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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故事与活动

那年严冬,乡亲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21年03月10日
来源:本 站作者:何永根编辑:周培兴点击数: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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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参加车龙范儿子的婚礼

 
   我是上海市建江中学68届初中生,我叫吴伟龙,是1969年下乡到吉林省延吉县智新公社智新七队的。当时我们集体户一共15个人。

  难忘的1975年冬季。那一年我沒有回上海,集体户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寄宿在下放干部老车家里。

  当时大队要建一个蓄水池,选址在河套的沙滩上,经安排有爆破组,挖掘组,水泵组。

  我在水泵组,三班倒,爆破组先把表面的冻土层炸掉,清运完后,下面就是沙石层,地下水开始冒出来了,边挖边抽。这天正好我值夜班,上半夜还正常,基本30分钟一次抽水,下半夜1点左右在我拉掉电闸的时候,潜水泵发出奇怪的声音,我拿手电筒走过去一看,是一根小手指粗的树枝卡在了潜水泵管口上,是泵管里的水倒流出来所发的声音。

  马上得处理,我也沒多想,脱了大衣,先下去用手把树枝往外拉,但怎么也拉不出来,水位一点点在增高,水靴里面已经都是水了。水深已经到膝盖了,腰部以下都湿了,我也顾不得了,我最后一次用劲,脸贴着水面,一发劲,只听“喷”的一声树枝拉出来了。

  上去休息了会儿,拿水桶拎水,把潜水泵的管子里灌满水,重新启动,开始抽水,把水靴里的水倒出来,搬好柴火,把炉子烧得旺,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深夜,气温越来越低,达到了零下30度左右,由于身上穿的棉衣棉裤吸满了水,裤管,袖管甚至右袖都开始冻住了,连移动一下都非常困难,无法去给炉子添柴火,只能用左手坚持工作。铁棍能钩到的柴火也烧没了,眼睁睁看着炉火一点点地熄灭!

  这个时候的我,充满了绝望与无奈,只盼望着天快点亮起来,接班的人快点来!

  在这个非常无奈绝望的时刻,我望着天上闪闪的星空,遥望着南方,心里充满了对母亲和兄弟姐妹的想念。

  我5岁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含冤在服刑的监狱里亡故,母亲含辛茹苦地带着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生活,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个在黑龙江,一个在江苏大丰,我在延边下乡,如果我真的有一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去亲爱的母亲啊?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亲爱的妈妈,你可否知道,儿子这个时候,是多么地希望你们来帮助我呀!我也望着不远村落里那些星星点点的灯光,乡亲们呐,多么盼望大家来拉我一把呀!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手机,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村落里连狗叫声都没有!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人是多么地单纯,一心想的是工作,想的是集体的利益,想的是别让生产队的利益受损失,如果个人我私自回去,地下水不能及时排除,坑里的沙土层会塌方,白天的活就会前功尽弃。否则那个情况,马上回家换换衣服,也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一直到早晨7点换班的人来了,看到我全身被厚厚的冰裹着,就像穿了一件铁盔甲,我觉得自己几乎是麻木了,也不知道什么冷热,迷迷糊糊地动弾不了。接班的人马上跑回去,叫了几个人赶着牛车来了,把我抬上车送到我现在住的房东老车家。

  房东老车(车钟优原延吉县组织部部长,下放干部)他看我这样,马上指挥,叫送我回来的青年把我抬到背风的地方坐着,再叫他的二个女儿,人手一只脸盆到外面去擓雪回来,叫爱人(我们称呼她阿妈尼)拿把剪刀把水靴,裤管,袖管反正结冰的都剪去。然后再叫我进小屋,我这时站不起来,只好爬进去,炕上铺了张塑料布,让我躺在上面,把棉裤,棉袄都脱了。老车叫阿妈妮先帮我用雪擦两条腿,防止冻伤,再擦两只手,一盆接一盆的雪,在我的腿,手上轮流擦,翻身再擦,擦得皮肤通红,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阿妈妮不停地给我擦冻僵的身体,一直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大冬天累得浑身都是汗,这时我自己觉得手,脚能听使唤了。老车才松了一口气,说要是时间过长,腿要是冻坏了,人就废了。他们帮我换了衣服,让我喝了点酒,盖上被子,叫我好好睡一觉。

  过了会儿,阿妈妮给我做了热气腾腾的朝鲜族酱汤,又吃了点饭,把我移到外面大屋,炕热,心里平静下来了,就这样经过二个星期的康复,能帮助房东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还能走到大街上溜达,康复的这么快,多亏了老车全家的精心照顾。

  事情过后,仔细回想起来,真的是细思极恐,当时如果再晚几小时,或者抢救不及时,方法不得当,最坏的结果是冻死,严重的就是截肢,起码下辈子也是坐轮椅了!我怎么感谢乡亲们呢?他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下放干部老车家里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他们全家人,把我当成自己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这种跨越民族又毫无血亲友情,真的我会让我铭记一辈子的。我虽然远离上海父母千山万水,但我在延边的山沟里得到了乡亲们无私的关爱和帮助。

  春天,生产队又到了春播的大忙季节,由于我经受了这样的灾难,几乎不能再干体力活了,队长特别体谅我,分配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后来队长又批准我回上海去治疗。

