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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妮文集

《茶叶寨》第十五章:回 家 过 年

2014年06月01日
来源:作者:沈安妮编辑:何月琴点击数: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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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沈安妮于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
粮食分配】

    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里,三,四月里栽下的苞谷都成熟了,每天出工就是掰苞谷棒,拔起干透了的黄豆棵,摘下尚未干透的四季豆。苞谷收完了,茶叶寨每家的梁上都挂上了一串串黄澄澄的苞谷和晒成黑红色的干辣椒,我们三口之家的茅屋里也挂了两三排苞谷串,不过没有辣椒,一串都没有。茶叶寨的人吃饭不能没有辣椒,长在上海的我们不敢将辣椒送进嘴,舌头一沾上辣椒,嘴哈气,眼流泪,全身发热,得赶紧灌凉水熄“火”。茶叶寨的人们数著梁上苞谷串的排数,苞谷个儿,颗粒,米桶里储存的稻谷盘算著粮食够不够吃到明年夏末收小麦时分。我们是第一次当农民,还没怎么习惯那种靠天靠地吃饭的日子,上海家里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去里弄委员会领取花花绿绿的粮票、肉票、油票,大约一二个月拣个出太阳的日子去粮店扛米。我们不在乎粮食够不够吃,我们发愁回家的路费。

    茶叶寨,或者可以说所有的生产队都是按人口和工分两项分粮食。每人,无论老少青壮,都有一份基本口粮,然后再根据工分计算劳动力贴补粮。积聚的工分挣回基本口粮外的粮食补贴和现金。规矩是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立下的,合理与否,随人随时随地,没个定数,铁打的规矩无人可更改,至少种庄稼收粮食的人不能改,只能照办。

    一个生养了五六个十五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不缺粮,但是一年到头两口子挣的工分不足支付抬进家的稻米苞谷。按理,必须交付现金才能领取基本口粮,不过,哪儿都不能逼迫穷人,没钱也不能不让人吃饭。人民公社不能让人饿著,生产队允许食口众多的人家欠账领粮。过一年,孩子们都长了一岁,欠账的家庭也许还添了个奶娃,全家累积的工分依旧不够付新收的粮食,更别说前账了,再次赊粮,成老套了,大伙儿对欠账的人家头痛不已。有那么一年,全体开会讨论是否要让老驼抬粮回家。老驼出工少,也许当石工赚了些外快,有现钱,家中食指浩繁开销大,进了他的腰包后不会再掏出来交粮食欠款,债多不愁了,不清旧款,照借新债。他欠钱不还,全寨的现金分配受影响,大伙儿都不高兴,妇女们嫌弃老驼的老婆,背后数落著她,讨厌起她哄娃娃的声气。

    少了幼儿们“换气”口粮的强劳力家庭往往粮食不够吃。他们必须乘著新苞谷上市,价格较便宜时采购了存起来。相较生产队的粮食价,场坝上出售的粮食价格成了倍,价格再高也得买,秋天不买,明年春夏之交更加贵得离谱,再说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也抓不住现钱,转眼间,钱就会漏掉,到了明年,说不定手上空空,一分不剩,米缸里也空空,一粒不剩。

出 卖 口 粮
    在上海时,家里空荡荡的,钱包瘪瘪的,我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花,而茶叶寨人们的手上还少了那可以掰成两半的一分钱。他们没有小钱买盐打煤油,我们操心的是大钱,回家的路费,从离开上海的那一天起,我就天天盘算著如何筹钱,走路去县城不用花钱,回上海的火车票价加上长途汽车票,几乎是一个工人一个月所挣。

    知青中颇有些买卖人,他们神气地宣告,“酒瓶里的酒喝完了,空瓶有什么用?一角钱一个卖给阿乡打煤油。”“我脚上的塑料拖鞋已经定好了卖给阿乡,阿乡出的价钿和在上海买新拖鞋一样,那可是我穿了半年多的拖鞋喔,我拿钱回去再买双新的就是了,一分钱不出,一直穿新拖鞋,再嗲也没有了。”“分给我的苞谷全卖光了,从此不吃苞谷了,只吃米,米吃光了回上海,吃爷娘的。”卖粮绝不是生财之道,公社禁止知青们卖粮。天高皇帝远,驻扎在公社的干部很忙,他们没那个闲心走进我们的土墙屋检查梁上的苞谷,米缸里的稻谷。卖苞谷换现金的消息一阵风传遍各个寨子,好像通报知青们登记回上海的火车票一样,人人反应奇快,忙著寻找买主将苞谷出手。

