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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周年特辑

回 家

2020年03月12日
来源:本 站作者:任茂祥编辑:周培兴点击数: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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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69年11月,我才17岁。
 
  屈指算来,离开上海到延吉县勇新公社涌泉二队插队落户已有八个多月了。此时正是长白山的初冬季节,寒意袭人。生产队刚忙过了收割、打场、入仓等农活,进入农闲时节。在东北俗称“猫冬”。集体户的同学们都想家了,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回上海的事情。
  但听说“上面”有精神,要求知青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道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让回家。还有一说是珍宝岛战事形势吃紧不让知青回家。而且还听说沿途在龙井、朝阳川、长春等地的火车站以及大连码头,还有拦截上海知青的情况,一经发现一律送回生产队。
  涌泉大队其它生产队的上海知青,就有在到达大连被发现送回生产队的。
  尽管知青回家的形势如此紧张,但仍然阻挡不住大家回家的愿望和步伐。为了在回家的路上不被人看出是上海知青,我们几个同学集思广益:第一不要一起走,要分别行动,目标小一点;第二尽量少拿行李,路上可以灵活一点;第三最好找旧一点的衣服穿,千万不能穿离开上海时统一发的上海知青标志性服装—军绿色大衣,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涌泉二队距离公路大概有200米左右,公路上每天有一班从龙井镇到勇新(有时候到白金)的往返班车。班车到达涌泉的时间,来时一般在上午九十点钟,返回时一般在中午十一点左右。碰到雨雪天或公路损坏,班车达到的时间就没准了,甚至停运。
  为了避免误车,动身那天几个同学陪我提前一个来小时到公路边上等车,运气还算不错,那天班车来了。我坐上班车后约一个小时就到了龙井镇。
  因集体户的伙食实在太差了,几个月来除了生产队有数的那几次杀猪宰牛时能吃到一些肉,其余时间根本见不到荤腥。所以到了龙井后,我先找一个饭店改善一下伙食,吃饱喝足后才到龙井火车站去买火车票。
  事先听说直接买到上海的火车票,售票员会盘问一番,如发现是上海知青的,这张火车票就不卖给你。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只能考虑分段买。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售票窗口,说话时尽量把东北话模仿的像一点,还好,一张到长春的火车票居然买到了。
  当天下午我在龙井乘上火车,这个火车车厢看上去很陈旧,座位是用硬木条做的,据说这种车厢是满洲国时期制造的。乘了两站路就到了朝阳川下车,在朝阳川等到晚上再乘坐从图们开往长春路过朝阳川的火车,上车后一看,车厢里坐满了人,询问了好几个座位上的乘客,都没有近处下车的。我只好一直站着,站累了就蹲下或在地上坐着瞌睡一会。就这样迷迷糊糊、疲惫不堪地度过了一整夜。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长春,出站时我心里很慌张,生怕被人认出是上海知青把我送回生产队。幸好这一关没事,出站顺利通过。
  走出长春站后,我到售票处查看列车时刻表,琢磨下一段的火车票该怎么买。如果直接买到上海的火车票,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如果买到大连的火车票也不太稳妥,因为已有知青在到达大连后被发现送回生产队的先例。想来想去还是买了一张到公主岭的短途火车票。公主岭距长春约60公里,火车大概一小时路程。
  傍晚时分,我用这张短途火车票,挤上了一趟从佳木斯开往济宁路过长春的火车。
  上车后,昏暗的车厢里人满为患,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还有大包小包把车厢塞得满满的,不要说座位了,连站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人想走动都非常困难。乘客中听口音大都是山东人,我问了几位座客,他们都是到山海关以远的。
  我正犯愁这一夜怎么过时,不经意发现座位底下有人。我也找了一处座位底下的空地,不顾面子就钻了进去。那个年代出门的人带的行李都比较多,不但把车厢里的行李架摆满了,而且在座位底下也有不少行李,想找一个空地不是很容易。座位底下垃圾遍地十分肮脏,但也有好处,一是可以躺着睡觉,二是可以躲过查票的。
  由于路途疲劳,我躺在座位底下伴随着车轮的节奏声不一会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突然醒了,就从座位底下爬出来,看看车窗外天还是黑乎乎的。据身边的人讲火车已经过山海关了,我不敢再睡了,开始寻思从哪下车好。我很费劲地从人群中挤到车厢一头,查看贴在车厢壁上的列车时刻表,才知道前面不远就是天津了。
  我想天津是个大城市,应该有到上海的火车,就决定在天津下车。
  大概凌晨四点多钟火车到了天津站,因为我手里拿的是到公主岭的短途车票,早就坐过站了,怎么出站呢?又是一个难题摆在我面前。
