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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贵州知青

上海知青赴贵州插队45周年纪念系列
2014年03月17日
来源:作者:贵州频道编辑:何月琴点击数:2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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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3月17日)是上海知青首批赴贵州下乡插队的日子,当年一起从彭浦车站同车出发的有独山知青和罗甸知青,这部分知青来自于上海虹口区。有知青认为,最好的纪念是在我们的心中。在此,贵州频道恭祝所有的知青健康快乐!
    1.【独山县】                                           
 

                                       最忆是独山 
                                                       
作者:夜郎客 
       
       我电脑里有一张照片,是何月琴前几天发给我的,她嘱我为之写一篇文章。照片上的题辞是:“独山县下乡知青代表会狮山公社全体代表”,日期是1974年7月21日。照片的背景是被独山当地人俗称为“大会场”的独山人民会场。这张照片打开了我记忆中的独山往事,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我最近一次回独山是在2003年的8月,我借回都匀省亲的机会去了一趟独山,离现在也快八年了。车到独山我就迷路了,不知身在何处。一打听才知道,这里还是原来的独山汽车站,只是面目全非变得让人不认识了。汽车站对面的田坝不见了,代之的是幢幢楼房。我赶紧掏出手机和当年上司供销社的小兄弟时任县土产公司经理的王炳权联系,总算摸着了北。王炳权找了几个当年的老同事作陪,在饭店请我吃饭,饭后又陪我游览了独山市容。独山变化实在太大了,尤其是八角亭一带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前一次去独山是1990年,当时我还在都匀工作。那时的感觉是独山和我离开时没有多大差别,可时隔十三年独山变得让我不认识。如果现在再回去,变化可能就更大了,听说火车站也搬到麻万去了。

   独山盐酸菜源始于明代,最初多为家庭自制自食。到了清代后期才作为商品大规模生产,曾作为贡品进奉皇宫。盐酸菜以当地出产的一种优质青菜为主要原料,选取用粗壮鲜嫩的菜苔和嫩叶作为原料,经清洗日晒再用盐揉搓入池盐渍,把盐渍好的青菜削去老叶、粗皮,用甜酒、糖拌匀,按比例加入蒜苗、蒜头、辣椒粉、冰糖、食盐和适量白酒,调好后分坛包装,密封贮存约两个月后即可食用。早些时候的盐酸是坛装的,大坛大坛的,要吃了就从坛子里挖一点出来,然后把坛口盖紧。后来改进为小坛装,小坛虽然还嫌粗陋,但已初显工艺品的苗头。吃完盐酸后人们往往舍不得把小坛子扔了,留着他用,或者干脆就成了柜上的小摆设。现在盐酸又变成袋装的,就像海宁斜桥榨菜那样的包装,既方便又卫生,很适合驴友一族。老上海喜欢吃泡饭,用盐酸来下泡饭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就常用盐酸下泡饭,贵州有熟人来也常会带些独山盐酸给我。

   花灯是独山的民间戏曲,历史悠久,据说花灯在独山流传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因为在平地上就可以演出,所以又叫“地灯”,属贵州的南路花灯。独山花灯最早源于正月闹元宵玩灯的习俗,以扇帕为主要道具载歌载舞。记得那个时候的独山人都能哼上几句花灯,在独山生活了十年耳濡目染,自己也能哼上几句“伊兹那豁嗨”。花灯是民间小调,但也可以演完整的剧目,恍惚记得在独山看过一场叫《七妹于蛇郎》的花灯戏。

  独山县得名于上道的独秀峰,独秀峰可以说是独山标志性的景观。山如其名,在群山环抱的坝子中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小山,不叫它独秀峰又应该叫什么呢?从基长乘车去独山路经上道,远远就可以看到这座孤零零地小山。那时我们看了最多指着说那就是独山,路过的次数多了也就熟视无睹,根本没有想到它潜在的旅游价值。其实独山可开发的旅游景点不少,我在《山那边》一文中说过,“如果把我们寨子对面的狮山搬到上海去,一毛钱一张票肯定有人看。”当然这是四十年前的价格。我在上司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曾听人说过,翁奇区的甲定、翁台两个公社位于深山峡谷中,地形险峻,峡谷的两边喊声听得见,走路却要大半天。有个当年流传得最广的笑话说,有人在峡谷那边喊对面的亲友过来吃早饭,等亲友赶到却该吃晚饭了。也许这不是笑话,而是当地地势险峻的真实写照。当时我们供销社就流传着谁愿意到甲定或翁台分销店去谁就可以评先进的说法。我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但现在想想,那里岂不是驴友们苦苦探寻的原汁原味的旅游胜地。

  独山人的方言很有意思,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和独山同学开玩笑。独山人把三念成“沙”,乒乓球比赛三比三的结果到了他们嘴里就变成“沙比沙”。最典型的一句笑话叫做“吃饭还米”。这原是独山人日常的一句问候语,犹如北方人见面寒暄,“吃了吗?”问题是独山人把“没有”说成“米”,于是“吃饭了没有”变成了“吃饭还米”。独山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布依族和水族。我们插队的寨子是布依族聚居区,在寨子生活了两年多,我们或多或少学会了布依族的一些日常用语,也就是所谓的蛮话,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也忘记得差不多了,只记得吃东西叫“耿”,“耿凌、耿爱、耿交”大概是指吃早饭、中饭、晚饭。走叫“摆”,每逢赶场天,我们队里的那位麻子队长就会在寨子里喊,“摆基若”意为到基长去赶场。蛮话“一”叫廖“二”叫耸“五”叫哈,其他几个数字的读法和汉话比较接近。有时我们去赶场也会拿腔拿调用蛮话和老乡们讨价还价,“耸角哈,卖米卖”(二角五,卖不卖)。我在供销社工作期间当地老乡基本上也是布依族,于是我继续我的拿腔拿调,只是把“耸角哈,卖米卖”改成了“耸角哈,要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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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罗甸县】


       45年前赴罗甸的启程日子,又勾起了45年前的回忆:到罗甸后,我们分在床井的知青乘着4辆大卡车(好象是4辆)开往床井,一路上看到的几乎全是简陋的茅屋,一座山上有的只是一两户人家,还看见路边的山上写着:打倒土匪连长!消灭土匪!的标语,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山上又发生了山火,好些人头上缠着黑包布,脸上黑呼呼的,腰上别着柴刀,他们是去灭了山火后又来接我们知青的。
 我们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想想我们今后一辈子将在这里生活,不由的不寒而冽。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能在这里生活,不能下车,我们要回上海。

       有男同学还把随身带的好的衣服裤子都穿在身上,有的把好几双尼龙袜全套在脚上。拿着扁担的村民让我们下车跟他们去寨子,但全部知青没有一个肯下车,我们就在大卡车上待了2天3夜。

       老乡们没有办法只好在村里蒸好包谷大米饭(我们刚开始以为是蛋炒饭),炒了酸菜豆角,抬到车子旁边,饿了我们就下来吃,吃完又上车,晚上就睡在车上,内急了就在车的附近解决,晚上还有老乡给我们站岗。 他们在站岗,我们在车上吃我们从上海带去的水果等零食,就是不跟老乡走,提出了要回上海的要求。

        整整2天3夜,一直到有个女同学拉痢疾,说要传染的,我们给吓着了才下的车,老乡们看我们都下了车赶紧把我们的行李抬了下来,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着抬自己行李的老乡到了生产队,从此开始了插队生活。                         
                                                                 来源:凤凰网 作者:da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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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平塘县】
         3月19日是南市区上海知青赴平塘、龙里,普陀区上海知青赴贵定下乡插队纪念日。
  
                                       平塘知青35周年聚会留影               许昭辉 摄

       如今不少知青采取了纪念在心中的方式。平塘知青具有规模隆重的聚会活动是在1997年,参加者大多还在当地生活的上海知青,他们聚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还特邀了县委四大班子领导及黔南州政府副秘书长刘秀云(荔波上海知青)参加聚会。

       平塘上海知青许昭辉倒是一个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分子,这里转载上海市总工会网的一段文字:“上海知青网”里一个举足轻重的灵魂人物。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上海知青网”的今天。许昭辉身上有着许多头衔,他的名字照片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他代表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境内外医学专家,前往西藏为藏民作免费白内障手术,被媒体誉为“西藏光明万里情”。他担任了悉尼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执行主席,向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发出倡议,全力支持2008北京奥运会,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年,他还应邀前往北京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7周年国庆典礼。可就是这么一个知名人物,最喜欢炫耀的,却是他那悉尼知青协会会长的头衔。

       许昭辉曾在贵州插队十年,已经成为商界成功人士的他,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知青身份。他对“上海知青网”的资助是最早的也是最多的,不仅从澳洲寄来摄相机,托人带来捐款,还多次专程赶来参与讨论网站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2004年,他干脆放下澳洲的生意,回国参与了那次大型知青演唱会纪念活动,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财力。他的“热衷”让部分知青对他的动机产生了误解,但许昭辉没有计较,依然热心参与知青网的各项工作,依然不断地捐款。2007年1月,许昭辉又发起成立了知青信息服务公司,为广大的知青搭建了更广阔的信息平台。他说有了这个经济实体,就可以更好地服务知青。    作者:凌云 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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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龙里县】                                                  
                                                       我的知青岁月拾零

                                                                            作者:金芝芳

       一、壮别浦江从未愁
       记得有位先哲曾经说过:命运常常和人开玩笑,本来是要走进这扇门,结果却走进了那扇门。我的人生道路恰恰印证了这句名言。虽然我生活在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但我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般上海人都有的优越感,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们家也处于有些人羞于启齿且不屑一顾的“下只角”(这是上海人特指的劳动人民聚居区域)——南市区老城厢。从小见惯了父母为全家三代八口人的生计疲于奔命,所以从小就无师自通地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钱在哪里都过不好,哪怕身处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城。于是,好好读书就成了我内在的自觉追求。那时大多数父母都还未像今天的父母那样急切地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至少像我父母这样的产业工人群体,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还停留在满足生存需求的低层次上,微薄的收入支撑着全家捉襟见肘的生活,到月底能不要向厂工会申请借互助金就已经谢天谢地,对子女的责任只能是让我们吃饱穿暖。我在这里这样说决无怨恨父母无能、不能给子女好的物质生活的意思,他们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命运完全与单位紧紧拴在一起,除了工资没有任何其他生财之道,想在本职工作之外再去谋取额外收入既无能力也不允许,追求好的物质生活更是要招致“羡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口诛笔伐,即使偶尔改善一下生活吃一顿红烧肉,也有对门的居民小组长闻风而动,向父亲单位的工会去反映:“他们家生活并不困难,天天吃大鱼大肉,还来骗取工会每月10元的定期补助,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啊!”这种事在今天听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脑中绷紧阶级斗争弦的特殊年代,那时是很正常的。所以,父母能够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已属不易,真是“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于是乎,我们姐弟几个(我曾经有过一个弟弟,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令人唏嘘的悲情故事,下面我将用专门的文章叙述他的故事)到了入学年龄就和附近大多数小孩一样,在家门口的一所小学读完了小学,面临考初中时,父母顺理成章地让我们考最近的一所中学——明德中学,那时也没有择校风,也无所谓学区好坏这一说。父母的理由有三:一是离家近上学步行省车钱;二是中午可回家吃饭省掉学校包伙钱;三是初中毕业考个技校早点工作,减轻家庭负担,而考技校不需要上重点中学。所以家门口的明德中学自然是最佳选择。这一决策在邻居其他同龄孩子身上顺利实施,可是到我这儿却卡了壳。我自持学习成绩好不愿意毕业后考技工学校,想考重点中学将来考大学,妄图从草窝窝里飞出金凤凰,于是执意报考了上海市重点中学——大同中学,还真考上了,初中毕业后又执意报考另一所市重点中学——敬业中学。这样我就成了老三届毕业生,一律下乡插队落户当农民。所以我父母一直埋怨我:当初考个技工学校就留在上海工作了,真是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啊。

       当时全国的中学毕业生都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队落户的浪潮席卷了几乎大部分家庭,我和妹妹都在其中。我们学校所在的南市区区政府(当时叫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后改为上山下乡办公室)需要一个搞宣传的零时工,我因为参加过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且平时作文成绩比较突出,就被学校革委会推荐到区里帮忙,南市区第一批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学生事迹展览我参与筹备,解说词是我写的,他们的豪言壮语深深地感染了我,不等学校来动员我,我就自动跳将出来咬破手指慷慨激昂地写下血书,宣称“工矿不去,城市不留,恭耕垄亩,屈身荷锄,此行何去?当年红军长征路。”于是在 1969年3月19日我们240多个人组成知青连队打起背包奔赴贵州黔南布依族自治州龙里县落掌公社插队落户。

       由于我在区里帮过忙有了点小名气,就被任命为知青连连长,当时可真是豪情万丈啊。记得到达海拔2000多米的谷顶冲生产队时,面对着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我们知青点集体户其他同学因为第一次远离家乡亲人,不免怅然,可我却像服了兴奋剂,放下行李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竹篱笆上糊泥巴盖起来的简易房子前写下诗一首:
         万里青山如浪去,
         革命豪情滚滚来;
         晨沐朝阳耕地去,
         暮披晚霞荷锄归;
         双眸犹闪昨夜星,
         鬓发频滴今晨露;
         舞文弄墨书生气,
         改天换地壮士肠;
         壮别浦江从未愁,
         青春光华照穹隆。

       写完后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其实这首所谓的诗既不押韵也不对仗,可是真所谓蔽帚自珍,第二天一大早请生产队一位姑娘带路作伴,走了十几里山路赶到公社所在地洗马河街上(街上相当于内地的小镇)唯一的邮局,将诗稿恭恭敬敬地寄到贵州日报,同时又寄一份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当时也不懂不可以一稿两投,只是觉得投到两个地方可以提高命中率,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结果两个地方都录用了。当我看到自己稚嫩的文字变成铅字时,又从公社的有线广播里听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朗读我所谓的诗时,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二、“青年知识”种瓜豆
       我插队所在的生产队离公社很远,因为我是知青连的连长,又被列入公社“再教育领导小组”成员,经常需要到公社开会,所以就把我调到了离公社最近的上石坎大队黎家山生产队,与翟惠琴(后来也成为我们112的职工)等6个女生组成一个集体户。我们队生产队长黎如州是个长得挺英俊的男人,年龄不大却已有了4个孩子。他总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嘴上,只是总要说错一两个字,比如“知识青年”他总说成“青年知识”,我给他纠正过无数次他总也改不过来,后来我想反正没有漏字只是顺序上颠倒,也不能算歪曲毛泽东思想吧,也就随他去了。现在回想自己那时候真的是左得可爱。队长经常在公社再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表扬我们6位知青:“我们队小金她们硬是要得,青年知识种豆豆瓜瓜,改造思想硬是自觉得很,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青年。”每当这时,我全然忘了受表扬时应该谦虚,脸上总是掩饰不住的露出得意之色,因为得到贫下中农的表扬是对我们的最高褒奖啊。黎队长那轮廓分明的脸在我眼中又平添了几分英俊,脑子里竟然闪过一个念头:可惜他是大山里的文盲,要不今后有像他这样的人当自己的另一半也不错啊。这个念头一闪过,连自己都觉得可笑,连忙狠斗私字一闪念。

       插队落户刚开始的日子很新鲜也很好过,首先是国家给每个知青每月9元生活补助,在那个鸡蛋才买5分钱一个的少数民族山区,9元钱足以让你丰衣足食;而且当地老乡淳朴好客,把我们当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全村每户人家轮番请我们吃饭,顿顿都拿出过年时存下的腊肉、糯米粑粑、地里现摘的新鲜素菜、自家养的鸡鸭、家酿的包谷酒等等来款待我们,恨不得把心也掏出来让我们吃。我们团团围坐在老乡家堂屋的火塘边,端着堆满好菜的粗瓷大碗,听着老乡不迭声的劝吃劝喝:“娃儿造孽啊,离爹妈这么远,上海怕是在大海上吧,离这里少说也得十万八千里。到得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不要谦虚,吃吃”。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文曲星下凡怠慢不得,说话也得沾点文化,说“不要客气”太没水平,所以不约而同地说成“不要谦虚”,那吃饭的过程绝对享受。等吃完饭,那家的男主人必定大声呵斥着自家婆娘:“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倒洗脸水来,人家上海娃儿讲卫生,在家时整天洗脸刷牙的,哪像我们一年到头都不洗脸”。于是被呵斥惯了的女主人忙不迭的一路小跑去厨房(说是厨房,实际就是挨着房子撘一个小披屋)端来了崭新的搪瓷脸盆和新毛巾,盆里还滴的有花露水香喷喷的,我们一边连声道谢一边从女主人手上接过毛巾擦我们油乎乎的嘴,刚擦完男主人的呵斥声又在耳边响起:“你是算盘珠子啊,老子拨一下才晓得动一下,上海娃儿哪像你整天脏兮兮,洗完脸要抹雪花膏都不懂?”

       最初的快活日子没能维持多久,半年后国家发给知青的生活补助停止了,老乡也不可能天天请吃请喝,既然作为集体户毕竟是一户人家,只是成员构成没有血缘关系,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一样少不了,诸如谁烧饭菜谁挑水、自留地除草上肥谁召集,还有各人家境不一样,有的家里邮寄食物多,有的家境差很少寄东西,把私人东西拿出来共享次数多了自然有想法,贡献食物少的(比如本人)老吃人家的自己又无力回报,也觉得底气不足矮人一截,于是很多知青集体户就像三国演义一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寻常事,我们集体户自然不例外。在我们还合伙吃饭的那一阵,我们六人分成三组,两人一组轮流烧饭,轮到烧饭者还得负责筹集蔬菜来源。蔬菜来源有三条渠道:一是自留地里种的;二是赶场购买;三是去老乡家化缘。当时生产队给我们一块自留地,种上了瓜果蔬菜,由于不谙农事又疏于打理,所长植物满足不了日常伙食之需。即使如此,还碰上了雪上加霜的倒霉事,有一天轮到我和另一位知青名叫管月珍(此君据说几年前已因病去世,听说此事心情怅然)的一起烧饭,我们一大早就奔赴自留地摘菜,到得那里一看,只见一片萝卜樱子郁郁葱葱,不觉喜上眉梢,立即冲过去抓住萝卜樱子就拔,不想一拔人就往后一倒摔了个大跟头,定睛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原来地底下的萝卜早已不知去向,萝卜樱子是虚插在泥土里的。我俩赶忙向队长报告了这个陷害知识青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很快队长就搞清楚了,原来是内鬼作祟,干这等恶作剧的不是别人,就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几个男知青,有放牛娃亲眼看见是谁干的。这下打落牙齿往肚里咽,都是知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命运理该共患难,总不能自相残杀吧,只能摆出大将风度不予追究。于是,在队长的张罗下,又补种了其他蔬菜。每天一有空就去自留地转转,防止再发生类似事情,只恨不能把菜地加上锁。可是这类事情一旦发生就防不胜防啊,有一天,照例巡视到地里,一看心爱的向日葵拦腰被撇断了,那结满葵花籽的花盘委屈地耷拉在那里,我们一个箭步冲过去把断掉的向日葵杆扶起来,无奈手一松它又耷拉下来,这时王秀婷灵机一动,回屋拿了医用胶布来,将一根细树枝用胶布绑在断口处,就像医生给骨折病人打石膏一样,尽管百般呵护,这棵向日葵还是寿终正寝。没有菜吃的时候,我们却也有救急的法儿,吃饭时端着饭碗去老乡家串门,老乡自然会招呼我们一起吃,可是这招数开始时屡试不爽,后来只能偶尔用用,因为很快就被识破,人家也就装聋作哑,无奈只能盐开水泡饭填饱肚子算数。

        三、弱肉强食天下同  深山亦有河东狮
       插队落户时接触到的人数以百计,但有两个人却以完全对立的形象如石刻般印在我脑海深处,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但没有淡漠反而愈加深刻。

        那两个人一个是队长老婆宋明珍,长得人高马大,说话尖声大嗓,因她满嘴牙齿基本掉光,人称“缺牙巴”,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她是队长的妈;另一个是会计老婆,姓甚名谁已不重要,只记得是一个典型的贵州妇女形象,矮小精瘦,低眉顺眼,形容猥琐,其貌不扬,与宋明珍形成强烈反差。我们很快就发现,黎队长是山里男人中少有的怕老婆的,而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宋明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应是一个讨人喜欢尤其是讨男人喜欢的女人,一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箩筐、二没有好身材更不会打扮、三不贤惠更不小鸟依人、四长相不但不美简直是丑陋,但不仅丈夫对她言听计从,好像全村的人都怯她,尤其是会计老婆在她面前更是唯唯诺诺。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她的厉害,竟敢在太岁头上去动土。事情是这样的,队里給我们知青新盖的房子紧挨着队长家,那房子也还是竹篱笆上糊泥巴的简易房,连房顶都没有瓦片,而是从山里开采来的石板,石板形状不规则很难铺得严丝合缝,有的地方缝大到什么程度你都想象不到,有一天晚上我和管月珍坐在床上闲聊,忽然一只老鼠从天而降掉在我的床上,吓得我们从床上一跃而起一蹦三丈远,不应该是三丈远应该是三尺远,因为房间也没有三丈宽,原来是老鼠在房顶上跑,没成想石板缝太宽以至于失足掉了下来。哦,扯远了,言归正传。队长家院子里有好几棵果树,其中一棵花红树紧挨着我们房子,那累累果实压弯了树枝,最低处不用梯子伸手可得。那晚月黑风高,村子里万籁无声,只有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而队长家的大花狗与我们熟悉了见到我们并不叫唤,这就给了我们可乘之机。我和管月珍实在按捺不住花红对我们的诱惑,我瞟了管月珍一眼说“摘!”她心领神会“上!”,于是我俩提起马灯走出屋子,蹑手蹑脚的到花红树下,迅速摘了一大碗,毕竟做贼心虚不敢恋战火速窜回屋,连洗都不洗(因为厨房水缸已经底朝天)就大吃特吃了一顿插队以来第一顿水果宴,然后连脚都没洗(刚才说了水缸已经没水)就上床睡了。第二天在地里干活,我们像没事人一样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谁料想队长老婆看到我们并不像平时一样指点我们干活,却当头一声断喝:“贼吆,那两个鬼打的,提着马灯偷花红,我叫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老娘还不信了,敢偷到老娘头上来了。”人们窃窃私语:“谁吃了豹子胆了?这下有他受的了。”我们为了撇清自己,也欲盖弥彰地说:“昨天晚上太累了,我们老早就睡了,再说马灯也早就没煤油了。”现在回想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可当时就那么愚蠢。队长老婆狠狠地撂下一句话:“是哪个鬼打的干的,自己心中有数,要不是看在娃儿离乡背井的面上,老子非打断她的腿不可。”我和管月珍一听心下一惊,看来她已经知道是我们干的,不如勇敢地承认请求谅解吧,好歹还落个坦白从宽态度好。当天晚上我们找到队长承认错误,上纲上线地自我批判了一通,又是“资产阶级不劳而获思想作怪”、又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没有落实在行动上”等等大帽子扣了一顶又一顶,请队长在老婆面前说情。队长对我们知青真的很好,安慰我们:“没得那么严重,吃几个花红算哪样事唦,就是请你们青年知识到屋头吃上几个花红也是应该的。”我们好感动,用现在赵本山、范伟小品里的话说:“同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这事过去好长时间,队长老婆看我们都没好气。我们也着实领教了她的厉害,下决心以后可得管住自己的馋嘴,哪怕花红滚到脚边也坚决视而不见。真可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从这次花红事件之后,我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地里劳动休息间隙与老乡聊天,讲不到两句话就要谦卑地问:“最近,贫下中农对我们有些什么意见啊?”但不管怎样,队长老婆对我们知青总还算手下留情,因为她也觉得我们知青不会一辈子在山沟里,到农村插队是来镀金的。但国家对知青的政策当时很不明朗,报刊上广播中宣传的大都是一个声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农村一辈子”等等,还是很高调的。会计老婆的日子才真正难过啊,她身体瘦弱在干农活方面明显处于弱势,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太过于老实。在我们队里大多数时候男女劳力分开干活,妇女每天到哪里干活实际是队长老婆说了算,每天出工时我感到她似乎有意无意地要把会计老婆排除在外,别人来问她明天到哪儿干活她都会告知,而会计老婆来问她,我亲眼见到她轻蔑地哼一声并不回答,再多问一句她就会不耐烦地冲她一鼻子灰:“急哪样啊?”于是我注意到每天早上,会计的7、8岁大的女儿总会站在队长家后面山坡上放哨,只要看到妇女们聚集多了,队长老婆走出屋子了正在把最小的孩子用背伞(当地农村妇女手工刺绣做成的用来背孩子的用具)往身上背的时候,那孩子便会一溜烟地往家跑,肯定是告诉她妈出工的队伍要出发了,不一会儿便能看到会计老婆气喘吁吁地背着孩子扛着锄头赶来,有时候出工的队伍已经走远了,可怜她紧赶慢赶地追上队伍,分到的任务往往是别人不愿意干的工分低的活儿。当时我就对这种现象打抱不平,我就对会计杨开学表达过我的看法,我对他说,你是会计好歹也是队里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也是队干部,干嘛任凭别人欺负自己老婆啊。再说了,你老婆也是社员,出工干活挣工分是她生存的权利,任何人也无权剥夺的。杨会计听了我的话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并不说什么。

       就这样,在我插队落户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我眼中的会计老婆每天都在战战兢兢地维护着自己可怜的劳动权利。而队长老婆在我看来,自己也生活在最底层,却要欺负与自己一样的人,就像《聊斋》里的那个泥鬼,自己头上的辫子被别人紧紧地拽着,可自己却又紧紧地拽着别人的辫子不放松。原来那个鬼魅世界的故事,实际正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啊!唉,我斗胆来改写一下古诗中的名句为我所用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相残杀啊!现在回想这些往事,那些欺负人的和被人欺负的,那些面对不平事或回避、或冷漠、或愤慨、或落井下石的人们,现在过得如何?哦,真如海涅的诗句所言:“时代的织机隆隆作响,历史的镜子映出我们的足迹”。回顾那些挣扎在大山深处生活的最底层小人物的灰色人生,那深厚的苍凉、那冷峻的震撼都让你温暖的感悟,正是升斗小民的生命力如石头缝中的小草,顽强地向世界揭示着自己的存在,与所谓的英雄人物成功人士一起共同书写着历史的画卷。一切一切的故事都将归于沉寂,每一页也都将被彻底地翻过去。然而,时间过去了四十年,同样的故事还是在生活中被复制着继续上演着,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落后要挨打、弱肉被强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四、望天田里播希望  听雨轩中读诗文
       自古以来形容贵州自然、社会现象的有三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在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切。

       先说天无三日晴,贵州山区较少滂沱大雨,多的是连绵阴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空气湿度很大,山头上始终笼罩着氤氲雾气。我们知青住的简易房子里的泥巴地经常湿漉漉的,有一天,我惊异地发现对面管月珍的床底下竟然长出了一棵向日葵,肯定是我们磕瓜子时掉在地上,泥地很松且潮于是葵花籽就地生根发芽了。反正,墙角的青苔、桌下的蘑菇、衣服被褥上的霉斑,一切的一切都在诉说着水的丰富;唯独人脸上却看不到一点水灵,即使是青春年少的姑娘,也一个个黄蜡蜡干巴巴。再说地无三分平,村子里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真的是“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很少有大片田地,多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旱地挂在山壁上,有的旱地坡度竟然达到70度,人在这样的地里劳作时须将脚插进土里站稳了,一不小心连人带物一起滚下山坡,什么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等现代化设施一概用不上。这样的旱田当地人叫它“望天田”,意即有无收成全靠老天爷。那么人无三分银就很好理解了,一个字:“穷”。

        穷到不是贵州人的专利,在当时“一穷二白”是基本国情的年代,穷是光荣的、革命的象征,报纸上广播里不是天天在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不同的是有的地方是将“穷”作为掩护或自我保护,私底下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批判“奖金挂帅”最厉害的上海市,却边批判边发奖金,尽管奖金数额也不过是每月5元。可贵州的穷却是货真价实的,我记得我所在的村子里,家家户户床上垫的基本没有被褥,而是稻草或麦草编成的草帘子,所以当地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出门把门带,防牛吃铺盖”。有的人家连床也没有,全家人干脆围在堂屋的火塘边席地而睡。我们村里最富有的人家大概算是陆兴福家了,他和妻子罗家英都是高中毕业生,在大山沟里绝对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且两人能歌善舞,在全国人民大跳“忠字舞”的年代,他们是很时尚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弄潮猛儿。在当地人晴天一身单、雨天一身棉的状态下,他们竟然拥有一件羊毛和晴纶混纺的毛线衣,这在当时当地绝对是奢侈品,他家的住房也是村里少有的二层楼房,他俩的卧室在二层楼上,窗户也不像很多人家那样在木头格子上蒙上塑料纸,他家的窗户上镶嵌着明晃晃的玻璃。我曾经被作为贵客进到他们夫妻的卧室,看到床上有线绨被面(当时略次于真丝软缎的面料)的被子,有虽然已经被睡得黑乎乎的绣花枕头,窗前的长条桌上还陈列着两个崭新的搪瓷杯,里面插着牙刷牙膏,只是牙膏很饱满未开封,哦,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被作为向往文明生活的象征性装饰品,恭恭敬敬地陈列在这里的。看到这些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这里的人们牙齿都不好,一咧嘴几乎都是缺牙烂齿,为什么队长老婆才三十几岁就已经掉光了牙,原来是原始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啊。

       就这样,我在这个海拔2000多米的深山小村里同当地老乡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在一片片挂在高山峻岭岩壁上的“望天田”里,勤勤恳恳地挥洒着汗水、播种着希望。那希望其实是很渺茫很虚无的,因为并没有哪一级权威的政府部门向我们传达过知青的最终安置方向是什么,听到的只是“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

       于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集体户六个女青年与全国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用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共同经历了生命中不可预期也无法复制的日日夜夜。那时候,我最最期待的就是下大雨不出工的日子。为什么?当然是有原因的咯,且听我慢慢道来。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共读一本红宝书、同背语录老三篇、只看几个样板戏,每天身体力行、一丝不苟的“早请示、午对照、晚汇报”,一天三次对着红宝像背颂老三篇,就连生产队每天晚上记工分时,是否唱“造反歌”跳“忠字午”都是考量劳动态度、决定工分等级的重要因素。人人都像最虔诚的佛教徒,在青卷黄灯下祷告,在佛龛神笼前忏悔。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早已被批成大毒草,人人视之为洪水猛兽。我离开上海时除了带上红宝书之外,又偷偷地在行李中塞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成语词典》,那是我在学校时因为出生红五类成为红卫兵,在“破四旧”砸烂学校图书馆的运动中悄悄地藏下来的,因为家中没有这些书,当时新华书店也不再卖这些书,而我觉得这两本书并没有毒,实在不忍心将它们扔进火堆,就把它揣在书包里悄悄带回家塞在棉花胎底下坚壁清野,也算是用了一下红卫兵的特权。现在,它们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每到下大雨不出工时,其他人有的去老乡家串门摆龙门阵,有的到洗马河街上唯一的邮局翻找家信,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读这两本书,反反复复地读,读到兴头上也奋笔写几句歪诗。前面说过房子漏雨很厉害,这时须把脸盆、茶缸、搪瓷碗等等所有的容器用来接雨水,雨水在盆盆罐罐中发出清脆的叮咚声,成为读书作诗的背景音乐。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古人可以有《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何不給自己的屋子起个雅号为“听雨轩”吧,咱也来一个附庸风雅,自得其乐!至于能否在农村脱胎换骨改造成一代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还是通过插队落户的磨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谋得更好的发展,全在于自身思想的历练,别人代替不了。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即使历史跨越了一个世纪,即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每个人的命运其实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国际歌中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固然成功需要机遇,但“机会的女神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这确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往高处走,然而高处不胜寒;水往低处流,但见低处纳百川。一个人,既要有往高处走的目标与志向,又要有往低处流的胸怀与心态。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的变化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君不见,九华山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像前有付著名的对联:“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救你大苦大难”。经典啊实在经典!

       五、一日离家一日深   恰似孤鸟宿寒林
       随着生活画卷的真正展开,自豪和激情渐渐冷却下来。虽然我担着知青连长的虚名,在公社干部那里有点知名度,其他生产队知青集体户出现纠纷时,公社革委会总要把我找去参与调解,但在自己的集体户中却并无多少凝聚力更谈不上号召力,也许这是合了“距离产生美”的美学原理,距离太近了就产生不了美,没有距离了也没有了矜持感。我们六个女青年组成的集体户脱不了俗套,由于生活琐事的困扰,经历了几次分伙合伙的折腾,终于从第三次分伙之后再也没有合伙。那时我由于水土不服双腿长满了疮,其痒无比,抓破了又得不到及时治疗就开始发炎直至流脓。刚开始是几个疮流脓,没多久就蔓延开来,双腿红肿得发烫发亮。因为国家已经停发生活补助,上海家里父亲病情恶化已经病入膏肓,唯一的弟弟又出现了与父亲同样的症状,母亲焦头烂额急火攻心血压持续升高,血压最高时高压240低压160 。我帮不上家里忙就决不能再给家里添乱了,只能报喜不报忧,自己的困难自己扛,真是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话。那段时间正是插秧季节,虽然队里大都是旱田,却还有些水田,为了表现自己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决心,虽满腿疮口流脓不止我也没有休息,一下水田嗜血的蚂蟥就叮了上来,我吓得大喊大叫不知怎么办才好,管月珍胆大就来帮我拽蚂蟥,只听一声断喝:“贼哟,要不得,要不得。”话音未落就一巴掌打在我腿上,我回头一看是队长老婆,再低头一看,咦,这一巴掌还真灵,叮在腿上的蚂蟥纷纷掉落,队长老婆咧着因缺牙而漏风的嘴笑说:“鬼打的,你越拽它越往里钻,巴掌使劲打,腿上的肉一紧,它狗日的就扒不住了。二天(当地土话,意即以后)下田前望脚杆上涂点烟油就好啦。”我感激地点点头,“贼哟”,她又大叫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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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贵定县】
       每年的3月19日是上海知青下乡纪念日,1969年这天,上海是509名青年男女来到贵定,分别在新巴、和平、功固、都六、昌明、报管,10年下乡的经历,他们与布衣结下了友谊。每年联谊会大家都对贵定下乡的岁月很怀念,对第二故乡布衣农民有着深深的爱。

       40多年过去了,贵定的水和山依旧,但是布衣民族对上海知青的爱,留在上海知青的心里,很多人说的最多的事,布衣农民的点点好事,现在他们都到了退休岁数,很多人自费到大山里看望熟悉的人们,你们可以在昌明知青网对贵定的描述,对10年下乡的依恋。

       我在69年来到和平,73年去复旦大学,在不长的4年多时间中,养成不怕苦不怕难,每天迎着朝阳,带着一份好心情,为自已而打拼,我也怀念布衣族农民兄弟,欢迎你们到上海来作客。——昌明知青网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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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绥阳县】
       3月21日是绥阳上海知青、湄潭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这部分知青分别来自于杨浦区及卢湾区。

       绥阳团队21日在上海东方酒楼庆祝自己下乡纪念日,共有3百余名知青及绥阳县四大班子领导参加聚会并送来了《致上海知青慰问信》。马君强在绥阳达木村插队,特从加拿大发来了贺信。绥阳联谊会组织者们精诚团结,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聚会得以圆满成功!

