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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北大荒

2010-08-17
来源:2005年7月8日杭州《都市快报》作者:未详编辑:楼曙光点击数:9034
田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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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北回来25年,他们没有一天忘记过那个地方:25年后,他们重返北大荒,带回了可以珍藏一生的记忆。

  2005年6月30日,事隔数月,再次说起回到东北的七天,每个人的眼里依旧泪光闪闪。

  2005年4月29日,一群年过五旬的沪杭中年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在他们眼里,这一天自己的同伴们,看上去个个都像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知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 黑龙江香兰农场。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的一个重要批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城市中的许多年轻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最远一直到了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

  这次重返北大荒的44位当年的知青就是在1969年去了香兰农场。他们为那片陌生的土地奉献了青春,整整10年。走的时候,他们是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青年;回到家乡,却已年近不惑。

  如今,他们中有的成为了社会的中流砥柱,有的则默默无闻,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都有着一份相同的情怀—— 难忘那片洒满了青春汗水的土地。

30多年了,站台上弟弟的哭声,犹在耳边回响。

  知青焦秀珍很是热情,拿出了当天回香兰的成员名单,以及七天日程安排。她说,这一趟旅行全是大家自发组织安排的。44人中有4人为杭州知青,其他来自上海。距离离开农场的日子已经25年,几乎所有人,是第一次回北大荒。他们称之为“ 回归故里”。44人差不多包了一节车厢的铺,趁这个机会叙叙旧、唠唠嗑,重温一下当年跑过的几千公里长的沿途风光。风光依旧,人颜老。有心的人带上了当年的老照片,大家看着、聊着、笑着,绵延一路。

  1970年4月,上海火车站西站,一辆专列停在轨道上。长达15 节车厢的火车,载着2000 多名知识青年,准备前往黑龙江香兰农场。每个人都有一套政府发放的棉被、棉裤和大衣,货场上拉满了横幅,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扬的乐曲。亲人们都来送行,个个泪流满面。老焦那时刚满22岁,她是上海知青,比她小了10岁的弟弟还在读小学。他去送她。姐姐至今记得,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弟弟哭着、叫着,赖在了地上。他的一个大姐已经去了新疆,这个姐姐也要去东北。老焦说:弟弟的哭声,30多年了,还在心里,忘不掉。说这话时,老焦的眼圈又红了。在火车上的三天三夜,他们在想: “ 北方究竟是什么样?农场什么样?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

  25年后,火车提速了,30个小时就能到哈尔滨。他们依旧在想:“ 农场该变成什么样了?农场里的东北老乡又该变成什么样了?”

  4月30日傍晚,44人终于回到了让他们魂牵梦萦的香兰农场。黑龙江香兰农场位于松花江畔,距离佳木斯市有100多里地,原本是个劳改农场。杭州、上海、哈尔滨等知青一来,把劳改犯都迁走了;知青返城,那里又成了劳改农场。农场由7个分场组成,每个分场间都隔着好几里地。如今,当年的知青们一下汽车,傻眼了:农场变化可大了。总场盖起了楼房,用上了自来水,有老年活动中心、绿地公园。原来惟一的那家破败不堪的杂货店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饭庄、超市、旅馆、商店??当年的食堂厨房有一口大灶,人一进去,能惊起一片苍蝇。如今大灶没了,和南方一样,换上了全套的不锈钢厨具。

25年了,“ 康拜因”还停在地里,仿佛谁也不曾离开。

  老焦现在住一套两居室房子,杭州的夏天尽管炎热,但毕竟是家乡的土壤。
她记得,当年的香兰农场一片荒凉,黑土地望不到边。融化的积雪和马粪、牛粪裹在一起,粘着脚上的鞋子。这个季节,几乎找不到一双干净的鞋。知青们住的全是茅草房,墙是用地里的泥和着草、麦秆砌起来的,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屋里是南北大炕,一溜躺十几个人。晚上没有电,漫长的冬夜,听得见田野的狼嚎。

  在北大荒的第三年,知青们自己动手盖起了当地第一幢砖瓦房。如今,这栋房子还在,成了农场职工的宿舍。

  厕所应该叫“ 茅坑”:地上挖个坑,搁两块木板,周围围上芦苇席。女知青第一天到香兰时,根本用不了,一定要人搀扶着才能站上去。一个月后,所有的女孩子都能一脚稳稳当当地踩上去。那时候,她们中年纪最小的不过17 岁。

  退休后的老焦习惯每天早起锻炼,然后回家收拾家务,下午就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天气好的日子里,她会和一群老头老太四处去玩。而当年知青的生活就简单多了:下地干活。北方天气不比南方,往往10月就开始下大雪,到了次年4月底还在穿棉袄。全年只种一季稻。早上7点下地,晚上5点收工。春忙时,半夜2点就要起来,参加锄草会战;脱谷时,则要一直赶到深夜12 点,顶着满头的白霜回去。