    我们要卖苞谷,茶叶寨里一家都为全劳力的家庭想买苞谷,买卖双方一拍即合,我们不用运苞谷去广顺场坝,买主不必赶路挑担,价钱好商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买方扛了大秤,麻袋进了我们的茅屋。一阵忙乱之后,称了麻袋净重,装满,两人扛起穿过秤杆铁环的柴棒,几双眼睛看准了秤星,秤纽,秤完了苞谷。麻袋著地,买主顺势将秤纽往前捏三五分,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抹下了升多苞谷,我们逮著了他的小伎俩,重秤,再次大家将秤钮秤星看个一清二楚后放下麻袋。数完钱后,买方扛起麻袋,我们开门,屋外黑沉沉一片,人和麻袋一阵风地隐入了黑暗。向知青买粮食的人明白是得了便宜,不过心里也揣上了石头,若被人察觉,日后担不起“上头”的追查,我们也担心,卖粮的风声传到公社干部耳中,难免惹出风波来,公社已经召开过知青会议,公社书记说:“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的,不要回家,要和贫下中农一起过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要安心,安心生产,安心接受再教育。”卖掉口粮的知青绝不象安心和贫下中农过年之辈。忽然间,我意识到:住在山脚下,离公社远一些并不坏。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全寨人都知道我们卖掉了苞谷,当著面都有人问询,嘴上不说什么的心里也不会高兴,在他们看来,三个人挑最轻的担子不说,还挑得歪歪倒倒的,苞谷薅得慢,做农活总象在偷懒的女知青是靠茶叶寨的人们养著的,居然还倒过来用茶叶寨地里长出的苞谷翻出钱来了。出售苞谷种下了因,年余后,茶叶寨的汉子们决定将最差劲的苞谷分给我们。老驼是决定人之一,欠款几年不还的他最见不得别人兜里存著几个钱,当然,知青们日子过得舒坦,大家都受不了,老驼一马当先对我们下手,为自家四五个只会张嘴吃饭的孩子,转移众人对他家的不满,作出为集体献力献计的姿态。他的老根深深地扎在茶叶寨的山地下,我们不过是一阵强风吹来的浮萍罢了。

我必须回家过年
    秋天一日深一日,望眼四周,青绿色不复,金黄色不复,光秃秃的苞谷杆上挂扯着枯黄发霉的半拉叶子,水田里乌黑一片上散落著沾泥的稻桩,满山上树叶黄了,枯了,先是飘落在树根脚,经了风吹雨打太阳晒,干缩,碎成小片,化作泥尘。

    气温一天比一天低,白天的风刮出凉森森的寒意,半夜里屋外的风声呼啸,吹进帐子,吹得我拉上被子蒙上头。冬天的脚步近了,就像天黑后的倦鸟归林,晚秋的每一刻都催著人回家。十四岁的妹妹一人过日子,每天都让人担心,我更不能想象,也不能忍受,妹妹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吃年夜饭,我必须回家。

    张晓静说了,她的父母姊姊们都写了信来,要她回上海过年。我的父母亲被关在学校医院隔离审查,我是当家的,大小事自己作主,腰包里缠著几十元口粮钱的我胆大气更粗,我一定要回家,心里不顾一切的我嘴上只轻轻地说:“我也想回家过年。”一次又一次,躺在床上,或是在苞谷地里砍苞谷杆时,刘秀珍声言,她父母,她本人根本没打算第一年就回家。“如果你们两人要走,我只能走,我一人无法待下去的。”“我们要走,但是我们没有强迫你一起走,你不想走的话,尽管留下,革命靠自己。”每次,张晓静都气呼呼地说上“革命不革命在于你自己”之类的重话。我不想说什么,第一,张晓静年长些,她已经开了腔,表达了我的意思,第二,都不是孩子了,三人同行,两人是无法“挟持”一个大活人的,第三,我自知我家的亲戚散在海外的不少,很特别,任何场合我都少惹事。刘秀珍的父亲是工人,她是所有知青中最有希望获得抽调,一定是最早离开茶叶寨,新寨公社,甚至长顺县的一个,因为有了希望,因为她是生产大队的知青负责人,她该听从公社党委的号召,不能自毁前程。我没有希望,就是不回家,和老乡们同住同吃,也轮不到我进工矿企业工作,绝望使我坦然,无所顾忌,破罐子破摔了,胆大妄为了,刘秀珍有家里遥控著,我头上的“天”已经塌了,想走想留,谁管得了?

