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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续一)
——爱辉上海知青插队十年中人员变化的数据分析
2019/8/12 16:11:11
来源:本站作者:辉上海知青史料文集小组(执笔:韩自力)编辑:林云普点击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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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两封来信 

两封来信,一是指19721220日李庆霖写给毛 主席反映上山下乡情况的信,二是1975102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12名全国知名知青写给毛 主席、中共中央的信。

在这两封信相隔两年十个月的时间内,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什么事?爱辉上海知青离队人数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一、李庆霖的信

尽管政策上允许在知青中招工招生了,但对“一片红”下乡知青来说,显然“僧多粥少”,知青通过投亲靠友离开生产队之风的愈演愈烈。1972年年底,南方知青中不少有海外华侨有亲戚关系的,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去香港、东南国家投亲靠友。为此,1973129日,国务院批转上海市革委会呈送的《关于上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情况的报告》。要求对于插队落户满2年以上的归侨知青,各地可参照上海的做法,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妥善安排。

与此同时,上海知青中有不少祖籍在江浙等南方省区还有亲戚关系的,则开始向南方农村转点,毕竟那里有亲戚的照顾,在招工招生征兵上总比知青人口密集的边疆要宽松一些。

在爱辉下乡的上海知青中,从1973年至1975年,通过投亲靠友向南方转点的知青也迅速增长为344人,占受调总人数的8.2%,与上一阶段相比,增长率为313%,依然是知青“离队”的最大人群。

  当时还属于黑河地区的呼玛县有一插队上海知青,在1973621日向上海市乡办写信,反映其插队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当地插队的210多名上海青年,除20多人调到县办农场,10多个抽到工厂、当兵、读书等,剩下170多名青年。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40多名青年自找门路,迁移户口,凡是有后门的都尽量想法走。现户口在大队的130名左右青年,约有20名在上海,大部分是生病疗养,也有逍遥自在。

这一阶段,是知青运动从激情高涨转而跌入低潮的时期。

19721220日,李庆霖在写给毛 主席反映上山下乡情况的信中说:在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我插队的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一些日子要靠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我的孩子在山区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粮食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吃油吃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信中还反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

1973425日,毛 主席复信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老师李庆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封信,促使各地开始放松知青回城的条件,在原来严格的病退条件之外,新提出了可以困退的条件。
    1973713日,上海市乡办致函江西、黑龙江等乡办:如子女全部下乡,父母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家庭经济困难;或父母双亡,弟妹幼小,而上海又无真系亲属照顾,经里弄群众讨论,组织批准,可照顾回沪。少数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下乡青年,市乡办将事先通过组织之间联系,由区统一发公函至省有关县(团)征求意见。如同意,可协助办理转回上海的手续。

考虑到新的困退政策对知青可能会引起的震荡,所以强调:上述办法为有关部门内部掌握。

从这阶段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到:爱辉县上海知青从1973年到1975年因严重疾病、家庭特殊困难、独生子女而返回上海的172人,占受调总人数的4.1%。同1969年至1972年相比,年均增长率594.5%

与此同时,在知青中的招工与招生名额也大幅度上升,其中:

招工179人,占受调总人数4.25%,同上一阶段相比,年均增长率209.6%

招生306人,占受调总人数7.27%,同上一阶段相比,年均增长率787%。招生成为本阶段增长最快的,招生的绝对人数在本阶段也仅次于投亲靠友转点的人数(344人)。 

本阶段在爱辉的上海知青“离队”是一个小高潮,共1066人,占受调知青人数的25.33%,四分之一强。年均350多人,与第一阶段相比,离队人数年均增长率为355.1%

“一片红”的结束和知青回城政策的松动,甚至打破了上海原来商业部门的供应计划,以至于市鞋帽服饰公司革委会在19731028日向市商业一局呈送《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棉服装库存处理的请示报告》,指出:由于每年赴高寒地区知青实际出发人数少于计划数,多余棉服装库存增加。其中库存男棉套装19920套,女棉套装15066套,军大衣26449套。


    二、12位知青名人的信

197510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邢燕子等12名全国知名知青面对知青运动出现的这种趋势,写了一封给毛 主席、中共中央的信,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19751025日,复出的邓 小平就陈 永贵转来的这封信作出批示:“介绍这封信,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公布,以鼓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将信转呈毛 泽东。经毛 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在1028日刊登此信。

知青上山下乡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变化,一些地方的知青骨干开始纷纷表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1975年年底,爱辉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就散发过某公社十名知青写的“铁心务农干革命,扎根边疆志不移”倡议书。他们想用自己“扎根农村”的表态,来挽回军心动摇的上山下乡运动,但大多数知青已经不再有响应这种倡议书的热情了。


    很多知青陷入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组织上会另眼相看,即使有上学招工的名额还会让你去吗?表态“扎根”吧,有违心愿,如果组织上把你的表态当真,不再给你走的机会那怎么办?所谓的“扎根”表态,甚至成了“离队”的必要前提条件。

知青上山下乡“一片红做法,在理论上已经不能自圆、操作上也矛盾重重。好多知青对继续留在农村发出疑问:军队干部子女被照顾走了,华侨子弟被照顾走了,病的、家庭困难的、独生子女的被照顾走了,有关系的转点了,在农村表现“好”的被招工、推荐上大学了,最后留下的算是什么呢?是家庭背景无特殊情况者?是没有“再教育”好的落后者?还是所谓的“大有作为”者?

