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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心

——2015年8月"北疆行"侧记
2015年09月20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李关祥编辑:楼曙光点击数: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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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兵团八师石河子总场第一中学85届高中毕业生,为纪念毕业三十周年,准备在2015年8月上旬举办一次大型的师生聚会。作为当年学生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之一,7月初我接到了85届学生丁林打来的电话。丁林现在是石总场妇联主任、工会副主席,她代表师生聚会组委会正式邀请我们参加聚会活动。放下电话,我赶紧与石文经老师联系。经商议决定:我和石文经、邢中慧夫妇一起,从上海出发去新疆石河子,出席师生聚会,并趁此机会游览北疆。

  石文经老师,是1964年6月10日和我乘坐同一列车进疆的好友,从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开始,我就和他连续搭伴八年,分别教语文和数学,送走四届两年制的高中毕业生,可以称之为“老搭档”了;这次聚会,他当然也在被邀之列。

  我是1998年底从新疆退休回到上海定居的,十七年来我将是第一次重新踏上新疆的土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很快在网上订好了火车票,做着出发前的一切准备,整天沉浸在喜悦、激动和不安之中。

  一、一个令人一夜无眠的电话

  8月3日出发之前两天,丁林电话里告诉我:到石河子后的食宿已经做了安排,师生聚会组委会做了分工,由曾文到石河子火车站接我们。曾文将是我们到石河子以后遇到的第一位85届学生。“曾文长什么样,你记得吗?”我问文经。三十年没有见面了,学生的印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文经说:“记不起来了。”我说:“他不是我们(1)班、而是你(2)班的;是一个大眼睛、高个子男孩,看起来很文静。”文经说:“好像是的。”

  是我的心飞得太快、还是车速太慢,我们乘坐的从上海直达伊宁的Z204次列车,好像正“带病”运营:当天夜里躺在卧铺车厢的我,只觉得汽笛不时地鸣叫,列车时开时停、像蜗牛似的在铁轨上慢慢地爬,车到灵宝站甚至停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天刚亮,列车员就对旅客大声嚷着:“车上存水不多了,大家要节约用水!”她把最重要、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放在后面说:“前面陕西境内的一个路段被洪水冲毁了,列车已经晚点八个小时。”列车员话音刚落,车厢里立刻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昨夜的不断停车,断定线路出事了。安静了片刻后,许多旅客焦躁起来:不断有人打电话与家人取得联系,大声告诉对方更改接站时间;买好中转票的旅客怒气冲冲地联系退票,以便消除列车晚点造成的后续影响。

  到4日晚上8点钟,列车已经晚点整整十八个小时!虽然铁路已经在中午抢通,但是被误点的车挤成堆,即使火车司机想加速把时间抢回来,列车也不可能在5日中午准点停靠在石河子了。于是,我给曾文发了个短信,告诉他列车晚点的最新情况,到石河子火车站接站的时间让他等候我的电话。

  5日晚上10点50分,躺在铺位上的我朦朦胧胧中听到手机响了。打开一看,见是曾文打来的电话。他问我:“李老师,现在车到哪里了”;我向他通报了列车晚点的情况,告诉他车到石河子可能是6日凌晨,请他不要为我们担心,晚上好好睡觉,列车到乌鲁木齐时我会给他打电话的。因为我知道,乌鲁木齐到石河子150公里,车要走一个半小时,他准备接站的时间是充裕的。

  放下电话,我又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曾文仍不放心,给我发来短信,再次叮嘱说:“李老师,列车到乌鲁木齐时,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回复说:“知道了。”

  6日凌晨4点38分,我们的列车从乌鲁木齐西站开出,我接通了曾文的电话。彩铃的声音刚响了一下,曾文就听到了我的说话声:“曾文,你、你一晚上没有睡觉,就在等我的电话?”我被曾文如此迅捷的反应感动了,说话声有点颤抖:他好像是枕戈待旦的战士,一夜都捏着手机不放,就是为了等我电话里下达“出发”的“命令”。“没有。”曾文回答说。“睡觉了?怎么铃声刚响你就接电话了?”曾文掩饰着说:“我刚醒过来,正好铃声响了。”我有点内疚了,学生为了到火车站接我们,竟然等着我的电话一夜无眠,真是“洪水无情人有情”啊!其实,虽然离开石河子已经十七年,这里的变化日新月异,街市楼群、交通道路都今非昔比;但我们毕竟在石河子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这里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完全可以告诉我住宿酒店的地址,由我们自己去找。但是,丁林和曾文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将落脚在何处,或许“亲自把老师安全接回来”,这是学生们真心诚意迎接老师参加聚会而精心设计的一个环节吧。

  8月6日早晨7点左右,天已经大亮。走出石河子火车站,我刚走了几步,远远地就听到叫喊“李老师”、“石老师”的声音,两个健壮的中年人曾文和乔华丁迎了上来。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沧桑变化,如果是陌路相逢我绝不敢相认,但我还是隐隐约约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影子。坐了将近三天火车,腿有点软;我这时却精神百倍,跨着大步走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一夜没合眼吧?”曾、乔笑笑说:“哪里,哪里。”

  曾文现在合伙与朋友开了一家公司,自己做小老板;乔华丁在内地工作,为了参加这次聚会,他请假赶来新疆。他们在北泉路“百翠园酒店”安顿好我们的住宿后,开车带我们到石河子东开发区最干净的一家清真餐厅,请我们吃牛肉汤面早餐。

  新的一天开始了!

