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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影寻踪

香港四月天(4):流水无情调景岭
2010/9/10 14:22:46
来源:浦江情作者:晓雾山风编辑:林云普点击数: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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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景岭的读音

调景岭在香港九龙东部的海湾“将军澳”沿岸。此地原名“吊颈岭”(起因后叙)。“调”字多音,可念“吊”(比如“调查”),又可念“条”(比如“调味品”)。“吊颈岭”因地名不祥而改名,将“吊”改成同音字“调”,而在正式读时却转取“条”音,现在地铁的报站就是这样。

“吊颈岭”远离香港闹市区,由地名可略知当年荒芜萧杀之气。1990年,我闯到那里,看到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当年只是浮光掠影的短暂停留,除去拍了几张不敢拿出去冲印的照片,对那里的风物,实在是知之甚少。然而,“吊颈岭”三字,却总在心头挥之不去,凝成一个情结,一晃竟有二十年。今年(2010年)4月4日,总算有了一个再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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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遇上海女作家

那时的旅游资讯真是贫乏啊,除了一张简单的地图,一时找不到“指南”、“攻略”之类的册子。马路上的香港人大多不懂普通话,见我们询问都避着走。后面几天,我竟然不知道除了购物还应该再往哪里去。幸亏,遇到了正在香港的上海作家程女士,我受托带空白稿纸本给她,总算有了语言相同的资询对象。

程女士小时曾生活在香港,祖父是银行家,改革开放后由沪赴港后,曾著文介绍沪港二地风情。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她写的文章,聊到曾在上海报纸上拜读过她题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随笔,写的是一处流落在香港的国民党老兵们的村落。程女士很文雅地笑笑说,感谢你还记得这篇篇幅不大的小文章,那个村所在的海湾,叫将军澳,有一个面海靠山的小镇,曾经叫“吊颈岭”,现在地图上标的是“调景岭”...。我说:是的,记得你文章中说,传说那些国民党老兵在那里生活得不顺心,有绝望而上吊自杀的,所以有了“吊颈岭”的地名。

程女士在地图上给我指明了位置、行车路线,并好心地关照:“到那里,少说话,不要发表政治观点,看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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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似曾相识

记得小时候,翻看父亲当兵时的旧物,有新四军臂章、绑腿带、手绘侦察地图、各次战役纪念章...。其中,有一幅军人铅笔肖像,画得英武俊逸,父亲说是他当年对着镜子画的自画像。可是,画像中的军帽上怎么是青天白日徽章啊?电影里的新四军、八路军的军帽上,不是什么也没有,或者只有纽扣吗?难道,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兵?我心存疑惑,但没敢问。经过文革,就再也没见过这张肖像了,肯定是被“处理”掉了,现在想想多可惜啊。

其实,没有必要躲躲闪闪,当年的新四军,不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吗?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政府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红军和游击队,摘下了帽子上的红星,从军长叶挺,到如我父亲这样的小兵,与全体中国军人一样,军帽上缀着相同的帽徽,流淌着相同的热血,抵御着相同的敌寇,在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抗战胜利日,那帽徽,是中国军人的标志与胜利者的光荣。

只不过,当年共同欢呼抗战胜利的军人们,岁月将他们分成了两群人,一群是我的父母与他们的战友。多年来,他们英勇的抗战故事充满着我们的美术、文学、电影和课本中,而那颗帽徽变成了耻辱的赘物,在电影中,被以二粒纽扣代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取消番号,帽徽确实是用纽扣代替━━待考)。政党长期对立的沉疴,使我等后辈们,对另一群军人知之甚少。

1990年这个夏天,虽然海峡二岸的社会转型都已启动,二岸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化色彩。但在香港海湾的这一隅,我仍是以异样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片异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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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类房子叫“寮屋”

时值正午,太阳毒毒地晒着,树叶蔫蔫地无精打彩。环顾四周,沿着海岸边的陡坡,层层叠叠“堆积”着一大片铁皮陋屋。我感到万分惊讶,它们何以不会倒塌?要知道,这里是台风海啸可任意施虐的海岸线。铁皮屋上有晾晒着的尿布,铁丝网里有寂寞玩耍的孩童,生命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延续,令人难以相信是在以繁华闻世的香港地界。后来得知,香港称这类房子为“寮屋”,与1940年代末大量难民涌入香港有关。上网查《维基百科》“寮屋”一词,有如下解释:

