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访问上海知青网!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频道首页 >> e海拾贝

e海拾贝

狼狼阿狗
2012-08-22 09:55:00
来源:浦江情作者:郑良编辑:林云普点击数:2142
保护视力色: 杏仁黄 秋叶褐 胭脂红 芥末绿 天蓝 雪青 灰 银河白(默认色)

   包喜糖


  从前办婚事,按上海风俗办酒前总有一个重大活动项目叫包喜糖。


  一桌人围在一起,一边开心地东拉西扯,一边往一个个印有龙凤图案的小袋里装糖果。糖,就是外面卖的散装货。一般6粒软糖(约1块4一斤)2粒硬糖(约1块2一斤),共8粒。条件稍逊的可能硬糖多一点,如果8粒都是软的,还含有一粒“大白兔”,那这家可就海威(了不起)了。


  吃过喜酒后带回来的喜糖一般都全数拆开,装进自家糖罐里,以备有客人来时好拿出来招待。


  现在喜糖已经由象征甜蜜的糖果变成了略带苦涩的巧克力(原因想不明,据说巧克力代表爱情?),盛在精美的小盒子或者小篮子里,也不用自己包装到处有卖现成的。收到的喜糖往往还没回到家就吃得差不多了。


  自然,包喜糖时的那种喜悦也无从谈起了。


  
自备容器


  现在的商品包装越来越趋向奢侈豪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但无所收敛,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从前不是这样,买菜自带篮子,买米自带袋子,买柴爿(木柴,生炉子用)自带绳子,买油条自带筷子(不论多烫,穿上就走),买油盐酱醋或打点酒什么的都自己带瓶子,买蛋糕可以自己带盒子,买油漆可以自带罐子,上老虎灶(熟水店)泡开水得自带……奥对了,上那儿不带容器人家是不卖的。总之,并不是商家不提供包装,而是如果您自带包装他可以扣除包装材料的费用,还照样替你包扎得漂漂亮亮的。免费的包装也有,一般都是可回收的纸包纸袋之类。不象现在到处都是废弃的饭盒塑料袋,触目惊心。


  有些商品不能现行包装,比如冷饮,香烟等,往往会有简装版,便宜几分钱,以适合不同层次的需要。


  没有人会因为面子而浪费钱,没有人会认为节约是丢人的。相反,大手大脚反倒会招人白眼:“肯定是剥削阶级”。


  从小就爱养鱼,为买鱼虫,妈妈用绳在一个罐头瓶的瓶颈处给我栓了一个套环,我每天就拎着它去买鱼虫。


  夏天我常常端着锅(不是大铁锅,是那种有盖的铝锅)到四川北路的一个特定的商店去买西瓜。别怀疑,没错,带锅买西瓜。


  只见店里面许多白衣白帽的师傅把一个个洗净的西瓜先刨去绿皮,然后切开“雪白”的西瓜,用勺挖出里面的红瓤装到我们的锅或盆里,过称,收钱。5分钱1斤,便宜。


  以后知道了,原来红色部分叫西瓜瓤,白色部分叫西瓜肉,绿色部分才叫西瓜皮。


  西瓜肉是用来做成西瓜浆罐头出口创汇的。不过当时太小不懂,还感到无比自豪:“阿拉吃西瓜肉,外国赤佬啃西瓜皮。”


  
排队


  物资匮乏的年代,买什么都得排队。即使是凭票供应的往往也得排队。反正比起钞票来,绝大多数人都是时间的富翁。


  文革初期,我们一帮“战斗队员”都住在学校里“闹革命”。都是十五六的小子扎堆在一起能干啥好事?早晨1点,我们就来到菜市场踢篮子玩。


  这也是当年一景:菜场里没什么人,却在每个摊点前都由篮子们排着长长的队,一个篮子代表一个人,过了4点主人纷纷出现,5点准时开称。后来因为篮子总是被我们这样的坏小子踢掉或者换位而引起事端,排队人也就安排了临时值班人员。我们只得到别处捣蛋使坏去了。


  平时走在外面偶尔会看见某小店突然挂出一牌,比如:“免票供应,凤凰香烟,每人限购2包”。牌牌就是命令,呼啦一下几秒钟内就会出现一支不小队伍。不会打架。排着排着卖完了,人们又在几秒钟内散去,因为早已习惯了。


  经常看见人们突然蜂拥排队,然后再互相打听:“卖啥呢?”


