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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知青岁月: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

2012年06月04日
来源:腾讯网作者:腾讯网编辑:周培兴点击数: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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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大型“青春励志剧”《知青》在央视热播,只播出短短数集,已引起了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那段岁月,究竟是“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

     

    “无悔论”者说:“这部剧告诉人们,逆境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这种苦难酿就成功的心态,是“青春无悔”的哲学基础,也是该剧“青春励志”的立足点。

    

    “有悔论”者们则说:“上山下乡”本就是一场苦难,部分人在逆境中的奋斗并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种认知分歧,实在引人深思。

 

   所谓“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有一首知青诗歌这样写道:“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难以面对自己的青春无意义,这才是“青春无悔”的真相。

 

    知青生活不美好,“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某些地方“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知青》 编剧梁晓声说,《知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他们想给观众看到真正的知青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被浪漫化、被规避掉“生活”。 《知青》只播了两集,我们无法判断梁晓声是否在信口开河。不过,目前已有不少资料披露了当年知青的生活情景。

    

    农村生活贫苦,这是人所公知的,城市青年下乡后一下子就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不适也可想而知。除了克服农村的生活困难外,知青还要承受管制和欺凌,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邓贤引用了大量官方档案描述了这知青被管制和欺凌的残酷一面: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诚然,确实有部分知青是怀着某种理想主义去上山下乡的,但决不应该因为这部分理想主义,就遮蔽掉它背后的迷茫、苦闷乃至血腥。

    

     知青们自己写诗说:“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这部剧告诉人们,逆境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让知青这一代回望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让他们的后代、今天的人了解那一段历史,为人们注进精神营养,珍惜今天。这就是电视剧《知青》的价值。”某文艺评论家如是说。该看法十分有代表性。这种苦难成功学,在90年代相当流行。在90年代后期,当年的青葱少年变成大叔了,他们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部分人喊起来了“青春无悔”——“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后悔。”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一场知青“青春无悔”的展览及其出版的图书。据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我觉得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

     

    网络上流传着一首署名为张愚若、张谷若两位知青的诗歌,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难以面对自己的青春无意义,这才是“青春无悔”的真相。

   

    更荒唐的是:这种“无悔”还被人为提升到“与共和国共苦难”的高度

    “逆境更容易成才”、“吃得苦中,方为人上人”,在我们的文化中“苦难”有着救赎的意义。知青称“苦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喊“青春无悔”,多少源于这种对苦难的解读。

     

     然而,苦难对于知青来说,意义并不局限于此。一些知青认为“现在我们更能吃苦了,扛着共和国的苦难”,把个体的困难上升到“国家”层面。对此,刘亚秋在其《“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一文中分析:

     

    “无悔被归因为‘与共和国共苦难’,换言之,我们‘扛’起了共和国的苦,在这里,无悔是通过个体的“苦”的意义转置实现的,即个体的苦提升为国家的苦难。”

    

   “知青文学、公开聚会等权力运作将这种苦感提升为一种国家的苦难。于是,不管多么琐碎的‘苦’都变成了一种庄严的‘苦难’,为国家‘扛着苦难’。‘苦’不仅对个人具有意义,而且因此获得了一种国家历史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如此荒唐——他们浑然忘了,这种“苦难”是谁强加在知青们头上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居然唱起了同一首奇妙的赞歌。

    

   “无悔青春”是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让人“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

      

     在90年代,大量的知青“怀旧”作品对往事魂牵梦萦、无限怀念,“无悔青春”成为热潮,随之也招来非议。郜元宝说“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忆录及杂感汇编,知青作家自选集等,范围有限,不容易体现知青文学的全景与实绩。”

    

    张严正也在《其知青图书开始走出误区》一文中批评知青中少数成功精英对知青岁月的眷恋,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一时间,多少知青看罢后,‘热泪欲零还住’,从而掀起了回首“无悔青春”的‘自恋情结’热潮。并引发了少数知青名人对黑土地和插队生活的眷恋、追忆和讴歌,从编写回忆录到筹办联谊会,从歌曲‘小芳’到‘老插酒家’,直到电视剧中出现的知青出身的厂长、经理。……正由于这种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误以为知青一代的成功与辉煌和苦难与汗水有着必然的相关关系,更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

     

    高喊“青春无悔”的几乎全是知青中的精英,沉沦底层的知青是“沉默的大多数”

    高喊“青春无悔”的几乎是知青中的精英,然而大部分没有话语权的知青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真实生活现状是怎样的?

