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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回家的路走了22年
2022/2/9 14:27:10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盛文秀编辑:楼曙光点击数: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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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中国上层发生了大事件,这一年的秋天,我的命运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我离开了下乡插队的边境小山村,结束了七年的“脱胎换骨”改造。

  说起离开黑龙江农村这件事,必然要牵扯到我的父亲,我们父女的命运,仿佛被那个年代的政治、政策所束缚所禁锢。

  离开黑龙江之前的一年多时间,我和父亲的通信变得频繁起来,因为父亲在一次来信中问我,是否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打算?当时报刊上风行各地知青种扎根树,表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想父亲是在关心我的思想?其实父亲听到一则小道消息,中央要为“四个面向”干部落实政策,其中有两条关乎我们:一、父亲可以落实回原籍回原单位工作(只要原单位接收);二、父亲自愿去上海以外的工矿企业,放弃回原单位,可以带一名在农村务农的子女上调到工矿企业。当父亲得知我极想去工矿企业,就积极打听消息的来源和真伪。当时,父亲“四个面向”在南京郊区的梅山铁矿,我在黑龙江的爱辉,我们之间通一封信就要个把月,落实政策的进程缓慢且似有若无。因为关乎我的前途,表面上我若无其事地坚持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内心却在苦苦等待,一时间浓雾重重,精神倍受煎熬。1974年~1976年是文革后期,政治风云变幻,落实干部政策属于“安抚”,随时可能被不可预测的因素“搅黄”。比起政治大局,“另册”干部子女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

  黎明前的黑暗终于渐渐褪去,父亲来信说他已填写了表格,决定放弃回原单位解放日报,把我从黑龙江带上来。我们将去的企业是徐州沛县的大屯煤矿,当时属于上海的后方基地,时称“小三线”。接到这一消息,我欣喜若狂,可父亲在信中万分叮咛,暂时不要对身边任何人谈起,万一政策有变对我处境不利。父亲已被文革整得谨小慎微,他正视我俩处境已经不好,不能更加不好。

  不知何因,这一消息之后,父亲有近一个月没有来信,我天天去食堂等信,等得望眼欲穿。如果此事“黄”了,将意味着我一辈子待在黑龙江农村,不由忧心忡忡。原来父亲病了,他一人在外地好几年,衣食粗疏,慢性肠胃炎使他心力交悴,父亲回上海休病假了。后来父亲告诉我,填表以后就没了下文,上面只说等待消息。他让我安心生产劳动,不要太放在心上,父亲似有自责,不该过早把消息告诉我,让我承受心理压力。

  1976年秋天,我所在生产队外二道沟的水稻长势喜人,广袤的黑土地上绵延着一片金黄,铺到天边。为了不错过丰收的果实,生产队实行定额计分、多劳多得。大家起早贪黑多挣工分年终多拿钱,但劳动乐趣少了很多,你想一个人单干,面对好几十亩水稻田,从早割到晚,不说一句话,俨然一台“收割机器”了。

  这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磨快了手中的小镰刀,“蹭蹭蹭”一个人在稻田里无声地收割。突然稻埂上飞跑过来一匹马,马倌朝着我喊:“小盛一过来,快过来!”我直起了腰,干活干迷糊了有点发愣:“是喊我吗?”马倌挥着手里的鞭子,朝着我:“喊你呢!快收拾收拾回去吧,县上有两个干部找你!”说完马倌策马扬鞭飞也似的跑开了。我依然楞在那里,突然一激灵:对呀!一定是招工的通知到了!我的心不由一阵狂跳。父亲在前一阵信中提及,他已经离开南京了,不日我的调令也将到达。“水稻,不割了!赶紧回家!”我按捺不住兴奋,扔下手中的快镰,脱下套袖,蹭了蹭沾满泥土的解放鞋,心里像揣了头小鹿,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奏响:啊啊,我要走了我要走了,熬出头了熬出头了……