  我最怕排队,不是因为时间紧,是因为怕麻烦。买大白菜,每人限购一棵,一看队伍很长,我就干脆不排了,站在前面看热闹。等到售货员捧出一棵较绿的来,这排到的就不干了:都排了一小时了,谁不想带棵又大又白又结实的回去呀?牛B哄哄的售货员也不愿弯腰再换或再削掉一点,就问后几位:“你们谁要?”当然谁都不要。


  好,该出手了!“我要!”售货员和那几位都会对我投来微笑,不知是因为替他们圆了僵局,还是在笑我傻瓜一个。


  一路走一路剥,回家递到太太手上的已经是一棵雪白的上货,太太还直夸:“恩,你还挺会挑的,这棵菜真不错。”


  春节前,每年都发年糕票,因为不愿排队我一般都放弃。有年正赶上下雪,心想今天一定人少,买年糕去喽。还自告奋勇地把妈妈那份一起捎着。结果到那一看,人特多,还都在嘀咕:以为下雪了人会少些呢……。


  在学校工作那阵,每年教师节总能得到一些票子,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这样买的。不过对鸡蛋,肉类等票子我是随意送人的,理由还是不愿排队。


  84年我买了第一台冰箱,最大的感受是过年再不用集中排队买菜了,一些鱼肉我都可以提前一周在最空的时候不排队就买回家,真招人妒忌。


  据说,当年某国有个综艺节目里出现过这样一个画面:夏天,许多北京人身着汗衫,脚蹬拖鞋,一手摇扇一手提暖瓶在大街上排队。提问:他们在干什么?答案:买散装冰啤酒。


  
开大会


  曾经听一位东北老人说:“国民党的税多,八路军的会多。”


  过来人也都应该会唱这首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不用说,生产队开的是诉苦大会。


  那年头的会真是多,除了诉苦大会,还有什么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批斗大会声申讨大会表彰大会声援大会请愿大会及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等等等等数不胜数。


  文革初期更是天天大会,时时大会。口号啊,游行啊,旗帜啊,拉根电线接上高音喇叭,马路上弄堂里到处都可以开大会。开始有表决心献忠心,揭批黑帮、走资派什么的,后来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的,再后来有打倒批判四人帮拥护华主席等等。奇了怪,这么折腾我们怎么竟也活着捱过来了。


  中学时期有一次在某剧场开公判大会,判决一个流氓教唆犯。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派我去押犯人。我一不是膀大腰圆,二不是积极分子,因为有“叛徒”父亲和“特务”母亲,所以后来连红卫兵都不是。所幸搭档是个胖子,一路都是由他推将上去,我只要做出个正义使者的样子来就行了。由于该犯人教人制作械斗凶器,导致在各“革命团体”间的“革命行动”中多有伤亡,被判处了死刑。听完宣判后我和胖子就拎不动他了,还是由执刑警察把他拖进囚车呼啸而去。


  文革后注意抓了生产,开的最多的是班会和全体职工大会。班会以班组、门店为单位,一般是讲讲工作或读读报等政治学习。全体职工大会的范围就大了点,往往是车间甚至是单位的全部。聚集个成百上千的不算啥。


  有开会就有发言,有发言就有开场白,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初的“伟大领袖Mao主席教导我们……”和文革中的“东风劲吹红旗飘,凯歌阵阵冲云霄……”和文革后的“在党的11届3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


  记得有一次中心店开大会,老支书在台上讲到改革开放后外面的一些不健康歌曲靡靡之音也随之渗透进来时,突然大吼一声:“我们一定要大唱革命歌曲,要阿(压)倒其邓丽君!”因为不敢笑,那一口宁波官话着实把我们憋了个人仰马翻。


  在一次公司开展提意见活动,征集合理化建议中。我提了个减少不必要会议的“议案”,历数会议泛滥的种种弊端,居然还得了奖。


  现在又是另一个极端,会议不需要群众了,成了领导们的专利。范围越开越小,会场越开越远开到风景区甚至国外去了,规格也越开越高,成了单位成本支出的重要一部分。


  
挤车


  从前没有出租车,私车就更不提了,人们出门如果不是自行车,代步工具就是公交车。


  人多,车少,每当上下班挤车高峰时便永远重复着一出戏:吊车。


  本“吊车”是指乘客已经将车塞满,可是依然有人吊在车门口致使关不上门。分明在说:前面人往里动一动,大家一起走,谁都不肯动那就吊死在一块合伙迟到扣奖金!(那年头,不讲斯文矜持什么的,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假文明的虚伪性。)


  于是,公交公司便在一些车站上安排管理人员维持秩序。说是维持,其实就是将那吊客拽下来或者协助往里推。


  说起来这是个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又得帮着吊客往里推,还不能在门关上时夹到自己的手,并不容易。


