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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黑龙江

六度春秋在德都
2018/7/31 14:54:26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范卫平编辑:楼曙光点击数: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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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是70年5月插队前在上海照相馆拍的、当时18周岁。


  1970年5月24日,当我们知青乘坐的专列在上海北郊的彭浦车站“哐”的一声启动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而我却一点儿都不想哭。这一年我19岁。我在想象我们要去的德都县会是怎样一个地方。德都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父母亲都在受查,军垦、农场,甚至到边境呼玛插队都不可能,德都县是惟一的选择了。

  火车开了五十多个小时,终于在北安车站停了下来,这里除了车站是一幢砖房以外,周围只有用木板钉的简陋的房屋,车站上还拴着儿匹马,空气中弥漫着马粪的气息。这里几乎是火车可以到达的中国的最北面了。

  德都县异常美丽,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年轻的休眠火山群。许多年以前,当火山喷发后,岩浆阻塞了讷谟尔河,于是形成了著名的火山堰塞湖——五大连池。南北格拉球山、东西龙门山、东西焦得布山、东西莫勒古山、老黑山(今名黑龙山)、卧虎山、三角山、尾山、药泉山、火烧山这十四座火山分布在这一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滚滚的石龙延绵几十里路。老黑山西南侧,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至今仍呈扇形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火山岩石块,大的甚至有几十吨、几百吨重。

  我们这一批到德都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一共是60人,全部分到了团结公社。永远大队30人,永安大队20人,剩下的10名男知青是徐汇区来的,全部分到了前进大队。

  前进大队是一个靠山的村庄,以前也叫靠山屯,距离南边的公路约约一华里。听老乡说,50年前,这里只有3户人家,现在是团结公社七个大队中比较小的一个大队,近300户,一千多人口。整个村子分布在五条东西向的土街上,四个生产队的场院都集中在村子的西北角上。

  这里最重要的农作物是大豆,一等的能卖1角8分多一斤,其余的小麦、谷子、玉米都是根据口粮的需要来种植的,有多余的也可以卖到粮库去。

  每年4、5月份开始播种,6月初到7月中旬铲地,然后扒炕抹墙、打草,8月份割小麦,尔后割大田,脱谷打场,一般总要忙到12月初,农活全部结束了,卖完了粮食,各生产队结算,分红。这里的冬天最冷时达到零下40多度,按东北的习惯,地里无活可干,人们都窝在屋里,开始猫冬了。

  十个上海知青中,我、沈京文、周泰和分到一个生产队,杨卫、陈永强分在第二生产队,邹槛梁、陈圻分在第三生产队,于贻圣、于贻岑兄弟俩和吴金伟分在了第四生产队。


  
在青年点的门前逗小花猫。



  前左陈永强、右於贻圣,后左刘久祥、中作者、右杨卫。刘久祥是前进大队书记、其他均是前进大队上海知青。

  

左范卫平、右刘久祥。

  大队用每个人230元的安置费为我们在村子的西头盖了三间房,这是北大荒最常见的房子,当中一间是厨房,砌了四个灶,东西的房间是南北各两铺炕,烟囱竖在房屋的两头,烧火的时候烟火通过炕道从烟囱排出去,土炕的寒气和潮气都被驱走了。

  这里的家具是最简单的,厨房里有一口大水缸,房间里有一张炕桌,吃饭时把炕桌往炕上一放就行了。农民家一般都有一对炕柜,衣服放在柜子里,被子放在柜顶上。我们基本上每人带了一个木箱,还有旅行袋、背包等。我多带了一只曾祖父留下的旧杂木箱,把家里的许多书都搬来了,有《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约翰·克利斯朵夫》、《牛虻》等。

