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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聚焦

黑土地,我用生命为你写传
2010-08-18 00:00:00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郑加真编辑:楼曙光点击数: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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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初中读的是教会办的上海怀恩中学,高中就读于上海京沪中学,1949年又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和当时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参战。为减少父母的担忧,我瞒着家里说自己在国内军校学习。其实,1951年7月我就随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进入了朝鲜,在泰川郡的山区修建机场。为防美机轰炸,我们白天偃旗息鼓,晚间就掀开稻草、树枝等伪装,摸黑抢修简易跑道。南朝鲜潜来的大量特务向空中发射信号弹,引来美机反复轰炸。我们炸了修,修了炸,进行了异常紧张、艰苦卓绝的战斗。抗美援朝回来后,我在北京军委空军司令部当参谋。1958年,我又积极响应“开发北大荒”的号召,随10万转业军官来到了寒冷荒芜的黑龙江,在那一呆就是47年,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北大荒人。

 

  1958年春,我从春暖花开的繁华首都,突然来到了仍然冰天雪地的荒凉北疆,从军委空军司令部的一名上尉参谋,一下子变成了国营八五六农场三分场一队的普通农工,这天壤之别的巨大反差,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了的。从此,我这个生长在江南水乡的上海人,与北大荒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那年,我29岁,穿着卸下肩章、领章和“八一”帽徽的军装,在连队当了一名青年突击队员,参加了开荒建点的各种艰苦劳动:采石、修路、伐木、盖房、和泥、播种……什么脏活大活我都干在头里,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冲在第一。一天,下水甸子里割羊草,我一不小心——飞快的镰刀从草丛中弹跳到我的小腿肚,划开了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如注。由于伤势太重,我就只能躺在马架子里养伤。由于从小就喜欢文学,高中时在语文老师蒋伯潜先生的指导下,我和另外二个同学还发起创办了一份墙报,取名“嘤鸣”,源自《诗经》中“嘤鸣求友”。解放后,我们办报的三个同学都参了军,后来一人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另一人和我来到了北大荒。躺在草窝里的我当时跳出了一个念头:将北大荒的生活写下来!于是我将自己几个月来拓荒生活的情趣和感受密密麻麻一股脑儿写在了七八张信笺的正反面,文章的标题就借用当时郭沫若先生为十万转业官兵壮行所写的诗篇的题目:《向地球开战》,副标题是:“记我们在密山地区的生活”。我将文章寄给了远在北京仍在军委空军司令部当参谋的妻子刘安一,她重新誊写后寄给了《新观察》杂志。没想到,《新观察》杂志很快就全文刊登了我的处女作,并配发了密山农垦局《农垦报》摄影记者郭沫水提供的转业官兵开发荒原的照片。就是这个偶然的事情,将我推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年冬天,我被调到农场宣传部,参加了农场自己的文学刊物《青山文艺》的创办,从组稿、编辑一直到出版、发行,忙乎了近半年,第一期终于出版,印了2000多册,一下子就受到了全场转业军人和农场职工热烈的惊喜和欢迎。初试文学创作的成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给了我巨大的启发:用手中的笔为北大荒讴歌、写作,其作用也不下千军万马呀。

  这里不得不提到我的妻子——刘安一,建国初她是四川成都的一名学生,当年也参加了志愿军,赴朝参战回国后,也在北京军委空军司令部工作。1956年春夏之交,天遂人意,我们结成了夫妻。刘安一不仅是我生活中的亲爱伴侣,也是我事业的坚强支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位“弱女子”居然离开了人人向往的北京,毅然放下了自己衷爱的工作,来到了“初创时艰苦得连一个大男人都得咬牙挺着”的北大荒,来到了我的身边……。那时的北大荒已经很不妙了,工资开不出,“白条”盛行,据说开发北大荒十万官兵第一年的工资全部由国防经费支出,一年过去,得自付了,却付不出,有的农场已在开始卖拖拉机了;密山、虎林一带每天都有全国各地来北大荒调干部的传闻,成批调出干部的逶迤身影吸引着人们的视线,那时850农场总场3分场就先后有多批调出,调往宁夏的同行一次就达百人以上;再加上当初不少人来到北大荒是行政命令被迫的,跳出北大荒心情都异常迫切……在这样的时候,刘安一能够挺身而出,逆流而上,义无反顾地来到北大荒,事隔40多年后的今天谈起这件事,仍然会使许多人震惊不已!至今,步入花甲之年的她,依然与我携手创业。瞧:60多岁时她还学会了五笔打字,我那100多万字的文稿都是她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的。编辑出身的她还边敲键盘边挑剔:这个地方啰嗦了,那个地方写得还不够丰富,成了我的第一读者和义务责任编辑。

