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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记忆的情怀

2015年02月17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汪其晋编辑:楼曙光点击数: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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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年初我从农村回上海,经历七年的上山下乡生活。

  一、去江西插队落户

  44年前,1970年4月14日上午在上海北郊火车站,一列开往江西的列车在汽笛声中缓缓启动。车上是当年曾是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如今将去广阔天地,临走之时也免不了"小资情调泛滥",车上车下泪水与哽咽声交汇相应,无情的车轮隆隆声淹没离别的激动情感。我默默凝视这伤感的场面,没有泪水阻挡,那是因为在离家的那刻已把泪水挤干。

  记得1966年10月,我到北京串联,火车上的行李架、座椅下都挤满红卫兵,整个车厢充满慷慨激昂,朝气蓬勃,语录歌响彻云霄。尤其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场景,那真是人山人海,泪水也是这样地流,呐喊声响彻云天,那时谁也没想到几年后结局,激情被伤情替代了,以后再没展现过当年的革命干劲。短短四年多,红卫兵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潮流转向了,我们的唯一的革命行为就是报名去农村,迁户口,凭证卖一只木箱,寄希望于"二年后能上调工矿",生存成为青春的主题,政治风云的凝团不断盘旋,思想僵化了。列车的汽笛声把我的追忆拉回来,周围的同伴开始相互介绍,彼此熟悉,活跃了车厢的气氛。

  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新址公社林场知青班的有十人,八女二男,正副班长都是女的。同车去我们公社的知青有五十人,分成五个班,落户在各大队的生产队,其中连长也是女的,也在我这个班,是位68届的高中生。最重要的是与我同班的男知青,他叫陈俊发,也是67届初中生,与我同年,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像个读书人。晃动的车厢中,一大群忐忑不安的年轻人有说有笑,从学校、家庭到"文革"事件,无所不谈。经过20多个小时,火车驰入铁锈红色的土地,于第二天早晨到达我们第二故乡江西省分宜县。

  列车在无站台的路轨边停靠,窗外一群老乡在大声喊叫,打开车窗,怎么也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一位50岁左右,瘦高个,面色黝黑的老乡,穿着退色军装,看上去像个干部,一手拿着收音机,一手举着指示牌,上面写着"林场",嘴上不停叫"林堂"(音tang),"林堂"。我们似乎明白他在招呼去"林场"的人。我们下车后就向他走去,用上海普通话上前问:"这是新址公社林场吗?","佃"(音tiang)"佃",他连声说道,我们听懂了,"佃"就是"对"的意思,这是学到的第一句当地话。

  这个干部是我们在陌生地认识的第一个老乡。以后我们才知道他是我们林场知青班的带班干部,也是所谓公社派出所唯一的干警兼所长,大名叫王富云,也是我们林场场长,在以后的接触中大家感到此人待人真诚、善良,我们都称呼他为"老班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十人来到停车点,几个老乡也陆续把我们托运的行李也搬上卡车,随后我们十个知青就上车。这辆货运卡车启动了,迎风摇晃的车厢上,我们和同车的老乡如此贴近,彼此打量。我发现几个老乡无论年纪大小,都显示饱经风霜,这就是需要我们学习一辈子的"老师",我默默感到"接受再教育"的历程将会是脱胎换骨的磨练,他们的模样将是我们的将来。

  卡车不停地摇晃着向前,此时我明白:我一生已无退路,熬吧!卡车不停地颠簸,我们都紧紧抓住挡板,新奇地观察路边的景象。首先路过的是一条商业街,街边商铺的房子很陈旧,马路高低不平,路人稀稀拉拉,。心里猜想可能是我们分宜县的县城,全长约300米左右。穿过县城就是宽广的田野,成块的水田连成一片,农民正在犁地与插秧。远处的高山也向我们招呼,15分钟后车进入山区,两边的山坡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偶尔透过两山间缝隙,远处仍是连绵山脉。30分钟左右我们看见一大湖泊,禁不住就问老乡,"这是什么湖?",老乡告诉我们:"这时袁水水库。"太意外了,一个城市年轻人是根本不会想到山区有如此大水库,大家都很兴奋,古人讲"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这里有山有水,智仁交辉,乐在其中,广宽天地大有作为的寓意可能由此而来。

  经过50分钟左右,卡车停了,老班长喊"林场到了"。我们开始留意自己的"家",左边山角下是两间陈旧的木房子,在路的正前方不远是水库,两边高山的山腰上有几间木房子,山脉层层叠叠,连绵起伏,伸向远方。顿时,我们意识到是一个"青山绿水"的林场,感觉上"风景这边独好"。路的右边有一排砖瓦房,难得一见的砖瓦房,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二个男生被安排在东头第一间房,约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林场生活由此正式开始。

  二、林场

  午饭前,我们被召集在路边木房的大厅,两张八仙桌拼成一会议桌,林场为我们召开了欢迎会。我们十个知青围桌而坐,桌前还有老班长、另一位50开外的老头是谢书记,兼副场长。谢书记给我们知青发每人一支烟,引起女生大笑,上海女性抽烟很少,女知青都不抽烟,另一个男生也不抽烟,就我一个人抽烟。我虽有几年的烟龄,但在正规会议上抽烟还是第一次。既来之,则安之,有了今天的第一次,对我来说以后抽烟就"名正言顺"了,抽烟成了接受再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相伴一生。