  按照政策我1978年回上海,被安排在里弄加工组,和我一样被分进生产组的下乡回来青年很多,在工作休息时,大家都会谈论各自下乡地方的有趣事,难忘的事。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牵挂远在延边的老车的一家人。

  回上海一个月后,我给老车写信,把我回上海后的情况告诉他们,询问他们家里的情况,信里充满着对老车和阿妈妮感激和牵挂之情,热切盼望老车夫妇来上海玩,由于老车是朝鲜族,汉语不怎么流利,要写信,那就更困难了,所以很少会给我回信,不管他们能不能回信,我都每个月给他们写一封信。

  199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医院碰到了龙井市公安局的李同志,他夫妻俩陪他女儿到我家旁边的医院看病,他们说的话,让我听着怎么那么亲切,就象我们插队地方的朝鲜族方言,我跟着他们进了病房,我记着几号病房,然后我回家了。

  我回家吃了晚饭,去超市买了点食品,糕点,水果来到病房,推开门,走进去,他们三个人三双眼睛对着我看,我问你们老家是那儿的?他夫人说龙井,吉林龙井。我把手立刻伸到女孩他爸那里,边说我总算是找到要找的人了!

  坐下后,我问了问小孩的病情,同时把我在延边下乡时这段刻骨铭心的故事讲给了他们听,我希望他能帮我找老车家人,李同志说没问题,只要姓名,工作单位就能找到,明天我就要回龙井了,马上帮你找。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

  不到一星期,电话来了,那天我还沒有起床,就躺在床上接电话,是老车二儿子龙范来的电话,我问起他二老的情况,龙范告诉我,老两口都去世了,父亲95年走的,母亲比父亲还要早,听到这消息,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难受了很长时间,想想现在我条件好多了,可以有机会报答他们了,可是他们却走了,我后悔得不得了,为什么不能早点想办法与老车联系呢?

  有了电话比写信方便多了,龙范说的朝鲜族普通话,我能听懂,我跟他们学的朝鲜族普通话,他们也能听懂,中间还能夹带几句鲜族话。

  99年7月车龙范的夫人孙老师(龙井市新安小学校长)带队,去四川考察,路经上海,来见没碰面过的上海知青,龙范在电话里告诉我几号几次车到上海,我高兴坏了,接着陪她们去旅店,开好房,请大家吃晚饭。第二天叫了辆面包车陪她们参观上海的市容市貌,拍照留念。

  当我听到车龙范的妻子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十大名校长”时,我比谁都高兴!其中龙井来电话要她们马上回去,教育局有急事。本来要乘船到大连,再乘火车回家,现在改为飞机,我又帮着她们买飞机票,送她们到机场。

  我回家后接到通知,为纪念下乡30周年,曾经下乡延边的知青们8月份要回延边,我电话告诉龙范,我们要回来了。拿到车票马上准备行李,我的心情此刻非常激动,老朋友又要见面了!

  到了延边,孙老师在学校用电话就告诉几个一起来上海玩的同事,还有敎育局的老师,她们要请我吃饭,还有小队青年也准备好了。火车到了延吉市卅政府派员来接站,先到宾馆,安排好以后吃饭,看延边歌舞团演出,第二天上午在大院拍集体照。

  龙范看到我们来了,接过我们的行李,先送到他家,我们继续开会,结束后我们梨花宾馆吃饭,下午开经贸洽谈会,晚饭后自由话动,我们去了龙范家。



  1999年回延边,与龙范兄弟姐妹们合影

  第二天上午,龙范陪我们乘班车去智新,龙范的二个妹妹二家人都来了,大哥虎范去叫队里的另外几个我认识的朋友,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喝酒吃饭,拍照留念。回到生产队,我主动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挨家挨户地去探望曾经一起生活过的乡亲们。给乡亲们送上海带来的礼物,给岁数大的老人送红包。80多岁的老“阿迈”(老奶奶)非得请我吃饭,可是第二天我得赶到龙井去参加别的活动,老“阿迈”的儿子朴元根一把把我的双肩包夺过去,怎么解释都不行,无奈第二天一顿饭吃了两家,乡亲们们盛情真的让人感动,就这样留了二天,再回龙井。

  恩人车钟优的二儿子车龙范的孩子在上海工作,车龙范夫妇目前也在上海照顾孙子。这样我报答的机会就多了,只要他们有求助于我的,我都有求必应。每年春节,我都会请他们全家来我家过春节。他们家里人看病,生孩子住院,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我都会利用我的人脉关系,帮助他们。

  由于我有这一段被乡亲们关怀帮助的经历,所以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对社会,对亲友,对朋友就多了许多爱心,只要别人需要帮助的,我都会义不容辞地伸出双手,因为我实在是不能忘记那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吴伟龙2012年回延边的留影

  我总觉得,我们知青群体,是走过无数磨难和坎坷的一代人,我们用汗水与热血写成了自己的历史,我们度过了充满狂热和蒙昧的岁月,我们都有一段被耽搁被牺牲的青春时光,我们有许多要抱怨的地方,但唯一不能抱怨的,是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是延边的父老乡亲们,是他们不但接纳了我们,同时也呵护着我们,虽然当时生活特别艰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一起度过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是延边的大地和乡亲们养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内心时刻应该充满谦卑与感恩之情!(本文由作者何永根根据吴伟龙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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