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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知青悲歌歌一曲

2015年04月03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海外孤客编辑:楼曙光点击数: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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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读了一篇《走着走着就成爷爷奶奶了》文章,并收到国内发来的一张相片——我曾下放江西黎川时的上海知青退休聚会合影,不禁感慨无比,思绪万般。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那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已成为历史,历年的一千余万知青也已步入花甲之年,然而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印痕总是难以抹去。记得1978年我参加复旦大学“伤痕文学研讨会”,谈及文革浩劫,中文系学生、《伤痕》小说作者卢新华说:知青也应该有自己的“伤痕文学”。我当即回应:知青只有伤痕,没有文学。当时我的话有些偏执,事实上也有知青作品陆续问世,特别是叶辛的《蹉跎岁月》,自电视剧播映后更是家喻户晓。知青,这是一个沉重的名字,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也有着那份难以释怀的心灵纠结。就我所亲历和所见闻而言,或许只能用“知青悲歌歌一曲”来形容和概括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4.21和121——是我记忆中的两组阿拉伯数字。1970年4月21日,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上海老北站,在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激情召唤下,121名遵义中学初中生响应毛主席号召,怀着光荣和梦想奔赴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的下放之地是黎川县熊村公社甘竹大队王虎桃小队,顾名思义:黎明山川,藏熊卧虎,且有甘竹和桃花------。在满载一千余名学生的知青专列上,我遐想着那片广阔天地的神秘,憧憬着那即将来临的新生活。第二天下午列车在福建光泽站停靠,知青们转坐汽车抵达江西黎川,随后被分配至各公社、各大队。我们十五名知青来到甘竹大队部,黄昏的天空飘着霏霏细雨,江西老俵挑着知青行李,沿着泥泞的山路带领我们前往各生产队。杨蓓、刘申生、朱普才、徐广强、胡庆荣、张建平、陈国民、周宏芳、戚雅芬等十一人分在山上三个队。剩下两名女生瞿莉立、钱霞芳被安排在山下的王虎桃队,我和张连生两个男生则分往距该队一里外的李家门自然村。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木屋,刚好放两张单人床,屋内阴暗潮湿,泥地凹凸不平,且有一种难闻的气味。那晚是我第一次使用煤油灯。夜朦朦,雨濛濛。听着隔壁猪棚里传来的猪仔呼噜声,看着屋檐残瓦滴漏到床沿的雨水,我的脑海一片茫然,先前的那种浪漫情愫瞬间消失得无形无影。从大都市来到一千多公里外的穷乡偏壤,十六七岁的知识青年(确切地说只是小学文化的青少年)就这样算是插了队落了户?从明天开始将要第一次做饭、第一次洗衣服、第一次干农田活------?广阔天地真的大有作为?带着许多问号,加上旅途的疲劳,我迷迷糊糊地睡去。

  初来乍到,生产队没有安排我们下田干活,也不用做饭(村里每家轮流派饭),老俵家的红薯粥、南瓜饭,外加鸡蛋炒腊肉,似乎给了我一丝家庭的温暖,虽然很难听懂黎川方言,但还是能感觉到乡民的淳朴和善良。我们用两天时间整理房间,还书写了一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对联贴在房门,以此自勉。时值春耕农忙季节,第三天我们就下田劳动了。日复一日,暑往寒来。下放的第一个年头,可以说是身心疲惫,一半是麻木,一半是困惑。麻木中领教了农田和农活,困惑中感悟了农民和农村。烈日下的抢收抢种,泥水发烫,蚂蝗叮咬吸血;割稻插秧直不起腰,甩谷挑担抬不起膀;上山砍柴迷路,手脚划伤,血迹斑斑;水土不服,皮肤发炎溃烂;收工回家,或累的不想做饭,或面对无米之炊------。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一次我随乡民送公粮,走十多里山路,挑一百多斤稻谷,我逐渐掉队了,同伴张连生二话不说,把我箩筐里稻谷分到他的筐里,那些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插兄插妹们同呼吸共命运,迎着风雨一路搀扶走来。如果说劳动关是无奈的勉强闯过,那么生活关就是无助的得过且过。第一次做饭,潮湿的柴禾点不着火,有个串门的老俵指着我从上海带来的一些书籍说:“纸是最容易点火的啊”,他从中抽出一本撕了几张点燃了炉灶内的火。那是我看了一半的小说《战火中的青春》,等我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老俵认真地拿着吹火桶使劲吹着渐趋渐旺的火苗,那书似乎也化为炉火中的“青春”了。一天老俵请吃杀猪饭,我在厨房发现酱油瓶口罩着纱布,原来为的是阻拦瓶内蛆虫倒入锅内。酱油是当时农村的“奢侈品”,即使发霉生蛆也舍不得丢弃,而且炒菜时还可替代食油(生产队分给知青户全年也只是半斤茶油,后来我曾从上海带了不少固体酱油分送乡民)。对农民的认识,以前只知道勤劳勇敢智慧的一面,下到农村后,那贫穷愚昧落后的另一面令我们感到震惊,这就是知青下乡首先受到的“再教育”。数年后,听说有个知青在门上也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下联“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真是一幅绝妙的令人深思的对联。