                            
                          致绥阳县上海知青的慰问信

       尊敬的绥阳县上海知青亲人朋友们:

       值此上海知青插队落户贵州绥阳45周年之际,绥阳县四大班子和全县55万人民,向你们致以热烈祝贺和亲切问候,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四十五年前的今天, 1969年3月21日,你们登上上海开往遵义的火车,站台上、车窗前,亲情、友情的呼唤和泪水,在逐渐远去的火车笛鸣中越来越浓,却又只余心间,随着流逝的时光荡涤心田。那一年,20岁不到,甚至才15、16岁的你们,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带着被青春之火点燃的万丈豪情,告别亲人,从繁华的上海来到祖国大西南秀美而落后的贵州山区,来到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绥阳插队落户。1969年3月25日之后的十年间,你们和绥阳的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用青春妆点贫瘠的绥阳,用汗水浇灌美丽的绥阳,你们在绥阳的土地上传授知识、传播文明,你们在绥阳的山水之间经受磨练,增长才干。你们因绥阳而贴近山乡、贴近群众,绥阳因你们而更加包容、更加开化。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四十五年来,你们有的离开绥阳,奔赴更广阔的天地奋斗创业,但始终时时关心着绥阳,为绥阳发展献计出力。不少知青已经不止一次回访绥阳,探亲访友、考察项目、投资兴业、捐资助学,利用独特的优势、不同的方式反哺第二故乡。你们有的扎根绥阳,在不同岗位上辛勤工作,无私奉献,把一生都溶入了这片土地。你们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牺牲,为社会作出了巨大奉献。

       “年少都有凌云志,洗尽铅华也从容。”斗转星移,韶华流逝,特殊的岁月,丰富而又跌宕的经历成就了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正如《绥阳知青》一书记载,当年,你们做农民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你们做赤脚医生救死扶伤、你们做教师教书育人、你们做工人修建湘黔铁路,你们服务当地群众、投身建设事业的典型事迹,至今在贵州山区广为流传;你们留恋第二故乡、反哺第二故乡的感人故事,仍然在绥阳人民心间回荡;你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知青精神,还在继续传承弘扬!绥阳人民为你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

       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绥阳经济发展大提速,城乡面貌大变样,对外形象大提升,先后获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县、全国最具投资潜力县、中国金银花之乡、中国最佳山水文化旅游名县、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名县、中国最美风景县称号。绥阳作风建设通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走上中央平台,实现全市争第一、全省争一流、全国争影响的工作目标。2013年经济发展综合考核排名位列全省88个县(市、区)第14位,城乡逐步做精做靓做美,很多来到绥阳的外地人都说:“这里不像西部的一个县城,干净、整洁、美丽、有序!”绥阳的今天,因为你们的深切关注而灿烂!感谢你们始终情系遵义,心连绥阳;盼望你们,多回故乡,安家故乡!过去,绥阳以你们为荣,未来,你们将为绥阳自豪!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联谊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共绥阳县委员会  绥阳县人民政府
                         绥阳县人大常委会  政协绥阳县委员会    2014年3月21日



                                             加拿大企业家马君强  
                                                                 文/迟文荣
 
    【以「成功、感恩、回报」为信念】
     加拿大埃德蒙顿巿是阿尔伯塔省的文化、政治和教育中心,有北美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西部埃德蒙顿中心和加拿大最大的历史公园——埃德蒙顿堡垒公园,一九九九年华人马君强从香港移民加拿大,定居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巿。在新的环境下,他重新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创立了「3L Dynamics Inc」公司,出任董事长,公司规模可观,业绩不凡。

       马君强之所以事业成功和他曾是一名知青,用“知青”那杯苦酒垫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在一九六九年马君强作为上海知青到贵州省绥阳县插队落户,得到当地农民无私帮助和支持,他们的朴实、热心给他留下了永久的敬意和忆念。十年的插队生活,让他懂得了什么叫自立、什么叫奋斗。一九七九年随着知青返城政策的落实他回到上海,进入上海的七二一工业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创建于1968年。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公办成人高校),学习工商管理学,后任新兴产业「三产」的经理,提出企业要改革、合理安排多余劳动力的独到见解,引起有关领导和新闻界的重视,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均对他进行过采访和报道。在踏足工商业初获成功的基础上,他于一九八九年移居香港,扩大视野、吸收新的经商理念,利用香港开放的环境和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及时抓住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商机,红红火火地拓展了自己的生意场,实现了独立创业的愿望,获得了成功、积累了资金。他不满足的个性,让他再对自己提出新的目标,十年后(一九九九年)马君强移民加拿大后面对成功,他仍不止步,又于二零一二年创办汉嘉酒业有限公司和麒麟投资企业,出任董事长。一路走来,从知青到企业家,几乎每十年他就有一个飞跃。说他是成功企业家,名副其实。做生意、办企业不是人人都能获得成功的,失败是常有的。可是马君强每每都能看准巿场、抓住机遇,是其知识、头脑、智慧使然,这是他让人佩服的一面。他的更可贵之处在于他心中的「感恩、回报」信念。他把追求成功看作是积累「感恩、回报」所必需的实力,他把「感恩、回报」看作是他人生永远的信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时常回忆自己成长过程,在十六岁之前是一个迷茫的青年,不知自己的理想在何方;在三十岁以后开始创天下,多么大的成绩都不满足,这种永远不满足的心态无形中变成一股强大动力,向上再向上,积累自己的财力,完善自己的人生观,增强自己回报社会的能力;当我五十岁真的有了我想要的一切时,我就开始实现我「感恩、回报」的愿望。我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不忘当年插队时帮助过我的山区乡亲。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帮助自己的家人是我应尽的责任。帮助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力所能及的帮助社会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和事,带给我的是一种快乐和幸福。在我看来,做人的成功比事业的成功重要得多。
      【捐资一百万元资助绥阳三百名优秀贫困高中生获「尊师重教楷模」光荣称号】
       马君强于二零零九年回国看望当年他插队落户的贵州绥阳乡亲们。当年他亲眼见过并亲身体验过那里的艰苦生活。此次回乡他感到乡亲们的热情、友好更加激动,可是他们的生活和乡村的面貌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心中感慨万千。在「感恩、回报」信念的驱使下,他决心要帮助他们。从他的财力看,当然可以给他们一笔资金作为资助,但资助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左思右想,觉得设立助学金,从教育入手,帮助他们解决人材问题,意义会更大。多大的资金资助都是一次性的资源,只有教育才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自身的成长过程证明了「学习改变命运,教育决定未来」。让乡村的优秀青年不要因为家庭的贫困而失去升学机会,资助优秀贫困学生,让他们掌握知识,提升技能和创造力,帮助家乡改变落后面貌,待他们有能力之日再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长期坚持下去,实现一种良性循环。于是,马君强和中国贵州省绥阳县教科局于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签订了「马君强先生助学金协议书」,马君强作为甲方,绥阳县教育局作为乙方。马君强连续三年无偿向乙方提供一百万元,用于资助每年一百名共三百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高中学生,绥阳县教科局负责制定具体管理办法,由贵州省外事侨务办公室、遵义巿外事侨务办公室和绥阳县人民政府三方监督。该协议书由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起实施,至二零一三年这些受资助的三百名高中生已分批毕业,以百分之八、九十的升学率分别升入五十所大学中的三十多个学科深造。三年中,马君强还向每年前十名的高中生赠送电脑一台,此外,他还承诺对升入大学并需要帮助的学生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为表彰马君强的贡献,绥阳县政府在二零一三年教师节上授予他「尊师重教楷模」光荣称号。对于县政府的肯定,马君强表示真诚的感谢。对于受资助学生的可喜成果,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表示,当初所以选择以助学金形式帮助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高中生,就是希望有才智的青年学生不要因为困难而失去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实现自己的梦想,增长才智和能力回馈社会,更希望他们将助人的精神代代相传,让希望的种子遍地开花。他希望有一天能和这些学生坐到一起畅谈成功的经历,交流「感恩、回报」传递爱心的实际体会,那将是一种永远的温暖和美好的重逢。

      【促进贵州省和阿尔伯塔省、加拿大的友好合作成果显著】
       马君强帮助自己的第二故乡贵州除教育方面外,还体现在积极推动贵州和阿尔伯塔省及加拿大的全面友好合作方面。马君强在加拿大不仅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知名的侨领。目前,马君强是加拿大江浙沪华侨联谊会会长、加中商会副会长和加中体育促进会荣誉会长。早在二零一二年他任加拿大江浙沪华侨联谊会副会长时,在他的积极运作和推动下,以王扬副主任为首的贵州省友好交流团率贵州省杂技团首访埃德蒙顿,受到省、巿政府和华人社区以及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取得开创性成果。杂技团成功演出,在埃德蒙顿从政府到民间掀起了一股贵州热,友好团的多层面交流与活动开僻了经贸、旅游、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渠道,搭建了交流平台,建立了友好关系纫带。紧拉着就有埃德蒙顿经济发展局,贾斯伯巿政府代表团回访了贵州省,加拿大江浙沪华侨联谊会组织的五十人旅游团前往贵州观光访问,这些密集的友好访问活动,将双方的经贸合作推向深入。

       不久,马君强又亲自带领加拿大四个酒庄前往中国贵州省出席于二零一二年九月九日在贵阳开幕的由中国商务部和贵州省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博览会上设立了加拿大馆,展出了加拿大的冰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与有关方面达成代销加拿大冰酒、葡萄酒的意向协意书。另外,在贵州省侨办的引荐下,加拿大汉嘉酒业公司与贵州茅台酒集团签订了海外经销商协议,将茅台酒及其系列产品销往加拿大,实现了双方首次实质性的贸易合作。

       由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贵州省委主委谢晓尧、贵州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王扬,中国致公党贵州省委副主委张燕平等一行七人组成的贵州省政协侨务友好访问团于二零一三年九月七日至九日到访加拿大温哥华、埃德蒙顿和多伦多。期间广泛地接触多个社团中的商企人士以及大学、学术机构的学者,深入地探讨了双方合作的领域和意向,取得丰富成果。在这之后,又有埃德蒙顿的麦科文大学代表团前往贵州考察以及贵州的学者及管理人员到阿尔伯塔大学进修。贵州省和加拿大的交流合作正在一步一步扩大。上述一系列活动都得到当地华人媒体的重视和大篇幅的报导。

       在如此短短的时间内,贵州与加拿大的交流合作取得如此显著成效,马君强作为贵州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起到了民间「外交大使」的关键作用。马君强既了解贵州的需求,又熟悉加拿大的情况,在中、加两方面他都有广泛的人脉和受敬重的人品,在许多人眼中,他都是一位有礼有节、有绅士风度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谦虚谨慎、善解人意、注重团结的侨领。对于人们称赞他对于贵州与加拿大的交流合作起到巨大作用时,马君强表示,在贵州插队落户的经历以及贵州各级政府对于他的礼遇和支持,让他的「贵州情结」日益加深;在加拿大创业成功和开展社团活动的经验中,让他深感加拿大社会制度的优越,来自两方面的感动,让他的「感恩、回报」信念日益加重。有了感恩之心,就必然有回报的愿望和行动。 「成功、感恩、回报」始终是他人生的信念。
                                                    (本文根据加拿大光华报专访报道整理)



                                                        我的贵州情结

       今年春节,我们几个曾在贵州绥阳县插队的“插兄”约定,在建国60周年前要回绥阳看看。8月,我们终于有了这一圆梦的机会,来到了我梦绕魂牵的地方。

       在贵阳下了飞机,我们就上了贵遵高速公路,向绥阳县进发。天下着小雨,一路上烟雨相伴,沿途山峦起伏,郁郁葱葱,层层梯田,耕作的农户正忙碌在田间地里,一丛丛绿树林间,黑瓦白檐的寨子接连闪过 ——云贵高原的景色映入眼帘。如烟往事,历历在目,还是建国20周年那年,我插队来到了这片土地。刚来绥阳清源公社那会,我们被安置在彭家大院,住在彭大哥那间泥墙土房里。没有亲人,没有电灯,没有城市的喧闹,没有家的温馨,有的只是远处传来的狗吠声,在那里,我开始了人生的“蹉跎岁月”。当时国家对知青有照顾政策,第一年每月供应27斤大米,这在当地已经相当不错了。但吃的菜要靠自己种出来,我们刚下乡不会种菜,由农民轮流给我们送。三个月后不再送菜了,生产队就划了一块地给我们自己种,由于土地贫瘠,又没有肥料,菜都无法种出来,常常吃白饭,自那以后,彭大哥每天都给我们送菜。我在广阔天地呆了三年零十一个月,学会挑担,学会插秧,也学会抽烟,学会喝酒;那里,有我的初恋,我的欢乐,但更多是痛苦和磨难……

      清源乡到了。彭大哥早就等在村头,70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一进村,我们就被村东头正在建设中的村文化广场吸引住了。村民们有的在整修广场水泥地面,有的在安装健身器材,几个年轻的电工爬在杆上忙着安装广场的照明设备。从兴高采烈的彭大哥嘴中了解到,这是村里为庆祝建国60周年举办晚会而准备的。城里兴起没几年的文化广场,如今在农村也建起来了。

       来到了彭家大院,这里曾经是我的家啊!昔日的几间土房已没了踪影,竖立在我眼前的是几幢新建的三层楼房。大院里许多人都来看热闹,屋里坐满了人,大家兴奋谈论着,连彭家的一条大黑狗也不时地走进走出。彭大哥的小儿子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我离开农村后的一段往事,那一年,社员们家里都断了炊,公社里也没有余粮了,家家的大人孩子都是饥肠辘辘,饿得头晕目眩,真是山穷水尽啊!那天上午,生产队里召开大会,男女老少百十号人凑在院里,听队长高门大嗓地讲着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忽然,闷坐在那里的彭大哥从人堆里站了起来,径直走到队长跟前,涨红脸地叫喊着:“散伙儿散伙儿!自个儿过自各儿的,省得瞎胡混!这日子混得有啥子劲!”彭大哥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从来低眉顺目做人,那天可就不同了,大伙儿耷拉着的眼皮全都瞪大了,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他身上……说实话,当时就连他儿子的也觉得彭大哥在拆社会主义墙角,实在大逆不道。大队、公社的头头们也听说了这事,他们要研究如何处置彭大哥。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中国变了。中国发生了大事,这件大事的带头人,毛毛写的一本书《我的父亲邓小平》。是的,就是那位政坛三起三落的老人救了彭大哥,救了许许多多像彭大哥一样可怜的农民。原来,毛毛那伟大的父亲,和中国广大的父老乡亲,心是相通的。

       回首往事,恍若隔世。过去的清源乡人,怎么能想到,社会主义也能允许分产到户,人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家家过上富裕的日子?怎么能想到,这一改革,一样的土地就能多打那么些粮食;那一座座荒山,几年的时光就变得郁郁苍苍,花果飘香?又怎么能想到,农民也可以穿西装、骑摩托、打电话、开工厂;农家的娃娃,也能上大学,到城里置业上班?

       如今的清源乡,再也不是那么闭塞。一条宽阔平坦的省道穿村而过,像一根粗壮的动脉,把整个小村庄和共和国紧紧联结在一起。天天往来的车流,载满财富和希望,为这个曾经穷困不堪的地方注入无穷的生机。清源乡的面貌变了,乡土多情,田园如画;清源乡的人变了,幸福舒心,精神倍足!从18岁到22岁,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山乡巨变,恍如梦幻;然而眼前一切,又是如此真实!

       记得小学课文有篇《祖国十年我十岁》,其中有句“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年近花甲的我也一天天步入垂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我们只不过是匆匆过客,但值得自豪的是,我们这一代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亲身感受了共和国一天比一天强大!

        我们和彭大哥相约,等到建国70周年,一定再来贵州绥阳清源乡。

                                                            作者:周建华 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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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湄潭县】

                           忆在贵州黄家坝下乡的日子山

(我是上海市卢湾区向明中学的68届初中生,叫史平。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被分配去了贵州湄潭县黄家坝公社插队务农,后来从湄潭参军,又从部队转业回了上海。退休是在中国电信集团上海研究院,时任院党委副书记。)
 
那是1969年3月21日的上午,在上海澎浦乘上了知青专列,我象千千万万的同学一样,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去了贵州下乡。那年的火车可没今天的高铁那么快,摇摇晃晃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五天五夜才到了遵义。当时的遵义还是个很小的城镇,建筑也非常简陋,沿街的房子都是木头的,有许多已呈现歪歪的平行四边形,我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房子,真担心一阵风吹过它会倒下来。来到遵义后,进行了一天的休整和重新分配。地方组织我们去了遵义会议旧址参观,进行了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招待我们吃的是二米饭,也就是大米和包谷粒混在一起蒸的饭。样子挺好看,金黄黄的,我们起先还以为是蛋炒饭。抢着吃。但吃进嘴里才知道粗糙难咽。菜还算可口,有一碗粉蒸扣肉和一些长叶子青菜。味道都有点辣。后来才知道这是贫下中农招待我们最好的饭菜,而且已经特地少放了辣椒。第二天就让我们分别乘了畅蓬大卡车,奔赴真正的农村去了。
 
一路风尘,我们来到了远离遵义一百四十几公里的黄家坝公社。我还算幸运,被分到了离公社最近的民建大队北斗生产队。同去该生产队的有四男两女。四个男的都是我们向明中学初中的学生,两个女的比我们大,是向明高中的学生。我们又受到了北斗生产队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也许因为我们是第一批从上海来的知青,所以生产队十分重视,给予了很好的优惠和照顾。他们腾出了生产队的仓库房给我们住。这也是队里最好的一座木结构的房子。当时队长和副队长家还都是住的土胚房里。分给我们住的屋子高大而宽敞,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东面有灶间,房前有庭院。据说是以前富农的房子。我们隔壁住的是五保户冉八娘,东边的邻居是生产队盛付队长,西边的邻居是李四爷。南边的邻居是大姓祝家。北边是茅房,坟包和自留地。房子座落在湄潭到遵义的公路边拐弯处。车子不断地在屋旁开过,让人不感到太冷清。坡下是一口井,一口方圆几十里都知晓的井,流水长年不断,清凉甘甜,神奇的是,即使下雨,周边涨水淹过了它,井水也是与其它水泾渭分明,不会混在一起。我们这个生产队原来就是以这口井起的名,叫麦斗堰。文化大革命中才改成北斗生产队,但农民们还是习惯叫它原来的名字。
 
下乡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尽快地自理生活。在住的方面倒还没什么大的难处,只是不习惯晚上两间房间共用一个电灯泡。而且水电站发电供电不足,100瓦的灯就象油灯差不多亮。到十点后就没了。而且还不保证天天亮。没电的时候就只能点煤油灯。刚来还真不习惯,后来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最不习惯的是用水。水井有好水,但要下去挑上来。人小个矮又是往上挑,经常是没到半路就摔了或是洒了。碰上下雨天,坡路泥泞,更是怕挑水了。所以一般用水都宁愿跑到下面水井边去用。只有做饭才可用挑上来的水。
 
刚下去的半年里,国家还给我们每个知青每月九元钱的伙食费,我们就用它每月搭伙在隔壁李四爷家吃。半年以后不发钱了。就只好自己做饭了。先是两个女生做饭,男生轮着挑水,后来一同去插队落户的两个高中女生也要出去表现自己,宁愿干活也不愿意在家替我们烧饭了。我们四个男生只好每人有一天留在家里轮流做饭。我学会做饭还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做饭并不难,主要是掌握一个火候还还有加的水量。炒菜就比较难了,好像看上去是加油,放盐,加水煮,但是这个火候时间确实很有讲究的。留在家做饭,看似比出工干活轻松,其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我切菜就把自己左手手指端给切掉了一片,血流如注。神奇的是,当我从镇上的卫生院包好伤口回来。其他同学留给我的菜中,居然我吃到了自己切下来的那一片肉,真是谁也解释不清是什么道理。
 
做饭难,特别是怕挑水,但难的是你没有柴火和蔬菜的日子。街上倒是有买柴火和蔬菜的,可是我们每天的工分仅一毛九分钱,根本买不起。生产队就分给我们一块自留地,在农民的指导下,我们自己种蔬菜。尽管我们很卖力地种菜,但是总有时候衔接不上,就会没菜吃。那时,也是经常过着用盐水泡饭,酱油泡饭的日子。没的莱吃了,偶尔也会顺手拿点老乡自留地的蔬菜,夜晚集体出去偷菜的事也是有过的。去鸭子棚里鸡窝里偷蛋也是有过的,那时也是无奈之举。最搞笑的是一次出去偷鲜玉米吃,因为不懂什么样的玉米是没长熟的。也没敢打手电看,结果摘了一大堆回来剥开都是没玉米粒子。又不敢丢岀去。就在住的屋里挖了个坑埋了。第二天老乡们发现玉米地被糟踏了,他们绝对想不到这是人干的,因为人不会折没长熟的玉米,所以都说是山里的猴子来捣的乱呢。我们一个个在肚子里暗笑不已。
 
烧柴就更是我们的大问题了。我们生产队因为离山远,所以没有柴树林。砍柴要到几十里外的山里去,再背回来。一次就是一天。要烧煤也要到几十里外的小煤矿去买,再拉回来,也要一天时间。这可是每个月的一件大苦力活。砍柴或拉煤的那天我们四人全体出动,天不亮就出门去,只带点干粮,口渴了就是喝山水。整整一天呵,累死累活才弄回来一小点柴或煤。肩膀,腰,小腿,要疼好几天才能恢复,可是柴火却烧不了几天。实在是太可怕的事了,至今想起来都怕。所以在柴不够烧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去附近农民莱园子的围栏上去拔木杆。一开始木桩少了还看不太出来,拔多了就露出洞来了。为此也挨了不少不少的骂。
 
想不到吧,对于刚走出城市的知青吃是难题,拉也是难题之一。不习惯猪圈式的茅房,又臭又多虫,还四面漏风看得见。于是我们男生就开创了野地埋雷模式。并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我们屋后到处都埋上了粪雷。后来老乡们走路都从此地绕道了。也有收获的是,长年累月我在这方面练大了胆子一一在漆黑一片只有点点磷火的夜晚,我也敢一个人躲在坟堆后面拉屎撒尿。
 
其实,贵州的风景是很美丽的。我们住的地方紧挨着湄江河。河水清澈。河里有鱼,鱼还不小。老乡们会拿玻璃并装了硝铵炸药去炸鱼。我亲眼见到他们炸上来的鱼两个人抬着,鱼身还拖在地上。约有十多斤重。河两边是绿树翠竹,河上有一条拦河大坝,大坝上是一个水力发电站。夏天,我们知青们常常在这里游泳洗澡玩耍。特别是干了一天活身上一身汗,在河里洗洗那真是一种美好享受。我们还不知天高地厚的敢在坝顶上往下跳水呢。
 
干活之余,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四个人会开展象棋大战,大家轮番巡环赛。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一场,还在墙上贴了榜,以插小红旗多者为荣耀。引得老乡们都来观战起哄。最热闹的数我们知青们唱歌了。从红歌唱到外国民歌,反正也没人干涉,也没人听懂唱得对错,大家就是放开嗓子唱,还有吹口琴。村里的姑娘和小伙子都被歌声,琴声吸引了过来。连邻村的贵阳女知靑也会过来串门。说起串门也是当时的一件乐事。只要有人提议,基本上是说走就走。因为不用给谁请假,我们就住在公路边,不远处有一段上坡,汽车在这里速度往往会慢下来,我们就乘此机会爬上汽车免费外出了。到了地方也是这样,乘车子爬坡就往下跳。此法在贵州的知青中非常流行。但也遭到司机们的特别反感。他们看我们爬上了车,就会千方百计地损我们,见人少了就停车打,见我们想下车就突然加速或左右晃车。我还真被车子甩过一回,手被锉破皮能直接看到里面的一丝丝肌肉。至今手上还留有伤疤。幸好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搁现在这年纪说什么也不会做这玩命的勾当。
 
我们经常到邻村的上海知青集体户玩。也经常有其它集体户的知青到我们这儿玩。不光玩还要给白吃白喝,常常吃得我们自己也揭不开锅。人来多了,晚上没床睡,就整夜的唱歌,聊天,下棋,搅得周边老乡们也一夜不眠。
 
除了玩,我们也看书。我们集体户四人都是积极向上要求进步的青年,经常会自觉学习红宝书,只要有书,大家都会抢着看。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隔壁会计家的阁楼上藏有很多书,我们就千方百计地去借。会计比较小气,有时一次只肯借一本书,我们就把书的缝线拆开,分成四段大家轮流看,看完了再装订起来。我们四个人曾经创造了一晚上看一本长篇小说书的记录。在后来被他发现了书有损坏,就再也不肯借书给我们了。
 
每十天一次的赶场(就是集市)是最开心的。那天黄家坝街上人如潮水熙熙攘攘,人们都换上整洁的衣服,特别是大姑娘和小伙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满街都是笑脸和笑声。我们也是逢场必赶。不仅赶黄家坝的场,还时不时地赶湄潭的场。湄潭县城离我们住处约有十公里多路,一天来回还要起早贪黑十分累,也不是要买什么东西,为的就是看个热闹,为的是能和其它知青见面说个话,或者看个电影。因为人一天天圈在农田里,实在是太闷了。
 
算起来,我下乡有三年多,实际上实打实的算就一半时间。因为贵州是一年种一季。冬天很冷还下雨,只能干点农田建设的活,大都是在家烤火。所以我们是到十月份收完谷子后就返回上海过年,到次年三月底要插秧的时候再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在农村的日子也许是我一生中最自由自在的日子。谁也不管,谁也管不着。虽说有知青慰问团的干部分管各知青点,但他们人少而知青点多面广,一年还来不了一二次。生产队是把我们当过客,总想知青是来锻炼的,过不了几年就会回去,也就随便我们。家长想管,但几千里之外隔着万水千山,写封信一个来回至少半个月,那时也不通电话,实在是鞭长莫及呵。我们知青是自治自律,全凭自身原来的习惯,家教以及学校教育的残余在起作用,还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指导着我们的言行。
 
我们集体户四个男生一直关系很好,我和徐岗在学校就是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派的。下乡又走在一起了,陈奇是隔壁班的,黄诚华也是一个年级的。我们都很团结。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外人见此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尽管干活很苦很累,只要没什么特殊情况,我和同学们都会按时出工,而且干活都很卖力,有时还会展开互相竞争。我尽管岁数小,个子小,还生过肝炎。但干起农活来也从不落后。插秧,茹草,收割,打谷子,样样干。不怕苦不怕脏。挑担子是我最害怕的事,只要担子一压下去,头上就会冒出黄豆大的汗,肩膀疼得直往下斜,背和腰也疼。但我总是咬着牙坚持着,有时就在心里默默地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经过艰苦的锻炼,我从只挑50多斤走几十步到能挑100多斤走几里地。令我特别自豪的是,当年我居然能光着脚挑着170多斤的牛粪在仅40公分直径的抽水管道上走几百米,而且是一口气从下往上挑不歇脚。要知道这是在高空的圆滑的管道上,没有任何保险装置的。在43年后,当我回到村里再次重走这根管子时,空着双手还摇摇晃晃,双脚发软呢。
 
在农村的第三年,我被批准入了团。这可以看成是贫下中农对我接受再教育表现的认可打分吧。介绍人是我们村的队长任大其,为什么是他,我至今不清楚。除了我干活卖力外,可能是我那年做过一件大善事吧----曾经跳进粪坑里救过一个两岁的小女孩。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四?五月?正轮到我那天留在家做饭,下午我正在灶间里生火,忽然听到外面小孩们大声哭叫,我隔着板缝看到,原来是一群小孩在我们房屋前一个废弃的粪坑边玩,其中有一个不小心掉进去了。粪坑有一个大人齐肩深的积水,这对于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己足够致命。其它小孩见此,有的跑回去叫大人了,有的在边上嚷嚷。我也顾不上脱衣服了,冲出屋子一步跳下去把她举了上来。等到我自己爬出粪坑时,小女孩的妈妈也赶到了。当天晚上她妈还专程抱着小女孩过来给我磕头,要拜我为干爹呢。我只觉得是做了件我应该做的事,也没有多宣扬。没想到村里的人们却牢牢地记着这件事,当我在43年后重返那里时,刚到村口就有人马上打电话给当年那个小女孩说,你的救命恩人来了。当天,当年我救的那个小女孩和她妈妈一起,郑重地来到我下榻的宾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还送了当地最上等的茶叶致谢。与我一同去贵州旅游的妻子十分震惊地说,结婚那么多年也没听你提起过这事。有同学说,难怪你后来那么顺,原来你积了那么大一个德啊。现在想来,也许是的。人们常说,做好人总会有好报的。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我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穿上了绿军装,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戴着大红花,离开了贵州农村。要知道那时当兵,可是要百里挑一,而且那时候离开了农村,就意味着跳出了苦海。
 
从1969年3月到黄家坝,算到1972年12月离开,我在农村一共待了三年另八个月。可就是这段短短的时光却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这三年多的历练奠定了我人生的坚实基础。
 
感谢你,我的第二个故乡---贵州湄潭黄家坝!

                                          三千里返乡路,四十三年寻亲情
                             —— 上海知青李林华一行返乡侧记

    【2012年4月7日 上午11:00】
     吉祥航空1209航班从上海至贵阳的波音飞机从虹桥机场腾空而起,我,上海知青李林华和15位知青赴绥阳、湄潭的返乡寻亲之旅开始了。

    【4月7日下午5:00  遵义市】
     
我们一行从贵阳乘坐预定的中巴到达遵义。啊,变了,完全的变了!丁字口还在,湘江水流淌。遵义新城是如此的漂亮、现代!我曾经住过的党校、卫校映藏在绿树花丛之中。红花岗还在,红军山依旧。干净美丽的遵义城如镶嵌在黔北高原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它厚重的历史、青春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向人们诉说着昨天、今天和那美好的明天。

     【4月8日上午  绥阳郑场,肖大娘】
     
 43年前,团友童小平、陶桂娣在郑场插队,房东就是当时的妇女主任、和蔼可亲的肖大娘,大娘似慈母一样照顾着两位上海知青。如今,大娘已经83岁,她的身体可好?一直为童、陶二位牵挂。
       公路转弯处,在黄色油菜花的映衬下,一处独具黔北风格的民居引起大家的注意,镇长告诉我们:那就是肖大娘的新家。
       远处,那戴着蓝色绒线帽、穿着绿色外套的老人就是肖大娘。“肖大娘,肖大娘”,童、陶两人呼喊着、奔跑着,肖大娘迈着双腿、伸直手臂,三人相拥而泣。在场每个人都泪如泉涌,40年的思念之情,此刻化作行行泪水。
      “肖大娘,你还好吗?”
      “好,好,我身体还好,儿女都孝顺,你们也老了”。是啊,当年十几岁的知青,如今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
      “肖大娘,我们好想你啊”!
       桌上放满了从上海带来的糖果、点心,大伙争相和大娘合影、叙旧。人世间,最是真情动人!
  一路上,我们做游戏,用“因为……所以”造句,答案是:“因为我去看肖大娘,肖大娘就是我的娘,所以我哭了”。说笑间,每个人的眼眶都是湿润的。

     【4月9日晚  湄潭大茶壶酒家,憨憨的润五】
     
白天,我们一行去了湄潭兴隆水涯子,当年的房东刘正财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当年生活差,没有照顾好你们,对不起了。”我忙说:  “当年你把我们当亲人,我们终身难忘”。我执意给见到的每一位水涯子的老乡送上红包,大家回忆过去、介绍现在,其乐融融。
     “叮咚”,有人敲门,我打开房门,一位衣冠楚楚老板模样的人站在我的面前,
     “哥,我是水涯子的润五。”
     “你是润五?”我惊呆了,我实在没法将眼前的这位和当年那憨憨的润五联系起来……
      69年3月,上海知青来到水涯子,住在村公所,而同年的润五的家就在乡公所的对面。每天吃过晚饭,润五是一定要到知青点上来的。每当我唱起那首“班长拉琴我唱歌”时,润五总是在边上小声学唱着,而要他大声地唱出来,他是断然不敢的。
     “哥,”润五说:“那年,你对我说,要想将来有出息,就一定要到外面去闯,82年,我就到湄潭,去做装修。”润五的儿子告诉我,现在他们计划在县城投资建一座三星级的酒店,同时搞旅游,将来搞连锁经营。
       夜深了,我整夜难眠,水涯子的那憨憨的润五,让我震惊、遐想。

     【4月12日  黔西百里杜鹃, 干女儿田泽】
     
汽车行走在闻名遐迩的黔西县百里杜鹃。暮春三月,青山绿水正是花好时节。重山叠嶂,灿烂的杜鹃,满山遍野。争艳的花朵竞相开放在翠叶之间,清风拂过,如披着轻纱的仙子翩翩起舞。
        我徜徉在花丛之中,手机响了,陌生的号码,陌生的女子的嗓音:
       “喂,请问你是姓李,叫李林华吗?”
       “我是,请问你是哪位?”我反问道。
       “我是你43年前认的干女儿,我姓田,我叫田泽”。
        我呆住了……

       43年前,我才19岁,一天,和全队的女劳力一起在玉米地里褥草,休息时,一位年轻妇女手中抱着的婴儿引起了我的注意,孩子又白又胖,好奇地睁着大眼睛,
      “大姐,你这娃儿好乖哟”我称赞道,
      “这是个女娃子,你喜欢就抱给你么”!
      “抱——给我?好么!”我随口答应道。第二天,天刚亮,有人敲门,叫着“李同志”。我忙去开门,只见孩子的妈拉着孩子的手,向我作揖,口中念道:“给干爹磕头”。而后递上用头巾包着的三十只鸡蛋和一挂猪肉,转身离去。我傻眼了,老乡告诉我:农村人相信,把孩子抱给远方的人,小孩将来会有出息。而我这做干爹的,要给干女儿从头到脚做一身新衣,包括帽子、鞋子。我赶到县城,托城关二小付老师的爱人,赶制了衣服和鞋帽,并于次日给孩子穿戴上……
      “干爹,你去水涯子,是我妹妹从支书那儿得到你的手机号码并告诉我的”。
      “姑娘,你现在在哪里?你还好吗?”我急切地问道。
      “干爹,当年你看我长得乖,认我做干女儿,我后来在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在湄潭县教书。我丈夫是同学,他是苗族人,在凯里工作。结婚后,我从湄潭调到凯里三颗树,干爹,你什么时候回贵阳,我要当面叫你一声爹”。
       此时的我,已经泣不成声。

     【4月15日  凯里东,父女相见】
     
从荔波的大、小七孔到西江千户苗寨,再回贵阳,凯里是必经之路。上午11:00,我们的车过凯里东,按照约定,公路边那红色轿车旁站立的,应当就是田泽一家三口。
  二车相遇,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快步走上车来,“干爹”“干爹”女孩呼喊着、哽噎着,我站起身来,“女儿”,二人紧紧相拥,43年的苦苦相思,朝思暮想,此刻,无需更多的语言。全车人热烈鼓掌,为父女二人43年后的重逢而欢呼。
  西江苗寨沿山而建,河水清澈见底,女儿挽着我和干妈(我的爱人吕虹此次也随团返乡),不停地述说着她的近况。
  相见的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在西江苗寨,在我们刚刚相认的地方,又要分手,那心酸的眼泪啊,肆意流淌,我那懂事的女儿哟,更是紧紧地拉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再见,西江苗寨!再见,我的女儿!
        我的手机不断传来女儿的短信,现摘录如下:
        4月16日11:27爹,妈,好想你们哟!你们走后我一直无法控制想你们的那种情感。联系上你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又激动地不知说什么了,虽然几十年没有联系,但见到你们的那种亲切感好深厚。爹妈下次一定还要来凯里哟,有很想你们的女儿在。
        4月17日 14:28我太幸福了,在这世界上又多了两个人爱我。爹妈,我更爱你们,你们要注意身体,我一切很好,不要牵挂。
        4月17日 14:52爹,以前是你的名字深深刻在我脑海里,现在你和妈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我心中充满喜悦和甜蜜。4月15日这一特别的日子,在我脸上流露的每一丝笑都那么甜美,但是好短暂。
        4月22日 18:42 爹妈,你们的出现,我感觉又回到了童年,太幸福了,爹妈,我永远爱你们。

     【4月17日 下午1:00  贵阳机场】
     
国航3657航班波音737— 800型飞机从贵阳起飞,带着恋恋的不了情,远去,远去……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绥阳郑场、湄潭水涯子、凯里三颗树……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再见了,我的亲人,我将回来!
                                                                                                   作者:李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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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遵义县】
      3月23是遵义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这部分知青来自于闸北区。遵义知青是赴贵州插队人数最多的团队(1279人)。

                                             上海知青40年后回访三合
                                       贵州遵义县政府门户网 发布日期2014-5-6 

      近日,上海知青刘永松、沈克文等9人来到三合,回访曾经居住和劳动5年之久的原刀靶公社阳光大队(今三合镇马坪村)映江、映泉、映光等3个生产队(村民组)的父老乡亲,给刘平金(90岁)等年迈老人送去了慰问金和礼品。据悉,上海知青刘永松等9人响应党中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1969年入境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1974年陆续回沪,此间在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次走访了马坪村7个村民组,看到了现代农业、民居环境、水陆交通、学校教育、医疗卫生、民生保障和文化生活方面40年后的大发展、大变化,对当地党委政府抓经济发展、城镇化带动及新农村建设等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赞赏。 
                                                                 (肖祥春  祁志国 报道) 
    
 
 
                                  资料由当年上海知青慰问团成员徐扣喜先生提供

     2013-10-26 在上海知青网贵州频道里的留言:
     1.【相聚45周年】明年是45周年了,别区、县的上海知青都联络得火热,我们遵义县的能否有人出头组织一下聚聚?功德无量啊。

      2.【寻战友】我是遵义县后坝公社的,有老乡请打个招呼

      3.【我找插友】我是遵义县后坝公社联合大队五星队的,好容易见到一个莲花大队的留言,电话打过去却是已停机,真扫兴!我的电话是15901636169,有朋友请联系 。

       4.【找人】69年3月离沪去贵州遵义团溪双槐核桃坝插队落户.现退休回沪定居.很想念儿时初出道的发小.有知周克明.单国良.易文德.包小娣着谢谢相告.我的QQ号103146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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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天柱县】
     
3月30日是天柱上海知青、三穗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这部分知青来自于徐汇区。

      天柱团队30日在江苏如皋格拉菲特五星级酒店,度过了愉快的三天生活,以此形式纪念自己下乡45周年。天柱团队成立至今5年,他们每次的集体活动都能让大家尽情欢乐,这固然说明
会务组人才济济、无私奉献,但更确切地说天柱团队是“人心齐泰山移”。



                 3.30的歌                      
          
 作者:zhenxuan
                           
       又是3.30,插队日,难回首
       失去的青春,飘零在外头
       又是3.30,难忘却,情更忧
       天柱的山寨,始终在心头
       走走走走走呀走,又到3.30呀
       他乡没有问候,只有烈酒
       走走走走走呀走,又到3.30呀
       如今回到家中,已经是白头

       知青朋友们,举起杯,倒满酒
       饮尽那苦难,燃烧在心头
       知青朋友们,同甘苦,情谊浓
       往后的日子,还要手牵手
       走走走走走呀走,又到3.30呀
       老人家他挥手,没有回头
       走走走走走呀走,又到3.30呀
       知青那个情结,永远在心头

       噢……

                                                           感概
                                                                    作者:俞秀春 

       是啊,我们都已不再年轻,曾经的“青葱”年华,曾经羞涩的少男少女,在四十五年后再一次团聚:兴奋,失落,感慨,难过,都写在了每一张曾经也年轻过,希望过,唏嘘过,如今爬满皱纹的脸上,回过头再一次看看四十五年所走过的无数台阶,步步都充满着艰辛与无奈,痛苦与挣扎,坚韧与信心,努力与奋发。

       曾经的我们也有远大的理想,也有心中的抱负,也想在父母身边健康快乐的成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我们的宗旨。可是:我们没能完成学业,没能实现美好的愿望。一切的一切都永远停格在了四十五年前的3月30号。难忘的“彭浦火车站”,难忘的长长的“汽笛声”,难忘的“文攻武卫”民兵们,难忘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护卫”,更难忘火车发动时“动容苍天”的凄惨悲苦的近似于疯狂的哭喊声。

      是的,哪些,哪些,已离我们远去,我们更需要跟上时代,弥补我们失去和该有的一切。天柱知青团队这个大家庭为我们从新找回了不了的情,染起了夕阳红晚霞的美景。聚餐,K歌,农家乐,欧洲游,美国游一系列的活动,让不再年轻的我们也潇洒了起来。感慨我们的四十五年后的纪念日竟能够在五星级格拉菲特的宾馆举行,八十几位知青们的笑声和欢乐,足以证明我们有伟大的精神!我们有快乐的晚年!我们为我们是天柱知青而骄傲!

