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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后代

回沪知青子女社会化与自我认知

2012年03月05日
来源:中国家庭研究网作者:胡俊琳编辑:周培兴点击数: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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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采用深度访问法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借用查尔斯·库利的镜中我理论以及齐格蒙特·鲍曼的我们他们陌生人概念,阐释了回沪知青子女自我概念的认知过程,同时探讨了家庭、同辈群体等社会化主体以及所处的社会化阶段对回沪知青子女的影响。研究认为,回沪知青子女所处的社会化阶段对其自我概念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且产生这些影响的社会条件是复杂多样的。
关键词自我概念社会化知青子女陌生人
1989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做出决定,允许在外省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青子女回沪就读、入户。决定指出,凡是文革期间由上海市知青部门统一组织动员,现在仍在外省区工作的上海知青,只要能够自行解决住房,并由知青在上海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作为监护人的,每户都可以有一名年满16周岁或初中毕业以上而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回沪就读、入户。两个月后,第一批知青子女回沪,成为这一特殊群体中最早的成员。而在这之后的十几年中,伴随着上海支边、支内人员子女相关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孩子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据相关文献统计,仅从新疆回沪的知青子女就有15万之多。因此,本次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包含在1989年市政府决定背景下回沪的知青子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支边、支内人员子女。之所以选择回沪知青子女群体这个广义上的称谓,是为了说明其与中国现代史上特殊年代之间不可磨灭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第二代人在自我意识、归属感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同时,为了更为有效地反映这一群体内部相当数量成员的现状,本次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于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群体成员。
本次研究采取深度访问和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在访谈对象的寻找上,主要采取滚雪球,从身边熟悉的人开始,向外扩展,同时会摘录部分回沪知青子女交流网站上的讨论帖来充实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而前人所进行的个案研究,由于过于偏重现象描述而在理论价值上大打折扣的部分文献,则可以为本次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已有文献的得与失也可以为本次研究提供经验和教训。
但是由于滚雪球法的局限性,被推荐的访问对象不可避免地受到推荐者的影响,如地域等。因此,本次访问对象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在地域分布上完全覆盖当年知青上山下乡遍及的省市。
一、相关研究及文献综述
1、对于知青子女问题的已有研究
除去文学、影视作品对于知青家庭种种遭遇和变故的叙述及表现,有很多与这个群体成员有所接触的专业人员,如教师、社会工作者以及历史学、社会学、犯罪学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知青现象展开研究。研究方向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回城知青子女的描述性研究。有学者从政府做出相关政策决定开始,围绕知青子女回城这一问题对原有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的冲击,对比描述回城知青子女在进入新的生活环境前后的境遇,揭示出回城知青子女在其中所承受的压力。赵添塘(1994)认为,相关政策的出台给知青子女带来了一个陌生城市的召唤,他们在那个城市里遇到的不仅是喜忧交集的隔代相聚,更多的是城市社会条件本身和自身发展的双重压力。
此外,还有学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中的抽样调查对回城知青子女群体中的大学生群体进行过实证研究。陆湘霖、张忠怡、龚怡等人(1998)在对上海高校回沪知青子女的问卷调查中发现,高校中的回沪知青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较差,不少人反映出强烈的孤独感、愤世嫉俗的情绪和自卑心态。经济上的困难使他们在同学面前容易产生自卑感,导致在学校内的人际交往比较困难,较少关心和被关心。但在同时,与社会上其他回沪知青子女群体相比,却具有素质较好,生理、心理相对成熟,独立意识较强等优点。由于较早离开父母和原来学习、生活的环境,导致他们归属感的缺失。与上海同学相比无住房、无门路,也使得他们在择业上存在更多担忧。
对于回城知青子女的描述性研究往往过多注重现状描述,较少对回城知青子女群体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也没有针对研究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提出具有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的具体建议。
