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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知青

黎川,我心灵的家园

2012年03月23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彭静珠编辑:楼曙光点击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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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我们到江西黎川县社苹公社团星大队上港生产队插队落户。这是一个离公社所在地十多里,只有十七户人家,近百人的小山村,丛丛叠叠的大山像堵堵高墙,把山里人和外界隔开。这里没有商店、没有学校、没有任何加工作坊。说是农村,农民每天做饭的大米也来得很不容易。为了不影响下地干活,老乡必须利用大清早或者傍晚集体收工后,才能挑着谷子翻过大山到六、七里以外的宏村公社的集镇上加工。新中国成立至今,村里还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会计朱友发读过两年私塾,算是这里唯一的“秀才”。孩子们想上学,必须翻过几座大山,步行十多里才能到大队办的小学读书。家长担心孩子在路上不安全,只好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呆在家里,有的照看弟妹,有的帮着父母打一些猪草或者上山砍柴伙,要不就三三两两趴在地下滚泥丸。

  知青来了以后给山里人带来了知识和希望。一次,队里开会说起孩子读书的事,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了许多心里话。老乡说,为了孩子们读书,以前村里派人去外乡请过几位老师,来了以后不是说生活太苦,便认为报酬低,一个个呆了没几天就跑了。现在来了这么多上海人,建议村里办一所学校,让孩子在自己的村里上学,也省了大伙的一份心思。队长朱木华同志采纳了大伙的意见,有意从我们这些上海知青中选出一人当老师。可是说起当老师,谁也没有经历过,怎么备课,怎么教孩子,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大半年过去了,一九七零年春天,队里决定让我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有的朋友对我说:"小彭,你得想清楚,以前请本地的女仔都教不了,现在你一个上海女孩能行吗?"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但办学校是老乡的热切希望,我怎能扫大伙的兴,眼睁睁看着孩子失学?领导相信我,又有家长的支持,我一定要试一试,做一名山区的“孩子王”。那时办学真不容易,没有钱,没有教室,黑板、桌凳也没有。没办法,队里只好暂时空出一间旧仓库做教室。朱队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扇黑不溜秋的门板用锅底的黑灰擦了擦,说是给我做黑板。孩子们听说有书读了,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把自己家里的桌子、凳子抬到仓库里,大桌、小桌、高凳、矮凳排在一起,一所生产队(村民小组)办的上港民校就这样诞生了。

  从此,我成了山里人自己的赤脚教师。报名后,学龄儿童只有八人,有的已经陆续读过好几回,算是读过一年级吧。另有几个超龄儿童,还没有启蒙,只好让他们读一年级。学生要买书,可是许多家长连一元五角钱的书本费也交不起,怎么办?我动员那些读过一年级的学生,把以前用过的书借给新同学,谁知道他们的书早就撕掉了,好在那时,小学只开设语文、数学以及音乐和劳动课,要买的课本不多。我带着自己准备春节回家用的十几元钱,跑了三十多里路去县新华书店,帮孩子们把书买回来。要上课了,一个老师如何同时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我试着以讲台为中心,让一年级学生坐一边,二年级的学生坐在另一边。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新课,让二年级的学生预习课文或做作业。为了让孩子们既学到文化又得到体育锻炼,我向队长要了一块旱地,带领学生挖沙坑,制作跳高架,教他们跳高、跳远、跳绳、踢毽子、做操。家长见孩子天真活泼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微笑给我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一年以后,学校的班级增加了,教学的困难更大了,从教两个年级的复式班逐渐变成教三个、四个年级的复式班。我担心班级多了,教学质量受到影响,没想到学期结束时,学生参加中心小学的统一考试,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我们队办学校得到了上级教育部门的认可。我们民办学校,没有礼拜天,也没有什么“五一”节,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我利用这两天时间参加公社教管办组织的教师业务学习,向公办老师请教,提高自己的教学效果。我们的办学情况被反映到县里以后,县教研室、公社教管办,曾多次来我们学校听课,总结复式班教学经验,还特地组织全公社老师来我们上港民校听复式班公开教学课。