  走在回村的田埂上,回眸这片因秋季被染成五颜六色的广阔大地,我的泪忍不住流了出来:16岁来到这里,跟着老乡学习各种农活,春播夏锄秋收冬储,在这里吃食堂牛车送来的苞米大饼子、咸菜、井拔凉;在这里用火堆烘烤冻馒头;军用水壶的水冻成了冰坨子,捧起地上的冰雪解渴;昨天磨小镰,不小心碰到了右手中指,鲜血直淌……这片与我生命相依相连的黑土地,我把青春给了你,今天真的要与你诀别?我又一次泪如泉涌……离二道沟村已经很近了,我把手中的镰刀奋力朝着远处的田野投去,我想以这种方式与这片土地告别!但,一扔出去我就后悔了,脚步不由自主地朝着我的小镰奔去……这把小镰是公社奖励我的,当年我割稻速度在队里获得第一名,小镰是被评上五好社员的奖励品。小镰陪伴我,助我神威,割稻如剃头,我把工分攒起来换来了一块心爱的上海牌手表……

  走近知青集体户已近黄昏,见宿舍前的篮球架下站着两个陌生人,一高一矮,着装气质像干部模样。我们边境小村稀有生人来访,一定是父亲单位上来的同志!我径直走了过去,来不及回宿舍擦把脸换件衣服,而是肩上扛着半麻袋西瓜(为招待远方同志,特意去瓜地买了西瓜)。高个子迎上来握紧了我的手,盯着我的脸问道:“你是盛步云的女儿盛文秀吧?”我点点头:“我是的。”不由泪又涌了出来。他俩看我的神情有点异样?也难怪,清晨五点就出工了,中午在水稻田啃点干粮,头发蓬乱,面色黧黑,破旧的外套,沾着黑泥的解放鞋……还扛着麻袋,哪有一点上海小姑娘的味道!高个子说他是父亲单位人事处的干部,他又指指身边的矮个子,说他俩是特意来黑龙江为我们这批干部子女办理调动手续的。他俩见我眼睛红红的,安慰道:“放心吧,你会很快离开这里的!”他俩见球场前人来人往,就让我找一僻静处,说有话要对我交代。

  我陪着他俩朝着黑龙江边走去,走近江岔子,一大片红柳密布,绿中透红。站在江畔他俩很惊讶,悄声道:“离苏联这么近!”我说是啊,江心有主航道,就是国界线了。我们的对话就在国境线上展开,关乎我的命运。老高从随身挎包取出了调令,他用手指弹了弹雪白的硬邦邦的铅画纸,面色凝重地对我说:“按理,我们发个函就可以了,不用坐几天几夜的火车赶到这里,主要考虑下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怕中途被人压下或者调包。再则,你的父亲是一位老干部,从档案中了解他在白色恐怖的旧上海是一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专程为他的女儿办理调动手续,也是对你的父亲落实政策的慎重之举。”老高脸上浮起了笑容:“你是他的嫡亲女儿嘛!”老高同志的一席话令我倍感温暖,尤其提到为父亲洗去不白之冤落实干部政策,我心灰意冷的心顿时如沐春风,为父亲找回尊严由衷宽慰。老高又说,之前他们已商量好,一到生产队先同本人接触,摸清情况后再一级一级往上办手续。我的内心有一种久违的被信任感,父亲单位的同志想得太周到了,离家千里孤立无援的我,此时已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了。最后老高说为了不惊动其他知青,当晚他们住到爱辉招待所。我想老高他们是谨慎的,避免引出破坏上山下乡的嫌疑,耽误了我的调动。

  这一切在悄然和快速中进行。第三天中午,两位同志已办妥了我的迁调手续,离开了黑河。当晚,我不能再瞒着同宿舍的姐妹,我告诉她们我很快要离开二道沟了,不是回上海,是被招工到徐州的煤矿,是我的父亲落实干部政策按政策带我回去的。说出这些,我的心头突然如释重负,尘埃落定,我可以向室友宣布憋在心头很久的一桩大事。可室友们的反应有一点冷漠,近两年,我们16人的女生宿舍已陆续走了好几位,留守知青的内心被无望无助的忧虑笼罩。有人问我,不回上海你也决定去?万一将来回不了上海,你不会后悔吗?也有人说,离开二道沟农村总是好的,徐州离上海近一些,总比窝在黑龙江强吧?是啊,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眼下的处境我们又有何种选择权呢?

