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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集

凉水忆事

2017年09月18日
来源:本 站作者:姜良骏编辑:周培兴点击数: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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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我下乡插队落户48周年。60岁退休以后,脑海里经常会回忆起那知青年代的蹉跎岁月。

  都说知青时代的那一段岁月是“青春无悔”,但我们知青谈起当年的经历,往往用“不堪回首”来形容。到底是“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呢?实际上是用两个不同角度来看的。我们每个知青的个人经历有所不同,有部分知青,当年在农村的时间很短,下乡一年,二年就上调的城市里去了,在农村就像在过过场一样,农村的那段经历非常少的,当有的知青在农村几年后,变成了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拿薪水的时候,而在农村的知青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的在农田里劳作,那是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我写“我的知青生活生涯”,想起那农村生活,经常会在沉浸在当年往事的回忆而那不能自拔,无数次的泪流满面,好多场景用那“蹉跎岁月”、“不堪回首”来形容,毫不为过。但那“青春无悔”么,也有道理,农村生活的那些经历,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让我在回上海后的打拼变得更坚强。




  事情回到那48年前的那个年代。

  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快三年了,轰轰烈烈的日子也过去了,逍遥派也当了两年多了,1968年9月份,66届、67届应该毕业的学生拖了二三年,总算要分配了,我们班85%的同学分配了,他们都分配在上海厂矿、市郊农场和外地厂矿。唯独我们几位同学属于等待分配。看着好朋友徐光明、熊俊启等都在单位上班了,那个心情焦急的无法形容,只能等了。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势头越来越浓,每天提心吊胆,心神不定。1968年12月21日,这个刻骨铭心的,后来让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日子来到了,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要说服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后,我们的命运一下子无法逆转的确定下来了,注定要去农村去,到边疆去了。当时我们也不知这趟浑水有多深,只知道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叫干啥就干啥。哈哈。

  学校派出了工宣队代表与老师代表,去全国各地的农村考察,过年前回来汇报;各地农村的贫下中农热烈欢迎城市知识青年到他们那里去,吃的,住的都安排好了,声势造的很大。跟家里的人商量一下,听下来还是吉林延边地区介绍的很好,吃大米,朝鲜族好客,风景优美,那边老乡们把房子都盖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去了,报名晚了还去不了。。。。。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这些天真无暇的学生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听毛主席的话,是我们每个热血青年的首选。但家长们心知肚明但又不能说什么,因为说的不好就是反革命。现在清宫剧看多了才知道,我们下乡的地方,清朝时满朝文武,如果犯了重罪,就流放“宁古塔”充军的地方,还要东面200多里。



  年前年后,我忙个不停,凭那张“上山下乡通知书”采购线毯、解放鞋、牙刷、牙膏、脸盆什么,领了棉大衣,棉裤,雷锋帽。我父亲到亲戚家买了些木匠工具,让我多学一门手艺,我自己也带了好些电子、电气方面的书籍,我哥还把当时很珍贵的一只万用表送给了我,后来这只万用表在农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69年3月7日,一个难忘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早上怎么过的,现在已经很模糊了,家里的气氛一直很压抑、沉重,大家都是强颜欢笑。吃好中午饭,我把行李整理一下,看见母亲在一边悄悄的流泪(父亲与哥哥是送我去学校的,由于我们班级只有我一个人报名去吉林延边的,没有伴,家里很不放心,毕竟第一次出远门),告别母亲时,看见母亲已经哭的泪人一般,千叮咛万嘱咐,我也眼泪含在眼眶里,低着头,不停的点头答应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终于狠一下心,头也不回地走了。就这样踏上人生的第一步。

  到了虹建中学,学校里热闹非凡,学校的老师们都在接待我们的家长,当时能把我们一批一批的送走,也是他们的骄傲和光荣。在操场上,看见一位即将出发的女生非常潇洒的骑着自行车在兜圈子,一脸的无忧无虑,我当时还在想怎么会有那么淡定的,后来在火车车厢里坐在我的对面。名字叫瞿咬英。以后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户的成员。徐光明和熊俊启也来送我,每人送了一本厚厚的硬装日记本,里面还题了字。(乡头几个月还经常写日记,后来连饭都吃不饱,白天还要出工,晚上黑灯瞎火的趴在炕上写字,根本没有兴趣了,就作为每天记工分的本子,再后来,哈哈,让串门的老乡上厕所时,看见就撕一张,徐光明送的那本日记本就这样默默地奉献了,熊俊启的那本我至今还保存着。

  虹口区去吉林珲春的知青坐着几十辆公交车,行驶在在虹口区的主要街道上,道路两边,挤满了高喊口号,举着红旗,前来欢送的人群,在公交车上,我们觉得能有这么多人欢送,感到非常自豪,那是人生头一回的荣誉呀。到了北郊站,家属们已在那里等候了,大家在相互道别,有的在小声的叮嘱,有的心情沉重的站在一边,有的还谈笑风生。可到了火车轱辘晃荡一动,整个站台上突然爆发一片哭喊声,有在站台上嚎啕大哭的,有低声哭泣的,有跟着火车跑着、跳着哭的,恨不得让火车即刻停下来的。车厢的窗户上,一层一层,挤满了一颗颗脑袋,哭着,叫着,与站台上遥相呼应,整个一个悲悲切切,生死离别的场面。起先,我尽量克制住自己,低着头,不看外面的场景,不让眼泪从眼眶出来,但偶尔抬头看了看,忽然,人群中看见父亲哭着在站台上跟着火车在跑,那是我从懂事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在流眼泪,让我内心翻江倒海,眼泪一下子像喷泉一样爆发出来,根本无法停下来。列车开了10多分钟后,大家的心情逐渐回复了平静,陆中伟拿出香烟递给施强华等一起抽了起来,瞿咬英又活跃起来,只有李萍还埋头在低声哭泣,半小时后才恢复,抬起头来,用那红肿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看着大家。王旗一个人将行李架腾出来,就住在上面,一件棉大衣,就是他的窝,根据分配生产队的名单,大家互相介绍,熟悉起来,年轻人么,一会儿就进入兴奋状态。



  半夜,列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大家都在窗户里面向外看着,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为了大桥的安全,通过时连窗户不允许打开的,心情非常激动“一桥横贯南北,天堑变通途”,火车过江从9小时缩短到20来分钟。第二天中午火车经过安徽蚌埠附近的小地方,给当地的老百姓逼停,起因是当地的一位老乡在前面一个小站,硬要挤上我们上山下乡的专列,起了冲突,那老乡下车后,调动几百个不明真相的群众拦下火车,把后面车厢的玻璃砸坏,还上车拖下几个知青殴打,整整弄了一个下午,造成上海到北京的铁路瘫痪,后来听带队的工宣队师傅说中央派徐州的军队来保驾,总算让我们火车启动,逃离虎口时还心有余悸。本来列车应该在第三天中午到达图们市目的地,后来延迟到晚上9点多到,让珲春和图们的欢迎群众在零下二十来度的室外足足多等了8个多小时。

  连续坐了3天3夜的火车也相当累了,但还是非常兴奋,一出站看见广场上的一排排的解放牌大卡车,整个图们市和珲春县都动员起来了,市民们穿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大队的知青上了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卡车翻山越岭,在冰天雪地的崎岖山路里行进着,四周一片白雪皑皑的,行近一个小时,到达珲春县凉水公社东甸大队,大队的社员都早早的在村口列队欢迎,我们分配在第四生产队,队里在我们住的地方设宴招待我们,乡亲们非常热情,当晚的菜肴很丰富,大米饭,特别好吃。深夜了,我们大部分男知青就睡在一张大炕上,头一次睡炕,感觉很暖和,外面一间,是我们的厨房,集体户做饭就在外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被子铺盖卷起,睡觉的炕上放一个小炕桌,就可以吃饭了,出门眺望,远处的山,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视野非常开阔,再看眼前,一头头牛都绑在我们房间四周的牛桩上。哦,原来我们是睡在牛舍院子里,是社员们学习开会的地方。昨天晚上看见的貌似二层楼的土楼房怎么没有窗户的,问了老乡才知道那是黄烟楼子,烤烟用的。老乡们拖儿带女,带着非常稀罕的眼光,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审视着我们,我们把从上海带来的一点香烟,糖果糕点拿出来招待老乡,看见小孩们用贪婪的眼光盯着这些东西,我们也觉得有些奇怪,以后几天更不得了了,老乡们带着孩子一批又一批的光临各个上海知青聚集地,让我们实在受不了。后来才知道,太穷了,没有吃的呀,而且这辈子从来没有吃到过如此好吃的东西。



  我们集体户的女知青直接就分配到老乡家里居住,我们一部分男知青住在生产队的牛棚边,那是生产队的社员学习开会评工分的地方,20来平米一大炕,我们睡觉就一溜排开,10多人从炕头排到炕梢,我睡的地方是在炕头,那家伙,晚上热得像烙饼似的,下面滚烫的,上面又冷,被子也盖不住,得不停地翻身,实在不好受,睡在炕尾的人,本来就不太热的,到下半夜是越睡越冷,由于屋子全靠炕的热量,晚上炕面都给被子盖住了,屋子里的温度就很低了,冻得够呛。半夜里起夜,穿着内衣裤到屋外,零下20多度,那是考验每个人意志。

  下乡的头几天,一切都那么新鲜,第一次知道冬天是不能穿塑料底的的鞋子,那是无法走路的(陈国强穿着塑料底的松紧鞋,出门走到稍有坡地的地方就滑倒,连站也站不起来)。,出门泼倒洗碗水,回头拉门,湿的手马上粘到金属把手上,拿也拿不下来,紧张的要命,第一次知道冬天在外面湿的手是不可以抓金属的东西,不然的话皮会粘掉的,等等,遇到好多好多的新鲜事。看着村后那雪白的,蜿蜒的乡间小道,通向那远方巍峨的群山,好有神秘感,老乡套着牛车去上山砍柴,我们几个人也跟着老乡到山里去看看,长长见识,本来以为不会太远,谁知早上出去,到太阳快落山才回来,中饭也没有吃。跟着送粪的牛车到地里转转,体验了东北寒风凛冽的滋味。第四天,每个人发一把镰刀,上附近的小树林去砍柴禾,砍好还得自己背回来,这么冷的天,也弄的满头大汗,看似没多少路,累得不行,手上都起泡了。第一次发现农村的活好累的。