准 备 行 动
    刘秀珍说了“我们走,她不能不走”,三人态度尽管不同,行动却是一致的,我们开始作回家的准备。逮著太阳天,我们晒干了四季豆,赶了广顺场坝购回了葵花子,上海人称香瓜子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炒货。除了这两样农产品,我们将毛衣、毛裤、换洗衣服、冬装全都装进行李,我在上海并没有多余的寒衣,留在乡下又怕偷。三件行李,一个上面印“上海”字样和外白渡桥图案的人造革旅行袋,读书时的书包,及塑料背包。扯下盖在帐子顶上防漏的塑料布,裹紧了衣服和四季豆,横三道,竖三道,塑料背包捆扎得四四方方,有棱有角,装上背带,正好背上身。和离开上海时一样,书包里装著喝水杯,毛巾,牙刷等随身用品,卖苞谷的款子缝进了内衣袋里,到贵阳买火车票时才会拆开的。旅行袋塞满了葵花,较轻,容易提著走。

    所有的行李都防水,沾脏了容易擦干净。回家前的几天,农活已经很轻了,出去半天清理苞谷地就回家。煤油灯下看不了书,也没书读,每天晚上炒一饭盒葵花,三人一边磕葵花,一边闲扯,葵花磕完,上床睡觉,黑灯瞎火的,铺了满地的葵花壳留到次日早上见光亮时扫清。

    上了床,睡不着,唱民歌,唱苏联歌,唱得最多的是“知青之歌”,一遍又一遍地唱“娘想儿来儿想娘”,悲哀的小调回荡在茅屋中,飘出窗洞,汇入山风的呜咽中。听说“知青之歌”的作者被抓了起来,投入监牢,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革命行为,而“知青之歌”却在短得不能再短的时间里流传全国,成为每个知青的心声。

    一年前,母亲拆掉了旧丝棉袄,本打算在冬天来临前洗净翻好,她是在一点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被关押的,靠了同学的姐姐奶奶的帮助,我做好了棉袄,请了人送去。想起了我那不知关在何处的娘,我恨不得次日就离开茶叶寨。不就是回家过年嘛,无论怎样,总不能套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帽子,最多算是“思想落后”,人都在乡下了,谁还能把我怎么样呢!

离开茶叶寨
    出门观气候天象,在乡下扛著行李出门更得选日子。一个天上无云出了太阳的早上,我们决定走,按著定好的计划将床上的一切卷起,塞进箱子,床上一光溜,茅屋里顿时空空荡荡,堵在眼前的除了行李,就是几个空盆空罐。我写条子请生产队长在自留地里栽苞谷,不知为什么,与生产队打交道的大小事都落在我的头上,后来想想,写条子实在是多此一举,庄稼人怎会让土地荒芜?播种时节,我们不在,他们自然会下种。那一刻,我不知道,手写的条子正好证明了我是行动策划人。

    请来了队长,我说:“我们要回家了。”递上茅屋门的锁,钥匙,和我现写的纸条,请他看管茅屋中的箱子。“不行,你们的箱子不能留在屋子里,我要全部抬去我家楼上保管。”队长说得对,箱子里虽然都是些被褥床单,遭了偷的话,他怎么办?赔还是不赔?赔得起?在水井边无路的山冲上我见到过行人,山上无路,也到处是路,随处都可以钻出个外寨人。茅屋无山墙,我都能攀著土墙爬进屋,而那把上海出产寸余大小的千层锁,挂在摇摇欲坠的破门上,简直就是招盗。当著我们的面,队长搬走了三只箱子,锁了门,十分通情达理的队长没有多说一句茶叶寨的习俗话“不要走,在这里过年。”背著行李的我们走在土路上,惊动了一二个茶叶寨人,“你们要走了?去哪里?”我们口中道著“回家过年”,脚上不知觉加快了步子走向老陡坡,我们要在坡脚的砂土公路上拦住拉煤的卡车,搭便车至县城,然后换长途汽车去贵阳。

强 搭 卡 车
    公路上偶尔会出现卡车,拉煤的卡车给了我们搭便车的机会。我说“有机会”,是因为司机并不一定准许我们搭车,不过知青们总是尽全力周旋,不管司机同意还是不同意,男女知青们都秉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横了心非搭不可的精神,不同意也是同意,照搭不误。

    递一根香烟,“师傅”长,“师傅”短的喊上几声,遇上好心的司机,让知青钻进驾驶舱坐一回顺风车,驾驶舱满了,知青们不讲究,站在煤堆上也满足了,即使一路上吃煤灰吹冷风,总比烈日下赶几小时的路要快得多,而且省力。一半的机率是司机拒绝搭车,“不行,我的车超重了,不能搭人。”“师傅,帮一下忙嘛,帮我们一下。”“不行就是不行,不准任何人上车。”男生可以递香烟,女生不能送烟,但是男生们总是认为女生容易搭车,男司机大都喜欢捎上年轻的女孩子。

    知青们采取的办法是在土路中堆路障,卡车不得不停下,不上车的人上前与司机客气攀谈,要求搭车,搭车的自管在后面爬上卡车,抓紧了栏杆后,搭话的知青们便搬开路障放行。不多久,知青强搭卡车的消息传遍了全县,“上海知青搭卡车,司机不让,硬是爬上车,姑娘家也一样。”姑娘家爬车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谁都不愿意爬几小时的山路,不爬车就得走路,走四个小时,不歇气,才能赶到县城,累得半死后还得马上准备往回走,爬卡车只需两分钟,而我们都非常年轻,上过体育课,身手矫健,并且认为司机没有理由不准我们上车,我们失去了太多!讨回点公平。
我们太年轻了,以至于没想过可能的车祸,致残,甚至丧失生命!

