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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知青

江西农村的难忘生活

2012年11月15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严顺兴编辑:楼曙光点击数: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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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我是一名68届延安中学的高中毕业生。那个年代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同寻常的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享有绝对的威望。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全上海乃至全国大兴初中、高中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去插队务农的大浪潮。这也是在特定的那个年代,所产生的特定的产物-----城市的青年学生,走出课堂,告别学校,远离家乡,奔赴祖国的东西南北。

  我就是赶上了这个年代。我被分到江西黎川务农。1969年3月8日,母亲含着眼泪亲自送我上了火车。火车到福建省的光泽县,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经过数小时到了目的地,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江西黎川栗塘人民公社。先落脚在新荣大队安顿下来,当时分在新荣大队的有我,还有我同班同学邵剑翔和三个初中同学即潘仁良、张家舫、朱龙根,还有市三女中的四个初中女同学,另一个是天山中学的女生,她是邵剑翔的妹妹。大队的十个人的集体生活没有过多久,我和小潘、小张、小朱四人分到了葛行戈生产队,其他六位分到另外的生产队,邵剑翔与他的妹妹分在同一个生产队,还有四个女生以二人一组分到了其他的二个生产队。我和其他三个男生,被安置到距离县城十公里左右的葛行戈生产队。我们被安置的所用的房间和厨房间原来是地主用房。房间和厨房间都是砖木结构,厨房很大,四人共用;房间是我和小潘同住一间,小张住在内间,同我和小潘一个门进出,小朱住在我们的隔壁一间,是独门独户的。我、小潘和小张的房间是相通的,小张的房间有个阁楼,我们三个人的箱子等大件都放在阁楼上,公社给大队下拨了知青的安置费。生产队用我们的安置费帮我们每人买了一张小木床,每张床是15元4角,购置了水桶等基本生活用品。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上海的学生,还是比较热情的,这显然是出于农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识青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否则是没有缘分到他们这山沟沟里来的。

  我和初中的三个男同学,四个人组成了准集体。四人的地位完全平等的,全靠自律。我们的关系是校友关系,没有彼此谁管理谁的组织关系。我在年龄上长他们几岁。我们四个同学的劳动表现都很好。

  到农村的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自我生存的基本技能------我掌握了种田的全过程。由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单纯学生,变成了以种田为职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要小看种田,要种好田,学问还多着呢。冬季主要是打禾兜(禾兜就是收割后水稻的根)、冬耕等。打禾兜主要是为冬耕服务,先把水稻的根翻松。冬耕就是用牛来耕田。山村里的田地一般比较小,而且是梯形结构,当时我生产队全部是用人和水牛作为主要劳动力。我到了农村,学会了耕田。主要在冬天学的,原因冬天相对其他三个季节要空闲。耕田是一门有技术的农活,你要驾驭好牛,要牛听你的使唤,还要控制好铁犁,要掌握好铁犁的入土角度和深度,控制不好,铁犁就会被折断,铁犁入土太浅,达不到耕作的要求。老乡对我很关照的,有时铁犁的入土角度和深度不对铁犁就被折断,但是老乡不责备我,说学习总要付出学费的,但是发生这种情况,自己感到很自责。其实,铁犁是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农民是非常之爱惜的。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到中国农民的气量是大的。农民的人情味是很浓的。

  学习冬耕的工作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冬天光着双脚到农田,有时田里还结着薄冰也得下田。春天主要是春耕、插秧和耘禾这三大农活。我主要是插秧和耘禾。耕田一般是经验丰富的老乡干得活。春耕有深耕和细耕之分,要求较高。我主要是在小块的农田里插秧,小块田里插秧相对大块田里插秧的技术难度要小。我生产队是属于人少田多,队长把技术高的老乡安排在较大的田里。插秧是一项难度高的农活,我会插秧,但称不上是插秧好手,同队三个初中生比我插得好、插得快,自叹技术不如他们。插秧工作完了,接着就要耘禾(就是给禾苗除草,松土)。