  日子一天一天难过起来,伙食已经越来越差,不见了香喷喷的大米饭踪影,取代大米加苞米的二米饭,再往后没几天,顿顿是高粱米饭,又粗又硬,卡在喉咙难以下咽,计划内当年配给的每人二两的豆油一个多星期就已经告罄,每天的菜只有放着大酱的水煮海带汤加一点老乡送的酸菜。偶尔还加一顿苞米面的锅贴(就是把苞米面加水和了以后,一个个贴在锅子边上,锅子中间放点水,等水快烧干,苞米面也熟了)。刚来时的激情已经一点一点褪去,我本来就是生活比较有规律的人,看着那黑不溜秋的高粱米就没胃口,实在饿得不行就硬着头皮咽几口。家境好一点的知青就到凉水公社所在地的小饭店去打打牙祭。

  转眼就到了4月份了,要干活了,现在的身份是农民了,不干活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无法生存。东北的天气太冷,三、四月份还是冰天雪地的,上海穿过来的胶鞋下地干活是不行的,那冻脚的滋味,不是什么生冻疮的问题,而是冻僵了,得不停的跺脚,必须买双棉胶鞋穿才行,棉胶鞋要4.75元一双,家里条件不太好,下乡时总共给了20元钱,以防急用的,没办法,只能拿出5元钱买了双棉胶鞋。穿上棉胶鞋顿时感觉暖和多了。为了挣点工分,学着套牛车,往地里送粪。晚上,生产队社员学习开会,评工分,几十名社员就坐在我们睡觉的大炕上,没完没了的学大寨评工分,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表忠心,我们也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那满屋子刺鼻的烟草味和汗酸味的热炕上,卷在炕上的被褥,枕头就遭殃了,基本成了社员的屁股垫和靠垫,昏昏欲睡的听着生产队长用朝鲜族话喋喋不休的讲啊,讲啊,可惜一句也听不懂,等到散会,那炕上的被褥,枕头到处都是泥巴,烟蒂,每每还有跳蚤、虱子在活动,后来才领会到东北跳蚤实在厉害,只要钻进裤腿,那就彻底遭殃了,从小腿肚一溜烟咬到大腿,一排起码5、6个包,奇痒,简直要发狂,我们知青的细皮嫩肉,遭大罪了。那满屋子呛人的烟味,牛粪味是永远无法淡去。我们住的对门就是一排牛棚,每天与几十头老牛为伴,门口那满院子的牛粪也够我们受了。

      4月5日,清明,在农村说来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个人能分配半斤肉,我们已经一个来月没有闻到肉的味道了。猪下水在一社员家煮了,生产队社员一起分享,那是很高兴的时刻,生产队里的男人;老人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年轻人在大房间里,大家盘腿坐在炕上,阿兹玛尼将做好的打糕,猪粉肠,猪下水端了上来,大家杯盏交错,喝的稀里糊涂的,大声吵吵。就是一句也听不懂,最后还跳朝鲜族舞,我们男知青,也混在其中,刚开始还比较矜持,后来看看情况不妙,再矜持下去恐怕连剩菜都吃不到了,只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菜,我本来没有什么酒量的,也喝的稀里糊涂。朝鲜族规定女社员们是不允许上桌的,只能在男社员们吃的差不多了,才能在边上吃点残羹剩菜,还要不时给男社员倒水递烟,收拾桌子等。集体户的女知青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引起了她们的集体抗议,以后才逐渐得以改善。

         当年的朝鲜族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的。如果有几位朝鲜族老大爷蹲在路边唠嗑时,朝鲜族老太太以及妇女都要绕道走的,不许从跟前走过的。下乡头几天,我在一条小路上走着,迎面来了一位朝鲜族老太太,看见我马上就停下,面朝墙壁,要等我过去后才能回过身来继续走,当时我很诧异,后来才知道是朝鲜族的风俗习惯。以后我们上海知青来了,将这些风俗习惯破了不少,那是后话。后来队里觉得实在不方便,就把我们分配到社员家去,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分配到的房东是我们生产队保管员安泰洪家,安泰洪是抗美援朝的残废军人,他们家没有小孩,只有三个大人,条件不错,待我非常好。陈方浩的房东家条件很苦,吃的住的都很差。几天后,户长崔指导员将我们的口粮从生产队仓库领出,让我们送到各自房东家,25斤的口粮,苞米茬子,他称了35斤给我拿回去,我一看比别人多,还以为称错了,马上在提出来,让他改过来,当时的场面也很尴尬,我还很高兴,认为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亲戚关系,第一次领略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和奥妙,怪学校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也怪自己悟性太差,为了这件事,亏大了,后两年的招工上调,强春伟、陈国强、陈方浩都走了,就没我的份了,把肠子都悔青,谁让俺这么呆,这么没有社会经验的。

  开春了,花光了上海家里给的最后的一点钱,近20元买了高筒胶靴,东北的春天太冷,早晨水田地的水只有几度。下水田漫埂子,漫埂子一定要穿高筒胶靴的,光脚是下不去的,就是将水田里的泥浆土挖起来,漫在田埂上,增加田埂的牢度(不漏水)以及减少野草的繁殖,以确保整个夏秋季节的水田管理。这是一项力气活,我才17岁,体重不足百斤,而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没有干过什么力气活,所以觉得相当辛苦,离中午时间还有一段时间,肚子已经咕咕叫了。跟我们差不多大的社员还会恶作剧,有时在水田里我们必经之路挖一个坑,约70公分左右深,把水弄混,我们不知道,穿着水靴走过去,一下子水靴里就灌满水了,再看那一帮人站在地头哈哈大笑。以后的几天,只能穿着湿漉漉的水靴在地里干活,那种滋味相当难受。

  初春,农村要兴修水利,每天挑着沉重的土筐在图们江边修筑江堤;在旱田地积肥送粪,在水田里挖土漫田埂;繁重的体力劳动简直把我这不足100斤那瘦弱的身子有点支撑不住了,咽喉炎又发作了。一天下午,实在坚持不住了,拖着沉重的身体来到大队卫生所,大夫一看体温很高,就要打青霉素消炎,卫生所的唯一的小护士打了一针试验针,还不到2分钟,看也不看试验反应,一边跟人聊天一边就直接注射了青霉素针,当时就感到天旋地转,还没有出卫生所门口就没有知觉了。等到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大夫用很粗的针筒在静脉注射,只感觉心好像从喉咙里跳出来一样,非常难受,连说话也说不出来,旁边的小护士在哭泣,大夫的脸色非常凝重,并用朝鲜族话在呵斥小护士,过好长时间我才慢慢恢复知觉。后来才知道是护士操作不当,造成青霉素药物过敏,硬是用大剂量的强心针把我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但对我的身体,特别是对我的心脏造成永久的损伤。

  进入5月下旬以来,不停地下雨,最艰苦的插秧季节到来了,每天清晨3点来钟,外面还漆黑一片,村里的有线广播就开始了,提醒大家出工去地里拔秧,我们集体户的知青有2个人做早饭,其他人员穿着厚厚的衣服,每个人带着一个简易的小凳子,摸黑就出门了,等拔好当天用的秧苗,天已经亮了,回来吃点早饭,马上全体知青就要去地里插秧。插秧是农活中最辛苦的,光着脚踏破水田地里的冰凌,刺骨的寒冷,一天下来,腰已经无法直起来。手指肿的像根胡萝卜,每插一束秧,就疼得钻心,有时手指不小心插到小石头上,那痛的连嘴巴也歪了。中午饭由生产队派人送来,伙食蛮不错,大米饭加泡菜,蹲在田埂上吃,吃得太饱又不行,吃完得马上插秧,连续半个来月,每天15小时左右的重体力劳动,晚上9点回来,除了做晚饭的人以外,都倒在炕上睡着了,全不管腿上的泥浆,裤腿都是湿漉漉的。吃好晚饭又稀里糊涂的睡着了,清晨4点不到,有线广播又响起,妇女队长又挨家挨户的敲门,迷迷糊糊的又要出工了。我的身体体质又差,20来天的起早摸黑,人又瘦了一圈。着实让我体会到农村的生活怎么会这么苦的。

  刚下乡时的农村生活,没有收音机,没有娱乐,基本什么都没有,用的电是从朝鲜过来的,电压低得极其可怜,25W的白炽灯跟点的蜡烛差不多。即听不到动听的歌曲,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无休止的重复播放;更看不到心仪的书籍,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可以反复阅读,好多的段子可以背的滚瓜烂熟。每天那没完没了的有线广播,除了早上6点30分,晚上8点的全国新闻联播能听到汉语普通话外,其余的都是喋喋不休的朝鲜族语广播(实在听不懂)。伴随着那强体力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知青们的体力与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考验。

  插秧结束了,意味着夏天的到来,旱田地的铲地开始了,我们用的是朝鲜短柄锄头,得弯下腰除草松土,另一个手还要将苗中间的草拔去,头几天铲地,还跟社员别苗头,特别卖力,到下午,已经累得不行了,心里还在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但在晚上评工分,队里的强劳力可以评到1.2工分,我只能评0.8工分,也没有道理可讲。那时我已经尽了全力了。特别是铲谷子地,先用锄头在谷子两边松土,再用双手拔去谷子中间的小草,相当累,有时只能跪在地里干活。夏天旱田地干活,挥汗如雨,喝水是个问题,都是喝沟里的死水,里面活的小虫子,还有蚊子的孓孓,很脏的,但口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记得有一次铲地实在太渴了,找不到水源,看见牛蹄子踩过的地方积了一点泥浆水,也想办法照喝不误,谁知喝完没多久,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由于没带遮雨的塑料布,浑身上下淋个透,那时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第二天,穿着湿漉漉的外套又出工去了,全靠太阳烤干的。