对回城知青子女的心理学研究。从这个角度开展的研究往往通过分析案例,从个案中发掘群体的某些共性。有心理咨询师认为知青子女在青少年时期离开父母和熟悉的伙伴群体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城市后,突然失去了父母伙伴的关怀,同时又很难在短时间内重新找到新的情感支持。他们的内心会产生一种缺失感,并且在不自觉中寻找填充(王裕如,1994)。
也有教育工作者从自身帮助回城知青子女克服心理障碍,重拾自信的实践出发,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行方法。如陈爱平(2004)认为,特殊学生的错误(如偷窃)不完全是品德问题,有时在道德表象下隐藏着微妙而复杂的心理问题。陈红(1999)认为,要开导知青子女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在此基础上,利用集体的关心、家人的理解、长辈的引导和正确的舆论等多种资源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还有学者长期关注回城知青子女的犯罪问题,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其犯罪心理方面的研究。例如朱立红(1996)认为未成年的知青子女在失去了良好而稳定的教养环境和父母的管教后,生活进程更加艰难。他们有着强烈的寄人篱下的自卑感,这种自卑心理所导致的是盲目的反击或出走。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知青子女的犯罪。
众多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回城知青子女群体的研究为该领域相关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出现了富有实践意义的方法,相关的案例也成为有益的实证资料。但这些案例的代表性成为制约这些研究成果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之一。此外,由于个案本身大都属于偏差行为,容易给人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组成部分。这类研究比较注重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将知青子女群体基于知青这样特殊背景而产生的问题视为知青运动所产生的后发效应,而较少真正将回城知青子女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进行研究。例如将回城知青子女比喻为城市苦娃,认为这一群体中相当部分人是在为其父母经历过的苦难再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对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断扩大的回城知青子女群体,也被视为父母辈都市文化价值都市情结的产物(郭栋、金大陆、杨长征,1996)。
2、相关理论文献综述
查尔斯·库利:镜中我查尔斯·库利是最早将自我概念引入社会化研究的社会学家。按照库利(1902)的说法,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它的出现有三个阶段。首先,我们察觉到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其次,我们领悟了别人对我们行为的判断;第三,基于对他人反应的理解,我们评价自我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想象别人对我们自己行为及外表的感觉来理解自我。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是对他人如何想象我们自己的反应。库利非常形象地通过观察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而形成的自我概念称为镜中我,即每个人的自我观念其实是他人这面镜子的反射。
在库利看来,自我认同极大地依赖于社会化的过程,并会在初级群体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家庭就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群体。在家庭日常生活中,通过注意父母的手势和话语,孩子开始认识到父母对他们期望什么、父母如何评价他们的行为、父母对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在这些知识和认知的基础上,孩子会试图形成一种父母所期望的自我。
自我,或者说自我意识,是个体关于我是谁的看法和判断,是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人格作为专门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术语,它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观照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部分:认知(思想、知识水平、知觉和记忆)、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水平)及情感(感觉与感情)。(戴维·波普诺,1999
齐格蒙特·鲍曼:我们他们陌生人齐格蒙特·鲍曼首先区分了我们他们。在鲍曼看来,我们他们的区别并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而是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没有我们,也就无所谓他们。维系群体之间差别的纽带是类似于初级群体中伙伴间的感情。鲍曼认为,精神上或者是道德上的接近组成了我们经历的伙伴似的感情的能力(和愿望),即把另外一些人看成是我们类似的主体,有类似的情绪和类似的感受高兴、接受痛苦的能力。这种伙伴似的感情通常包括通感、心灵感应,这种伙伴似的感情是一种精神和道德上的接近的最明确的信号(齐格蒙特·鲍曼,2002)。