拦下了上海司机的卡车
    天气太好了,蓝天中没有一丝云彩,微风习习,阳光照在山坡,树林,草丛上,黄璨璨里透出暖洋洋,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在悄悄地释出秋天的温馨,坐在背包上等待的我们都知道秋阳的温暖是短暂的,很快将被密集的毛毛雨取而代之。面对著公路的我们竖起耳朵倾听,我们在捕捉马达转动的“轰轰隆隆”,空车在土路上晃荡颠腾的“匡琅匡琅”。

    山上响起一阵乌鸦聒噪后,也传来了喜鹊的喳喳。那是个喜鹊多,乌鸦也多的地方,早上开门,停在树枝上的乌鸦突然冲天而飞,我会不自在,逢上喜鹊在门口喳喳时,我心里生出喜气,一天下来,并没有发现可喜之事。正在想著到底是喜鹊还是乌鸦将主宰我们的旅程时,一部暗绿色的解放牌汽车从老陡坡底的公路上转了出来。“车子来了!车子来了!”我们高兴得大叫,随即将背包旅行袋堆到路中间,我们是在半路上拦车,必须迫使卡车停下来才
有可能向司机央求,苦求,哀求。

    在我们的路障前,卡车停下了,我们跑向驾驶室。“师傅,让我们搭个车去长顺好吗?”“师傅,请你帮个忙,让我们上车吧!”司机是个年轻人,驾驶室坐满了人,车厢上站著五六个男人,听了我们的请求,有人喊了起来,“你们是上海人?”“你们在这里插队落户?”车里车外,车上车下全是上海人,这是一部从惠水县的上海内迁工厂开来的卡车,大家都有些惊喜,他们是钻到猛坑拉煤,借著星期天的机会下乡玩玩,买点低价的农产品,没想到在深山沟里碰见上海知青,我们也很激动,引颈盼来的卡车上响彻著乡音,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上天怜我,助我也。师傅答应了让我们搭车,我们正要递上行李时,他嘱我们在原地等,等他回来再上车,不敢违命,我们继续等在路边,心里又高兴又有些惴惴不安。

    卡车最多开一至二里路便可达煤矿,装一车煤大约一小时左右。估摸著卡车快回来时,我钻进树丛解了手,行李再度被堆上公路中央,也许煤装多了,司机会改主意,我们实在放不下心呵。

    我们对时间的估摸准确,大约一个时辰后,卡车回来了,停在路障前,我们兴高彩烈地喊著“谢谢!谢谢!”爬上了车。上了车的我们才真正安了心,最艰难的路程就是在茶叶寨与长顺县的长途汽车站之间。

    在那个“三线建设”的年代里,据说是为了备战,许多工厂由中央决定了,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迁移至贵州,民用厂建在平坦地方,军工厂则搬进山洞里。惠水县位于贵阳和长顺县的中间,那里有上海和无锡迁来的三大工矿企业。我们坐的卡车属上海永安电机厂,我羡慕起那些在惠水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了,他们近水楼台,应该容易成为三大工矿企业的员工。

穿越长顺县城
    我的心情轻快得飞了起来,一路上,风声呼呼,两边的山坡一个接一个往身后闪去。车厢里人们告诉我们司机姓刘,是个非常好的人,大家关心著我们去哪里换长途汽车,长顺县还是惠水县?刘师傅是为厂里拉煤,当天不会去贵阳,但是他们厂里每天都有汽车去贵阳,有人从上海回来,厂里的汽车去贵阳拉货时会去火车站接人。车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三个,没有一个不清楚贵阳去上海的发车时间,这些上海人虽然居住在惠水县多年了,说起话来却好像他们昨天还在上海逛马路似的。

    站在卡车上的我们一看见烈士陵园后便缩成一团,低下头,只要三个中的一个被人发现,我们就完了,走不成了。五分钟后,卡车慢了下来,在嘈杂人堆中缓缓而行。

    赶场天的长顺街道上挤满了人,街边摆满了货摊,人们大声地吆喝,讨价还价,吵架。电机厂的人们依旧在车厢里站得直直的,高高在上地观看街上的各色农产品和热闹,他们吸引了赶场人的注意力。

    卡车穿过了场坝最热闹的部分,经过了汽车站,在车站三十米处的城外停了下来。刘师傅告诉我们,他要在这里等那些厂里来的同事们赶了场,买了菜果后再走,问我们要不要在这里下车,转上去贵阳的长途汽车?观察天上的太阳,估计是下午一时左右,去贵阳的汽车说不定已经开走了,如果我们下了车,跑去汽车站,长途车走了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刘师傅没有义务等我们再上他的车。几次要求公社干部开具旅途需用的探亲证明遭拒绝,没有证明,晚上去哪里投宿?当然可以去县革委会要求探亲证明,我们敢吗?好不容易离开了茶叶寨,难不成自己送上门,让县革委会训一顿,赶回乡下?