  耘禾相对耕地和插秧而言要简单的多,耘禾主要是在农田除去野草。秧插下起以后,秧苗返青了,就要开始几次下田用禾耙(专门用以除草的农具)到田里耘禾。在水稻的生长期间如果不进行几次耘禾,这农田就必定荒废,到时颗粒无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看似简单的农活,但是这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农活。从耘禾的这简单的农活当中我对 "一份耕秐,一份收获"的哲理的理解更深刻了。

  夏天到了,早稻成熟了就要收割。江西农村的夏天是最忙的季节,因为江西的日照足,是载种双季稻的地区,早稻收割了以后马上要载秋季稻。这个季节既要收割又要耕田还要插秧,劳动力就是这些。毫无疑问,这个时候人就更忙、更累。这大忙的季节要维持二个星期左右。一到农忙,人的身心处于高度紧张和兴奋状态。在这大忙季节,是没有闲功夫上街。劳动强度之大、劳动时间之长是超出了当时承受能力。但是我同队的三个年龄比我小,照样同农民一样干,我要比他们长几岁了,就更没有一点理由能找任何借口偷懒。

  我们四个同学都较快相继上调,一个当兵、一个到工矿、二个上大学。这与我们的安心务农,踏实工作不无关系,从因果关系论来看几年的辛苦也没有白干,印证了天道酬勤的道理。当时我们又没有什么背景,靠的是自己的双手的劳动!当时,我们的劳动更多是为了生存,能够自食其力。当然能够离开农村我很开心。

  到农村生活,很重要的是学会了自理生活。自己要种菜。队里分给我们四人一块不小的自留地,给我们种蔬菜。我们在自留地种芋头、青菜、丝瓜、杠豆、毛豆等等。蔬菜有季节性的,空心菜等四季多可种,丝瓜到夏节才有,我们经常轮流到菜田去浇水、施肥。肥料就是我们自己的小便,小便存放几天,放些水稀释就是上等的有机肥了。自己砍柴。我刚到生产队的时候,我们和老乡一样,烧饭、烧菜都是用大灶头。燃料是用山上的杂树。杂树是到山上去砍的,砍了以后从山上背回来,放到晒谷上晒几天,就能当柴火用了。刚开始,我把柴砍了,但不会捆扎,就双手把杂树等抱回来,弄得狼狈不堪。以后学会了捆扎,就放在背上把它背回来。用水很重要,我们村里的用水是用的泉水,泉水井的地势与地面是同一平面,我们就用脸盆盛水。用水很方便。自己烧饭和煮菜。刚到生产队,基本生活的家务活,我都要学着干。这为我后来成为做家务、做饭打下基础。那个年代的男人大多会烧饭,打理家务,这确要感谢那个特定的年代造化了我们。

  刚开始,四人的生活是合伙的,是个小集体生活。生产队给我砌好了用与大家庭用户一样的灶头。到生产队的头几个月,我们四人如同一家,家务大家分工,四个人的家务分工轮流。当时,我二十岁左右,三个初中生还只有十八、十九岁。紧张的农活,轮到双抢时,真是心力疲惫。有时分工不到位,该吃饭的时间吃不到饭,我们四个人对这种合伙模式产生了怀疑,但谁也没有提出要散伙,尴尬地维系着这种合伙模式,但出于情面,都不出头,但怨言已经有了。大概过了半年多时间,一位男生从县城赶集回来,买了一只南丰炉,一只烧菜小铁锅和煮饭的铝锅,架起木柴,煮饭和烧菜了。真的是临起另起炉灶了。我和其他的二个男生,看他这样,我们三人也买了南丰炉,各自为政单干了。厨房间很大,我们各自占居一块地方,各自料理自己的一日三餐。由集体伙食到分为四个,可以减少矛盾。当然,这种生活模式也有不足之处的,就是从砍柴、打水、种菜等所有家务的内务,每个人要自己干。清早到自留田运作,每天拿一个洗脸盆到一口泉水井打水。尽管如此,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我们四个人从来没有吵过,更没有打过架。这种生活方式一直维系到各自各奔东西。我们毕竟是上海人,又是一个学校的,关系相处得还可以。有时,有的同学,上海寄来了香肠等,谁有好菜就请大家品偿,大家都不吝啬,都比较大方。但是,通常情况下,一日三餐自己各自管自己。我们的这种生活模式也只有在那个特殊的生活环境下的特殊的生存方式。只要大家彼此不要伤害,生活有改善就可以了。彼此之间,同学如有什么不舒服,大家都能互相照顾。那时我才感悟到"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真正含义。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我学会了如何与人和睦相处。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四个插队落户的兄弟都先后回到上海,彼此仍然保持着联系和交往。