  一日,见一女胖子吊车,自己不使劲往里挤,也不肯退下来再等后一辆。半关的车门夹着她的后背和臀部,挤出嘟噜噜一大堆的肥肉。管理员见车又吊住了,便上前履行职责,不知他怎么一弄,只见那女吊客大吼一声,巨大的肥臀猛力一缩,“砰!”车门关上了。电车顺利出站。


  路人好奇,询问。管理员嘿嘿一笑:“我只不过用手指捅了她两下腰眼而已。不算揩油吧?”哈哈哈哈。


  我的挤车术倒是在下乡年代经过北京游玩时学的,那时的北京乃全国人民向往之圣地,人更多。车门一开,下面的人像夺路逃命似地往上挤。那下车的,如果不是身手敏捷,只能从人头上爬下来了,或者干脆再被拥回去。


  所以,如若两手无抓,再来个被挤得双脚离地,还怎么上车?有绝招:身子先贴住车身再往车门挤,等用手抓到门边了,就一准挤得上了,因为挡在你前面的人都这样上去了,所以相对容易多了。千万不能面对车门,不然必是被潮水逼得节节败退。


  所以北京的公交车门都特干净。


  这一招后来用到上海,嘿嘿,也灵。


  
服务站


  小时侯,各街道都设有便民服务站,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是以前的家庭妇女。虽然南腔北调却各有所长。所以服务站既服务了民众又解决了许多就业岗位。


  服务站的服务项目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别小看洗衣服,缝被子,补袜子,织毛衣这些小活,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单是给棉毛衫换袖口(甚至可以换后片)一项,就常常要排很长的队。


  我成为服务站的常客是因为我们3兄弟每月都要去剃头(奇怪?上海人为什么要把理发叫做剃头?难道是从清代叫起的?)。


  记得有年暑假我们又一起去服务站剃头(那里比正规理发店便宜了好多)。见已经有很多小孩在排队了,我们闲不住就玩起拉大扇来。


  服务站的屋子较大,因为天热,就在天棚上垂直挂了几块相当桌面大小的纸箱板,用长绳栓连。人只要一拉动从墙角滑轮处垂下的绳头,大纸板就会在人们头顶上来回扇风。这是最大型的原始纸扇。


  大人们真好,不断地夸奖我们懂事,有力气。夸得我们拼上了小命要学习雷锋叔叔,越发的满头大汗了。


  剃头的阿姨叫我们了。原来帮忙拉大扇可以少排队?“下次再卖力一点。”我们自以为找到了捷径。


  先是坐在硬板凳上,一个胖阿姨用电动理发器将我们的小脑袋统统剃了个半秃:侧面一圈一毛不剩,顶上留个小马桶盖,然后再排队等着上大椅子。所谓大椅子也就是在一个靠背椅子上再加一小板凳。那个长脚阿姨负责整理脑袋的上半部分。原来是人手不够,手艺不济的胖阿姨才过来帮忙流水作业的。


  这时过来一位老阿姨,手捧茶缸非要两位尝尝她亲戚带来的北方山珍-猴头(猴菇)。


  “恩-,这个猴头味道不错,就是有点苦鸡鸡的。”


  长脚阿姨刚品完,胖阿姨也应声附和:“真的喏,是有点苦隐隐的。”


  老阿姨作好象刚明白状:“她们刚才也都说有点苦西西的。你们也这样认为?怪不得阿拉老头子说苦答答的不肯吃。”


  我们浑身抽搐着忍住笑,一直忍到出了门,然后3人各自扮演一个阿姨学样玩。


  晚上,我们问妈妈:形容味道苦到底应该怎样说呢?


  妈妈想了一下:“正宗本地话好象应该说是‘苦刁刁’的。”


  “啊——?”3张小嘴一起张得老大!


  
反绑在饮食店


  从前上海卖小吃面点的都叫饮食店(在北京好象都叫食堂),虽然与大饭馆同属饮食公司管辖,但体制却不同,人家是全民所有制的,饮食店只能是集体所有制的。


  吃馆子是难得的奢侈,我们更多的是上饮食店。面条,馄饨,年糕,包子……照样让人心满意足。


  饮食店门面一般都不大,除了桌上有调羹筷桶和各种调味品,墙上还挂有一挂小小的红纸条,边上有说明:“如果您患有传染性疾病,请在用餐后的碗内放入红纸条,本店将重点消毒”。


  进店用餐一般都先在帐台上买筹,然后在座位上等候服务员为你端上来,不过后来在文革中改变了,为了表示工农兵之间的平等和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线,都是顾客自己到厨房去端,如果您胆敢自己一个人外出就餐,那么您的座位将可能不保。