  这趟车在天津下车的人很多,出站口查票很严,有车票的人都陆续出站了。我没有车票心里发虚,不敢从出站口走,就到站台内的补票室打算补票。补票室的灯亮着,里面没有工作人员,补票窗口外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站着。当出站的人陆续都走光了,站台上安静了下来。
  忽然有两位铁路工作人员带着好几个乘客走过来,他们发现了我。其中一位铁路工作人员问我:你站那干嘛,我回答说要补票,他就叫我跟着一起走。我跟着他们顺着站台走了三四十米便进入一幢平房,平房门里面有一条走廊,又顺着这条走廊没走几步就被领进了一间房间。
  这间房里亮着一盏灯泡,光线暗暗的,房间的左侧靠墙有一个长条凳,右侧靠墙对放着两张写字桌,写字桌前坐着一位警察。大家进屋后,这位警察挨个审问有关乘车和车票的情况,一边问一边用笔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在这些乘客里,有一个五十多岁听口音像是广东一带的男人,他大概是火车票丢失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解开裤腰带,从内裤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劳改释放证明给警察看。原来这个人是在黑龙江刑满释放的。
  另外几个中年人有男有女好像是农民身份,也说自己的火车票丢失了。这位警察对他们分别作出了补票处理意见,然后由两位铁路工作人员把他们都带走了。
  这些人走了以后,房间里就剩下警察和我两个人。我仔细打量了这位警察,他五十多岁,个头不高,四方脸,脸上还有点麻子。他侧着脸没理我,这下我心里可没底了。
  我坐在长条凳上胆怯的问:“警察叔叔,我怎么办啊”。
  他慢慢地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用浓厚的天津话问道:“你从哪儿上的车”,我说:“从汉沽上的车”。
  “那你车票呢”,我回答“不小心丢了”。
  又问:“你到汉沽干嘛呢”,我说:“去亲戚家串门”。
  其实,汉沽这个地名是刚才火车路过时无意中看到的,我想汉沽离天津不远就一两站路,如果要补票的话也没有多少钱。说完这些谎话,我心里直打鼓、心跳加快。
  他接着又问:“你打算去哪儿”,
  我说:“去上海,回家”。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有钱吗?”,
  我说:“我有”。
  “在哪儿呢?拿出来看看”,他用几乎命令的口气跟我说。
  我连忙弯下腰,拉开行李袋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个肥皂盒,我把钱藏在了肥皂盒里,有三十多块呢。这些钱是父母寄给我回家的路费。
  他看到我拿出的钱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对我说:“你走吧”。
  听到他说这句话,我先愣了一下,接着拿起行李袋就走出房门,顺着进来时的走廊向外走,不巧又遇到刚才领我进来的那两位铁路工作人员,他们拽住我的胳膊,又把我带回警察的房间。
  警察看到这个情景,不动声色地对这俩铁路工作人员说:“这小子的车票丢了,是我让他走的”。
  然后警察对我说:“小子,出门往右拐”。
  我一边应着一边赶紧走出房间,向右顺着走廊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大门敞开着,走出大门外面竟然是一条大马路。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我总算出站了。尽管这时天还没亮,但我的心里却是敞亮的。
  我很庆幸在天津站遇上了这位好心的警察叔叔,我想他应该看出我是知青的身份,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非但没让我补票,也没有罚款,反而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
  我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先到天津站售票处大大方方地买了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然后找了一个站前饭店,要了一个菜还喝了一点酒,酒足饭饱之后,我乘上公交车去天津西站候车了。
  当我在天津西站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时,我那颗悬了一路的心才彻底放下。又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煎熬,列车终于开进了上海北站。
  经过四天三夜行程三千公里,当我那浮肿的双脚踏上故乡的土地、呼吸着故乡的空气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终于到家了。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每回想起这段插队后第一次回家的艰险历程,心里总还有那么一丝苦涩,难以忘怀。
  2020年3月于北京
  后记:
  回到上海后,同学之间互相串门、逛马路、去公园、看电影等,整日无所事事、不知所措。在上海过了五个多月空虚、无聊的日子,实在不好意思在家吃闲饭了。无奈之下,于1970年4月与另外两名同学一起,从上海公平路码头乘船到大连,从大连到龙井沿途转了两次火车,再从龙井乘汽车回到集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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