    “去贵阳的车好像已经走了,师傅,带我们去惠水的汽车站吧。”我们赖在卡车上,听著身边的乡音,觉著亲切,直觉告诉我们离长顺越远越安全。即使离热闹地几十米外的卡车上,我们依旧不敢站起来,缩作一团盼著卡车快开,我们的心早就飞出了长顺的地面。

好心的刘师傅
    好像等了很久,赶场的人们提着活鸡,大袋,小袋上了车,在众人讨论价格的闹声中,卡车迅速地滑出了长顺县界。在一个不起眼的土山上,公路的两旁修筑了石头墩,两县的山石地面绵延广袤,与其说是县界,不如说是划清公路维修责任的分水岭,县界的两边都是砂土路,一模一样的砂土路。

    车行不久,地面就显出平整了,很快卡车开上了光滑的柏油路,速度快了,却不再颠上簸下。车子在路上轻轻平稳地滑动,我们不再注意路况,倒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在茶叶寨吃的那顿早消化了,前胸和后背之间空空的,凉意乘虚而入。天色好象是下午四点后了,路旁的农田消失了,周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极其干净的柏油路,矗立其中的高大厂房,散布在浅坡上整齐的住宿楼群,天上的彩色云霞,远处低矮的淡淡的山影组成了一道奇特生动的风景,我们好像在时间的隧道里往前飞驰了一段,突然进入了中国最新型最现代化的工厂区和生活区,这些上海郊区才有的大工业区景象如“飞来峰”一般突现在我们眼前。

    卡车一定是驶入了永安电机厂的范围了,司机和车上的人们快到家了,而我们却开始担心起了惠水车站去贵阳的末班车。长顺县每天中午时分有一班开往贵阳的长途车,惠水县离贵阳近了,究竟有几班车?末班车几点出发?如果车走了,当晚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们的心跳得七上八下,卡车滚出了梦一样的工厂区,又转入了熟悉的乡下景致,四周的房子灰黄低矮破旧,我估计是惠水县的城区。

    卡车停在了一条混乱不堪,肮脏吵闹的坑坑洼洼的柏油路边,路上跑着布满灰尘的卡车,牛马车,拖拉机,自行车,手推板车,路边的灰土里是三三俩俩的农民们。司机招呼我们下车,指著路二三十米远地方的水泥建筑物他说:“对面就是惠水车站了,你们可以去那里坐长途汽车去贵阳,也可以试搭去贵阳的卡车。”我们有点茫茫然,照著吩咐爬下车,搬下了行李,东张西望,我们是第一次来惠水县城,城区的情形和长顺大不一样,热闹得多了,交通也发达多了,路上的机动车都开得飞快,在路上扬起黄土色的灰尘。也许我们看上去傻傻的,十分懵懂,也许因为我们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心地善良的司机对我们放不下心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姓名,如果实在找不到去贵阳的车,嘱我们去电机厂找他。关照交代后的刘师傅这才钻进驾驶室。目送着卡车转上公路远去了,我们心里空空落落的,好像失去了些什么,卡车上人们的乡音使我们的心热乎乎的,站立在陌生的异乡客地,举目无亲的我们分外珍重乡亲的情份。

    眼前的车水马龙把我们拉回现实,横在对面房子上的几抹斜阳迅速地退让,失踪,刘师傅的卡车离开后的头十分钟,我们就意识到:不可能拦下任何一辆车,绝对不可能!路上所有的车连着车,全是往贵阳方向跑,速度极快,连穿过马路去惠水车站都有点危险,更不用说是往路上堆行李拦车,这是条通衢大道,赶场天的交通尤其繁忙,走入车阵绝对是疯狂的行为,站在路边招手,除非是认识的亲友,没有人会停下车来,况且天色已晚,人人都归家心切。

投 奔 刘 师 傅
    太阳完全落山了,各色车子一部部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天色一阵阵黑下来,我们绝望了,即使有卡车停下了,我们甚至怕上车。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投奔刘师傅,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刘师傅熟悉惠水的交通状况,嘱我们下车时他大概就料到我们拦不下任何卡车的,茶叶寨地处偏僻的山沟沟里,土路坎坷不平,卡车必须慢行,逢上好天气,一天里在不同时间出现一到两部卡车,车慢车稀,我们得以用行李作路障。

    乘著太阳的余光还照亮大地,我们背了背包,提了旅行袋向永安电机厂进发。我们再次走近那片梦幻里的现代工业区,天边的依旧光亮,火烧般的晚霞已经转为暗红色镶灰边的残云,一个极其美丽的傍晚随著我们沉重的步伐而渐渐消失。光滑的柏油路是那么长,我们走一阵歇一会,我们相信刘师傅,相信我们的上海乡亲,再晚,走进生活区的我们会找到过夜地。

