顺势合情适景的歌词。要熟记歌词,甚至倒背如流,陈老三的“对歌”名声在外,绝不会不识字。而他也急于向我们显示他有文化,先是笑嘻嘻地说要向我们讨教不认识的字,接著写来了一二个词典上找不到的怪字考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是识字辈,陈老三不知道,心里总觉得苦哈哈的我们根本不关心茶叶寨有几个人识字,全体文盲也跟我们无关,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法在乎自己的将来。

    陈老三请过我去他家小坐,搬出两大本发黄的毛边纸订本给我看,每一页毛边纸上都是毛笔正楷抄录的对歌词,字写得端正,写字人必定练过很久的书法,即使不是陈老三所书,能读熟理解所有的歌词的他也应该具有小学毕业以上的程度。当时不觉想到得是:这些散布在民间的艺术应该被收集保存,流失的话,太可惜了。

    听说成立人民公社前年轻人为外出唱对歌而耽误农活,人民公社立了规矩,只能在农闲时赶歌会,农忙时不准任何人四处流窜。四月八正处在开春栽苞谷时机,不算太忙,于是就成了一年里唱对歌好日子。

    比起姑娘们来,茶叶寨的小伙子们真正热衷于唱歌,与外来的姑娘们对唱,唱通宵。若是一家挽留住两三个外寨的姑娘,全寨的小伙子们都拥到这家。以堂屋为界,小伙子和姑娘们分坐在两边的厢房,两组人马各自围住一缸烧得热腾腾的柴火,年轻人的心比火还热,不用点油灯,因为没人需要光亮。

    和山坡上一般,男方商量一番,定调,开唱,女方轻声讨论后齐声回唱。研究讨论时长时短,每次不过一二词句,歌词虽短,情义却长,两边都唱得兴致勃勃,不到鸡叫天亮不停。唱得累了,主人家烧些夜点心招待,大家休息一番再唱。
赶场天的傍晚,常常可以看见本寨的小伙子们拦住姑娘们,若是姑娘们抵挡不了小伙子们的笑容和甜言蜜语,那一晚山歌声笑声便响彻山林,通宵达旦。

    一心想保持“荣耀”的陈老三虽然年过三十,仍不甘心就此罢唱,依然参加寨子里小伙子们的烤火歌会,与别人挽留下来的姑娘们唱通宵。次日,姑娘们上路时埋怨小伙子们:“胡子邋遢,娃儿都有几个的大老汉子,怎么还来唱歌?”如果姑娘们知道陈老三手持歌本为年轻小伙子作指导的话,保不定要开骂。

种鸦片的陈老头和放蛊的陈老太
    早就听说了,陈文奎的父亲种鸦片而坐过牢,是一种“阶级敌人还存在”的告诫。时间长了,我了解到那里的出门人身上常带鸦片,尤其是常年在外奔波的马车夫,他们在荷包里包一些鸦片就好像我们携带感冒药阿斯匹林一样。我曾经久咳不愈,咳得呕吐,一位复员军人出身医务人员让我喝下了一碗泡鸦片水,鸦片水疗效神奇,整整一天,我没再咳一声。陈老头看管着全寨的稻田,泡水,放水,堵水,拉沟,大家的稻米收成仰赖于陈老头的经验和责任,他所受到的尊重不完全是由于他儿孙满堂,占了小半个寨子。

    煤矿里的人告诉我们说,陈文奎母亲会放“蛊”。自始至终,我没弄清楚到底“蛊”是什么玩意儿,“蛊”字在词典上作极毒的毒虫解。陈老太跟著老头一起过,不定期地出工。老人十分客气善良,我实在不能够将放“蛊”恶行和这位好老太太连在一起。煤矿里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工资由县政府开,不会因为对茶叶寨的老太太乱嚼舌根而减工钱。

穷得断粮的乡代表
    杨老头一家恐怕是全寨最穷的,老头高大,居住的土墙屋无石基,十分低矮,并且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杨老头自土地改革起就是个积极份子,当过乡代表。陈家人口口声声唤他“老乡”,意为老乡代表,曾一度的政治头衔成了永久的外号,不难听出嘲讽之意。杨老头的老婆无牙,嘴一瘪,年纪便长到了六十开外。女儿象父亲,壮硕。儿子随了母亲,矮小,一头乱发,不剃不理,与他家的乱茅草屋顶颁配。茶叶寨有几户特别勤俭持家,赶场天,甚至吃晌午饭的空档都不放过,全身心扑在自留地里。每天要到自留地里转一转,锄掉杂草,在苞谷根上培土,菜叶上捉虫,搭竹架牵藤架瓜,施肥浇水等,自留地的苞谷杆上结两个甚至三个大苞谷,自留地生产的苞谷大大地帮补了他们的口粮。杨老头喜欢抓了根烟杆走动,他不太在意自留地产量的高低,也不象队长,陈老大和老驼那样能干,自己刨木板编竹篮打石基,农闲时他不去帮人锯木板拉石头等。春夏之交,他家总是第一个断粮。大家的粮食都紧张,他无处借粮,场坝上的黑市粮贵得离谱,他无钱购买。苞谷吃完了,他家里只好将洋芋和了菜糊嘴,洋芋吃完了,换上四季豆,一家人天天盼著地里的新粮进家。

    杨老头将女儿许了大队小卖部老王的儿子,老王好像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复员军人,能在小卖部当差的必定是党员或者参过军。结了儿女亲家后,杨老头常常走上几里路,去老王那里坐著说话,一边砸烟一边闲扯。老王卖货,坐著也是在干正经活,杨老头白坐不挣钱。当别人在编斗笠,锤石头,卖辣椒苗,自留地里锄草施肥时,杨老头当著陪客享受著叶子烟。
    挺著腰板的杨老头确是当过了积极份子,外出开过了会,当贫农代表又怎么样?去乡里开会又怎么样?杨老头一辈子缩在乌漆墨黑的泥墙屋里,老婆儿子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春夏之交断粮,儿子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长成耕田的体格,就是长大了,凭著空空如也的破房子,怎么找老婆?靠田地渡日子的人从来只有靠“勤”和“俭”,才能图个温饱,在石基上盖座竹木结构的茅草屋,养儿抱孙是茶叶寨人们的全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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