  第二天,我告别生活了七年的二道沟,离开了五十余名的知青大集体,踏上了去工矿的陌生之路,成为这一堵摇摇欲坠的知青大墙的又一位抽砖者。

  马车、汽车、火车,三天三夜的日起月落,我一个人坐在拥挤的硬座车厢,不知道下一个人生落脚点将是什么样子?

  提着简单的行李,我在大屯汽车站下了车,父亲已在汽车站候我多时。父女聚首并非预想中兴奋热烈,见父亲头发稀疏花白,面容憔悴,身影单薄,不由一阵心酸。父亲见我,勉强笑笑:“到了,还顺利吧!”我俩提着行李,默默行走,一时找不到话头,很隔膜很陌生的样子。想来我已有好几年没见父亲了,各自的变化大概有一种无从谈起的感觉。从1969年起,我和父亲前后离开了上海,起先他要求去反修前哨黑龙江,因五十多岁的父亲患有胃出血,高寒地带不适应,就没被批准,后来他去了南京梅山铁矿,在那里做仓库保管员。之后的七八年里,我们少有同一时间探亲,靠着鸿雁传书见信如“面”。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父亲在解放日报社工作,非常忙碌,除了周日,父亲住在报社宿舍不回家的。文革期间,父亲的休息时间,几乎是躲在楼上的卧室里写检查,父亲这一生的文字几乎都献给了写检查,可以编几部长篇小说了。这样的处境父亲脸上鲜有笑容,我们不大和父亲说话,见他都怕丝丝的。16岁那年,我去黑龙江前夕,父亲为我捆扎行李,很仔细很缜密,父亲把无奈不舍和深爱都捆扎在细密的一道一道草绳里,以致我到了黑龙江很久不忍剪开……

  走着,父亲打破了冷场,他问我,我们在生产队时政治学习都学些什么内容?问我有否读过某某中央领导的讲话纪要?我不由哑然:刚刚,我结束了三天三夜的旅途劳顿,只身从八千里外回来,父亲你不关心我是否吃了午饭,一路车马劳顿如何熬过来的,却问我政治学习?父亲已被政治过分浸染,他对他远道而来的女儿表现出偏离常规的冷漠。令我难过的事还在后面。那时父亲已被安排在矿工医院的后勤工作,按理近水楼台可以让我住得舒适一点,不想父亲把我安排在一个放杂物的仓库里,那里有一张锈迹斑斑的铁床。父亲说不去麻烦女同事,让我将就几天,不日就去新单位报到了。其后的报到时间迟迟没有落实,我一个人在闷热潮湿的仓库里住了三个星期。父亲见我空闲无聊,抱来了厚厚一摞政治书籍,还有不少单行本的学习资料,有“批林批孔”的,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父亲强调,要我认真补一补政治,分配工作时可能会面试,当下政治是第一位的。原来父亲是有他的目的性,他为我的工作分配担忧,找一僻静处是为了让我安心学习不受外界干扰。父亲的爱总以貌似冷酷出现,因为他把我带了过来,如果分配去煤矿井下工作,他将如何对我的母亲交代?结局是戏剧性的,我们这批来自黑龙江的干部子女,“清一色”被分配到微山湖畔的坑口发电厂,我的恶补政治没有派上一点用场。但这一次住仓库的“政治启蒙”引发了我对政治的兴趣,以致后来的职业路径从宣传科到组织科到公司党校,在公司党校讲师的职务上退休,父亲捧上的“一摞政治书籍”功不可没,尽管他内心反对我们吃政治饭,却又一次阴差阳错。