  队里的老乡对我们很好,很热情,平时我们没有蔬菜吃,邻居就给我送些青菜、萝卜、芋艿、干菜等等。特别是每逢过春节,一年做到头,又是农闲季节,又是年终分红时刻,当地的农村对过年是特别隆重,邻居农民对我们四个青年都十分客气,东家的村民请我们吃饭、西家村民请我们去喝酒、划拳。划拳输了就喝酒。邻居家家户户都养猪,稻糠是猪的主要饲料,我们不养猪,碾下的糠就送给邻居。队长李应木、民兵队长杨今水等老乡邻居对我们很关照,邻居宰猪的时候,就会分些猪肉给我们,很便宜的,0.76元一斤,可新鲜了。我和三个同学与邻里老乡的关系很融洽的。我和三个同学一样都很本份,从没有偷鸡摸狗之事。没有偷摘农民自留地里的菜蔬和瓜果。老乡们说,我们队里的四个上海佬不错。我在生产队里的所作所为,我和其他三个同学一样都是循规蹈矩。只身一人在农村,远离父母,在生活、劳动等方面更多是得到本地老乡的关照。我要说,我在农村的艰苦生活能够这样挺过来与当地的老乡的关心、帮助是密不可分的。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近四年半的农村生活有几件事我终身不忘,一是蚂蝗吸血。江西种的是水稻,下田插秧、耘禾,都是在有水状态进行,水田里有水蛇(无毒)、有田螺、有泥鳅、有青蛙、有小鱼等水生物。最可怕的是蚂蝗。光着脚一下水田,蚂蝗就会马上游过来吸附在我的小腿上,有时,有十几条吸附在我的小腿上。蚂蝗有个吸盘,靠这个吸盘吸血。上地埂休息了,一看到小腿上的蚂蝗,开始几次真是惊叫起来,赶快用手将在腿上的蚂蝗一条条的用力拔,因为它们个吸盘吸在人的腿上,一旦拔下,血就顺着流出来了。刚到农村最害怕的是被蚂蝗吸血了。但是江西老乡对蚂蝗吸血有着特独理论:蚂蝗吸血是没关系的,我们的脚长期经浸泡在水中,如不是蚂蝗吸盘吸附在人的小腿上,那么人的小腿内的水份就无法排出,脚就会发肿。这是老乡的蚂蝗吸血有益论。不下田就无法干活,逃不了这一关,怕得下,不怕也得下。几次惊叫后,后来也就慢慢地适应了。离开了农村,几十年没去农村,更没有再下水田劳作了。老乡的理论有没有科学道理,还是阿Q精神。我想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对那个时代的劳作方法应该有所改进。当时,我在江西农村看到有些烂脚的农民,我想与当时的落后的劳作方式有关。蚂蝗吸的毕尽是人体内的血呀!