      是啊,我们需要珍惜现如今幸福温馨的生活,珍惜我们的来之不易,好好的享受已不多的年华。开心愉悦健康的生活,提升晚年生活的质量,有空多聚聚,多玩玩,多游游。让晚年更丰富多彩!      


                                       在下乡4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作者:何辰玉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晚上好。我是渡马的何辰玉。1969年3月30日,在我生命的记忆中,是个灰色的、浸透了苦涩的日子。这天上午我们登上西去的列车,随着汽笛嘶鸣,一个婴儿诞生了,它就是天柱上海知青群体。今天,能欢聚在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隆重纪念我们共同的45周岁生日,必须要感谢会务组全体成员的卓有成效的付出和几近完美的运作。

       几天前,在“共享空间”拜读了渡马小野君的大作《抹不去的记忆》。他对那天的彭浦车站,做了全景式的如同油画般的情境再现。情文并茂,力透纸背,令人唏嘘。但如朋友们所指出,该文将下乡日期这一重要信息写错了。素来儒雅严谨沉稳的小野君出此低级错误,可以想象坐在电脑前,是那从心底喷涌而出的炽烈情感令他有些亢奋过度。对此迅速作出呼应的,是同样来自渡马的俞秀春。跟帖内容言简意赅,说彭浦的汽笛声、哭声撕心裂肺,令她刻骨铭心。这可是一句大实话。当年渡马知青中曾疯传,桥坪大队俞秀春结棍呃,哭得来一天世界,从上海一路哭到桂林。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毕竟桂林距上海一千多公里呐!直到几十年后,与当事人在徐家汇绿地重逢,经当面求证,传言属实。这让我大为震撼,彭浦那声凄厉的笛声果真有如此大的杀伤力。继而是佩服,花季少女秀春姑娘,竟能有如此的爆发力和韧劲。这若在今天,可去参选哭泣达人。若再能穿越,还可与孟姜女PK高下。最后还有惭愧。一直以为自己恋家乡重亲情的指数不低,但经她石破天惊的这一哭,自信也就变成了惭愧。

       对年轻时的那段经历,有人痛心疾首,心灵的创伤至今未愈。好不容易才联系上的我们龙盘大队一位女知青,就拒绝了多次邀请,连出来见个面都不情愿。她在电话中坦言,她是害怕再忆起那段梦魇般的日子,今生今世决不愿再提起那荒唐岁月里的荒唐事。也有唱赞歌的,“共享空间”就有过题为“上山下乡功在千秋”的奇文。这类人数量不多,能量不小。通常混得不差,有些还是所谓的精英。他们将事业上的出人头地,动情地归功于坚决响应谁谁谁的号召,在农村接受了再教育。十八大高层换届前夕,央视播出了电视剧《知青》,唱的也是评功摆好的调,尤其是那首主题歌。不同个体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评价,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实也属正常。谁谁谁早在1957年就说过,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噩梦一场不堪回首也好,激情燃烧青春无悔也罢,没完没了地去讨论乃至争论上山下乡的盖棺论定,对已步入耳顺之年的老知青来说,还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吗?况且,中国的事情是由布衣草民说了算的吗?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文革及上山下乡毁掉了一代青年的读书求知梦,如同驱赶牲口似的,被成群地逐出上海。这让你我最宝贵的青春,人生最黄金的岁月哟,都留在了天柱,那片遥远而多情的土地。

       在插队的日子里,每当苦闷惆怅袭来,我总会念诵着一首小诗——《相信未来》。70年回上海,从手抄本上读到它的第一个瞬间,就喜欢上了。它给予我极大的心理慰藉。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来读它,还会怦然心动,因为我依旧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中国,必将崇尚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人权与法治;相信未来的人们,包括天柱县四十多万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终将会变得富足并富有尊严。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更是多少年来天下百姓的殷切期盼。下面我就吟诵一下这首小诗的开头和结尾,作为一代知青对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的怀念。《相信未来》,作者是北京老三届知青郭路生,笔名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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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三穗县】
       三穗县档案局积极提供上海知青赵树炎等5人找回知青工龄光荣退休。为县内外20多人补回知青工龄,得以光荣退休。  来源:县档案局 

       一直以来“知青”到我的心目中地位十分崇高和神圣,“知青”就是无私奉献的象征。您们这一代人受苦了,累了,但是您们知道吗,正是在您们受苦受累的过程中给当时文化还相对落后的农村传递了文明,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和感情交流,给农村青年也播上美好理想的种子,激发了一代农村青年积极奋发向上精神,树立了美好生活的向往。到我们这里扎根不回城的知青还有一定的数量,但几乎都就地安排了工作和就业,由于他们都有文化,多数还当了领导,我们贵州三穗县90年代初就是上海知青许德章到先后被选举任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他到任期间利用他是上海人的特殊身份,有远见,交际广,使我们三穗羽绒厂产品出口远销俄罗斯、西德等欧洲市场,后来他又调任黔东南州公安局局长。   来源:老知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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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修文县】
      
3月31日是修文上海知青、紫云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这部分知青来自于黄浦区。
     
知青作家,叶辛插队在修文砂锅寨。顾锡明插队在修文乌粟公社,他每年要组织公社及曾在修文化肥厂工作过的上海知青聚会。



                                      老知青的“了”字歌
                                                     作者:顾锡明

尘封的知青历史的碎片,不时地复原、映现了。                
到贵州插队落户的情景,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                   
愚忠无知、放任自伤、迷途替罪羊之类高明的评说太多了,
可是响应国家号召,发扬集体与劳动精神,让一代知青用汗水和泪水诠释了。
高山土房老乡亲,包谷酸菜小豆汤,长久地萦绕在知青的脑海中了。    
星转月移、苦乐年华,打开记忆的闸门,已是年逾花甲之人了。        
成家立业、扶老携幼,笑看路边的风景,过眼烟云似乎淡忘了。        
四十五载春华秋实、风雨历程——                            
一帮贪官污吏,大发横财,把人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信仰削弱了。     
一批顽劣刁民,坑蒙拐骗,把衣食住行和互帮互助都搞得不安全了。     
他们狼狈为奸、上下互动,把清平世界搅浑了。                 
国家实力强了、钱也多了,人的心田却荒芜了。                   
喜看我们同代知青已居庙堂之高了,                           
来自土地与平民的呼喊声声入耳了。                           
励志复兴的中国梦有谱了,                                  
一代知青的夕阳也染红了。                                  
我们曾经用青春的热血,把理想激情在广阔天地里传播了,            
我们也要用夕阳的热情,把传统美德在物欲横流中叫响了。            
手牵手、心相印,好日子要好好过,生命线就会延长了,             
常联系、多交流,老当益壮精气神,老知青梦想成真了!  

                                                     难忘的插队生活

       1968年,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总共有1700万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新政策的出台,又使在农村的大部分知青回归城市。

       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这一轮回,改变了知青的命运,也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曾经在贵州农村插队十年的著名作家叶辛,对这段难忘的历程有着极其深刻的感悟。

       难忘的插队生活
     “文革”期间,戴着大红花、插队落户闹革命的111万上海知青来到农村之后所面对的第一关,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关,不是思想关、劳动关,而是生活关。
       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外加每月36元生活费对于当时的知青来说已经十分诱人,因为当时大部分知青并不能得到这种待遇,有的甚至没有生活费,只能靠自己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叶辛就属于后者。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太想去。而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不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出发去贵州农村插队的。我记得我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好儿女志在四方”人人都喊。喊的同时,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们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
        在贵州省的上海知青约有一万余人。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到闭塞、贫穷的贵州,路途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也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最先在贵州一个小城市贵定下了火车,在那里铺稻草睡了一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枕着稻草睡觉。
        真正抵达我们插队所在的修文县,则是在第二天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之后了。如果说疲劳只是磨掉了我们的激情,那么真正可怕的是踏进山区、山寨刹那,面对和我们想象截然迥异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到修文县久长镇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甚至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道:“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来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寸土不生的山区来了。”
       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那些美好的想法即使不是我们十多年生活的全部,也是支持我们来到农村的最主要动力,而这里和我们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农村画面完全不同。
       当时我们是6个年轻人一起插队落户在砂锅寨。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第一次看到这座茅草屋时,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们的表情并不为过。可生活还得继续。
        然而,当十年下乡结束,要回归城市时,我已经和许多农民一样了。有时生产队派我到贵阳出差,买打米机之类的农具。我就穿件破棉袄挤火车,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围的人一起聊聊天气如何、收成如何。聊到天旱、洪水,我也会发愁,会想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大家都没粮食吃了。
       十年七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这10年则使我熟悉了最贫穷山乡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思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真正生活。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后来我在贵州的土地上成了作家,从乡村的崎岖小路走出来,这些都可说是得益于十年又七个月的农村生活。
        1700万知青的回城心愿
       “一拥而下”的17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之后,诸多涉及生计、生存的根本问题一并冒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文革”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问题的堆积终究酿成了知青雪崩般的回城浪潮。1980年,中央作出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10年中,我们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当时惟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6个人,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提及关于上海的消息,像是夏天天气有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黄浦江畔外滩流氓闹事,这些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八分钱。
       1973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雪崩般的回归浪潮。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回城潮、新疆阿克苏事件更是将回归浪潮推上了最高点。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我当时正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我走了,200个学生就没有老师了。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个小学校课表是我排的,我有很大的自由。比如,下午我可以排一些其他农村老师也能教的体育、劳动、自修课,而我就能腾出时间写小说。可以说我是有些私心的。为了能够写小说,我选择了留下来。
       第二次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成绩只要求190分。我已经出了三本书了,招生的老师对我说只要你写一篇作文,我们把分数打得高些,其他五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那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就这样,我在满脑子只有出书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我连出了3本书,稿费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总共拿到了400元。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
       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是在上海领导关心下才调回的。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后来我获知当时贵州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得以调回上海。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
       不能回城的,只能留下;回了城的,也面临着重新融入城市生活的新问题。80年代初有一篇名为《粪桶》的文章,说的是北京仅有的几只粪桶都是由回城找不到工作的知青负责清理。这篇文章反映的返城知青的生活窘境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那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前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也有回来找不到工作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今天的菜很好,贵州的茅台酒很香,但是抱歉我们不能吃了,要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是酒店保安,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孽债》中,我写到过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顶替后就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我就形容他,除了热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现在却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块,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这不像话,那个老总我认识,我去和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当初我写的小说叫《孽债》,大家只从故事层面来理解,其实这是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来写的,我们的债并没有还清。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人们曾用各种字眼来形容上山下乡那段岁月,但一提到知青题材,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恐怕还是“蹉跎岁月”四字。《蹉跎岁月》、《孽债》为何长久地受读者、观众欢迎?——我写的只是几个知青故事,反映的却是我们整整一代人。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再回首,无论是《蹉跎岁月》,抑或是《孽债》,之所以分别被写进了中国文学史,被写进了中国电视史,至少它反映了1700万知识青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1700万人的一段历史事实。
       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青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抱怨上山下乡毁了自己的一生;也有人感激这段岁月带给自己难得的人生历练。但不管怎样,见证了青春的光荣和梦想,也见证了青春的困惑和屈辱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应仅仅成为1700万知青的个人记忆,更应该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历史记忆。
       我们当时总说七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那是因为作家在生活中有了感受,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
       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变得聪明,变得灵活,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不是没有风雨,不是没有波澜,但是中国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在追赶世界的步伐。中国在使13亿人的日子过得好起来,要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选稿: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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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紫云县】
                                          峥嵘岁月稠——回忆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沙岚

       一、插队落户: 特定年代的历史现象
     “老三届”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和一个专用名词。我是那个特定年代无数个66、67、68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它意味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在那个年代,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每个家庭细胞,必然至少有一个“老三届”生要响应毛主席号召,远离城市,分赴全国各地穷山僻壤,去接受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艰苦历练。
       
       我于1968年7月高中毕业于上海市光明中学,随即而来的就是长达半年多令人烦躁不安的“待分配”。按当时学校“工宣队”宣布的政策,只要原籍有亲友且生产队同意接收的,可以“回乡”插队。于是,在这半年中,我三次往返于老家江苏南通,通过二姐(她幼时过继给姑妈为女)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说通村干部和某些亲友,才勉强同意接纳。殊不知,政策又骤起变化,说是老家光有母系亲戚不行,非要有祖父母、叔伯辈的亲戚同意接纳才可以投亲落户。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因为,那时候的我性格内向,身体羸弱,父亲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糊涂人,亲生母亲1960年早早病逝,大姐从安徽安庆退职回来在街道里弄生产组工作,继母又是一个厉害角色,她带了三个孩子到我家,家境的贫苦拮据和血脉关系的隔阂紧张可想而知。加上父亲的身份是“小业主”,年轻时曾稀里糊涂被人介绍参加过一个所谓特务外围组织(其实只是填了一个表,没有参加过一次活动),于是乎,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一个反复交代、被批斗,而最终又以“人民内部矛盾”结论处理的“老运动员”。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家庭中,从祖父、母亲去世后,我稍谙世事起,就几乎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亲情和呵护。

       也正因为有如此困苦而复杂的家境,老家南通亲戚那边,既担心我从小缺乏锻炼,手无缚鸡之力,不胜农活,又唯恐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累赘。一张张白眼势利的脸嘴,使我较早地尝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的苦痛。我放弃了回乡南通插队的努力,毅然决然报名到贵州“插队落户”。“申请书”刚刚送上,“通知书”很快就下来了,安置的地点是:贵州省安顺地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松山区紫松公社一大队那王生产队。倾刻之间,我的名字从此在无比金贵的上海市户籍中注销;这一注销,使我在贵州安顺生活、工作了整整四十年。

       我异常清楚地记住了这一天:1969年3月31日,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上海彭浦火车站人云如潮,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巨幅语录铺天盖地。当西去的列车长笛一鸣,车轮缓缓启动时,车站上一边是锣鼓声山响、欢呼声震耳欲聋,一边是送行人群队伍和车厢内近800名上海黄浦区知青的哭叫声惊天动地。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脑海中,至今历历在目。奇怪的是,站在车厢内的我和另一位高中同学张长平居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笑容满面,还潇洒自如地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和同学挥舞双手,真有点“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壮烈气概。说真的,我那时的心情反而充满了挣脱家庭蕃篱的快意,毫无亲情的苦涩和长期的郁闷,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如同满天乌云,被驱散得干干净净,清清朗朗。我那时还真的有点踌蹰满志,意气风发,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次乘坐这么长时间的免费火车,第一次全程享受免费的列车盒饭,第一次见到列车上挤满了这么多胸佩毛主席徽章的“红小兵”,感觉是前所未有的新鲜。

       火车风驰电掣地越过了浙江、江西地带,进入湖南后,特别是进入贵州后,便显得颟顸笨拙而缓慢,一路上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盘旋曲折的山路和数不清的隧道涵洞,使我们第一次领略了贵州瑰丽而奇异的大自然风采。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终于在4月3日缓缓地驶进了安顺火车站。从此开始了我人生旅程中的重要驿站——知青生涯。

       二、到紫云县的第一天
       390多个知青(还有近400名知青先在贵定下车,他们的插队地点是修文县)在南华饭店(已拆除)度过三宵。第四天,4月7日一早便分别登上编号的客车,向紫云进发。60多辆的知青专车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浩大车队,令观者为之驻足瞩目。  

       车队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安紫公路上,扬起层层灰土,路两边远处群山起伏,郁郁葱葱,山脚处,半山腰间散布着稀稀落落的农舍,大都是简陋的茅草房、石板房,极少见到一两间象样的瓦房。村寨中,炊烟袅袅,狺狺狗吠,不少老叟、村姑、小孩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车队,瞪着惊诧的眼睛,痴痴的呆立着,忘记了驱赶身边的牛羊。

       车队过了鸡场就进入了紫云县境内的黄土公社,便开始有第一批知青下车,之后沿途到狗场、猫营、青海、紫松、白云,一直到望谟方向的新民、小牛场、水塘、巴寨、宗地,陆续把所有知青送到公社所在地。

       我是在紫云县城下车的,因为那王生产队就在离县城四公里处的紫云洞坡背后。我永远忘不了到紫云那一天的情景,整个小山城沸腾了,全城居民和附近村民纷纷涌挤在路两边,可谓人头攒动、人山人海,象观看天外来客一样,簇拥着我们上海知青;到处是红旗飘飘,锣鼓喧天,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乐曲;一拨又一拨的苗家布依族儿女,唱着粗犷奔放的山歌,弹奏着热烈、欢快的唢呐、芦笙,并沿路捧上一杯又一杯的农家土酒,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寨。

       和我一道插队在那王生产队的还有两个比我小3岁的68届初中生,其中一个叫朱瑞龙,和我在上海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另一个叫陈福祥。我穿着卡其布学生装,他们两个身着不带领徽的军装,还带着军帽,站在一大群身穿青布民族服饰的村民而前,真可谓是鹤立鸡群、飒爽英姿了。

       生产队的谢队长(一个目不识丁的苗族老农)把我们三人安顿在一个显然是仓库一样的旧草房里。我一看,房顶两头呈三角形,完全是敞空的,用竹子编织起来的房顶隔层堆着包谷。草房又分成两间,小的一间供作卧室用,另一间放着水缸、三脚架、顶罐、铁锅、砧板、菜刀、柴木之类,显然是“厨房间”。它本来应单独隔开,以使中间一间作“堂屋”,但可能一时来不及分隔,以致于除卧室外,整个草房显得空空荡荡。

       住在隔壁的是一对汉族年轻夫妇:周明光和龙昌珍,他们热情主动地帮我们铺床,挂蚊帐。要不是他们帮助,我们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在床架上铺上木板、棕垫和被单,也不知道怎样挂蚊帐,在敷着牛屎的墙壁(用竹片编制)上糊上报纸……

       正在发愁怎么做晚饭时,生产队的谢队长、王副队长、张会计和住在我们对面的陈大队长提来了大米、一大罐猪油、鸡蛋和盐巴,来帮我们支起三脚架、发火煮饭。一会儿,我们就吃上了一顿真正地道的农家饭:香喷喷的包谷米饭,腌熏的腊肉,盐巴辣子水沾的白菜豆腐,一锅当菜吃的面条,还有农民自家酿制的土酒。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初次见面的拘谨,这顿饭吃得很沉闷。土酒在进村的路上已喝过三碗,开始并不觉得辣烈,现在发觉酒兴已发作了起来,一阵阵的热流在往上涌,不禁头晕目眩,飘飘然而支撑不住了。

       我们醉倒在各自的床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醒了过来,眼前是一片漆黑。原来那时全村还没有通电,我们生平第一次摸出火柴点燃煤油灯照明。我们发觉脚下踩的不是水泥地、木板地,而是又冷又潮的泥巴地。就在此时,我们突然才感觉到,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收音机,没有城市的大马路和喧嚣声,没有熟识的亲人,一切显得是那么的沉寂、陌生和孤独。而对着如此艰难的环境,我们开始从光怪陆离的幻想中回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人间。此刻,我们才开始认真的思考:明天将会是什么?要像农民一样头顶烈日下地干活吗?谁来帮我们挑水买菜做饭?难道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这里?……我们三个人仿佛一下子跌入冰窟窿,久久相对而坐,说不出一句话来,而那白天还在喜逐颜开、豪情满怀的陈福祥竟像孩子般地呜咽了起来,说他想家、想爸妈、想上海。

       以前听人说,还不相信贵州人无三分银,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今天正是应验了。正在感到孤苦无助、愁眉不展的时候,屋外面,天降大雨,而且雷电交加,极尽大自然狂风暴雨的淫威,真把我们吓坏了。草房顿时四处雨漏如注,屋顶隔层多年的积尘一片片地落下来,把我们刚刚挂起来的洁白蚊帐染成灰黑。天哪,这真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述的那样“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我们三个人可怜地畏缩、卷屈在草屋一隅,抖抖擞擞的,战战兢兢的挨过这漫漫长夜,直到第二天天亮。

       这就是我们到紫云县第一天的真实情景。

       三、第一次到黄果树
       一唱雄鸡天下白。第二天一早,随着谢队长一声吆喝“出工喽”,满寨震动,大家纷纷扛着锄头薅刀,从破旧不堪的叉叉房走出,下地干活去了。没有谁来管我们。我们三个一商量:“走,到黄果树玩去!”我们把房门钥匙交给了隔壁的龙昌珍,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顺山路、淌小溪,30分钟后就到了县城。正好赶上去安顺的班车,2个半小时就到了安顺客车站,又立即搭上去镇宁黄果树的客车,中午就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世界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四月的大瀑布据说水流并不特别宏伟,但那一天的情景却使我们终身难忘。

       只见气势恢弘的大瀑布自80多米高、100多米宽的悬崖绝壁上飞流直泻犀牛潭,发出震天巨响,如千人击鼓,万马奔腾,声似雷鸣,远震数里之外,使我们惊心动魄。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描述其“水由溪上石,如烟雾腾空,势其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具不足拟其壮也”。隐在大瀑布半山腰上的水帘洞,又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那天我们运气特好,观赏到了雪白的瀑流飞泻在碧绿的深潭和蓝天衬托下五彩缤纷的七色彩虹。瀑布激起的水珠,飞溅100多米高,如云漫雾绕,洒落在上面的黄果树街市。有人说,即使是晴天,也要撑伞而行,故有“银雨洒金街”之说。我们从氤氲雄奇的黄果树山水中充分地领略到了贵州安顺原生态的文化品位、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动人场面。

       从黄果树返回安顺,已夕阳西下,天色渐暗了。我们三个每人花了三毛钱在西街“赵一曼旅社”住了一晚上,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返回紫云。

       有必要提一笔的是,第二天正值安运司两派“革命群众”正在内讧、搞武斗,班车停开。于是,我们三人顺着安紫公路徒步前进。中午走到狗场,在一个知青点混了一顿中午饭,又继续往前赶,晚上走到猫云,只感到筋疲力尽,浑身散架,再也走不动了。于是在猫云街上的一个小旅社住下来。第二天天还没亮,趁店员还在梦酣之中,非但没有付住宿费,还顺手牵羊,偷了一个很精致的木工小推刨,拔腿就跑了。这事虽然是朱瑞龙干的,但作为年长三岁的我,至今想起来还深深自责。作为知青,我们在那个特殊年代受到伤害,本身已很可怜了,但我们在那个年代里,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干了伤害比我们更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的诸多荒唐可笑的傻事。这也许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畸型特征吧。

       四、插队落户众生相
       朴实、敦厚的少数民族农民是可爱可亲的,要不了几天,我们很快就跟全寨人混熟了。我们入乡随俗,有时也穿着对襟上衣,头上裹了一圈土布帕,还真像电影《阿诗玛》中的阿牛那样,显得分外英武、彪悍,逗得那些苗族、布依族少女经常在我们面前故作忸怩之态,卖弄风情,有些更大胆的还让我们猜谜语:“‘一个老者不大高,白天坠嗑睡,晚上搞夜宵’,小沙,你说是哪样?”当我们还在茫然不知为何物时,人群中的一个小孩就脱口而说:“那是小鸡鸡”!“哄”的一声,那些少数民族姑娘就心满意足地迅速地逃离现场了。把我们三个情窦初开的处男少年弄得脸红耳赤。

       我们知青也会恶作剧。
     (一)劳动偷懒,威胁记分员加工分
       我们三人从小生长在大城市里,从来没干过农活,这是生产队知道并且很体谅的。队里通知我们:每天只需两个人上坡出工,留一人在家挑水做饭,便算三个人每天每人都记满工10分。但我们三人还是怎么也吃不了苦。遇到下田栽秧,一个蚂蟥爬到脚肚子上,便惊惶失措,落荒而逃,躲在荫凉处再也不下田了;遇到上坡薅包谷,烈日炎炎,汗流浃背,支持不住,便借口解手溜回家里,从此老将不会面。等到我们得知其中两人每天只有5分工的时候,便操着家伙上门到记分员家,威胁记分员硬要给我们补10分工,扬言如不补足工分,我们就要烧他的房子。这一贴药果然灵效,因为农民最怕火烧房。这件事我们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荒唐内疚。
     (二)趁人不觉,经常偷宰农民鸡鸭
       全寨人上坡下田干活去了,整个村寨内顿时一片空寂,也正是我们三人拭目以待、大展身手的最佳时机。
       那王寨农民喂养的鸡鸭,是地道正宗的当地土鸡土鸭,也正是我们经常瞄准不舍的果腹佳肴。对村干部家的鸡鸭我们很少染指,只捡敞养在宅外的鸡鸭,偷来杀吃,其速度之快,手脚之麻利,自己也想不出什么时候竟学会了这一手。每当我们把鸡鸭开膛洗净、饱餐一顿后,总把毛呀骨头呀埋在山脚架的灰堆内,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了。时间一久,农民们便开始怀疑起是我们知青干的好事。有一天,也活该事情露馅。我和朱瑞龙上坡栽包谷去了,陈福祥独自一人在家,外出侦察,错误判断对门谢队长家无人,便仓惶中从他家鸡笼中逮出一个肥肥胖胖的大母鸡来,在宰杀过程中,大母鸡哀叫了几声,便惊动了队长家的小儿子,从房缝中窥见了陈福祥杀鸡、退毛、藏毛的全过程。正当我和朱瑞龙正一路引吭高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回”时,谢队长一脚跌进门来,从灰堆中刨出鸡毛,大吼一声:“你们做的好事,吃的好香啊!”我们顿时大惊失声,知道东窗事发了。但是农民毕竟是憨厚老实好哄的。晚上我们三个拿了点上海糖果、糕点上门去赔罪道歉,几句好话一说,谢队长一家也就喜逐颜开,再也不讲要我们赔的事了。只是神情虔诚地问了我一句:“小沙,上海是哪个国家啊?”村寨的村民、干部的敦厚、宽容、可爱,文化落后到如此愚昧无知的程度,一至于此,令我们至今想起来为之扼腕,可叹可悲。
     (三)撒谎要结婚打家具,提刀扬言砍树林
       在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们也象所有村民一样,分得一片树林,但当时我们三人谁也没在意,也根本没有去树林修枝培土施肥料理。待当我第一个被抽调上来、离开生产队当小学教师后,突然心血来潮,要打几样家具,便想到了我们在寨子中还有一片小树林。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从水塘小学乘车赶到那王寨,二话未说,拿起一把斧头就要往树林中跑,队里的张会计大为不解,问我拿斧头去做什么。我便撒谎自己快要结婚了,要砍自己的树林去打几样家具。张会计说:“树林是分给你们三人的,你应有一份,这不假,但现在树木还未长大,砍了没用,不如在仓库里选几块现成的木板。”我转念一想,也对,于是跟着张会计来到仓库,不容分说,跳上仓库的梁上,把大块大块的楼板(泡桐木)拆下来,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气拆了12块。顿时屋架晃动了起来。张会计急喊:“小沙,你当真要拆房子?!房子要垮了!”我只才心安理得地跳了下来。最后还是生产队喊了一个小农民把这些木板捆好,抬送到紫云县城。这12块泡桐板后来我把它们换成了一个大衣柜和一个书柜。往事悠悠,青春躁动,真是无知无理荒唐啊。
     (四)鞭打倔牛出洋相
       吆牛犁田,是寨子青壮劳力的活路。我们三个正值青春年华,自然不甘落伍,便主动要求牵牛犁田。说实话,那时是图个新鲜好奇。我俨然耕田老把式一样装束,头带草帽,手执牛鞭,高高卷起裤腿,赤脚牵牛下田了,但怎么也驾驭不了不听使唤的倔牛。牛不是昂首纹丝不动,便是擅自扬长而去,我站在泥泞的水田里,不禁无名火起,顿时挥舞鞭子,重重打在牛屁股上。牛被激怒了,于是,拖着我一路快步前跑。我一手舞动牛鞭,一手操持梨耙,一时按捺不住,脚底一滑,便一头栽倒在水田里,当我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来时,周围是一片哄笑声,原来我满嘴满脸满身都是泥,活脱是一个贻笑大方的泥坯子,只是两只眼珠子还在滑稽地转。我不由的勃然大怒,找着牛鞭,寻思着给那头令我出丑的牲畜一顿狂抽,殊不知,那头牛早就踱上水田路边,正悠闲自得地吃着绿油油的青草了。
     (五)骑着高头大马逛商店
       在上海,我们根本没有看见过什么马呀,什么驴呀,只是在电影中看见过中国红军、苏联士兵骑着高头大马、挥舞军刀、英勇杀敌的雄姿。我们也曾想象如果有一匹象关云长那样的赤兔马和项羽那样的乌骓马,那该多威风啊。现在好了,生产队有几十匹马,犹以王副队长和张会计的两匹全身雪白的马显得格外的雄壮俊健。朱瑞龙、陈福祥两人软磨硬泡,使出浑身解数,说动了两位农民,答应让他们骑一会过过瘾,殊不知他们一骑上马,一拍马屁股,马便一路狂奔,转眼就到了县城。幸好城边的居民帮他们勒住了马。于是,他们就趾高气扬地骑着马逛进了紫云县百货公司和大饭店。这使紫云县的居民为之膛目结舌,惊奇不已。这是紫云人祖祖辈辈从未见过的奇遇。而后,他们两个就快马加鞭,往青海公社海子生产队(那儿有4个女知青)方向去眩耀骑马身段了。那王生产队上海知青骑马逛商店,至今还给当地留下一段史无前例的佳话和笑谈。

       五、知青生涯的反思
       我在紫云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涯是短暂的,从1969年3月到1971年8月,前后不到两年。但这段终身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在这里,看不到上海大都市那样宽敞整洁的大马路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看不到鳞次栉比、豪华气派的高大楼群,见到的只是一些蜿蜒起伏的山间小道和稀稀落落、破旧不堪的茅草房。看不到自己熟识的亲友,见到的只是一张张陌生、神情几近麻木的面孔。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音乐,一切显得那样的沉寂而单调。我们每天必须扛起锄头薅刀种庄嫁,自己挑水砍柴支起三脚架煮饭。那时汗珠子不值钱,一天辛苦劳作只不过一毛七分钱。从繁华似锦的大都市一下子跌落在一个荒凉原始落后贫困的山村,我们每个知青的内心寂寞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正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熟起来了。

       第一,我们学会了吃苦,学会了挑水、煮饭、种庄稼,学会了不依赖别人而独立谋身。第二,我们较早地学会了思考。两年的知青生活,每天的辛苦劳作意味着什么,皮肉最懂得。以前是从书本上去认识,现在不得不用皮肉的体验去认识。第三,真切地体验到了沿海和发达城市同祖国内地、边陲乡镇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巨大差距。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城市知青的大迁徙最初拉动了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使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人们各自都得到了深刻的启迪和教训。第四,坚定了奋斗信念。“文革”使我们这代人整整耽搁了十年,更加萌发了我们这代人珍惜时间、努力拼博的信心。知青生涯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耽搁了我们这代人最可宝贵的豆寇年华,把我们推向了生活的最低层,但对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知青生涯如同共和国艰难历程一样,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奋发自强、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思想培养基。

       当年下乡在紫云县的390多名知青,现在大部分返回了上海,留在紫云、安顺、贵阳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我们时或聚会在一起,我们不认为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都是悲剧,但它确实是一部难忘的、刻骨心扉的历史,它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始端,成为我们的人生底蕴。我对这段知青生涯怀有深深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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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正安县】
     
4月6日是长顺上海知青、荔波上海知青、正安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其中正安知青来自于杨浦区,长顺、荔波知青来自于虹口区。
        1969年4月6日267名上海知青离开上海,到贵州省正安县插队,分布在凤仪区、新洲区、土坪区、流渡区等4个区12个公社。      
       从1965年到1978年,共有2166名中学知青在贵州省正安县农村插队落户。其中正安本县知青1768名,外省市知青273名(其中上海知青267名)。43年过去,当年往事不堪回首,却又无法忘怀。正安县至今仍是全国百穷县,能抽出人力和财力来为知青出一本书,实在应该感谢正安县政协和相关的机构与人员。
      《苦乐知青年华》由贵州省正安县政协编,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我的知青插队生涯
                        作者:绿色的芙蓉江
       我是1969年4月从上海到贵州插队的。 到公社的第二天我们3个男知青被领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看到的是黑黑的木板房、脏脏的衣服,头上包着帕子(缠在头上的白布条)的老乡,房间里弥散着奇怪难闻的气味。周围是看西洋镜的孩子,他们衣服褴褛,都像患血吸虫病一样挺着大肚子。这就是要我们滚一辈子泥巴的地方。和上海完全不一样的陌生环境,不由得心情异常沉重和紧张。 队里已经用知青安置费给我们买好了山锄、镰刀、粪桶、蓑衣等生产工具和水桶、木瓢、土巴碗等生活器具和够几天烧的木柴,水缸也已挑满了水。我们不会用柴灶烧饭,几个热心的孩子帮我们在大锅里加了水,点起了火,一面用竹筒吹着火,一面教我们用甑子蒸饭。 我们谢坝公社有个狭长的坝区,有公路,但没有班车,坐车要到70里外的土坪镇或走90里山路到正安县城,那里有通遵义的县级公路。我了解到,生产队在坝区,有40多户人家,人均7分地,而且一半旱地,一半水田。另外每人2分自留地,以后不管生死婚嫁,人口变动自留地是不变的。我突兀地问一亩地能收几万斤粮?我小学六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个脱帽右派,数学课上的很好,他每次上课前几分钟都要讲形势,我是听他说亩产水稻几万斤,上面都可以开汽车了,我当时确信无疑。老乡们给我一阵狂笑,带着嘲讽说:那是呔哟,呔出来的!我好久后才弄明白,那“呔”是老乡发明的敲锣打鼓的象声词,暗指放卫星、说空话。我暗自庆幸没有说上面开汽车的事情,后来一看就明白了,连个大公鸡也不敢上去。熟悉后几个同龄的老乡同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离开上海都是带着大红花、手拿小红书,高兴得很。我们也回敬他们:你们才真会呔哟!彭浦车站火车要开时,车上车下上万人震天动地的哭声,戴柳条安全帽的“文攻武卫”战士在车窗下列队手臂相挽抵挡疯狂向前冲的亲友,哪里像报上的照片。后来队里会计告诉我,这里稻田亩产才六、七百斤,旱地包谷也就四百多斤。