  一晃几年过去了,同来的15名上海知青,走了14 人。曾经热闹了一阵子的小山村,如今寂静下来。村里的孩子们,已经一批又一批的从这所简陋的学校毕业,他们有的上了中学;有的后来参了军;有的成为这片红土地上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他们的成长,让我感到很欣慰,也让我更加喜欢赤脚教师这个前所未有的神圣职业。我忘不了这里的乡亲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的关心,忘不了每次回上海的时候,他们争着帮我拎行李,把我送到七、八里外的汽车站的情景。我决心留在这个偏僻的山沟里,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工作之余,见谁家的孩子头发长了,我就替他理发;村里的妇女想学织毛衣,我就手把手的教她们;谁家婆娘要走亲戚,买来衣料要做衣裳,我利用的休息时间替她们裁剪,帮他们缝制衣裳。我懂得一点护理常识,也会一点针灸,遇上乡亲们有什么头疼脑热的,给他们一点药,或者替他们扎上两针,让他们少一点病痛的烦恼。生产队离大队医疗所太远,社员看病不方便。有时医生来队里给病人诊过病以后,留下一些针药,我就按照医生的嘱托,给病人打针。有一年,东面排的余大叔卧病在床好几个月,需要天天打针,家里穷,出不起出诊费,病人家属隔三差五的去大队医疗所把药取回来,我就每天抽出时间按时给他打针。后来,大队小学的周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是城郊一所公社中学的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们结婚了,第二年秋天,我们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可爱男孩。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学开设英语课,急需英语教师。有人知道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向公社推荐我,让我到社苹中学教英语。我实在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七、八年的社员和孩子们,可是,事不由己。离开生产队那天,全队群众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村口,他们再三叮咛,要我常回队里看看,说要是遇上什么困难,就告诉他们。老乡是那样的热情,又是那么的真诚,我感动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

  宏村中学是黎川山区规模最大的农村中学,学校对英语教学很重视,因为缺少英语教师,每个教学班,一周只安排了三节英语课。一九七八年秋天,我被调到宏村中学担任四个班的英语教学。白天上课,早晚还要下班辅导学生,而且学校还要我带“徒弟”,帮助一名有点英语基础的教师,尽快熟悉初中一年级的英语教材,掌握外语教学的基本方法,以便进行工作。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这是组织的期望,我一定要带好这个“徒弟”,备好课、教好课,不能让学校失望,让学生因为英语成绩上不去而影响未来的前程。过去在民办小学工作,学生少,比较简单,如今到了大的学校里,情况很不一样。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白天认真工作,课外与学生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帮助他们解决学习英语的困难。每天上完英语课,就向那位跟着我学习教英语的老师征求意见,与她一起研究教材,讨论教学方法,帮助她尽快的掌握英语教学的基本方法。不久,那几个班的英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一次参加抚州地区上百所中学的英语竞赛,班上的阙细春同学便为县里赢得了唯一的一个三等奖。

  一九八七年初,县里把我从农村中学选拔到县一中教英语。消息刚传开,班里学生的情绪像炸了锅似的,他(她)们围到我身边,说这问那,许多女同学还哭了起来,说舍不得我离开,担心我走了以后,自己的英语成绩会退下来。我再三劝导他们,我说学校一定会有比我更好的老师接替我的工作。第二天,我带着儿子和两个双胞胎女儿去县城中学报到,两个班的学生和老师硬是要给我送行,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看着汽车走远了才离去。

  初到黎川一中,生活条件很艰苦。那几年,学校规模迅速扩大,老师也增加不少,住房十分紧缺。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不足八平米的房子,我带着三个孩子,用几块木版勉强架了两张床,摆了一张单人小课桌。儿子读初一,两个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他们晚上要做家庭作业,我要备课。没办法,儿子作业多,只好让他用小课桌;两个女儿很懂事,知道妈妈的难处,掀开被子,用床板当桌子,蹲在那儿写作业。每晚他们完成作业以后,我开始自己的工作。

  初到一中,学校没有马上让我做班主任,安排我教初一年级两班英语(一个成绩好的班,一个成绩十分差的班),外加几节美术课。知道我工作负责,对孩子很有爱心,又住在校内,叫我兼管女生寝室。住校女生来自全县各个乡村,有的学生礼拜天甚至要挑着大米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才能返校上课,个别学生难免赶不上食堂蒸饭时间。一旦发现谁没有吃饭,我就将家里的饭让给她们先吃,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们饿肚子。她们是家长的精神寄托,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关心她们是我的职责。