  5月27日到大队,办了三天学习班,也把村里的所谓“牛鬼蛇神”都拖来批斗了一番,6月1日,我们正式开始随生产队干活了。

  第一天铲地是最累的,虽然以前也曾经参加过三秋劳动,也曾用铁锹翻过地,也曾经两个人抬过70斤左右的筐,但真正的劳动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锄头的落点总是不准,时常要弹起来,不能把泥土均匀地拉下来。在拉的过程中,要避开苗,但要把草除掉。生产队副队长叫赵玉柱,是个中等身材的很结实的小伙子,还镶着金牙。他满脸笑容地帮我们带半拉帮,还不时地安慰我们,说你们大城市来的人能到农村来生活就很不容易了,更不用说干活了。

  当我觉得苦不堪言的时候,农民们却一直有说有笑,歇气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回来帮助落在后面的人。

  铲玉米时太阳刚照到地里,玉米叶上都是露水,人一进去,成百上千的小虫向你扑来,赶紧用手挥,可是赶走了还来,干脆也不赶了,随它咬去吧!再挥下去的话前面的人都不见影子了。

  几年以后,我可以在干农活方面和农民一样轻松自如了。到水库劳动推小车,那里的农民最多一天可以推15车,而我可以推16车。200多斤重的麻袋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扛上肩。青年点门前有一个大车的轴,连着两个轮胎,约重400斤,有一次大伙比力气,全大队只有我一个人能拿起来。

  

在生产队场院的谷垛顶上、前左戴思平、右范卫平,后左叶腾虎、右陈永强,戴和叶是团结公社永安大队上海知青。

  

在谷子(小米)地里观看已经成熟的谷穗。


  
赶马车。

  这时候,我也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城乡差别,什么叫工农差别,什么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为什么在一个同样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批人和另一批人的命运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这是多么的不平等啊!

  北大荒的日常生活对我们这些上海来的知青来说确实是十分艰苦的,虽然我们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但我们毕竟是在上海长大的呀!粮食、油,猪肉、鱼、豆制品、蔬菜等虽然比较少,但毕竟是保证供应的。

  到了前进大队之后,开始的一段日子大队里还派了一个人帮我们做饭,但一段时间后,知青之间互相有了矛盾,大队将烧饭的人撤走了,几年里,我们的日常吃饭都处于艰难和动荡之中。

  一般的农民家庭都是男劳力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妇女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烧饭、养猪、养鸡鸭鹅、种菜。而知青却是一方面要到地里干活,回来后还要忙挑水做饭、擦身、洗衣服,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冬天分红之后还要回上海,是无法作长期打算的。所以我们既没有种菜,也没有养猪、养鸡,更不用说做大酱和腌酸菜了。

  黑龙江虽然是盛产大豆的地方,但豆油的供给却十分短缺。我们当时每人每月的计划是1两。供销社半年左右才来一次油,于是几个人并在一起去将半年的油买来,大约半月左右,油就吃完了,我们就只能几个月不吃油。

  当时的猪肉大约是一年吃三次,端午节生产队杀一头猪,大约每人能分得7-8两肉。中秋节多一点,大约每人可分得1.5斤左右。年底的时候家家户户杀猪,如果有农民和你关系好的话,会来请你上他们家吃一顿东北杀猪菜,通常是血肠一盘,酸菜粉条肉一碗,白切肉一盘。

  北大荒的蔬菜一年中只有七、八、九三个月生长期,但我们是不种菜的,只能拿一个土篮子到老乡家要一点。当地的农民淳朴好客,每次去要菜,老乡都会对家里的孩子说:“快给你叔去整点菜。”虽然我们只比他们的孩子大不了几岁。

  最常吃的是土豆,黑龙江的土豆是一年吃到头的。秋天,每人能分到一千斤左右的土豆。我们一般将其中的一半去粉房换粉条,100斤土豆可以换7斤粉条,每人能换到35斤。另外,大队里有一个豆腐房,一年四季都做豆腐,做完后将豆腐放在马车上,然后沿街吆喝:“换豆腐啦,换豆腐啦。”—斤黄豆可以换两块豆腐,一个鸡蛋换一块豆腐,要买的话是8分钱一块。

  我们经常是缺粮断餐到坚持不下去了,然后开始分工,轮着去生产队借点粮食,立刻到机器房加工,半小时左右就好了。好在机器房的人总是不要我们排队的。也有借不到粮食的时候,有时只能饿肚子了。我最长的一次饿过48小时,还照样上地里干活,心里非常难过。沈京文是借粮的高手,如保管员不肯借的话,他就呆在仓库里不出来,说:“老王头,你说哪一回我是空着手回去的?”