       生产队是大寨式记工法,男劳力每天20分,女劳力18分,小孩子按大小6分到18分不等,6、7岁的孩子也经常出工,每天有6、7分。这些小孩子很能干活,从单位效益算他们的工分偏低了,但他们的身体也被压垮了,尤其女孩子,都没有腰身。给我们三个知青定的每天18分,也算照顾,这里没有一点点农业机械,全是拼体力。他们真像一位名人说的,吃的是草,产的是奶。老乡告诉我,山里的田块小,田里还有大石头,山上的地土层薄,犁田时若不是老把式很容易折断犁刀,所以不适用农业机械。其实队里的经济条件根本就买不起任何机械。我们第一天上山薅草爬上山就瘫躺在地上几小时爬不起来,年纪大的老乡很心疼的叫我们先回家,真是令人沮丧。通常每工0.20元左右,算下来我们出工一天0.18元左右,每月出工多的收入就可以达到4.50元。其他生产队也差不多,少数好的每工有0.40元多的,差的只有0.08元。我同学父亲是警备区的,那时是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他透露69届以后下乡的,上海要求安置点每工应在0.50元以上。 插队的生活艰难又令人难忘。电视剧《知青》的播放使我一次又一次勾起那段历史的回忆。我找出下乡时的笔记本看。我回上海时,父母蛮横地要把我从贵州带回来的东西都烧掉,我不同意,后来他们还是趁我不在时处理了。那段历史对他们也是不堪的回忆。只有一本笔记本是漏网之鱼,上面记着我每天出工的记录,还有1970年秋的分粮记录,那是我插队后第一次分粮。 生产队分粮是缴足国家公粮后,余粮70%是按照人头分,16岁以下的要少一点,具体比例记不清了,另外30%是按预算的工分分的。公粮我不知是按什么算的,反正跟粮食产量有联系,但几年不变的。一般生产队为了今后不增加公粮,都或多或少瞒产瞒地。地我不可能去量,但分粮记录却是真实的。秋收很累,到分粮时则有些兴奋了。分粮以户为单位,知青等同于单身汉,以个人为单位。我的分粮比例是0093,即0.93%,当天队里如果收获1000斤,我按比例就可以分到9.3斤。 分粮从1970年8月28日(农历七月二十七)分黄豆开始。黄豆是从地里拔起来就分的,不会很干,连杆带根,要回家自己晾干。包谷也是摘下来就分的,也没有干,连着包谷壳和玉米芯。稻谷也一样。稻谷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晒干率77.5%,晒干后碾成米约85%。

        我计算了一下,那一年我共分得包谷283.5斤,黄豆122.5斤(笔记本上误为123.5斤),稻谷332.5斤,米豆11斤,山芋10斤。其中稻谷换算成米为332.5*77.5%*85%=219.03斤。包谷米折算率应该低于稻谷,也按稻谷的折算率,则包谷米=283.5*77.5%*85%=186.75斤。黄豆的折算率有30%就不错了,按30%算,黄豆=122.5*30%=36.75斤。米豆按85%算,应是11*85%=9.3斤。所有粮食合计共451.83斤。由此也可以计算出,稻米是细粮占48.48%,人均0.7亩地,平均亩产645.47斤。其他2位知青工分比我赚的少一些,但分粮差别不大。如果大家都按0.97%分粮比例计算,则可以计算出,由于增加了我们3个知青,从队里分了2.79%计1355.49斤粮食,导致其他劳动力人均少分粮12.61斤,每家约少分粮40-50斤。 451.83斤粮食,月均37.65斤,在上海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完了。但在贵州农村是强体力劳动,又没有荤菜没有油水,每顿饭要吃1斤多(农村不吃早饭),那分的这些粮食只够一半。我们知青基本都有家里支持,但也有知青家里很穷得不到支持。农民就更苦了。自留地是种菜的,也可以种包谷。农民自留地都经营得很好,号称自留地顶一半,但我算了一下充其量亩产1000斤包谷,2分地还要种菜,也就100多斤包谷,这样正劳力人均有550斤粮食,比我们多了。但老乡是养猪的,猪也要吃粮。猪在被杀以前才有粮食吃,平时可能猪草都吃不饱。我很不愿意到猪圈去,饿慌了的猪听到有人经过就拼命嚎叫,梦想有人投下食物给它们吃。这样养猪往往3、4年才能养大,我告诉老乡上海郊区养猪不到一年就出栏,村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1970年春节在那里过的,整个村里40多家人也就3、5家杀猪,其他人家一年到头就很难吃上肉了。我们在自留地里采四季豆经常被老乡批评,原来老乡是等四季豆很老了才摘下来当饭吃的,他们的碗里都是粗粮和野菜,没有几颗白米饭,肠胃超常发育,所以小孩子肚子挺得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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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长顺县】
      4月7日
 曾经在代化、木化插队的部分上海知青在浦东清源茶楼聚会,纪念插队43周年。每年的4月6日是我们知青生涯的纪念日,也是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1969年4月6日彭浦火车站,当汽笛声响起所有的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子哭声一片---这悲壮的场景令人难以忘怀。在筹建知青博物馆时我接受了采访,谈了当知青的感受,在知青博物馆的视频里也播出了我所说的当初“嚎啕大哭”的场景。知青生涯像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挣扎---尤其是既贫穷又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是跌落了万丈深渊---作家叶辛赠送给知青博物馆的茶壶工艺品上刻着“苦乐年华”,知青生涯中即使有乐也是苦中作乐罢了。知青生涯让我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挫折与磨难、失落与迷茫---虽然知青生涯不堪回首,但是知青生涯却锻造了我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造就了忍辱负重、朴实真诚的人格,养成了勤俭节约、深思熟虑的习惯。如今回忆知青生涯还是令人寒颤,谈起知青话题还是苦涩难言,展望回沪生活还是令人欣慰。  来源:凤凰网 作者:陆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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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荔波县】
       说起一代知青,我倒想说说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是68 届一片红插队到贵州荔波县,那里的贫穷是难以想象的(当地有这样传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当时最好的劳力一天也只能挣三毛钱(等于一个老力 10个工分,3 分钱一个工分),而我的哥哥一天能挣四毛五,当地的老农都佩服他。哥哥很能吃苦,一去三年没回来,从不问家里要一分钱。我母亲可真是想儿想的望眼欲穿啊。哥哥头一次回沪,带回家三百多元,给我买了个全钢的上海牌手表, 余下全给了母亲。天啊,拼死干一天四毛五,他是如何积攒下这三百元的呢?后来才知道哥哥是开荒种辣椒,晒成干,七毛钱一斤。你想那要多少鲜辣椒,才能晒出着三百元啊?母亲拿着钱的手抖了,泪水直流。哥哥是很本分的知青,在校读书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插队时年年都是劳模,每次提拔干部入党都少不了他。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怕被带上莫名的帽子“混进党内”),哥哥都一口回绝。在上海每年年底召开知青家长会,哥哥总是榜上有名。区里的领导总在大会上表扬我哥,说我妈养了个好儿子(当时的邢燕子、朱克家是知青的典范,我的哥哥绝对有胜于他俩),但家庭出身给我们姐弟妹带来了许多灾难。

       我的二姐读书是最好的,连跳二级,一直是班里的干部学校团委书记。因为家庭出身,就把她所有的头衔和夜大学的机会都剥夺了。哥哥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也是应为家庭出身不准去,只能去贵州插队。我是七〇届的,毕业分配是上海工矿(还有三天通知书就发下来了),也是因为家庭关系硬逼著我去农场,没让我去插队就算便宜我得了。最可气的话:“你们这种家庭的子女不去农村好好改造,谁去啊?想留在上海没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怎么到了一些人的口里就变味了呢?那时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二姐后来投亲嫁人去了浙江,后来把我哥也调到浙江,姐弟俩就在那扎根了,知青大返城时我哥和姐都不愿回来。      来源:凤凰网 作者:马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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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福泉县】
      
4月8日是福泉上海知青、郎岱、关岭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福泉知青来自于普陀区,郎岱、关岭上海知青来自于长宁区。

                                                         上海知青陆国梁情系第二故乡
       现在上海任中学教师的陆国梁曾经到福泉插队当知青,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情的友谊。回到上海后,他怀着对第二故乡深深的眷恋,不仅支持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变他们的生活,还积极支持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近几年,他支持的几名学生相继考上了大学,日前,他又专程赶到福泉,将1.4万元现金交到3名学生手中。稿件来源:福泉新闻中心  作者:刘泽忠  写于2008年

                                                                      难忘高原之美
                                                                        作者:刘荣华

       四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集团公司组织员工前往云南丽江、香格里拉旅游。让大家得以放下手头的工作,走进春天的怀抱,放飞心情,呼吸新鲜空气,享受都市生活中难得的闲暇。

      飞机抵达丽江后,司机把我们送达宾馆,尽管大家清晨很早候机,又历经数小时的颠簸,倦意还没有消散,但是闻名世界的丽江大研古城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未等更衣休息,就迫不及待地直奔黑龙潭、千年古城,实现一睹为快的念想。

        纳西族地陪导游潘潘,将我们带到新城和老城交界处的大水车广场前,眏入眼帘的是江泽民同志醒目的题词——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此刻,大家都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眼前古朴的四方街清新实在,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走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典雅的翘脚建筑比肩相连,小而精致的门面,云集着各种饭店、酒吧,客栈一个紧接一个,以“家家门前有溪水,户户门前有杨柳”的景致,构成了一幅幅美妙的彩色画面,使春季的古城从柔美中透出无限的生机。

        第二天,我们又顺着滇藏茶马古道,跟随当年”滇茶大益天下,马帮西藏行“的足迹,途径长江第一湾,眺望气势磅礴的虎跳峡,穿过牧场村寨,走进茂密的原始森林——普拉措,环绕雪域高原上美丽的属都湖,领略原生态藏族风情,体验草原湖泊为一体的壮丽景色,亲眼目睹纳西族、藏族从农耕社会向商业文明过渡的活标本。特别是”印象丽江“、“东巴文化”、“玉龙雪山”……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场景,组成了大西南高原的绮丽风光。

        置身其中,仿佛我又回到了当年下乡插队的贵州山寨,听到了浪波河的涛声,看到了层叠的梯田,想到了黔南山水的风姿,让我产生了无限的联想。四十三年前,我上山下乡来到了贵州黔南的福泉县陆坪公社浪波河大队下坝生产队,也是生活在海拔2000米的高原上。

       云南贵州是相邻省份,两省的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等颇为相近,俗称云贵高原。为此,我熟悉了这一方土地,它成为了我的第二个故乡。1969年4月,我从上海插队落户到拥有19户以苗族为主,同时聚居着布依族、白族等民族的下坝村寨。那时,我们插队知青反而成了生产队里的“少数民族”。

        村寨坐落在四面青山环绕,植被繁茂的山谷中,穿过田坎,翻过小山,就是开阔的浪波河,碧绿的河水,奔腾的翻滚着,远胜于“蓝月谷”、相似于“虎跳峡”,这里完美的保留着自然生态和民族传统。成片的梯形麦田,保持者传统的农耕社会。那时,我才十七岁,是父老乡亲们教会我入乡随俗、春耕夏收、挑肥犁地、播种插秧;帮助我砍柴挑水、生火做饭、棒槌洗衣;让我认识了蓑衣、斗笠、水瓢、顶罐、锄头、镰刀、箩筐……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却又如此的新鲜。遇到刮风下雨,老乡们还会给我们送些肉菜。

        每天出工下地,田坎上耕牛悠闲地吃着青草,穿着各式民族服饰的村民会一边耕作一边唱山歌,犁田的男人独自哼着小调……收工后,我会跳进碧绿清澈的浪波河里游泳洗澡。那时,寨子里没有电,不通路,山上却又野猪、毒蛇、野兔等猎物。周末,我们会徒步去集市赶场,过河时没有小桥,要跨越河中的方石墩,清水就在脚下流过,场坝上热闹的景象与丽江相比各有千秋,更有特色。

       几年前,我有幸重返“第二故乡”,收到了乡亲们的欢迎和款待,寨子里水电、道路、通讯等都实现了村村通,老乡家添置了电话、电视机、电饭煲、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一如既往的澄碧蓝天,满山开放的野花,仿佛依旧是当年的景象,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妙和不能忘怀的迷恋。

       虽然这次云南旅游只有短短数天,但那一幕幕美丽的场景,一个个无限的遐想,一次次把我的思绪带到了贵州的山寨。想当初洗净了心中的渴望和理想,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农村的广阔天地,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临走那天清晨,我起了个大早,跑去集市赶场,经不住诱惑,买了点折耳根,吃了碗土鸡粉,再次尽情呼吸云贵高原的气息。生活就像一瓶茅台酒,搁置的时间越长,香味就越浓,更显得厚重、甜美、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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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郎岱县】
     
 
  特区党委、政府的各位领导:

各位知青朋友们:
   五十年前的4月8日,我们上海市长宁区348名初高中毕业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离开黄浦江畔,离开父母、兄弟姐妹,经过三天三夜的绿皮专列于1969年4月11日(50年前的今天)到达六枝(原安顺地区郎岱县),被安排至11个公社的75个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插队期间,我们住的是简陋的泥巴砌的茅草屋,在不通水,不通电的环境中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行路艰难,粮食蔬菜缺失,劳作艰辛的困难,忍受了思念亲人的悲痛,有的知青水土不服皮肤溃烂,有的不会打理生活,饥一顿饱一顿,有的思念亲人精神失常,有的在劳作中摔伤割破已是常事,虽然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但由于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太大,没有广播,没有报刊,家信需要半个月之久,让我们在无奈的真空中,对前途一筹莫展,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接受的都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忠于革命忠于党”,“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正能量教育,所以,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生活造就了我们锤炼革命意志的坚定信心,没有一个知青当逃兵,在贫下中农的关心照顾下,不怕苦不怕累,学会了样样农活都能干,插秧薅(hao)地,背粪施肥,种包谷,挖洋芋,背公粮,背煤块等等,做得有模有样,日日出勤拿最高分,在生活上学会了挑水做饭,推磨冲谷,拌煤砍柴,有的知青从家中寄来各种蔬菜种子种在自留地和房前屋后,并且喂鸡养猪,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有的知青发挥一技之长,帮助生产队修农具,记工分,帮助贫下中农读书识字,用针灸帮助老人、孩子治疗疾病,许多知青在当时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些资料在特区档案馆应有保存。还有一百多位知青参加了湘黔铁路大会战,在荒无人烟的夹皮沟里住的是芦席搭建的简易工棚,吃的是定量的南瓜汤,洋芋片,干的是放炮开山,挖土挑沙的重体力活,如此艰辛的环境和繁重劳作还是没有一个知青当逃兵,奋战一年多,直至湘黔铁路全线通车。
在中央落实知青政策的关怀下,在特区政府的关心帮助下,从1971年底开始,知青们逐步离开农村,分配工作,有的在矿务局系统,有的在文教卫生系统,有的在政府系统,有的在企事业单位,有的继续深造学习,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吃苦耐劳、教书育人,走村穿寨救死扶伤,为特区的各行各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培育的学生有的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有的成为人民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等等。回忆记忆中的第二故乡,往事历历在目,那段日子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这样的人生经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给了我们许多精神财富,增加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并跨过一道道命运之坎,走向快乐的古稀之年。
改革开放后一部分知青因各种原因调离六枝,有一百多名知青在六枝工作至退休,有的退休后回沪定居,有的分布在全国各地定居,还有的旅居国外,有的至今与第二代第三代定居在六枝。不管离开六枝还是仍然生活在六枝,我们对六枝的思念,对六枝的情怀是永远的,我的微信网名“水井湾”是我插队时的生产队队名,微信头像是我学会种植的第一盆碧石绿植,我要将这盆绿植盆景送给水井湾的父老乡亲,因为我们生产队耕地很少,都是不长草不长粮的岩石大山,希望水井湾的父老乡亲科技创新,早日将岩石大山变绿色森林,创造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今天亲眼目睹了我们水井湾确实绿水青山,风景优美,适宜居住,九十岁以上的几个老人非常健康,我们有的知青至今与六枝的老乡、同事、学生保持联系,帮助联系就业、治病的困难,有的帮助招商引资,为第二故乡的发展牵线搭桥,有的邀请企业家或个人捐资助学,为扶贫帮困尽微薄之力。
83年离开六枝后,我曾四次回六枝故乡,第一次是1988年在老领导王光华部长的安排下来到六枝,配合劳动局招收五十余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到江苏昆山工作,解决劳动就业困难,我们同行的三名工程师与六枝矿务局技术人员共用研究风机的技术难关,并签订技术合作合同。第二次是2005年在贵州参加全国土地估价师培训后,在贵州省国土厅的安排下到六枝国土局学习取经后,与同一生产队的陈爱娣一起去了日思夜想的水井湾生产队,见到了曾经帮助关心我们的父老乡亲,大家相依拥抱,互相问候,见面场景感动了同行的老领导和新场乡领导,他们说,没想到知青与老乡有如此的深厚情义,当年的大队会计已患海默茨综合征,但见到我们后当场叫出我和陈爱娣的名字,我们的眼眶湿了,他连好多亲人都不认识了,而30多年前的知青还在他的脑海中,记忆犹新,此情此景让我们万分感动。第三次是2013年我们全家祖孙三代8人暑假旅游到六枝,主要是让下一代了解和目睹我们的第二故乡的美丽山水和父母曾经生活工作的足迹,我们专程去了新场乡,与新场小学学生举办了联谊活动,我们的第三代坐在新场小学的教室里深受教育。第四次的是2019年今天的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了,在特区党委、政府的关心,重视下,让我们一百多名知青回到第二故乡举办五十周年活动,精心组织落实我们回到各自生产队,见到了阔别五十年的父老乡亲,接下来还将参观毛口牂牁江的伟大工程,参观三线建设博物馆和落别民族村寨,前几天,我们还去了堕脚镇和夜郎古国朗岱镇,每一处的参观、每一次的故乡行都让我对第二故乡更怀念、更敬佩,六枝不再是贫穷封闭的郎岱县,故乡父老乡亲勤劳朴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了六枝建设发展的奇迹,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孩子们读书已不是奢望,全区各地最好的建筑是学校,公路交通的发展也是惊人的速度,以前从郎岱走山路到毛口要十个小时,而现在走公路只要一个多小时。五十年前从新场区邮局走山路到我们水井湾生产队要走两个小时,而现在公路已通到生产队。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先教育,特区党委、政府都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真心为第二故乡感到骄傲,为第二故乡点赞。
最后衷心感谢特区党委、政府和各乡、村的各级领导对我们知青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大力支持和周到的安排!
衷心祝愿我们的第二故乡在习主席中国梦的指导下更加健康的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六枝的明天更加美好!谢谢!
借此机会,也要衷心感谢知青活动的大管家林渝华同志,为了筹备这次活动,他亲力亲为,十分辛苦,多次召集联络员会议,组织安排行程,并亲自到六枝与特区政府领导商洽活动议程,由于辛劳,身体不适,突发脑梗,在六枝知青的照顾关心下,儿子又专程赶到六枝接回父亲到上海治疗,病愈后又继续忙碌这次活动,他的精神和行为让我敬佩和感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林渝华这个大管家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2019年4月11日 俞素勤
 
 
 



                                    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
 
                                                                   作者:严德兴

      1969年4月8日是贵州省安顺地区郎岱县、关岭县两个地方插队落户的650多名上海知青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告别了生养之地—上海,告别了熟悉的校园,告别了金色的学生时代。

       4月8日早晨出发时,大哥送我到学校。学校有两辆公交车等着我们,车开往公交四场集中,全区二十多辆公交专车从公交四场一起出发。

       载着去贵州插队落户上海知青的车队,浩浩荡荡的沿着中山西路、经过我家门前的长宁路,到中山公园;走愚园路,直开到静安寺;从南京路经过国际饭店、中百一店,转西藏路,共和新路直奔彭浦火车站(北郊站)。长宁区组织了十多万群众沿途举着无数面旗帜,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夹道欢送我们这些插兄插妹,这样的“风光”,令我们有些飘飘然了。我们是要去农村干革命,要为缩小三大差别作贡献,还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都是有抱负的中国知识的青年哪。彼时的我们却是所学各种知识有限、很多字都不认识、连一封信都写不好的“知识青年”,也没有想过那么大的抱负,我们怎样才能得以实现。

        专列经过三天三夜颠簸,4月11日早上到达西南贵州安顺车站。当地老乡吹着锁呐欢迎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大学生”。当地的干部戏称知青是上海大学生,从知识青年又提高一个级别,成了知识分子。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来到贵州省安顺地区毛口乡境内,在牂牁江(珠江上游的北盘江)旁边,半山坡上的半坡塘大队、那帮生产队布依族山寨插队落户。那里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江水奔流。有高高的老王山,海拔2215米高。有群山之称的九层山,99座山峰。通往云南的古驿道在我们山寨旁通过。

       因为我们从出娘胎从未干过农活,国家规定了第一年,国家给知青十个月的每人每月10元生活费和36斤定粮。我们是集体户生活。上海来的4男6女十个人分在了一个生产队里。由此,我们开始了真正的知青生活——插队生涯。

       插队的知青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语言关。

       生活关,刚来贵州插队时,大多数知青都存在水土不服而引发皮肤过敏,有的知青整个身体都脱了一层皮;刚来时个个得了疟疾病。我也生了半个月疟疾病。我们不会煮饭,集体户的知青常常吃夹生饭。有时候集体户的知青们闹不团结吵吵闹闹,好不热闹。我则常常与布依族小伙伴们一起玩。看到知青集体户闹到大家都不煮饭,我就到布依族小伙伴家里去吃饭。

       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时还像个大孩子的我,知青生活很快乐,常常与山寨里布依族小伙伴们去九层山里采摘野生的杨梅、桃子来吃,一同下河去游泳。到了八月十五一起去爬老王山,高高的老王山非常陡峭,一般人是不敢爬的,我是硬着头皮才爬到山顶的。

        劳动关,我们第一次劳动参加挑牛粪下田,从大城市下乡知青,最大的考验是怕臭怕脏又怕累。在城里偶见挑粪的路过,还要用手捂住鼻子,快快地逃离。农村挑牛粪是一种常见的农活,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

        那时我力气小,挑牛粪要走2、3里的山路。弯弯曲曲山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在又滑又陡的山间小路上,别说是挑着80斤牛粪,就是空着手走路也累人哪!我实在挑不动了,就把牛粪倒出一半在路边再挑走。生产队里的社员说我劳动不认真又怕脏又怕累,但是我的出勤率在知青中最高,出一天工生产队里给记10分工,折合人民币是2角6分的收入。一个月出满勤25天计算,每月收入最高6元5角的工资。如果出勤率再低一点,就更少得可怜了。倘或一个月不出勤,那么这个月工资就分文皆无了。

       知青们刚来到毛口乡插队大多数思想不稳定,有的知青开始逃回上海,有的知青消极对抗不出工,有的知青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劳动。我属于第三种人不经常出工。当年8月份上海派出上海市委慰问团,来到上海知青在贵州插队的地区,听说带队的慰问团团长还是13级高干。慰问团带来许多主席像章,他们说是上海市民送给贫下中农的礼物。

       至于语言关,因为我常常和布依族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又因为人还小,学习语言也快,很自然地就通过了。

       转眼间是69年的12月份,知青们打算回家过年。大多数知青的路费是向上海家里要,家长寄路费来,我没有向上海家里要路费,卖掉一些自己的日用品给老乡,凑足回沪的路费。队里的知青12月20日一起出发回上海探亲。

      1970年春节刚过,我一个人先从上海回生产队劳动,其他知青是4月份回贵州农村的。过了年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不少。回队参加农业生产,自己开始独立生活。我与生产队的社员一样天天出工,收工时一路上拾些柴草回来,作为平时生活煮饭用。自己不会种菜,就没有菜吃,我常常吃的是白饭,没有菜照样吃的很香。有时候当地贫下中农送些蔬菜给我,我会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啦!”老乡说我是:“像一条哈巴狗一样,会不停地摇尾巴。”我脸皮也厚,他们说他们的,我一点儿也不生气,得过且过吧。

       收工回来后,还要去种自已的二分半地的自留地。我们这些知青长在大城市不会搞农业,更不会种自留地。跟当地的老乡学吧,从开春时整理土地,翻地等等学起。知青没有耕牛,我用锄头挖,用了一个月的空余时间挖完二分半自留地。4月间下种时,自留地里种些玉米。玉米苗长出来后我可高兴了,没有农家肥,更没钱买化肥来施肥。我把生产队里仍在路边不要的磷矿肥用来追肥,当地人不会用磷肥,他们说“磷肥是石头做的怎么能做肥料呢?”我也是不会用,为了解决施肥问题算凑合一下。

       秋后我的自留地里的庄稼比老乡家的自留地长的还要好,老乡说我很能种地,我不会种地只会学着干,乱用一点别人不要的东西——磷矿肥罢了。

       1970年11月,主席发出三线建设的号召,加快修建湘黔铁路工程。全省每一个生产队抽2、3个人,参加铁路大会战。我积极要求去修铁路,因为那里每月发36元 工资(15元生活,15元交生产队记一个标准劳力工,6元零用钱)。公社批准我去黔东南州黄平县修铁路,我又进入民工生活。 


                                   
老院子   作者:张群

       仿佛过去了很久很久,那么遥远。又犹如昨曰一般,那样清晰。那些日子,那些场景,那些人影,象一部黑白的老电影,一幕幕的在脑海里浮现掠过。

      我十七岁的那年,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一列知青专列,载着我们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富庶的江南平原,来到了云贵高原的祟山峻岭中的苗汉村寨。 我张群,徐国平(上海群联中学68届初中生),邵学诚(上海群联中学68届高中生),我们三人在上海就分在郎岱县六区新场公社老院子生产队。老院子距新场十几里,座落在大山的半山腰,山下是拦龙河峡谷。老院子生产队只有十五户人家,一半是苗族一半是汉族。老院子真的是个院子,正正方方的青岗石砌成的围墙,围成一个大庄园,好象有几百年历史了。院子里,只住三户人家,都是汉族,其他人家都散落在老院子周围的山坡上。生产队为我们在院子里盖了间草房,黄泥的墙,茅草顶。土房大概有四十来平米,客厅卧室各一半,有个小阁楼上面堆放粮食和杂物。每到下雨,屋里到处漏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有时只好把塑料纸铺在被子上,其他地方不管了,确保床上不淋湿。卫生间在距屋子十几米远的墙角下,石灰糊的一个坑,上面铺的木条条,再上面用杉树条架设的,象爱基摩尼人的帐篷。
 
       我们四五月份到贵州时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老院子满山寨的都是樱桃树,我们爬到树上,站在树下,采摘一把一把的樱桃,大把大把的往嘴塞,那儿的樱桃好甜,啊,真的好吃。以后我离开那里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樱桃了。 老院子周围的风光旑丽,站在家门口鸟瞰,四周群山绵延起伏,不远处就是拦龙河峡谷悬崖峭壁岩壁,那儿有著名的窗子洞。拦龙河就在山脚下,从寨子走下去,也要半个多小时到达那里。拦龙河水质清澈,乱石林立,由于落差大,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水声轰鸣。峡谷里,植被青翠,风景秀丽。我们常去拦龙河洗澡游泳,洗衣服,去磨面,擀面条。那里有一个水磨坊,沿渠引来溪水,冲动着风车般的水轮,嘎嘎的带动着石磨。
 
        邵学诚大我们三岁,他负责烧饭, 也老是烧夹生饭给我们吃 ,贵州的饭真难烧,老乡教了几次都不得要领。我和徐国平负责挑水,喂猪,挑水要到几里路外的一个山洞里,那里有一股泉水从洞中淌出,可去那儿的小路,又窄又陡峭,弯弯曲曲路旁就是万丈深渊,好多次一不小心,桶就掉了下去,蹦蹦跳跳,掉到沟底粉身碎骨。也不知道摔烂了多少桶。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每天都出工,脏活,累活我们都干,每天晚上收工回到家,是又脏又累又饿,一动都不想动。现在回想想不明白,那时也没人管我们,怎么会这么自觉? 队长,老乡们对我们很好,不厌其烦教我们干农活,教我们生活常识,还送这送那,磨豆腐,打粑粑,采到美味的菌子,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们,虽然有的东西是他们唯一仅有的。队长知道我们的喜好,常常带着我们去探险猎奇,我最忘不了那次探乌柳大溶洞情景,(据说是亚洲最长的洞),在乌柳一个树藤蔓蔓的深沟里,隐藏着一个巨大无比的溶洞,里面无数倒悬的钟乳石,叉洞……,简直把我们看呆了,真的太壮观,太宏伟了。
 
       扎根农村!我们是又养鸡又养猪。在门前那个花椒树下,盖了一个小猪圈,六块钱从场上抱了个小猪崽。出工的时候,学着老乡边干农活边摘猪草,我们不认识哪些是猪草,收工时只采摘到一点点,那些小媳妇大姑娘老乡就会从她们兜里抓点给我们。回来后,把猪草剁剁碎,放点包谷面,煮了给它的吃,还有剩饭剩菜。有时我们去同学那里去玩一两天不回来,猪饿的,从猪圈顶上跳出来,到处找吃的,像条狗似的。象狗一样的猪一年后给我们卖了六十块钱,我和邵学诚就用这笔钱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开始我们养六七只鸡,下的蛋我们都留着,然后让老母鸡抱窝,一窝窝的小鸡长大了,我们最多时有三十多只鸡。我们常常用鸡改善伙食,招待客人,还腌了好多风鸡带回上海去。 那时贵州民风淳朴,老乡对我们真好,只要你开口,他们什么都愿意给你。有人说,知青偷鸡摸狗,我们从来不。问老乡要呀,老乡是有什么给什么,虽然他们很穷。 贵州不但穷,还缺医少药。我常常给农民看病,很简单的病,农民讲心口痛,那就是胃疼,给二片胃舒平立马见效。我至今记得治一个苗族大娘的“老烂脚”,伤口又是腐肉又是蛆,长年不愈合,我用双氧水替她清创,再上抗生素药膏,坚持好久才把她治好。写信让上海寄来很多常用药,分发给来求医的农民们。在那一带我可有名气了,以至我时隔四十年重回那儿时,在路上人们依然认识我,亲切的叫出我的名字。
 
      岁月悠悠,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段在农村插队入户日子深深地镌刻在心间。我并不留恋那段生活,但我感谢那段生活,因为它磨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稚嫩的肩膀。那段生活经历为我今后走向更广阔的生活奠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我能更从容的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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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关岭县】

        1969年4月11日304名上海知青抵达关岭,分别被安置到沙营、烙烘、落哨、鸡场、白水等15个公社插队落户。
                                                                                      ——摘自关岭县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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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印江县】
        4月9日是600余名上海知青到印江、铜仁插队纪念日,这部分知青来自于静安区。

                        感悟
                        作者:石阿良
       1969年4月9日是上海市静安区600余名知青到贵州铜仁农村插队落户的日子。这是知青终生难忘的一天,曾经牵动着三代人的心。在上山下乡45周年之际,作为当年知青中的一员,该写点什么呢?
      上海知青网贵州频道主编何月琴女士联系我时说约点稿子放在《今日贵州知青》栏目。既然是今日贵州知青,那就要写写当今的贵州上海知青了。
       当今的知青现在都过了花甲之年,基本上也都退休了,曾经轰轰烈烈的或平平凡凡的人生经历已划上句号,大家在安享晚年,平淡而清静。有什么可写的?贵州上海知青、著名作家叶辛曾经写过很多知青题材的作品,有的经典之作还搬上银幕,引起特大反响。但那都是写知青年轻时的情景,如果写晚年的知青作品,影响力肯定也不会小,只不过不好写,似乎负面东西多了,也不符合创作的方向。
       那么,写当今知青什么呢?从现实出发,写写余生感悟与知青朋友分享也是一件好事情。笔者以为,知青在45周年之后,头等大事是爱护身体,奋斗目标是争取活到九十九。因为无论是从年龄还是生理来说,都是符合知青自身实际的。
      【放宽心,调整好心态,非常重要。】 
       人一旦退休就意味着老了。好汉不提当年勇。退休就是退出工作圈子,无论你曾经是领导或是工作人员,原单位的事你不再参与了,确实也不需要你参与。从习惯于几十年负责任的工作,到撒手不管,纯粹轻松自在,悠然自得,这是人的福气。你对工作不再操心,每周五天工作日不再辛苦地奔波,你也不必为完不成你名下的目标责任制任务而烦恼,你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自己的事情。这是多好的事。
    再说退休是政策规定,也是自然规律,人皆如此,无可置疑。笔者3年前在铜仁办理退休手续同几个朋友小聚时,朋友说,我们非常羡慕退休的日子,能干到退休年纪,平平安安也不易。由此可见,过去提“光荣退休”是正确的,只是现在不怎么提了,估计是被人简单化了。
       退休了,不再工作了,你每月还可领取几千元的养老金,一般用于生活开支是足够的了。现在的知青是人生过程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个人奋斗已经结束,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很重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人生早就定型,人生道路也已经走了一大半,剩下日子还有多少?如人能活到100岁,也就是36500天,还有多少日子,你懂的。剩下的日子又应该如何过,恐怕大多数人包括本人自己也没有思考过,不懂的。可以说,现在的知青是老年人中的年轻人,享受生活才刚开始,要延年益寿就要放宽心,把心态调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高兴点,保持好情绪,也十分重要。】
       退休后知青户口因符合政策轻松地迁回了上海,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叶落归根,在外40余年的户口终于回归家乡,从心理上和感情上得到了极大安慰。退休后大多数人增加了养老金,这也是一件好事。能享受上海市政府生活补贴和医保互助,说明上海市政府在关心着知青。要常怀感恩之心,不要对过去插队落户乃至以后若干年的经历耿耿于怀,毕竟是那个年代,好歹熬的日子也不算太长,也过去了。我们在农村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做人。
       在第二故乡贵州我们有许多朋友,他们牵挂着知青。我们为第二故乡的发展高兴。尤其是去年底杭瑞(浙江杭州至云南瑞丽)高速公路通铜仁、通印江,缩短了上海与贵州的时空距离。铜仁有著名的佛教名山梵净山,非常适合长三角工作节奏快的人士去旅游观光和氧吧洗肺。对于我们从贵州回来的上海知青,每年或两三年去一趟第二故乡探亲访友和观光旅游,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活着本来就应该高兴,情绪靠自我调节,不依赖保健品就能增强免疫力。我的一位贵州朋友给我发信息,要我每天做三件事:第一是微笑,第二是欢笑,第三是大笑。将朋友的忠告告知知青朋友,建议大家把情绪保持好,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 勤快点,爱护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人都有惰性,但锻炼身体却要讲“勤快”二字。偷懒,就坚持不了。女同志一般比男同志活跃,跳跳广场舞,结识新舞伴,也还能长期坚持。而男同志一般就比较闷,不易合群。要从每天的生活中感觉到无所事事,不利健康长寿。所以男同志要增强自觉性,锻炼方式最简便易行的还是以走路为好,每天走一万步,还要象做作业一样,完成当天的任务。这样持之以恒,必有好处。能出门走路是幸福的,真要到了出不了门、走不动路的地步那才叫痛苦。与笔者有40余年交情的知青z君,1952年生,68届初中生,在上海某街道办事处工作。因长期单身,饮食又不大讲究,在退休前一月独自在家倒下,3天后才被发现急送医院抢救。经诊断患的是大面积脑梗塞,其虽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整个右半身不能动弹,智力退化,说不出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与病前判若两人。养老金每月6000余元用于请保姆和租房。他的晚年将在轮椅上度过,何谈生活质量?真令人痛心。因此,勤快点,把身体爱护好,比什么都重要。
        既然心态、心情与身体健康至关重要,那么,请广大知青朋友务必关注如何“调整好心态、保持好心情、爱护好身体”的重大课题。每年都有4月9日,逢五逢十还有大的周年纪念日。纪念知青上山下乡,最难能可贵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愿大家共同努力吧。


                                           四十年的人生弹指一挥间
                                                                   作者:陈志勇

       提笔忆往事,四十年前的四月九日,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历历在目,事事在心,心潮澎湃,难以入眠。许多往事在脑海中荡漾。

    一个平头小老百姓,本应在一个和睦的中国式的小家庭里过上小日子,享受天伦之乐就行了。但历史的潮流,命运的安排,却由不得你,你必须朝着他指引的道路走下去,生活下去,那个时代任何人都难以幸免,或是无奈的。
 
    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的上午,上海彭浦火车站演绎着人生别离时的一幕幕场景。车站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辆辆深绿色的列车,像长龙似的静卧在两条伸向远方的铁轨上,火车头喘着粗气,冒着白烟,将听侯主人的发号施令,奔向遥远的地方……
 