  下乡初的热情很快冷却,幻想也随之破灭。也许出于躲避农田劳动和免去炊火做饭,每逢有生产队外派民工的机会,知青大多会积极报名。我曾先后参加了架设大队广播线、修建大队水电站、修筑熊村-坊坪马路以及黎川-南城公路,尤其是三上德胜关,修筑黎泰战备公路。在工地上,住的是毛竹树木搭建的临时工棚,数百名民工打地铺睡觉。开山爆破挖土挑担,劳动强度极大。好处是集体生活,不用自己做饭,虽管饱不管好,但我已经很满足了。期间学会了吃饱饭的诀窍(先装半碗饭赶快吃,然后第二碗装满,慢慢吃),也学会了喝酒和抽烟,借酒浇愁,藉烟消闷,“烟是沉默的朋友,酒是愉快的伙伴”——这是我当时留下的两句诗。由于全年出勤率高(包括农田劳动和民工表现),我入了团,还被大队和公社评为五好社员、五好民兵。那些年除了知青朋友,我也接触和结交了一些另类的下放人员。生产队的老邓(国民党少校兼右派),农田劳作时总喜欢哼一首《夜半歌声》,“在那茫茫的黑夜里,有谁同我等待天明?”这句歌词常会引起我的共鸣。寒冬之夜,我去过邓家湾他独居的小木屋,在火炉边听他讲述妻离子散的往事沧桑。另外有个老许,因拥有祖传土地数十亩被划为地主成份,儿子小许是老三届高中生,写的一手好字并能填词作诗,所写一首《蝴恋花--答女友》令我钦佩不已。父子俩举止文雅谈吐不俗,与原来教科书上妖魔化的地主形象大相径庭。我在大队民校任教时,丁老师(富农兼右派)也成了我的朋友,他对乡村教育付出了不少心血,其教学质量在本地有口皆碑。1978年我返回上海,曾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他中央决定为55万右派平反的消息。大队部还有位瞿医师(上海人),或受反右运动涉及,由南昌某医院下放来此,他的温文儒雅,以及对上海知青的那份关爱,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记得大队民兵营长曾经提醒我少和那些人来往,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想想也是,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和地富反坏右“同流合污”,那种后果可想而知,但我心里明白——他们是确确实实的好人。蹉跎的知青岁月里,我接受五味杂陈的“再教育”,感受到人世间的不平和不幸。数年以后,听说邓少校平反后不知所终,许地主摘帽后不久病亡,丁老师、瞿医师也相继返回了老家。他们屡经各类政治运动的冲击,默默地承受了各种坎坷和磨难。每当我看到《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啊,人》、《归来》这类题材的影视或小说,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在我离开中国后,与外国友人谈及中国反右运动的话题时,他们认为这些由政府行为造成的灾难和伤害,政府理应给予道歉并承担赔偿责任。我想即便如此也来的太晚太晚!