在区分了“我们”和“他们”之后,鲍曼解释了他的“陌生人”概念。认为由于人类品性和等级划分之间的重叠,致使各个标准的划分不可能完全做到一致,每一次划分都会不可避免地在分界线两边留下一些灰色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存在的就是所谓的“陌生人”,人们不能轻易地界定他们属于“我们”还是“他们”。这里的“陌生人”是指我们没有很好地了解的任何人,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不熟悉的人。尽管“陌生人”的特点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熟悉的,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却不是与我们具有共同背景的人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使得人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单纯归入“我们”或“他们”的范畴内。而“陌生人”也因为以上的这些特点而容易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成为被隔离的对象。
尽管齐格蒙特·鲍曼对于我们他们陌生人的定义基于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异族或移民开始出现在近代城市的背景下,但在今天,将这个概念引入到回沪知青子女群体成员自我概念认知的研究中,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本次研究假设那些不能明确界定自身身份和归属的群体成员视为陌生人,他们处于上海人外地人之间的灰色区域。
二、回沪知青子女群体成员自我意识的形成
根据查尔斯·库利的镜中我理论,个体获得自我意识的过程可以解释为以下图示:
镜子
做出行为,观察他人反应领悟他人对行为的评价形成自我概念

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最终形成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人格。并且,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认同形成的过程,与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密不可分。对于生活环境发生突变的回沪知青子女来说,由于回沪时基本上都在16周岁以上,基本完成了初级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处于青年期向成年期转型过程中的知青子女们,必然会经历一个自我概念的修正,甚至重新定位的过程。
1、他人对于行为的评价和反应
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伴随生命历程的始终,会涉及一系列广泛的个人、群体和机构。其中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群体由于最为重要和最具影响力而被称为社会化的主体。而家庭,作为人类历史以来最为重要的社会化群体,在查尔斯·库利关于自我认同的形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家庭。在这里,必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家庭结构。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于知青子女自我意识的最终确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回沪之前,知青子女的家庭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由未婚子女和父母组成的核心家庭,而在回沪之后,在法律的意义上,户口所在地可以视为新的。此时,家庭结构,更准确地说,是亲属网络,就会发生裂变。通过访谈,得知访谈对象中,有人最初落户在独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家,此时,便形成了断代家庭;有人落户在叔叔阿姨舅舅家,形成广义上的血亲家庭;还有落户在由于经济条件而三代聚居地扩展家庭中。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家庭,都意味着原先稳定的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核心家庭结构被打破,而在这之前,子女通过家庭所学到的关于我是谁等自我意识方面的经验,也就随之被重写。
第一,回沪前的家庭。
从访谈所得出的资料来看,在亲身接触上海,以及生活在上海的人以前,子女主要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获得关于上海的印象。比较重要的因素主要包括:语言、父辈在生活中所接触的同辈群体以及对于代表上海意义的符号的使用。
首先,语言在形成我是上海人的自我概念之初具有重要意义。那些在父母的要求下从小学习上海话的孩子,在回沪之前、之初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特别是当孩子在会说上海话,不会说当地话的情况下,在与同辈群体的互动过程中,语言对于自我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但对于从小没有接受相关训练的孩子,在回沪之后,很少由于学会上海话而认为自己是上海人
其次,父辈所接触的同辈群体提供了外在的上海的环境。在访谈中也遇到这样的个案,即父母一直以来交流的圈子限于上海知青,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认知,同时也由于自己与同辈群体的这种差异更加坚定自己的这种认知。而对于那些说当地话,适应当地生活方式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回沪之前就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意识。同时,父母辈的同辈群体成员的评价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孩子对于自我归属的判断。例如访谈中就有人指出,小时候就有熟悉的阿姨看到她就说上海人来了,所以小时候自己也一直将自己视为上海人,将学习上海话视为理所应当的事。
再次,代表上海意义的符号的使用起到加速的作用。作为儿童或青少年而言,在没有对上海的切身体会的情况下,上海产的衣服、文具、食品等所代表的意义可谓是上海的全部。特别是当地物产与上海的相比有差距的情况下,上海的东西不仅仅满足了作为孩子在同辈群体中的虚荣心,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两者间的差别。