寮屋,在香港是指非法占地而建的临时居所,其建筑通常相当简陋,大多以铁皮及木板等搭建而成,所以又俗称铁皮屋、木屋。

寮屋在1940年代末的香港开始增多。原因不只是原有的房屋在战时大多受到破坏,更重要的是其后中国大陆爆发国共内战,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香港政府在奉行自由贸易的原则下,当时未有相应提供任何公营房屋计划,难民便在市区边缘和山边建造寮屋。寮屋区十分挤逼,卫生恶劣,更经常发生火灾意外。

直到1953年12月25日石硖尾大火烧毁该处的寮屋区令近五万人无家可归后,香港政府才改变房屋政策,兴建公营房屋安置居民,寮屋在香港的数量才受到控制。香港政府于1982年及1984年至1985年为所有寮屋进行登记,纪录每间屋面积、高度、居住人口等资料,自此居民便不能自行扩建房屋,否则会失去寮屋一旦清拆时迁往公屋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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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梦里江山

有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沿着蜿蜒的石阶跳跃而下,来处似有人声。沿着石路拾阶而上,树荫逐渐浓密,花草也逐渐茂盛。有红艳艳的花儿在绿叶婆娑的枝头怒放,好似进入花团锦簇的清凉世界。移步换景,花草背后露出一段标语石砖墙。应该是有专人维护,文字近日被重新描过,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八个繁体大字灼灼显现:“还我河山、光复大陆”。

“还我河山”,最早是儿时游杭州在岳飞庙的匾额上看到。南宋名将岳飞当年对朝廷的消极抗战而“怒发冲冠”,大声疾呼“还我河山”!从此,当外敌侵侮、民族危亡,抗战救国、惟此惟大之时,悲壮的“还我河山”就成了呼唤所有炎黄子孙奋起抵抗的口号。

1937年清明节,在日寇侵占我半壁江山的民族危难时刻,国共两党高层同祭黄帝陵(此举被视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当时的祭文中有:“民族阵线,救国良方,…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祭黄帝陵文》由毛泽东撰写)。“还我河山”也曾被刻在山崖上,缝在军人的臂章上,成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象征。

现外虏已驱、河山已复、国权在手,香港不日也将从英国人手中归还。当年同祭黄帝陵的一方,“
最是仓惶辞庙时”,退居到海岛。还有一批人,台岛去不了,大陆归不得,滞留在港、缅、越,夹在缝隙中生活。眼前这本该是气壮山河的词语,却被我读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的寂寥。

当时我知道,七年之后的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澳门回归也指日可待;顺应潮流,“河山一统,万世千秋”,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但我不知道,三年之后的1993年,此地将被完全拆除;眼前
此景,就此成了一抹斜阳、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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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岭中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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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桂籍老兵

正是午饭时分,各家的门都敞着,有锅碗碰撞的声音。四下张望,见有二位大伯站在荫凉处。其中一位,瘦削精壮,面容硬朗而隐有疤痕,似被硝烟熏燎过,腰板挺直,目光炯炯,一看就是个当兵的。既然目光对上了,我也就迎向前打招呼,心中揣测:二位就是“蒋匪兵”吧?他们一开口,我就肯定了自已的判断,因为,他们说的是国语,没有一丝港澳腔。

“来玩的?哪个地方人?”━━面有疤痕的大伯先发话,脸上疑问多笑意少。
“上海的,来香港与台湾公司谈技术合作”,我回答时有意扯上台湾,“大伯是哪里人啊?”答:“广西的”。我说:“哦,是桂系白崇禧的?”桂籍老兵:“不,是杜聿明的。跟着杜将军去过缅甸呢。”老兵的语气很有些自豪。

我立刻报以敬佩的目光,说:“那你是远征军的吧,修过滇缅公路?缅甸有座野人谷还是野象谷?看过介绍,你们真不简单啊!”━━当时我已略知远征军入缅抗战,但仅限于杜聿明兵败野人谷而已。桂籍老兵见我知道远征军,脸上的线条顿时柔和了许多,回说他没走过野人谷。

我当时并不知道杜聿明是第五军军长,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也不知道杜聿明1942年入缅后首战“同古保卫战”,与刚占领仰光的北上日军激战12天,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未曾遇到过的猛烈抵抗,更不知道第五军入缅先头部队第二00师与师长戴安澜的英雄战绩,我对此的全面了解已是二十年后去过腾冲之后。而当时,我无法与这位远征军老兵展开话题。