  几年以后,上海知青一般都不用下地干农活了,有的看青,就是到田里到处转转,如果有人偷庄稼或是猪到地里吃庄稼就罚工分;有的看瓜,有的夜间巡逻,也有的到前进学校代课。

  我们还时常帮农民们理发修钟,做一些木匠活。

  这几年里,我们看了许多书。我的大木箱掀开后,箱盖上钉满了各种警句名言:“在命运前头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上帝只有对它看中的人才在现世表现出如此严厉,在世界上横行不法而始终得意的人万劫不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候,只有永不被黑暗掩埋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有永不被卑下的情操屈服罢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克利斯朵夫、安多纳德,《牛虻》中的亚瑟、琼玛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然记得《牛虻》结尾时那首小诗:“无论我活着或是我死了,我都是一只快活的牛虻!”《古文观止》中《郑伯克段于鄢》、《李陵答苏武书》也使我对中国的古代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有时也互相之间考字典上的冷僻字;争论人的百米速度能不能达到9秒、8秒,甚至更快;也辩论今后科学发达了,人们所需要的粮食是否能够人工合成。争论使我们感觉到了知识的匮乏,又赶紧从书本中寻找理论根据。

  当时我还读了一本小册子《控诉法西斯》,是讲纳粹德国为了陷害共产党人,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以纵火嫌疑人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逮捕并在莱比锡法院第四刑庭审判。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用自己的丰富的知识为自己辩护:“一般人都以为法律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但司法部部长克尔却不这么认为,“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并受到它的制约。”季米特洛夫最后还说道:“请问,有哪个国家的法西斯不是残忍和野蛮呢?”他还引用了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一首诗:“在命运的伟大天秤上,天秤针很少不动,你不得不上升或下降——不做铁钻,就做铁锤……”我们还下棋、摔跤、搬秤,也喜欢唱歌或大声吼叫。尤其是冬天,晚上已经上炕了,但睡不着,就开始比赛吼叫,吼叫的声音可以使房间里的人全身的汗毛全部竖起来,这吼叫也许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内心深处苦闷的发泄。

  从我们下乡的那一年起,德都县开始举办田径运动会,基本上从每年的6月1日开始,先在大队里报名,然后集中起来训练5-7天。公社的运动会一般开3-5天,田赛项目为铅球、铁饼、标枪、手榴弹、跳高、跳远、三级跳远,径赛为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5000米及l万米。我小时候就喜欢体育运动,因此前7个项目我在公社比赛全部能进前三名,我还曾担任过公社的田径总教练,在公社运动会结束以后,再集训7-10天,然后到县里参加比赛。一个公社有小学组、中学组、社会组,共有四、五十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在全县11个公社里,我们团结公社的团体总分总是名列前茅,只要穿着红色的团结公社的运动服出现在赛场上,总会引起一片赞叹声:“团结的,团结的。”惟一能和我们一争高低的是穿蓝色运动服的双泉公社队。

  永安大队的戴思平、张太松在运动方面也有强项,戴思平的中跑,张太松的跳高都曾经在县里取得很好的名次,我的铅球基本上都是第一名,其他投掷项目也是在前三名以内的。

  我们公社的王立明、李广仁,都是短跑的好手,王立明到齐齐哈尔师范去读体育系后,100米的短跑成绩达到11.7秒。女子组的朱玉英、曲凤英只要一上场,100米跑总是第一第二名。县运动会大约开5-7天,我还曾经担任过团结公社的旗手,但可惜这一张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彩旗飘飘的运动场上不停地播放着音乐及运动员进行曲,广播不停地广播:“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到某某场地检录了。”每一个运动员的号码要报给会务组。每一个项目结束后大约半小时,广播里又会广播,“获得项目前6名的运动员到大会主席台领奖。”当时获第一名所得的也就是1元钱左右的毛巾、精装笔记本、钢笔之类的奖品。