  水田地的除草,先用除草机,知青每人一架,在水里用力推,将苗两边的的草翻到土下面,用脚踩实。推除草机,是我们知青与当地男青年的首选,那是力气活,但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除草机推过一遍后,妇女们再下到水田地用双手拔去苗中间的稗草,然后再用手给苗的根部松土,把拔下来的草卷起来,放在赤脚底下,用力踩到泥浆下面,夏天气温高,弯着腰,手脚并用在泥浆地里干活,高温下散发的腐烂味熏得头昏脑涨,小腿肚上的泥浆干裂将皮肤都皴开,像刀割一样疼,还得小心可恶的蚂蟥,让它叮上那是甩也甩不掉的。



  每天在地头干活,到了下午3点来钟,我们都会不停地翘首远望着乡间小路,看有没有从公社方向过来那骑自行车的邮递员。因为邮递员不是每天都下乡的,如果隐约看见了,每个知青就像打了兴奋剂,等那收工的时候,跑的飞快,一窝蜂拥到大队办公室,那时唯一能与上海家人保持联系的只有信件。有接到上海家书的知青,那欣喜若狂、手舞足蹈的样子着实让人羡慕,数千里之外的家里来信了,迫不及待的打开,一个人躲在安静处细细阅读,一封信有时会反复读上十遍二十遍,一字一句细细咀嚼,体会其中的牵挂,一行一段慢慢领会,回味无穷。有收到的家信,信中有家里发生一些事故的,会读一遍哭一遍,每天呆呆的想家,无精打采的样子,能伤心好长时间。家境较好的知青,偶尔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那会欣喜若狂,热泪盈眶,捧着包裹亲了又亲,简直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那是发至内心的激动,没有丝毫的做作。晚上,自己集体户的每位成员一般会得到一粒上海奶糖或者一根上海的香烟以及其它食物,让大家分享来自上海的亲情。没有收到家书的知青,垂头丧气的,反映在脸上的沮丧样子,让人看了都同情和心疼。唉,几家欢喜几家愁,这种悲欢离合的场景,只有在当时那年代,我们远离家乡的游子们能深深地体会到的。



  夏天,在地里干活。傍晚收工,回到村口前的河套边,大家都会在小河边洗洗涮涮,那时总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队里很多阿兹玛尼(已结婚,生过小孩的年轻的大嫂,中年的大嫂们),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在小河中央洗涮起来,让我们这些男知青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可她们一点不觉得什么,反而,如果男社员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在河里洗涮的话,一定要走到比较偏僻的,没有人能看见的河段去,不然的话,会说你在耍流氓。原来,当时朝鲜族地方的男尊女卑的现象很严重,男的下地回来家务活可以什么都不干,可以躺在炕上休息,抽烟,最多劈点柴火,压点水,烧点火,女人则忙里忙外,采摘蔬菜,喂猪喂鸡,洗衣做饭,还要伺候男人。从来不会有男人去河套边洗衣服什么的。我们男知青去河边洗衣服,不要说村里的男社员嘲笑我们,连女社员也要说集体户的女知青,为什么让男知青抛头露面到河边洗衣服,好像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刚开始我们男知青在水田地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推除草机,中午时间收工回家,在河套边洗涮,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路过的男社员看见就会骂街,说我们有伤风化,女社员经过,各个掩面而行,嘴里还“哀咕,哀咕”的,意思是怎么会这样的,是耍流氓还是咋的。把我们弄的面面相觑,实在搞不懂。后来才明白原来如此。男人连腿一般都不外露的,那时也没有穿短裤的习惯。

  夏天洗衣服,阿兹玛尼们在河边一字排开,抡起手中的洗衣棒,呈扇弧形在石头上敲打着衣服,只见得水花四溅,衣袖飞舞,宛如一幅美丽的动画场景。边上的独木桥,充其量就一根巴掌粗的树干,人走在上面得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会滑落于水中,弄得不好还会人仰马翻,还好最深处也不过膝盖。刚开始走独木桥,也经历过许多趣事,我第一次过独木桥没有经验,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走到一半,后面像我这样的没经验的人就迫不及待的上了桥,我在前面本来平衡就不太好,被后面的人上桥一晃,失去了平衡,从桥上跌落,直接落入水中,还没站稳又滑到在水里,那狼狈的样子令人捧腹大笑,至于后面那位,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后来逐渐积累了走独木桥经验,但有时还会大意失荆州,即使掉入河里,那只不过湿了鞋子和裤腿,并无大碍。

  公社的电影放映队又来了,晚上可以看电影了,对于当时的农村来说,在那个什么都缺乏的年代,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队里的收工也会早一些,早一点做饭,孩子们在下午就到操场上摆凳子,抢占好的位子,让家人有个好地方看电影。虽然一年四季就这几个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反复放映,百看不厌,因为实在没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看的,里面的台词都能背出来了。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那是队里的男女青年联络感情的好机会,电影看了一半,就找机会去幽会了。农村谈朋友,搞对象是比较保密的,一般同村的能在一起结婚的很少的,村里的人都集中在操场看电影,别的地方就没人了。是幽会的大好机会。

  8月中旬,到了挂锄季节,铲地等农活告一个段落,那是让庄稼挂浆,抽穗的时节,雨季随之而来了,连续几天的大雨造成河套里的河水猛涨,平时的小河清清不见了,河中唯一的独木桥也不见了踪影。河套的水一个劲的往上涨,以往4米多宽的小河变成了50多米宽的山洪,冲刷这河套边的泥土,浑浊的雨水夹杂着泥沙,鹅卵石咆哮而下,把通往外界的交通给截断了。以后的几天,时阴时雨,河水也下降了许多,为了到公社去办事,只能冒险过河,把鞋提在手上,将裤腿撩至大腿,小心翼翼跨入河中,只感觉一股很大的力量直冲腿上而来,河里的沙子、鹅卵石从脚面上翻滚而过,走到河中心,河水的力量大的惊人,大有将你击倒的感觉,一定要站稳脚跟,一步一个脚印用力慢慢往前挪,直至走到对岸,那已心惊肉跳,如果中间跌倒的话,恐怕一路冲到图们江,到日本海游玩去了

  挂锄后,我们集体户房子的建造也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集体户房子的墙是用山草和着泥土,一点一点垒起来的,所以割草的割草,运泥的运泥,加上和泥,垒墙要很多人,生产队里的社员也加入我们建设者行列。不到一星期,墙就垒起一人多高,然后装上门框,窗框,已见雏形。等墙壁稍干燥就可以上梁了,屋顶的草要等11月份水稻收割后,打下稻谷后的稻草才能铺上,然后就可以入住了。



  公社知青办对知青的人员分布作了重新调整,将原来东甸大队的二队集体户全部知青和三队集体户的部分知青划归到凉水公社河东大队,把我们集体户20名知青中的10名知青划归到二队集体户,他们是郑学森、王琪、张建光、王双林,陆中伟,陈复义,仇家瑛,李玲玲,赵美容、朱玲娣。这样集体户的房间本来是4人一间的,现在为2人一间了,我和陈方浩一间,强春伟和陈国强一间,施强华、刘应龙一间,瞿咬英、李萍一间,马美华、顾静芳一间。个人空间大了一倍,大家都很高兴。有事没事的老往那半成品的集体户跑,规划着未来集体户的憧憬,虽然整个集体户的结构都是用木头和泥土加茅草组合的,没有一点水泥等,但毕竟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家。



  转眼已经10月了,天气渐冷,已经下过几场小雪,集体户新房子的门都安装上去了,窗户也来不及做了,只能用塑料布挡上。收割已经开始了,要忙农活了,要在下大雪之前把庄稼从地里全部收回来,否则捂在地里全完了。第一次收割水稻,收割好的水稻收工前都要捆扎好,放在田根上风干。所以还要跟社员们学习如何捆扎,捆扎稻谷也有一定的技巧,东北的深秋,早晚很冷,中午很热,一天下来,手掌的皮都磨破了,非常疼,但也坚持下来了。旱田地收黄豆,也要有一定的技巧,田间休息时,老乡会在地中间用脚踩实一块一米见方的地块,抓一把连豆荚的黄豆放在上面,用火点燃,等豆荚燃尽后,一粒一粒焦黄的豆子出现在你的眼前,味道极其香糯,吃完后,每个人的脸上、嘴上、手上都一片黑的,也没地方洗。收白菜,剥出白菜心就这样吃,收萝卜,就挑紫萝卜心吃,吃到吃不下为止。这就是农村最高兴的收获季节。

  11月份了,生产队的庄稼全部拉回来了,接下来打场开始了,已经天寒地冻,打场每天要干到晚上10点,特别是晚上,刺骨的寒冷是冻到手脚痛的不行。半夜收工,有时候队长会安排到社员家喝点酒,暖暖身子,那时喝酒都用小碗,一碗一口或两口,半斤白酒就下肚了,吃几口泡菜菜,迷迷糊糊回家睡觉。

  粮食收下来了,最好的粮食是要送公粮。早晨,将稻谷一麻袋一麻袋扛到牛车上,套上牛,走在公路上,脸上喜气洋洋的笑容,看似我们农民为国家作多大贡献似的,上缴国家公粮,那是没办法的。灾年粮食收的很少,社员分的粮食肯定不够一年吃的,但农民交公粮是必须如实上交的,不然就是犯法。到了公社粮库,交完公粮,凭着那入库单,可到粮库食堂领一碗大米饭,外加一块约一斤的大豆腐,上面加了辣椒酱、蒜泥、清酱,那一顿饭吃的是在痛快,要知道那个年代,那是多大的福利呀,恨不能每天有这样的好事。

  集体户的土垒起墙壁还是软软的,用手一按一个坑,我们每天去那里烧炕,希望早点搬进自己亲手盖的茅草屋(集体户),虽然集体户的每间屋子高不足2米,面积每间只有8个平方米左右,但还是搬了进去,毕竟有了自己的家。近大半年来一直住在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上毕竟有诸多不便,最让人讨厌的是虱子和跳蚤,那是我们水土不服的最大源头,有一个知青那个皮肤,手臂,腿脚到处是烂的化脓,贴满了日历纸撕成的一块块小片片,结痂后旁边又烂了,烂的惨不忍睹,所以搬进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消灭身上的虱子和跳蚤,不让它带入我们的新家。