  二、一场沟通心灵的聚会

  从上海出发之前丁林打来的电话里,给我布置了两项“任务”:“李老师,我们毕业之后,你又当校长了。你代表老师们发个言吧。”我本来就有这个打算,想与同学们谈一点人生感悟,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另外,”丁林接着说:“同学们都想重温当年学校和课堂的生活,所以在参观校园后,想请你和刘军两位老师,在学校小礼堂各用七八分钟时间,给同学们上一堂课。你讲解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吧。”“讲《荷塘月色》?”我吃了一惊,这不会是开玩笑?1985年她们毕业后我当了几年学校领导,1990年秋天被借调到总场机关史志办去编写《石河子总场志》;前后已有三十年没上讲台,而今让我备课、仅给几分钟时间介绍这样的名篇,我能胜任吗?但学生安排的活动新颖别致,听我讲课是为激发起对青年时代的回忆、铭记老师的教诲,支持他们责无旁贷;她现在是“主”,而我是“客”,“客随主便”吧,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我怀揣着《珍惜当下》和《“荷塘月色”赏析》两篇讲稿,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85届高中毕业三十周年庆典活动,是8月7日傍晚在“百翠园酒店”拉开序幕的。舞台天幕上方,标有“总场一中85届30年同学会”字样,许多彩色的气球在地上滚动,音响设施已经安放到位,喇叭里流淌着的是新疆民歌。师生们来到之后,在宽大的天幕上留下自己的签名,大厅里逐渐热闹起来。我对原先我们(1)班的学生特别注意:穿着素雅、长相清丽的孙惠娟,最早和几位同学忙着布置会场;原先性格内向的孟远征,正边指挥、边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他现在是石河子建安单位负责质检的“一把手”;原来班上的“小不点”张轶闻,高大壮实了许多,他是主“摄影师”,成了场上最受同学们“拉拢”的对象……有些学生早已移居国外,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郑文忠等当年考上内地大学的以及在内地工作的部分学生,已从各地陆续赶到,他们和新疆当地的同学汇合,各自在下面互作交流--他们之中,有些已经是教授级人物了。还有几名学生围在我身旁,询问我别后的行踪和回上海后的退休生活。

  “那时候班会课最有劲了,老师给我们讲'名人轶事',还教我们唱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老师的嗓门可大啦!”“老师,你确实变化不大,还跟三十年前一样,不显老。”同学们你一言、他一语地抢着说。我笑着说:“你们的孩子都上大学了,我怎么会不老呢?”有的学生毕业三十年之后是第一次见面,我叫不上姓名,打量了半天后只能抱歉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记不得了,你是--”一个穿绿、白相间大花格短裙、长相靓丽的中年女子走到我跟前说:“李老师,我是王春玲。”“王春玲?你爸妈到上海来,前些天还和他们见过面呢,你--我却没有认出来。现在细看,是原来的王春玲!”王春玲笑着说:“我就是王春玲嘛!”“我是郭斌”,“郭斌?往日不声不响的大男孩,现在戴了付黑丝边的眼镜,有点学者的派头。”有人介绍说:“他是兵团农科院的农业专家!”“真不错!”我真心赞叹着。“我是罗艳”,“啊哦,你家原先在一分场二连”“是的。”陈明杰是参加这次聚会原(1)班唯一到场的班干部,他是石油专业的毕业生,从山东赶来……,见面后握手的、拥抱的、用拳头互相击打的,师生之间出现的状况什么样的都有,引来一阵阵欢声笑语。

  主持人宣布庆典开始之后,组委会成员集体亮相,并介绍了三天的活动内容和时间安排(要参观母校、听课,要游北湖,要上南山、宿蒙古包);接着,当晚的活动逐个进行--学生和教师代表相继发言、学生文艺节目和模特旗袍秀表演,最后是会餐。

  我讲演的《珍惜当下》一文,是我寄语85届学生的一些心里话。掌声停息之后,我首先简要回顾了当年的学校生活,接着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石河子总场进行高中撤点并校、教师优化组合,我们逐步迎来了一个个教学质量提升和高中升学的高峰,而你们就是第一批站立峰巅的人!回顾这段快乐的时光,虽然如今已经看淡了当年的业绩,但是我们师生共同努力、曾经谱写的一曲石河子总场学校教育的凯歌,仍然余音缭绕。”

  有资料显示:1985年以前,全总场每年被大专院校录取的人数只在一二十、最多三五十人之间徘徊,而85届--高中撤点并校、教师优化组合后第一届、也是石总场最后一届两年制的高中毕业生,被大专院校录取八十六人,全体师生都为之欢欣鼓舞。

  接着,我引出了一些沉重的话题,并通过前后三十年的对比,希望同学们“珍惜当下”:“今天回忆往事,我的内心是悲喜交集。我比你们年长许多,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我对曾经的曲折和苦难记忆犹新: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馑岁月,我亲身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看到过陇海铁路沿线饥民乞食、国人食不果腹、浮肿病大流行的情景;我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看到人性扭曲、社会撕裂的惨象,亲历过被人诬陷的委屈和'欲教不成、欲罢不能'的无奈:而这一切,你们只在懵懂岁月里从老辈人的口述中略知一二。我亲身感受过没有迁徙自由、没有择业权利的压抑以及连说话、做事、看书、唱歌都可能带来灾祸的恐怖;而这一切,你们只是在仅有的文艺作品里有所了解。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你们是幸运的,因为从你们懂事起,'阶级斗争'开始偃旗息鼓,'改革开放'春风拂面:你们可以到高等学府深造而不受家庭背景的限制,你们可以凭本事到任意一个愿意去的地方发展事业而不受户口的制约,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应聘或跳槽去挑选工作岗位而不受单位的牵绊,你们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被打棍子、戴帽子。因此,我羡慕你们年轻,希望自己不要老得太快;羡慕你们能够比我们当时享有更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权利,也因此对社会的'与时俱进'充满更多的期待!