  第一天收工,一个上海女知青哭了,“ 来之前,老师说,你们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可以去跳橡皮筋了。”每一个知青都觉得北大荒的日子真苦,苞谷也吃腻了。可25年后,他们想想那时的生活又挺有意思,说实话,让人怀念的还就是那些下地干活的日子。

  印象中,集体娱乐活动很少。1970年,农场所在的汤源县组织了一次基层民兵比武大赛。农场也组织了一支队伍,一个个穿着军装、拿着步枪,英姿勃勃。比赛结束后,知青们拍了一张集体照,这张照片如今被挂在了杭州朝晖路上的一家东北饭庄里。

  现在,农场的地都承包了,也用上了机械化耕作。去的时候,地刚刚翻好,正等着播种子。知青们惊奇地发现,当年他们用过的联合收割机还在。这个叫“ 康拜因”的家伙停在地里。恍惚间,还以为,25年了,谁都没有离开过。

78岁了,钱会计已经双目失明,他说看到故人很高兴。

  故地自然有故人。来之前,知青们就想好了,一定要去看看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东北老乡。

  钱深贵,原香兰农场四分场会计。知青沈红武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徒弟。

  一聊到自己的师傅,沈红武的话特别多。钱会计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今年78了。认识钱会计时,沈红武只有22岁,当时她被抽调到他身边做出纳。老人手把手地教会了她所有的财务知识,不仅让她干出纳,还培养她做会计。钱会计总爱说:“ 放手干,做好了全是你的功劳,出了错就归我。”相处两年,钱会计的性格脾气,沈红武也摸得一清二楚。他爱喝酒、抽烟,遇人就唠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一身的酒气。后来,沈红武终于发现了师傅酒气熏天的原因:原来每回喝酒,酒一到他嘴里,他马上就用老棉袄的袖子抹嘴,悄悄把酒吐在棉袄里。这个味,怎能不大?

  钱会计从不买纸烟。他抽的烟全是用账本纸卷着烟叶抽的。沈红武也替他卷过烟,师傅一高兴,就夸她:“ 你这个小脑瓜行啊。”家里有了肉,也不忘给她捎点来。遇上冬天,她要赶八里地去总场领工资。钱会计一定会把自己的老羊皮袄脱下来,给她穿。

  25年来,沈红武一直有个心愿,一定要回去见一见师傅。还在杭州时,有传言说钱会计早去世了。到了农场,沈红武一打听,钱会计竟还活着。一见面,知青们就哭了:钱会计已经双目失明。老人一再说:“ 看到你们来真高兴!”老人依然健谈,倒是知青们不知该说些什么。不过,回来之后,沈红武挺安慰:师傅现在过得不错,住在总场的老干部宿舍,房子宽敞,还雇了一个保姆照顾日常起居。偶尔,两个已经安家在城市的儿子还会回农场看他。

  要走的时候,钱会计拿出了啤酒,非要一人“ 整”一杯。因为身体原因,他已经戒烟戒酒多年。这一天实在是太高兴了,他说,每个人都要干。
末了,沈红武说,钱会计是个好人。

3天以后,老任头就去了,神态安详,再没有人世的牵挂。

  老任头,原香兰农场四分场大队主任,所有四分场知青都熟悉他。老任头姓任,名字大家已记不清了。知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快60 岁的老头, “ 老任头”就这样叫了开来。

  老任头也是个东北汉子,可人长得并不魁伟,性格也不豪爽,甚至是个“ 粘了吧唧”的人,做事慢吞吞,说话时眼睛还一眨一眨的。老人爱说东北老话,一张口就能来句歇后语。知青们背地里都爱模仿他说话。老焦特地给我看了他们与老任头的合影,指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家说: “ 就是他。”

  有一回开大会,老任头正襟危坐,讲到了男知青的宿舍卫生,他清了清嗓子: “ 你们南方人啊,真是稀屎漫锅台。”起初大家都没听明白,回头仔细一想,原来在说男寝室脏呢!