在功能主义学者看来,家长对子女的社会化,只是把他们所记得的、从父辈那里得来的东西,外加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信息,经过再加工后传给子女(戴维·波普诺,1999)。由此可知,在子女回沪之前,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越是频繁地传递给孩子,孩子就越容易产生我是上海人的自我概念,并且这种自我意识会越深入。而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没有得到顺畅接收的孩子,在自我概念的形成上与同辈群体无异,单纯是为了在高考中获益以及在今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或虽然有了初步的上海人的意识,却是朦胧和薄弱的。
第二,回沪后的家庭。
回沪后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深远的。在知青子女一边,首先是居住的环境发生变化。从相对较为宽敞的住房到几个人一间的紧张状态,甚至唯一属于自己的就是一个床前柜。个人空间的缺失使得知青子女在进入完全陌生的环境之初就要面对一个相对紧张的环境,没有可供放松和调整的缓冲期,有些知青子女由于不能解决住房问题而特别考入寄宿制学校。其次,亲属表现出的态度,即对知青子女来说是明确的欢迎、接纳或拒绝的信号。这一点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访谈中,看到有知青子女感觉回沪之后在幸福感方面很不错,而其亲属往往在开始申报户口之初就表现出乐于接纳的态度,在各种琐事方面给予协助,对于初到上海的知青子女在生活、学习或工作个方面给予照料和关心。也有访谈对象谈到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没有住房,为了报户口,导致父辈血亲之间断绝关系,互不来往,这样的孩子,并没有将户口所在地定义为,也就是说,家庭对于这些群体成员来说,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在回沪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而他们也就更多地依赖于同辈群体来获得本应是家庭发挥的功能——情感和陪伴。
同辈群体。在儿童期过去之后,同辈群体越来越多地影响个体社会化(鲍尔曼和金奇,1959)。由于同辈群体能帮助青少年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平等位置,因此对青少年有着特别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较早脱离核心家庭的回沪知青子女来说,同辈群体在帮助年轻人减少对成年人的依赖方面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这对于回沪知青子女尽快从青年期过渡到成年期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
对于知青子女来说,在回沪之后,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对于他们进一步确立或是修正自我意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语言的作用已经没有当年在核心家庭生活时这般神奇和有效。同辈群体间的交流开始以穿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内容来区分我们他们。而对于可以明显区分的上海人外地人来说,两个群体成员对于知青子女归属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知青子女自己的认识,甚至会对认知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产生所谓陌生人的灰色区域。
2、对他人评价和反应的领悟
同辈群体。
第一,与上海同学、同事的相处。
有位被访者说:我和他们(上海人)在穿着、语言、想问题的方式、休闲的方式上,几乎所有的方面都不一样,我努力学习上海话,想融入他们当中,但是即便是我学会了说上海话,我也只是学会了一种语言而已,我的内在,还是跟他们那么的不一样。他们好像总觉得我并不能够很理解他们说话的意思……换句话说,我就是一个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类似的表述在访谈中还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知青子女在形成或修正自我概念时,在个人的认知和情感等方面与上海人产生心理上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有时会导致知青子女倾向于加强与外地同学、同事的联系,以期强化自己与上海人的区别,而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确属于那个相对于他们我们的群体。然而,在与外地同学、同事的相处过程中,他们真能如愿强化与我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吗?
第二,与外地同学、同事的相处。
从访谈的情况来看,同样是从外地来到上海,似乎知青子女与外地同学、同事的相处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和自如,甚至有时候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从小没有或者很少接受我是上海人训练的孩子,他们在回沪前自我的意识与当地的同辈群体无异,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当成外地人来看待。而对于外地同学、同事来说,第一印象或是交往之初的感觉往往并不如此。由于户口、在上海有直系血亲等因素,他们很容易被先入为主地当作上海人。此时,这一看似属于我们的群体在对成员标准的判断上出现了分歧,当知青子女感受到自己被误解排除在外之后,可能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与心目中的我们进一步加强联系和交往的频度和深度,以证明自己是属于我们的。例如有访谈对象谈到:外地同学在知道我是知青子女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把我当作上海人,但是如果你让他们觉得你没有上海人的那些缺点的话,他们就会把你归为外地人,这就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相处。现在他们就不把我当上海人看了。另一种可能性是知青子女在与上海同学、同事及外地同学、同事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交集,不能明确自己属于哪个群体,从而产生了类似于陌生人的灰色区域。在访谈过程中,也遇到相关的个案:我常常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说自己是上海人,但我对上海人都不是能够很理解,如果说自己是外地人,我对于外地人也经常不能够理解……我好像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外地人,这样一种情况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无论是上海人的群体还是外地人的群体,我都好像不能够很好的融入,他们任何一个群体都和我有很多的隔阂。我现在没有归属感,你问我是哪里人,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一直都搞不清楚