  县田径运动会结束的晚上,因为团体总分得了第一名,大家聚一起会餐,平均每个人喝四瓶啤酒,因中小学生喝的少,所以社会组的喝酒任务更重一点,往往会有几个人喝多了,使气氛更加热闹。



  在德都县运动会上、我担任团结公社的旗手、因为在公社运动会上、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手柳弹七个项目、我全部进入前三名、后面四个项目我都曾经是县运动会第一名。文章中说这张照片找不到了、最近几年、一起插队的戴思平、於贻岑在他们那里找到了上述珍贵的老照片。

  在黑龙江的六年里,最让我难过的是大学梦的破灭。72年初,文革以来进行的第一次招生,北京工学院在德都县有9个名额,太平公社、建设公社、团结公社各三个名额。我在生产队三比一被推荐到大队,再三比一被推荐到公社,体检后等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是我的政审不合格。

  73年夏天,我在公社参加了初试,通过以后又到县里参加考试,考完后我的感觉很好,后来在街上碰到监考的老师,他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你考得相当好。”当时我报考的学校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德都县有一个名额。考完后的第二天,外国语学院招生组的人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进行面试,但最终还是政审通不过,这个名额就让给其他县了。

  74年夏天,上海交大来德都县招生,是内燃机专业和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75年上海师范政教系、上海二医口腔系各一个名额,但最终都是政审通不过。

  我的父母亲都是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就跟随陈毅同志南征北战,1949年接管上海。1956年父亲到市人委办公厅工作,文革前担任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文革开始后,被张春桥等打成陈(丕显)、曹(狄秋)死党,因此株连几个孩子,家里三个大的孩子分别为66届、67届、68届,除了老大去苏北大丰农场外,老二、老三到农村插队。在入团、入党、招工、当兵、升学等方面都受到牵连。

  在黑龙江的六年里,我几次梦见自己上了大学,但醒来后,仍是躺在冰冷的炕上。每一个人都曾经有美好的愿望,但对于我,结果往往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打击。

  75年-76年,我开始在前进学校教书。前进学校在村子的南面,是一排比普通房子要高许多的建筑,长约80米,学校门口有一个水泥砌的乒乓球桌,教室的南面是操场,有单杠、双杠、沙坑,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临时代课,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班我都教过。小学一到五年级是各一个教师全包,也就是一天的7节课全部是一个人上,不管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唱歌、体育、图画等等。从上课的内容来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一天下来,大多数时间一个人在讲话,确实是喉咙都讲疼了。75年下半年,我教初中一年级,76年初,我教初二毕业班,年龄大的学生也已20出头了,只比我小三、四岁。

  我非常喜欢这些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看着那么多一双双清纯而好奇的眼睛,我的心里充满着成就感。

  有时我布置一段课文或是一首诗让学生背诵,个别关系较好的老乡家的孩子会有侥幸心理,但我是一个也不漏过的,宁可牺牲两节课的时间,将每一个同学都叫起来背,背不出来的放学后留下,甚至到9点、10点。

  放学以后,就和一些同学在操场上锻炼身体。教书的时间虽然长,但却是愉快而有意义的。



  和於贻圣一起坐在大队前的水泡旁。



  75年12月、前进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全体人员合影,当时我担任艺术指导、並独唱《回延安》。

  76年3月25日,当我独自一人乘着大客车离开德都,从客车的窗口向外默默地注视着这一片黑土地时,心里充满了感慨:在这一片土地上,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但我毕竟是初步了解了农村,亲身经历了中国最多数的农民是如何生活的。而我自己也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那里了。生活着的时候,有许多的痛苦,而离开的时候,突然觉得是深深地爱着这一片黑土地,因为这一段历史或许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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