  在我们知青的记忆里,应该不会忘记那些年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两件大事。一是突然发生的林彪事件,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被传达到生产队,《五七一工程》中有关“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私底下被大多数知青所认同。二是福建教师李青霖写信告御状,反映知青生活困境,毛泽东“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的复信随中央文件传达全国。知青们面对农村极度贫穷落后的现实,以及自身所处的断粮缺柴的日子和卑贱的生存景况,上面这两大事件无疑给心存不满的知青们煽风点火,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愤懑情绪很快感染到每一位知青和知青家长。据说在上海各街道召开的知青家长会上,倾诉转为控诉,恳谈会也变成了声讨会。各地知青们在饥寒交迫线上苦苦挣扎,数千万父母怎能不为之揪心?!自此以后,知青群体人心涣散,人心思走。耗着、熬着、盼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内心的真实写照。“当孤独和苦闷时,你可以用朗诵或者唱歌来宣泄情绪。”上海姑妈曾写信这样嘱咐我。所以在独处的时候,我会诵读郭沫若《凤凰涅槃》、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诗词,会唱些《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少年先锋队队歌》等老歌,怀念童年那些美好的时光,相信眼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消失,要让失去的变为可爱。一天,知青伙伴张连生从外面抄来一首歌词,并随口唱了起来。歌词大意是“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随着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神圣光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告别了你啊,亲爱的姑娘,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这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任毅词曲),其伤感的歌词和悲催的旋律打动了那代知青的心。凡有知青的地方,就有这首歌的传唱,唱着唱着就会泪流满面——我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劳作之余和夜深之际,我常常反复琢磨毛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特别是“再教育”这三个字,含糊其辞,幽微莫测。那么再教育之后呢?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认为,政府应该会有个交代有个工作安排吧。而当上面又大力宣传知识青年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时,前途渺茫和失望的情绪随即在知青群体中蔓延。本以为来农村只是一次下乡劳动锻炼,接受一次再教育而已,怎么会变成扎根一辈子了呢?这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说明当年的我们是多么的幼稚和无知。当幻想和现实面对时,总是很痛苦的,人一旦陷入困境或绝境,就会拿周围的同类作比较。大队部有位早一年下乡的上海知青小杨是公社通讯员,总爱肩挎军用书包,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每次知青开会,特别引人注目,他是我下乡后第一个接触的“白领阶层”。以后那些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乡村邮递员,乃至当地木匠、剃头匠也逐渐成了一些知青们羡慕的职业,他们拥有技能和自由,至少不用下田喂蚂蝗了。一次,我去湖坊大队看望上海知青阿隆。“四二一,四二一,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流浪,流浪------”,阿隆唱着重新填词的《松花江上》,正在炉灶上煮东西,他揭开锅盖对我说:你来的正好,瞧,这是从老俵家“借”来的一只鸡。阿隆的偷鸡摸狗我早有所闻,甚至半夜从邻村能背回一头小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知青的这些行为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阿隆说他去年挣的工分扣除口粮后,分文未得。而且他患有小儿麻痹症,对蚂蝗有恐惧感,现在已很少下田干活。所分的口粮难以维持一年,煮饭时就放些米糠凑合着吃,有时就去老俵家混一餐或讨一碗。“家里从没有汇过钱,我也不好开口要啊,来江西这些年还没有回过上海。不知道还要待多久?”阿隆伤感地说。那天晚上,我们喝光了一瓶土烧酒,两人都醉了。“我的生活给毁了”——不少知青当时都有像阿隆那样的哀叹,那种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岁月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2年的年末,知青们看到了一丝黎明的曙光,那就是出现了征兵、招工和招生的机会。那年我们大队有三名上海知青参军入伍。虽然我通过了体检,但因档案材料被张冠李戴,政审未能过关。我写信给上海知青办,要求迅速核查并更正。然已晚矣,何况平民百姓这小小的冤假错案也算不了什么事。为此我非常沮丧和失落,出外孤独地漂泊了八天。再后来又不断传来知青被上调工矿、被招生入学的消息。记得甘竹大队有位男知青上调到乐安铀矿,后专程返回大队向一位漂亮的女知青求婚,对方当即答应。身份变,身价增,男方是工人、拿工资、城镇户口;女方则是农民、拿工分、农村户口,双方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坊坪大队有个女知青嫁给大队支书的儿子,山高皇帝远,那年头大队书记就是土皇帝,可以主宰数百户乡民(包括知青)的命运,用现在词汇来说,其子也算是当地“官二代”了。还有一名上海女知青和黎川县城一残疾人结婚,此事也曾轰动一时。在困窘的生活状况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女知青,她们的选择也纯属无奈。女人的名字是弱者,不是吗?男知青也有难念的经,甚至压力更大,并有悲剧发生。坊坪大队有一对知青同居,女方已怀孕在身。我在坊坪山下曾见过那位男生,身材瘦弱,脸色憔悴,他用上海话和我聊了几句,就匆匆爬山砍柴去了。数月后就听说该男生因劳累过度,且营养不良,加之农村医疗条件差,患急性肝炎而病亡。和他仅有的那次照面,就此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政府部门对知青有了病退政策,一些身患疾病的知青也陆续返回了城市。而有些不符合条件的知青也想方设法来证明自己有病。一次去熊村赶集,途中几位相识的知青正在交流病退经验,说起某知青借病人尿液化验,来证明自己有疾病;某知青每天喝点煤油,两三个月被查出肠胃病,他们都已成功病退返回上海------。听着这近乎自虐自残的事例,我说不出这究竟是悲壮还是悲哀。荒诞的年代必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荒诞故事,如果把每个知青的故事汇总起来,也许就是一部《新天方夜谭》。