  会上老班长首先代表林场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接着给我们介绍林场的概况:这是一个以造林为主的林场,有十几亩水田,和解决自给自足蔬菜的自留地,还有少量渔业。林场有几家农户都住在山上,山上有三家,两家姓刘,一家姓吴,我们开会所在的木房里有二家老人,其孩子都在外工作,分别是姓赵和姓窦,其余都是单身职工。职工有傅建华(男)刚来的退伍军人,王英(男)和小谢(女)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张绍光(男)是渔工,原先当过乡村教师。另一位是彭云恒,40多岁,因破坏军婚判刑二年,缓刑二年,在林场监督劳动。这里有必要对三个人作点介绍:我们林场里,贫下中农的农户都不识字,而劳改犯彭云恒有文化,甚至可说有文采,其父亲是乡村郎中,他从小跟他父亲学医,找他看病的人不少,而且他当过公社雨伞厂厂长,有经营与外交的能力,周围的人都很佩服他,尽管是劳改犯,大家都称呼他"老彭"。

  再说张绍光是个能说会道的文化人,50年代,因其妻子得麻风病,村里人恐惧,最后是在当地火烧的。妻子死后,老张自己也得了麻风病,被送往麻风病医院(麻风村),治愈后回来,村里不敢收留,自己就到此地打鱼为生,远离众人。天无绝人之路,打鱼很苦,但有钱,不久又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现在日子好过了,此人见人就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大家都叫他"张老师"。

  老彭与张老师是农村中的"秀才",但男女问题的作风上有说不尽的故事,也是大家喜欢交谈的内容之一。至于我们的老班长王富云,在乡里算有文化,识几个字,能写个便条,为人正直,干公安多年,勤勤恳恳,尤其可贵的是,他没有半点贪小便宜的欲念,心直口快,不讲究做人的技巧,深受我们的敬爱。

  林场的这三个人与我接触最多,对我的影响最深,我从他们身上了解农村,以此去剖析社会,探寻人群组合与结构的现状,了解才能与人品在群体中的巧妙关系,这是以前学校中学不到的知识,由此拉开我生活思考的序幕,即从小人物中发现的社会哲理是最精彩,最深刻,最到位,最有吸引力。

  说起林场的人还必须交代林场历史。新址公社林场的地盘,原先叫"茶元头",是老分宜县去南乡的要道。60年代修水库,把县城淹没了,形成新余地区与宜春地区之间的大湖泊,水深达60米。说起分宜老县城,是明代严嵩的老家,林场还有现存的半截"万年桥",是严嵩在位时建造的。其后代都居住县城边的解桥公社,至今湖的南边还留有"严嵩洞",严嵩7岁拜师修学在那洞穴,其文采出众,因被历史定位奸臣,当地政府和人民都不敢提起,现在思想解放了,开始列入旅游项目。新县城是老县城搬迁过来的,21世纪成立新余市,把这水库打造成"仙女湖",成为江西省著名的旅游胜地,我们林场处在"仙女湖"东北方,是自然环境绝佳的风水宝地。

  三、开始适应江西老俵的饭菜

  我们到达林场后,林场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并宴请我们。饭桌是由两张八仙桌拼成,每样菜都一式二份,摆得满满的。大部分菜都少不了辣椒相伴,除炒青菜、红烧肉与汤没有放辣椒,其余用红辣椒、青辣椒拌炒,尤其是烧鱼,辣椒几乎把鱼都覆盖了,厨房里冒出的辣椒味直冲我们鼻腔,咳嗽、喷嚏不断,女生边吃边打哈气,她们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不习惯吃辣椒。

  而我也怕辣,但坚持尝遍所有菜,边哈气边吃。心里捉摸,自己已是老俵了,不吃辣,今后怎么活?原先的爱好与习惯在命运面前已无立足之地,必须入乡随俗。想到以前看过的"土改"小说,干部下农村,把与农民同吃同住看成是革命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今天我们这些小人物来接受再教育,命运掌握在这些老俵手里,连吃饭这一关都过不去,还谈什么锻炼。何况,自己不是"红五类"出身,阶级基础不好,要脱胎换骨就先从"换肠子"开始。江西老俵是无辣不成菜,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慢慢习惯了,做到"无菜不放辣",甚至回上海后依旧留恋红辣椒的味道。

  我班有许多女生一直不习惯吃辣,而我很快适应,如今回想,大概有二个原因:首先,在农村饥饿是常态,有吃的就算幸运。整个社会物质匮乏,农民饭量大,口味重,加点辣椒能调味。那时,自己年轻,很能吃,需要的是量,而不是滋味;其二,我家经济状况不好,我从小就没有挑食的习惯,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南瓜、红薯、菜叶当饭是家常便饭,常常以菜粥、酱菜过日子,填饱肚子就是幸福,这样的人是"娇不起来的"。饥饿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认为生活好了就"变修"了,革命就是吃苦,我们接受再教育,当然应该吃苦,以苦为乐,以穷为荣。

  另外,江西烧饭与上海不同,他们吃的是"捞饭"。先把掏净的米放进大铁锅,放水煮到米开花,捞起米,放进木桶,木桶底板有缝隙。然后把煮米后的米汤倒掉(给猪吃),在大铁锅里放水,摆上木桶蒸,蒸半小时左右即可。老俵认为这样的饭耐饥,我们认为米汤有营养,不吃可惜。老俵说米汤给猪吃能养膘。生活习惯不需要用科学观点来分析,事实就是现实,我们是来改造思想的,不是来改造世界的,当时也没条件来改变。不久我们也习惯这样方式,好像也不错。