而对于那些从小就被灌输上海人意识的孩子来说,初级社会化时期的教养并不能完全使他们成为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一样的上海人。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似乎更为复杂。这一类型的知青子女在切身感受到由于成长环境不同所造成的在思维方式等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冲突后,怎样修正自己的自我概念,是加入以前认为的他们,还是进入陌生人的灰色区域,并不仅仅取决于知青子女对同辈群体对自己行为的评价的领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们生活的客观环境等物质方面的因素。他们甚至会在我们”“他们”“陌生人之间持续摆动更长的时间。在这里,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我上了大学之后,第一次和寝室里的人见面,大家都介绍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说自己是从上海来的,我们寝室里还有一个同学也是上海人,但是她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上海人,很快我们两个都发现了我们在很多方面的不同。有的时候甚至还对彼此的某些做法不能够理解、看不惯。
3、自我概念的形成
自我概念作为个体关于我是谁,我怎样与他人区分开来?的看法和判断,构成个体人格最重要的部分。自我(自我认同)的发展,并非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化的过程,是每个个体生命历程中都必须经历的一系列的阶段。
知青子女在回沪之前,一般情况下已经基本完成了儿童期和部分青春期的社会化过程。通过上文对于访谈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儿童期,初级群体,特别是家庭,对知青子女自我意识的初步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在这时期形成的自我意识会比以后在生活中所形成的自我观念要更加稳定和持久。而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同辈群体和学校等社会化主体则产生更大的影响。根据埃里克森的八阶段理论,处于青少年期的个体所要经历的社会化阶段是认同与角色混淆(黄育馥,1986),其核心问题是获得自我同一性,避免同一性的危机与混乱(周晓虹,1997)。这一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我认同。对于那些16周岁甚至更早就回沪的知青子女来说,正处于这一人生的转型时期,与家庭的提早脱离、进入陌生的生活环境等因素都会推动知青子女将交往的重点转向他们的同辈群体——上海的同学。访谈了解的情况表明,在这一年龄段回沪的知青子女,能够比那些成年后回沪的知青子女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当地的生活习俗,在与同辈群体的互动中学习交往的方式,并且在经过若干年后,等到他们进入高校学习后,明确认知自己属于上海人。而对于那些通过高考回沪的知青子女而言,尽管在生理年龄上已经进入成年期,但在心理年龄方面并未完全进入成人世界,主要依赖于父母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从访谈的情况可以得知,处于青年期的这部分知青子女,比较容易在身份归属方面产生混沌,主要表现为内心的冲突和自我认识的模糊。对于这部分知青子女而言,在公共的空间中,他们不能很明确地将自己归入上海人或是外地人的群体,特别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明确地被提出来的时候,这部分知青子女所处的陌生人的灰色区域就很明显地凸显出来了。在问到对外地人评价上海人不好及上海人评价外地人不好有何感想时,有访谈对象这样提到:我在公交车上听到上海人说现在上海外地人很多,怎么怎么不好,我心里就很不爽。外地人说上海人不好,我心里也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如果外地人说上海人不好,我会同他们理论……如果上海人说外地人不好,我同样也是要同他们讲的。此外,对于那些踏上社会后或是成年一段时间后才回沪的知青子女而言,此时初级社会化已经完成,已经发展起了关于自我的形象。这个年龄段的知青子女,很少在自己是属于外地人还是上海人的问题上遇到困扰,基本上可以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归属。
总而言之,由于不能明确归属我们他们而划入陌生人灰色区域的知青子女,大都处于青年期。而对于那些已经由青年期过渡到成年期的知青子女而言,对于是属于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往往会做出明确和肯定的回答。由此,陌生人这一灰色区域的边界对于我们或者他们的群体区分也并非完全清晰,而是相对模糊的。与此同时,灰色区域内成员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伴随社会化的深入,个体会不断通过他人这面镜子与社会进行互动,从中感知有关于自我认同的信息,对自我的概念进行修正,并最终将其定型。
三、结论与建议