  1973年8月我去江西共大德胜关分校读书,农业班有来自熊村、西城、宏村、湖坊等公社的上海知青,也有黎川本地知青。与我同住一间寝室的上海知青小周(至今我还留存着我俩获得共大乒乓球比赛冠亚军合影照),他平时沉默寡言,半夜总讲梦话,有时也会和我聊起下乡的那些琐事。大概一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间神情恍惚,胡言乱语,吵闹着要回家,后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次我去医院探望并转告他:学校已作安排,明天你就能出院回上海。小周呆滞的目光瞬间发亮:“真的吗?我可以回家吃妈妈烧的糖醋排骨了吗?”听着他念叨的这两句话,我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和隐隐的痛,“心里想去的地方还是那条老巷,还当孩童的时候,黄昏里,那里有米饭香和妈妈唤她回家的声音”——我想起女作家冰心所写过的这几句话。想家,想回家的知青又何止小周一个人啊?!数年后我回上海读书,获知我的邻居、中学同学王修强在黑龙江农场也患同样疾病(现仍在佳木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据探访者说,他整天反复唠叨的是“我想回上海,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另有一戴姓知青,每天早晨总是习惯性地把行李打包,然后告知各病友:“我明天就回上海。”安养中心的工作人员去上海出差,打电话联系其兄,哥哥的回答是:让他自生自灭吧。——问苍茫大地,谁之罪过?

  大概从1973年起,江西的上海知青们开始了“胜利大逃亡”,通过各类形式各种途径先后离开了这块红土地。1976年我从共大毕业回甘竹教书时,整个大队只剩下两三个上海知青。人不能选择命运,但可以碰上机遇。次年恢复高考,我被复旦大学录取,遂返回上海。1978年底,全国范围的“返城大风暴”开始由云南的知青们掀起。起因是知青孕妇难产死亡,引发了知青们的请愿游行,乃至罢工、绝食、卧轨。我的不少同学和邻居当时也在云南农场(其中一位女生,父亲收入微薄,母亲重病卧床,家里尚有年幼弟妹,在一片红的大潮中也去了云南)。请愿游行的知青们唱的是《国际歌》、《知青之歌》、《回家歌》,提出的一些口号很基本也很简单:知青不是牛马,不是劳改犯!知青要做人,知青要返城!随后各地知青(包括返城知青)起而响应,为子女前途夙夜忧思的知青家长们也纷纷声援。“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这是当时知青家长们最为动情的一句话。1979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知青问题作出了政策调整,明确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这场历时二十余年的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上海朋友的一次聚餐会上,知青作家竹林女士曾对我说:知青苦难知青知。她在一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当年下乡时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金钱,没有权力,没有爱,唯独心中怀着真诚的理想奔赴农村,并且为此执着和痴迷地追寻过,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场幻梦。历史见证了心灵与肉体的摧残,青春与事业的贻误,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去年,一位上海人大代表在一份“建议给予知青补偿”的提案中谈到:以国家名义所发动所组织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恶劣的工作环境给知青的健康,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国家有责任为以往的政府过错买单。知青在农村中遭受的苦难绝非那些农家乐式的、花花草草的回忆录所描述的那样。真实的知青生活,就如有七年知青经历的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是“很苦的”。也如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回忆自己在陕西插队落户时:累了,还吃不饱,深深体会了饿的滋味。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谈起当年在安徽农村当过知青:水土不服,皮肤溃烂,亲身经历过吃不饱饭、挨饿的艰难岁月,饥饿留下的印象是永生难忘的。

  据媒体报道,江西黎川的裘坊乡九源村路口竖有一块大石碑,上面镌刻着“青春永驻”四个红字,下有“纪念1969年至1979年,我们在这里难忘的岁月”字样,并留有该村上海及黎川知青的名字。三十年后,其中的一位上海知青返乡,曾在当年劳作的田埂上嚎啕大哭,场面催人泪下,十年一觉知青梦——这块土地上有他的血汗,也有他的梦想,更有他最宝贵的青春年华。2013年我从海外归来,也曾前往江西重游故地——黎川熊村甘竹王虎桃。在残阳如血的黄昏,我望着这片带来血与泪、爱与恨、痛与悔的红土地——长歌当哭,却又欲哭无泪。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知青足迹今何在?野草闲花遍地愁------。是呵,“青春是一场梦,醒来时它已无影无踪”(莎士比亚语)。青春也是一场昂贵的赌局,输不起,也赔不起。如一部青春影片所言:“青春是一场远行,回不去了;青春是一场相逢,忘不掉了;青春是一场伤痛,来不及了。”在那动荡的年代,我们的青春被绑架被亵渎,哪有如今80后、90后“我的青春我作主”这样的豪迈和潇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代青少年被愚弄被驱逐被流放的悲惨历史,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一场政治闹剧和人生悲剧。如果没有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的人生将会怎么样?如果真的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我们知青时常议论的话题。我想对知青朋友们说:人的一生确实无法预算,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虽然时光悄悄地流逝,年龄无情地增长,但江湖上还继续有知青们的传说。

  谨以此文纪念上海知青赴江西插队落户45周年

  2015年4月1日写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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