  四、林场的农活

  先说插秧。林场以造林为主,同时要解决职工的吃饭,要种十几亩水田,以及少量旱田的蔬菜。我们是70年春天到达,正逢春播季节,林场的水田经过春雨的润泽,已完成翻地和耙地,正等待插秧。这年林场秧苗不够,林场安排老班长带领几个职工以及我们知青到白芒大队木元生产队去拔秧。凌晨4点我们就起床,推着板车出发,八里地走了近一个小时。为抓紧时间,我们一到就捲起裤腿下田,秧田里水深半尺。秧苗高7寸,天色昏暗,全靠感觉拔秧。猫腰下蹲,右手一棵一棵地拔秧,有12、13棵了,就转放在左手,成一把了,就把秧苗根部的泥洗净,再从腰间抽出准备好的稻草,把秧苗捆扎好放在身后。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一步一步,缓慢迈进。

  当天色蒙蒙见亮,这是我发现自己腿上已流血不止,几条蚂蟥已吃得胖鼓鼓了。在江西干农活被蚂蟥叮咬是常有的事。开始,我们见到蚂蟥很恐惧,一看到就急忙逃到田埂上。时间长了,看到农民只是拔掉腿上的蚂蟥,往旁边一扔,继续干活,我觉得很羞愧,逐渐也学会农民的方法。后来我们还学会用细树枝把蚂蟥串起来,因听当地人说,蚂蟥分成百段也能成活,只有把它串起来才能置其死地,不过这种玩法偶尔做做,今天拔秧任务紧就没时间串蚂蟥了。

  早上7点左右我们完成一板车的秧苗,老班长下令回家。江西老俵有个习惯,农村劳动分三个时段,出早工后吃早饭,上午劳动、午饭、休息,下午劳动,没有标准时间,以自然天光为准,天亮出早工,日当午吃中饭,天渐黑收工。所以我们回家吃完早饭后被安排插秧,水田在山腰间,层层梯田,大小不一,我们的任务是插完拔来的秧苗。按照合理密植的要求,秧苗4×6寸间距,农民要求我们插的秧要达到横平竖直。一旦下田插秧,需一路到头才直一直腰。我们的腰没农民强,插了没几分钟就觉得腰酸痛,直一直再干,有时直起反而腰更酸痛,那就干脆两手往前一插,成"狗爬式",样子难看,腰舒服了,可缓口气。

  连续几天插秧,整天低头猫腰,眼泡会肿大,吃相难看。最讨厌的是烂脚,蚂蟥叮咬处经水田的浸泡,发红发炎,溃烂,伤口在增加,溃烂不止,仍要下田,心里真苦闷。春插的烂脚还未好,夏季双抢又开始,那时更糟糕,田里水温高,伤口不会收口,烂得更快,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而烂脚是每个知青的常见病,我们在农村生活三、四年后烂脚就少了,可能是服了水土,增加免疫力的缘故。至今过去四十年,我的腿上还留有其"光荣"痕迹。

  再说烧木炭。林场要增加收入,决定70年冬季搞副业烧木炭,这件事以劳改犯老彭和我们两个男知青为主。之前我只知道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上谈到张思德因烧木炭牺牲,想象烧木炭很艰难,现在要正式体验了。

  老彭是个很能干的人,不仅会看病开方子,又当过厂长,又有文采,对农活也精通,林场内能懂烧木炭也只有他行。老彭带着我们进深山老林,选地点很重要,山的坡度要合适,山上能砍的树要多、要密,取材方便。我们沿山间溪水而上,无路可走,边走边爬,花了半天的时间,在离家7里地的深山里找到挖窑的地点。

  第二天我们带着干粮、锄头、镰刀上山,划定窑洞位子,砍去树木,开始动手挖。挖窑洞是个力气活,天寒地冻的天气,我们忙得满头是汗,从手起泡到出血,成老茧。花了五天挖出一个约15平方米,高2米,平底弓顶的窑洞,并在顶部打通一个气孔。接着是砍树,去掉枝叶,把树干截成1.8米,一根一根紧密排列在窑洞内,这叫装窑,装窑用去三天,那是把山上一大片树都砍光了,才装满窑洞。现在已规定不允许烧炭了,因其破坏森林是非常厉害,对此,我深有体会。

  装窑后封口,把挖窑的进口封堵一半,留出下端约60公分的进口,用于烧火。一旦点火就必须连续烧,烧炭的柴火就用砍树余下的枝叶,一天24小时不停地烧。白天天气还可以,晚上山谷湿气重,寒风刺骨,围着窑洞口,前面烫人,后背冰冷,人要经常转动。更要命的是睏,坐着打瞌睡太冷,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找到老乡稻草垛,把草垛中间的草抽出一部分,留出空隙,就把脚往里伸,整个身子躲进草垛,留出脑袋,也顾不得里面小虫很多,进去就睡。就这样,大家轮流休息。烧木炭是个技术活,尤其是封窑,先是把树干的水分烧干,接着把树干烧着,但不能把树干烧透,否则就没有木炭,只有灰了,那么技术要点是看透气口的烟,先是黑烟,后是青烟,当青烟透明,烟气直上,就立刻封口,把透气口和烧火口密封严实。封窑需要三天,即等窑内火全部熄灭才可开窑取炭。