  “今天你们所得到的一切,是我们共和国诞生以来的和平年代,经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摸索、以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因此一定要十分珍惜!当你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们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当你们朋友之间出现裂痕的时候,当你们耳闻目睹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想想过去、展望未来,客观、冷静、认真地对待:该坚守的要坚守,该放弃的要放弃;该争取的要争取,该妥协的要妥协;该出手时要出手,该缩手时要缩手!为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为了个人事业的顺畅发达和家庭的和谐幸福,愿大家认认真真做事、干干净净做人!这样,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自豪地说:我们不因过去的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我们的一生无愧于父母的养育,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我的肺腑之言,赢得了同学们阵阵掌声,他们赞不绝口地说“老

  师说出了我们的心理话,讲得好!”有位学生说:“'该出手时要出手',是针对目前世风日下,人情淡薄而言的,人与人之间还是要多一点温情,对弱势群体、对生活有困难的人要多一点关爱和帮助。”另一位插嘴说:“'该缩手时要缩手',和后面的'干干净净做人',说得太好了。现在有些人担任了领导干部、有了权就变得肆无忌惮了,这些人更要有清醒的头脑。你这'该缩手时要缩手'是对腐败成风的社会氛围下游走于官场的同学一个警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说:“我的真实用意、我的'潜台词'尽在不言之中,都被你们解读了,说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太高兴了!”

  在十位女同学的“旗袍秀”和唐向东等同学的歌舞表演之后,在一阵热烈的音乐声中,晚宴开始了。我和石文经老师、特地从湖北赶来的英语老师罗晓立和数学老师王立民夫妇以及家住石河子市的物理老师盛文娟等围坐在同一桌(等到英语老师李建民、历史老师刘军、政治老师戴立民先后从乌鲁木齐赶来的时候,晚宴已进入了高潮)。晚宴的菜肴十分丰富,同学们共同举杯向老师敬酒,他们之间互敬、组委会成员到各餐桌师生前敬酒,人来人往,斛筹交错,祝福声不断、欢笑声不断。祝酒词中,大家都把“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放在首位,因为这是现代人形成的共识--这二者是“事业有成”的前提。

  席间,有一位女学生来到我的前面敬酒,她是我们班的沈雁同学。沈雁对老师的教育再三表示感谢,我说“关键还在于个人的努力”。我问她爸爸可好,他说“很好。”沈雁的父亲沈志远,当年是团场“宣教股”主管学校教育的干事,后来调到了石河子市。七十年代初开始,沈干事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起用了一批老高中毕业生;这些人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家庭历史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上海知青占了大多数。他们陆续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成了教学骨干,不仅提高了师资队伍整体的文化素质、为农场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也让这些“文化人”有了用武之地,甚至从此改变了命运。对于这样一位识“千里马”的伯乐,我们许多上海知青教师一直抱有一颗感恩的心。趁此机会,我让沈雁一定要转达我们对他爸爸的敬意和谢意。

  这时候,一位高个子“帅哥”举着酒杯,带着组委会成员来到老师们的餐桌前:“各位老师,我带组委会的几个人给你们敬酒。”组委会中有我熟识的丁林、孟远征、曾文和蔣为芳等几个,领头的那位却有点陌生。“你是--?”我还没有说下半句,“帅哥”就说:“李老师,我叫张志诚,原来是(4)班的,你没有教过我。你不认识我,我妈你一定认识。”“你妈是谁?”“陈玉梅!”“认识,认识,一分场学校小学部数学老师。你是陈老师的儿子?你妈还好吧?”“好,好。她最近到克拉玛依我姐那里去了。”旁边有人告诉我,张志诚是这次聚会的主要组织者,他现在是石河子公交公司的老总。我想:作为一个企业的主要领导,仍然那么钟情于三十年前的同学情、师生情,他一定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当家人。当同学们再次举杯的时候,我激动地说:“感谢你们的盛情,真的感谢,让我重新回到了三十多年以前!”

  晚宴伴着音乐,在师生们的阵阵祝福声中结束。

  三、一份沉重的纪念品

  在文艺节目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有一位穿深蓝T恤、壮实的男生走来,坐到了我和石文经老师边上。这是一位面熟的学生,可是我们一时之间怎么都没有想起来他的姓名。

  “我叫齐惠敏,石老师、李老师,可能你们都不认识我了,我却认识你们。”坐了片刻,男生站起身做自我介绍,并伸出手来同我们握手。“你原来是--”我还没有说完,齐惠敏回答说:“哦,我原来是石老师带的高一(2)班的。”“那我们应该都教过你!”我和石文经抢着说。文经又说:“说实在话,印象不是很深了。”齐惠民说:“这是很正常的,老师要记两个班、上百个学生的名字,三十年了哪记得住啊?而学生只要记住六七位老师,当然容易记住了。”想不到这个熊腰虎背的大男生还如此地善解人意,给我的“坏记性”一个台阶下。

  “我后来被学校除名了。”齐惠敏冷不丁地说出了往日他最不愿说的话,把我和石文经都吓呆了,我俩不约而同地问:“怎么会呢?”我说:“我当时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上课时班里少了一名学生,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我为自己的健忘或当时的疏忽大意而内疚。“我也不知道呀,好像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文经也一脸的疑惑。我知道,文经做事一向认真而谨慎,他对学生要求很严、但严而有方,他不像我有时候处理违纪学生不留情面,他决不会随随便便同意处理一名学生的。

  “这个事情跟两位老师和同学都没有关系,”齐惠敏说:“老师教过我,我永远也不会忘的。”“那么学校为什么处理你呢?”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想问个水落石出。“我那时候比较调皮捣蛋,在外面好惹事,不好好学习,学校领导直接处理了我。当时高一上学期结束了,第二学期开学后我没有来上课,所以你们并不了解我的去向。”听了他的自白,我一方面因为“不知者不罪”能够自我解脱而释然了,另一方面为学校对他的严处而揪心。