    一脸忧愁,面带沧桑的父母,泪颊满面的拄着拐杖,颤抖的祖父辈们,身着青、兰、黑色衣装,领着侄儿侄女的兄弟姐妹们前来送行。他们紧紧地拉着我们还比较稚嫩的双手,一腔愤怒埋怨,满脸忧愁。他们无奈地千叮咛、万嘱咐着我们:到了地方要快点写信回家,不要贪玩,要听当地人的话,不要想家,在外要当心自己身体,爸爸妈妈再不能照顾你们啦。肺腑之言,敲打在我那幼小的心灵,好似送别即将要远征的勇士。难以再见亲人的激动人心凄惨场面。我们是知青,是听毛主席话的一代热血青年,我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去的,接受好了,我们会回来的,上海是我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只要表现好,上海政府和人民是会要我们回来的。回想起来真是痴心妄想,幼稚到了极点。一辆辆救命车(救护车)静静的等候在一旁,等候着哪位不幸由于过度悲伤而昏过去的父老和兄弟姐妹们。时间到了,一声低沉的火车气笛声,把人群一下子拉上了高度视觉,唤起了车站一片凄凉的哭声,尖叫声,骂声,交响在一起。身体虚弱的不幸倒下昏厥过去,呼天唤地的人群跟随着列车,他们紧拉着我们的双手,一声声呼唤着我们的名字,一米,五米,十米,最后他们无力地松开了双手,但仍有不少人还继续向前追赶着。泪水满面、眼眶模糊的我,只能向越来越小目标的亲人们挥挥手,别了,我亲爱的父母,兄弟姐妹;再见了,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再会了,美丽的上海,我的故乡……
 
    我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发呆。随着列车广播室播放的“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音乐声,伴着知青们各种复杂的心情,和别离时余后的低声哭泣声,慢慢地,这群知青们才安静下来。列车的加速带着我们奔向遥远的夜郎国——贵州。今天是四月九日,它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就是现实,我们将青春和美好的时光留在了穷山僻壤,接受再教育,开创新纪元。
 
    贵州——在很古老的年代,称之为夜郎国,过去人们用僻见的眼光描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里,是个名符其实的穷乡僻壤,落后、愚昧、封闭、禁锢,人迹罕至的地方。听人说,大概在封建时代,就是个充军发配的地方。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偏见的结果。贵州是个穷地方,因为人们还没有重视它,宣传它,开发它,但贵州有它独特的一面,贵州的茅台酒享有国际世博会的名声,曾获世博会金奖。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享有世界AAAA级旅游胜地美誉,贵州的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矿产、军工等为国家、国防和人民安全做出的贡献,是可赞可颂的。已故周总理曾赞美贵州“高山出平湖”的诗词佳句,贵州曾是我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转折点,遵义会议、红军的四渡赤水,无数革命先烈为人类得解放,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年青生命,对后人起到承上启下,具有深刻的革命教育意义的地方,贵州的人,特别纯朴、善良,勤劳勇敢,能吃大苦耐大劳。
 
    几天的火车、汽车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印江县木黄区。木黄,武陵山脉主峰,山势峻拔,山峦迭岩起伏,站在梵净山金顶上,举目向远处眺望,那真是一览众山小,极目楚天高。沟涧纵横,林丰树茂,生态平衡,野生动物出没频频,是它们栖身的好地方,阳光雨露,烟雾绕绕,雨量充沛,矿产丰富,清澈的山泉水无处不有,真是高山有好水,百姓安居乐业,还保留着部分原始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他们与世无争,过着人间天伦之乐生活,生儿育女,繁殖后代。1935年,红二、六方面军曾在木黄会师,北上打击倭寇,保家卫国。木黄是个革命圣地,它教育后人沿着红军长征路前赴后继,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在木黄区停留数天后,我们就下到各知青点,接爱贫下中农再教育,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白天与农民们一起同工同酬同劳动,自食其力,享受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晚上,走寨串门,谈论着我们浅浮的一点先进科学和知识,人生的价值,和他们一起共同谈论相隔甚远的迟到的新闻和国家大事。评工分时,向他们请教种田的基础知识。我们融入在他们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
 
    【最难忘的一天】
    十年的动荡和浩劫,贵州各地也在劫难逃,乾坤颠倒,是非难辨,坏人当道,好人遭殃,祸国殃民。1969年正是文革中期,苦难的中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幸,文功武卫,挑起人民斗人民祸水,一派压倒一派,这场浩劫,同时也殃及到落后贫穷山寨僻壤木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部分愚昧的村民,(管两顿饭),拉队伍,他们掌握部分枪支弹药,搞打、砸、抢,犯下滔天罪行。
 
    5月22日清晨,在不知大祸恶运即将当头时,我独自一人从某知青点向自己落户点走去,途中遭一群武装歹徒袭击,我与他们相隔河对岸,他们竞然向我手无寸铁的知青开枪,子弹从我耳边飞过,过后想起真后怕。我命大,天不绝我,我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一会儿,只见河对岸涉水向我冲过来四个歹徒,他们手拿大马刀,横持着枪,用生硬的我听不懂的当地语言,(后来了解到是松桃县的苗族人)向我训话,由于我才到贵州一个多月(43天),方言土话,人文水土,风俗人情都不甚了解,更何况苗族语言。语言不通,遭到他们围着直打,歹徒们用枪托打,枪筒刺,打了我前胸,我捂前胸,他们就打我后背,打得我在地上滚,直到我昏厥过去,他们又把我拖到河边,扔到河里,冰冷的河水把我激醒,然后把我拖到河对岸他们队伍中,我像战俘一样被押在他们队伍中间,不时有个拿红缨枪的家伙,用枪头在我身上比划着要戳我的脖子,其实我的胸口的皮已经被他们戳开一个口子。我在他们押解下,慢慢地拖着满身伤痛和跛着的左脚,艰难地向前移动身子,向前走动了近200米,快到大队部时,见一位会讲普通话的领导人向我询问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无故被抓被打。我向他讲述了我是上海人,是知青,不参加任何派性活动……他要我找当地熟人保我,这时已到大队部,村民和知青管荣生看见我在他们队伍中,出面帮我证实我是知青,他们才放了我,我总算逃过死神一劫。离开父母、兄弟姐妹、离开家乡上海才43天啊,竟然遭到如此人生大劫,想想就后怕。
 
    这时,枪声、冲锋声大作。这边的武装歹徒向河对岸快速冲锋,几分钟后,枪声停下。村干部十分关心我,拿出一小瓶伤痛药酒,将我全身擦个遍,青一块紫一块的瘀伤,在药酒的擦拭下显露出来,村民们见状口中骂道:“该死的,下这么重的手,这帮混蛋不得好死” ……
 
    不一会儿,隐约听到有人喊老管(管荣生),快来,小管被打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管荣生快步向河对岸跑去,我也拖着伤痛的身躯,艰难地向河对岸走去,到知青点见管荣生的弟弟管荣炳平躺在床上,周围有老乡和其他几个知青。一位老乡说,他见小管倒在竹园中,几个歹徒上来抓他打他,我们出面劝说他是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小客人,你们不能打了,才算把他解救出来。大家围着小管问候伤势如何,痛在什么地方,他用手摸着右腰,说这里最痛,只见他的右边皮带上多出一个洞来,赶紧拉开一看,皮肉上有个向内翻的眼儿,没有血迹。老乡们见状说声“不好”,按村民们打野猪的经验,认为是子弹进入体内、是内伤,但不出血,这时大家都惊呆了,村民们说要尽快送医院治疗,把子弹取出来。由于区医院医疗设备差,再则又正逢武斗期间,医生都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家考虑再三决定把我和管荣炳同时送到中央地质209队(芙蓉坝)。由于交通不便,村民们用简易担架,从后山崎岖山路把我们送到209队医疗室。村干部用哀求的语气向医生陈述了我们的遭遇,请求是否帮管荣炳做手术把了弹取出来。由于医务室的设备不全,无法接受如此大的手术,唐医生无奈地摇摇头,回绝了,请快把他们送县医院治疗。武斗,武斗,还是武斗,交通断了,没有汽车,难难难……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伤痛停止了呼吸,离我们而去。到贵州才43天啊,年青的生命才17岁啊。
 
    我的伤病诊断为前胸软组织大面积受伤,产生大量瘀血,后背腰椎骨变形,膝盖软组织受伤等。之后,我与队里几个知青,在他们关心爱护下,踏上了艰难的回上海之路,难以回味的痛苦的旅程……
 
    【接受再教育】
    回上海后,在父母关心呵护下,养伤10个月,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油和其它票证,给家里增添不小的麻烦,但父母还是百般地关心我。没有粮油、票证,生活很紧张,里弄干部又十分“关心”我这个“黑户口”,怎么还不走?你什么时候走啊等……上海是待不下去了,我只好告别父母,第二次踏上贵州之路,接受再教育去,自谋出路去,滚一身泥巴去。那时我很懂事,尽管我受过伤,每逢天阴下雨下雪,伤处隐隐作痛,(胸,腰,膝,随天气变化而复发,难以忍受)我自认为很坚强。在接受再教育时,同工同酬同劳动,我用心学,用身体去锻炼去实践,到后来农民能做的,基本上我都做,如铧田、打耙、上田坎、砍柴、烧炭样样来,挑上百十斤粮食走上几十里山路,到区里送公粮。春天里挑粪种洋芋等,铲冬田坎,牵牛铧田。夏日里挖洋芋、插秧、茹秧、上山种红薯、包谷,晚上还得上山窝在草棚里看野猪(山蚊子叮咬得不好受)。秋季里,割稻打谷子,挖红薯。冬季里,上山砍柴、烧石灰、烧炭、种油菜,平时抽空养几只鸡,下蛋改善生活,种好管理好自己的自留地,种点蔬菜、洋芋、红薯和油菜,平时购盐、煤油钱全靠卖点柴火(一分一斤的干柴),年终决算收入年年百余元,口粮110斤谷子,工分粮在300多斤谷子,自己种油菜籽打成油有40来斤,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丰衣足食了。
 
    七三年的秋天,修过印松公路,七四年在公社付医生的指导下,当过一段时间最常见的赤脚医生(不脱产的),为贫下中农打点止痛针,发点退热药,换点外伤消炎纱布,很受他们的欢迎。春节期间组织部分有“才艺”的农民与他们一起搞起大队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自拉自唱,走村串寨,把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政策,传送到广大农民身边,得到他们好评,深受他们的欢迎。自己处在宣传队里,与他们打成一片,其乐融融,相濡以沫,心灵受到了安慰、升华和提升。要想立足于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发挥自己,就要认识自己的价值,方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也曾记得一九七二年春节后,二月间,公社要求普及科学,种双季稻的试验,每个生产队都搞起了蒸气育秧,就是用木杆搭建一个长方形,十来个平方,一层层能装浸湿谷种的木格子,小屋外面用塑料薄膜包起来,密不透风,在下面挖个土坑,放个大锅在下面烧火,锅里头的水形成蒸气一升,雾气绕绕,温度可达24——30度,秧苗几天就长起来了,但棚外的气温还在冰点。一老农牵牛整田,我上田坎,由于田里还结着薄冰,我赤脚下田后,很快双脚冰得直颤抖,手中的大耙不听使唤,大铁耕抓泥时不慎抓到了自己的脚趾,没有感觉,只见鲜血漫漫殷红了一片水面,怎么了?我还以为挖伤了黄鳝呢,但鲜血是从我脚下冒起来的,我上了田坎一看,坏了,自己的脚趾被自己挖了一个洞,血不止的往外流,我简单处理自己的伤口。十几天后,秧苗已长到三四寸高,需要插秧,秧苗在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截然不同,有时遇上几天倒春寒,气温骤降,阴雨绵绵,西南流传着天气的顺口溜,“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当过冬”,事实多年流传寓言是比较恰当的。秧苗冰死了又补上,补上了又死亡,周而复始,劳民伤财,上面强调一定要成功,要获二季稻的大丰收,结果荒废了多少好田地,结果试验田几乎没收成,欠收,人均基本口粮,原本少的可怜的110斤谷子,降到100斤口粮,农民没办法,公粮还是要如数上缴(13万斤),现在回想起来可悲可笑,当时的领导没有调研,没有因地制宜的观点,瞎指挥,千篇一律的搞一个模式,拿海南岛、广州热带农作物,来套搞贵州高寒地区农作物,玷污了粮食之父袁隆平教授的丰功伟绩,从这件事,可想而论,做任何事,要平心,深入调查而行之,要因地制宜,按国情,地方情况,发展办事,在接受再教育几年中,虽说损失了青春年华,但学到了人生最基本的知识,增长了不少才能、智慧,受益非浅。
 
    1、首先学到了怎么做人这深渊又普通的哲理,做人要做诚实,正直,以仁、善、谦、爱、严、和、节、专、情、勤之人,不做低、贱,不作为的人。
     2、学到了不少的农业方面的知识,懂得了米不是从船上运来的,是靠辛勤劳动得来的这最基本的概念。
     3、学到了做什么事要通过深入细致调查研究,不要脱口而出,凭着三分热情盲目工作,干事业。
     4、学到了要以人为本,要善待自己和他人,人生短苦辛劳,欢乐、幸福,要珍惜生命,珍惜时光,做一个社会有用之人。
 
     改革开放三十年,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理解老少边穷的百姓,关心农民,他们的温饱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等等。我曾在2006年2月回印江县城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宽阔的马路,还设有红绿灯岗亭,崭新整齐的居民楼,人流传动。发达的交通网,中巴车串流在大街小巷,出行方便,人们只要一扬招,热情的的士出租车将会安全的送你到目的地,南来北往的大巴车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带往沿海发达地区,为发展本地区创建更多的财富增加更多的国力税源,农民工兄弟不辞辛劳在外打工,同时他们打工带回大把的钱钞,建设自己的小康家园,脱贫致富,他们带回追时代赶时尚新理念,把在外打工时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家里,前门经营后门小作坊,合法经商,合法纳税做小老板,在大好政策的阳光下,再也不会提心吊胆,象那个时期割资本尾巴的歪风斜气危害
 
    一幢幢崭新排列整齐明亮的公寓楼,花园式的小别墅,象雨后春笋,成片地规划开发,改变了过去低矮昏暗的小木房。物产丰富,南北干货,新鲜菜蔬,海鲜果品,不用出远门就能品尝到海鱼河鲜。
 
    新的教学楼,朗朗的学生读书声,个个精神饱满的学生娃,用优异的成绩,报考省内外的名校高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印江的大学生逐年在递增,为国家为地方做贡献。为辛勤培育他的父母添喜悦,争光彩,上面子。印江这第二故乡值得留恋,深信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印江的人民会更勤劳,印江的领导会更正确引领全县人民走改革开放、奔小康的道路,印江山会更绿,印江水会更清,印江的天会更蓝,印江的人文内涵素质会更提升,印江的百姓生活会更富有,生活质量品味会更进一步提高,最后让我们一起高歌同唱“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由于本人文化内涵较低,故东拉西扯写不到主题上来,但要发自内心的肺腑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谈……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顺便提笔想念曾在四十年前一起插队落户的知青,兄弟姐妹,杨庚庆,杨庚妹,管荣生,姜志真,何关云,刘世杰,徐进风,张凤娟,您们好吗?陈志勇感谢你们在贵州插队落户时对我的关心,帮助,并衷心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全家欢乐,愉快!

                                                 1969,我们所经历的武斗战火    
                                                                              作者:叶开元

       1969年的春天,我去了贵州省铜仁地区印江县农村插队,从那时起,经历了贵州山区农村生活的种种甘苦,前后10多年,写下篇篇日记。岁月流失,记忆犹新。
       记得那年4月16日我和郭、顾等几个知青一起到了印江县洋溪公社还头塆生产队,开始了插队落户生涯。每日跟着贫下中农上坡下坎薅草挖洋芋,象模象样地接受再教育,虽不易,但也勤勉安心。
       可没想到的是,不到两个月,这种平静就被打破。6月14日,铜仁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派性武斗,对立两派造反组织真刀真枪上阵,大打出手,一时间整个铜仁地区成了炮火纷飞的战场。在这场武斗中死了许多人,也坑苦了许多人,包括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还未能适应广阔天地的上海知青。
       回首往事,感慨万端,特找出数篇保留下来的当年日记,回放一下这段经历。

                                          1969年6月12日 星期四 晴
    今日早工活不重,只挖了大红岩南坡的两亩洋芋。
    下午民兵连长从公社开完会回来,带来一个惊人消息:说是近几天可能有反革命暴动事件发生,铜仁地区保守派组织可能要挑起武斗,让大家提高警惕,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来农村两个月,也风闻一些情况。听说当地政权是“炮轰派”一派掌权,这似乎不符合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掌权的精神,看来这一派独大是有可能出偏差的。
    不过这应该与我们知青关系不大,我们是背负着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来农村的,地方的派性斗争应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
 
                                        1969年6月13日  星期五  晴

    今日好象战争的气氛又浓厚了一些。早饭前公社广播通知:为保卫洋溪红色政权,要求各大队、生产队革委会紧急动员广大贫下中农基干民兵迅速集合,组织人员到洋溪街上执行任务。
    事情来得真快,吃过早饭民兵连长已经招拢起一帮年轻小伙组成基干民兵小分队,坡下黄木匠家儿黄文杨、贫协主席家儿黄文江、黄会计家儿黄人佑等一伙蛮干后生全部都加入。每人领得一杆红缨枪,立时威风凛凛地排成队由民兵连长带领着吆吆喝喝地上了洋溪街,后面还跟上了几个半大娃娃一起去看热闹。
    天快黑时,几个半大娃娃都摸回来了,说到了街上民兵都开大伙食,吃肉吃酒吃绿豆粉,还发烟,象过年啷格!

                                          1969年6月14日  星期六  阴

    战争果然来临了。昨天去洋溪街上站岗值守的基干民兵都跑回来了,说是天还没亮在区 革委大院当班值守的民兵遭枪打了,当场就打死一人。那人姓陈,因为长了一脸麻子人称陈大麻子,是洋溪新黔大队人。天快亮时,陈大麻子等三人在区革委大院巡逻,大约是犯困,陈想抽烟,火机刚打亮,一颗子弹就飞过来了,一家伙打穿陈的背脊,当时就没气了。那子弹由何处飞来都没搞得清楚,只能估计洋溪街周边山上早已有对立派的武装队伍埋伏包围起来了,这可是要包饺子了。于是上街保卫红色政权的基干民兵都一哄散走,黄文杨他们几个鞋都跑没见了。

                                          1969年6月16日  星期一  阴

    今天各处传来的消息更坏。说是印江县城被对立派打下了。说是有八个县的对立派武斗队围攻印江城,战斗白热化时,集中了四百挺机枪猛烈射击印江县城。
    这说法有点可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在索姆河一线对抗英法联军,在数十公里战线上集中一千六百挺机枪猛射英法联军的冲锋集群,几小时内即打死对方五万余人,何等巨大的杀伤力!这印江县城才多大块巴掌地,若有四百挺机枪集火猛射一分钟,只怕这城里的臭虫都要被打成八瓣!谬传不可信!
    然另外一个消息却让人震撼!
    印江县木黄区建厂公社有一个插队的上海知青被武斗队打死,是个年仅17岁的男孩。听说被打当时还活着但伤得很重,木黄医院人去屋空,且因为武斗交通断绝无法送县医院抢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去。惨!
    可怕的战争!连无辜的知青都不能幸免,这样的灾祸会不会有一天落到我们头上?
          
                                         1969年6月17日  星期二  雨

    今早天才麻花亮,寨子里的狗便一齐狂吠,吵醒我们赶紧爬起来看是咋回事。原来是一支肩枪扛炮的武装队伍从寨边的大路成纵队通过。这支队伍看上去还整齐,每人都顶着斗蓬雨衣,约有一百多人的样子,大队过后又有一个五、六人的小队跟上。不可思议的是这小队中有人举着铁皮话筒喊话,大意好象是:我们石阡县捍卫毛泽东思想民兵营,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采取革命行动,希望革命的贫下中农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更不可思议的是大概看到我们上海知青了,马上喊话:欢迎上海知青来贵州,天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一家,希望你们注意安全!
    这还真让人有点感动。
    这支队伍是去攻打小溪沟的,小溪沟离还头塆有二里路。约10分钟后,从小溪沟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爆炸声。
    据说小溪沟是“炮派”的一个据点,生产队长田兴家是铁杆“炮”派,在他影响下小溪沟贫下中农多半持“炮”派观点。插队小溪沟的上海知青应汉山、周一鸣与我们常来常往,常拿队里的事说笑,所以我们也知道一些情况。
    武斗很快结束,田兴家和他手下一些“炮”派铁杆被五花大绑由武斗队押着经过还头塆寨边大路往洋溪街上去。
    我与田兴家一面之交,印象不坏,这人精明识理为人不错。然听说武斗队对“俘虏”是很不客气的,我很替他担心。
     
                                          1969年6月18日   星期三  晴
    洋溪被摆平了。我们的问题也来了,生活物资不足了。今早三人去街上想买米、买菜油、灯油、盐巴,还要看看有无家中来信,没成想全部落空。街上所有机关单位包括粮站、供销社、邮电所统统人去楼空,人们都逃到了乡里去躲避战火,洋溪成了“空街”,区革委大院成了石阡民兵营的“兵营”。
    巧的是,我们三人路过“兵营”时刚好看到石阡民兵整队集合由一个佩手枪的指挥员训话。
    顺眼观察一下这支队伍,不由肃然起敬。虽人员参差不齐但精神饱满、笔挺肃立,很有军人风范。再看武器装备更是吃惊:大约60人左右的队伍,竞有一半是配备自动武器,以我粗浅的军事知识可以认得出有美国汤姆逊、英国司登式等几种冲锋枪,另一半人是配备各种老式步枪。队列前十分惹眼地摆放着三挺捷克式轻机枪和一门60毫米迫击炮。
如此强大的火力去打小溪沟,当然是雷公打豆腐了,这小溪沟怕是连鸟枪都拿不出一支来的。
    等他们队伍解散后,民兵们背着枪三三两两往街上逛去,我们三人跟上去搭讪,惊奇地发现许多民兵背着的竞是日本的“三八”大盖,枪托上清晰地刻印着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
    我试探着问一位民兵是否知道枪托上是什么烙记,他想了想说应该是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税务局的收款章,许多枪上都有的。

                                          1969年6月20日 星期五 阴

    真正的麻烦来临了:没米下锅了,菜油、灯油、盐巴都将见底。这几天来我们轮流上街都空手而归,只能连连向贫下中农借米,可不妙的是能借到米的人家越来越少,贫下中农的处境也不太妙。今早去队长家借米,队长叹着气说恼火呀!青黄不接,小季红苕麦子早已吃空,大季又还没成,当下全仗着洋芋瓜菜来支撑啦。揭开队长家的锅盖,煮的是洋芋苕沙之类的和和饭,真的是恼火!
    看来这场武斗是大大的殃及我们了。

                                           1969年6月21日  星期六  阴

    今早上木匠婆娘刘老花告诉我们,桅杆公社那边赶场天粮站供销社都是开门的,可以买米买盐巴买灯油。桅杆地处偏僻没有被武斗波及到,她是听一个老乡穿寨的割猪匠说的。
    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也有烦难,桅杆公社离我们这儿近30里路,来回60里,这么远的路再加道路不熟,背着上百斤米,能行吗?
    说起背篓,头几天挖洋芋时还出过洋相。那天收工时,见几个妇女背上大半篓洋芋有些费力,我上去接过来试试,不料一背上竞站不起来,好不容易背上歪歪斜斜地走着,下坡下坎时还得那些妇女在后面托着扶着才下得来。回来后称份量,也就是五、六十斤的重量,六十斤都不到。真有点脸上无光。
    下午商量,顾说怕怕个x,不就是几十里路、几十斤米嘛,头皮硬一硬就扛过去了。
    决定了,明日郭在家照应,我和顾上桅杆跑一趟。
听说我们要上桅杆买米,不一会儿就有好几家人家提着瓶子来托我们带买灯油盐巴,估算一下可能要增加二十来斤份量,没办法,这是贫下中农的托付。我们没米下锅时贫下中农把他们不多的米匀给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断炊,所以这次我们得还情。
    吃过夜饭不一会儿,妇女队长陈永梅来了,把托带的灯油约十来个瓶子都提走,问她咋回事,她说刚才开会评工分时说起这事,遭队长批评了,他说人家上海知青还是些娃娃,肩膀嫰着呢!明天上桅杆来回几十里,管要背百把斤米,还要帮你几爷崽背灯油盐巴几十斤,啷格招得住!你们管没长脚,管不晓得走一回!
    陈永梅临走时叮嘱:有些人做事没得章道,不象话,这事你们莫管了。
    这一刻我们眼睛有些湿。


    【后记】第二天,我和顾背着借来的背篓上了桅杆。果然桅杆粮站、供销社都开门营业。我们顺利地买了米和菜油,没费多大的劲。
    另外我和顾商量了一下,决定多称10斤盐巴一起背回,想来想去还是不能让贫下中农太失望。
    回来后,我们给缺盐的人家一一分送,赢来一片称赞感谢之声。这以后接二连三的有贫下中农给我们送来蔬菜,大堆大堆的,我们两个星期都没能吃完。
    回首这段往事,最让我们揪心的是上海知青管荣炳的死。
    离开上海前夜,母亲含泪帮我整拾行装,一遍又一遍叮嘱出门在外要处处小心,“儿行千里母担忧”。然而这突然降临的战争灾难又有谁能预料得到呢?我们还算幸运,没有“吃生活”,而管荣炳就不那么幸运了,当年松桃县武斗队的一颗子弹夺走了花季年华的生命,他的血永远默默地留在了贵州的土地上。多少年过去了,知道这件事的人们心里都还在痛着。
    光阴如驰矢,日月催人老。如今我们都已年过花甲,但只要一回想起当年在贵州的日子仍不免心潮起伏,感慨不已。特写下这些文字,以抒发心中的缅怀之情。
 


                                     
 回乡记
                                                                     作者:李锋

    回缠溪看看,这是多少年来一直梦牵魂绕的夙愿。但总是会有各种原因而无法成行。记得有一次,在插兄插妹们一次热议以后,立即冲动地买好了赴贵州的火车票,打算第二天就出发,但结果又是由于变化而最终取消了行程。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离开贵州以后的十几年中,能够进入梦乡最多的就是贵州的山、贵州的水、贵州的人和事。应该说,我后来在安徽农村待的时间更长,但遗憾的是,那段生活几乎与梦无缘。我一直不明白,我只在贵州印江缠溪这么一个偏僻的山区农村生活过两年,何能带给我如此多温馨的回忆?当时劳动是那样的艰苦、物质又是那么的贫乏,然当今天与当年的伙伴们谈起插队时的一些往事,我们又何以如此津津乐道并充满情感?!
 
    我想,当生命的张力由于时代的激发,而扩展到极致的时候;当青春被陌生的生活唤醒而激情澎湃的时候;当寂寞的灵魂被无私的共产式的友谊包裹的时候;一切困难和苦闷都消散而去,剩下的只能是美好、纯净和感激了。
 
    最终成行回贵州探望是2002年的暑假,与远在成都理工大学当教授的夏克勤相约:我在广西南宁授课结束后,取道湘黔铁路,经铜仁赴缠溪;而老夏则是从成都直接赴贵,会师地点就定在缠溪街,当年的公社所在地。
 
    屈指算来,我于1969年4月到贵州,1971年的春节离开。在贵州时间是两年不到,但离开后直到2002年8月返贵探望,其间足足相隔了32年。32年,人间沧桑,世事屡变。多少记忆已经同时间一起消逝,唯有对于贵州山村的回忆却由于距离的接近而益发鲜明起来。
 
    从前全是木屋土路的缠溪街基本上被一些白瓷砖贴面的建筑所代替。以大城市人的眼光视之,还是刚刚80年代初期的简陋作品,但它们毕竟代表着变化!仔细搜索,我们以前所熟悉的木房还是在水泥建筑的间隙中以及老街的两端顽强地存在。由于不是赶集的日子,街上显得有点冷清。我注意到,有一栋建筑上,居然挂有“三九歌舞厅”的招牌。哈!发达城市的娱乐精神竟也能顺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街上,找到了曾经熟悉的小店。依然是从前的木式结构,墙上的缝隙之间,还能依稀辨出当年红色标语的痕迹。店堂里,全是木桌、木凳。由于店主的勤勉,所有的木质都给人以一种干净和温暖的感觉。店主年龄不大,30多岁,只是头上少了原来老店主那个缠头的帕子,一口纯正贵州话:“炒个啥子菜喽?”,顿时感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对于贵州话,我已经生疏(想当年也是流畅老道),但老夏居然还能真刀真枪地对上几句,让我大为佩服。菜单并不繁复,而我和老夏不约而同地要点那道“回锅肉”,这是当年上街时最为向往的美食。当然,大部分时间是舍不得吃的。以当时的经济条件,猪肉绝对不是可以随随便便送进口中的极品,我们对于回锅肉的尊敬与亲切就是起源于1969年这个缠溪街上的小店。上菜了,店主打上来的回锅肉还一如当年,肥多瘦少,按照目前城市的饮食标准应该弃之不食。但我们已经无法抗拒那几乎是半透明的,发着柔和光泽的肉片,而夹杂在其中的绿蒜叶和红尖椒更是调动了回锅肉的全部风采和精神!我们下筷的时候,那种急切,那种贪婪,已经与两个教授的“风度”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一晚,住在街上被称之为旅馆的地方。尽管简单,还是窗明几净,白色的床单,蓝青色面子的被。开窗探头看看街上的夜景,除了部分屋子的窗户泛着暗淡的灯光之外,整个街道都已经沉静下来。只有那个叫“三九歌舞厅”的地方,隐隐约约传出一点声响,倒是反而衬出这山区小镇的宁静和安详。
 
    关上灯。月亮光正好斜斜地落在我和老夏两个床当中隔着的写字台上。睡不着,但我倆谁都没说话。也许,我们各自可以回想的往事和画面实在是太多,彼此都不想打扰对方。于是,安静就透过窗户把街上与屋内联为了一体。
 
                                                      【一】
 
    想起了出发到贵州之前的那些日子……
 
    1967年的下半年,中小学经过长期的停课,陆续开始“复课闹革命”,总算把在社会上闲逛的青少年拢到了学校里。我是67届初中,从1966年停课闹革命开始,下乡劳动、长征串联,每天生活在激动、恐怖、无奈当中。时间已经到了1968年的下半年,本该1967年毕业的我们究竟路在何方?大学已经停止招生,毛主席最器重的工人阶级也开始忙于派别斗争而无心生产,国家经济一路下滑,工厂失去了大量更新血液的能力,共和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此时,1966年6月起,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滞留在学校的66、67、68三届学生(在共和国历史上称之为老三届)面临无法毕业,无法离开学校的窘境。学校里到处是这些年轻、不安、躁动的年轻人。而这些人的出生期,要么是赶在临近解放多子多福的年代;要么就是共和国诞生初期,毛主席号召多生子女,奖励光荣妈妈的时代。当时的中国造了那么多娃娃,而到此时,都长大成人,成了“老三届”。我记得,光我们上海的67届初中生就有26万,据说全国的老三届总数超过千万!这些人能到哪儿去呢?
 
    毕业分配工作是从1968年最后几个月开始的。67届的公布的分配方案是30%去“工矿”,也就是上海的各类工厂(这已经是上海工厂最大的承受力),70%去“插队”,既是去农村上山下乡(这个比例到了68届就是100%)。
 
    学校分配的初步名单公布,由于基本是本校老师们的意见,我居然是在“工矿”之列。但此时工宣队已经进入学校,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是最奇怪的一个阶段,居然让一批一线工人,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到他们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去发号司令。他们不懂教育,当然,也不需要懂教育,但学校的最高权力逐渐转移到他们手中。臭知识分子们根本不是血统纯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对手。
 
    名单公布以后,理所当然引起班级的同学们的议论,更有勇敢的好出身的同学直接去工宣队义愤填膺地陈情:李锋是反动资本家出身,怎么能够留在上海工矿?!工宣队立即行动,以阶级斗争的锐利眼光,严格审查了由老师们确定的名单,做了重大调整。第二次正式公布工矿名单的时候,我的姓名已经理所当然地被删除。
 
   此时的上海,报纸上,电台里,广播中,到处看到、听到的都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该欢迎他们去”,整个城市刮起了巨大旋风,宣传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马路上,整天是举着红旗,敲锣打鼓迎接毛主席最高指示的游行;单位里,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在播放“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激动人心的歌曲:墙上凡是有点空的地方,都被刷上了新的醒目标语;里弄干部也统统被动员起来,挨家挨户落实所属的居民家庭有几个人应该上山下乡。
 
    文革进入深水区,随着各级政府一次次被打倒,传统的组织结构被革命破坏殆尽,政策信息无法再用以前层层传递的方式,所有重要的社会举动都是以“最高指示”的形式直接下达。“圣旨”到日,尽管没有封建社会的跪接仪式,但以另一种全国性的节日狂欢代之:锣鼓、红旗、游行、标语,口号。这真是个激情澎湃,充满狂热和混乱的年代。
 
    当贴上“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标签的运动在全国掀起后。谁也没料到,这次运动范围之广,之深,几乎牵连到城市居民的每个家庭。而且足足影响了一代人。记得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时,在《人民日报》上曾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这句话是应验的,随着文革的进程,几乎每个家庭、个人,都会在不同时期遭遇各种各样的灾难。今天得意者,可能就是明天落魄者;今天整人的人,明天可能是挨整。于是,每个人的灵魂都被文革那个粗壮的手指“触及”了。而此时的上山下乡,由于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又成了触及每个家庭灵魂的大运动。
 
    我在家里最小,哥哥姐姐们几乎都走完了读书的历程,轮到上山下乡的就我一个。文化革命早已将父母在精神上彻底打垮了,爸爸再也没有了文革之前的那种威严和睿智,眼看着没有能力将我留在身边,只甩出一句话:“走吧!”;而妈妈泪眼涟涟地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家里把仅存的,所有的关系都找出来,为的是凑一点点钱,能够为我准备行装,身边另外还能带上100元,作为救命钱已备不时之需。
 
    事情简单到只要报一个名,第二天姓名就出现在学校大门旁的红榜上。里弄的干部们就再也不用每天到你家去敲锣打鼓,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了。
 
    当时上海学生可选择去插队的地方是7个。北方4个:黑龙江、辽宁、内蒙、安徽;南方3个:江西、贵州、云南(也有些学生自找乡下亲戚插队,是被允许的)。
 
    北方不在我的考虑之列。黑龙江、内蒙,都是建设兵团的形式。当时中苏边境紧张,那里是反修防修的前线,有浓厚的屯垦戍边色彩,对成份要求很高,绝对需要根正苗红的学生去戍守。上海人对于安徽,一直没有好印象。原因在于几乎上海街头所有的要饭者,都来自安徽。殊不知,这实际上是安徽淮北某些村落的固有传统,但当时的上海人却把整个安徽看成是要饭的地方。
 
    我的选择应该是南方。没有选江西,因为我长征串联从上海一路走到南昌,走过浙江、江西的山山水水。以浙江的山清水秀和富庶与江西比,确实会对江西的红土地以及老百姓的贫瘠有深刻印象(其实后来去的贵州落后和艰苦远甚于江西)。一个人总是对已知的事物有清楚的判断和评价,但对于那些遥远的、未知的世界却会充满幻想。我当时的选择居然是云南。理由太简单:就是因为曾看过一个电影“美丽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深处的神秘而葱茏,少数民族的热情而温柔,这一切都给年青的我留下深刻印象。上海静安区对口插队的云南地区是楚雄,我特地赶到一个家里有《辞海》的老师那里查了一下:是彝族自治州,成昆铁路经过境内,大量的森林资源,盛产水稻、甘薯、玉米等。少数民族、森林茂密、交通便利、能吃大米,《辞海》上简单的介绍几乎全部符合当时上海人的标准。美丽的云南,甚至让我产生了赶紧要前往的冲动。
 
    决定变化是在已经报名去云南之后。我哥哥的一个叫徐振生的朋友正好到我家来玩,他的一席话顿时使我改变了主意。他讲到他的单位许多人都已奔赴“大三线”的贵州。那里有很多工厂,有著名的061基地。他说:也许你到一定的时候,去到遵义的工厂当工人也是有可能。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思路!那么多天,整天考虑的就是到农村以后如何生活,要带哪些东西下乡,从来没有想到以后的出路会如何。徐振生一下将我们的思考延伸到了未来,居然还有可能当工人!上海工人当不成,能当外地的也不错。当时拍板,去贵州!
 