  在我们封窑后几天,老彭又组织我们砍小竹子,做箩筐装木炭,等开窑后就出炭装筐。我们烧得第一窑出炭1500斤,在当地可谓是大窑了。而这1500斤碳,又靠我们一担一担挑下山,一筐30斤左右,一担约60斤,沿山涧溪水,艰难挑回家。说到烧木炭苦,还要讲山上吃饭,我们在山上自带锅、米和菜,我们有时会从田里挖点红薯,用稻草烧烤,味道又香又甜,但菜不够,老彭就去挖冬笋,没有油水,就是专挑笋的嫩头吃,还是喉咙发痒,涩涩的,总觉得干燥不适,以至于后来一看到笋就反感,直至我回上海后三、四年见笋就作呕。烧木炭是我人生难忘的经历,其累、其苦、其难使我真正享受了与大自然搏斗的乐趣,一种骨子里并发出来的刚毅和坚韧自然留在身上,终身享用。

  还有抓鱼的经历也是值得说一说。林场有二位捕鱼的职工,一位是住在山上的老吴,他是用盆替代船,放网捕捉鱼,这盆就像浙江嘉兴采菱的木盆。另一位是张绍光,长期吃住在船上,该船像绍兴的乌蓬船,约4米长,宽1米多,两头尖。船边拖着一小筏子,每天是靠小筏子出去放网、放排钩。

  大家都知道用网捕鱼的方法,用排勾捕鱼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我做点介绍:在一根粗尼龙绳上吊挂一排鱼钩,吊线很细,约50公分长,鱼钩之间间隔20公分,鱼钩成是3×5公分的U型状,有锋利的钩头,当把粗尼龙绳沉入水,排钩就悬空在水中,鱼游过来时,鱼尾拨动水流,会晃动排钩,一旦鱼尾碰到排钩,排钩就会钩住鱼尾,鱼会转身,那时激烈晃动的水流会摇动许多排钩,把鱼缠住,鱼越挣扎就会被越多的排钩钩住。

  用排钩捕鱼往往会捕捉到3、5斤以上的大鱼,曾经看到捉到过50多斤的大鱼,10斤左右的鱼是经常能捕到的。但用排钩捕鱼十分危险,人蹲在小筏子船头的边缘,使船成30度倾角,左手放排钩,右手划桨板,这根粗尼龙绳有2、3百米长,放一次排钩要15分钟左右,稍有疏忽就会落水,曾有渔工捕鱼时,自己落水了,结果被排钩缠住身亡,当地人不愿用排钩捕鱼主要是怕危险。

  我觉得划船有趣,经常到张老师的船上玩,学会划船,而且划小筏子还比较出色。当时有位因身体不好而退位的公社党委委员在林场蹲点,负责卖鱼。他认为我是个捕鱼的料,71年6月,他就叫我随老张一起捕鱼,当然是短期的。我欣然答应,原因是好玩又有鱼吃。渔工的活是苦的,清早,天未亮就动身收网,收排钩,上午9点左右靠岸吃饭,下午3点去放网、放排钩,中间的时间里还须补网和磨排钩。

  根据天气和水流,小船在水库里到处漂流,选择捕鱼地点,晚上就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常常在大山脚下过夜,这么窄的船身,晚上是人贴着人才能睡。尤其是孤独,除跟老张讲话,就是面对江面,面对大山,自我发泄,自我陶醉。二个月的船上生活,鱼吃了不少,当时甲鱼和鳜鱼被认为是最好的鱼,我们只要捕捉到,就先自己享受。但带来的苦恼是,天天吃鱼,蔬菜少,虚火上升,脚上的烂疤开始拱浓、红肿,发炎,加上水的浸泡,很痛苦。

  有了这段捕鱼的经历,林场领导也看中我捕鱼,当时就与我商量,正式参加捕鱼工作,每月有45元的收入,当时上海工人每月36元。因我全家反对我捕鱼,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江面捕鱼的艰难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体会持续留在记忆中,人对水有天然的亲近感,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诗人见水会欣然作诗,作家见水会来灵感,年轻人恋爱在水边会柔情绵绵,思想家见水那就浮想联翩,可是谁会去体会一个渔工的生活呢?茫茫无边的江水是他全部世界,一叶小舟是他生命所托,风里来,雨里去,寒风、烈日做伴,起早摸黑,整日捉摸水下无影的鱼,随风飘荡,孤独而无定所,能让我亲身体验是上帝赐予的福气。

  五、搬迁

  林场是一个多种经营的集体所有单位,有农业、林业、渔业及其它副业的收入,平均收入算中等偏上的状态,每劳动力按十分计,1970年年底分红是八毛五分,我的被定六分,即每天劳动计六分,即我一整天的劳动报酬是五毛一分。收入不算高,但劳动强度比在生产队好多了。而且我们林场是吃食堂、统一种蔬菜,不像生产队的知青,除队里劳动外,还要自己烧饭、自己种自留地,生活更辛苦。

  下放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变化,县里要把我们林场划归国营林场,有固定工资和公费医疗了。对知青来说有选择的权利,可以一起转入国营林场,也可以转至其他生产队,条件是整体一起转。班上女知青都希望进国营林场,生活有保障,另一个男知青犹豫不定。而我认为:我们下放农村来锻炼,不情愿一辈子干农活,何况转入国营林场就没有上调机会,甚至也不能再回上海了,当时国家经济崩溃,每年新增大量就业人口,一旦我们生活有基本保障,政府不会再管了。当然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料到粉碎"四人帮"后国家会来个"大回城"浪潮,这个历史变化是奇迹。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观点受到其他知情的指责,我很固执。1971年10月父亲来信:告诉我班知青的家长闹到上海街道上山下乡办公室,把我父亲也叫去了,所有知青家长都同意转入林场,逼我父亲也同意,并联合表态后由街道转交给分宜县政府。我父亲是老好人,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他永远遵循一个原则,孩子的前途由他自己选择,真是伟大的父亲。父亲在会上表态:孩子已长大,他们的在外面工作,做家长的不能替代他们作决定,再说我不清楚实际情况,也不知道他们的真正想法,还是让孩子自己决定吧!不管其他家长再怎么讲,父亲就是这个观点。