     

   《又说“老三届”》作者张地说:“据我所知,知青中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很一般的水平,相当一部分还在为住房、子女、甚至为户口和找工作而奔波。”宁红岗则更为直接:在扬起‘青春无悔’的漂亮大旗时,还应想想那些仍留在社会底层,没有机遇,没有能力,没有毅力再回升的知青,少说些豪言壮语。

    

    张地的描述较为笼统,在其背后,其实有很多鲜活的案例。譬如,知青回城后,为了生计奔波之余,他们成为城市边缘人,遭受歧视。

    

    某女知青说:“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我们到北京以后,人家不理解我们,人家排斥我们,其实我们原来是北京人,等我们下乡以后,他们就觉得把这些人赶走了,等这些人又回来了,然后就觉得这些人抢了他们什么,我也不明白北京人什么心理,是觉得这些知青回来呢给他造成什么交通堵塞,你老农民似的。”

     

    对于那些部分知青精英来说,他们高喊“青春无悔”,因为现在的成功了,可以从苦难中得到救赎,然而,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劳碌、生活依然困苦的大部分知青来说,经历苦难后并没有迎来天堂,而是延续着另一种苦难,对于他们来说,青春真的无悔?或许那段苦难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简单的“受苦”,并没有过多的意义。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受苦的不仅是知青,还有数亿农民

     “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其实视线都局限在知青们自己身上。真正的悲剧是:迄今为止,极少有人、有作品关注到“上山下乡”的另一被波及到的群体——农民——他们当年遭受了怎样的冲击。他们同样也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是苦难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知青文学”,他们也提炼不出“青春无悔”的口号,更不懂得将个体的苦难提升到“与国家共苦难”的高度以获取心灵安慰,他们才是真正的失语者,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上山下乡让亿万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

     “上山下乡”,不仅牵扯着知青的命运,而且让整个家庭的陷入苦难的漩涡之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亿万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譬如: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的北京知青蔡连和,下乡三年后的第一次探亲就要结束时,其母亲脸上不时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在近乎恳求的挽留不成之后,埋头为他收拾行装时,突然倒在床上,顿时神智不清,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但已无回天之力。三年的苦熬苦盼,结局却是这样的凄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大声疾呼:天哪!世道对我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母亲可以给我一切,我却给了母亲了什么呢?蔡连和的眼泪哭干、心都碎了。”

     

     许多知青存在各种婚姻问题,下一代往往成为这种家庭缺陷的牺牲品

     

     知青回城,带着子女来到陌生的城市,再加上原本知青的婚姻有诸多问题,家庭生活多少有所缺陷,所以知青的子女的成长道路也不平坦。陈红在其《帮助知青子女排除心理障碍的尝试》一文中谈及:

    

    “他们有的寄居在亲戚家里,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倍感孤独;有的即使受到祖辈的疼爱,但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思念之情苦苦地煎熬着这些幼小的心灵;有的较为幸运,能随父母一起返城,但父母由于工作差、收入低,生活的压力造成烦躁,有时会转嫁到孩子身上;有的父母由于自己的不如意,因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出人头地,一旦孩子不争气,父母或怒骂或棒打,家庭气氛异常紧张,给孩子心灵造成很大压力;还有些知青子女初到城市,生活上尤其是学习上不太适应,与其他同学在成绩上有明显差距,使他们心理上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不如意不顺利都给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逐渐产生心理障碍。表现为:抑郁、孤僻、自卑、偏激、消沉等,形成了消极的性格特征。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甚至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知青下乡给本就已经被折腾得千疮百孔的农村造成了巨大负担

    

    毛泽东当年号召知青下乡,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上,据很多知青反映,当年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反而有时候把他们当成负担——自49年以来,农村一直是以一种单向度的“城市输血管”的身份存在着,农民土地上微薄的收入,一直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最关键的“资本积累”;千万知青下乡,对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村而言,绝对是经济负担的又一次加剧。但知青们似乎并不能理解这一点,相反,他们在农村的某些行为,今日读来令人寒心——李复奎在其《难忘的知青岁月》一文记载了当年知青偷社员的鸡,不偷反而会被人嘲笑:

     

    “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社员家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丢了鸡的社员,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当时在农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护,是农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贫下中农’并不敢公然欺负。”

  

     除了给农村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外,下乡知青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谈及:

 

    “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结语

    “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对“上山下乡”的解读在今天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则是另一种更悲剧的悲剧。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事实无人能够否定:那是一场数千万人(知青)乃至数亿人(把农民包括进来)无法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运动;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犹如草芥。歌颂这样的运动,实在过于荒唐。

     

    据说,梁晓声最终接下《知青》剧本,与一位官员的这句话有关:“作家应该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的确,作家需要承担责任。同样是面对“苦难”,彼岸的米兰·昆德拉说:“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发布评论文章评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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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01 09:29:37 评论:我只说一句话:说青春无悔的人,就让他把自己的子女或孙辈送到偏远乡村去待上1-2年。
  • 2015-08-16 19:46:48 评论:文革当年,要是四个面向要是完完全全自由选择,我坚决不下乡!我是被逼的!
  • 2012-06-18 17:21:13 评论:这是一篇什么文章啊?
  • 2012-06-05 12:06:52 评论: 毛泽东对知青上山下乡最大失误是让他们“再教育”,而不是培养一代青年人的积极性,“世界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造成无数知青被管教、打骂,让他们看不到前途。毛的错是无人去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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