如果是现在,除了问远征军的事,我还会问明白,他老家在广西哪里,是南宁附近吗?
作为桂籍老兵,他一定知道广西南宁附近有个“昆仑关”。杜聿明的第5军因“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1939年底,日军发动桂南作战,南宁失守,切断了国民政府取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日寇兵进昆仑关,直逼西南大后方。白崇禧奉命指挥桂南会战,而主攻任务由蒋嫡系、当时中国唯一全机械化军—杜聿明第5军担任。这一场激战,成功收复昆仑雄关,日军损失巨大,日军少将中村正雄阵亡。

可是当时,我只知共军的平型关大捷,略知台儿庄大捷(电影《血战台儿庄》刚在1988年上映过),不知道昆仑关大捷(电影《铁血昆仑关》是1993年开拍、十年后公映)。

当时,我只能客套地说:“你的国语说的真好,广西话不好懂呢。”桂籍老兵道:“我去过东北”。到东北?不就是去打共军吗。我不由得把身体重心往外移了移。

杜聿明当过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这个我知道。我母亲当时北撤在安东(现在的丹东),后在安东丹麦医院生下我姐姐。1945年底杜聿明指挥所部进攻东北解放区,破山海关一直打到锦州。国共两军的仗越打越大,但同为黄埔军校的学生,杜聿明还不是学弟林彪的对手,终于在1947年忧郁成疾,回到上海治病。杜聿明后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中,继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杜聿明所率各部全军覆灭,杜本人在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内,被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俘获。

围歼杜聿明集团的华野代司令员是粟裕、四纵司令员是陶勇,都是新四军著名将领,如果眼前的这位桂籍老兵当时在杜聿明麾下,那么,他肯定就是被我父亲所在部队追剿的残兵...。

真想问问这位老兵,在大陆参加过哪些战役?是怎样逃离大陆的?整建制还是游兵散勇?又如何来到香港?为什么没有去台湾而蜗居在此?...但是,想起程女士“少说话”的告诫,我把想要问的话全部都咽了下去。沉默中,心中有些恻隐:他们是烽火幸存,万里飘零,故园难归...。

我请一位路过的年青人帮着拍了一张合影。洗出来一看,我与这位桂籍老兵靠得很近,老兵在努力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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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镇旗展

那时,香港地铁还没通到将军澳。先坐投币公交车(没售票员又是令我好奇),为节省时间还坐了出租车。当我按出租车司机的指点,转进一条小路时,好像进入了一个江南小镇。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夹在拥挤的平房之间,小店里,一锅生煎馒头在油中滋滋地响着,二三根刚起锅的油条竖立滴着油,几位穿着木履的老者散淡地坐在长条凳上,好奇地看着我。走到石板路尽头,一片开阔的港湾出现在眼前。

心跳突然加快了。在20年前政治视野还相对封闭的年代里,虽然我已有所心理准备,但在秀美如江南小镇的街头,突然看到这样一幅政治色彩如此强烈的情景,仍然有些心悸:在大海的衬托下,一面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显得如此刺眼。是否应该按下相机快门?我犹豫着,似乎会因此而沾上不祥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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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到香港

那年,我们真年青啊,年青得我几乎不认得照片中的自已。随着三位比我更年青的教研室同仁,为一项与台湾某公司的合作项目,出差到第三地香港进行技术讨论。那家公司在九龙的一幢大楼里,我是第一次见识所谓的“工业大厦”,一幢高楼能塞进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加工做坊!也是第一次发现,楼里公司的各个房间,竟然找不到一扇透亮透气的窗户....。

那年是1990年,离香港回归还有七年。与当时大多数内地人一样,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只知道在香港,白天可去海洋公园,夜晚可上维多利亚湾,购物首选金器,淘便宜货就去男人街或女人街。最有趣的是,男同事们淘来的便宜货,竟是每人一旅行袋瓶瓶罐罐的雀巢咖啡,为了每瓶能比上海便宜几元送送朋友,他们一路上成了负重的挑夫。而我那个拉不上拉链的旅行袋里,露出的是折叠式塑料晾袜子衣架,那是我好奇地走进可随便拿货物的小店(超市),挑挑拣拣的结果,这给了男同事笑话我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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