  上海的风波不成气候,我的观点也不会变,再说我的想法也公开跟大家交流,并没有欺负谁,与每个人今后的期望相吻合的,就是要冒短期或者长期的一种风险,人生就是一种搏,而况在社会动荡的局势下,何人、何事、何时不都是冒险吗?经过反反复复的过程,最后决定搬迁新址公社欧山大队陈家坊生产队。

  1972年5月陈家坊生产队摇船来接我们,也有知青好朋友来帮忙,告别了生活两年的林场,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十分忐忑,不知道此行是福?是祸?我们又要开始漂泊,茫茫江面,漫长人生,所有嘈杂声都将被崇山峻岭"频变",所有理想都将被无情的江水浸没,唯有刚毅的意志似顽石沉入江底,无人可知。船夫来回带动橹,拨动水花,推助涟漪向外扩展,现在的"仙女湖"就是当年我们搬迁坐船行走的湖面,也是我二个月捕鱼漂泊的湖面,景色优美。人人都说浙江"千岛湖"美,那是他们没有到过"仙女湖",她比"千岛湖"更幽雅、更平静、更精致,称"人间仙境"不为过。而陈家坊就在其身边,与林场分为湖的两头,约3小时路程。

  一路是两边连绵峻岭,绕过无数秀丽的小岛,虽无猿猴叫声,已有百鸟莺歌迎客,大自然的恩惠使我们忘记了一切烦恼。陈家坊在公社的边缘,离公社15里山路,是一个只有十几户农家的小山村,农民的木屋都建在山腰,有近200亩水田,有十几个男劳动力,劳动力十分缺乏,收入也低,一般每十分分红只有6毛钱左右。主要问题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有许多老人未曾见过火车,对上海知青的到来更是稀奇。我们分别被安排住在农民家中,开始新一轮插队落户的生活,是名符其实地在深山老林里安家落户。

  六、推荐上大学落空

  陈家坊的劳动比林场更艰苦。那时有恢复大学教育的消息,我请家里寄来初中和高中的教材,就是所谓中学教材的"公机"和"母机",一段时间我匍在房间里自学,从早到晚,房间昏暗,点的是煤油灯,每天鼻孔熏得乌黑。为了节省时间,我搭伙在老乡家,我把米给他家,菜随他家,有啥吃啥。就这样苦战二个多月,指望能通过考试改变命运。

  当时我主要是学数学,巩固平面几何的知识,学会了"三角"与"代数",自己是努力的,在解题能力上也有大长进。可是,由于不劳动,引起农民的反感,贫下中农认为我劳动态度有问题,大队书记公开说我是"走白专道路",政治上的定论打消了我上学的梦想,1972年上大学的期望全部落空。但我不会憋气,不会反抗,我清楚自己的命运。把自己关在家里二天后,把所有学习的资料都封存,开始下地劳动,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坚持天天出工,埋头干活,用汗水洗净晦气。虽然我中止了学习,但这段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认识到我喜欢学习了,我是可以学习的,是会学习的。过去读书时调皮捣蛋,不愿读书是自己总认为我的脑子不是用来读书的,得过且过。通过这件事,深刻感受到孤独时以书相伴的亲切,苦闷时以书解脱的乐趣,茫然时以书点拨的亮光,祈祷希望,无聊时以书消遣的潇洒,海阔天空任逍遥,由此在我心里埋下了读书的种子,并扎下根。

  七、当养路工

  农民每年每个劳动力要完成两天义务工,听说从土改开始就有这条规定。生产队长找到我说:我们生产队有60天的义务工,主要在新址公社养路段工作,农民有家,外出务工不方便,希望我能去顶工,队里给记工分,同时考虑养路段有人烧饭,可省去自己做饭。我单身一个,到哪里都是生活,顺口就答应。就此1973年10月下旬就去当养路工。那天一早我就带着行李和米出发了。

  新址养路段有15里三级战备公路,即用三合土铺就的路面再撒上碎石子,公路上跑的主要是卡车和拖拉机,由于载重和雨水的侵浊,路面容易损坏。当时全国乡村公路都是这个样。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巡视并修补路面,同时清除路边的杂草,疏通排水道。

  养路段有正式职工三人。50岁左右的路段队长和近60岁的一个文书兼记账员、材料员,另有一个40岁左右的工人,队长妻子是临时聘来烧饭。养路段建在路边,有三个门面宽的砖房,外面是用砖砌墙围成的院子,主要堆放黄沙、水泥、手推车和工具,墙的左边砌了临时棚屋用于烧饭,房屋后面有茅坑。砖房分割三间,段长家属一间,中间是客厅,大家吃饭和开会,左边一间是集体住宿的房间,有三张木床,我们老中青三个居住。