  年终分配下来了,1969年受天气原因,加上各种因素,是一个典型的受灾年,我们生产队每个工0.13元,我出工约100来天,平均每天0.8工,全年总收入10元多一点.扣去领的口粮,萝卜,土豆、白菜等以外,还净亏几十多元,反正也无所谓了,农民就靠天吃饭。

  天气越来越冷,已经下了两场大雪,由于战备的需要和当时的条件,规定知青不允许离开农村回上海,但东甸大队的知青还是一批一批偷偷地跑了,各个集体户的成员一天一天地在减少,当时也没有任何收入,也买不起车票,他们基本上都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回到上海,剩下我们几个胆子比较小,家境太差,留了下来,只能怀着无限伤感的心情,每天晚上一遍遍读着他们从上海来的信,描述着一路上逃票的种种经历以及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对当时都未满18岁,从未长时间离开过上海这个大城市的我们,那是多么离奇的经历。

  1969年冬天,与前苏联的战争一触即发,全民备战,我们所在地的农村处于中国,朝鲜,苏联三国边境线,形势紧张的可想而知。我们集体户三个没有回沪的男知青也发了冲锋枪了,从基干民兵升到了武装民兵。朝鲜那边也在蠢蠢欲动,搞破坏的人在夜里放信号弹,散布谣言,人为制造各种紧张局势。我们也轮流到图们江边站岗放哨,或者在村后山挖战壕和防空洞,在这零下三十多度的夜晚,天寒地冻,又不能烤火取暖,背着枪在冰封的江边巡逻;抱着冰冷的冲锋枪,待在战壕里静默,冻得无法形容。当时就这样对付苏联搞突然袭击,让我们没放过一枪的知青,配支冲锋枪,30发子弹,充当人体盾牌。我们珲春又是在祖国最前沿,形势严峻的可想而知。直到春节前后,野战部队的大批到来我们才在缓和一些了。

  1970年的春节即将来临,第一次在外过年,而且形势有如此紧张,但年还得过,队里杀了两头猪,每人可以分一斤多猪肉,我们冬天贮存的菜也不多(也不懂如何贮存),经过跟户长崔指导员的沟通,问生产队借了一些钱,让强春伟去县城采购一些年货,总算勉强过了简朴的年。强春伟在县城买回来的海蜇头,本来应该与萝卜丝凉拌,可他非要炒着吃,结果可想而知,海蜇头一下油锅,没了踪影,空欢喜一场。我呢,一点没发言权,只能在厨房打打下手,压压水,烧烧火。从那以后,我也坚定自己的信念,为了生存,特别是近一年的艰苦生活,对我来说,是人生进入成年的大考验。什么都要学,要学会做饭、做菜,干农活等等。在上海,我从来不做家务活,整天就知道玩,在搬入集体户之前,住在社员家的时候,对家务事情从来漠不关心的,毕竟快满18岁了,成年了,要学会有责任,有担当。

  冬天农村,农活是很少的,只有上山采伐与下煤窑挖煤。闲着没事,我跟队长要求下小煤窑挖煤。那一年的小煤窑,是从挖防空洞演绎过来的,挖防空洞挖到山里面都见煤层了,就变成挖小煤窑了。每天早上,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戴上狗皮帽,裹着一件破棉袄,腰间用草绳一扎,手提着“疙石灯”(挖煤用的电石汽灯),踏着厚厚的积雪到村后山的小煤窑上工。这身行头与当地村民绝无两样,唯一的区别就是鼻梁上的一副近视眼镜。

  小煤窑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及其危险,开始挖主坑道时还可以,高1.6米,宽1.8米左右的主坑道用“东巴力”(朝鲜语)汉语叫“坑木”支撑着,以约20度斜坡往里掘进,没有一点机械化设备,全靠镐头、铁锹,进到200多米就见到煤层,再顺着煤层分两条坑道继续往里挖,由于条件实在简陋,没有通风设备,里面的空气特别混浊。没有卷扬设备,主坑道斜坡的土方全靠牛和毛驴拉出来。挖了400米左右就顺着坑道两边往回采煤,因为是第一层煤,地势高,渗水较少,但煤层薄,煤的质量差,一般只有60公分左右煤层。但还可以利用。

  采煤可是力气活,又脏又累,一人一个草蒲团,盘腿坐在上面,五、六个人一字排开,一人两米见宽的掌子面(工作面),高度只有70公分左右,干活的时候,腰直不起,头抬不了,崴着身体,用小尖镐以固有的圆弧一镐一镐地把煤挖下来,再用铁锹装入箩筐,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地把箩筐拖出来。掌子面向前推进一米左右,身边就要用直径约20公分左右,长70公分的柞树树干撑住顶板,还要在上下两边用力打上楔子,不然冒顶(塌方)的话可不得了。在一字排开的掌子面上,经验老道的人总是在最里面,干活的时候一般不许大声喧哗,在这特定的环境里,耳朵特别注意周围轻微的声音,只要看到耗子悠闲的身影及嬉闹声,心里就有几分踏实。记得有一次冒顶(塌方),那真是死里逃生,起初发现几个耗子从后面的废巷道里窜了出来,而且听到轻微的渣土掉落声,大家停下手中的活,听了一会儿,以为没事,就继续干活,没多久,我觉得身后的顶板落下几块土块,接着就听见后面的坑木被压扭曲的吱吱声,大家一看不好,扔掉工具就往外爬,一边爬一边看见身边的坑木象麻花一样拧了过去,巨大的顶板往下压过来,真是求生的本能,人向耗子一样往外窜,等我们爬到主坑道时,看到掌子面的顶板与地只有20来公分的间隙,把我这初下煤窑的新手吓得魂飞魄散,这种恐惧至今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时会在梦里出现。等收工从煤窑出来,满脸除了牙齿有点白的,全身衣服都是黑不溜秋的。外面天已经漆黑一片,拖着疲惫的身体和饿扁的肚子,凄凉的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在回集体户的路上,那一年我还未满18岁。

  以后几年,挖煤的条件也有所改善,配备了小铁轨和卷扬机,还有了抽风机和抽水机,但掌子面的活还是靠人,这些小煤窑也经常出各种事故,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下过煤窑干活。

  转眼又到了1970年4月末5月初,漫山遍野金达莱又开了,河套里的冰封也化了,眼看着山上一点一点的绿起来,标志着一年一季的农活又开始了。5月上旬,生产队的老牛进入最苦最累的水田地翻地,接下来,我们也纷纷登场,漫埂子活开始了,第二年漫埂子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别人都在休息,看到水田地里的青蛙在大声的叫着,我和陈方浩忙开了,抓青蛙开始,我是不敢抓的,但眼睛好使,我专门搜索,陈方浩专门抓,一个上午休息时间就可以抓一大串,老乡们也挺反对的,老乡从来不吃青蛙,只吃初冬的蛤士蟆。晌午收工,在河边直接清理干净,回集体户上锅里一抄,香气四溢,那是一盘美味佳肴呀,集体户的女生闻香而来,本来是不敢吃,后来实在抵不住尝了鲜,一扫而光。

  下旬,又到了插秧季节,有一部分知青还没有回来(很多人都避开插秧而故意推迟的),在集体户的知青们有了一年的历练,学会了好多偷懒的技巧,开始几天,清晨,广播响起,妇女队长登门叫起床,大家老实出工,后来实在累了,就应付着,等她一走,照睡不误。第二次,生产队长亲自出马,等他前门在叫,我们从后面翻窗户就跑了,等他走了,继续回来睡觉,就这样捉迷藏,到中午时分再来抓的话我们也休息的差不多了,押着我们去地里干活。好在那年春天,解放军野战部队驻扎在我们公社,我们大队也有2个连的解放军,有了他们帮助我们插秧,让我们省力不少。

  70年夏天,突如其来的细菌性痢疾在村里蔓延,整个延边地区有关的药都没有了,村里只能在卫生所门口放一大桶煎好的那不知名的草药,不管有病无病每人每天舀一大碗倒在肚子了。连续28天的拉肚子,把我折磨的只有80来斤,半夜起来,刚下炕,就昏过去了,是同宿舍的陈方浩梦中醒来,把我弄醒。白天,经常看见一群老乡扛着铁锹从集体户前面经过,后面抬着简陋的棺材,到后山去埋人,那是一些村里的老人没有挺过这场灾难,我们集体户旁边的一户社员,跟我关系也蛮好的,一天,我看见他抱着两岁的儿子,那张小手已经垂在下面,去后山直接埋了。当我一个多月后从集体户院子里走出来的时候,乡亲们已经认不出只剩皮包骨头的我了。殊不知我又一次逃过人生的劫难。生产队长与崔指导员他们商量下来让队里开支一些路费,叫我回上海养身体,但我也想了很多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刚退休,母亲长年瘫痪在床,妹妹又刚下乡,去江西插队,肯定要花一笔钱的,不能再给家里添麻烦了,考虑再三,还是自己克服吧。当然,在给上海的家书中,只轻描淡写的提一句,以免家人担忧。

  在上海的同学徐光明又来信了,那是在最无助的时候突然遇到最高兴的事情,又能得到一些上海的消息,晚上回信时,也讲了一些当时的遭遇,没过多少日子,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个包裹,里面有药品,还有不少好吃的,估计最起码花费掉他的大半月的工资,让我对“雪中送炭“这个成语的理解刻骨铭心。这一年夏天,由于身体不好,出工很少,在集体户里每天最多的事情就是看书,刚下乡是在家里带了好多禁书,像“牛虻”,“青年近卫军”,“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中国通史”等等,还跟当地青年换着看,因为是少数民族的农村,文盲多,对汉文版的禁书控制不严,流落民间也不少,但基本是他们的厕所用纸。在那些残缺不全的书籍,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白天还跟陈方浩学做木匠活。呵呵,不出工是没有工分的,意味着欠生产队里的钱越来越多了。