  门口一般都有意见簿,它的作用不可小觑。


  下乡后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时,因为馋死了家乡的小馄饨,便来到了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开口就要了半斤小馄饨。


  帐台上是个老头,他问明我是只身一人,也不是带走,边婉转道:“半斤有5碗。先来3碗,觉得可以就再加2碗好吗?因为食物是不能退的。”


  小看我?要知道在东北时我最多一顿吃过1斤6两米饭外加一碗红烧肉(最后是由人扶着回宿舍的),虽然分量肯定不足,但怎么着也强过5碗馄饨吧。


  不过还是有点被老头吓住了,同意他的方案。


  3碗,一会就没了,年少气盛,连汤都干了!


  强作没事招手呼唤店家:“那两碗快来!”


  这后2碗简直就是受刑,为了脸面,咱还得硬挺着不是。


  留下了两碗汤,使劲站起身往回走去。今天是决计不会有人来扶我了。


  为了不让人看起来挺胸凸肚的走起来象“反绑”一样,干脆就背着手往家慢慢踱去……。


  
我是老大


  家里弟兄3个,我行大。是老大就得有老大的样!


  
分蛋


  小时侯保姆喜欢给我们做炖蛋,两个鸡蛋可以炖一大碗,就象一块大豆腐颤颤悠悠的,飘几粒肉末,撒几片葱花,香死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就是美味佳肴。


  为了保证3人都能公平地吃到同等的量,我们总是先用筷子从碗的中心划开成3等分。


  为示公允,弟弟让我抄刀,但不能先挑选。于是我就据理力争得到了先吃权,哈哈,一匙挖掉后,面上的汤油就都投奔我来了。


  后来弟弟们学乖了,也抢去了不少汤。为了老大的尊严,我又有了新招:慢慢吃。弟弟挖吃到一定深度后就不敢吃了,因为怕“塌方”。哈哈,我至少又便宜了一匙蛋。


  弟弟很快又学去了这一招,也慢慢吃。但我也不怕,我会在最恰当的时机在弟弟的领土上迅速挖掉一块:“算我拿这些零碎的跟你换!”


  
打架


  一对一,他们谁都不是老大我的对手。可是为了丰富业余娱乐生活,“打架”又是绝不可少的保留节目。于是想出来新玩法:3人在大床上推搡,他俩一伙,我掉下去就算输,而他俩要全都掉下去才算输。


  就这样他们要赢我还不是很容易,可谓势均力敌了。一日,二弟想出一损招:由他紧紧拦腰抱住我,让三弟将两人一起推下去,这样他们就算赢了。


  撕扯了一阵后,我后脚一踩空,仰天便跌落下去,二弟因为与我亲密相拥,也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稀里糊涂中只听见哗啦一声玻璃的破碎声……。


  我想推开重压,却发现身上有两个人,哈哈原来我们谁都没输,没哈完忽见二弟背上有一片鲜血:“你受伤了!”“不是他,是我。”三弟捂着脑袋爬起来说。原来他用力过猛自己也蹿了出去一头撞上了玻璃门。


  门上的玻璃茬上还挂着蚕豆大一块肉呢。


  从此3弟不留短发。


  
职责


  父亲死了,母亲被关押进“牛棚”了,老大在家里成了一种职责。一些本来楼里一起玩的小孩开始欺负我们,KAO!他们的老爸原来在文革前看见我爸都装得人模人样规规矩矩的,突然又立场坚定地揭发出我老爸那么多的历史问题来。爸被整死了,他们可以投靠造反派了。


  狗仗人势,儿仗爸势!


  二弟出门如果遇到他们,不管人家多么人多势众,不管自己怎样头破血流,必定拼个你死我活回来,三弟较小,只能努力摆脱纠缠,损失个扣子衣袖什么的也是常事。


  我是老大,保护弟弟是我的职责。每当弟弟外出,我就很紧张地趴在窗口看,直到走远。如有麻烦,我就立即下楼帮忙。我15了,个头也有了。那些造反派崽子比我大的要杀向社会上“闹革命”,不屑与小孩计较,比我小的只能抬头看我,也拿我没辙。


  唉,我这后半生夹着尾巴做人可能与此经历有关。


  后来我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两个弟弟都留在上海工作,也因为我是老大。

 

 

作者自嘲:英文写不来,只好“狼狼阿狗”了。这是我好多年以前写的系列贴,偶然翻出来觉得蛮好玩的,就将它们示众啦。
 

发布评论文章评论(0)
共1页,当前为第1页[最前页][上一页][下一页][最后页]  转到
发表我的评论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