  二是"繁田"也就是沼泽田,有的田看上去是一块好端端的田,其实是一块沼泽田,人进入到沼泽田区,人的身体将有一半陷在沼泽田里,举步维艰,要将自己腿拔出来更是异常艰难!轮到这样田里耕地、插秧和耘禾,也必须硬着头皮上!一天劳动下来,人的身体似乎是散了架似的。

  三是双抢割稻与插秧。我们队里的割稻,是用抢割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江西是种双季稻的。因为季节的关系,必须限时要将早稻收割掉,才能载秋季稻,因此,一到夏季,双抢我就得起早摸黑,加入割稻大军。我是左劈子,用左手持廉刀的,江西的割稻用的镰刀是带刺的类似锯子很锋利,有一次不小心,镰刀割到了自己的右手小手指上,有一个很长的口子,当时,我的手指鲜血如注,我害怕得要快要哭了,真在发愁的时候,与我同割稻的老乡对我说,"小严不要怕,我来帮你",话没有说完,就到山脚下去挖了一点野草,后来才知道是一种止血的药草,放到嘴里嚼碎,接着把它敷在我割破的手指上,从上衣上撕下一块布条将我的手指包扎好,说好了,没事了。果然很神奇,血止着了!我继续挥镰!真是轻伤不下火线。这很深的刀疤深深留在我的右手小指上!看到这块刀疤就使我想起这一艰苦的劳动场景;看到这块刀疤就想起老乡对我的真切关心;看到了这块刀疤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和忍受;看到这块刀疤对现在的城市的生活条件知足矣。

  割完好,第二步就是要在田里脱粒,收工了,挑起满满地约100多斤两萝筐的稲谷,从狭小的地埂上挑到通往生产队的山路到生产队的晒谷场上过称。上午、下午两次。夏天,江西的农地里的气温又高,劳动强度又大,时间又长,真是满头大汗,汗流浃背,收工回到家里稍休片刻,自己就要开始烧饭,煮菜。饭刚吃好,又要出工了。"双抢"这农活,要先后紧张二个星期左右,真是一种难熬的日子,但必须要咬紧牙坚持熬要挺过。当时想法很简单也原始:一,不出工就没有工分,二,大家都在双抢,你能偷懒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割稻和插秧是同时进行的,插秧也不是一件省力的农活,脚整天在水田浸泡,人的腰一天下来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我的插秧水平比不上当地的老乡,因此大忙季节,我的插秧,在小面积的农田里还可以。到了大块的田里就插不齐。即使在双抢插秧更多的机会在小块的田里插,因为小块的田也需要劳力投入。小朱、小潘、小张,插秧比我技高一筹,因此,在大忙的时候,他们的插秧机会相对比我多。我更多的机会就是割稻。我现在想想也是劳动力的合理配置!

  秋季稻收割完后,就步进入冬耕时季,这是就要不失时机地抓紧耕地,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我就是在冬季学会耕田的。到了春天在冬耕的基础上,老乡放水到冬耕过农田里再次用铁耙把土块耙得粉碎,直至把土块耙得很细腻,很平整为止。否则就无法进行插秧运作。插秧之前的耕作得越精细,对水稻根的生长就更好,这就是所为的深耕细作。

  插好秧以后就要不失时机加强田间管理,主要是耘禾。在稻田里,稻和稗(杂草)同时生长的,但稗是一种与禾苗争夺养料的天敌,如果不进行耘禾,到时侯就没有收成。春天雨水多,经常下雨,但必须也得出工。下雨天,我就穿着蓑衣,光着脚在农田劳作,反复一个机械动作,一天反复有上千下,单调乏味,但也得必须天天下田干。耘禾时,当地的老乡身上比我多系在他们腰围上一个竹篓子,派何用呢?用了装田螺之类东西的,在水稻田里用钯除草的过程中湿的土被翻松,水田里的田螺啊、泥鳅啊等会被发现,老乡会把它们抓起来放到竹篓子里。我发现了田螺、泥鳅等也有去抓,抓到了就送给我身傍的老乡。开始我对水蛇与黄鳝分不清,将水蛇抓起来送给老乡。老乡说,快放下,快放下,这是蛇!一听蛇就马上放手,水蛇逃到田里不见踪影了。还好水蛇是不咬人,也没有毒,它们专门吃田鼠之类等为生的,是有益的水生动物,乡民对水蛇是放其生路的,是保护它们的。乡民将捡到的田螺、泥鳅用辣椒炒来吃,有时还给我品味,味道还真不错。田螺、泥鳅之类的东西能吃。后来我才知道田螺、泥鳅的营养价值还不小呢!