   (三线建设释义:从1964年起,由于当时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到学校的毕业分配工作组做了一下更改,姓名又立即出现在贵州插队的红榜上。上海第一批到贵州的知青是一万五千人,出发时间定在1969年4月9日。(本来上海计划输送到贵州的学生是三万人,分两批,但由于贵州发生严重武斗,输送停止。)
 
    送行的形式热烈而隆重。
 
    插满红旗的一辆辆大卡车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字排开,又是锣鼓喧天,这是当时最常用的情感表达方式和革命语言。后来,凡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锣鼓声都有点心惊肉跳的恐惧感,就是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后遗症。走的人和送的人都跳上了车,汽车向上海北面的货运站——彭浦站出发。很奇怪,那时所有的知青专列都不是从客运站出发,而选择了货运站。我想每送走一批学生的时候,当时的城市领导一定可以安慰地长喟一声:又一批货发走了!这些并不安分且需要口粮的学生给这个城市造成多大负担?!后来我了解到,上海甚至把那些劣迹斑斑,本该管教的学生也统统卡下档案以后发了出去。也只有是中国的农村和善良的农民,能容下了这1000多万,没有任何劳动经验的学生,担负起养活他们的职责。
 
    送客的场面极为壮观。 每个学生都有十几甚至几十个个人送行。但我的父母都没有来,甚至没有把我送到学校,他们无法面对这样的场面。家里最小的儿子即将远行,而且是回归无期,前途未卜。妈妈只能把当时家里能拿得出的东西尽量往箱子里装。到家门口他们就止步了,挥了挥手,我突然感到他们老迈了许多。喉头有些哽噎,但还是快步走出了弄堂。那时,我的大哥还在被学校的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他几位哥哥姐姐均在外地。文革期间,单位的权力无限大,高兴到哪家抄家,找个理由,敲着锣鼓就去了;高兴把哪个职工关起来,就可以随时隔离审查,关人的地方还俗称为“牛棚”。由于我要远行,与大哥所在的新会中学工宣队协商好几次,总算允许我们兄弟在临行前见一次面。顺着教育大楼的楼梯走到二楼,心里未免惴惴不安,已经几个月未见面了。到了房间以后,大哥被他们从里间叫出来,异常清瘦,脸稍苍白,但精神不错,在工宣队的监视下,只是彼此问候几句。几个月了,每周固定时间,都是我去为大哥送干净的衣服,到了门房就被拦住,然后把脏衣服带回家中来洗。家中的苏州保姆早就离开,我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清晨去排队买菜,菜场内菜品极为匮乏,稍晚一点就会卖光。于是每个摊位尚未开秤,居民就得排成长长的队伍耐心等待。当时上海人的买菜习惯都是5点之前就要出门,小菜场一般是6点开秤。遇到家里有要紧的客人,更有全家出动,凌晨就到菜场排队。一个人若是要买几种菜,就需要排队的技巧:一块砖、一个水果篮子盖,都是排队的工具,它们起码表明了一种存在。一开秤,排队的人就忙碌起来,钻来钻去,就为了能买到将迅速被卖光的蔬菜和荤菜。有时人们互相帮忙,有时则纠纷不断,这是上海小菜场天天的剧目。回到家以后又忙着烧菜,不过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烧。记得每天的菜金要控制在一元之内,中午只能极其简单,晚上爸爸回来的时候,可以有些荤腥。每周有一天是我大洗衣服的时间,尤其是把大哥一周换洗下来的衣服拿回来之后,就把所有的脏衣服浸在浴缸里,铺上一块大木板,开始用肥皂涂,然后用板刷用力檫洗,也可以用用搓板。现在,我即将要奔赴贵州,谁为大哥送衣呢?谁去排队买菜呢?这一切,又都落在身体并不好的妈妈身上。唉,这样的家庭窘境又何止我们一家呢?
 
    家里没有人送行,但我并不缺送我的人:老师、邻居、好朋友、还未走的同班同学都来了,也是一支将近二十人的队伍。临走前还收到许多他们的礼物,诸如毛主席像章、袜子、手帕之类的。大家的条件都不好,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些,记得班主任孙老师送的是两条毛巾和几块肥皂。这在当时也已经是蛮贵重了。
 
    车站上,每个人都起码要与十几个人对话,而车下又拥挤着无数个十几个人。车上的人恨不得把整个身体都探出了车窗;车下的人好不容易挤着、轮流着与车上的人高声说上几句。如果老天爷此时从天上往下看,场面是够惊人的:一列绿色的火车(犹如一条大蠕虫),躺卧在铁轨上;蠕虫两旁,居然会密密麻麻集聚那么多人(犹如蚂蚁)。开车前的三分钟形势发生变化,火车突然“哐”地一动(应该是火车上机头),还在那里轮流叮咛嘱咐的人们,以为火车要开。一个人”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这一哭,立即引起连锁反应,所有人眼睛里都冒出了泪水,哭声从压抑的低声部,逐渐转向嘹亮的高声部。车上、车下,哭声连成一片。刚才还被邻居打趣,不要被山里姑娘抢走,笑盈盈的我。此时也忍不住噙着眼泪,不断地挥着手。车子终于真的动了,哭声、叫喊声,再一次形成高潮,直逼云霄。上帝是应该听见了,人类在悲伤时能发出如此巨大的声响。更是有车上车下不肯放手的,车下的人只能跟着渐渐加速的火车一起往前跑,火车越来越快,终于拉不住了,只能是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满是泪水地看着渐行渐远的火车尾巴……
 
    我不知道,这个彭浦车站每天要上演多少次这样的场面?全国各地的车站又每天要上演多少场这样的悲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的送别模式,除了战争时期,在任何国家里可谓空前绝后。它给人们留下的伤痛,会牢牢地镌刻在他们一生的记忆中。
 
    开车以后,车厢里渐渐平静了下来。有发呆的,也有搞搞小恶作剧的,也有高谈阔论的。年青人恢复了本性。斜对面是同班同学恒顺,年龄比我们大一点,也成熟很多。这次他是带着同年级的另一位女同学共赴贵州。他变戏法似得从塑料桶里拿出不少熟食,眼睛里再也没有其他同学,只是与那位美丽的女生开始过家家。当时十七、八岁的我们,远没有今天的孩子那样了解人事。对于他们两充满好奇和羡慕。另外一帮同学则开始串联,互相探讨到底哪几个人组成一个插队小组。似乎,同学们一下就明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道理,甚至有人在座位上高喊:“我们这里还缺几个女的,谁来?”,而原本一些女生组合却是用眼睛认真扫描,看哪个男生能入法眼,起码砍个柴、挑个水,得有男生来做,她们的考虑合乎实际。
 
    我在走之前早已在上海就确定好三个人组成一个知青户。朋友介绍的小木匠夏克勤,比我小一岁。父亲是职员,母亲是裁缝,他也是心灵手巧,一手木匠活。表弟王雨民,比我小二岁,到贵州的那年,他才16岁。家里也是最小,都叫他“宝宝”,对他是何等宠爱。让他跟定我,也是为了兄弟之间可以有一个照应。所以我们没有需要女生的想法,一路上,互相照顾,倒也觉得温暖。
 
    整个列车,没有列车员。只是到开饭的时候,餐车会送出份饭(那时还没有盒饭)。火车开开停停,一路上连列车的门都没人关,敞开着,任由空气流通。当时列车的时速也就是几十公里,也不知是几天几夜,总算到达贵州遵义。那时湘黔铁路尚未开通,尽管我们的目的地是靠近湖南的铜仁地区,但一定得从贵阳、遵义绕上一大圈。
 
    几天的火车饭,实在是吃够。想到了遵义,也许能改善些伙食。开饭时,盛饭的木桶一打开,大家发出一片惊喜的叫声:“吃蛋炒饭啦!”。大木桶里,白是白,黄是黄,煞是好看。然一勺打下去,才知道上了当:黄的原来是打碎的玉米粒!
 
    贵州是个贫瘠的省份,米是无法充足供应的。城市里,总是要把玉米、山芋、土豆掺杂着吃,农村就只能多吃野菜和南瓜叶之类的东西了。后来我们有机会到遵义附近的娄山关地区玩,也是一个知识青年点接待我们,他们吃的是纯玉米面做的饭。平时能对付三大碗白米饭的我们,也只能很艰难地扒拉下半碗玉米粉饭。那么粗、干、噎人,真是难以下咽。
 
    面对这么一支有着庞大胃口的虎狼之师,省里本想优待一下,大概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学生们心里不舒服,哇哇地闹起来,饭厅里到处是碎的饭碗和撒掉的饭粒,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而上海学生会闹的消息却立即传到我们公社所属的印江县,领导当场决定,把原来准备在知识青年路过县里时的接待立马取消。就让这些令人有点头痛的学生青年直接下到公社,分配到小队,农民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
 
    遵义出来以后,又是两天的敞篷汽车,没有座位,就这样席地而坐或站着。前车所扬起的尘埃,让后车的知青灰土满面。没有人讲究,也没有人同情。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反修防修是国家要务,当生活艰苦一旦与反修防修画上等号,一切就变得理所当然。
 
    浩浩荡荡的车队,经思南县住一宿,然后渡过乌江,一路尘土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缠溪公社。

                                      【二】
 
    思绪飘飘悠悠,也不知自己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醒来时,窗外已经下起小雨,整个缠溪街都被淋得湿漉漉的。按照我们这次的行程计划,这次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到我们原来的生产队——窝坨去探望;还想借此机会到著名的梵净山玩一下。当年从我们的窝坨能看到梵净山,老乡常指给我们看远处云遮雾绕的梵净山金顶,说山里有很多金丝猴。现在梵净山是经常见诸于报端和网络的旅游圣地,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打听下来,从缠溪到窝坨有一段路是通车的,但全是不规范的土路。坡度陡,急弯多,再加上雨天泥泞路滑,非常难走。好在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原知青石阿良知道有两位上海老知青返乡,从县里打来了电话,热情地指示缠溪乡政府认真接待。
 
    镇政府(原来叫公社)派出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让一个当过兵的帅气小伙子做司机。汽车在足有半尺厚度的泥浆路上前行、起舞。我想,这是任何一位上海司机所无法想象也没有胆量开车的道路。由于陡坡和泥泞,汽车需要不断地做着进、退、扭各种动作,有时汽车甚至是斜着前进的,而旁边就是悬崖。然开车的小伙子却是气定神闲,把挡杆舞动得像游戏机柄一般。不管如何,今天的我们已经坐上了汽车,尽管还无法直接到达窝坨,毕竟汽车可以把我们送到离窝坨还有7里路的黄泥山。
 
    当年的我们,全没有这样的幸运。窝坨在半山腰,一段较平坦的较大的土路之后,全部是陡峭的山路。生产队派来几个劳动力帮助搬行李。从缠溪街上到窝坨大约要2小时的山路吧,我们自恃年轻,哗哗乱走,不一会就喘吁吁地走不动了。而老乡们背着大箱子,却步步稳健,谈笑风生。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箱子里到底是装什么。是满箱子的钱?还是满箱子的衣服和吃食?上海人,对他们来讲无疑是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外星人,一切都好奇,一切都新鲜;而我们也用他们听不懂的上海话大声议论:他们是如何背得动一个箱子而不需休息?那个缠着白色帕子的脑袋,如何受得了那么大的累赘?(帕子是贵州农民特有的装束,大致有丈余的白布或蓝布缠在头上,男的时兴乱缠,而女的则要折叠得非常整齐。我们曾经试过,城市人的脑袋绝对受不了如此对待,又热又重。而山里人也决离不开帕子,哪怕是大热天!)我们彼此研究着,慢慢地爬着。到窝坨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三个人几乎同时发誓:以后再也不下山了!
 
    我们住的是“楼房”,上面两间卧房,楼下是厨房、堆柴火的地方和房东的猪圈。这是纯木结构的房子,一切就地取材,连屋顶上的瓦片都是生产队自己烧制的。屋内有新打的三张单人床、八仙桌,内屋还有固定的米柜。除了上下楼梯是用简单的木梯略感不太方便以外,一切设施是齐全的。但上厕所却让我们犯了难,猪圈旁就有木桶,我们都是男生,小便很好解决。但大便需要用楼梯爬上一个高高的大木桶,大木桶上有几块带着较大缝隙的木板,人就可以蹲在木板上处理肠胃产生的残余物。在家里用惯抽水马桶的我们,确实花了好几天才逐渐适应过来。其实人的适应性应该是无限的,更何况我们年轻,什么都能学,包括在这样环境中的各种生存状态。以至于到后来,我们每每会憋着,把肥料装进自己家的桶里,我们可以将这些肥料交给生产队换取工分,也可以为自己的自留地施上自己生产队有机肥。
 
    据说为了迎接我们这些上海学生,生产队已经在挂有毛主席画像的堂屋里开过好几次会议,农民认真接待村史上第一次打扰这个小山村的上海孩子。后来我们才了解到。那个堂屋里的会议就相当于窝坨村的人大常委会,村里的一切事务都是在昏暗的油灯下和浓浓的烟味中作出决定。更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么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山村,当年在开会前,与席卷全国的崇拜热潮完全一致:队长无一次例外地在会前向毛主席画像虔诚地汇报今天开会的主要议题,会后还要再次报告会议的结果。最终,会议在充满激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的口号声中结束。
 
    天蒙蒙亮,队长的有点女腔的嗓音就已经在山间回荡了:“干活喽!”我们揉着眼睛,跟在长长出工队伍的最后面。
 
    贵州农村,有土有田。所谓土就是没有水源的土坡,还是采用刀耕火种的古老方式种一些玉米、土豆、红薯之类耐旱的杂粮。而有山泉的地方自然可以被开发成水稻田,顺着山势一路下去,形成梯田,煞是好看,是现代摄影师和画家眼中的宠物,但当时的我们当时确根本无法领悟它们的美丽。只是感觉梯田种植起来,与平地相比,起码多花10倍的劳动力。当农民们驱赶着牛,在可能仅有几平方米的小梯田里犁地。贵州人是舍不得打牛的,犁者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竹条,在牛们不老实的时候,作出吓唬的姿势,但决不肯轻易落下。我后来在安徽的时候,那里的农民拿着大鞭,鞭长把短,一甩一抖,立即在空中发出很大的声响,威风八面。他们犁地时喜欢时不时地抽打牛身,动辄一条血痕,那是很不一样的民风。种梯田,还需花费大量劳力,铲除田埂边旧土,护上湿润的新土,用以防止水分的流失,水是梯田水稻成功的关键,非常麻烦和辛苦。
 
    记得第一次干活就是到将近山顶的土坡。从住处走到劳动地点,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回头望望自己的住处,就像从云端向人间张望。工作是烧毛坡,是将去年留下的各种秸杆拔下,收拢,点上火。这种清理不仅能为将要种植的庄稼留出了空间,也为它们准备了肥料。一时间,狼烟四起,火光冲天,在哔剝騰响中是一个个被熏红的脸庞。也许,我们的先民是用同样的方法种植粮食。
 
    活路做到9点,才开始往回走。1969年的贵州农村,尚做不到衣食无忧:农民一般是一天两餐,9点多是第一餐,第二餐则是要等到下午4点多。至于青黄不接的时候,南瓜叶、红薯叶和山中的某些植物叶(如称为菊苔的野菜)也是要吃的。所以,当我现在看到那些都市文明人用崇敬的心情对待被称之为“野菜”的东东时,不仅会哑然失笑。刚到贵州的我们,正值青春发育时期,实在是受不了漫漫长夜空肚子的感觉,所以,也只能没有一天不偷吃了。
 
    到贵州最艰苦的莫过于水土不服。初到山村,身上到处发出红色的疹块,奇痒。抓挠以后,很快腐烂。我们只能晚上用当时的“消治龙药膏”小心涂抹,纱布包扎。但到了白天,一下水稻田,纱布瞬间全无,从溃烂口渗出的红色血水和稻田的黑色泥浆搅在一起。居然当时我们也能一脸轻松,但往后的十几年中,身上一直留有许多黑色疤痕。
 
    打柴火也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逐渐适应。由于要保护树木,山上的树是不能随便砍的,那只能爬上树去用柴刀砍那些树上的枝叶,农民称之为“丫丫柴”。如何把这些柴火扛回家却是要很高技巧。最难的就是捆扎,要就地取材,利用那些有韧性小树去捆那些千姿百态的枝桠,还要相当注意与肩膀接触部分的平顺,否则肩膀是无法忍受柴火长时间压迫的。第一次扛柴火回家,尽管是最小的分量,但人已经被压成大虾状,回到家的时候,一下躺倒在柴火堆上,再也不肯起来。
 
    最重的体力活莫过于每年挑公粮,公粮装在箩筐中,壮劳力一天要挑两回。从窝坨到街上有一段山路是大大的斜坡,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路,只不过是乱石岗上踩出来的一条山径。山区的箩筐与平地使用的箩筐有很大的不同:平地箩筐有长长的筐系,挑上肩比较方便;而山区则是直接将扁担插在箩筐上,两只箩筐便高高耸起。唯有此,才能在走大斜坡的时候,后面那只筐才不至于碰地。带来的问题是,挑这样的担子,需要很高的上肩技术和换肩技术。在农民的指导下,从小份量开始,练习上肩:蹲腰,曲臂、抬肘、站直,像玩杂技似得将一个担子挑到肩上;至于换肩,到一个肩膀实在吃不消的时候,自然又学会了换肩。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话其实并不确切,对农民来讲,上山永远是比下山费力。上山毕竟是累的,尽管农民会慢悠悠地走,山里人自有山里人走路的节奏(城市人很容易走得快,累得更快);而下山对贵州人实在是容易的,不需要一步一步挪动,而是跑着下山。没多久,我们也都学会跳着走,两只脚弹起,不断变换落点,一个小山坡,刷刷就下来了。但重担在肩的下山路就完全不同。刚开始挑公粮时,跟在农民后面,沿着陡峭小路下山时,不仅是肩膀火辣,两只脚筛糠似地抖动,一直要熬到平路的时候,才长长地缓口气。一个单趟,足足要两个小时。到街上缴粮之后,立即就得回走,这一天还得挑第二回。这样的大体力消耗,对于我们,真是不小的考验。
 
    然而,生活的艰苦并不能够挡住青春的澎湃,我们是快乐的。
 
    我们三个,每人在床头挂了一个小油灯。入晚,读信、写信是生活中最丰富的精神营养剂,二十年以后在大学里读到北朝文人庾信的“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诗句的时候,顿时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生于公元五一三年,身为高官却无法返乡老人的心灵是真正想通了。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上海家信到山寨的那一刻。离开上海已久,被眼前的农村新生活搞得眼花缭乱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还有家书那档子事。那天,突然听屋外有农民吆喝:“老李、老夏、老王,有信!”(那时我们都还只有十几岁,老乡喜欢称呼我们老李、老夏,而今天的我们却是真正地老了)我们几乎全部愣住了,奔下屋,抢过信。拆封的手是颤抖的,喉头里似乎还喘着粗气。渐渐,信纸被染上了滚烫的泪珠,那种无以复加的激动,那种几乎要把每一个字吃下去的神情,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把信放在上衣口袋里,就像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亲情揣在怀里,不时地摸出来,一遍一遍地看。40年后的今天,想起那一刻,还能隐约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微微的波动。
 
    我们被分到一块菜地,在老乡的指导下种上了第一批蔬菜,上海也寄来了各种菜籽,江南的素菜居然由于“再教育”运动在云贵高原上蓬勃生长起来了!城市里的孩子,看到自己种下的菜籽,几天以后能出苗,逐渐长大,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精心耕作,一天会跑去看好几次,终于获得了我们三个吃不完的丰收!记得当时就是憋尿也要尿到自家的桶里,因为这是“有机肥”,不能浪费,可以用来浇灌“生态菜”。当年的不得已的行为,变成了现今最文明的举动了。
 
    养了鸡鸭,每天清晨,拉开鸭窝的门,总是不会失望,几个鸭蛋滚了出来,因为鸭生蛋都是在凌晨。鸡生蛋就没有那样规范,经常是老乡拾到以后给我们送来。我们还喂了一个山羊,干活到哪里,就牵到哪里。那只灰黑色的山羊很贪吃,每每将肚子吃到滚圆才肯罢休。后来根本就不用牵,收工时,它总是老老实实跟在我们的身后。我们经常是在一天劳作以后,用一根长竹竿赶着前面的鸭,我们几个走在中间,后面自动跟随的是那只听话的山羊,鱼贯行走在山岭上,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满满地洒在我们的身上,洒在鸭和羊的身上。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幅和谐美妙的“耕归图”!
 
    196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山上早早被银装素裹。我们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封山。天晴时,山间小路尚且陡峭难走;一下雪,路陡地滑,根本无法下山。既然没有办法下山,也不用出工,那我们就在家里做木匠。夏克勤带来了部分工具,而贵州生产队的男人几乎个个是木匠,不缺工具。我们决定每个人做一个床头柜,再让老夏做一个碗柜。木料的来源当然是生产队。贵州山区的林木保护都不太好,过度的砍伐让不少山头只剩下低矮的灌木丛。能用的木料一定要到封山林,得到批准以后才能砍伐。因此木料也比较珍贵。好在窝坨农民认为我们也比较珍贵,所以就将做床头柜和碗柜的木料给了我们,工具当然是随便拿的。
 
    屋外,雪花飘着。透过雪花往远处看,远方的山头在青色的空气中,显出一种灰灰的白,重重叠叠,影影绰绰。走出屋,脚下却是白得晶莹可爱。群山之间,除了舞动的雪花,一切都静穆了下来,声响全无。偶尔,传来贵州女人吆喝狗狗来舔小孩拉屎的屁股。这是贵州农民最方便的方法,今天上海那些遛狗贵妇人无论如何想不到狗狗还有如此妙用。
 
    屋里,一盆碳旺旺地烧着,贵州人习惯烤火(他们称之为向火)。我们几个的热情可比炭火高得多。大家甩开膀子大干起来。规定是这样的:凡是做木匠的人,有权不做任何家务,所有事情由另两个人伺候。由于每人都要动手做自己的床头柜,规定明显是公平的。我们哼着歌、拉着锯、刨着板,创造而产生的欢乐填满了这山上的木屋。老乡们也喜欢到这里来串门,顺便帮上几把。他们都是手艺了得的木匠,因为贵州人盖房全靠自己,一个男劳动力10工分的量就是每天一方块的全部是暗隼结构的木墙(柱子和柱子之间的那一块)。所以,木匠活就是贵州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了。
 
    贵州生活以后,我又到过好几个地方。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一直这样告诉别人,贵州山里人是我遇到最淳朴最善良的。在贵州,我们从来不用担心会丢失东西。有时我们下山多日不归,忘了收下晾晒的衣服,那房东一定是会帮我们收拢折叠好了。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喂养的鸭,善飞。有一只鸭终于有一天变成了飞机,飞到山下的村庄。我们去找的时候,山下的老乡不仅完璧归赵,还热情地拉着我们在她家吃饭。在这个世界上,若是人与人都能这样善良相处,一切将变得何等和美!我以后在安徽农村也生活过一段时间,那当然是截然不同的情形。在那里,什么东西都需要自己仔细看管,一不小心,东西就不翼而飞。每当我在不同场合听到各种大话、胡话、假话、酒话,我就会想起贵州的农民,就像想起贵州山间清澈的泉水。
 
                                               【三】 
 
    到贵州数月之后,上海市政府就派出一支名为“上海慰问团”的老干部队伍。不知当时市政府的正式意图是什么,客观上,这支由市委机关干部组成的队伍,对知识青年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也阻止了可能会发生在知青身上的悲剧。
 
    阳光的一天,山下来了通知:我被选为可以进京传递信息的信使。消息传来,我的兴奋难以言表。到北京?也许还能回上海?这是梦吗?我立即打点简单的行装,来到缠溪街上。
 
    与我的喜气洋洋完全不同,街上的气氛一片肃杀。在文革中积怨的贵州两派,炮轰派与无联派的斗争此时已经升级为真刀实枪的武斗。本来以思南县附近的乌江为界,各霸一方,倒也是相安无事。但随着无联派实力增强,开始挤压炮轰派的地盘。炮轰派眼看大势已去,想弄几个学生到北京上访,向中央求救。
 
    我,丁丁、长脚三人被选中,对于背景全然无知,只是兴高采烈地想完成任务。从缠溪到印江县城有仅60里路,我们奉命到印江炮轰派的大本营报到。
 
    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农民起义军式的末世悲哀。眼看抵挡不住,大势已去。城里的炮轰派就天天杀猪,不吃也是白不吃。本来猪肉对于贵州的农民来讲,只能在节日里省着吃的,但平白无故的口福一点都带不来喜悦。阴沉沉的表情涂在每个人脸上,哪怕是吃肉,也不像是吃到自己的嘴里。因为他们知道,城破之日,绝对没有好过的日子。我们曾看到过街上斗人的场景:一根细细的却非常结实的麻绳,在贵州人的手里变成最可怕的刑具。绳子勒住手,让大拇指倒背靠向头,整个人顿时会缩成一团,肩膀处会钻心地疼。时间稍长,细绳慢慢勒进了肉,阻断了血液,坏死就难以避免。这帮人曾是这么整人家,现在,快变天了,轮到别人照样办理,能不害怕?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有恶和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人心深处那恶的魔鬼放出来,还要无限扩大。于是中学生可以用皮带头抽打老师,工厂可以把走资派剃上阴阳头还要脖子挂上石头,办公室同事因为意见不合,一夜之间就可以分为两派,反目成仇,互相摧残,最后甚至武斗。我们接触过的贵州老乡,都能感觉到他们本性的憨厚和善良,但一旦进入阶级斗争通道,人顿时露出狰狞一面;文化本来应该是美的,但此时被冠上革命的名义,居然也变得如此可怕。
 
    我们三个在印江盘桓了三天,吃了三天武斗饭。最终,炮轰派的人还是把我们送回了缠溪。当时吃饭有个技巧,第一碗一定要少盛,以便可以尽快把碗里的米粒扒拉到肚子里,第二碗就使劲嗨,这样起码可以保证能大致吃到两碗饭。若是第一碗吃得慢,到第二碗的时候,木桶里早就空空如也了。此时,又是上海慰问团出面,表明上海知识青年绝对不介入当地的派别斗争。我们三个当然是无穷的遗憾,后来想了一下,慰问团毕竟是上海市委的干部,他们的决定绝对正确。若我们也卷入派系,那后来还不知会发生些什么。
 
    就是如此,还是有上海知识青年遭殃。
 
    在木黄公社有个叫管荣炳的上海知青,很勤勉,一早踏着晨雾去挑水。贵州山区的村落一般都建在有泉源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塘,山泉不择地而出。取水时需挑着水桶,带着木瓢,装水以后挑回倒在家里更大的木水桶中。管荣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村庄在一个晚上已经换了朝代,无联派乘着夜色赶走了炮轰派,占领了他们村寨。清晨,一个流动哨正好就在水塘上方的小山丘上。雾气弥漫,哨兵看不太清取水的是何人,突然拉上枪栓,大声喝问。偏偏管荣炳生性胆小,听到声响,扔下水桶,撒腿就跑。哨兵厉声叫道:“站住。不站住就开枪!”这是电影中的情节,却真实地在这偏僻的小山村出现了。管荣炳还是跑,一颗子弹,仅仅是一颗,打穿了他的脑袋。他成为这批上海知青中最先倒下的一个。
 
    又是慰问团出面,只知道后来县里为他办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仅此而已。一条年轻的生命在异地他乡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消陨了。
 
    在贵州的知识青年,有一批原来是长期混迹社会的无赖泼皮。静安区政府为了卸包袱,让这批人也以知青的名义来到贵州。他们打架、偷鸡,坑害老乡,强买强卖,也算是无恶不作。更重要的是,损坏了知识青年本来应该在贵州老乡心里面存有的好印象。
 
    上海慰问团在调查的基础上,牵头让几个认真劳动的知识青年集体户,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被称之为“大圈子”的联盟。其本意是让正气抬头,起码不会受那些二流子的欺负。
 
    迈过了最初的矜持,四个点的知识青年开始互相串门,互相帮助
 
    街上的知青点所在的小队叫“战龙壕”。四个女生:丁丁、美华、曼华、小玲。与其他知识青年点相比,战龙壕的条件最好。不仅地处中心,也是整个公社的集市所在地。按照当地的规矩,逢五逢十就是赶集的日子。四邻八乡的农民带着各式土产,到这里完成交换。或者出售换钱以后,买点盐、糖等必需品应付生活。所以街上的知青点也自然而然成了大圈子的集散地。贵州落后也似乎体现在货物交换的程序上,这里很少用秤,基本的计数单位是个、堆、箩筐,比如说桃子1毛5个,母鸡每个1元5角,山芋一箩筐多少钱。如此简洁直接,一切明明白白,不存在缺斤短两。当然,物物交换也是可以的,互相看中东西以后,以物易物,最多稍微补一点差价就完成买卖。想下来,也许,古代就是用这样的贸易方法。
 
    彬彬与美华都是高中生,又是来自于上海市静安区最著名的育才中学。尤其是丁丁,在育才就是当然的学生领袖,思维活跃,口齿伶俐,善于交谈。在我们这一群初中生面前,显现出无比的优势。她喜欢带一副黑框眼镜,与你讲话的时候,那副稍嫌小一点的眼睛会在眼镜后面真诚地看着你,一直看到你的心底。她的语言,亲切而善解人意。很快在大圈子里获得声誉,她姓林,人称林老板,战龙壕也就成了“林家铺子”。相比较起来,她的同学美华要温婉得多,苏州人的软糯充分体现在她的性格中。她从不张扬,但会静静地把一切都收拾好,等待着大圈子知青的到来。至于曼华与小玲是初中生,只是跟在姐姐们后面张罗而已。
 
    条件最艰苦的是水塘生产队的五个男生。地处三十里以外的偏远之处,生产队极穷,一天的十个公分只值8分钱,而刚到那里的学生,只能每天领到3个工分。好在第一年国家还有所补贴,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吃饱。
 
    长脚、广云兄弟、牤子、云华五条汉子生活在一起。广云是高中生,足智多谋,他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好弟弟。长脚是他们中最有特点的一个,他尽管只是初中生,但家境较复杂,经历不少坎坷;且读书不少,非常成熟。他喜欢眯着眼睛,讲出几句当时听来是惊世骇俗的话,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者一愣一愣的;他熟悉外国地理,能讲出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喜欢古典音乐,随口哼上几句,出其不意地问:你知道这是那一段吗?他甚至把几本侦探小说背在肚子里,对着我们讲上几个不眠之夜。他脸上很少有表情,喜怒不形于色。与人谈话时,并不喜欢直视对方,而是作思索状遥看远方,讲话的声音明显被压低却有穿透力,因为他力求每句话都能给人以惊艳的效果。
 
    龙家坡生产队有五位:户长是言乐,雅丽和阿冲姐弟、静宜和志云。除了阿冲与志云年龄较小之外,其余都是高中生。这五人,居然是清一色的资本家家庭出身。言乐平时不苟言笑,讲话中规中矩,有时会冒出一二句时兴的官话,让人感到稍有距离;雅丽家住在上海上只角的华山路,自有一种雍容的气度,不多说话,常以一笑来代表自己的观点;而静宜却是一派上海小姐脾气,为人热情,但易生气,容易冲动,往往有浪漫不着边际的想法。五个人组成一个知识青年点,一直相安和谐。从街上往上走就可以到龙家坡,老远能望见他们村头那棵大榕树,这是龙家坡的风水树,保佑一村的平安和福气。龙家坡因此也比较富裕,农民并不需要啃野菜,这也给知识青年的生活带来福气。
 
    位置最高当数我们窝坨。尽管离山顶还有一段距离,但已有相当的海拔高度。冬天明显在雪线以上。若是雪后天晴,战龙壕很快化雪干爽了,稍高的龙家坡的就会是一段尚未干透的潮湿带,到了窝坨一定还是一片雪白。从龙家坡直接可以有一条山路通向窝坨,当然是不断往上走。又一次从龙家坡走夜路回窝坨,我还看到了路边出没的穿山甲,没逮着,却惊喜不小。
 
    大圈子建立以后,互相关系迅速升温。林家铺子只有女生,不会打柴。于是大圈子的所有男生出动,几个月的燃料只用了一上午就解决了;水塘最穷,五个男生都能吃,粮食不够,其他几个点的知青就会把粮食一担一担挑进去。接受的人没有感到任何不安,帮助的人也没有一点施惠与人的得意。无私友谊和对于利益的藐视,其真正温床却是由于物质的绝对贫乏和思想感情的丰富。
 
    70年春节,这是离开上海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圈子的插兄插妹自然聚到了一起。公社送来了半个猪,我们又从地里挑出最新鲜的蔬菜,用上海带来的酒曲做了酒酿。所有上海寄来的包裹,共产!所有平时舍不得吃的美食,共产!我们几乎把一本已经缺少封面的《外国民歌200首》里的歌一首一首学完;还不知哪儿弄来的《包法里夫人》《傲慢与偏见》几本世界名著,这些书从这只手传到那只手。真是奇怪,那些遥远年代的异国贵族沙龙里的爱情故事,居然也能温暖和丰富身在最艰苦环境中中国知识青年的心。
 
    春节前,我们还特地应公社要求,在公路旁的宣传栏上出一期壁报。主要内容当然是知识青年战天斗地的火热生活。我算是可以写写,也可以抄抄的人,忙得不亦乐乎。林老板当仁不让,写出一篇长文;长脚则是别出心裁,不肯亲自动笔,而是模仿电影中的伟人,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思考着,沉吟着,要我代为记录。
 
    街上的女生会做酒酿,酒曲是从上海寄来的。那是一个硕大的脸盆,满满一盆酒酿,出奇的甜。我们几个初中生调皮,知道女生们的藏物之处,悄悄潜入,用调羹挖地洞似的保住酒酿的表面,往下掏了个大洞,统统送进嘴里。等到女生们发现,一切都迟了,连酒酿的表面也发生了塌陷。只得把我们几个调皮鬼一顿臭骂,而我们只是以嬉皮笑脸对之,最后是在大家的哄笑中合力把剩余的酒酿全部消灭。
 
    我的筷技了得,这是从小练就的硬功。若是一大盆肉汤,我轻易不出手,一旦出手,肯定是一块大肉到口。诀窍就是别人在搅动肉汤的时候,我完全是以静制动,但注意力早已全神贯注。等肉稍微一露头,我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筷进行精确打击,而搅动者却是往往落空。常说筷头要稳、准、狠,本人是也,被大家戏称为肉师傅。
 
    不知是谁带来一张上海地图。有人提出:大家报上自己家的地址,按图索骥,找到每家的位置。假设谁回到上海,若是要挨家拜访,应该走哪条路线最为方便而又不漏一家。这种假设调动了所有人的情绪,地图上小小的点顿时化为了每个活生生的家庭,有趣的路线探讨实际上是这批青年对于上海家庭无尽的思念,大家争着、吵着,还是无法回答到底应该先到谁家的问题。最后林老板出来摆平:先到离回家那个人最近的一家。大家这才拍起手来。
 
    烤着红薯,唱着外国民歌,回忆着上海的点点滴滴。灶膛的炉火把青春的脸庞映得通红。一切的孤独、寂寞,一切的惆怅、艰苦都溶解在“大圈子”互相之间最初的无私的友谊和向心力中。一起劳动、一起办街报,彻夜长谈、心灵相照。朦胧青春之恋的萌动与真实友谊眷顾混合在一起,那是一种何等奇妙的感觉!
 
    相比较现在的年青人,那时的我们真是不解风情。插兄插妹,除了在上海就私定终身的两对之外,在最初的几年,很少有谈恋爱的。下乡的时候,初中生才十七八岁,尚不谙世事;高中生则是在21岁到23岁之间,应该可以谈恋爱了。但大部分脑子清醒的知青都知道,刚到农村,一切尚未可知,谈恋爱不应该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发生。
 
    但是,烤红薯之类的故事还是会发生,不过也仅仅止于烤红薯而已。
 
    几年以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离开贵州以后,还经常能收到来自贵州的信件。各种八卦新闻成为信件很主要的内容:谁与谁要好了,谁与谁同居了……
 
    时间久了,因为前途没有确切的希望,青春的萌动必然会结出一些果实,尽管有的很酸涩,但毕竟是知识青年青葱岁月的一部分,也是知识青年长期插队下去的必然结果。
 
    当年,我们这些插兄插妹们谈起某某与某某关系的时候,充满诡异、神秘,有时候还显得愤愤不平。但现在想来,这是青春期知识青年所写下最普通的故事情节。
 
    还记得有一次在街上,卡车载来一批人,居然都是上海乡音,一下围了上去。原来是一批刚刚被分配到贵州山区的医生,他们都是66、67届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也是经历了几天颠簸,路过缠溪,目的地是铜仁地区的一些公社或生产大队。我们见到他们兴奋不已,急切地打探上海的新闻;而这批大学生见到此地有上海人,居然不少都呜呜地哭起来。其中一个带着眼镜很斯文的男生道出实情:你们都是初中、高中生,给你们一些条件,比如能有一份正式工作,可以拿拿工资,或者当一名工人,就比较能够满足;而我们当年发奋读书,立志学医,考上名牌的上海一医、二医,成为家中的宠儿,社会上的天子之骄。当时中榜的时候是何等风光,每个人想象要做一番大事业。没想到最终结局居然被发配到农村,还是这些交通不便,极其落后的贵州山区,做一名赤脚医生,实在是想不通的!
 