  我忽然想起,后来我担任学校领导期间,也曾经严厉处罚过两名违纪的高中学生:一名是“老烟民”,因为整顿校风期间不接受再三警告、继续“顶风抽烟”而令其“转学”;另一名是因为高考前的预选中作弊,故而取消其考试资格--虽然当时对他们的处理都有章可循、都有许多客观理由、都有我的无奈之处,但是对学生的处理甚至将影响他们一生的时候,是否应该慎之又慎而不应该草率行事呢?想到这里,我对齐惠敏的遭遇有了恻隐之心。

  齐惠敏少年时代开始是跟着哥、嫂长大的,所以在性格方面有点“任性”。后来他参军、当了六年兵,部队对他的严格管束,给了他成长的机会:他开始对在学校里遭受的挫折反思,并纠正自己身上不够检点的地方;之后,他对学校并没有以怨报怨,也没有迁怒于同学和老师,反而铭记了学校戳到的痛处,促使他及时改弦更张。后来他更尊重每一位老师、友善每一位同学,每一次同学聚会他都会踊跃参加--因为他的思想更成熟、更理性了,才会有今天如此理智的行动。“知耻近乎勇”,他敢于在三十年前的老师面前坦露自己的污点,就是有勇气改过的表现!

  上帝真是很公平的:在把他的高中、大学之门关上之后,却为他的事业发展开了一扇窗;后来,他和几位朋友从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做起,竟然把几个相关产业经营得风生水起!

  “这次85届学生高中毕业三十周年庆典的纪念品,就是齐惠敏的文化发展公司制作、他出资上万元捐赠的!”有学生在一旁跟我说。当我从蔣为芳同学手中接过一个硬纸袋里的纪念品的时候,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是装帧十分精美的、像一本厚重的书一样的一套碟片,书封上写着“30年再聚首同学会--新疆石河子总场八五级”;封底是一首短诗,虽然诗歌的语言还有待推敲,但包涵的情谊是深深的、浓浓的、热热的,尤其是“……各奔东西,成败不论,切莫将昔日遗忘”句,让我想起某些情侣“无论富贵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风雨同舟,永不变心”一类的海誓山盟。打开“书本”,只见里面端放着6张精致的碟片,总共收集了87首“新疆歌谣”,而这套CD的总策划,就是齐惠敏!

  30周年再聚首的纪念品,不是美食,不是用具,不是饰品,而是一套新疆民歌,它让我们师生走遍天涯海角也不要忘记我们新疆,不要忘记我们的本,这是多么好的创意啊!

  不管齐惠民以前做过什么错事,我只关心他现在做了什么、将来还会做什么。“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对齐惠敏刮目相看了!

  四、一堂别开生面的语文课

  8月8日上午,我们来到了我供职和退休的单位、同学们的母校--石河子总场第一中学。这里已经物是人非,变得完全陌生:原来的两幢学生宿舍楼和我们曾苦苦支撑的高中教学楼,已经全部夷为平地,现已从原址后退重建;原先的初中楼、小学楼和实验楼还在,都被修缮一新。因此,前操场面积扩大了许多、并增加了绿化;而后操场“标准化”了,和前操场形成了犄角之势。真是旧貌换新颜!现在,高中部已经合并到总场部东边北京路上新建的“石河子市第二高中”,这里只留下了初中和小学。学校正放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

  85届的师生们在校门前和高中楼前合影之后,陆续鱼贯而入走进学校小礼堂。在这里,组委会安排我和刘军老师分别上一堂语文课和历史课;刘军老师因事不能前来,因此今天的“重温经典”只能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一阵掌声之后,“班长”喊“起立”,同学们齐声高喊“老师好!”我还礼说“同学们好!”大家齐刷刷坐下,小礼堂里变得鸦雀无声,就像三十年前的课堂。讲课之前,我首先做了两点说明:一是因为准备时间仓促、讲课时间又限于七八分钟,效果不尽人意的话,请予以谅解;二是以往的语文课,过多地分析思想内容,有关语言文字的运用、文学作品对情操的陶冶以及文学欣赏的功能反而被淡化了,这是应该检讨的。接着,我--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头对七八十名年近半百中年人的语文课开讲了!

  “朱自清写于1927年7月的《荷塘月色》,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抒情散文。作者通过写景抒情,把他对现实的不满、幻想超脱现实而又无法从现实中超脱出来的苦闷,表现得惟妙惟肖。”我从散文写作的时间、主要特点、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总体评价开始讲起,然后抓住“文眼”说,作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为了排遣这种心情,他带着淡淡的哀愁出门,走到清华园里淡淡月光下的荷塘边,只求做一个自由的人,能带给他淡淡的喜悦。我说:“作者把这种情感注入其中,形成了本文的主体。”接着,我声情并茂地、讲读作者用工笔画的手法细致入微描写的月光下的荷塘和荷塘的月色。

  “他先写月光下的荷塘……。他连续用了许多比喻,层次分明地写荷叶、写荷花、写荷香;他既写叶和花的静态美,也写出动态美。然后,写荷塘的月色……。他写月光、写月影,又写月光和月影的和谐统一:'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读到这里,我突然提问说:“同学们,作者说'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这'梵婀玲'是什么?”猝不及防的问题,一时让学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静默了几秒钟之后,下面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小提琴”。我马上赞许地说:“三十年过去了,还是有同学记得,就是小提琴。作者把光和影的视觉形象,比喻成如悠扬的小提琴旋律的听觉形象,这种修辞手法叫通感'。

  “最后,作者写荷塘四面远近高低的树,隐隐约约的远山;作者用路灯光反衬树下的幽暗,用蝉声、蛙声反衬四周的宁静。可是笔锋一转,说'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寥寥数语,道出作者在现实面前心静如止水以及内心的孤独和悲凉。