  有一天,天下着大雨我与村民一起像往日一样扛着禾耙来到稻田耘禾,突然一个震耳欲聋的雷声并闪着一道光,这下可把在田里的我和乡民吓坏了。我特别害怕,手中的禾耙下意识地丢落在田里,双膝跪倒在田里,双眼紧闭,心想完了,被雷电劈死了!雷声过后,眼睛睁开一看,还好,老乡仍在继续干。我赶快从田里起身。在农村被雷电击毙的惨剧,我在农村时有听说的,有的在山上砍柴或放牛,遇到雷雨交加就很容易发生惨局。这次我们在田里干活的人多,因为耘禾是人与人相互靠的很近,雷击的电流被分散了!大家安然无恙!大家都很庆幸,逃过一劫!苍天有眼保护平民百姓!

  我在农村的农田劳作的情景可用唐代诗人李绅(772-846)悯农诗表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刻划了我农村劳动之艰辛,只有在农田里劳作过的人能真正体会诗人的诗意!

  购竹迷路。我们生产队所在的地理位置的海拔不算很高,因此,农田较多,需要生长在深山沟里的毛竹并不多,但是毛竹的需求量却比较大。如盛装稻谷用的竹萝,晒谷用的竹席,挑肥料用的畚琪等等,有时要到离生产队几十公里的深山沟去购买。一次,我和其他三个同学跟本队村民一起去,我们与村民一样吗,每人扛着一根又大又粗的毛竹,在返回途中掉队了,到了晚上天黑迷路了。这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真是焦急万分,山沟沟里的村户更少,好不容易找到一户村户,我们上门问路,因为语言不十分通,村民听不懂我们的话,慌极了,误认为是强盗来抢劫了,拿起菜刀直向我们砍来,我们急忙用生硬的黎川话对话,才消除了一场误会。后来生产队的村民打着"松脂火把"来接应我们,才得以化险为夷。说实在的,我在农村,老乡对我很关心,每当遇到了困难,老乡就象自己的兄长帮你化解。

  修筑黎川到福建泰州的公路。修筑黎-泰公路的都是农民大军,而且是在冬天的农闲的节季进行。在山沟里搭一个简易的帐篷,睡在帐篷里。有时下雨、刮风、下雪,晚上冷得直打嘟嗦。就是如此艰苦。白天,在山上拿着铁锤和铁钎,与筑路的民工们一道在山上劈石开路。一天下来,手臂酸痛难忍。但是我还是乐此不疲,不愿意下山,什么道理呢?原因很简单,修筑公路是过的集体生活,一不要自己烧饭,一日三餐由工地的民工专门烧饭,而且不要伙食费,是供给制;第二,最具诱惑力的是全天侯计工分,在山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工分。就是这二点对我的吸引力很大。那时,我在农村又没有任何牵挂,我在山上的修路时间不少。村民把这"美差"交给我。当时,我真是将修路作为赚工分的好差使。"旱涝"保收,又不要饭钱。何乐而不为呢?当时我已经被土化了,心里想得就是能多赚工分。尽管很艰苦,也很土,但是事物多有两面性,在旁人看来这青年吃得起苦,给人们影响不错。其实,当时我从内心来讲就是为了赚工分,为了自食其力。至于对外界评价如何倒确实没有想得太多。修筑公路是在冬季,因为是农村的农闲季节,抽得出劳动力。