    想想他的话,确实是有道理。天堂与地狱的门有时离得如此近。命运也喜欢与人开玩笑,可以将人从最高峰一下扔到谷底;熬得寒窗苦,成为人人羡慕的医学院大学生,一下又成为蛮荒山区的驻点医生。对他们来讲,确实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来回了好几次。他们的痛苦是有里有点。
 
    但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反过来想:到贵州山区锻炼一下,无论是对那些大学生还是我们,都不一定是坏事。艰难有时会玉成一个人,只有到过谷底的人才能了解和珍惜高峰的伟岸。生活的磨难锤炼出的一个人坚韧不拔,是成大器者所必要的条件。也许,现在的习近平是最有力的例证。当然不会有那么多的成大器者,但至少,艰苦会成为一个人终身的财富,这是被无数次证实的真理。我不知道当年见到过的大学生们如今在哪里?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的一部分,数年之后,一定会成为某些医院的优秀骨干。因为他们接受过生活得洗礼。正像我们插队落户过的不少人,最终的结果往往比当时直接留在上海工矿的同学更有出息。这是当时大学生们在哭的时候,进入上海工矿的学生在小的时候,都想不到的。
 
    所以,几十年后,插兄插妹聚在一起时,常议论:假如插队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假如能早一点让我们去继续读书,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那一场锻炼对于城市学生来讲完全有必要。我们这一代人,相比较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以后,独生子女的一代,无论是在工作担当、社会责任感、生活忍受力、对付困难的坚强度等各方面,远要优秀得多。这也是时代造就的。尽管当时的决策者启动上山下乡运动时的初衷并不一定是这样。
 
                                   【四】
 
    黄泥山是离窝坨最近的生产队。公路从这里通往其它地方,我们必须在这里下车,步行前往窝坨。这是一条泥石混合的小路,大部分路不是很陡;山的另一面,是可以从窝坨不经过黄泥山直接下山。那条路尽管会近一点,但要陡峭很多。 
 
    夏克勤与他的夫人、我、负责陪同的镇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行4人,撑着伞,沿着已经变得陌生的山路前行。人的记忆真是奇怪,本来已经淡忘的情景和人名,在这一刻,仿佛是明镜被拂去尘埃,统统清晰起来,我与夏克勤一家一家地挨着数,几乎将当年每家所有老乡的姓名都回忆起来了。
 
    远远看到一个挑草的农民,我与老夏几乎同时叫出来:柳仁臻!那位农民也停下,仔细地端详看我们:“老李!老夏!”(贵州人还是喜欢用“老”字来表示他们的亲切与尊敬)。那种惊奇,那种喜悦,发生在阔别32年以后。当年柳仁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几乎用所有的闲余时间陪伴在我们周围,有人戏称他为是李锋的影子。命运在冥冥之中安排我们回乡第一个见面的就是他!
 
    老了!岁月在农民脸上刻上的痕迹,明显超过被称之为城里人的我们。我看得出他的激动,也感觉得到他的手足无措,满满的两捆准备喂猪的草挑在肩上,田埂上满是泥泞,我看到他噙在眼里的泪花。时间并没有抹去生活中那些难以忘怀的印记,他把所有的语言就浓缩到“好!好!”几个最简单的词汇当中去了。
 
    割草、挑草,这是我们到窝坨以后最初干的活。农民割草时象魔术师,一把镰刀舞动。瞬间在手下聚拢大堆青草。我们在贵州的第一次出工就是割草,这是猪和牛的主要粮食。贵州人一般在儿童时期就练就了割草的技艺,而我们却笨手笨脚,无法对付柔柔的小草。镰刀极为锋利,一不小心,手被割破了。我食指上那根深深的伤疤就是第一次割草时留下的。我手上的几条疤都是不同时期的纪念品。
 
    上窝坨的路还要经过村办学校,大约有20个左右的小学生在听老师上课,老师是柳文年。他当年结婚时,还是我们替他去迎的亲。新娘的家在20里山路以外,一早迎亲的队伍就到了。新娘离家的时候,一定要哭哭啼啼,以表示对娘家的依恋;而迎亲的队伍一定要逗新娘笑。当然,哭是假哭,笑是真笑。新娘撑着红纸伞,象征轿子,搬运嫁妆的队伍绵延半里。这是显示实力的:队伍愈是长,女方愈是有面子。到男家门口的时候,新郎早就候在门内。很默契,新娘一到门口,伞往门内一递,新郎接过就立即将红纸伞撕得粉碎,红纸伞此时已经变成新娘所属权的象征了,从此她就是男家的人。撕碎,就是女孩与过去的告别,无论是青春之恋还是娘家温情。她以后要担负的是男家的家务、劳动工分、侍奉公婆、生育儿女。山中的每一个屋檐下,几千年来,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我们三个也都有任务,我负责放鞭炮,小木匠与表弟两个人抬一个很轻的家具。山区农民的喜悦也感染着我们,这支长长的迎亲队伍直到今天,好像还在我的记忆深处不断晃动。
 
    闹新房的形式也非常有趣。案桌上,摆满各种生瓜果:花生、枣子、莲心……,新郎新娘入得新房后,男人们抓住新郎,女人们抱住新娘,一定要将两人按在床上碰一下。当然新郎、新娘要表现出百般不愿意,一按一犟之间,就必然要闹出很多动静,新房里充满了尖叫和欢声笑语。就在新郎新娘碰在一起的瞬间,另一场战争顿时打响:就是抢抓案桌上的瓜果。我早就占领有利地形,双手一齐发力,把不少瓜果装入袋中。回去以后,向小木匠和表弟炫耀了好久。
 
    记得我们送给新人的礼物是:几块上海带去的固本牌洗衣皂、几个当年时兴的毛主席像章。换来的是三天大吃大喝!
 
    但眼前的柳文年已经绝对不是那个脸上还布满羞涩的新郎了,他现在是孩子王,也是村里的全科老师:数学、语文,什么都教!他自己读书也是不多,能教好吗?山里孩子的眼睛是如此纯净、无瑕,一如我们当年在山间常喝的龙洞泉水。他们惊恐地看着这些陌生人,很少有人打扰他们。一块黑板,几个课桌是教室的全部家当。他们应该接受完整的义务制教育,但现在只能做到基本扫盲。我不知他们以后的生活会如何?他们的命运是否会与他们的祖辈有所不同?
 
    窝坨到了,一切依旧。
 
    山外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但山村里除了多几个电视机接受天线之外,几乎一切未变。物资还是如此匮乏,还是靠天吃饭,小孩的受教育程度极低。烟叶算是这几年的新兴的经济作物,但整个村庄每年的收获也仅是一、二万元而已。由于道路不通,一切还是靠肩挑手扛。医疗条件更是山区农民的痛,这是西部偏远贫困山村的现实。
 
    老村长柳仁启是村里著名的能人,很会动脑筋,忧郁的眼光中常会流露一种令人敬畏的倔强,他一再说,要修一条从窝坨通大道的公路。我想,这不仅是一条出山的路,而是山里人急切要打破封闭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心情和愿望。但靠山里目前的收入状态,要修一条路并要将它维护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若没有政府支持,单靠村里自筹的经济能力,明显不行。我对老村长的建议是:更实际和更重要的是,赶快请好一些的老师,把孩子的教育搞好一些,有文化的他们才是山村真正未来的希望;有了知识,才能真正走出大山,把现代的意识和丰富的物质带回山村。
 
    我们曾住过的老房子还在,现在并不住人,堆着房东的杂物。房子自然是更旧了,我们以前经常上下的木梯也被抽掉。我们只得从另外一边上楼,从走道的窗户往里看:房间里推着一些杂物,但我们睡过的床还在那里,用过的八仙桌上不恰当地放着几个簸箕,到处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没有人住的凌乱。但我们似乎还是在那些熟悉又生疏的物件上,仿佛还能看到自己过去晃动着的青春。我们没有进去,也不想进去,深怕惊动了某一个角落尘封多年的记忆。我们只是不断地站在走廊上,站在房门前,站在屋檐下拍照。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理解这栋老木屋有什么好。当建筑与生命结下了缘分,在特定的时空中,在特定的群体中,会产生令人晕眩的奇效。我们二十岁之前的一段生命,就是与这栋木屋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在窝坨访了几家熟人,不少当时的老人已经作古,他们当时最优待我们从远方来的孩子。大部分古老的木屋还在,只有能干的柳仁启自己盖了砖房,外表还贴上白色的瓷片。这是山里人值得骄傲的奢华了。
 
    登上山岭,一眼望去,梯田里的稻苗已经翠绿一片,层层叠叠。由于是雨天,山峦笼上了轻轻的白色烟雾,像画家笔下的山水泼墨。在绿、黑、白之间,点缀的是贵州特有的木屋,门前和廊上挂起大串的红辣椒与黄玉米,由于色泽的鲜亮使整个画面生动起来。当年在这里劳动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发现山区的美,而现在的我们在此情此景中却是难以自拔。
 
    下山的时间到了,老乡们无不留恋。远方的客人惊动这个偏远安静的小山村的情况并不多见。新媳妇们拉着他们的娃,都站在远处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奇怪的上海人。而我们的熟知,都来拉手道别,山村的狗们,大概难得看到如此热闹,摇着尾巴,激动地窜来窜去。
 
    我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再会回到这熟知而又陌生的土地?我回过头去,看了看正在不断招手的老乡,也许我们不会再有精力与时间重回窝坨,也许这是我有生之年对于这个山村、对于这群人们最后的一瞥。所以,我很想用力地记住这个场景。
 
    突然,有人放鞭炮了。强大的声响震撼了山谷,鞭炮散发的烟雾虚化了还在挥手乡亲们的身影。我知道,这是山里人对于贵客最隆重的欢送,不善言辞的山里人用另外一种响声来代替语言。我的眼眶湿润了,没有回头,反而加快脚步朝山下走去。 
 
   【后记】                    
    在石阿良和任维萍的催促下,抽空写下了这些文字。今年是插队落户40周年的纪念。1969年4月9日,我们离开上海,踏上了贵州美丽的土地。因为是人生序幕的最初拉开,所以对于贵州的情感远胜于以后辗转的各地。40年过去,我们自不必对当年的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功过是非做出评判,但就自身来讲,我们不仅接受了生活最初的洗礼,还把贵州的山水和乡亲永远烙在了心坎上。
 
    我衷心地祝福贵州印江的人民,祝福窝坨村的乡亲们!
 
                                   200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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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铜仁县】
       上海市静安区的“老三届”们,有600余人来到了贵州省铜仁地区,其中铜仁县(现为铜仁市)、印江县各300余人。1969年4月9日,600余名上海知青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离开亲朋好友来到铜仁地区,分散到铜仁、印江两县的农村,居住在农民家中,开始了知青最艰辛、最难忘的劳动和生活。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来到祖国的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并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磨练意志和经受考验,他们在爬坡下坎、肩挑背磨中直接体会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石阿良的话

                          下乡回忆
                         
作者:钱玮

       在我糊里糊涂的日子里,不知不觉的到了15岁。那时候的社会好象很动荡,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学校又是复课,又是要与工农相结合,乱哄哄的。师生们都随波助流。那时我正面临着初中毕业,读书升学是不可能的,没有知识,马上就要踏上社会,一切都很茫然。经历了一场混乱,还没有平静,好象又要来一场革命似得。果然1968年12月21日最高指示发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全体68届毕业学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上下一片红。打破了我原来的幻想,没有升学也不能进工矿,全部到农村,农场去。多少人走了,多少个家庭沉默了。那时我还不到16周岁,但也没有逃过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1969年4月9日清晨,我麻木的跟着爸爸,姐姐走出了家门。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家门口,母亲依偎着门框,手扶着门,一直自言自语的说着:走吧,走吧。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她舍不得我走,她在流泪,她的心在流泪,抚育了我15年,就这么走了,要到她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我…….!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想起来,心就会颤抖。我回头含泪和母亲说了声“我走了,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受这离别的痛苦。也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是什么。身不由己的跟着潮流,在红旗和标枪的护卫下上了火车。汽笛一鸣,一片哭声,在泪水的涛声中,我含着眼泪,模糊的望着爸爸,姐姐,挥挥手告别。只觉得大地在快速运转,天地象瀑布一样向下倾泻,车轮在直跺着脚地向前飞奔。奔离了我的家乡,奔离我的亲人。…一列火车载着千家万人的泪水,流淌着,顺沿着铁路出了上海。领袖的一句话,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千万个青年呼喊着口号,卷起铺盖,踏上火车,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那时,我才1米52身高,52公斤的体重。从此以后,我便开始了独立的插队生活。

       生平第一次坐火车,过了不多久,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15年的梦在脑海里回荡。从小,我是第一个男孩,上面3个姐姐,大姐比我大13岁,在邮电局工作,由于受不了离别的刺激,回去以后生了一场病。二姐在读高中。三姐因为让我读5年制小学,我比她大一个年级,我还有一个弟弟,他在读小学,生活很紧。父亲因为负担太重,时常为了钱和母亲争吵。我母亲很会理财,会裁衣做鞋,会理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也学会了理发,钉棉被。母亲很贤惠,很善良。我很多老师的衣服都是我母亲做的,而她从不计较一分钱的报酬,只图老师们对我们好一点,照顾一点。我也多少秉承了母亲的品行。勤勤俭俭,善待旁人。……..梦使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撞击,不由得泪水又涌了出来了。睡梦中的恋乡,真实的让我哭出声来…..抬头看看车厢,望望窗外,我的家越来越远了,心里真懊恼,火车一停站,我就跳下车往回跑,我后悔不应该离开我的家,我想回去,我想回到我穷苦的家,哪怕再穷,我也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周围没有一丝灯光,也没有一个人,谁也不会来管你。你哭,你跑,你跳,任你折腾。周围一片漆黑。我楞住了,这是什么地方啊...我突然意识到:从今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对自己负责,不管在任何地方,你只有和你的心在说话,再也没有人来拉你,劝你,哄你...我停住了,似乎我懂得了什么。回头看着火车开了,我也只有赶紧跑回去,在一片笑声中,我跌跌爬爬的被人拉上了火车。坐在坐位上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懂了,自己应该长大了,从今以后,我应该独自站在大地光溜溜的脊梁上,再也没有呵护,没有关怀,只有自己挺起腰板,抬起头,在这漫无边际的旷野上往前闯。我只有这样才能生存!

       坐了三天火车,我们在贵州省贵定车站下了车。那是一个夜晚,300多人都睡在一个饭店的地板上。外面没有月亮,星星,什么也看不见。由于太累了,我倒下就睡着了。可总是象坐在火车上一样,耳边还是那隆隆地车轮声。身体象一条小船,在海上飘呀飘呀飘,随波逐流,一直漂流到贵州。天亮了,我被一阵吵架声吵醒,是工宣队和知青打起来了。我也不去管他们,赶快理好随身物品,爬上解放牌卡车,随着一长溜车队往铜仁县城开去。我不知道铜仁县城有多远,也不知道翻过了多少山,多少河。车队在云里雾里盘旋...。贵州的山很高,公路象一条蛇带,束缚在山腰。往下看,心惊褪麻,浑身都发抖。可是这里的驾驶员却都站在车门外开车,真叫人胆寒。更叫人不安的是,他们腰里都别着手枪,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提心掉胆。晃晃悠悠地在大山里盘旋了三天。才到了铜仁县城。在欢迎的人群中,我们的车队没有停,又直接开到各自的公社。公社很小,也没有什么欢迎的仪式。有很多农民聚集在那里,他们穿得很破,腰里扎着一根草绳,裤腿很短,脚上穿着橡皮草鞋。被一个人呵斥着,叫他们快搬。我想这人大概是干部吧。他怎么对我们接受再教育的老师这么凶,我们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没有那么凶。 这一切对我一个15岁的知青来说,都很迷惑。望着荒无人烟的山林,乱石杂草的平坝,破烂的一间木板房,就像原始社会一样。一种落后,愚昧,野蛮的滋味在我心里袅绕。我们集体户里有7个人,5男2女,2个高中生,其余的都是初中生。我们来自3个学校,大家彼此都有一点熟悉,因此,对以后的生活还抱有一些希望。我们7个人拥着一大群生产队的农民,用几根竹子,抬起我们的行李,往深山里走去。一路上,我们跌跌爬爬地跟在后面,眼睛一直朝下看,害怕摔交,但谁都摔了几交,腿都摔破了,脚也不听使唤。头也抬不起来,头重脚轻。只听见农民们叽叽哇哇的在说些什么:
    “他们这些娃儿,肯定是国家抚养的孤儿,不然的话,谁家的娃娃肯放到山里来”。
    “这些箱子特别沉,里面装得是啥子东西,会不会是钱,摔开来看看。”

      天知道,我们这些孩子,谁没有父母,谁不思念自己的家……我们来到这里,真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看着农民扛得满头大汗,我们心里也十分不好受。其实,箱子里装得是肥皂和盐。那时候上海的肥皂是凭票供应的,这些都是我母亲平时节省,积攒下来给我带到农村去用的。所以箱子是很沉,扛在肩上确实很累。看到这崇山峻岭,我明白了,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靠人肩挑背扛进山出山的。

       大约走了近10里路,我们才到了三眼桥生产队。这里的风景真漂亮,一条大河从寨子里穿过,哗哗的水流声,清澈见底,水底下的石榴子,带起一层层波澜,在太阳光下,远远望去一片银光闪闪。水深的地方,就像一面大镜子,一片碧绿。大河弯曲的像条龙。这条美丽的河叫锦江。

       江对面是一片高山,叫九龙山。山很高,很深。山连山,峰连峰,山上长满了树木,像一件绿袄厚厚地拥拢着群山,我们砍柴就要到对面的大山里去。山脚下沿江边有一条小路,还有一些梯田。江对岸有一个小寨子,叫罗建坪,远看寨子里不时燃起的一缕缕炊烟,我们心里也燃起了神话般的喜悦。

       我们住的寨子三面都是梯田,环抱着我们。在大山环抱中,人显得多么的渺小。小得不能再小了。山又向三面伸展开来,连绵不断,又雄伟。宽旷的天空,白云蓝天,吸进泥土草木清香味,阔展了我狭小的胸怀。仿佛在画中。还有一条小河从我们屋边流过,汇集到锦江。小河边有个磨房,人们在这里碾米舂耙。寨子里除了一块晒谷坝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大槐树,又高有大,树底下有一口泉水,人们用石板搭起一个水池,妇女们在水池边淘米,洗衣,挑水。泉水很甜,也很好喝,矿物质又多,又丰富。泉水一直不停往外冒。人们选中了这块生息养生的地方,世世代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寨子里的人们都姓蔡,相互之间都以辈份来相称。他们帮我们建了一个凉棚。墙到屋檐间有近半米是透空的。家家都是这样,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们刚到,凉棚还没有造好,临时安排在队房里住。我们一来,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小孩挤满了一屋子,他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也不知他们是在想些什么。看着这么多行李,这些人发出了一阵阵惊叹声。总之,当地的农民都十分新奇,一种难以理解而又无法表达的心情环绕在心头。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机械地去理自己的行李。

       夜幕降临了,在昏暗的油灯下,我扒在床边写下我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经过5天的路程,终于到了我的第二故乡,贵州省铜仁县灯塔公社灯塔大队三眼桥生产队接受再教育……….”。
    一切都来得那么快,我从一个学生,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下子要变成一个接受改造的农民,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管从身体,思想,能力上都不能适应。而况,到了一个与自己原来生活习惯完全两样的环境,吃,住,行都很困难。我便开始了有约束的谋生。我想,先要熟悉周边的环境,地理位置,然后再学习当地的语言沟通。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是一个大人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会留下一个个脚印。

       我们一起来的知识青年五男两女,年龄最大的是两个高中生,梁士毅、陈健敏,许宝洲是67届毕业生,我排第六,最小的是个女的,叫赵曼芝,还有一个女生叫李树芸,排行第四,阎国申是我的邻居,排在第五,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同事。我到贵州插队也是由于他的原因。来到生产队以后,我反而不知所措,既陌生又茫然。生产队里也没有举行什么欢迎仪式,就是在一片吵杂声中,生产队长带着我们去看了正在修建的木屋,我们七个人暂时住在仓库里。用砖临时砌起来一个灶,派妇女主任来专门为我们烧饭。旁边就是库房,每天一清早,人们就聚集在库房门前,听从队长的安排。生产队还给我们建了一个猪圈,连同茅房在一起。另外分给我们二分多自留地,还有二棵柚子树。我们从来也没有吃到过自己柚子树上成熟的柚子。因为还没有成熟,我们就摘光吃掉了。上山下乡办公室每月给我们每人20多斤大米的粮卡,和9元钱的生活费。因此,首先得尽快的把生活搞起来,我们七个人年龄最大的是梁士毅,他提出来先把自留地搞好,我们七人就去种些辣椒、青菜。可是我们从上海带来的青菜籽却长不出来,当地的青菜叶子大大的,菜杆很长,只能吃叶子。正值春季,是种植的时节。我们还种上一些茄子和辣椒。我们每天都去看它长出来了没有,有了变化,都当是一份喜悦。

       每当5日,10日、15日是赶集的日子,我们去最近的马岩赶集。路不远,大约有4~5里路。那儿风景很好,依山傍水,人很多,各自把自家种植的蔬菜和瓜果挑到集上来卖,换些盐巴、煤油、农具等生活必需品。我们准备买二只小猪养养,剩饭剩菜都可以充分利用。第一次赶集,心里十分高兴,我买了些又黑又干的饼干回来,当宝贝一样的放在饼干箱里,留着慢慢地吃。小猪也没有买到,我们请了蔡队长,下个赶场日,,准备到60里外的坝黄集市去买。没几天,猪圈修好了,三间房盖好了,我们搬了进去。我们又去了山寨粮站买米,我们5个男生,各挑了一副箩筐,走了很远的路,翻过了几座山,才到了粮站,可是粮站人回去吃午饭了,我们只能先去了黑眼坪上海知青点,又在老乡处撘伙吃了午饭。才买好米,我大约挑了四、五十斤大米,很沉。十五岁的人,挑着担子,走在山路上,真累,快要到生产队的时候,摔了一跤,把米把撒在水稻田里了,我一气,甩掉了箩筐,跑回住房。心里真怨,也没有人帮你,大家都是自己挑担把口粮挑回来的。想想还是回去,手捧着湿漉漉的大米,放在筐里,又挑了回来,否则,这个月就没有吃的了。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苦难中渡过的。我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艰难的渡过每一天,惦念着家里的来信,想念着上海的母亲、姐姐、弟弟。只有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我才是最快乐的。

       开始出工了,本来就是必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要干的工作。我记得第一次下地,是去割油菜。天气真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割下的油菜先要放在田地上晒干,再放在大木桶里,人上去踩。到收工时,再把桶里的油菜籽收集起来,挑回来过秤。茫茫的一片油菜田,何时才能割到头,割了一块又一块。天天如此,大约过了二十多天,生产队里的油菜割的差不多了,眼看着秧田里的秧也快要出来了。心里真不是滋味,真烦。农民们赶着牛,扛着梨钯地,准备插秧。我们又光着脚去田里蠔田,脚被田埂上刚长出的野草扎的很痛,走路也走不动。那时候,我人很小,干活很累的,总之每次出工,我总想快些结束回来。一点乐趣也没有。但十分喜欢腰里扎一个刀胯,里面插把柴刀。在山区里有个防身的武器。农民们是用它在上工、收工时,砍些杂草树枝放在山边晒,晒干了,再挑回家当柴烧。有一天,我们蠔完秧回来,走在石板路,发现了一条蛇盘在路上。我们几个人一下子慌了,出了一身冷汗,蛇赶也赶不走,我们也过不去。我们几个壮了壮胆子,七手八脚用锄头打它,“嗖“一下,蛇窜上来,梁士毅用锄头一档,蛇头撞在锄头上发出的响声,吓了我一大跳,心里直哆嗦。最后还是被我们打死了,我们几个人扛着打死的蛇回来后,就把它烧吃了,真鲜。但是被农民骂了一顿。据说烧的热气蒸上去,屋顶的灰会掉在锅里,吃下去会中毒。又有的说,鲜味蒸发上去,蜈蚣闻到后会尿尿下来,滴到锅里也会中毒。总之我的心里至今不忘,寒愫愫的,因为我属蛇,又怕蛇。山里野生动物很多,像我们在地里干活,总会拾到野鸭蛋、鸟蛋。可惜现在没有了。

       我们的屋里还养了条狗,山寨子里的狗真多,每家都养2~3条狗。没有狗,有时出门都很困难,路过别人的家门,就会有狗窜出来,不小心会被咬着。虽说是天天看见,其实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怕狗咬我,养了条狗,出门带着,其他的狗来了,它会和它们打仗,保护我们过去。我十分喜欢狗的这种忠诚品行。

       好容易熬到有一天,梁士毅说明天进城。我们兴奋了一夜,第二天很早就爬起来上路。沿着锦江边要走40~50里路。到城里已经是中午了,城里人很多,上海知青也不少,我去找了我们住在一起的邻居李华,她是南京林学院毕业,分在铜仁林业局。我们还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像,准备寄回家去。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正视过小县城,今天似乎看到了它的美丽、繁荣,也看到了和我们以前差不多的生活。那时候我们真羡慕城里人的休闲。以后干活,我就争取到城里去收粪,工分多,又能吃到肉。虽然这活很脏,晚上就睡在船板上,下面是大粪,周围是苍蝇,但就是为了看看城里和我以前差不多的生活,吃这点苦,我也根本不在意。有的时候下大雨了,我们就会拿条毯子站在人家的屋檐下过夜。在城里收粪,多数时间,我们是光着脚、光着膀子,穿条平脚裤,挑着大粪在街上走,感觉很荣耀,回来就在河里洗洗澡,穿上衣服又去城里逛街。那时候的城里人都挺羡慕我们的,赞美的话也多,听了自己觉得更光荣。大概这就是再教育吧!我时常上医院开药,医生都很客气,有时开些拉肚子药和通大便的药,人累了,屎都拉不出来。有时候又拉肚子。反反复复的折腾。唉,总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拘无束。

       有一次,生产队安排我们去山上拉木板,坐船到下游再上山。天下着大雨,队长让我们去偷砍别人家生产队的树,我们几个去了,我和小申砍下一棵比碗口还粗的树,扒了树皮,雨下得很大,扒了树皮的树杆很滑,一下子滑了下来,眼看着一根树杈冲着我脚来了,我怕它把我带下山去,想用手把它翻过去,实在是树太重了,树没有翻过去,我倒被树一下子带下山去了。等我爬起来,浑身上下都是树叶,也不知道痛,拍打着身上的树叶,就看到有一片树叶拍不掉,就用手拉了一下,“啊哟”原来是一片肚皮,真是像鱼肚白一样,顿时鲜红的血冒出来了,还好没有划破肚子。我赶紧下山,下雨路滑,我和许宝洲走了四、五十里路,天黑才回到生产队,许宝洲用箝子把木屑一根根摄出来,再用盐开水消毒,痛死我了。再用碗扣在上面,用绷带扎紧。膝盖上也划破一道深1公分的口子,许宝洲用针线把它缝了起来,没有上医院。回想起从山上摔下来的过程,和伤口清洗的疼痛,我害怕的一晚上都没有睡。第二天碗里都是黄水,他们照旧用盐水冲洗。天热要洗澡,就用塑料带扎一下,就下河洗澡了,没有多久,伤口就化脓了,梁士毅去找了公社卫生员。她是安徽卫校毕业的,来帮我洗伤口,化脓了,药又少,她只能用刀把伤口上面一层刮了,很痛。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才好,至今还留着拳头大的纪念疤。

       在农村干活,很容易受伤的,有一次上山砍竹子,竹签把脚板戳穿了,很痛,一直麻到大腿,随后拔出来像触电一样,血就冒出来了,流了一鞋子的血。好在我们都带了止血的明胶海绵上去,才避免失血过多。像在水稻田里被蚂蚁叮咬,那才是小事情。至今我的腿上留有很多伤疤,都是在那个年代留下的。

       我什么都干过,插秧、种地、打油、烧窑、拉纤、撒粪等等。最苦的要算是拉纤,我肩膀,胸口,拉杆时都被纤绳磨烂。那时候的青年,都以最艰苦的劳动为最光荣,得以洗刷资产阶级思想。艰苦的劳动,也磨练成我今天的意志。

       写到这里,我停了四年。四年前,我的弟弟去世了,9个月后,我母亲也相继过世。由于心中的悲痛,我无法继续写下去,也无法在回忆的浪潮中写自己。我不知道自己哭过多少次,也不知道多少个夜晚不能入睡。这样的经历更使我思念亲人。每年我从农村回来,弟弟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服,的卡中山装给我穿。和我睡一张床,陪我去看内部电影。有时候我们还偷偷的喝酒。。。。。那都过去了。我对不起他,我一直深深的忏悔,46岁过早的走了,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在一起大笑过 。母亲不知道我弟弟过世,我们一直瞒着二老,因为他们年岁已高,怕受不了。可是,自从弟弟去世,母亲就一病不起,9个月后随他仙游。如今,我时常去墓地看他们,悼念他们!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远方的游子,回到故乡,还没有洗尽沧桑,却又添新痛。这也是我无法写下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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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余庆县】
      
4月10日是余庆上海知青、桐梓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这部分知青来自于杨浦区。
 
                                                难忘的知青情结
 
                                                               作者:高亚宁 
       每当我回首往事,总会首先想起第一次离家踏入社会的那段激情燃烧的知青生活:想当年,贵州高原下遍布了我青春的足迹,乌江河水融汇着我青春的热血,贫瘠的泥土蕴含着我青春的汗水,余庆罗家坡的农舍记下了我的悲欢与渴望。那个狂热盲从的年代虽已离我远去,而往事并不如烟,时间的流水却永远冲刷不掉往日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许,我今生今世什么都可能忘记,但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段充满憧憬与迷惆、热情与辛酸的蹉跎岁月。我忘不了那烈日当空,汗滴黄土的劳作,忘不了那月落乌啼,思亲无眠的夜晚,忘不了那块贫瘠调零的土地,忘不了那些浸泡在甜酸苦辣中的日子,忘不了在那苍白的岁月里流逝的青春年华!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也波及到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高级编辑的父亲和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的母亲均被“无产阶级”专了政!分别被定论为“为美帝和苏修摇旗呐喊的臭老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学习“最高指示”成了每个家庭的必修课,在一次例行的家庭“斗私批修”会上,父亲一脸严肃的说:“虽然你们的爸爸妈妈被打倒了,但是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是好人不是坏人,你们都已经初中毕业了和即将毕业(妹妹还在读),你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习最高指示,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该参军的参军,该下乡的下乡....”。哥哥和我只顾一个劲的点头,而年幼的妹妹却早已泪洒衣襟。按照当时上海的有关政策,根据参军、插队落户、军垦农场、返乡务农、大集体、国营厂矿等等分为若干至今为止还让我一头雾水的各种应届毕业生分配档次。哥哥靠了楼上在医院搞参军体检工作的顾阿姨在某个环节上的帮忙(现代语:走后门?),去了北海舰队当上一名整天为飞机修挖坑洞而三九天棉衣都被汗水湿透的工程兵。送走哥哥,接着该轮到位于老二地位的我,因为近视(本人读书并不用功,估计是遗传的原因吧),参军的愿望只是一个梦了;投亲靠友下乡可以离上海近一些,可是父母亲都是从山东南下上海的干部,在上海或附近没有一个亲戚,所以返乡务农的路也断了;而因为“走资派”的原因,军垦农场也无法报名;为了后面的妹妹有一个可以留在上海的“硬档”的条件,且在轮番来家中做思想动员工作“工宣队”大爷大叔的“启发”下,被家中认为有较强自立能力的我,只有插队落户成为我唯一的选择了,爸爸拿着地图在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当时上海毕业生可以选择去向的6个方位)和曹阿姨仔细研究后,大手一挥,首先决定选择了南方三省,接着分析了贵州乌江修建的大电站以后招工的可能性,拍板让我从虹口区的华东师大附中转到杨浦区56中学和曹阿姨的儿子曹长风一起去贵州插队落户。

      1969年4月10日傍晚,上海火车西站(彭浦站),人山人海,到处红旗飘扬,锣鼓喧嚷,刚满16岁的我登上了开往贵州的知青专列,迈出了离家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我从车窗向下看去,站台上到处是清一色的军装绿,红袖章,黑脑袋瓜子,到处一片轻轻的告别、叮嘱声,人们都在等待出发时刻的到来.....,“呜.......”,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突然间,传来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告别声,跳进眼帘的是送行人群中,有的迅速脱下腕上的手表、身上的毛衣、掏出了口袋最后的几张钞票纷纷丢进车窗、有的互相使劲抓住对方手久久不肯松去....。这时,妈妈看见我的眼泪已经充盈了眼眶,大声的叫着“不许哭!好孩子,我们都不许哭”,话音未落,我却清晰得看见大颗大颗的眼泪已经从妈妈的眼眶中慢慢滑下.......。 知青专列经浙江、过江西、穿湖南、下广西,到贵州,颠覆了整整3天3夜最后终于到达了专列的终点站--历史名城遵义。第二天,又坐上了车顶上背着一个大气包的长途客车,七弯八拐地不知爬过多少个山头、越过多少条河流,反正当时的山高路险让我们这些来自大上海的年轻人都紧紧闭上双眼,不敢朝窗外多看一眼。途径乌江渡口,大家被赶下汽车,然后惊讶地看着客车顺着两块抖动的大木板慢慢地开上了一膄不大不小的渡船......当时的惊奇之情至今记忆忧新。到了傍晚,老破客车喘着粗气终于停在了余庆县城客车站。县革委知青办热情接待了我们。次日,来自各个生产队的老乡们来到县城,接走各自的知青们。我和曹长风,跟着5、6位头上缠着白色裹巾老乡,爬山涉水,步行16华里来到了我们的最后目的地:贵州省余庆县满溪公社先进大队罗家坡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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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桐梓县】
                                              平淡的幸福——黄德琪的知青人生
                                                                           作者:杨定刚

     【 几经周折来桐】
      黄德琪不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比老三届的知青要早几年毕业,在杨浦区鞍山中学毕业后,时值热火朝天的红卫兵运动,上海的工厂企业生产很不正常,所以就业无门路,一直在家待业。1969年,黄德琪的同学相互联系说向组织申请志愿到新疆入户当知青,他也积极报名申请,但由于个人身体当时比较单薄,没有去成,后又申请去吉林,也是这个原因未能如愿。最终,黄德琪选择了来贵州。开初,黄德琪被分到遵义的正安县入户,后听说,正安那个地方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很是落后。黄德琪的心里直是打鼓,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将面临怎样的境况。后来得知当地有好多是去遵义的桐梓,黄德琪就去找革委会,坚持不去正安,革委会将他调整到遵义的另一个县——桐梓,但通知书上仍然是贵州省正安县,只是通知他和到桐梓的知青一行到桐梓报到。

       黄德琪家里只有俩姐弟,他并不是很清楚按规定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下乡或是可以不下乡。由于和母亲相处不是很融洽,所以,黄德琪当时就是一个念头,不管到哪里,只要能离开家就行。母亲当时为了阻拦他,就说,你如果执意要去当知青,就永远不要回来,以后你就算是回来了,家里的财产什么都没有你的份。当时年轻气盛,也没有想太多,母亲的话更加激起黄德琪的犟脾气,当时就说,去就不会回来,回来也不会要家里半点财产。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老天爷居然把他和母亲的赌气话当真了,有人说是黄德琪的固执,有人说是机缘,也有人说这就是命运,不管怎么说,黄德琪就在这个地方扎下了根,而上海的家产,真还没有沾半点边。
 
     【以貌取人选点入户】
       火车直接把一截车厢的上海知青运到桐梓县新站区,新站的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或负责同志早早就在区里面等候。生产队长们都准备好了背运知青行李的背篼,看样子确是非常欢迎他们这些来自远方的毛主席的小客人。黄德琪听区里的同志说,他是分在夜郎。经过打听,黄德琪从来接知青的生产队长人堆里看到他将要插队落户的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头上裹着一条青纱,由于灰尘和汗水混杂着,并且应该是好长时间没有清洗过的原因,看起来黑不溜秋、油咣咣的。脸也似乎几天没有洗过的样子,感觉有一层灰罩着,尤其是那满嘴的胡子,又长又乱又脏,上面还沾着几滴口水,也许还可能是口痰呢。手上持着一根大烟杆,烟嘴泛黄,有一小截正在嘴里吧唧吧唧着,伴着生产队长嘴唇的一张一合,一股股烟子从嘴角飘出来。间或,只见生产队长在将烟嘴挪开的当儿,“啪”地一声,一口浓浓的痰,黏黏的、说不清该算是什么颜色,好像出膛的子弹似的,从生产队长的口里,击在生产队长的右脚边。接着,一只脚掌盖了上去,踩在上面,挪了几下,那口浓痰也就变成了一块湿湿的印迹。不用留心都会看到,那块印迹的旁边,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东西,只是干湿程度不同罢了。那只脚掌自然是生产队长的,脚掌上套着的不知是什么东西,肯定不是皮料做的,也肯定不是布料做的,究竟是什么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套在队长脚掌上的东西,肯定是鞋,只是和黄德琪在上海见到的鞋不一样而已。队长的脚背大部分都露着,从大拇指和二拇指之间,有一条细绳卡着,一头连在鞋底的前端,一头连在从鞋底半腰连上来套在脚背上的绳子上。脚后跟和脚裸也由细绳子系着(不久之后,黄德琪才知道,那就是当时农村绝大多数人穿的草鞋)。脚丫裸露着,几个脚拇指伸得长长的,已经超出了鞋底,脚趾甲应该是好久没有修剪过,脚背上不只是肉色。黄德琪还来不及考究是不是队长不经常洗脚的原因,这只脚就已经缩到衫子下面去了。这时黄德琪才注意到,队长穿着一件长衫,青色的,从前面看,好像上面有一些污垢什么的东西,这不由得让他想起了孔乙己来。但黄德琪明显知道,孔乙己和他的根本差别,孔乙己算是个酸酸的落魄书生,而眼前这个人,可是让人必须敬畏的生产队长。