  虽说简陋,但对我来说,走出大山,靠近公社,接触来往车辆,已是见世面了。每天早饭后队长用手推车装着工具带着工人和我上班。除修补路面外,我们有个重要工作就是扫路面。本起到保护路面与增加磨擦的碎石,随着汽车往来,会把路面上铺的碎石散落路边,我们要从两边把碎石再均匀扫上去,形成保护层。这个扫路不比清洁工扫马路轻松,每段路应二、三天扫一次,工作量很大,不仅需要技术要求,还累腰。遇到天气不好,就在家里修工具和扎扫帚。二个月的义务工期间,自己还翻看养路段里的相关养路的书,了解养路的知识,也了解县养路行业的情况。有空就与老职工聊天,慢慢也知道历史上养路工的境况。

  那时山区的冬季,我穿着旧军棉衣,多年没洗,脚下穿旧解放鞋,与"叫花子"差不多,二个月在公路上工作,没人认出我这个上海知青,那时我的江西分宜土话已讲得很地道了,都认为我是当地来的临时工。由于上大学之事的心情不好,自己也不与其他上海知青走动,默默地调节情绪。每天看见来往车辆,稀疏的行人,一个上海知青在山区的扫路,心情是复杂的。

  每辆车都有方向,行人都有目标,在通向远方的路上,那头是我的方向?哪里是我的目标?在15里路上彷徨,来回犹豫。正好像自己的人生的路程,好似平坦,却无头绪。政治、世局、命运都是知青不可绕过,又模糊不清,没有抓手,我不知道路径,知道有路但没路走。每天用一把扫帚、一把锄头能疏通千人之路,但开不出自己的路。茫然到失望,走到绝望时,打开了思维的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人家说的都是明明白白的路,摆在自己面前的是需要用脚踩出来的路。

  问题是我只看到眼前,只看到现状,应该想想天的那边会是什么样?扩大点思维的时空,不要看大了自己,学会综合的思考。认识到今天是短暂的,为明天做点准备才是现实的需要。养路工的二个月磨练了一个人斗志,修炼一个年轻人的韧性。

  而在每天的劳动中我坚持任劳任怨,辛勤地工作。在县养路局年底评先进时,新址养路段也报上我的姓名和事迹,并被评上1973年度分宜县养路局年度先进工作者。短短二个月的劳动就获如此荣誉,心里感谢上天的慈善,感谢养路段职工的关爱,对自己来说,并不在于荣誉,而是理解山区的朴实远胜于喧哗的高调,大地不会亏待低头做事的付出。当我回生产队把奖状给队长看时,生产队长也觉得是奇迹。油灯下,我自己也把奖状细细看一遍,明白奖状只意味"一切从头开始"。昏暗房间德油灯下,我给家里报告了好消息,告诉父母我开始懂得劳动的意义了。

  八、当助征员

  1974年5月春耕大忙季节,我在水田插秧。上午10点左右大队来人,把我和生产队长叫去,通知我到新址粮管所当助征员。队长还怕我犹豫,就关照我去粮管所是好事,比在生产队强。每年秋季收粮任务中,往往要请临时工,一般到年底就结束。我想了想,反正几个月,去吧!以后知道,这次随意答应是我人生重要的选择,影响一生的命运。

  进粮管所的首要任务是粮食保管,储运腾仓。开春水气大,粮食容易受潮变质,需要经常翻谷,透气,是技术保粮的基本工作,同时要把去年的粮食打包运走,准备接纳新粮。所里有2个仓库,储粮250万斤稻谷,这是技术活,应该有省粮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干,现在是一个干了10年的老工人窦师傅带我。窦师傅以前当过解放军防化兵,因家里穷,取了个地主的女儿,被划定政治上有问题,入党提干都没他的份,为人处事低调,但很务实。他很喜欢与我交朋友,不仅教我保管的技术,还和我一起劳动,聊天,师母和孩子对我都很亲切、热情,家里大小事都与我商量,师徒关系变成兄弟关系。他把自己留着的技术书籍都借给我看,使我很快学会翻谷、通气、检测,知道病虫的种类及特征,以及用化学磷化氢杀虫,磷化氢是剧毒的化学品,希特勒杀犹太人就用这东西。而我也很快会独立操作,连附近几个粮管所的粮食保管技术员都认可我工作。

  10月份开始收粮,窦师傅又教会评价稻谷质量,如品种、含水量、饱满度、定价等一套技术标准,当时收购稻谷分三级,一级稻谷一百斤是9.8元,二级稻谷一百斤是9.5元,三级稻谷一百斤是8.9元,不符合标准的不收。当时全国"以粮为纲",生产队主要种植是水稻,除去口粮,其余都交公粮和余粮,公粮是农民的义务,余粮必须国家统一收购。每百斤的差价对农来说很重要,几百亩的产量涉及差价将是几千元、几万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有时农民会为稻谷等级而与我们争吵。那是常有的事,我们能认真处理。所里有一套检测仪器和质量标准,耐心告诉他们,也会当场做检验,让农民看着我们做,把检测结果和标准当面对照,使他们口服心服。我通过收购工作也学会使用这套仪器,掌握技术标准。我和窦师傅都很理解农民的处境,从不会扣克分量,不会故意降低质量等级,也没有与农民发生大的矛盾,收购工作是顺利的。因为农民很朴实,交的粮含水分少,第二年出库粮食不会短少,没必要去难为农民,如实收购对得起良心。而我们的这点技术和权力也使当地人对我括目相看。我对工作的热情和态度也博得所领导的信任,把粮管所的伙食管理交给我管理,从采购到结账都由我负责。同时所里唯一的粮油门市部也交给我,我当起售货员了。