  当时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即生产队,黎川县有若干个人民公社,我当时是栗塘人民公社新荣大队葛行戈生产队。公社管理大队。大队管理生产队,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民兵集训等,但是经济分配是以生产队为基础进行核算的。生产队有会计、出纳等。这些人员管理交售粮食、年终分红等,即管理生产队的经济。这套管理班子是由生产队队长领导,由不脱产的本队农民组成。生产队对这些人员给于一定的工分补贴。

  农民是一年一次年终的分红,就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分配,分配得多少,就是根据家庭的总劳动力一年所赚的工分总和,再将生产队的所有劳动力所赚得工份累加,再根据生产队总年产的总收入,以收购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出一个工分值多少人民币。然后再算每个家庭的总工分,就是你一年总的经济收入。我所在的生产队在农村是算好的,一个工分的分值,我在的队里的几年里,都保持在1个工分值人民币0.9角,1.0角左右,这个分值是属于好的。有些穷地方,一个工分值只有0.3角或0.4角或0.5角。农村的经济分配有透支户和非透支户二类。不论透支户和非透支户,每家的基本生活的口粮是确保的,不用愁的。那时的生产队,如果有的老乡有四、五个孩子,只由一个强劳动力维系家庭生计、有的是丧失劳动力的孤寡老人,这样的家庭就要透支。对于透支户,不论家庭有多少人口,一年的口粮照分不误,但是现金就一分拿不到,还要在户主的账户上记录透支的钱款数额。待孩子长大成人了,可下田干活了,就得逐年还债。非透支户当然不少,如有二、三个强劳动力的家庭结构。这类家庭结构,当年总分红的时候,除去扣除口粮钱,还可得到相应的现金。毫无疑问,像我和其他三个男生是属于非透支户。我还清楚记得,我就除了赚了自己的基本口粮,还分得了好几十元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21岁就自立了。我生产队的工分计算是男女同工同酬。非农忙的季节,一般壮年男劳动力的基本工分最高上限是10分/天,壮年女子上限是5分/天。我一开始是7分/天,逐步随着农活的熟练,逐步递加到8分/天、9分/天,这个底分是非常不错的,只要好好劳动,决不会做透支户的。当到插秧、割稻的季节,生产队就以定量来计工分,割稻以斤计工分,插秧以亩计工分。我和其他三个同学比较快地融入到了本土农民的行例,对四个上海青年,队长很公道,我们四人的基本工分过了二年左右就基本上享受男劳动力的水平了,基本分达到了9分。劳动力的最高的工分是10分。到了农忙的时候,割稻、插秧和耕田,底分取消了,割稻按公斤、插秧和耕田是按田的面积计分的,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同工同酬。

  冬季农闲的时候是吃大锅饭的最佳时机,也是过年最忙碌的时候。农活为副,准备过年为主,农村到秋收完了以后的冬季相对是农闲的季节,那个季节是忙准备过年的季节。但是田里的农活还是有的,主要是打禾兜,就是有铁锄头把一个个的水稻根翻松,是为冬耕作前期准备。还有整修田壁(农田大多是梯形结构)每块田都有壁,秋收完后,田壁上杂草丛生。冬天就要把这些田壁整理,这些工作不可不做,但相对比较轻松,也是赚工分的最佳时机。队长一呐喊:大家出工了!老乡们就扛着农具,三三、二二往田里走去,上午没干多少时间就收工了,下午再重复上午的动作,下午收工令一下,乡民们快步朝家里跑,有的直接往自留田里跑,好忙碌。老乡们对出工是抓得很紧,因为出工就是工分,工分就是钱。不要讲老乡,当时自己也是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出集体经济存在着吃大锅饭的弊端。