  每天晚上熄灯前,我去宿舍了解女生是否全部就寝,叮嘱她们关好门窗。天气变化了,叫她们注意冷暖,预防感冒。有一位姓严的学生下晚自习时,不慎在楼梯口扭伤了脚,我马上带领学生,把她送到医院上好夹板,然后把她背回学校继续治疗,给她敷药,背她上厕所,同寝室的同学也轮流照顾她的日常生活。高三(5)班有一个叫万国红的同学发高烧,病情严重,我立即叫来一名学生一起扶她去医院急诊,替她挂号,付药费。第二天,家长闻讯从乡下赶到学校,看见女儿平安无事,十分感激。

  我是老师,是家长,也是学生的朋友。在家里,孩子向我说心里话,想到的,看到的,在学校听到的,统统说出来。班上学生也一样,他们的心底话,乐意对我说,相信我。有一回,学校一位领导的孩子患肝炎,出院后需要在家休息一些日子,孩子就是不听,天天吵着要上课,家长无可奈何。我知道后去看望他,告诉他为什么不能马上上课的道理,安慰他养好身体,康复后我会挤出时间给他补习英语,孩子听了我的话,没有再吵闹。后来家长对我说:“彭老师,真佩服您。我是家长,却说服不了自己的孩子,学生都听您的。”

  山区学校与大城市的学校不一样,小学没有外语课,进入初中学生才开始接触英语,学起来比较费力气。我想,身为教师,首先应当让学生明确学习英语与加快祖国“四化”建设的密切关系,让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学习积极性才能得到更加主动、更持久的发挥,学习效果才能更好。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我注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哪怕他们学习上取得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给以充分肯定。课堂上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大胆的去实践,让他们得到更多进行日常用语和会话练习的机会。经过一番细致的工作,差班的学生,慢慢的喜欢上英语课。他们有了疑难问题,马上问老师,从不把问题留到第二天,两个班的英语成绩提高得很快,差班的英语成绩比其它学科的成绩提高得更快。

  从第二学期开始,这两个班的学生每次参加全县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的考试,平均成绩总是名列全县几十个教学班的前茅。九四年,我班五位学生参加第二届“中国中学生(全国)英语奥林匹克竞赛”,其中张学、左瑜、章正超三名学生分别获得全国一、二、三等奖。这是黎川县教育战线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奖励,我能为黎川山区教育增添这一新的光彩感到高兴。

  在黎川一中十多年,我大部分时间担任初三年级的班主任,教毕业班英语,学生的英语成绩一直比较理想,得到学校和广大家长的好评。学生爱戴我、信任我,每学期领导深入基层,组织全年级学生评议任课教师,给每位教师评分,大多数学生都给我记满分。他们高中毕业后,无论考取什么大学,是清华,还是北大,依然忘不了初中阶段学习英语的往事;每逢教师节、春节,忘不了打电话,寄贺卡,把他们取得的成就告诉老师,表达他们对母校、对老师思念之情。在江西三十二年,人民养育了我,他们的革命精神鼓励我克服了前进中的许多困难,让我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虽然只取得一点点成绩,人民却给了我许多荣誉,县委组织和宣传部门为我摄制专题片,进行宣传;县一中几乎每年都评我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们插队落户的上港村,如今通了公路,农民用上了电灯,安装了电话。村民不再守着几座山、几亩地过日子,他们纷纷走出大山,南下深圳,东去闽、浙,打工、经商,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天一个样的发生变化。县城日峰镇,更是旧貌换新颜,昔日的残砖破瓦房,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绵延数里的宽阔而热闹的新街,代替了从前弯曲冷落的小巷。如今,我的孩子已经长大。儿子交大毕业后在外企从事软件开发;双胞胎女儿,北大毕业的,在上海交大工作;留学英国的做了律师。一家五口在上海,但我忘不了红土地上那一张张勤劳、朴素的脸膛,忘不了他们的善良和真诚,我和第二故乡的亲人们永远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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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5/31 15:28:06 评论:祝敬爱的彭老师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万事如意、永远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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