  “作者由荷塘、荷叶、荷花,联想起江南采莲的旧俗,引出《采莲赋》和《西洲曲》;他虽把采莲的场面写得热闹、妙趣横生,却也无法排遣内心的愁闷,于是就惦记起江南老家了。

  “总之,作者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抓住景物的特征,接二连三用比喻、拟人、通感、对比等修辞手法,运用朴素、凝练的诗一般的语言,既写出荷叶荷花的形状、色彩、大小、数量、气味,又把荷塘月色描绘得韵味十足,刻画了一个宁静、优美、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把自己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哀愁恰到好处地寄托在清新、隽永的荷塘月色之中了。”

  我讲课时普通话还算比较标准,语言干净不拖沓,语调平静稳定,声音的质感很舒服。课讲完了,我鞠躬向大家致意。下面响起了持续的掌声。走出小礼堂的时候,周围几名同学边走边与我攀谈:一个说:“李老师的声音仍然像先前一样,浑厚、带磁性。当年我就被你的声音吸引住了。”另一个说:“朱自清的散文,当时还有一篇《绿》,李老师念的时候,我就被迷住了:'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那醉人的绿啊!'我就仿佛看到梅雨潭的绿了!”有一位男同学说:“说实在话,当时我在课堂里就没有好好听。今天我听懂了,文章确实写得好,老师解析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如果像赵玉霞那样好好听的话,或许就能像她那样会写文章了。”我走到赵玉霞身边,她告诉我:她在克拉玛依工作,业余时间好写些散文,曾发表在当地的报刊上。我笑着夸奖说:“想不到你还那么能干!你上学时的刻苦,终于看到成果了!”赵玉霞抿着嘴笑笑说:“还不是受你李老师的影响!你教得好,我就喜欢语文,喜爱写作!我还准备出一本散文集呢!”“好啊,我等着你的书出来!”几句对话,把我的心也说得暖烘烘、甜丝丝的,像烤着火,又像吃了蜜。作为一名教师,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学生做出成绩更高兴的事呢?

  五、一次安排得细致入微的旅游

  85届高中生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活动,于8月9日下午从南山回来之后结束了。之前,石文经老师的学生、1978届高中毕业的于忠良同学多次来电话,要带我们到北疆旅游;而在克拉玛依工作的85届学生付勇,也有车、有时间陪我们去。于忠良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请了十天假,傍晚之前就可以赶到你们下榻的酒店。”他那里已经万事俱备,我们只好婉言谢绝付勇同学的好意。

  其实,石老师和于忠良建立师生关系纯属偶然。“文革”快结束的1976年,不知怎么搞的本来师资很弱、办初中都有点勉强的一分场一连学校,竟然破天荒地办起了一个高中班;为了调集教学人手,分场把大学肄业、在八连学校教书的石文经老师调到了一连学校,而且不是教他最擅长的数学而是教语文。好在石老师是各科都十分优秀的通才,于是于忠良就成为了他的学生。第二年,一连的高中班合并到一分场学校,由另一套教学班子任课,石老师随调到一分场学校后和我搭伴教新的高一年级,于忠良就离开了石老师。然而,于忠良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学生,他判别教师的优劣,决不囿于接触时间的长短。他说:“石老师只教了我一年,但他的学识之广博,他的品格之高洁,是我在农场见所未见的。上海知青教师帮我打开了一扇新生活的门!”于忠良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金融方面的学校,并在毕业后留校工作;到1990年代初石老师调江苏无锡之前,他们就成为了忘年交。之后将近二十年,他们之间中断了联系。直到2014年,通过刘发杰同学的“搭桥”,于忠良才和退休回到上海定居的石老师重新联系上。至于我和于忠良之间,更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只是他的姐姐于彩凤和他的弟弟于忠胜,先后曾经是我的学生而已;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小时候老听到我在连队的大礼堂给职工们教唱歌。“那时候你的声音可大了!”他回忆说。我说:“连队里没人会教唱,我就上。”

  尽管如此,于忠良对老师--无论教过或没有教过他,都一律给予应有的尊重,尤其对他心目中敬佩的上海知青老师;而这次旅游,由于他周密的安排和周到的照顾,使我终生难忘。

  于忠良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上是深思熟虑的。他带我们从西线上--从石河子出发,西去独山子向南、走北天山到那拉提,然后西往伊犁再东折经赛里木湖、果子沟,北上克拉玛依、经布尔津到喀纳斯湖;然后从东线回--从喀纳斯出发,经北屯到福海、到富蕴、到可可托里,南下昌吉回石河子。根据这条线路行进,我们把北疆大部分景点都走到了,欣赏了北疆的蓝天、白云,草原、野花,松林、绿坡,深谷、石峰,清溪、激流,河滩、湖泊……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还欣赏了天山上的盘山路、松林中的木栈道,参观了伊宁的林则徐纪念馆和富蕴的地质博物馆。

  我们所经之地,除了克拉玛依是85届学生付勇、陈新民等再三邀请前往,沿路其他地方都是于忠良精心安排的。我们的车还没有到那拉提,他的学生李勇作为向导,已经从几十公里外的新源赶来,在景区外等候我们;李勇通过微信群,把信息发给同学,于是大家都“如法炮制”接待老师。我们刚踏上伊宁的土地,他早年的两位同学--在伊宁工作的杨副局长和郇责科长,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带我们去吃午饭,晚上又为我们接风。到达布尔津之后,他的一位从阿尔泰赶来的同学--曾经为当地首长开车的退休司机徐海州,坚持陪同我们到喀纳斯,前后两天和于忠良换着开车,不让老同学“疲劳驾驶”。我们到福海的时候,他的学生、当地一家银行的行长杨霄峰,早在路口等候我们,并带我们走进她早早就预订好的蒙古包,去享受福海最有名的“鱼宴”。我们到达富蕴时已近傍晚,他的学生曲剑侠和她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丈夫华副局长,虽然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前来迎接,但是他们安排朋友前来照顾我们,带我们住进了他们事先订好的旅馆;第二天早上曲、华夫妇亲自带我们参观了进行国际大赛的赛马场,托朋友带我们到可可托里景区,晚上又特地设宴为我们接风洗尘。于忠良周到的安排,通过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帮助,使我们极其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旅游。我对曲、华夫妇说:“如此麻烦你们,真的很不好意思。”曲剑侠快人快语说:“于老师是我的老师,师恩难忘;你们是于老师的老师,更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一句话把我的心说得热乎乎的。每次离开一地,于忠良的同事或学生们,必定开车相送到国道或省道,然后与大家告别,他们返回去上班,我们向新的景点出发。