  临近春节,这时农民们就可以讲全力以赴忙备过年。家家忙着备过年,自己用糯米做酒、用糯米做米糖、宰猪、杀鸡,一派热闹和繁荣的气象。1971年,家人父母叫我春节回上海,这年没有回上海而是留在农村。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我为什么不想回上海,父母说如没有车费,家里给你寄,我说我回上海不差钱。我不回上海,一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二是从我与老乡的人情角度考虑。从经济角度考虑:一年辛苦赚到的钱不易,江西上海来回火车费,一年分红所得一半的钱要用于购火车票,不划算;其次,农闲工分相对比较容易赚,出工晚,收工早,一天在田里的时间短,农活的劳动强度又不高。二是更主要的从老乡的热情挽留的人情角度考虑。老乡们说,你第一年回上海,第二年无论如何应该留在队里与老乡一起过年。体验体验农村过年的风俗习惯。百闻不如一见,过去听说当地的农民过年这么热闹,但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那次留下来与当地的农民过年,确确实实感受到当地的农村过年是特别隆重。老乡一般在过年半个月前就开始用糯米酿酒、用糯米做米糖。过年前几天,大多数老乡家就开始宰猪、杀鸡、杀鸭,忙得不亦乐乎。猪、鸡、鸭都是老乡自己养的。过年,小年晚到正月十五日,老乡一般情况是不出工的,就在家里享受生活的乐趣。因为我们与村民的关系相处的比较好,近邻农民对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十分客气,东家的村民请我们吃饭、西家村民请我们去喝酒。每每去吃饭,先划拳喝酒是免不了的,喝酒就必有划拳,划拳输了就喝酒。划拳就是甲乙双方饮酒者要求同时出拳。双方口中同报数字。举一个例子:划拳者甲方手指出3,开口大呼8啊!划拳者乙方手指出2,开口大呼5啊!然后再看甲、乙双方的手指数之和,如果二者手指数之和为5,则乙方赢;如果是二者手指数之和8则是甲方赢;既不是5也不是8,则甲、乙双方继续划。划拳是江西农村的很流行的风俗习惯。我到老乡家作客喝酒,划拳喝酒是不可避免的。我与老乡划拳多数是输的,当然也有赢的时候。输者喝酒,一喝就是一大口,因此,一顿酒饭下来都是醉意了。有一次我在老乡家的酒喝了特别多,懵里懵懂到了住处,倒在床上呕吐了一地!这次是真正喝醉了!身体极不好受。这次醉酒个我悟出了一道理:喝酒要有度,要适可而止。过量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喝醉了真是失态。从此以后,我不论在任何场合,严格控制自己喝酒量。当然就再没有发生醉酒的宭态!我在农村我学会了喝酒。而且酒量是属于很大的。这是我在农村锻炼出来的,可以讲是海量级的,但是到了上海以后我很少显露喝酒的酒量。我对喝酒的自控能力是比较强的,在一般情况下、一般场合下我是不喝酒的,一般过年过节少喝一点,后来我患有高血压我就戒酒了。

  我和几个同学和村民的关系比较融洽,收工后,吃过晚饭,邻居经常到我们几个同学的住地聊天。那时,村里没有电,晚上的照明是用煤油灯。煤油灯有二种类型,一种是比较高级的煤油灯,其底部是呈球型状的厚玻璃材料的容器,盛装煤油的,用比较粗的棉纱作灯芯线,呈球型状容器上部按有可以卸装的透明的呈腰鼓状的玻璃套。这种煤油灯光照很亮,但特别耗油,我一般情况下用的比较少,老乡来了,则有光照亮的灯;还有一种就是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一个很细的棉纱作灯芯线,把火点上即可,它的特点是特别省油,但光亮很微弱,我们几个上海同学一般有老乡上门聊天就要用高级的煤油灯,毫无疑问特耗油,老乡走了就换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我们与村民的关系相当融洽,一年四季,只要我们不外出,我和三个同学的房间比较热闹的。因为我们是男青年,村里的女的晚上从不到我们住处的。都是青年和中年男子。经常要用高级煤油灯,尽管耗油量不小,但我们还是承受的起。记得煤油0.6元一斤。