  说是我和父亲在一个大单位,其实相隔有二十多里地,且没有公交车。大屯煤矿有五处矿井,方圆几十公里,职工三万多,是煤电运综合一体的大型国企。每逢周日,在电厂班组做检修工的我,向师傅借一辆男式高杠的自行车,“呼啦呼啦”骑上二十多里地,去和父亲团聚。春天,我为父亲拆被子、洗床单;夏天,我为父亲拆毛衣毛裤;冬天,我和父亲猫在宿舍里开小灶,我们吃着聊着,倒有几分轻松。此时父亲在矿医的库房工作,收发药品登记账目,倒也不很累。有一次,父亲同宿舍的剃头师傅,有点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你的父亲,忠厚之人,按级别,比我们院长还高两级,打发在库房干,啧啧,明明是排挤……”父亲那时和几位剃头师傅、烧菜师傅、看浴室的同居一室,他们见我都客客气气的,都有和剃头师傅一样的愤然不平。忍不住问了父亲,父亲说医院让他挑担子,他觉得自己老了,身体也差,就推辞了。我在想,父亲把我的工作问题解决了,他既然回不了报社,此处无有他的用武之地,过渡几年就退休了。父亲有了这样的打算,我想他的内心应该是比较平静的。

  这样的平静大概过了两年,日历撕到了1978的冬天,一起分到大屯电厂的知青都在疯传知青返城的消息,说只要上海的医院开出证明,几乎都可以办成病退回上海,也有因父母年老多病办成困退的。这样的消息对我们内心的冲击是巨大的!没想到短短两年时间,中央对知青的政策有这么大的转变!届时我们已经是国企正式职工,户籍早已落在了江苏沛县大屯镇,这板上钉钉的事实我们还有扭转的希望吗?有几位同事按捺不住了,请假回上海打探消息。更让我们心思活络的是,据说有人冒风险把上调后的户籍退回农村,变回知青身份,再从那里办病退回上海。那一阵我被这些消息弄得寝食难安,忧心忡忡地去了父亲那里。我把一些想法对父亲说了,父亲历来办事沉稳,他是极力反对我去“瞎搞”的,他说,什么事都有个规矩,大家都乱来,国家不要乱套啦!父亲对我“退回去办病退”的想法大为恼火,当初他放弃回原籍回原单位的优厚条件,就是为了成全我脱离农村到工矿,现在我似乎并不珍惜,想走什么“曲线救国”的返城之路,这种冒险不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吗?

  我郁闷地离开了父亲宿舍,骑上了那辆借来的男式自行车,“呼啦呼啦”地赶回电厂,一路委屈一路淌泪:父亲,你就不能向组织反映你的年老多病,母亲在家没人照顾,你自己可以争取调回上海,等到你退休,我还有顶替的一线希望。刚才父亲拒绝了我的建议,他固执地认为,他已经享受了党的落实干部政策,怎么可能再向组织提要求?父亲似乎觉得我在挑战他的尊严。他认为在哪里都一样,只要努力工作,都可以做出成绩受人尊重,父亲的襟怀比我宽广很多。自此以后,我再没有对父亲谈起回上海的事。

  我在大屯平静地生活着,内心放弃了回上海的念头。结婚两年后,我怀着九个月的身孕回上海生产,休完56天产假,我独自一人抱着两个月的婴儿去赶火车。母亲心疼她的小女儿,朝着父亲抱怨:“那个时候,你想想办法,托托关系,要是回报社工作了,女儿也不至于落到这般苦境……”父亲听了沉着脸,一声不吭。母亲怎么不了解父亲呢,让他向组织上开口,等于在打他的脸,况且父亲认为自己已经“享受”了政策待遇,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

  九十年代初,有一次调往南方小城市的机会,由于父亲的“不推助”,最终告以失败。

  《张家港日报》需要编辑,经人介绍我和报社总编有了一次接触。总编看了我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的文学作品,又得知我的父亲是解放日报的老报人,他随即向我提了一个要求,让父亲的老同事、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写一封推荐信,这样他好向上级交代。我不明就里以为是件小事可以办成,于是信心满满地赶回上海,对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听后竟然一口回绝,他认为这位主编不靠谱,好像在做交易;他又认为,我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进报社,将来才能站稳脚跟,靠附加条件是不可取的。父亲拗成了一根筋,他甚至很鄙夷:小小地方小报要攀大报的关系(九十年代初关系风盛行),也不是这么走路子的!我的心一下凉到冰点,要撬动父亲内心的坚守比登天还难!父亲已被边缘化很多年,但对党报的忠诚,对老领导的维护,是绝不允许我们去添一丁点乱。为了维护父亲一贯以来的尊严,第二天我就收拾了行李,离开了上海。