    我们一定在路上磨蹭了很久,那些同车的上海人也一定从他们家里的窗户里早看见了我们三个的身影。当我们走在楼房之间的小径上时,有人站在门口向我们打招呼“你们吃力煞了,刘师傅家就在前面。”有人高声邀请:“肚子饿了吧,来我家吃点热泡饭再走。”嘴上说着“谢谢”的我们心里一阵阵感动。

    终于到了刘师傅家,高大英武的刘师傅还穿着那件开车时的褐黄色茄克衫,刘师母也是高挑身材,年轻漂亮。他们如果在上海马路上逛街,一定是引人注目的一对,那一天,我们认识到:帅哥美女的刘师傅师母心灵更美。

    刘师母做了白菜肉圆招待我们,刘师傅赶去向车队领导汇报我们的情况,要求次日出车去贵阳,将我们送到贵阳车站。刘师傅的父亲听说了拦车搭车的我们,也来看望我们。心存十二分感激的我们嘴上笨笨的,说不出什么话来。那晚上,我们三人在素不相识的刘师傅家过夜,半夜里,刘师母为我们盖被子。

    第二天又是个好天,刘师傅出车贵阳,上午十时左右,他将我们送到了贵阳火车站大门口。午后,踏入返家火车的我们庆幸一切顺利,回家的感觉是多么好呵,下乡后的第一次返家终于成功了。

    同车去贵阳的上海人都说刘师傅一家都是好心人,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他们一家。那一天的颠簸,那一晚明亮的落日,瑰丽的晚霞,刘师傅家柔和的灯光,刘师母美丽的身影,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长存于我的心中,永不消退,成了我人生路上的楷模。

半夜奔赴狗肉宴
    在茶叶寨当农民多年,回家过年多次,最刺激的一次是坐煤车半夜赴宴。也是在岁末回家的路上,张晓静和我在茶叶寨的公路边等了一天,一整天没有听到轰隆隆的空车声。太阳下山时,两部解放牌卡车慢悠悠地进入煤矿,来得那么晚,像是专为了在夜幕中开车。卖煤的阿玫是我的密友,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不知被什么风从北京刮到茶叶寨的猛坑煤矿来“与工农兵相结合”,整日里。她的工作是在巨大的地磅上秤整卡车的煤,按著煤块的大小,煤块与煤面混合的程度开发票,也在普通磅秤上售煤给赶马人。卡车司机手上的五元,十元都是比较干净的煤款,赶马人的煤钱数目虽然小,却罗唆,沾满煤粉的手上的每一张一角钱,一元钱都沾著各种污迹,可能渍过汗,肯定散发出马粪味,买卖双方都来回点两遍以上后才放心。她说她本来是在“轨道上正常运行”,忽然被抛出“轨道”,进入“失重”状态,她的担心,焦心,伤心与我不同,她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轨道运行”,而我则从来没进入她所谓的“轨道”,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轨道”!

    阿玫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好极了,两部车都是从贵阳来的,搭上车的话,今天再晚,你们都能够到贵阳,明天可以上火车。”热心的阿玫让司机先看清楚了秤砣上摆出来的好处,很大的好处,同时明确告诉司机必须捎两个人去贵阳,司机是个明白人,欣然让我们上了煤堆。卡车的木栏较低,为安全起见,煤堆上横七竖八地系了三根绳子作拉手用,一个看过电影“东方红”,对红军抢渡大渡河铁索桥有点概念的知青一定会意识到绳子所创造的安全系数,纵横在煤堆上的绳子不是一根,而是三根,高度安全,绝对安全。

    我身穿灰色的塑料雨衣,雨裤,不怕下雨煤污,坐在煤上,两手拉住绳子,不怕天黑风冷,山路颠簸,我们稳稳当当地向贵阳行去。四处黑沉沉的,正好闭了眼睛打磕睡。

    半路上有人拦车,爬上来一个贵阳男知青,待他拉紧绳子后,大家自我介绍,都是接受“再教育”之辈,又都是黑夜中牢牢吊住同一根绳子的同志,大家顿时生出亲近感。贵阳知青发了一通牢骚,从他的议论中我听出了正气正直,不由得肃然起敬。贵阳知青告诉我们,卡车开往他插队的公社所在地,今天晚上绝不会去贵阳,要我们作好思想准备。我和张晓静都吃了一惊,不去贵阳,我们怎么办?天上没有月亮,天黑得无法辨认路旁的一切,即使看得清公路旁的山和地,斜在煤堆上的我们也绝对搞不清方向,土山、石头山、苞谷地、荒草滩看起来都一个样。困在卡车的车厢上,难以向司机求证贵阳知青的消息,知道真相后的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听天由命,扯着绳子,随着煤车游荡山间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天无绝人之路。