  门市部面对社会,主要销售大米、面粉、面条、黑豆、蚕豆和绿豆等,以及兑换粮票满足干部下乡与出差使用。当地这些东西产量少,多数从外县运来,故数量不多,往往消息灵通人士"捷足先登",货一到,他们先知道就能买到。过去知青想买就会去拉关系,现在我掌握这实权,知青想购买就方便了,我总千方百计满足同病相怜的伙伴。在所里我工作认真、卖力,得到大家的肯定,而且一人干了三人的活,领导很器重我,并且我在公社的影响不断扩大,连县粮食局都知道新址粮管所有位上海知青不错。

  1975年县里搞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粮食局把我借调到局里工作,有局里统购统销股的老同志老王带我一起工作。老王是参加过土改的干部,常年搞统购统销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是粮食局统购统销中唯一的"老法师",由他带着我在县城北面的几个公社开展工作是机会难得。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紧张,经济状态也不好,粮食一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每年统购指标数都有增加,而农民生活也艰苦,吃饱饭也是农民起码得需求。这两者矛盾要在统购统销中合理摆平,并非容易。

  老王是个很朴实人,每次下乡总是穿着一套退色的工作服,外套还经常扎在腰间,一双布鞋也经常是提着,赤脚走路,方便下田。每到一村,就观察庄稼长势,进行估产,了解生产队的人数和田亩数,晚上了解历年统购统销的数量,而这些工作都是放在心里,没有交流,只是我问他才告诉我。进老乡家吃派饭,规定交四两粮票,一毛五分,每家轮流负责一天。老王吃饭经常不吃老乡摆在桌上的肉。农民家平时自己不舍得吃,招待客人总会有腊肉,一般来说干部吃派饭一顿也只吃一块肉,而老王往往不吃,很体谅农民的清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好干部。跟队长谈具体工作是难度很高的事,既要懂农业又要懂政策,以理开路,以数据说话,生产队长都是队里的"老把式",他要顾到农民的肚子,我们要顾到国家的需要,二者焦点是真实。

  通过多次交道,我明白与农民打交道靠的是本事,靠的是人品,你过硬,农民就服你。你不懂农业他就会嬉弄你;你不懂政策他就叫苦连天;你不懂农村他就买关子;你贪吃爱小便宜他就糊弄你。也就是说,你比他更懂农民,比他更懂耕种,比他更能吃苦,他服你,工作进展就顺利。

  在二个多月的统购统销工作中,我处处跟着老王,时时学着老王,土里巴叽,满身乡风乡气,心里却明明白白。有了这段经历,脑子开窍了,对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老王留给我的财富。我们工作圆满结束,局里肯定我们的成绩,老王总结工作时也夸奖我,评价很高。老王是临近退休的老同志,局里三番五次要他找接班人,他都推脱。这次回来,他跟局长说:"我找到接班人了,小汪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得知后感到非常激动,自己下乡劳动,接受锻炼,指望早点上调工矿,想不到自己还是块搞农村工作的料。而且局里领导和其他同志对我也十分信任,有的部门向局长要求借我调到他们部门工作,我的真的有点受宠如惊。我离开生产队到粮管所工作,学到许多东西,做人也更成熟了。我总记得离开生产队时,队长对我讲的那句话:"小汪,到上面工作要从小事做起,认真做好。"这是金玉良言,享用一辈子。农村基层干部的话简单易懂,很管用,并且里面有很深的学问,多听基层干部的意见是一种高水平的表现,当然你能归纳、提升成理论就成经典了。

  新址粮管所在井冈山铁路边,县粮食局要在我所建一个可储150万斤粮的储运仓库。1974年动工,我所应完成采购木料,收购石头,铺沥青地面,以及按建筑定额标准结算经费。就说采购木料,从选料、测量、运输、结算都在现场进行,这样的大事当然少不了我参加。所长带我雇车去大岗山公社的深山,我们选料,请当地老乡砍伐。我俩是钻树林,爬山坡,找寻合适房梁的杉树,对砍伐的树木量尺寸,做记录,再装车运输,每天回家精疲力尽,一连七天,天天如此。还有收购做地基的石头,这是农民搞副业的好机会,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他们把山上山下的石头挑回来,称分量记报酬。

  我负责称重。从天亮到天黑,不管他们何时挑来,我热情接待,我还管着其它好几样工作,仓库里翻谷,门市部卖货,样样不耽误。老乡都喜欢与我打交道,关系十分融洽。再说铺仓库地面的沥青,那是夏天战高温的苦差事,在露天用砖头砌两边,中间搁铁板,地下烧柴火,把桶里的沥青放在烧红的铁板上与小片石搅拌,炎热的太阳、火烫的铁板,贴近操作,长衣长裤,浑身大汗,马上把搅拌好的沥青铺在仓库地面,并用木桩铺平夯实。这项工作主要是我和窦师傅两人完成,因沥青有毒。有些人不愿干,而我们俩干的欢。每天有5毛钱补助,我们就买肉下酒,痛快得很。有时就是这样,干活苦点累点无所谓,只要心里高兴,反而更舒畅,也许这就是劳动创造幸福的含义。