  转眼又到了挂锄季节,去年的灾荒,分的粮食少,今年的青黄不接来的早,家家户户都断粮了,政府给了一些返销粮,但给的很少,而且都是高粱米和苞米茬子。慢慢地,南瓜,土豆最先成熟了,成为主要的主食来源,其次是水田里的稗子也陆续成熟了(那是稻田里最麻烦的野草,它的稗子成熟比稻谷成熟早,很难吃的)。老乡们每天去采集,晒干后碾去外壳充饥,有的老乡还不够吃,只能进山去采集橡树的果实,也就是橡子,背回来蒸熟晒干,加工成橡子面吃,那玩意是吃的进、拉不出的东西,相当难受。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在农村,吃不饱是什么样的滋味,饿肚子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8月初,集体户也断粮了,生产队也给了一些返销粮,我们知青也发挥自己的特长了,集体去地里偷南瓜,偷土豆,那是必须的,胆子大一点的,半夜去老乡家偷鸡偷鸭,在集体户杀好洗净,烧好半夜里直接下肚,鸡毛、鸭毛等直接挖坑埋掉,一切不留痕迹,老乡明知是知青所为,但也无可奈何。8月下旬,地里的苞米逐渐成熟了,情况好了一些,真正能吃到大米饭的时间要到9月末了

  夏末初秋,后山果园里的香瓜,苹果梨,朴巴梨,大苹果,李子渐渐熟了,那是我们上海知青梦寐以求的目标,实在太有诱惑力了,大家成天都在想办法如何弄到手,但果树园白天,晚上都有人看守,想吃还得要动脑子,并且要赋予实施,各个集体户成员各显神通,白天有探班的,勘查地形的,寻找各个薄弱环节,摸索看守人员的巡逻规律,有的在白天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破坏进果园的栅栏,打开能钻进一个人大小的洞,然后原封不动地盖好,作为深夜进入果园的切入口。到了深夜,几个人一起配合,有望风的,有接应的,有摘果实的,有运输的,分工合作,有条不紊,配合默契,在巡逻人员与狗到来之前,全身隐退,每次行动收获颇丰。但第二天,总会有蛛丝马迹暴露出来,挂在树上的果实少了许多,还有杂乱的脚印以及盗洞等,这一切都有预谋的,一般社员不可能有如此的团队行动的,但上海知青们也处事果断,半夜盗来,一顿狼吞虎咽,吃不了的全部藏了起来,果皮垃圾连夜全部埋入地下,果园领导也知道肯定是上海知青干的,苦于抓不到现行,也无可奈何。知青们呢,由于吸取了春夏多次偷鸡摸狗之经验,将此事做的天衣无缝而已。至于那些鸡鸣狗盗之事,实在不登大雅之堂,具体细节就不在叙述了,点到为止,反正不能过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就行了。

  第一批知青上调工矿的名额下来了,我们集体户的强春伟,陈国强在其中之列,强春伟分配在珲春南山煤矿,成为一名下井的煤矿工人,陈国强分配在珲春钣金厂,每天跟畚箕,铁桶打交道,前店后作坊。虽然都不太理想,但毕竟是拿薪水,吃商品粮的,与农村相比,那是一个质的飞跃。大队里的知青好像有了一个盼头,积极的知青更积极了,每天口号叫的越发响亮,写决心书,表忠心,申请入团、入党的大有人在。在欢送强春伟与陈国强上调之际,我们集体户全体成员还到公社去,照了一张集体照,也是我在农村的第一张照片。



  转眼天气渐凉了,离冬天越来越近了。思乡的情结越来越浓,毕竟两年没有见到亲人了。问老乡弄了一些南瓜籽,自己在夏天雨天采摘的木耳,黄花菜,蘑菇等,晒干收集好。榛子么,漫山遍野的灌木丛里有的是。关系好的老乡一般在你回家前都会送你一些南瓜籽,木耳等等。黄豆只要等地里收下就队里就可以分了,一般是榨豆油和做豆腐的。

  12月下旬,问生产队借了单趟的车费,和瞿咬英,马美华一起踏上回家的旅程(本来是与强春伟,陈国强,五个人一起回上海的,后来他们2个人上调不能回家)。

  第一次回家探亲,当时就有了人生最大的感悟“回家的感觉真好”,能和家人以及中学同学一起畅谈,吹嘘自己在农村的经历,让人心情十分畅快。特别是带回加自己采的木耳、黄花菜、榛子、松子,自己种的黄豆、南瓜子等土特产,让家里人分外高兴,要知道这些东西在当时物质匮乏的上海是非常稀罕的。母亲会仔细斟酌,分配给亲戚朋友家,让大家过年时都高兴高兴。

  1971年3月份,过年也过好了,在上海看着别人忙忙碌碌的上班什么,自己也无所事事,心里也好有失落感。上海已经不是我的上海了,倒经常会担心起集体户的猪不知喂的怎么样了,10多个鸡是否安好,粮食啦,豆油啦,等等,第一次有了这个感觉,就想回珲春农村了,父亲那时已经退休了,到单位的互助组借了30元,再东拼西凑筹到了单趟的路费,一个人(由于太早,没有人愿意这么早回农村)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从大连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图们,再坐长途汽车到东甸大队,路上历经5天4夜,回到了集体户。由于那年我是第一个从上海回到农村的,带去的好吃的,大白兔奶糖、凤凰烟、酱肉等等,招待生产队队长、会计、房东和没回上海过年的知青饿狼们,几天内就告罄。哎,无语。再看看集体户,应该吃一年的豆油让留在过冬的成员已经吃的所剩无几,喂的猪比年前长得更瘦,喂的一群鸡,一个冬天不好好喂,也夜不归宿,不知道野到哪里去了。最关键的是我们集体户的口粮,大米,已经给他们吃掉一半,恐怕在7月份就得断粮。没办法,猪已经过了发育期了,长僵了。一群鸡,好好喂,倒又听话了,一吆喝,会从老远老远跑回来了,转眼5月份了,鸡要下蛋了,由于下蛋的鸡窝没有弄好,这些鸡就在外面下蛋,后来在猪圈旁,树杈上发现好几窝蛋,只能好好训练后才回鸡窝里下蛋。

  农活又忙起来了,我由于下乡后身体一直很差,在生产队已经比较有名了,所以重体力劳动一般随便我的,当然,农村是没有什么病假什么的,不出工是没有工分的。空闲之余,在我集体户边的山墙上搭了一个棚,作为我的木工间,学做木匠活。

  又要上山里去铲地了,生产队在山里有好几垧地(大概30多亩地吧),每年春天就要上山播种,夏天铲地,秋天收割。每当夏天上山去铲地,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那叫苦中作乐,清晨,带好中午饭,生产队里的青壮劳力就集合出发,由于上山,走得很慢,很累,到沟里要走两个多小时,到半截子沟,休息片刻就开始铲地,由于山高路远林密,上山一趟也不容易,所以得动员生产队的全部青壮劳力,一天之内要完成的。到晌午时间休息,大家在沟底找一个最佳场所吃中午饭,沟底各种树的树冠都非常大,那些柳树、野核桃树、黄菠萝树,水曲柳树等,高低错落,将沟里的太阳遮的严严实实,沟底的石头大小不一,犬牙交错,潺潺的溪水从中穿越流过,坐在大石头上,吃着饭,喝着那甜甜的小溪水,平日里寂静的山沟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充满了熙熙攘攘的说话声,嬉闹声。山坡上,那片密密的白桦林里也有我们的身影。吃完中午饭,躺在那些大树的树杈上,头顶上是漫天的树枝树叶,太阳若隐若现的照在身上,鸟儿们发出各种清脆、明亮的叫声,树下的小溪永不停息的潺潺流水声,实在让人听的惬意,伴随着阵阵的夏风以及树枝晃晃悠悠的摆动,让人陶醉,一阵阵袭来的睡意,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要不是队长在远处嗷嗷的叫唤,把我们的美梦吵醒,真的还不知道能睡到什么时候。

  挂锄季节又来临了,生产队的积肥又开始了,每天,跟着老乡到各家的茅房收集人粪尿、猪圈的猪粪,装入粪筐内,挑到积肥点,与牛粪,杂草等混合在一起,堆起来发酵,(冬天刨出来送到地里去)。没有发酵的人粪是很毒的,有一次去茅厕掏粪,老乡在扔粪的时候不小心溅到我的脚踝上面一点,当时也没有去弄干净,以后几天就起水泡,一直烂,把皮肤都烂掉了,而且好不了,每年到雨季就痒,最后还是回上海后去医院才控制住,但那片皮肤已经没有了,留下的是一片永久的疤痕。

  转眼又到了秋天,跟我同一间屋子的陈方浩招工走了,分配到很远的吉林桦甸当工人,大队又有好几个招工走了。也引起不小的震动,积极的人更起劲了,落后的人也无所谓了。我属于后者,身体不好,不能拼体力,不能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表现肯定不好的,只能继续留在农村改造。

  农村插队落户几年,最困难,最艰苦的莫过于冬天上山砍柴禾。东北的冬天极其寒冷,尤其是我们那嘎达在祖国的最东面,靠朝鲜与苏联,贴近日本海,气候湿润,雪特别大,经常会早上起来,门都推不开,都让一个晚上的鹅毛大雪给堵上了。所以整个冬天一定要不停的烧炕,用柴禾的量非常大,集体户一天起码要用100多斤。上山砍柴禾是我们大老爷们义不容辞的事儿。

  上山的准备工作很多,前一天要向生产队长申请牛和牛车,要到保管员那儿领牛套,还有长长的麻绳等。一般冬天农村一天只吃二顿,早上起来比较晚,所以都得前一天准备好。

  早上7点天刚亮,我就套上牛车进山了,全副武装,大大的狗皮帽,只露出眼睛和鼻子,狗皮帽的皮毛上,眉毛上都挂着白白的霜和冰柱,脚上套着棉胶鞋,厚厚的棉大衣腰上用草绳一扎,后面别着一把斧子,棉大衣里面的后腰上绑着一个用布包裹着的饭盒,在干活的时候也牢牢绑着,要靠体内的热量来保证中饭不被冻得太硬,否则再有本事也无法吃的。