    卡车来到了一片光明处,贵阳知青说了,那是马路公社,我印象中的马路公社好像很靠近安顺,从安顺到贵阳,火车大约要运行两小时。马路公社显然比我们插队的新寨公社强多了——有电灯,卡车一转进光亮处,很多人开始奔来跑去忙乎,司机招呼我们下车,并嘱我们搬下行李,他说他要卸煤。一阵混乱,贵阳知青消失了,我们下了车,不知该干什么,只好抓着行李等在车旁。很快,我们被人请进灯光明亮的公社办公室,如果说是办公室,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眼前的楼房,房子很大,是农舍,看起来象是堂屋的房中摆着长桌,屋里更亮堂了,桌上排满酒和菜,桌椅盘碗看去粗糙简陋,但这是我从来没见识过的宴会,不象隔壁张三家的“地宴”,眼前是真正摆在桌子上,盘碗中的盛宴。被领到靠前的椅子上坐下等待的我们马上明白了:为公社拉煤的司机们是真正被款待的贵客,我们是莫名其妙“跟来”的陪客,陪客必须等,等贵客上坐,主人相邀才可以动筷。桌子四周差不多近二十个座位,如果说两个司机,加我们俩都算客人的话,主人们占了食客的百分之八十。贵阳知青显然是明白自己的身份,早就开溜了,即使他在,公社的干部认识他是本公社知青,不会请他的,我们远道而来,借了司机的“光”成了座上客。

    桌上有炒烟熏肉、炒猪肉片、灌肠、炖肉、炸薯片、油氽黄豆等,都是些久违了的美食,乘着人们向司机们敬酒,灌酒的时候,我们吃了个饱。撑饱了后问旁座那盆灌肠是用什么做的,回答是“狗肉灌肠”,我的天哪,炖肉大概也是狗肉了,我并非禁食狗肉,只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愿意吞吃狗肉,狗肉灌肠。

    司机们很少吃肉,只管喝酒,慢慢选一筷,夹一筷,他们一定是常常被请吃盛宴,照老乡的话是“一点都不饿肉”。司机喝酒也不多,慢悠悠,小口小口地喝,贵客的架势不是一日一月可以造就的。“师傅,你的歇处已经安排好了,这两位女同志找不到歇处,你看怎么办?”大概公社的工作人员发现我和张晓静不过是搭便车的,居然要把我们晾在椅子上。司机说:“怎么会没她俩个的歇处?拿床被窝给我,我睡驾驶室,让她们睡我的床。”司机很仗义,也许还记著地磅秤上的好处,以后还可能去猛坑煤矿拉煤的。“师傅,你睡你的,不用操心,妇女主任会引她们去睡觉的,你放心。”

    我们被带到附近的一座农舍楼上,那里的农舍都比茶叶寨的五柱楼大得多了,楼上的房间实际是瓦片下的顶楼,很宽大,以致于感觉不到顶楼的压抑。楼板铺得平整,铺了草后就是极好的客铺了,比起茶叶寨离地两尺不到的床铺,睡楼板干燥且干净。楼上已经有几个贵阳女知青躺在草铺上,不知谁给了我们一床被子,不似宴会处明亮,顶楼上的灯光幽幽暗暗,好像随时会熄灭,我们不知道时间,估计是凌晨时分了。轻手轻脚地整理床铺,本打算睡了,忽然意识到该上茅房,不得已向贵阳知青打听。“就在屋头解手。”顺著贵阳知青的手指处,我们才发现顶屋没铺草的一边地板上有个出恭洞,下面是牛马圈,黑糊糊一片,应该是安全的方便处。也许时间还早,不是我们猜测的午夜时分,贵阳女知青精神很好,问长问短的,又告诉我们等会儿还有人进这屋睡觉,那是跟司机相好的知青,明天要跟车去贵阳等等。颠了一晚上的我们似听非听,很快入睡了,我一定睡得很沉,根本不知道半夜里的任何动静。

去林东煤矿拉煤
    第二天早上,天阴沉沉的,我们只盼著老天不要下雨,司机归家心切。司机起得很晚,我俩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休息,唯一能做得是搬了行李站在卡车旁边等待。周围农舍的建筑比新寨公社一带好多了,盖瓦的木板屋连成片,门,窗,墙看去整齐,农田平坦,很明显,这是较富裕的地区,有电灯放光明为证。

    司机出现了,告诉我们准备出发,去林东煤矿拉煤。“师傅,今天到不到贵阳?”不知道林东煤矿在哪里的我们担心著行程,“拉了煤回贵阳。”司机一边说话,一边拉开了车门让一个女知青进了驾驶室。我们赶快将行李搬上车厢,站好,拉住绳子。那位女知青大概就是前一晚贵阳知青谈到的女同志了。驾驶室虽然可以坐三个人,我俩很清楚:我们只配坐在卡车车厢里。那些上海男知青的话没错,女知青确是容易搭车,她们有坐驾驶室的本钱。

    车行了不久,天上飘起了毛毛雨,风里是一阵阵的湿冷,暴露在外抓绳子的手挨著冻,我后悔没想到带手套上路,谁能料到旅途拉长了一天。司机大概是在干“私活”,出贵阳下乡拉煤,先去茶叶寨为马路公社拉趟煤,再去林东煤矿拉煤回去。黑夜中为公社拉煤不象是干“正经活”,睡女人,捎旅客换煤当然更不是“正经活“。对司机我没有任何不敬,相反,倒觉得他仗义,是个江湖上走得转的人物,如果他将我们甩在半路上,怎么办?