       队长是这个模样,黄德琪在想,这个生产队的社员会是什么样子呢?到这个生产队插队入户,多年之后的他,是不是也就是这番模样呢?黄德琪心里只犯嘀咕。还好,在去哪个点插队入户这个问题上,区知青办的同志还不是那么死板,这也还是体现了对他们这些小客人的尊重。当黄德琪向新站区知青办的同志提出调整插队入户的点时,居然得到了同意。于是,在那堆打扮大多和夜郎那个生产队长差不多的人群里,黄德琪发现一个打扮来还算干净,形象气质还算不错的生产队长。于是,跟着这位背着他的大包小件在前面带路的队长,黄德琪就来到小水公社的石坝生产队正式插队入户了。
 
     【真心实意扎根农村】
      和很多一起来的上海知青比较,黄德琪是能安下心来扎根农村的。在农村劳动,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劳动生存。黄德琪到桐梓插队入户后,母亲说给他寄点钱来补贴生活,他都没有接受,他要靠自己的劳动。一开始,黄德琪就觉得农村的生产劳动很让人踏实,生活上有依靠和着落。毕竟,刚开始来的时候,每个月上面都有补贴,每个月供应30斤粮食。由于平时的菜、油什么的有社员送来,这点补贴,完全上可以维持他的全部生计。一年后,上面没有补助,而黄德琪已经完全可以靠劳动挣工分维持自己。

       劳动中拈重怕轻。在生产队的劳动中,黄德琪一直是拈重怕轻。在未插队入户之前,黄德琪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农村锻炼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变得好起来,这让黄德琪感受到了从事劳动还可以强身健体。不知不觉间,黄德琪就变得喜欢做农活,尤其是重劳力活儿。所以在生产队劳动中,社员们对黄德琪的印象就是拈重怕轻,他们简单地认为那是为了捞工分,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干重体力农活,简单,不需要什么技巧,还可以锻炼一幅好身板。别看那些轻巧活儿,比如薅包谷、薅秧什么的,倒是轻巧,但是是个技巧活儿。尤其对不谙农事的知青而言,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薅包谷稍不注意就会铲断包谷苗,这会遭来社员的责怪,社员们可是把每根秧苗都当成宝呢。在薅二道草尤其是三道草的时候,顶着大热天,热汗直流,包谷叶子刷在脸和手臂上,现出一道道红红的血印,加上身上出的汗水浸着,又痒又疼,收工回家后,晚上躺在床上都是火辣辣的,很是难受。在稻田里薅秧,也不是一件爽心的活儿,双脚伸进田里,田的烂泥腻腻的,感觉踩在粪便上,很是恶心。秧子也是刮人的,刚开始不懂,下田薅秧都穿着短裤,结果从大腿到脚肚都被刷得红红的,尤其让人胆战心惊的是怕遇上蛇。其实蛇在水田里不一定就会咬人。在秧苗掩着的稻田里,忽然听到有蛇飞快爬动的声响,或者说不定还会擦着你的脚肚爬过。但凡想想都就让人不寒而栗。所以,黄德琪一直喜欢干重活儿,比如担或是背,这也因此练就了黄德琪一身劳力呢,年轻时候,二三百斤的石墩子,他能一口气抱起来。

       真心和社员相处。和黄德琪一行到小水公社石坝生产队插队入户的,还有姚国龙、形根丽等5人。刚到生产队的时候,由于没有知青房,黄德琪被安排在社员家居住。71年的时候,生产队集体养蚕,发展经济,新修蚕房,作为生产队里少有的文化人,科学养蚕的担子就由黄德琪挑上了。自然而然地,他也就住进了生产队新修的蚕房,一直就住到至今。

       刚来的一两个月,由于不会做饭,生产队就安排了一个女同志给黄德琪做饭,名叫黄文珍,与黄德琪同姓,于是黄德琪们兄妹相称,并在后来的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妹感情。直至现在,黄文珍的子女们一直很尊重黄德琪,都叫他大舅。黄德琪也把他们当外甥对待。起初,生产队的社员们都给黄德琪送瓜瓜菜菜,有的还送腊油、鸡蛋。有时候吃都吃不完。后来,生产队分了自留地给他,可以种蔬菜瓜豆。在田边地角,黄德琪也种上些瓜瓜菜菜,而社员们则不能,有规定,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有时,黄德琪的瓜菜有时也叫社员去采摘。

       扎根农村,开花结果。在和当地群众一起生产劳动中,黄德琪结识的本生产队的姑娘王良会,由于经常在一起劳动,原本是出于社员之间的互相帮助,由于黄德琪和生产队社员之间关系处得很好,在劳动中,你帮我搭搭手、我给你换换工是常有的事。不知不觉中,黄德琪和生产队的王良会姑娘走得就比较近一些,慢慢地相互之间就有了那种微妙的感觉。其实,那时候的小青年谈朋友是很淳朴的,不像现在这样,在相处的时候都刻意展现自己的好,掩盖自己的坏,才相处几天就好像已经爱得死去活来。那时候谈朋友无非就是在劳动的时候互相帮助,遇上有时赶新站一起赶赶场,远远没有现在的小青年浪漫,但很真实,就这么自然地、平实地相互走进对方。当时在上海知青中,和当地社员恋爱结婚是很少的。其实很多知青虽然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入户,心是没有在农村的,总是盼着有机会要跳出农村。哪怕希望很是渺茫,但也不希望在农村安家落户后成为今后跳出农村的牵绊。再有,在知青中还有一种普遍认识,认为自己是大城市来的,眼界还是有点高,那时的农村社员的确也还是有些土里土气。而社员们也有这样的认为,就是上海知青在农村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从事劳动也有些沉不住气,静不下心。当时农村姑娘选择对象的标准也较为简单,一看你的成分好不好,二看你做农活是不是一把好手。所以,农村姑娘也不愿意和上海知青处对象。黄德琪自插队入户以来,也就没有想过今后会回上海,只想好好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己也认为会就这样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了,那在农村娶妻生子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由于和生产队社员们的关系处得很好,所以也就得到了生产队社员们的有意撮合。

       地道农民形象。上海知青在农村插队入户之后,在形象气质,穿着打扮上,就知青自身来看,似乎已经完全融入农村了。其实不然,当地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黄德琪算是例外,从里到外,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社员。或许,这与他一开始就是打定主意要在农村实实在在的接受锻炼不无关系吧。从外貌上看,不知道的人绝不认为他是上海知青。这是有故事可以佐证的。在黄德琪和王良会姑娘结婚之后,在遵义地区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遵义地区为了宣传动员广大知青脚踏实地的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被塑为了扎根农村、生根开花结果的典型。为此,1975年,遵义地区在桐梓县新站区召开现场会,会前就作了安排,由黄德琪在会上作典型发言。开会当天,黄德琪早早来到会场,但是,会议迟迟不见开始,不知是在等什么人。过了好久,才见主持会议的地区领导有点不耐烦的问,怎么这个黄德琪现在还不来?后来还是旁边有人说,黄德琪早来了,这样会议才开始。原来,这个地区领导,包括有些县上的同志,把黄德琪当成是来开会的一般社员了,对于天天和知青打交道的这些领导来说,他们认为上海知青一眼就能认出来,可黄德琪完全就是一个农村社员的形象,让他们给看走了眼。
 
      【就业受关照】
       插队入户没有多久,就有知青陆陆续续的离开农村,和黄德琪一起到小水乡插队入户的五个知青,没多长时间就只他一个了。随着后来部队、学校、工矿企业的招兵、招生、招工等,很多知青都离开了插队入户的地方。黄德琪一直坚持在农村接受锻炼,直到1979年,知青大批返城的时候,他也没有过回上海的打算。毕竟,这个地方已经有了他的家,十来年的知青生涯,已经让黄德琪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太多的东西已经让他无法割舍。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使不返回上海,黄德琪的一个子女的户口是可以迁到上海的,而当时他已经有三个子女了,迁谁呢?哪个都是亲生的,任迁哪个,对另两个都不公平。再说,即使迁过去了,无非也就是有一个上海户口而已,要想在上海立足、发展,还是要靠自己的本事。所以,思之再三,黄德琪还是一个都没有迁。但是,由于没有回上海,他的就业问题倒是成了组织上的包袱。尽管,黄德琪对自己的就业问题一点都不看重,因为他坚信,就是在农村务农,他也会过得踏实和自在。

      1979年7月,黄德琪在上海老家玩,桐梓县知青办的令狐世英主任,想方设法和他取得联系,叫他无论如何要回桐梓来,说是正在招一批计生专干,让黄德琪回来参加考试。明明是县领导好心帮忙,黄德琪却和令狐世英主任讨价还加起来,他说,干计生专干可以,但不能离家太远,孩子还小,需要照顾家庭,要不然,就宁愿不要工作。对他这种近乎不近情理的要求,居然还得到了令狐世英主任的应允。就这样,原本还想在上海多呆些时间的他还是按时回到了桐梓,报名参加桐梓县计划生育专职干部考试。其间还有一个事情,不得不说,因为,这足以体现县区领导对他的关心和照顾。报名的时候,黄德琪的年龄有些偏大了,为了让他参考更有优势一些,县区的领导还出面协调有关工作人员把他的年龄改小了两岁。按理说,黄德琪既不是他们的亲戚,也谈不上是他们的朋友,有些同志甚至连黄德琪的面都没有见过,但他们是那样真心实意的帮黄德琪,这样的事情要是搁在现在,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就这样,黄德琪通过招考,在计生队伍里工作直至退休,其间,先后在七二、合里、小水等地从事计生工作,都离家不算远,既能兼顾家庭,也没有耽误工作。

       在从事计生工作期间,组织上曾经作过黄德琪几次工作,动员他参加乡长竞选,他都婉言拒绝了。

       现在,黄德琪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整天就是给儿子看看孩子,看看家。

       很多时候,黄德琪还是住在原来的知青房里,冬暖夏凉,周围是果树,空气很好,是个养心、养身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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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惠水县】
      4月18日是惠水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这部分知青来自于虹口区。 

                                         
       4月18号49位惠水上海知青汇聚在浙江长兴水口的农家乐。在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团长吴企善(原惠水上海知青)的倡议下,成立了贵州惠水知青联谊会并召开了第一次组委会会议。会中成立了基金会,吴企善当场捐助人民币2000仟元,随后王岳洲等知青纷纷捐款共计收到人民币8190元,为举办惠水知青50周年的庆祝活动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这次聚会,一些热心人为大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参加聚会的知青一致认识到:在过去艰难困惑的年代里,我们能相互勉励共同度过,今天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健康地活着,守望着来年有更多的朋友来相聚。——惠水知青供稿


                                                上海知青,情系教育
       2012年9月18日上午10点整,是贵州省惠水县大坝乡山河小学“维和奖学金”首次颁发的日子,山河小学迎来了一位尊敬的客人——上海知青陆培恩先生。

      1969-1971年,正值豆蔻年华的陆培恩先生,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义不容辞地从上海来到了山河小学所在地的山河村兴隆大队,过了近三年的知青生活。陆先生1971年调回上海以后,特别怀念这近三年的艰苦生活时光,也特别关注贫困山区孩子的发展,因此陆先生在2011年通过与学校领导及山河村村长等联系后,个人出资人民币拾万元(¥:100,000.00元)成立了上海”维和奖学金”,纪念早逝的女儿—陆维和,同时用于奖励山河小学每个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当年他插队的地方考取大学的学生。今年山河村五组村民张光忠女儿张飞考取湖南怀化学院,她获得了“维和奖学金”大学生奖励,陆先生不顾63岁的高龄,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从上海乘坐火车过来参加颁奖仪式。
大坝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杨正秀、大坝乡中心学校校长王义芳、副校长孙仲礼等领导也赶到学校与陆先生一起参加了颁奖仪式并代表政府、学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维和奖学金”的成立及颁发在学校及社会掀起巨大反响,极大鼓舞了教师的工作热情,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陆培恩先生捐资助学的高尚情操折服大家,学校师生用欢乐的舞蹈《欢聚一堂》,手语表演《感恩的心》及香甜的米酒向陆先生表达了最诚挚的敬意及感激之情,希望全社会有识之士都向陆先生一样关心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为科教兴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源:贵州省惠水县大坝乡中心学校  发布人:刘先生

                                                      我的四月十八日
                                                                      作者:谌宝华
     光阴似箭,弹指挥间,四十三过去了。四十三年今天,我在上海彭浦车站登上了去贵州的列车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上山下乡。

       四十三年的往事历历在目,象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我清楚的记得送我们上车的有亲人,学校老师慰问团。当列车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哭了,紧急着象多米罗骨牌一样整个列车一片哭声,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痛苦,随着漸行漸远的列车,平静的车厢里又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有说有笑的声音充满了车厢。列车咔嚓咔嚓运行了两天两夜把我们带到了贵州都匀,据说贵阳在武斗,为安全起见才在都匀下车。歇一晚,第二天我们又坐车到了惠水城在县民族中学吃晚饭伙食就差了四菜一汤远不如都匀,大家有感觉但不在乎,县城的百姓都来围观,看热闹,县城还从来没有这么大部队来过,不知来干啥?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就去爬山,爬了一座又一座,爬累了坐在山上举目眺望别有一番风味,中午又坐车把我们送到了惠水县三合公社,书记、秘书简单讲几句又坐船过河把我们一行三人送到了目的地——羡田五队一间破烂的房子,据说是地主的房子,我们很吃惊,俩张床、其它什么也没用。俗话说开门见山,我们在渥见山,没有窗子,只有窗洞。开始几天,生产队长把我们安顿在隔壁一个农户家里吃饭,当地农村都是用蒸子蒸饭,开饭时,老农给我们舀饭,端上来的是米饭加鸡蛋,我们很惊讶贫困山区伙食比我们上海还要好,吃在嘴里恍然大悟原来是玉米沙很难吞下。因粮食少,只能用杂粮混着吃,菜是牛皮菜加辣子水,晚上在煤油灯下真正体会到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味道。我们睡有床、隔壁生产队两男两女可惨了没有床没有门男女在一间,两个女生哭了一晚上。过了几天生产队长给我们每人一根扁担两个撮箕说生产队有个煤矿在森山从岭里,叫我们去挑,指了个方向。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人朝指的方向出发,翻了几座大山、河流不知走了多少时间,总算找到了生产队的煤矿,挖煤的老农满脸黑,身上一丝不挂问我们,你们是哪个国家的?我们一惊中国人还不认识,说明情况,给我们每人一担煤挑着回家,回家已不认识路凭着上海人的精明智慧朝一个方向走,偶而遇见放牛的老农问问路,走走停停一直到太阳下坡才到家。又饿又累又痛,吃了饭就睡觉了。

       一个星期后,生产队长给我们送来了锄头、镰刀、等农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序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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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麻江县】
     4月20日是麻江、丹寨、台江上海知青赴贵州下乡插队纪念日,这部分知青来自于卢湾区。岑巩上海知青下乡4月18日这部分知青来自于南市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祭
                                                                      作者:杨师群

       昨天是五一节,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四十年前下乡到贵州省麻江县碧波公社的十几位同学的聚会,以纪念这段令人感慨万千的人生与历史。四十年了,每次回忆起这段青春年华,眼前就会涌现出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我们从早上九点多一直畅谈到下午三点半,每人都“交代”着这四十年来的坎坷人生,酸甜苦辣真一言难尽,几度艰辛而饱经风霜。回家后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便写下一些回忆:

       我们是1969年4月20日登上西去的火车,经过约三天三夜的漫长旅途,于4月23日到达目的地:贵州谷峒车站。这列火车上的知青被分配到三个县:麻江、台江、丹寨,每个县还分有好几个公社,所以各队人马分别坐卡车出发。我们十几个知青约坐了几个小时的卡车,来到插队的地方:麻江县贤昌公社。然后在当地干部的护送下,沿山路步行约走了几个小时(后来说有十八里路),来到一个沿着山坡而筑的小村庄:楼梯庄。这是我们插队的第一个村庄,我与三位女生分配在这个村庄,其他八位同学被分配在还需往里走几百米和几里地的叫“坡脚”和“黄泥坡”的两个村庄中。

       楼梯庄,真有点名副其实,整个村庄就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层层木房与泥屋构建出一个原始而紊乱的楼梯状。农民住的木房子一般为三间二层式的结构,其样式相当陈旧,尤其是每座房屋都被烟熏得黑黑的。走进屋子,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家俱,除卧室中有几个木箱和床外,其他屋子中最重要设置应该是中间的那个小火坑。农民们不但吃饭靠它,取暖更是离不开它,小火坑的利用率极高,所以整个屋子里外都被熏得黑糊糊的。尤其是这里农民的穿着,大都灰黑色的衣裤,不但非常单薄,而且相当破旧,一看就知道,这里农民的生活过得相当原始与艰苦,几乎就是原始社会的感觉。

       三位女生被安排在楼梯庄最高层的一农户家中,应该说互相还有个照应。而我被安排在楼梯庄山脚下的一个小牛棚的顶屋,这可真的是住牛棚:下面喂牛,中间铺一些木板,木板上铺一些稻草,我便睡在上面,边上堆放我带来的箱子与其他行李,整个屋子的面积大约有五平方米左右。天冷的时候问题还不大,一到夏天这牛猛子可比蚊子厉害得多,还有这牛棚的味道,想不到我到贵州还享受到了上海“牛鬼蛇神”们的待遇,真让我啼笑皆非。房东老太是个极为慈祥可亲的人,看上去似乎有五十出头了吧(实际年龄肯定要年青得多),还经常抱着个吃奶的小女儿,有空就和我唠唠家常。

      其山区的生产,主要是在山谷低地上种单季水稻,在两旁的山坡上种玉米、高粱等杂粮。由于山区农田分布的不均匀,人们出工往往要走个把小时,翻几个山头,有时还要挑着很重的肥料之类的担子翻山越岭。尤其是春夏之季,男劳力全部犁水田,女劳力全部插秧,这是农活最忙的时候。记得我也和村里男劳力一样,提着木头铁犁(与历史书上所见的完全一样的木头铁犁)跟在水牛后面一块田一块田辛勤地犁着,仿佛回到了秦始皇时代。因为我读历史书时清楚记得,战国时代中国农村就出现了用牛犁田的生产方式,而二千多年后的毛泽东时代,居然依旧如此。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水中的蚂蟥,不时爬上腿吸血,你把它拔掉时,伤口还在不停流血。

       记得是在第一年的夏天,某天的中午时分,隔壁“坡脚”的一位同学跑来告之,她们那里的一位女同学被毒蛇咬了,情况相当危急。我们赶紧放下农活,跑去“坡脚”,看到这位女同学的一条腿已经肿得快如腰粗了,非常吓人。那里的同学告诉我们,这位女同学大概是清晨上工的路上,由于穿着风凉鞋而被毒蛇咬了,其脚上有非常清晰的两个蛇牙咬出的小洞。先是脚开始肿,然后是小腿,队里找来一位有经验的农民,给敷上了一点草药。然而基本没有用,中午时分大腿已肿如腰粗了,若再不送医院救治,恐怕生命危险。我们找了大队长,然而他说队里抽不出劳力。不能再等了,我们当机立断,用木棒扎成一副简易担架,几个人轮流着把伤员抬出十八里山路,路上之艰难可以想像,好不容易到达公路上,总算拦到一部卡车,到傍晚时分才把伤员送进县医院。医生检查该同学的伤情后告诉我们,如果再晚来一步,该同学就没救了。事后想想,还怪后怕的,记得我还曾写过一些情绪激愤的诗句,抒发对知青所处现世困境的深深感慨。

       通过一些天的劳动与生活,知道农民也的确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除了春节那几天)几乎天天都在艰苦劳动,然而却根本填不饱肚子。每天的劳动价值才几分钱,一年辛苦下来大概只有半年的口粮,其他时间就需由瓜果野菜来充饥。我们第一年每月由国家拨二十几斤米和几元菜钱,所以生活还过得去。就是吃饭时,或会有一些孩子围着我们。开始我们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孩子饥饿的表现,就给他们一些吃的。尤其是有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一块咸肉挂在屋梁上,惹得好几个孩子围着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这些孩子一年中大约只有过春节时才知道什么叫肉味。年底收获的时候,我特意问农民:“你们一年打下的粮食应该不少,为什么还会饿肚子?”回答是:“一大半都交了公粮。”怪不得这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连种双季稻都不愿意。

       我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年终分到120斤谷子(若碾成米只有80多斤)和几十斤的玉米、山芋等杂粮,它就将是我一年的口粮。由于我的劳动力较弱的原因,一年的劳动还抵不了这些谷物的价格,在拿到这些口粮的同时,必须交二十几元钱。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在如此贫穷的农村,我们知识青年是很难养活自己的。我们真的想不明白:新中国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据说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而其农村居然还如此的落后和贫穷,尤其是贵州的山区穷到了什么地步,或许在一定意义上还比不上二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真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值得庆幸的是,这里的木头有的是,生产队用我们的安置费帮我们盖好了一人一小间的新屋,于是我们搬进了位于半山腰的新屋子。

       第二年(1970),到年底的时候,县里通知要抽一批知青当小学教师,不料我也在名单中。估计是县里参考了我家里的知识分子背景而这样安排的,我思想斗争了几天,决定不服从,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根本不是当小学教师的料。尽管县里这样说:“若不服从,将来便不会再安排工作。”然而我并不在意。到第三年(1971)开春,州里歌舞团下来招人,听说我会拉小提琴,便把我叫到公社,进行了一些乐理、听力诸方面的考试,居然录取了我。4月初我便来到州府凯里,进了歌舞团学习班。这样,我足足两年的农村生活便告一段落,而开始了六年基层文艺工作的旅途。

       人是离开了农村,然而心却离不开农村,并且此后六年中也经常下农村体验生活,采风创作,巡回演出之类。所以一些问题久久在脑海中翻腾而不能平息:中国农民可谓世界上最勤劳的人群之一,然而却也是世界上最贫苦的人群之一,原因何在?是谁把他们压在社会最底层?是谁阻挡了他们自由走向富裕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已经二十几年了,而农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丝毫的改良,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可悲的是:最底层的农民没有追问这些问题的权利与意识!搞不懂的是:中国革命完全是依靠农民起义而取得的政权,为什么对农民还要如此苛刻?《中国:奇迹的黄昏》一书中谈到:“一位研究人员在将南非的各种数据与中国比较之后惊讶的发现,中国农民受到的虐待远甚于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结论说,农民是中国一个被隔离的下贱“种族”。巴尔的摩日报记者Frank Langfitt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他说,在他访问过的一个湖北农村中,有38户家庭由于无力缴纳税收,被当局拆除了房屋。最后,这些农民不得不跟他们的家畜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相信,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只是一些极端案例,但这种事情发生改革25年之后的中国,无疑对中国农民的整体现状具有极强的指标性意义。”

       二年的农村磨练,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的苦难,这大概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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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丹寨县】
                                                  哦,四十年了

      今天,原是我们公社上海知青聚会的日子,因好多还在外地工作不便赶来,故改期定在“五一”节。通过联系,知道能通知到的都会来,可见大家都很重视这次聚会。组织者是老大哥YYCH,他是67届高中生。

       天阴沉沉的,还下了雨。在这特殊的日子,我的心也沉沉的,什么也不做,音乐也懒得听了,只顾坐着发呆。
       四十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出生地上海。早上,我告别了祖父母,又来到外婆家,随后去了学校,再到隔壁学校的球场乘坐送我们去彭浦火车站的汽车。

       上车前,我茫然地望着送行的人们。年轻的班主 任B老师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低头塞给我20元钱,说是学校给的。我信以为真,糊涂地收下了,根本不会想到那是老师自己近半个月的工资啊。

       外婆什么话也不说,默默立在一旁伤心地哭泣着,不时地用手帕擦拭泪水。车子将要启动前,想不到年已八旬的祖父从家里步行半个多钟头赶来了!老人家怕我火车上着凉,递给我一件背心——面子是蓝色的士林布,里子是条状的驼绒。显然,我不让他老人家送,他坐在家里内心受不住煎熬,还是赶来送我,并脱下他贴身常穿的夹背心给我了。

       我手捧背心含泪上了车,内心很是悲凉。从没离开上海的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要离开家乡,离开亲人;不知自己要去的地方究竟在哪儿,有多远;不知自己离开上海去到贵州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只知道自己户口已经迁离,不走不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没有了书念,日子一天天混下去没个尽头,毕业分配的政策又是铁定的六八、六九届一片红,早点晚点,谁都得走啊。想到这里,我长长叹了一口气。

       车子缓缓开动了,我留恋地看着窗外的一切,很是伤感。汽车开到了我从没去过的彭浦车站。为我们知青送行的人特别多,也许这就是安排在那里不在老北站发车的理由吧。头一次坐上火车,面对车下即将分离的亲人、朋友、同学,心中很不是滋味。

       火车出着大气,车轮开始启动,我们真要离开上海了!车上的知青一个个都挤在窗口对着下面的亲友放声哭了起来,车下也是哭声一片,有的送行者还边跑边哭喊。

        火车朝前驶去,身穿毛蓝布学生装,翻着白领子的妈妈不见了,咧着嘴巴大哭的朋友不见了,强忍泪水的同学不见了……不见送行者后,车厢里的哭声却更大了。

       我也哭得很厉害。我怨恨那个年代,它改变了多少万学生的人生轨迹,逼着多少人无奈地选择了一条本不该走的辛酸路。我也怨恨自己远走他乡,让亲人流泪!祖父和外婆都曾把最深沉的无以回报的爱给了我,我怎能不自责,怎能不心痛!

       火车隆隆向前奔驰,我们一路放声痛哭,哭声中夹杂着我们对上海和亲人的留恋,夹杂着我们对未来命运难卜的恐慌。火车越开越快,我们离上海越来越远。大家哭累了,车厢里也就安静下来。环顾四周,一张张都是陌生的面孔,再也看不见一个家人和朋友。扭头向窗外,同样陌生的景色不断向后面急速倒去,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的选择是否有错?可不去贵州又能去哪里?贵州到底什么样?我去贵州干什么?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

       哦,四十年了!老三届知青已是花甲老人了!当年同日乘坐一列火车,去贵州麻江、台江、丹寨三个县的知青,无论身在何方,大家都好吗?都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么?

       有些日子想记老记不住,有些日子想忘却忘不掉。1969年4月20日,这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不会忘记,我们都不会忘记!——来源:白兔珍珍的博客

                                             追寻第二故乡 重温激情岁月

       38年前,当时20多岁的上海知青薛松明,来到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展良村,与这里的乡亲们一同度过了7年的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也收藏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人生感悟,38年后,怀着对父老乡亲的深情眷恋,他又回到了第二故乡展良。在展良村村口,今年63岁的薛松明,快步走向乡亲们。38年过去了,乡亲们依然记得这位曾经的上海“小伙子”。老人们送来自己亲手纺织的布匹,妇女们为他穿上苗家服饰,里三层外三层,花带系牵挂,苗衣诉真情,薛松明,又一次成了展良苗家人。

       1969年,当时20多岁的薛松明,来到了展良村后,在这里开始了一段风雨兼程的特殊经历。如今,薛老忘却了芦笙舞的舞步,却没忘记这一方水土,没忘记曾在这里的7年知青生活中,与乡亲们的那份情谊。岁月匆匆,38年后喜相逢,在这片熟悉的土地,薛松明见到当年共同生活过的父老乡亲,这让薛松明感慨万千。村寨变了,人们的容颜也变了,不变的,是乡亲们淳朴而又浓烈的情怀。——来源:新华网贵州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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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台江县】
                                      给曾在贵州台江插队的上海知青的一封信

       上海的知青朋友们:
       你们好!
       你们1969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台江县插队落户,经历了几年农村生活的艰苦磨练,这在你们一生中也是很难忘的事。那时候国家不富裕,生产队穷,你们吃了不少苦,但也得到了锻炼。后来你们有的上学读书去了,有的被招工走了,有的因各种原因迁回上海了。这一晃已离开台江30多年了,离开得最晚的也近30年了吧。你们都走了,大家还非常想念你们。特别是当时负责知青工作的我(你们称呼林老师的林瑞华)和到上海接你们来台江的范学林同志(你们称呼为老范的老领导)经常念到你们。希望你们能回到台江,看看台江的巨大变化。我们也很想再见见你们,因为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知青朋友们,过去的小县城台江,现在已建设成美丽繁华、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城镇了。当年你们插队的村寨也比以前富裕多了。朋友,有时间相约回来一趟吧,回到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再说,离别30多年了,知青朋友能再聚在一起,回忆往事,谈谈别后之情,看看现在的变化,关心支持台江的建设,帮助你们曾插队的村寨还处于贫困的农民朋友们,感受一下苗家人的民风、民俗,故地重游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来吧!台江农历三月十五的姊妹节、农历五月二十五的龙舟节都非常热闹,请带上你们的家眷和朋友一起来台江旅游吧。还有曾在台江工作过的上海慰问团的同志们,也希望你们再来台江。我们热情欢迎你们的到来。——来源:新华网   作者:林瑞华写于2006年

       上海知青网贵州频道本文跟帖:林老师你好;我是南省火坑寨的上海插队知青,今天在网上见到了你给我们知青的一封信,真的很感动,感谢你们还能记得我们,离别台江挥间有40年了,你与范部长的音容笑貌难以忘却,特别是您林老师,我们知青聚会时常提及您,说真的我们也非常挂念你们,在这里我代表南省大队的上海知青对我们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说一声谢谢!同时衷心祝福您和范部长身体永远康健,有机会我们一定来看望你们,再次深表十二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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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岑巩县】
                                                    真情反哺 无私助学
                       ——记宁波知青张义恩在“第二故乡”岑巩县的爱心行动

       7年前的一个下午,岑巩县凯本乡坪芽村,一位名叫张勇的小学生受奶奶之托写下“热烈欢迎张义恩回到第二故乡”的横幅,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
  随后,鞭炮齐鸣,全村20多户人家迎来了阔别了近40年的宁波知青张义恩。
  张义恩是宁波市工商局北仑分局的一名干部,从1969年起,他曾在坪芽村插队5年。
  他返回“第二故乡”的消息传开后,几位老人摸出了身上皱巴巴的零钱,合买了两串鞭炮,还叫来小学生张勇写了欢迎横幅。
  张义恩此行,使他走上了长达7年的爱心助学之路。

  【“第二故乡”给了他亲人般的礼遇】
  1969年4月,18岁的张义恩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从上海来到岑巩县凯本乡坪芽村插队务农。
  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偏僻的小山村,生活上很不习惯。张义恩说,是淳朴的坪芽村乡亲们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帮助。
  由于张义恩家里经济负担重,务农又挣不了多少工分,往往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刚到岑巩的几年,张义恩都没能在春节回上海和家人团聚。每逢腊月,看着插队的同伴一个个和他挥手告别回上海过年,他就感到很悲凉。
  知道张义恩春节不回家,坪芽村的乡亲们争相邀请张义恩去他们家过年,并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张义恩吃。乡亲们怕张义恩一个人住在知青点孤单,还会派两个和张义恩年龄相仿的男青年和他做伴。
  有一年春节期间,他病了,夜里发着高烧,村里很多人都来看望他,几个年轻人还背着他去山外求医。
  就这样,在乡亲们的照顾中,张义恩在坪芽村度过5年艰苦而温暖的时光。
  1974年,乡亲们将仅有的一个推荐上师范的名额给了张义恩,使23岁的他得以到贵州天柱民族师范学校去读书。
 他去上学那天,许多乡亲们都到村头来送他,他们盼着张义恩学成归来后,到村里的学校教孩子们学文化,通过教育改变山区的贫困。
  1976年,张义恩从天柱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没有被分到坪芽村教书,而是分到了另外一所乡中学教书。为此,他对推荐他上师范的坪芽村的乡亲们总感到一丝歉意。
  从1976年到1984年的8年中,张义恩先后在岑巩县的好几所中学教书,时间最长的是思阳中学。
  1984年7月,随着知青返城大潮,张义恩回到了祖籍宁波北仑,成了宁波市滨海区工商局的一名干部。
  返城后,张义恩还是惦记着自己插过队的小山村和那里的乡亲们。他常在夜深人静时对自己说,什么时候能再回去看看呢。
  由于自己工作很忙,再加上妻子多年来一直没有工作,还要供一个女儿读书,经济也不宽裕,去坪芽村看看乡亲们的时间一拖再拖。

  【激情反哺,他帮扶了14名孩子】
  2005年7月底,张义恩终于踏上阔别了21年的“第二故乡”。从贵阳下飞机后,张义恩直奔当年插队生活过的坪芽村。
  坪芽村民得知张义恩回来了,像过节一样,自发地拉出了“欢迎张义恩回第二故乡”的横幅,还凑钱买来鞭炮,家家户户抢着拉他去吃饭。
  乡亲们的热情让他感动,但山村仍处在贫困之中的现状让他难过,最让他感到伤感的是,在迎接他的人群中,有许多本该上学却没有上学的女孩。村里人重男轻女,家里穷,供不起所有的孩子上学,就让家里的女孩子辍学……
  张义恩在坪芽村里呆了3天,失眠了3个晚上。
  他想帮帮这些曾将自己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乡亲们。
  在去岑巩之前,张义恩也曾考虑过根据自身条件,做一些回报乡亲的事情,比如买一台大屏幕电视机放在村委会让大家看,比如请乡亲们到县城里去吃一顿饭。但那些赶着牛,提着一篮子猪草的孩子们迷茫的眼睛使张义恩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尽自己所能,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因为捐资助学可以帮助孩子们完成学业,让他们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改变家乡的面貌。”张义恩说。
  离开坪芽村时,本来准备坐飞机返回宁波的张义恩只为自己留下300元买火车票的钱,用其余的钱和村里的14名失学孩子结成助学对子,承诺将一直资助他们到中学毕业。
  离开岑巩县县城的前一天,在一位他过去学生的陪伴下,张义恩走进了该县希望工程办公室。
  从这里,他找到了72名失学儿童的资料,多数是女童,他想帮他们在北仑找到爱心使者。

  【一个帖子点燃37颗相同的爱心】
  从岑巩回到北仑的当天,张义恩试着在单位局域网上发了一个寻找结对助学者的帖子:“这里有贫困生需要资助。”
       没想到这则十个字的信息引起了很多同事的注意,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在短短两天时间里,37名同事与72名孩子结成了对子,同事胡卓君竟然一口气结对了5名女童。
  收齐同事们的首笔助学款后,张义恩马上汇了过去。“我得快点,晚寄一天说不定就有孩子熬不住,外出打工去了。”
  不久,一封封感谢信从岑巩飞到了北仑。
  该县一名叫侯小红的六年级学生在给张义恩的信中写道:“就在我面临失学的时刻,老师来到我家,说一位好心的伯伯帮助了我。”
  思阳中学初三学生陈妮同学在信中说,那天,她正在山坡上放牛,老师告诉她,一名北仑的好心人资助了她。
  2006年春节到了,张义恩想到山里孩子从小到大没有穿过新衣服,没拿过压岁钱,就筹划着要给孩子们寄一点新年礼物。
  张义恩在单位内部网上发出给岑巩孩子寄点新衣服和压岁钱的倡议后,同事们积极响应。结对干部每人都给自己结对的孩子寄了100至200元不等的压岁钱,让孩子们买套新衣服穿。
  之后,张义恩继续和岑巩县希望工程办公室联系,一张张贫困学生的资料被寄到了宁波市工商局北仑分局。
  据统计,2005年至今,张义恩直接或间接资助了岑巩县120.69万元,有1225人次贫困学生受益。
  2011年4月,60岁的张义恩退休了。他表示,“只要孩子们想念书,我就会一直资助下去。”
                                                              (张维军)来源:黔东南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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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三都县】
      张礼邦,祖籍上海,1966年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三都县周覃区医院工作。1969年由他牵头联系,三都县政府接受安排了6位上海知青刘世祥、张美意等,这几位知青来自于杨浦区,4月15日是他们下乡纪念日。

       2004年,贵州春晖行动的参与者—上海知青刘世祥,用自己的余热和令人肃然起敬的行动报效了第二故乡。


                                                             资料来源:贵州省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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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表摘自《世运与命运》 金大陆·著      zhenxuan 翻拍
     
  
发布评论文章评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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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8/11 21:32:53 评论:独山县的瓮台,甲定确实有许多美景,如翻天印、扭扭石,奎文阁,紫林山等等。独秀峰上面还有古庙宇,你们当时还是很有眼光的。佩服。————贵州游侠
  • 2014/7/25 11:43:27 评论:特地把惠水知青的合影去照相馆放大冲印了一张,弹指一挥四十余年,老友们都容貌大改,一个也认不出了。 (刘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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