  父亲的晚年,由于在徐州的煤矿离休,其经济待遇与上海的离休干部相比,有很大落差。尤其发生的医疗费用,需寄去原单位报销,成了他晚年的心头之患。每次住院要垫付大量的现金,之后把那些账单分门别类用胶水粘贴,父亲戴着老花眼镜,一张一张地对着日期粘贴,然后去邮局寄挂号信,厚厚一摞,如同寄一部长篇小说。有时相隔数月,没有报销消息,就打长途电话去单位询问,难免遇到冷言冷语,父亲沉默以对,会不愉快好几天。

  有一次,见父亲又去银行取大量现金,我突然感到,是我连累了父亲,当年不是因为我,他满可以在上海离休,享受比现在好很多的待遇,至少心理上少一些被边缘化的隐忍。但父亲,从来没有对他的女儿有半点抱怨,父亲把这一切隐在心底,一个人默默承受。这样的承受母亲有时会忍不住说出:小区的离休干部们加工资了,免不了三五一堆地高兴议论,父亲在一旁默默听着,别人问他,他只说我是外地的,和你们不一样。父亲说完默默地走开了。母亲说,父亲又会闷闷不乐好几天。母亲心疼女儿也心疼父亲,总说我们的命运是阴差阳错啊!

  父亲竟然活到93虚岁上离世,也是一个奇迹。高龄的父亲犹如一株雪松,愈寒冷愈苍翠。那时父亲依然日日看书读报,参悟国家大事,最多时自费订了五种报纸,不包括离休干部赠送的几种报刊杂志。随着国运昌盛,父亲的精神、身体都朝着好处发展。他把“知足常乐”的条幅悬挂于卧室,不是他看清了多少事,而是看轻了任何事!这种襟怀的拓宽使父亲的夕阳有了光彩!时光已跨上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似乎已没有理由纠缠于命运的多舛。

  我的幸运也在走近。二十世纪的末尾,又由于“政策”的因素,我和儿子的户口顺利地迁回了上海。1998年国庆前夕,距我离开黑龙江过去了22年,我的儿子已17岁,上高二了。为迁调户籍我特意赶回上海,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她是欣喜的。母亲把我拉到后房间,她从箱子底找出一本老旧的户口本,神秘地对我说,几次换新户口本她都找借口不换,后来实在挡不住了,就托熟人把老旧的户口本藏了下来,因为最后的扉页上注着一行字:1969年11月1日盛文秀从江湾镇万安路1075号迁往黑龙江爱辉县。母亲的心底藏着一个不灭的愿望,她的小女儿总有一天要回到上海,回到生养她的故乡!母亲生怕年数久了江湾镇派出所不认账,拒绝她的女儿迁入,她藏下了这个唯一的历史凭证。翻阅装订线业已脱落的旧户口簿,一个个印章记载着我们全家人的命运变迁!有一阶段,上海的户口簿上只存在妈妈一个人。

  办理迁入手续是顺利的,大概母亲保留的旧户口簿功不可没,少了很多证明环节,再则,面对一个退休的老知青,上海再做抵挡还有什么意义吗?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的路走了22年,终于叶落归根重新做回了上海人。

  回家的情结难以割舍,但等待我的将是另一种更加艰难的生存挑战。

  补叙:父亲于2012年7月22日离世,享年92岁。讣告刊登在父亲珍爱一生的《解放日报》上。父亲离休单位委派同志专程前来主持父亲的追悼会。父亲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父亲走完了坎坷磨难的一生,他是配得上这面党旗的。我无怨无悔,因为他是我敬爱的父亲。我们父女的命运是时代造成,无论悲剧、喜剧都是时代的缩影。

  本文选自《那人那情那命运》,黄建华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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