    毛毛雨越下越密,天色越发暗了,卡车进入林东煤矿后还开了好一会儿才到处,拉煤的卡车排了长队,车队两旁都是煤堆,地上流淌著黑水,煤堆中转悠的工人脸上黑一块,白一块,鼻孔下糊著煤黑。终于轮到我们的卡车装煤了,我俩搬下行李,爬下车,司机和女知青也走出驾驶室,大家进入煤矿的办公室烤火说话,由工人们向车厢里铲煤。司机说上海的塑料花很漂亮,请我们帮买,我们满口答应了,说话间,司机递过来他的姓名及公司地址。那时的上海人结婚,新房里会放置上一束插在玻璃花瓶里的塑料花,玻璃花瓶晶莹中透著大红的喜气,塑料菊花玫瑰花不如鲜花精致生动,却可以久葆艳丽。塑料花很贵,而且不是随处可买到,商店里偶尔供应塑料花,半小时内就会售馨。除了新房,一般家庭很少摆设塑料花。司机大概也知道他给我们出了难题,所以只是相托,并不给钱。往返贵州上海之间,我的钱永远不够用,根本没有余钱为人垫买东西。

    铲煤的工人好像和司机相识,装了煤后又和司机拉扯几句,我们再次爬上煤堆。卡车开出林东煤矿时,雨丝更密集了,天色暗黑,我们却定心了不少,从路旁的景致看来,我们是真正在向贵阳进发。
最终,我们抵达亲友家,洗刷去满身的煤灰后再度登上旅途。

不受欢迎的人
    第一次回家的路上特别兴奋,火车进入上海北站时我的心几乎快跳出胸膛,然而,家乡弄堂里的人们视我为瘟疫。弄堂里的一位管闲事的里弄干部对我说:“你怎么还在上海,还没回去?”我狠狠地顶回去:“你家阿三回去乡下了吗?你家阿三怎么还在上海没回去?”派出所的户籍警上了门,如果说里弄干部是责问的话,户籍警则是凶悍逼迫我回贵州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类的吼斥似一颗颗子弹向我飞来。上海,我的出生成长地,并不欢迎我回家。

流产优秀团体
    从上海回到茶叶寨后,我们获知了我们本该被评为先进集体的消息。为了巩固和加强上山下乡运动,据说专区的领导计划树立知青个人样板,集体样板。我们中的一个出身工人家庭,加上我们三个女知青相处和谐,县革命委员会打算将我们茶叶寨树成上海知青优秀团队。就在我们“逃”回上海的次日,县里派出的“树立样板”工作小组走访了茶叶寨,当生产队长打开那个上海产小铁锁,工作组的人们看见了满地的葵花壳,人去楼空。那天早上出了,大太阳,很不容易见到太阳天,我们当机立断,走!走得太兴奋,太紧张,太匆忙,忘了扫清前一晚留在地上的垃圾,这些葵花壳不仅彻底摧毁了尚在襁褓中的优秀团体样板,并且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家风。

    知青们收拾了行李,纷纷离开,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措施,派人去汽车站侦查截堵。汽车站只有一个,县里的人们都互相熟悉,凡是年轻的陌生脸蛋出现在去贵阳的长途汽车边,立即被拦阻下来。那些说普通话,口音里没有一丝贵州腔的知青男女,见了县干部问话,先就慌了。

    他们被强制送回生产队,等著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送回生产队的知青们心犹不甘,次日再出发,回家的决心分明是不屈不挠的。年关近了,县干部想到自己家里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懒得盘查回家人了。

    如果茶叶寨的三个女知青成了样板,代表样板进城开会,发言,表态,甚至荣升的不会是张晓静,更不会是我。所有的传言中最使我感到诧异的是:离开的那天早上,我们怎么没有扫掉葵花壳,忙来忙去的我们应该踩得葵花壳沙沙响,而且应该受不了而扫去葵花壳,我们竟然没有。如果不是一个进入过我们茅屋的县干部亲口告诉我,他见到了满地的葵花壳,我几乎不相信这个事实。

    在三人“逃”回家的事件中,我被视作是主谋策划者,而我,居然漏掉了“扫清葵花壳”那样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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