  粮管所工作近三年,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虽然辛苦但收获不小,这里讲讲当临时工的味道。粮管所的正式职工,每天八小时工作中,买菜、烧饭、洗衣服,整理家务,接待客人,一样不漏。所里工作不太在意,老乡上门办事,有时站立办半小时无人理,又不敢得罪。有点事就叫临时工做,我一人做三人的事,在他们看来完全合情合理,你再忙,他是不会管的。有利不能少他一份,有难有苦难见人影。现在我们城里人看不起农村来的,苦的、累的都归他们,享受福利时又要高于人家,可悲的是人人都心安理得。社会主义就应该如此?我同情农民,反感城乡剪刀差,不理解政策上的"铁饭碗",更可恨等级制,由此养懒人,培养贪小便宜的小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来讲话,真正实行公平、公开、公正才是中国人民长治久安的幸福,才会人才辈出,兴旺发达。

  九、恐惧的日子

  在人生低谷时会有恐惧伴随,恐惧会折磨你的意志,是一种紧紧缠绕的束缚,迫使你缩手缩脚,甚至得过且过。恐惧由害怕引起担忧,惧怕,对我来说更强烈的是思想的束缚,观念的束缚,行为的束缚,催化心灵的僵化。在农村的日子里,我把恐惧埋进心里,无声的翻腾,又极力要刺破恐惧的压力。消除恐惧主要为解脱束缚,让思想的奔放,更自由地生活。

  在农村期间,生活的艰难与底层的卑贱,对死亡并不惧怕。譬如,当时回上海探亲时,在逛马路时,从不让来往汽车,过马路也不看两边车子,随意穿行,有车子开来只是用手示意其减速,而自己大摇大摆地过马路。我不怕它撞,只想"谁撞我,谁倒霉",有车祸就解脱茫无边际的苦难,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苦海无边",这就是恐惧。

  在乡下,我们经常要去搭车,利用来往的卡车和拖拉机带一段路。给司机递烟,央求方便,一旦司机允许,就赶快爬车,常常是脚未跨过卡车挡板,车子就启动,有的卡车只是减缓速度,我们象猴一样快速攀爬,这些危险动作往往会发生伤残。尤其爬拖拉机,是从机头与拖厢中间的连接杆上爬进车厢,稍不注意跌落,后面的拖厢就会压上你,断胳膊断腿的事也发生过,对知青来说是可怕的,事后内心很恐惧。每次爬车总是拼命抓住挡板,绝不松手,保持身体平衡,用力蹬跃,快速攀爬。在农村,知青靠劳动表现自己,体现出接受再教育的态度,一旦残疾,所有希望都会成泡影,这辈子苦难就无法解脱,很可怕。

  进山砍柴也存在危险,虫咬是小事,大山处处有毒蛇,金环蛇、银环蛇、眼睛蛇,竹叶青蛇都是经常相遇的毒蛇。农村没有医生,靠老农医治,除引流毒汁,缚草药,要么截肢。何况一旦被咬,走回村里需要半个多小时,可定会耽误治疗时间。预防的办法只能是"打草惊蛇",驱赶毒蛇,但在劳动时往往只顾砍柴,低头干活,看见毒蛇才驱赶,乡下被毒蛇咬伤的事经常发生。咬伤被毒死倒也省心,开刀引毒汁也不怕疼,就怕半死不活,害怕截肢。农村的牛是宝贝,但一旦受伤不能耕田,那就死路一条。知青与牛一样,那时知青残疾,谁有能力养你?农民自己还吃不饱,怎么施舍你?一旦残疾,上调也完了,我们恐惧的就是怕产生这样的结果。

  而我最恐惧的是孤独。下乡7年,我很少回上海探亲,一人在农村感到非常孤独。我与老俵关系融洽,白天干活有说有笑,晚上聊天无所不谈。但是他们热衷"老婆孩子热炕头",儿女绕膝的乐趣,关心的是自留地、家养的二头猪,一群鸡。我们不愿了此一生。加上自己开始喜欢看书,但又无人交流,,青灯下苦思冥想,生活十分枯燥、冷清,文化的封闭,思想的僵化,在寂静的夜晚,孤独比魔鬼更可恐惧,它始终缠绕你,久久不去。与恐惧搏击,需要光明的指点,而知青的命运是时代造就的,是国家的磨难的结果。我与恐惧的搏杀只能是深沉的,默默地,我不能把这种恐惧向任何人说,这涉及接受再教育的态度问题。一股巨大的压力笼罩心灵,反抗与抵触无时不在,搏杀刻骨铭心,反反复复,精神疲倦,由此养成我经常思考的习惯,确切地说是反思的习惯。现在回想当时的思想变化,恍然发现,在与恐惧长期相伴,长期搏杀的过程中,给了我历练的机会,性格更刚毅。当今教育没有探讨过恐惧对人成才的研究,因这是不人道的,不过我想总有一天会进入教育内涵的,这是一条绕不开的路径。

  十、留下的思考

  1977年1月我离开新址公社回上海,结束了七年的农村生活,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回到父母身边,开始全新的生活。在上海读书、工作,家庭生活中经常会回忆农村生活,一幕连一幕,追忆曾经的蹉跎岁月。

  在即将结束记忆时,我看完中央电视台第八套根据梁晓声作品改编的30集电视剧《返城年代》,又扬起思想的波澜。催促我对文稿再修改一遍,把原已定好的题目《拾起的记忆》改为《记忆的情怀》,也算一种呼应吧。知青的生活轨迹有三步曲,有了《蹉跎岁月》和《返程年代》,还应该有《退休的日子》。知青的返城年代已过去,能看到知青的《退休日子》更高兴,写么?知青来写就更有味道,希望能早点看到。

  2014年3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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