回沪知青子女对于自我概念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化过程有关。而在儿童期父母的教养则对知青子女自我概念的初步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在经历了生活环境的改变后,这种自我概念方面的认知会经历一定的修正和改变。由于自我认知方面的混沌而产生的所谓陌生人灰色领域会在青春期有较大的出现的概率,但并非人人都会经历这一阶段,并且,陌生人的归属对于贯穿人的一生的社会化过程而言只是短暂的经历,在进入成年期之后,会在自我概念方面形成较为明确的定位,进而发展出比较稳定的人格。尽管陌生人只是一个过程,但对于需要度过同一性危机的青春期后期及青年期的知青子女来说,仍是一个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以往发生在部分回沪知青子女身上的犯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处理好这一阶段自我认同方面所致。希望这一点也可以为相关犯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号。
在了解到社会化过程对于个体自我意识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后,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化主体方面入手,对知青子女在形成自我意识过程中的信息源进行一定的引导。
首先,作为父母来说,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应有意识地给予子女一些引导,包括可能会产生的身份上的变化,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等,提供一个较长的缓冲期以及亲身体会的机会,这样可以减少因为环境的激变所带来的不适应和紧张感。
其次,对于在16周岁甚至更早回沪的知青子女来说,学校是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有时甚至可以取代家庭。此时,教师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育人的作用,对知青子女予以更多的主动关心,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思想上,友好的信号可以带动知青子女与之的互动,这对于度过青春期这段时间的同一性危机有很大的帮助。从已有的文献来说,已经有教师通过这样的个案干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陈爱平,2004)。还有教师充当起知青子女与远在外地工作的父母之间联系的桥梁,使得父母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子女的心理状态和现状,为更有效和有针对性地针对打下好的基础
最后,对于那些处于更好的发展考虑而通过高考回沪的知青子女而言,抛开户口对于自身在行为上的束缚和牵绊,将自己立足于初入陌生城市的外来人,可能在心态方面会感到更多的放松。社会化过程在进入青年期后,个体已经到了在家人之外寻求情感归属对象的时候,若情感在此时无所归属,不能与他人正常交流,如与同性朋友建立友谊,与异性朋友恋爱等,就会处在痛苦的孤独之中(周晓虹,1997)。而经过几年青年期过渡进入成年期后,伴随着自我概念的定型,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社会角色。知青子女作为特殊时代的烙印,是自己所不能选择的,但就现实的情况来看,知青子女的身份所带来的并不都是内心的冲突和痛苦,在某些方面也使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表现得更富有韧性,同时在同龄人中在心智方面也更为成熟和理性。
通过访谈以及一些知青子女的博客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不适应和孤独、痛苦的感受后,有相当部分的群体成员会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更为努力。有人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当时坚持下来,没有回去,我想我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绩,我现在已经正研了。”“11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个中滋味冷暖自知,但自己现在还是怀着感恩的心面对经历过的一点一滴,它们让我学会了宽容。知青子女是无法回避的身份,但最终发展的道路是怎样的,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自身的选择和努力。
参考文献:
黄育馥:《人与社会——社会化问题在美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25页。
[]伊恩·罗伯逊著,赵明华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5-172页。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2-163页。
[]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396页。
[]齐格蒙特·鲍曼著,高华等译:《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60页。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1-100页。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3-359页。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0-133页,188-189页,203-204页。
赵添瑭:《喜忧交集的隔代相聚——知青子女返沪纪事》,《社会》,1994
王裕如:《同是天涯孤客——“知青子女留守女士的故事》,《社会》,1994
朱立红:《回沪知青子女犯罪问题的思索》,《青少年犯罪问题》,1996
郭栋、金大陆、杨长征:《城市苦娃:关于京津沪知青回城子女问题的对话》,《CYSB思想沙龙》,1996
陆湘霖、张忠怡、龚怡:《大学生研究不可忽视的群体——进入上海高校的知青子女情况分析》,《上海高校研究》,1998
陈红:《帮助知青子女排除心理障碍的尝试》,《天津教育》,1999
陈爱平:《心育·育心》,《辅导员·班主任长廊》,2004
 


 
民间语文资料:书简029号,《关于知青返城子女的通信》,《民间语文》,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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