  北大荒安家后,我回温州老家去接已经5岁尚未见过面的女儿。女儿认生,我只好将她“骗”上船,船启动了,女儿方知“上当”,躺在甲板上打滚,大哭。不明真相的旅客,见一个东北口音的男人带着一个满口温州话、声嘶力竭喊叫爷爷奶奶的小女孩,以为我是拐骗孩子的,纷纷围上来指责,我只好一边笨手笨脚地哄女儿,一边向大家解释,很是狼狈。

  我们的家安在生产连队。一年冬天,我在团部连开了好几天会,接到连里来电告知我妻子病重。我便抽空请了急假,走了十多里地赶回家,冰凉的屋子,孩子们都上学了,只有妻子独自躺在炕上,见到我有气无力地说:“我没事,躺几天就会好的,你快回团部开会去……”,为了弥补对妻子的愧疚,走之前我连挑了几桶水,将大水缸灌满,便匆忙赶回团部继续开会。谁料好心办了坏事,寒冷的室温使屋内满缸的水又重新冻结,厚厚的大水缸居然被冻裂,水流了满屋一地,害得妻子不得不支撑着病体,下床清扫。

  冬天的北大荒室外温度是零下30多度,我家新盖的小屋湿泥还未干透,四墙挂满了霜。大年初一到了,一对幼小的儿女在屋里冻得瑟瑟发抖。走投无路之下,我只能咬咬牙,搬出几箱长途搬家运来北大荒的宝贵书籍,一本本地反复挑选出来烧书取暖,先烧精装书皮,再烧平装书皮,先烧经济类书籍,后烧文艺类书籍,看着炉中跳跃的火苗和渐成灰烬的书,感受着室内片刻的温暖,我的内心痛苦极了。第二天,我们夫妻冒着大烟炮(即暴风雪)上山打了四天的柴禾,结果满满的一堆柴禾又被人拉走而扑空。最后,我只能再独自上山砍树头用小爬犁拉回家。那一天,我们将炉子烧得通红,屋里顶棚上结的冰柱融成了水珠,直往炕上滴流,我们全家人在水滴中脱了棉袄抓虱子,大家欣喜地欢呼这天为“全家盛大的节日”。看着这个场景,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酸楚中含着希望,欣喜中带着泪水。这些种种的经历为我以后从事的北大荒文学创作积累了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

  1959年,牡丹江农垦管理局要创办《北大荒文艺》杂志,我和其他十多位分别来自空军政治部文化部、西北公安军、总参训练总监部、军委空军政治部和云南大学的同志被调来当编辑,当时的编辑力量颇为可观,效率也高。每月一期,国庆节还出了“特大号”,大家有一股使不完的劲。1960年,粮食定量下降,“粮不够,瓜菜代”。每天每人发一块用酒糟掺合的饼子,相当于红砖大小,颜色也是红褐色的,大家美其名曰“烤糕”,每餐吃1/3。为了生产自救,我们编辑部还到八五一一农场开了一块荒地,解决口粮不足。

  《北大荒文艺》一共出了19期,总共出版了约200万文字。1960年下半年,由于经济困难,全国纸张供应紧张,加上其他因素,农垦局党委决定刊物停办,机构保留,人员不解散,帮助垦区编写各农场场史、辅导群众文艺创作以及个人创作。于是,我和林予、钟涛分别来到八五二、八五三和八五一一农场。同往的林予、钟涛当时分别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是《雁飞塞北》,1962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一本是《大甸风云》(原名《初醒的北大荒》),先由《收获》杂志发表,而后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对我是一种巨大的鞭策和激励,我心底萌生了要继林予、钟涛之后,为北大荒写出第三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1963年春,牡丹江局和合江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秋天,我被留在总局宣传部,开始酝酿构思我的长篇小说《黑龙江畔》(即长篇小说《江畔朝阳》的初稿)。完稿后,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让我到上海改稿,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一次改稿中我眼前一黑,双腿一软,就晕趴在桌子上了。之后又一天晚饭后,我构思散步到西藏中路时,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冒金星,一下子人就瘫坐在路边,……等我咬紧牙关,一步步往回走……坚持挣扎着回到住处时已是半夜了。

  “文革“中我第二次到上海改稿,为了让我分享孩子们进步带来的快乐,妻子让儿子用歪歪扭扭的字体给我写来一封信。这是儿子第一次写信,遵循那年代特有的模式,信的开头是“最高指示”,可能是孩子一时想不起合适的语录,便直接写了下文。于是这封信连起来念就成了“最高指示:爸爸,我们家芦花鸡下蛋了。” 我看了又喜又惊,喜的是,儿子刚上小学竟然会写信了,惊的是,此信若被好事之徒看见,很可能招来麻烦。于是,我赶紧将信揣进怀里,趁抽烟,狠心将儿子写得歪歪扭扭的信烧了。

  十年浩劫中我被指责为“反动文人”,大字报、大批判铺天盖地。在批斗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时,我还被作为“御用文人”揪到台上低头陪斗。