  于忠良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无微不至。每次装卸行李他都抢在我们前面,说:“你们年纪大了,应该由我来。”每次进饭店吃饭,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或问“这样吃行不行?”住宾馆酒店,他怕自己睡觉打呼噜吵得我睡不好,两人要开两个单间;我说:“刚睡下时,我睡得很死,不怕呼噜。”在我的坚持下,他才答应和我住进同一间房。他特别爱吃烤羊肉,几乎每餐必备;而我怕上火,“浅尝则止”。他知道我的习惯以后,就不再坚持让我吃烤羊肉了。他起初不知道我和石老师他们都不吃辣,后来每进饭店就关照服务员“不放辣!”他在反光镜里看到我在车里拍照,就减慢车速,让我把照片拍得更好一点。他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为我们着想、为我们提供方便。

  我坐车在北疆旅游八天,曾和于忠良发生两次“冲突”。

  一次是因为听石老师说,他不愿接受我们给他的旅游费用,我说:“他丢下工作,请假陪我们游北疆,已经很够意思了;吃、住、行的费用他全包,这让我们怎么接受?我来与他谈谈。”一天早晨出发之前,我与他唇枪舌剑较量了一番:“你不肯收钱,我们心里过不去。”他说:“你是我的老师,学生怎么能收老师的钱呢?”“我没有教过你,不是你的老师!”“你教过我姐、我弟,你是他们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师。”“你这样做,我心不安、理不得,回上海以后很长时间会成为包袱,觉得亏欠你太多!”“老师,你不应该这样想,你为新疆付出了一辈子,培养了那么多学生,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以学生的名义来陪你们的,你应该得到报答。刘发杰就拿给我五千元钱资助你们旅游,这是我们的心意。”我在新疆工作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出那么贴心的话来鼓励我,我被他的话感动得快要流泪了。可是答应石老师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要说:“可惜我不会这么想。我们在新疆所做的一切是应该的。”于忠良说:“你们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你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却给农场带来了文明,让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可以如此的博学、如此的儒雅,你们确实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于忠良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无法作答。他对我们的评价太高了,有点领受不起;但是,我已经没有言辞对他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言语再进行辩驳。一阵舌战之后,几千元钱在我和他的手中来回推送了三四回,他仍然执意不接受,我只得作罢。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旅游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因为明天从富蕴到石河子,一天要赶600多公里路;而且石、邢夫妇在昌吉下车、要去看望一位老连队的职工朋友,我要回石河子去,这对独自一个人开车的于忠良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说:“明天我一定要赶回石河子,因为后天要与74年初中毕业的一些学生见面,我不能爽约。”于忠良提出:“为了赶时间,明天清晨就出发,不跟曲、华告别了。”我说“他们夫妇那么热情,他们还约我们明天一起吃早饭呢,我们不告而别,有点失礼。”“只得在电话里向他们夫妇道个歉。”“明天你要开十来个小时车,太累了。不行的话,你把我送到昌吉汽车站,我自己回石河子,你可以少跑一百多公里路。”“那怎么行呢?我送你到石河子!”他态度很坚决,宁可自己吃苦受累、宁可在自己的学生前面失礼,也不愿怠慢自己的老师。我看出了于忠良的心思,似乎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就不再吭气。

  8月17日下午4点多,我们到达昌吉,于忠良安排好石文经夫妇的住宿之后,又疾驰120多公里送我回到石河子总场,这时候他已经疲乏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当晚他准备在场部休息。临别的时候,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盒礼物交给他:“这是我女儿在韩国买的一套修指甲、美容的工具,给你做个纪念。”“我,我用不上!”于忠良看着我说。我笑着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你女儿的。”“啊哦,那、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我要谢谢你,这八天来对我们无微不至地照顾!”

  过了一天,我给于忠良发了一条短信,说礼盒里有一笔钱,请收下我的心意。这一次,于忠良只能“笑纳”了。

  六、一件饱含深情的礼物

  我的手头有一张“石总场二中74届初中毕业生迎接李关祥老师合影留念”的十四吋照片,背景是石河子军垦博物馆,时间是2015年8月18日。

  我要“回新疆去看看”的消息,是前不久去新疆的知青朋友李勋九透露出去的,她孩子的小姑--家住石河子的孟庆荣,是当年我带的74届初中毕业生。消息不胫而走,有的学生已经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过一次小型聚会),还有些学生毕业之后就天南地北自找生计,四十一年再没有在石河子露面。小孟发给我的短信说:“他们85届的高中毕业生请老师回总场来聚会,我们同学都说我们74届的也不能落后。”我看了短信,笑翻天了:“昔日的学生之间,为请回老师团聚都在较劲呢!”于是,这次聚会成为了众望所归。