  我们自己则是很节约的。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使用率是很高的。

  黎川农民有个爱好,就是在春节等节日特别喜欢用猪肉烤目鱼干。因为江西是山区内地,海鲜少,海鲜干更少。60年未,70年代初,老乡喜欢的目鱼干上海市场上特别多,当时的市场价是1.2元一斤。老乡得知上海有买,就尽量替他们代买。过完春节后,我的旅行袋里大多数是农民托带的目鱼干。当然在这个代购过程中,我是不赚他们一分钱。全部是义务服务。第二年没到上海过年,父母会主动要寄一些目鱼干给我。当然我主要是搞好与老乡的关系。礼尚往来,一个人只想得到别人的好处,自己不付出,短时期可以,长时期肯定不行。你能想到别人,别人也会不忘掉你。老乡对我还有其他三个同学相处的都很好。

  1973年的春节,第四年的过年是在福建姐姐那里度过的。家在福建南平姐姐邀请到她家过年,我欣然答应了。当时我可以讲已经被土化,县里和公社要求在知识青年当中物色一个知青树一个劳动标兵。公社和大队把眼光集中到我身上,看上了我。大队把我的情况报到县里,县里看了我情况说,这个青年不错,并对公社的领导讲,我们县里要讨论审查和研究,并说如果严顺兴能评上县里的劳动模范,年初黎川县就要召开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因为我要到福建过年,大队干部对我说县里如果批准你了,我们会打电报通知你的,你一定要回来参加会议。我说,我一定会按时回来。

  1973年2月,临近春节,我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到我姐姐那里去的,我请村里的老乡帮我用糯米做了许多米糖,还带了不少糯米,因为那时我这有这些礼品,我清楚得记得穿了一件军棉袄。到了福建南平造纸厂,我记得那时姐姐的家就在厂部的家属房,南平造纸厂靠近闽江,造纸的原料都是用的大树作原料,把树木打成纸浆,主要是生产新闻纸,让我参观造纸的全过程。姐姐和姐夫好高兴热情的招待不用话说,并再三要我多玩几天,来一次不容易,机会难得。刚到福建南平,我就把可能评上劳动模范的事与我姐姐说了,姐姐将信将疑,那年春节过了没几天,果然生产队的电的电报来了,要我马上回黎川参加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姐姐也知道这会议的重要,她让我启程回黎川,不能耽误弟弟前程,我很快按时回生产队,到了黎川没有误时,届时参加了劳动模范的表彰大会。我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如此大的场合下发言。这是我踏上社会后的第一次的发言。我的发言的中心意思是表达了:思想坚定不动摇。扎根农村一辈子,我的发言获得了一片掌声,遗憾得是没有将我人生第一次在正规场面上的发言留下来。

  1973年的3月,我参加了县里的劳动模范的表彰大会,接下来参加黎川县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5月份参加江西抚州地区第一次团代会,紧接着,6月份我又参加了江西省第八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海著名老娘舅----我同班同学,同插队在黎川的柏万青同志也出席这几次代表大会。

  当时我作为农民没有记事的意识和习惯,好在有《纪念手册》和开会留念照片,这是四十年前的,对我来说出席具有荣誉性质的会议史料见证。我抚摸着珍贵的《纪念册》和老照片。四十多的江西农村生活的往事历历在目,真是浮想联翩,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同年七月,经生产队、大队、公社的推荐,经过简单的文化课的考试,我到复旦大学光学系激光专业读书,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我被有些人称为在那个年代的娇娇者。我不以为然,我的上调读书只是一个机遇而言。而这个机遇又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回到上海到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工作三十多年,做过学生管理工作,学校的资产管理工作,学校机关党务工作等等,2008年从学校专职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休。现在还在学校的成人与继续教育学院发挥余热。

  我的职业生崖中,4年半的农村生活是我最难能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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