原来在爱辉还有270多名户口迁来的“上海插队干部”,在1974年夏,也全部调回了上海。新来的叫“上海知青慰问团”,户口不迁,两年一轮。各级组织包括“知青慰问团”,对知青中呈现出的失落情绪都很清楚,但也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对知青的这些疑问无法解答。


 第三阶段:两种声音

 

两种声音,指的是“坚持上山下乡运动”和“一律下乡的做法已经突破”。

在知青问题上来自上层的不同声音,实则上是对当时“两个凡是”较早的否定。

1976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政治大事件,知青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处在既在着手却又因重大事件和严重分歧不得不等待的阶段。

197510月底那封经邓小平推荐、毛主席批示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离队知青人数开始趋缓,放慢了速度。在对爱辉上海知青19761977年两年离队人数调查中发现,相比上一阶段年均增长率355.1%,此阶段的年均增长率只有8.2%。(见下表)


 

一、第一种声音:坚持上山下乡运动

    不过,其它城市的插队知青离队并不像上海这样放缓速度,比如北京,还放宽了照顾回城的条件。1976129日,上海市乡办《情况反映》第12期刊登题为《北京市放宽照顾回城条件引起我市跨省下乡知识青年产生思想波动》的文章。该文反映:部分青年和知青家长到市、区乡办,要求按照北京市的办法调回上海。

上海市委、市革委会针对这个动态开展了新一轮攻势。1976220日,上海徐汇区召开“第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长代表会议”,要求到会代表批判“右倾翻案风,教育子女扎根农村”。

1976329日下午,上海市委、市革委会领导与数十万群众,欢送仅有80多名的青年赴黑龙江插队,文汇报第二天头版刊登《坚持上山下乡干革命 有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文。

一向重视调查研究的毛 主席,却在1976212日阅吴 桂贤21日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197657日,国务院成立以陈 永贵为组长的知青领导小组,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

其中杨 富珍带领6名小组成员在黑龙江调查,曾来到爱辉公社爱辉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知青点。她告诉知青:这是当地政府安排的,看到你们这样的知青点,我很高兴,但我主要是来调查存在的问题的,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就不同你们多聊了。

这些调查组回京后先分组,梳理出招工、知青培养教育、纠正不正之风、知青生活、保护知青等五大问题,在集中汇报时,与会人员的认识和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一时难以统一,直到728日,唐山地震,会址受损,会议不得不迁到临时地震棚内继续开。终于在8月底将汇报材料报给毛 主席和党中央,计划要在197611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没想到十几天后,毛 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被无限期推迟了。

这给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如果毛 主席在看到调查组的这些汇报材料后,会提出什么样“给予解决”的方案?

  在这个谜面前,囿于“两个凡是”的华 国锋,19761228日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要保卫和发展无 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青“离队”速度放缓了。在此阶段中,爱辉上海知青“离队”年增长率仅8.2%,远远低于上一阶段355.1%年均增长率:

一是招生明显减少,1976年被推荐上学的爱辉上海知青77人,比上一阶段年均102人少了25人,年均增长率为-24.5%

1977年恢复高考,这对于以68届、69届初中生为主的爱辉上海知青来说,并不有利,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只有19人,占受调人数的0.45%

二是参军人数减少,由于知青年龄基本上已超过22岁,过了服兵役年龄规定,这两年仅6人,年均增长率为-81.6%

三是投亲转点趋于平缓,该有的关系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在原籍或南方无亲友好投,只好等待就地招工。据统计,本阶段投亲转点共239人,年均增长率大幅减缓,才4.3%

本阶段增长率较高的一是当地招工,共招有167名爱辉上海知青,年均增长率为40%。其次是去上海小三线顶替父母,绝对数不高,才22人,但年均增长率却十分高。 

 

二、第二种声音

在一片沉寂的等待中,19777月初,黑河地区在北安县城召开知青代表大会,这是该地区的最后一次知青大会。会间休息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关于邓 小平又要复出的消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年龄,不再甘心在农村待一辈子的知青,对邓 小平复出充满了期待。大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进行的,会议组织者不再谈论“扎根”、不再喊“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实实在在地表彰了一批为农村建设作出贡献的知青后,即宣布结束。

十多天后,19777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 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关于知青问题的不同声音,让各地基层知青办左右为难。19771010日,上海市乡办《情况反映》刊登文章《当前知青战线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反映:当前干部感到矛盾多,压力大,思想乱,心里急,有劲不知往哪里使。特别是在上山下乡战线上,究竟哪些是“四 人帮”的流毒,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应该破,哪些应该立?有的明确,有的不很明确,有的没有把握。

  问题最终放在了最高层领导面前。19771212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知青办在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会议历时32天,这是全国有关知青问题召开时间最长的会。会议争论较大,主要是四个问题:

一是怎样估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今后还搞不搞上山下乡?搞不搞插队?

二是知识青年揭批“四 人帮”要抓住什么要害性的黑靶子,搞清知青战线的路线是非。

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下子,还是一辈子?有没有期限?为什么不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呢?

四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还提不提?跨地区安置知青还搞不搞?以及加强知青办工作办事机构等。

从几位领导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中,也可以察觉到不同的看法:

陈 永贵: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当初的知青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还是按照毛 主席的指示。大家不要泄气,要鼓劲,把知青工作抓下去。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安排的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李 先念:扎根农村有什么错。需要你进工厂、上大学,也可以嘛。

纪 登奎:一律下乡的做法已经突破。不要批“拔根复辟”。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两边都不靠的纪登奎,曾是要中央文件指出“文 化大革命”错误所在的第一人,也是对知青下乡提出“突破”的第一人。

闭会前一天,华 国锋、叶 剑英、邓 小平、汪 东兴等领导接见了与会全体人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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