  从村子到山上砍柴的地方一般有10多来里地,老牛架破车紧赶慢拉要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去的时候是空车,但不敢做在车上,只能跟在老牛后面走,当早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在零下30来度的野外雪地里活动,用寒风凛冽,刺骨奇寒来形容,实在不为过。走到后来只能用慢跑来活动活动身体,给手脚找回一点知觉。

  到了山上,找了一个林木茂盛的山沟,卸下牛车,上到一个柞树林子比较密的背阳坡,背阳坡虽然坡度陡,积雪深,但背阳坡的林子密,阳光不容易光顾,所以树长的极高,超过10米,树杈少,直溜,口径15公分左右,又好拖又好装车(当然那时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很差的,乱砍乱伐是家常便饭)。脱掉棉大衣,抡开大斧子一顿狂扫,2小时可放倒30来棵,砍树还比较好一点,花点力气总能砍倒的,最困难的是要将这些树掉个头(因为砍下的树总是顺山倒的,一定要调个头才能拖下去),那是非常非常累的事情,坡陡雪深林密,等将这些树整理好,一趟一趟拖拉下山坡,已经累得满身大汗,筋疲力尽了。棉胶鞋与裤腿在厚厚的雪地里跑来跑去都湿透了。休息一会儿,然后把腰间的布包解下来,饭盒里的饭还好没给冻住,匆匆忙忙地吃了些饭,马上得装车、捆扎好,套上车,一路上还得小心翼翼赶着牛车下山坡,在崎岖不平的山坡上赶车,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到沟里去,危险系数极大,好几次都死里逃生。冬天,太阳下山很早,下午不到四点,天就齐刷刷的黑了,如果还没有出山沟的话,单说看不清道,车轱辘掉到冰窟窿里面,或者翻车,那是一点辙都没有,非要把车上的柴禾全部卸下来,把车弄出来再装车,那可老耽搁时间了。在山道上走着,就是旁边树丛里突然飞起一只野鸡,窜出一只狍子,也会让你毛骨悚然,更不要说碰上野猪什么野兽会很麻烦,有一次碰上一只狐狸,在雪地里飘飘然的前后左右忽隐忽现,两只小眼睛在漆黑处闪闪发出碧绿光瞅着你。得让你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至崩溃,紧握着斧子的手在手套里也会渗出汗水。赶车的路上,就得一直在雪地里这么走着,四周一片寂静,感觉只有车轱辘的吱吱咯咯的声音和走路的脚步声,如果停下来,不出几分钟,裤腿会冻得钢钢硬,连弯都弯不了。一路上,天空漆黑,在那白皑皑的雪地里隐约两条车轱辘印,就靠老牛自己认路才到集体户门口。等卸完车进屋后,得把裤腿和鞋帮放在炕上烘烤。等厚厚的冰层化了后才能脱得下来。晚上,喝一点烧酒,睡在暖暖的炕上,虽然全身骨头好像都散架一样,但心里却如释重负,最起码可以半个月不用上山了。整个冬天一般要上山砍柴6、7次。好在以后的几年,生活也安定一些,集体户人员也少了许多,冬天过冬的知青更少,基本也会调理自己的生活,每年冬天会买一车煤烧炕,减少上山砍柴的频率。

  1972年的春节,在农村度过的,但过的不开心,我最好的几个集体户成员,强春伟,陈国强,陈方浩都招工去了,只有刘应龙,这个在集体户蛮狠的家伙还在(冬天也回上海过年去了,跟陈国强,陈方浩都打过架),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日子更难过了。陈国强在钣金厂的宿舍煤气中毒,过世了。以后去珲春县城玩连个落脚点也没有了。冬天砍柴禾都一个人上山,非常辛苦。好在一个冬天就这么熬过来了。

  满山的金达莱又竞相开放了,春天又来了,集体户屋前的菜园子又要种菜了,集体户的几个成员还没有回来。季节不等人,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翻地,种上各种菜。

  初夏,集体户的其他成员陆续回来了,他们基本上都避开插秧季节。我开始做一些木匠活了。徐光明来信了,要做两个大箱子,大概准备结婚用的吧。也寄来了一些钱,我就准备筹集一些木材,这些木材基本用钱向老乡们买的,也有部分是用工换来的或关系好的老乡送的,也有少量的是顺手牵羊来的,反正我们那里是山区,木材是不稀奇的。由于我会做一些木匠活,引起了几个知青的妒忌,刘应龙与五队集体户的王其林看了心里不舒服,一天,趁我出工不在集体户,马上到大队领导那里去汇报,说我在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干私活,破坏农业学大寨等,上纲上线。带着大队领导与民兵到我们集体户,揭发我干私活的罪恶证据,让大队民兵把我木匠间里的木材全部没收,部分木匠工具也弄丢了。等我出工回来,看到这一切,就去找他们理论,得到的回答是;你是知青,虽然没有历史问题,但也是你们知青自己揭发的,所以算了,你这是小农经济,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只没收东西,否则就要批斗的。气得我差点昏过去。那时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只可惜徐光明的两个箱子的材料打了水漂。还是在后半年里用自己的口粮,以及帮老乡做点木工活,换点木材,偷偷摸摸做了两只箱子。年底托运给他了。当然徐光明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造成了一些误会,以后就断了联系,殊不知在6000里外的我,有这么一段故事。

  对这个集体户的生活,我也越来越失去信心,由于政治上的歧视(差点作为批斗现象),生活上处处受排挤,刘应龙就明目张胆的欺负你,有一次找个茬把我打伤了,我的好朋友,三队的山东老乡王正民出头帮我与他理论,差点给大队民兵绑去开批斗会。我胸口上的淤青,半年以后才褪去,只能忍气吞声。正好生产队里有外派工,到公社农机厂盖房子做泥瓦匠的小工,由于路程很远,来回30多里路,要穿过很大的一片苞米地,还要翻过一座只有放牛的人偶尔经过的山沟,很偏僻,山沟两边还有一些坟堆,很是阴森。就是当地社员也不愿意去,我就自告奋勇的要求去。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还要自带中午饭,早上天刚亮就出发,到工地就给泥瓦匠们当小工,主要工作就是和泥,搬砖,扛石头,挑着重重的灰浆,在窄窄的跳板上,送到好几米高的脚手架上,工作虽然枯燥辛苦,但也快乐,还结识了很多其他大队知青和社员,要知道,孤身在外,能结识一帮朋友是多么重要。

  又到了8月份,烦恼的雨季如约而至,村口河套里的水越涨越高,与外界的道路都切断了,只能呆在集体户里,集体户屋顶的稻草由于第一次上的时候上的少,第二年没有加,现在已经烂了许多,经不住这几场大雨,漏的很厉害,潮湿的墙壁都流挂着泥浆,顶棚上由于烂稻草浸满了水,长着各样的虫子掉下来,炕上,被子上爬着虫子,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一大片烂泥会从天而降,砸在你脸上,把你砸的晕头转向。连被子也整天湿漉漉的,那日子实在不好过。

  东甸5队集体户的杨云龙,在我们集体户唱起了当时知青人群中秘密流传的禁歌“南京知青之歌”改编的“上海知青之歌”,啊~上海我可爱的故乡啊~上海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黄浦江畔,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们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啊~上海,我可爱的故乡

  啊~上海,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歌声委婉,低沉凄凉,悲切,特别是那句“上海呀,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动情之处,集体户女生们是小声哭泣,悲悲切切,到后来,整个集体户集体大恸,哭声一片,惊动四邻八舍,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家里又来信了,街道居委会把凉水公社东甸大队去年评上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奖状敲锣打鼓的送到家里,家里的人都非常高兴,我母亲看着这张奖状热泪盈眶,毕竟这是政治上的荣誉,关系到今后的出路呀。殊不知今年的我,会这么落魄,成了资本主义,小农经济追随者。体力上的劳动改造还不够,还要在思想领域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秋天又来了,还是在公社农机厂盖房子,每天回集体户路上都要穿过一大片的苞米地,那是一片连着一片的青纱帐,高2米以上,没半个小时是走不出去的,有时听见几米开外有人说话,就是见不到人,可见茂密的程度。苞米快熟了,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岭南那边鹤林大队的社员老娘们又结伴来偷我们生产大队的苞米了,记得有一次在青纱帐里偶尔碰见,对方是两位30来岁的汉族妇女,背着装有苞米的麻袋,对方以为我是巡逻的民兵,双方都吓得不小,但她们有绝招,扔掉麻袋,马上就脱下裤子蹲下,装佯小便,这一举动,让我心惊肉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只有赶快逃离这是非之地。

  深秋初冬了,太阳很早就下山了,每天收工刚进山沟,天就渐渐黑了,还没出沟就漆黑一片,东面山坡上,高大的松树林,有时山风呼啸,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过,西头山上的白桦林,有时白茫茫的一片寂静,沟两边雪地里,矗立着大小不一的怪石,形态不一,东倒西歪,远看就像一个人,一头牛,一只老虎,一个怪物,想什么像什么,走进一看,还是一块石头,实在诡异的很,最关键的是那些坟堆,要在中间穿过,每次经过,看见那凄凄凉凉的景象,瘆的毛骨悚然。一路上,手撑拐棍一步一个脚印,提心吊胆地往上爬,山沟里,有的天气会寒风呼叫,在漫天白雪里就孤身一个人走着。有时月圆之夜,山沟里静的可怕,寒冷的月光,照着那银光素裹的大地,偶尔在寂静的草丛中突然飞起一只野鸡,会吓出一身冷汗。(这个野鸡有很大一个毛病,躲在草丛中,只有人走过,靠近1米远才会突然飞起来)。

  刘应龙也招工走了,集体户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冬天来临了,准备回家了。徐光明的两个箱子费尽我不少心思做好了,打包后托关系让拉煤的车送到图们火车站,准备托运回上海,里面装的黄豆,南瓜子,木耳等土产品。

