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妹四人，三个插队落户。哥哥是68届，六九年三月到江西安义的。我和大弟同是69届，也遇上一片红，全部要上山下乡。我被分配去江西黎川，大弟则去了安徽。两年里，家里一下子三个子女务农，这对我母亲的"折腾"是够多的。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两鬓添了不少银丝，但她是个坚强的慈母，才刚刚动完一次大手术，就默默地为我俩一边准备行装，一边拖着虚弱的身子坚持上班。

　　1970年4月21日，我离开上海去江西黎川，途中的那一幅幅情景令人回味。

　　那天早上，我含泪告别了疼我爱我的奶奶和邻居后，母亲和大弟提着旅行袋、网线袋送我去学校。到了学校门口，一眼看见停着好几部公交车，车身上贴着横幅标语："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走进校园，看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老师，同学来了很多很多，大家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互相道别，场面热闹非凡。一会儿，大巴车徐徐地驶出校园，"再见，再见……"

　　那天，母亲和大弟骑着自行车从学校赶到火车站送我，车站人山人海，都是即将远去的"知青"与前来送别的亲人道别。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现在我即将离他们而去，心里格外依依不舍。为了减少我们离别时的楚痛，母亲调侃我，讲起我那童年时代的趣闻，逗我俩开心。那年我刚十八岁，很单纯，根本不知插队为何事，也不会往其他方面去思考，所以是"母行千里儿不愁，儿离一日母担忧"！

　　开车的铃声响了，站台上爆发出一片哭叫声，车厢里顿时乱成一片，同学们拼命把头伸向车窗外，拉着亲友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窗外的人群也边哭边随着列车奔走。人间这种场景，至今回想起来，我依然潸然泪下。"呜……"这长长的火车鸣笛声，使我猛然醒悟：这一去，我何时才能回上海？我不能去江西，想到这里，我失声痛哭……

　　列车越开越快，几个小时后，渐渐地同学们止住了哭声，我也抬起头，泪眼望窗外，一幅幅的情景：近处有一望无际盛开的油菜花，依稀可见雨中戴斗笠的农民，身着蓑衣，赶着耕牛在犁田；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不停地掠过眼帘，……我开始朦朦胧胧地明白：我将要去的就是这种地方。

　　天蒙蒙亮，"知青"专列到达江西抚州，这时天下起了濛濛细雨，我们转乘上开往黎川的大巴，汽车在崇山峻岭的山区公路上穿行，时而爬坡，时而下坡，时而转弯，真可谓"九曲十八弯"，沿途经过南城、南丰县，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颠簸，于下午二点许到达黎川县城，转而又坐车，终于到达目的地--洵口公社白沙大队。

　　下了车，只见公路两旁木质结构的低矮平房，我们路过一座小木桥，桥下的溪水清澈见底，潺潺流淌，来到大队部，门口贴着醒目的标语"热烈欢迎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一行10个上海知青立刻被当地干部和群众迎进了大队部。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大队干部就安排我们就餐，午餐还算丰盛，但使我感到惊愕的是：白米饭怎么放在木桶里？菜怎么盛在一个个陈旧的小木盆里？给人脏兮兮的感觉。因为一路上的颠簸，没有好好吃过饭，肚子早就饿得没有知觉，我只是硬着头皮吃了点。

　　下午4点多，10个知青兵分两路，一路往朱家生产队方向去，我们这一路，2男3女由大队主任刘求保带队前往何家生产队。我环顾四周群山绵亘，树木郁郁葱葱，眼前是一大片农田，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不断向前方延伸，我不禁打了个冷颤，这时天空又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点在田里溅起了涟漪，走着，走着，我看见前面不远处，农民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光着脚正弯者腰倒退着步子在作业，在他们作业田的前面，已经是青青的绿苗，我便问刘主任，他们在干啥活，刘主任笑着说："是栽禾喽"。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农民在插秧啊，不由自主地感叹：农民真辛苦！这时雨越下越大，我穿着雨鞋，撑着伞，高一脚，低一脚地跟随大家爬山路。山间小路越走越狭，山越爬越高，行至半山腰时，我终于走不动了，于是我多次询问刘主任，到何家生产队还要走多远？他笑着说"不远，不远，两里路，就在前面。""叹！这两里路怎么这么远呀，总是走不完！"我边走边自言自语，我真后悔为什么当初在读书时不把这实际距离搞清楚，以至于现在的两里路走不完啊！我拖着双腿，走呀走，由于路途的疲劳，我越走越慢，后来走到一个山坡的仓库，我一屁股在石头上坐了下来，再也不想走了……可是天渐渐地黑下来，不走也得走啊！

　　回想起来，那天真是刘求保主任一路哄骗着我们上山。"快到了，还有两里路，就在前面……"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一个腾云驾雾的小山村--何家生产队。从此开始了我们在黎川山区的插队生活。

　　如今，四十二年前的那天一幕幕场景，像电影一样，仍清晰的呈现在我眼前，也不时在我心中泛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