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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上海人在武宁

——一个下放知青的来信
2015年02月23日
来源:武宁报作者:编辑:楼曙光点击数: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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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69年3月17日星期一离开上海奔赴江西省武宁县清江公社大田大队第五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直至1979年3月底返城回上海。在武宁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表后,各地学校实现了一片红,68、69届不论是高中还是初中毕业的,全部面向外地农村接受再教育。66、67两届未分配工作的也一同下去。当时上海下放农村的有7个地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我是初中生,刚满18岁,对各地农村一无所知,心中一片空白,只从书本上了解一些地理情况,离上海最近的是江西。于是我就报名去了江西。

  收到下乡通知书后,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当时还照顾每人限购一顶蚊帐、一条毛毯、一只竹壳热水瓶、一双草绿色跑鞋。前前后后2个月的准备。

  1969年3月17日的下午,上海火车站广场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敲锣打鼓欢送我们这第一批赴江西九江地区的知青。广播里不停地播放《好儿女志在四方》歌曲。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站台上全是家属。

  时钟刚敲响下午三点钟,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徐徐开动了,顿时车内外一片哭泣声,几乎掩盖了汽笛声。再见了,上海!

  列车驶向祖国的南方,车轮不停滴滚向江西省。我们心里始终不能平静。我们大多刚满18岁,有的还不满17岁。从未出过远门、未离开过父母。

  十几小时后我们这趟慢车停靠在一个叫军岭的小站让车。只见一片光秃秃的红土山坡。车刚停稳,围上来一群当地老百姓。穿着破烂,有的光着脚,更多的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癞痢头和大粗腿。我们就打列车开窗户,把从上海带来的面包、饼干、还有其他零食抛向他们。看见他们争先恐后地争抢,车厢里又出现第二次喧哭声——我们告诉自己将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安家落户了,扎根一辈子了。

  第二天到了德安车站,结束火车旅程换乘卡车。二十来人一辆,没有座位。几个小时行驶,来到武宁澧溪公社一个叫小算坪的地方全部下车。来自澉浦中学和我们尚文中学的共计158人,被安排并由澧溪公社派遣的各大队贫下中农代表肩挑行李护送到清江公社。30多里路,大多只能容一个人行走,到处荒无人烟,更不见一个小店。

  我被安排在一位原来当过生产队长的老农家里。从此以后我就叫他“师傅”了。一同被分到该队的共7名同学,4男3女,都吃睡在各自的“师傅”家里。睡在木板床上,自己做的煤油灯刚吹灭,老鼠就吱吱出笼了。夏天,蚊虫更是凶恶。水土有不服,皮肤被抓得伤痕累累。师傅家里吃饭有6个人,小矮凳,桌子也很低矮。散养着的鸡不断地飞上桌面,有时甚至鸡屎都拉在桌上。桌面油黑发亮。几乎每天每顿都是薯丝饭,干辣椒、炒黄豆菜。蔬菜旺季,就多些南瓜、丝瓜、黄瓜。有时嚼到老鼠屎,几乎要把吃下的全吐出来。师娘见我实在咽不下饭,有时就用干黄花菜煮一个鸡蛋汤让我一个人吃。他家的狗似乎知道我是他家里半个人,每次吃饭时总在我脚下伴随。空余时间我就帮师傅家里挑挑水,小半桶水挑得摇摇晃晃。

  每年三四月份是春播的时候,师傅们早已预先准备好了农田,开始手把手叫我们分秧、拿秧、插秧。六株一行,插完了后退着前进。这时候山区里咋暖还寒,上身穿着棉衣,插秧时卷起裤光着脚,够受的了。又有蚂蝗经常袭击,钉进腿里不放。师傅们教我们用手拍打,它就乖乖地滚落泥巴了。五六月该给水稻锄草了,每人拄一根小竹棍,脚套自编的草圈,围着稻苗在泥里穿梭。师傅们还会哼起小调,讲些风趣的小故事,田野里顿时活跃起来。

  七月是当地最劳苦的时候,要“双抢”:抢收抢种。每天五点左右就起床出工了,下午要到昏暗才挑着湿湿的稻谷收工。那段日子里,我也逐渐能挑起那120斤的一担了。回到家里,有时也顾不上洗、吃,倒头就睡。