  12月末,离开了东甸村,一个人踏上回上海之路,两天后到达大连市,一下火车,把行李寄放了,直奔轮船码头,已经没有了第二天的票了(大连到上海是隔天开的),只有第四天以后的票,怎么办,只能在轮船售票处等退票,那时候没有黄牛票,加价票什么的。有时一张退票好多人在抢,真苦,中午饭也不敢去吃,守候在售票厅,生怕错过抢退票的机会。好不容易抢到一张,那是如释重负。晚上就吃了点面食,早早的窜进候船室,由于晚上没有船进出,所以候船室会早早的关门落锁。当时插队落户的知青多,没有钱住旅馆,只能在候船室里过夜,弄个棉大衣一裹,蜷缩在长凳上,候船室晚上暖气不足,又四面通风,冬天海边的风够厉害的,半夜里,又冷又饿,连喝口热水的地方没有,实在冻得受不了,只能靠跺脚,搓手来解决寒冷问题。第二天下午,扛着百八十斤的行李,气喘吁吁的在漫长的码头小跑着,到了船上的底舱里,内衣已经全部湿透了,全身像虚脱一样。

  回到上海,看到母亲的病更加重了,经常要送医院抢救,父亲退休后的家境也捉襟见肘,我么,两袖清风,有时外出,连公交车费都不够,只能靠两条腿走路。过了1973年的春节,又想东甸大队集体户了(虽然集体户也没人的,但还是想回去)。父亲又问单位借了些钱,正好6队集体户的林大华也要回去,就搭个伴吧,谁知到大连就跳上去吉林市的火车,让我又落单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转眼到了1973年。生产队分配给我们集体户近2亩自留地(东北的土地面积是按大亩计算的,一亩地要1000平方米,我们一共有2000平方米的自留地,所以这些自留地的农活也蛮累的)。春天,队里代我们种上了黄豆,我们集体户成员也不知道分给我们的自留地在哪里,夏天,队长几次通知我们去铲地除草,但集体户成员谁也不答腔,说多了干脆回答找不到,队长说,只要到那里,看到地里杂草最多的地就是你们的(老乡们的自留地都干干净净的,一点草都没有,庄稼长得比生产队里的好很多,就我们的自留地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草地似的,一看便知)。但大家还是装糊涂,后来队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在收工时带领一帮社员到我们的自留地里铲地除草,帮我们把那些黄豆苗从杂草堆里解救出来。

  为了解决我们的吃菜问题,生产队又分给我们半亩河套边的沙滩地,专门给我们种土豆,我们队里的保管员安泰洪(我们集体户户长、贫下中农代表)每次铲地就来集体户叫我们,但谁也不愿意去,因为到自留地干活是没有工分的,与其这么累,还不如出工去,还能挣点工分,所以干自留地的活是消极的,没有兴趣的。跟当地社员的概念是完全两样的。到最后还是保管员安泰洪自己一个人化几天时间帮我们铲地除草中耕。到收土豆时候,我们集体户成员也去了几个,在地里乱挖一通,收了几麻袋土豆就回来了,安泰洪问我们土豆都收回来了,我们回答全部收回来了。谁知第二天,他一个人在地里挖了一天,又收了一个麻袋的土豆,都是我们遗漏在地里的,闹了不少笑话。

  夏天又到了,我们在农村生活已近5个年头,这些年来,经历了太多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很多知青实在承受不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压力,万不得已自谋出路,施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本领,争先恐后的离开这个地方。送走大队各个集体户的一批又一批的知青,有很多投身江、浙一带农村嫁人落户的女知青,也有的是投亲靠友,离开凉水,还有靠着家庭关系走后门当兵的。每每帮他(她)们打包托运、送别回来,心里一片空虚,迷茫,想想自己的前途未卜,不知何年何月能离开这地方?更别提做梦“何时能回到我的故乡上海”,那种彻底失望、失落和恐慌的感受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有时会在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哭一场,但第二天就没事了,一切的一切,都麻木了。

  转眼又到年底了,我们集体户的其他成员都回上海了,只有我跟马美华还在留守。整个大队的上海知青大概只有3个留下来过年的。家里又来信了,母亲身体每况日下,经常要送医院抢救,一次比一次危险,家里要我做好思想准备,作最坏的打算。每隔几天就有书信来往,告知我母亲的病情,每天提心吊胆,心都快碎了,正是度日如年呀,每日每夜祈祷母亲能平安。1974年的春节不知怎样过的,想回家,又没有这个能力,终于在过好春节一个月左右,接到邮递员送来的电报,就知道母亲不在人世了。凭这封电报问生产队里借了路费,立即往上海赶。上海家里已经急的乱套了(那时没有通讯工具,在火车上也不能发电报),终于在在母亲的大殓前三个小时赶到上海,几天的路途劳累,心力憔悴,让我哭着晕倒在追悼会上。

  处理好母亲的后事,整个人好像空落落的一样,失去了母亲,上海这个家,好像散了一样,连说话的人也没了。想想自己今后怎么办,那段时间,我的确想了很多很多,发觉我一下子长大了很多。我二哥在江苏盐城工作的,也在那里通过关系帮我找了落户的地方,让我户口迁到苏北农村去落户,可以离上海近一些,也互相有个照应。但在我的心目中,还有一件重要的心事。凉水还有我的另一半,一个人孤苦伶仃在等着我(当时家里还不知道有这档事,后来我大哥有点看出来了),考虑再三,还是回去吧。5月末,与大队里的一帮知青从上海坐船大连,再转火车到长春,图们,又回到了农村。

  1974年夏天,好在中央对全国的知青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引起重视,但当时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毋容置疑,在大方向不能改变的情况下也做了些实际的工作,为了让在坚守农村广阔天地的知青能学到一些实际有用的知识,上海1974年开始陆续派来了大学教师,送来了有用的教学书籍,在以公社为单位为我们办起了各类函授班,我选修了农业机械及拖拉机的理论知识二门课。这2门课程是上海机械学院对口的,我二姐夫是机械学院的教师,他受我父亲以及家人的委托,作为函授老师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的另一半马美华,经过实地考察,回上海向我家人汇报。通过近半年的业余时间刻苦学习以及函授老师亲自下乡的教授,让我在理论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结合在公社农机站与县级农机厂的实习,连续考上手扶拖拉机、履带式拖拉机、大胶轮式拖拉机三张不同类型的驾驶证(当时考驾照均已理论考试为主,考的都是机械原理,对于农民兄弟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以优异的成绩展现在大队领导的面前,荣幸地当上首批拖拉机操作维修人员,当时开拖拉机在农村是很吃得开的,加上我在电工、电子知识方面(自学的)有一定的“造诣”,在大队里小有名气。很快,我的农机与拖拉机使用维修、电子电工方面的技术在当地脱颖而出,连公社农机站的技术人员也刮目相看,在电子、电气线路方面的疑难杂症,经常会互相切磋和登门求教。



  以后几年,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刻苦学习理论知识,结合实际的操作,我的电工和农机维修方面有很大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在学校学到的基本功扎实,当时又是在朝鲜族地区,当地社员的汉文文化水平的落后,给我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农村很多地方已经离不开我了,在后来的招工时,都没让我去,大队以及公社领导已经明确,一般的招工单位是不会让我去的,当时珲春县电子仪器厂派人来直接录用,在公社级就直接给掐了。1975年以后,我每天的工分已经在大队属于最高的一档,工作也很自由的。在插秧农忙的时候,各个生产队里的插秧机,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有了故障,第一时间就会到大队车库找我解决。农忙季节如果拖拉机或者插秧机坏了,那是非常紧急的事情,特别是插秧机,少插一个小时,那10来个人要多忙活一天。

  我当时还有一个心结,因为以后几年,招工指标中基本都是男性,女性的份额极少,一般都在县、公社一级给截掉了,很多女生名额都给当地社员开后门了,到大队的几乎没有的。我们大队几十个女知青中只有五队集体户三个女生,一个招工,二个上学是属于上调的,绝大部分都是自谋出路,我的爱人、当年的女朋友马美华,当时还在生产队务农,让她一个人在农村实在不放心,必须等她有了落实的地方后我再考虑自己的去向。
 

  1975年秋冬,公社又一次开展兴修水利大会战,整个大队两百来号青年聚集在东北沟,与南大大队的青年一起,要将沟两边的土坡搬到沟里,筑上一条大坝,形成一个蓄水池,这将给两个大队带来很大的收益。那些年,社员们对兴修水利大会战那些事已经习以为常,几百号人,全靠手拉肩扛,每天10多个小时在战天斗地拼体力,一天下来,累的都趴下。中午饭都是各生产队集体做好送来的,秋冬,天黑的早,大队用普通家用的电线将电从好几公里远的村里接过来,接到工地,白天,扩音机还可以用(没有扩音器是不行的,不能营造大会战的气氛),天黑一开灯,电压已经跌去一半了。我呢,每天开着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改装的推土机在推土,战斗在第一线(那个年代,只要是大会战,肯定是全体青壮年都要出动的)。

  1976年的3月份,我一个人提前从上海回到东甸大队,整个集体户一排房子只有我一个人,很是寂寞,每天出车回来还得做饭,由于整个冬天集体户没人居住,已经成了耗子们的天下,这一大家族的耗子,出入无人之境,我的到来倒给它们添麻烦了。