  这次,一伙人也特地去老任头的家看他,想从老领导嘴里再听听那些生动的东北老话。老人今年84岁了,剃了个板寸头,比以前白净了许多,可精神大不如前。知青们问他,还记得我们吗?老人眨巴着眼,摇头。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了,很多事也模糊了,倒是走的时候,老人说,欢迎你们再来。

  就在知青们准备从哈尔滨回南方时,噩耗传来:他们走后的第三天,老任头去世了。农场捎来话:老人走得很平静,没有任何痛苦,眉眼里还带着点笑。家属说,他没病,可能就是他见到了你们太激动了,农场的人说,他见到了你们,不会再有牵挂了。

  到农场第二天,老焦回了趟四分场。她曾是这里的职工家属妇女主任,带着一群东北老娘们白天搞生产、晚上抓计划生育。分场里的家属们都还在,老焦走进一户人家,正巧有两个妇女说着话。她们看到了老焦: “ 这不是小焦吗?”说完,大家哭了,老焦说,你们都没忘了我啊!东北大娘一个劲地说,小焦你没变,还和从前一样。怎么会忘?你是我们的妇女主任。

  老焦和每个能遇上的家属都照了相。当年她和她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年底,哪家宰猪宰羊,一定会叫上她,让她吃上一大碗猪肉炖粉条。

10年青春,老焦说,在黑土地上她结下了一辈子的朋友。

  1979年知青大返城,老焦回了上海。当年她们同住一个寝室的女孩也都回了各自的城市。老焦嫁给了一个杭州

  知青,他们在农场就认识了,和很多知青一样,是在农场谈的恋爱。小伙子每次来见她,要走十里地。后来,老焦随丈夫到了杭州,进了学校做老师。前年,老焦满55岁,光荣退休。和老焦聊的时候,她的丈夫一直坐在一边。他不爱说话,但爱听妻子说话。

  大部分知青像老焦那样,回城之后经历结婚、生子、工作,波澜不惊地过了25年。但他们并没有忘记那段岁月、那些经历。老焦常对孩子讲北大荒、讲黑土地、讲爸爸妈妈做知青的故事。她从不避讳自己是个知青,她为这个身份感到骄傲。

  老焦说,在那里她结下了一辈子的朋友,那是完全没有私心杂念的、最纯洁的友情。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吃喝拉撒。回城之后,这些友情更显得弥足珍贵。现在到时间了,他们就会聚一聚,聊聊孩子、聊聊健康,当然还有过去的点点滴滴。聚会的地点就在东北饭庄。

  对北大荒,老焦也怀着深厚的感情。过年,她会包饺子,这是东北人的习俗。她爱看东北二人转,她说话带北方腔。如果正巧遇上了东北“ 老乡”,她会和他们搭腔,告诉他们:我曾在东北待了10年。她的青春留在了黑土地上。
老焦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回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当年16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回到故乡的。

4口坟,那些永远被遗忘在北大荒的年轻生命。

  老焦带回的DV带里,有一个头发全白,穿着旧军装的老人。看着他,老焦心里难受,她说,他不老,他比我还小呢!他叫王力生,他是个杭州知青。

  由于王力生和当地姑娘结了婚,不能再返城,他留在了北大荒。知青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种地。大家让他领着到处转转,他还说杭州话: “ 你们不要急,让我把这片土豆种好再说。”他真的把地里的土豆伺候完了,才带着老乡们四处走动,但绕了一圈,始终没把客人往自己家领。

  对于过去的25年,当年和他亲如兄弟的知青,绝口不问。人们只知道,目前他靠种农场的地为生,农闲的时候帮人打短工。他和东北老婆生的女儿,因为政策照顾,已经落户杭州。知青们明白,像王力生这样还留在农场的知青,内心矛盾:既希望家乡有人来探望,又希望与他们就此别过,永不见面。他们心中的百般滋味,只有他们自己去体会了。

  还有一个早被人忘了姓名的上海知青,死在了1969年年底。他去粮站磨米,大衣卷进了机器,被皮带活活打死在了传送带上。知青们用木板钉了一口棺材,把他埋在了荒地里。没有墓碑,只有一块木牌,用黑漆写上了他的名字,死的时候他才刚满17岁。因为路太远,家里一个人也没来。知青们按照南方的习俗,为他守了夜。

  之后又死了三个知青,一并埋在了他的身旁。此番,大家也想去看看他们,四个坟头竟全没了,荒地被整治成了庄稼地。因为土地都承包到户,每块地都得利用起来,只剩下两棵白桦树寂静地站着。

  据说,为了保留那四口孤坟,留在农场的知青曾据理力争。可有人回了一句:还有谁会回来看他们呢?


  2005年5月7日中午,知青们坐上了返回江南的火车。站台上,同在一个农场待过的哈尔滨知青赶来送行。隔着一扇窗户,大家泪眼相对。

  火车动了。25年的光阴远了。

  1979年4月,老焦一个人回到农场办理病退手续。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几个公章就让她和这片生活了十年的土地彻底告别,她又能做回上海人了。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她就收拾完一切,登上返沪列车,站台上没一个人送别。她不在乎。
那个时候,她满脑子想的全是返城之后的生活。

  在此再次感谢农场领导和苏艳君等小哈青们的热情接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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