  1972年,《江畔朝阳》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14次印刷总印量超过了百万册。1976年日本著名翻译家岛田正雄、伊藤克将《江畔朝阳》译成日文,由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文学作品是不付稿费的,只是在改稿期间,出版社每天给几毛钱的补助,加一个夜班才给两毛钱的夜班费,说实话还不够我抽烟的。

  “文革”结束,风雨初霁。1978年我从九三农场管理局(原兵团五师)宣传部,调回了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于是,久久就埋在我心头,要为北大荒这块神奇的黑土地树碑立传的愿望,浮现了出来,这种持之以恒的进取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延续着,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1988年,我开始执笔撰写《北大荒移民录》,第一稿仅4万字,经先后两次扩写,到1995年完成了第三稿时共计有30多万字,由作家出版社出书,其间经历了七年。该书面世以后,先后获得了垦区、省级、国家级的三次奖,并于1998年获第三届丁玲文学奖二等奖。《北大荒移民录》第一次披露了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时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北大荒移民录》只反映了十万官兵这一路垦荒大军的历史,并不能全面反映半个世纪以来十多路垦荒大军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历史,于是我又产生了撰写《中国东北角》的念头。从1998年到2000年,经三年日夜努力,我终于完成了10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东北角》的三部曲——《苏醒》、《磨炼》、《崛起》。那是非常艰苦的采访、非常繁重的查阅史料、非常艰苦的写作。为了写《中国东北角》,我将自己几十年来走遍垦区80多个农场的各种笔记本,以及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又采访了近千人的30多本记录,汇总了起来。为了核对每一个事实、数据,我奔波于各种档案馆、图书馆,仅摘抄档案和剪辑史料等就有上千万字,翻阅与复印各种资料三千多万字,收搜每个时期的历史照片几百张。在北大荒阴冷的档案室里,比我年轻20岁的档案员还要不时出去找个暖和的地方呆一会儿,我却一查就是十多天。为了核实某些资料,我曾到许多省市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原件。例如,原来说山东支边青年来北大荒有5万人,经查阅资料核实应该是6万人。我将每月一厚本,整整20多年的黑龙江《农垦日报》,一本一本地,一张张地,一页页地仔细翻看了一边。我知道,纪实文学,首先是要在“实”字上下功夫,而后才是文学。我懂得,如果将创作成功比作一百的话,那么灵感只有百分之一,辛劳和汗水却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道理。

  如果用四句话来概括《中国东北角》三部曲——《苏醒》、《磨炼》、《崛起》,那就是:“百万大军开发北大荒的绚丽画卷,新中国历史和当代农垦史的缩影,烁古震今、可歌可泣的历史壮剧,北大荒精神和现代大农业的颂歌”。撰写《中国东北角》的难度比《北大荒移民录》大得多,因为它的跨度大(半个世纪),人马多(共十多路垦荒大军),而且涉及改革开放的当今,也即眼前还在继续发生着的事,写作的难度就更大了。这期间,我还赴京参加了《王震传》等的撰写,使我的视野更为开阔,能在更大的背景下准确俯视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作品问世后被全国评论界誉为“北大荒的《史记》”,并获第五届丁玲文学奖、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原农业部副部长刘培植还专门给我写来祝贺,高度评价“《中国东北角》三部曲是我国农垦有史以来最好的三本书。”

  我目前正在构思一部反映北大荒题材的长篇小说,该作品将放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中展开,通过几个家庭的相互关系(这里将由转业官兵、大专学生、山东支边青年、城市知青、下放右派、国民党起义人员、劳改人员、日本孤儿、归国华侨、移民户、出国人员等提炼出性格各异的人物,将其组合成夫妻、翁婿、婆媳、亲家、师生、同事、上下级等关系,交织成网),围绕几个中心事件,展开矛盾冲突,并由北大荒辐射到城市、海外,揭示新时期北大荒三代人在构筑现代化大农业、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进程中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以及在北大荒的二次开发中经历阵痛的心理旅程。

  人生中少不了的儿时、少年、求学、求偶、挫折、委屈、痛苦不堪,啼笑皆非,披头散发……终于奋起,这些都是我人生无悔的选择,在火中不怕燃烧,在水中也不会下沉。历史把我放在了战火的硝烟中熏陶,大字报的批斗前煎熬,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去磨炼,让我浮肿,让我饿晕,让我有难忘的“历史遗憾”……

  有一次,农垦总局机关医院为我们离退休老干部检查身体,医生问我:“您多大岁数了? ”当得知我已年过70的时候,她惊讶地瞪了眼睛,问我有何长寿秘方?我朗朗答道:“多吃饭,少锻炼,多动脑,少动手。”朋友们闻罢开怀大笑! 

  几十年来,为北大荒写作已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写作,生命就不能延伸,生活就没有意义;几十年来,我用生命为北大荒写传,在那片黑土地上我留下了自己无悔的生命之痕。历史有情。历史青睐坚强的不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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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10-31 13:55:49 评论:看了很有感触,不知为什么我一个80后的后辈读您的文章会感到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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