  晚上趁我熟睡之际,这帮家伙会从各个角落的洞里出来,把我吃的饭菜啃得精光,尽管盖得好好的,但它们总会有办法的。有时为了搞到吃的,几个大耗子会一起把做饭的铝锅锅盖弄开,把桌上的碗打翻,闹得我无法入睡。我只得来个坚壁清野,把能吃的东西都藏好,不让这帮小畜生们有任何机会可乘,总想没有吃的,这帮可恨的耗子就不来了吧,但我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它们认定这是它们的大本营,反过来我倒成了入侵者了。谁知头两天还好,吵醒后我一么喝,它们便齐刷刷地躲到耗子洞里去了,过了两天,还不曾等我睡熟又集体亮相,只能拉着拉线开关,灯一下子亮了,这些小畜生齐刷刷地看着你,一动不动向你行注目礼,然后争先恐后地朝各个洞口跑去,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的房子是土垒起的茅草房,你今天堵上一个耗子洞,明天早上又会多出2个耗子洞,而且晚上耗子打洞的声音让你无法入睡,所以耗子洞还是不堵为妙)。到后来,大声吆喝已经不怎么起作用,开灯后小耗子们还躲得快一点,大耗子睬也不睬,我行我素,非要拿东西砸过去才跑掉。再后来更不得了了,爬到你的枕头边,甚至钻到被窝里。炕上、灶台边、箱柜上都有耗子们的嬉闹,让人无法入睡,实在无法,只能拿出饭菜孝敬这帮小畜生。能取得短暂的安宁,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而且它们胆子越来越大,晚上还未入睡,都已蠢蠢欲动,在各个洞口探头探脑,实在可恨。为了要收复我失去的阵地,思量了好几个晚上,也想出了几个法子,但成效甚微,耗子是个非常精明的家伙,一般不会轻易上当。最后我只能将孙子兵法搬上来,想了一个欲擒故纵的法子,上供销社买了一斤油炸果子(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我们是舍不得买着吃的,但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的,豁出去了),每天晚上放一把在灶台边,连续五天,油炸果子即将告罄,到第六天白天,花了3小时,在剩余的油炸果子中间打了一个小孔,将磷化锌耗子药装入后再盖上,制作时非常小心谨慎,一点粉末都不能残留在外面。到了晚上,耗子们如约而至,理所当然的来享用那可口的点心,丝毫没有戒心,一个晚上下来,油炸果子被吃的一干二净,呵呵,第二天晚上,再也没有了耗子们的造访,至于那一大家族耗子的去向,呵呵,我猜,是斗不过我,集体迁徙了;吃了肚子疼,不玩了;我也不知道......

  1976年秋,毛主席去世,国内政局的动荡,政策变化莫测,每天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活着,随着时间的变化,政局的逐步稳定,政府对农村的政策也有所放宽,农村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提高,最起码的是能吃得饱肚子了,不用挨饿了,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飞跃。知青的政策也放松许多,但能留在农村的知青已经不多了,知青集体户已经合并了几次。有的知青户口在农村,但已经好几年没见踪影了。能踏实留在农村的几个人,至少生活上能自理了。有的结婚的,一切生活起居跟当地农民没啥两样,基本上已经融入当地环境中了。我呢,开着大胶轮拖拉机跑运输,因为我们拖拉机车库从属大队多种经营管理,是大队直接领导,大队多种经营包含果树园,小煤窑,车库,木耳场,鹿场,人参场。那时大队领导把大胶轮拖拉机使唤的像现在老板坐“奔驶”、“宝马”一样,拖拉机开到哪吃到哪(当然不是上馆子),而是吃住在老百姓家。



  冬天到山里林场的采伐点拉木头,送给养。造房子,材料用就山上的原木,横向排列垒起来,缝隙中加土漫墙,房顶用树皮加山草。沟里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大锅饭,大蒜蘸酱,酸菜,大酱汤,很单调,晚饭期间,看着他们喝酒划拳、侃大山时大声吆喝,动作粗野。那时候连收音机都没有的,也没有有线广播,这就是深山老林里的生活。晚上睡的是他们采伐工的通铺大炕,几十个人一溜排开,我也只能混在其中,为了节约衣服,老乡们睡觉是不穿衣服的,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脱了个精光盖着被子,拿着裤衩,沿着裤腰抓虱子,每抓到一个虱子,放在嘴里一咬,有的用两个大拇指一挤,会有清脆的“啪”一声响,还口吐脏话,好像是消灭一个仇敌似的。用大树干垒砌的屋子里永远散发着那呛人的大蒜味、土烟味、脚臭味,半夜里那惊人的呼噜声、梦呓声彼此起伏,吵的让人无法入睡。山里头有的是树木,很粗的树干就锯断当劈柴,所以整个大炕烧的滚烫,睡在上面像烙饼一样,下面热,上面冷。早晨起来,鼻子、眉毛还会带着霜。连刷牙、洗脸都免了。这样的生活与过去书上描述东北的土匪寨、响马窝里几乎一样的。

  冬天送打猎队上深山老林打猎,经常能打到野猪什么,有一次还套到一只黑瞎子,那黑熊一个后腿被套子夹住了,已经挣扎了几天,只有腿上的筋还连着,后来给补了好几枪才给打死。抓狍子,六队的金大牙枪法很准的,上山带着一杆老掉牙的步枪,枪膛里的滑膛线早已磨损了,子弹飞出去后就会翻筋斗,打在狍子身上的子弹是横的飞进去的。狍子拖回来还是活的,当场就开膛破肚,抓着狍肝就往嘴里塞(生狍肝对冬天的夜盲症很有特效),弄得满脸鲜血淋淋的,手上、身上都是血,割下一条一条的狍子肉就这么生的沾盐或大酱吃,回头再看看那狍子,还喘着气,眼睛瞪着你看,好恐怖哦。再把狍子肉大块切开,直接放在大锅上煮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夏天,在密江公社的老林子里采石板,每天要用胶轮拖拉机拉一车石板,在山里的河套抓鱼(小鱼),用一个小瓶子里面塞半管炸药,一个雷管加10来公分的导火线,先在上下游往水里扔石头,将鱼赶到中间,再将导火索点燃,扔到河里,一声响后直接下河捞鱼,就在河滩边支个锅,架起火,大小通吃,味道极佳,当然,对于现在来说,这是相当不文明的行为。

  到山上木耳场自己采木耳吃,蚕蛹、蚕蛾还可以炒着吃,蚕蛾子剪去翅膀和脚还活蹦乱跳的,一下油锅就爆炒,在人参场,人参当萝卜干一样嚼着吃。去鹿场,喝鹿血,吃鹿肉。呵呵,在那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饮毛茹血豪爽的农村生活,跟现在电视剧里看到关东的胡子(土匪)没啥两样。现在想想也怪,当时怎么会融入其中的。呵呵,那是生活所迫。已经做好在东北扎根的打算了,别无选择。所以有了我在东北农村这样的生活经历。

  1977年夏,知青的政策又有了松动,大队里有陆中伟,茅沁华,李玲玲在上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可以病退回上海了,当他们在迁户口时我们还蒙在鼓里,引起不小的动荡,好生羡慕,好多知青都纷纷回上海去了,看看有什么办法。农村的生活太封闭,没有通讯工具,消息闭塞,不知道国家的很多事情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说话也随便一些了。大队里知青几乎找不到了,连说上海话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还是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已经打成一片,一直在外,与朝鲜族农民一起生活,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听得懂朝鲜语言,连吃饭少了一碗酱汤就觉得很别扭。

  1977年年底,为了解决当时农村知青生活的艰苦状况,又拨了一批安置款,解决住房问题,大队也准备为我们知青盖房,而且是砖瓦结构的,当时住了近10年的茅草房集体户已经相当破旧,下雨天睡在炕上,上面的漏雨随着土块泥浆会直接砸在你的脸上,满屋子各种虫子乱爬。有的已经面临倒坍的危险。砖瓦结构的房子当时在我们村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也可分配一套(在东甸大队的知青也不多)因为有78年冬天结婚的打算。

  1978年夏,知青的政策又开始进一步松动,逐步明朗化了,那是十年来做梦都没感梦到的,已经死心塌地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我们迎来了可以回上海的政策,虽然当时是有很苛刻的条件才可以搞病退,连很多已经好几年没回农村的知青都回来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在农村的我们终于可以用久违的上海话互相攀谈,还可以一帮子上海人成群结队地一次一次往公社、县里的医院跑,打听如何能弄出点什么慢性病出来,有的高手一下子能弄出什么高血压、心脏病、肝病、胃出血等方法,大家争先恐后千方百计各显神通。有的听医生说少一根手指就给你搞病退,当场一刀下去在医生面前留一个手指,拿了病退单子就走了,虽然上海那里能不能通过还不知道,反正过一关是一关。公社,县里的知青办公室每天都有挤满上海知青,到后来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了,证明随便开,你说什么病就什么病,公章随便敲。只要上海方面同意迁入户口就可以了。这样知青一窝蜂全部回上海去搞病退了。9月份接到家里的来信,我因为家里2个插队落户的,可以照顾一个回上海,(我妹妹已经在浙江农村结婚落户了)。只有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不可以办理,但最后不少人还是通过办理真离婚、假离婚,抛儿弃女地回到了上海,形成以后的孽债。

  远离他乡的我和我的爱人终于在1978年的最后几天,回到了梦寐以求的上海,虽然当时家里条件也不好,住房像豆腐干一块,但毕竟是我的故乡。一切的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了。由于下乡10年以来,中间回上海的时间短,而且都是在冬天,现在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么狭窄的空间生活,已经是那么不习惯,那么拘束。说话也要文绉绉的,连走路都要算好脚步,怕踩到别人似的,生活了好长时间段后才慢慢适应了。回到上海,分配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工作场地狭窄,拥挤,连走路都要侧身,工作单调枯燥,每天有做不完的活,千篇一律,周而复始。简直无聊透了。第一个月拿了21元工资,买了2件衬衫替换,只剩1元钱了(当时回到上海,连一件衬衫都没有,只有假领子)。

  这也是我留恋那时东北农村生活的主要原因,那是我在最好的青春年代所经历的奇特经历,能让我回味无穷,终身难忘。

  作者简介:

  姜良骏,男,上海人,67届初中生,下乡前就读于上海虹建中学,与1969年3月7日赴吉林省延边地区珲春县凉水公社东甸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在农村插队十年,1978年的年末,跟随知青大返城回到了上海,分配在上海里弄生产组工作,又经历了跌宕起伏的30年,从企业的破产、合并、倒闭,最后成为社会失业人员,由于有了这农村10年的艰苦生活,练就了我的意志,给我后30多年的生活创造了不少条件。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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