  知青的口粮由国家照顾下拨,每人每月60斤谷子、4两菜籽油,由生产队补贴到每人头上,分配到被插入知青的农户家里。每年的工分约七毛钱,这样过了两年。

  大概是两年后,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干部下放。县里公社里成立五七大军办公室,从南昌、九江下放的干部里抽人担任连长、指导员,注视着知青的一切情况。每个大队称为排,每个生产队为班。从那时起,我们知青就从师傅家里撤了出来,集中在一起生活了。男同学睡一大屋,女同学睡一大屋。当时我们大田有八男七女十五名知青,落脚在大队第六生产队。这里靠近大队部,有小商店,方便买点小东西。

  从那时起,我们知青农民的生活真正开始了。自己下地种菜、上山砍柴,碾米、养猪,搓草绳、编草鞋。而且靠自己挣工分糊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与猪打交道了:识猪草、打猪草、劈柴、煮猪食、杀猪。大家年少体弱,我们在流汗甚至流血中懂得了相互帮助,懂得了劳动和生活。我们甚至知道了哪些湿柴也能生着火。有一次我们上山砍柴,一位同伴见到路边一棵较大的树就砍,最后一刀下去,大树向我压来,没有退路的我只好扑倒。两只手腕被柴桩深深刺进1厘米多,到现在还留下着疤痕。

  更苦的是业余生活的枯燥单调。生产队没有有线广播,从上海带来的收音机只能收上江西、中央各一个电台,多数时候是嘈杂不清的。看报是最大的消遣享受了。每天看的报都是三四天前的,而且要到大队部等候,否则就被他人带走了。遇到下雨不通路,报纸就没有了。写信是与家里主要的联系方式,基本上每月一封,有时每星期一封。这也得靠邮递员,说到底得靠天。每年六月里进入雨季,山里的水来得急,桥很容易被冲垮。等水退了再砍树修桥,没有一两个星期都通不了路。清江公社的信封包裹归石渡邮政所送,路程又远又难又险,邮递员不愿跑清江,经常换。记得第二年的中秋节前,得知父亲从上海寄来月饼,担心邮递员不能及时送来,我便走了40来里的路赶到石渡去取,路上一路地怕。

  1973年后,公社里各方面需要用人,经过简单培训、考核,有的做了赤脚医生,有的做了赤脚老师。还有的被调到九江专区工作。能做上老师令人羡慕。每星期休息一天,工资由生产队里的工分代替,年终合算每月22元。我仍旧在生产队里及各地大工程的劳动,参加过严阳公路、柘林水库、清江龙石水库的基本建设。

  让我们最高兴又最受折磨的是一年一次的回家探亲了。基本上都放在春节。同学们早早打听到哪个生产队种有花生、芝麻,买上一些作为回家的礼物。我记得我带过几只自己做的樟木箱回家里。探亲一趟一般一个月左右时间,路途就要花去十多天,太艰难了。九江专区的上海知青有12000多名,基本上选择坐江轮“东方红”回上海,经济方便。江轮每天一班,在九江是中途停靠,上不去就等第二天。武宁到九江坐班车,修水、武宁每天各只一班。为挤上班车少不了吵架、打架。到了九江第二天天没亮就去排队买船票。一般都买便宜的底仓,坐上两天两夜才能到上海。见到许多个子矮小的同学抱着旅行袋坐在车站、码头哭鼻子,是经常的事。中途船停南京两小时。由此不知是谁创作了歌曲《南京之歌》,真实反映了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的遭遇,风靡全上海,还传往全国各地有知青的地方。

  1978年的下半年,云南、北京等地知青与当地发生矛盾甚至是冲突,上面开始下文以各种同意知青返城:有的是身体生了疾病的,有的是家中多个子女全部下放的,有的是顶替父母工作的。到了1979年初,返城政策开始公开透明,绝大部分都可以返城了。有些已调到当地单位吃了“皇粮”的也再转入插过队的公社,把户口再转入生产队,再找政策回上海。

  我是上海第一批下放知青,也是最后一批返城知青。在1979年回上海的头一年,我恋爱找了对象,她也是我们一批的知青,初中比我低一届。返城后,我们结了婚。爱人被安排在针织行业做工,我在冶金行业。十年的下放农村生活,使我俩都很能适应并十分珍惜回城的一切。我们踏实工作,爱人被提拔为主任直至退休,我也成为小有名气的金属切削突击手。退休后,我俩都在社区做一些公益事业。

  这就是我的下放武宁清江的经历生活。

  (由武宁报编辑整理。应来信人意愿,恕不署来信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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