  上午11点,班上最高大的男生卢志成开车把我带到军垦博物馆前的集合地。车上,他对我说:“李老师,对不起,当你学生的时候就不会说话,现在还……”。“哪里,接你电话的时候,就知道你很会说话。”其实,会不会说话,并不是看话多话少,关键看是否说到点子上。卢志成毕业后不久就参军走了,后来一直在部队工作,曾任军分区的参谋,转业后在一家研究所任职。

  下车后,我看到许多同学都来了:他们初中毕业已四十一年,今天一个个都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在我眼里仿佛都是小姑娘、小伙子。有许多学生是眼熟的:外号“老虎”的刘景祥和最早担任营级干部的任河清,已经从位子上“一刀切”下来内退了;当教师的姜凤云和孙萍、在公交公司搞了一辈子业务的李莲英以及孙春芳等女学生,都已经正式退休;开拖拉机的吕西安和郭胜利,以及爱说爱笑的贾新平、关新民也马上要离岗“安度晚年”;司俊民是建筑行业里的一位“小老大”,已经退下来带孙辈;老来发福的郭代玲因结婚早,现在已经是“奶奶级”的人物了;而另一位胖女生,我再也想不起是谁了。“你是--”“你猜?”“是--”“她是何美菊!”一旁有人插嘴说。“何美菊?天哪,原来是班里最小的小丫头,四十一年没见,长得又高又胖,确实不敢认了!”周围的同学都笑得合不拢嘴了。还有往日不爱说话的马爱莲、吴孔华、王淑艳和潘毛亮、王本学等都一一相认。有人在远处说:“肖文德在浇水,说今天来不了了。”肖文德是精瘦的小伙子,脸偏黑、鼻梁挺直,人很机灵;虽然没见面,但他的聪明和作业的潦草当年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时候,从后面走上来一位文文静静的高个子男生,他头发乌黑,白净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我看到他,就在心里说:“你张新成保养得这么好?当年篮球场上的高手,简直是个小伙子!”嘴上却问道:“你知道我是谁?”“你是--你是李老师!”“张新成,你还能认出我来?四十一年没见了,还好吧!”“还好,还好。”张新成后来也参军了,转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搞保卫工作。

  忽然,有人向远处喊话:“'妖精',李老师在这儿!”外号叫“妖精”的解俊峰,笑呵呵地从人缝里钻进来和我握手问好。旁边有人介绍说:“妖精现在是李老师的同行,他在乌鲁木齐一所中学当校长呢!”我捏着解俊峰的手说:“真不错,不错!”“还不是你李老师教得好!”解俊峰很会说话,专拣老师爱听的话说。正在热热闹闹说话的当口,一名女生告诉我说:“在外地工作的周东花,听说李老师回新疆来,昨天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问:“为什么?”“当年,她们三连的学生都住校,说那次她发烧,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宿舍里流泪,李老师端着热面条送过去,再三再四地劝她吃一点才有抵抗疾病的体力。想到这件事,她就感动得要哭。”我说:“有这件事吗?我都忘了。”一名女生证明说“有,有。”

  正说着,一名女同学款款走来,文绉绉地说:“李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盯着她看:身穿淡红色T恤,外套一件镂空白色线衫,米黄色裤子,白皙的脸上洋溢着笑。她看我记不得了,便一改前面的文静模样,咯咯咯地笑着大声说:“我是韩香萍呀!”“韩香萍!我记起来了,你是一分场三连的学生!”“说对了。那时候我调皮,上课不好好听,有时候你假装不在意的样子,走过来敲敲我的课桌提醒我;有时候你气得瞪大眼睛盯着我,把我吓坏了。如果我当时好好学的话,现在也可以写出好文章来了!”虽然当时是挨批评,现在韩香萍说起当时的情景,满脸的幸福感。周围的同学都笑开了,大家都知道韩香萍聪明、学习成绩不错,她只是有意逗笑罢了。

  这批学生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他们中间不乏杰出人才;但是当时学制缩短了、大学不招生了、“读书无用”了,他们都被“文革”耽误了!虽然半数学生上高中后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又抓住学习的机会、提高了文化水平,走上了理想的岗位;但是还是有个别学生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一辈子只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这时候,请来的摄影师已经把相机支好,全部二十五人站成三排,在一阵又一阵的“茄子”声中,留下了我和74届学生最美好的影像。

  午宴是在一家餐馆的大厅里举行的,一个直径四米以上的大圆桌前,我们师生团团围坐。聚会的组织者卢志成、原班长任河清和副班长姜凤云相继代表学生致欢迎词,我致答谢词;然后同学们简要介绍了各自的情况,最后是自由发言。这时候,贾新平突然问我:“李老师,听说你写了一本书。”“是一本自传。”“上面还提到了我?”“你怎么知道?”“我在一位老师那里看到的。”

  我本没有打算提这件事,现在学生问起了,就毫不遮掩地和盘托出:“去年,我完成了自传《真写一生》的写作。因为篇幅有限,我们班的同学中只大略提到印象比较深的几个人:'帮助我从一连搬到分场学校的是许凤堂和贾新平;班长任河清的组织能力很强,使我对班级工作少操了许多心;学习委员孙萍成绩优秀,且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每周的黑板报都是她一手'包办';袁体芝和司俊民都是从内地转来的学生,年龄偏大,学习基础好,是学习尖子;卢志成和张新成个头高,是篮球场上投篮高手;关新民和刘景祥虽然学习成绩不突出,但是他们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在师生之间和男女同学之间都有良好的关系……',啊呀,实在对不起,这样的回忆录,不可能详写、更不可能写许多人!

  “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真实,没有一句假话,我想通过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生活。因为不是小说,想看热闹的人,看了会失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读后会有新的认识、会得到一点启发。”

  “李老师,我们都想读你的书!”司俊民和几名学生不约而同地说。我说:“这次带来五本,现在手头只剩一本了。这本交给学习委员孙萍,大家可以传着看。如果有想要读的,回上海后我可以寄几本过来。”稍停片刻,我接着说:“出了'自传'之后,我这个人就透明了,我对大家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我本是学习机械制造的中专毕业生,毕业后国家不分配工作,又因为家庭背景不好,就到新疆来了;所以,我教语文完全是半路出家。尤其是那时候,语文是作为'战斗的工具'来学的,所以鲁迅的杂文选得多。”有位同学插话说:“你给我们讲过鲁迅的《'友邦惊诧'论》。”“对,鲁迅的杂文如匕首、投枪,'文革'时搞大批判需要战斗性;现在搞和谐社会,就不太需要了。当时你们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虽然这是时代的局限,但今天想到这一点,我还是有责任的。”

  午宴的菜肴无论是数量还是色、香、味,都无可挑剔。同学们不断叫我吃菜,其实我每天哪里能吞得下那么多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只是想多吃一点蔬菜罢了;重要的是和同学们说说话、互相沟通、互相了解,即使以后天各一方,能够在心里保存这份美好的情谊,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跟74届学生讲的最后一段话,是希望他们像回沪定居的知青那样“平时聚一聚,难时帮一帮,病时看一看,走时送一送”,我说:“我们师生一场、同学一场,是一种缘分,我们大家都要珍惜。”

  这时候,班长任河清让大家安静一下,请卢志成讲几句话。卢志成站起来说:“为了表达对李老师的感谢和敬意,我们买了一件礼物送给李老师,请李老师不要嫌弃。”卢志成手捧一只红色的小盒,走到我面前,打开盒盖,取出里边的玉挂,套在我的脖子上。

  我没有想到学生会送我礼物,也想不到礼物是玉挂,更想不到玉挂会一下子套到我的脖子上!因为我从小到老,从来不喜欢这些玩意、不喜欢刻意地修饰装扮自己,没有用吉祥物避邪的意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一件饰物挂到我的脖子上。这次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慌乱之间,我只是一个劲地说:“这叫我怎么领受得起?”“我实在领受不起!”并向全体同学鞠躬致意,同学们只是咧着嘴笑、只是一个劲地鼓掌,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而我就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餐厅。

  现在想来,无论这件玉挂是“和田玉”、还是其他什么玉,他的价值是百、是千还是万,这一切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群新疆学生,他们毕业四十一年后,还能想起我这个上海知青教师,还能给他们留下值得回忆的印象,这要比任何礼物珍贵百倍、千倍!

  七、一句向知青老师转达的答谢话

  8月19日,是我乗坐Z42次列车返回上海前的最后一天。因为我在新疆的最后七年,为石河子总场主编了《石河子总场志》,曾经风雨同舟多年的机关新老史志办人员,中午在“百翠园酒店”同我欢聚。下午,我想寻访曾经生活过的连队和学校的踪迹,现任史志办主任李文阳,亲自驾车带我到一分场走马观花转了一圈。一路上,我曾经生活过的一分场二连高包、七连、副业连、一连和分场学校,都已全无踪影。我既惊喜地看到,从南到东大半个分场已经开辟为石河子天业集团的化工区,它们为社会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和大量化工产品;又痛惜地看到,拥有374平方公里土地的石河子总场,其中地域、土壤和水利条件最优越、发展现代农业条件最好的一分场几万亩良田(曾经也浸透了我们的血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化工区北部的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电石的酸臭味和薄薄的雾霾--石河子市北泉镇在粉尘和异味的污染下哭泣,这个名为联合国认定的“宜居城市”,在这里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回到总场部,才过半下午。剩余的时间我要去看望几名在“北泉镇石总场医院”工作的81届学生。从农场考上大学的学生都远走高飞了,之后很难再在农场见到他们的踪迹;那么留在农场的学生工作生活得怎样,也是我想知道的。于是我就来到位于北京路的总场医院,打听护士王琳、梁素英等人的去处。在一位护士的带领下我走上二楼。不一会儿,看到一身雪白的“天使”梁素英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你--李老师?”梁素英见到我出现在她面前时惊呆了,回过神来后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你怎么在这里?”“我过来看你们!王琳呢?”“她到辽宁去了,儿子在那里上学。李老师,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事先告诉我?”梁素英激动得连珠炮似的发问。我简要地告诉他近二十天来的行程,她颇含埋怨的口气说:“你回新疆那么长时间了,早该告诉我们。去年看到你们在上海举办纪念进疆五十周年活动的电视报道,大家都想和你见面!”我说:“这次回新疆,无论是当年的学生还是同事,都太热情了,什么都得听从他们安排,不听就扫他们的兴,仿佛时间不是自己的,自己也不是自己的了。”梁素英没听懂我的话,在一个无人的诊室坐定之后,我又详细告诉她这些天的经历。

  1981年在一分场学校毕业的、我任班主任的那个高中班上,王琳是班长,她和梁素英都是我生活过五年的老连队--一分场一连出来的学生,我和她们的父辈一起在农田里滚过一身泥巴,因此更有一分亲近感。

  “李老师,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我把周围能找到的同学都找来。”梁素英胸有成竹地对我说:“我们班的学生,我能叫到十来个人;他们见到你回来,一定高兴坏了!”我问:“方便吗?”“太方便了!”梁素英家兄妹二人,她哥哥梁来锁是我带的79届学生,考上农学院毕业后参军,后成为团级指挥官;梁素英学习也很刻苦努力,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护训班”,之后一直在总场医院从事她热爱的护理工作。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她性格温厚、善良,说话拘谨,腼腆;现如今她已经是“主管护师”,说话做事落落大方,显得十分干练的样子,我真为她高兴。

  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天已近傍晚,北泉路对着北京路丁字路口的一家饭店的包房里,陆续进来了十位81届的学生:黑裙、白衫的孙玉香个头高挑,走路风风火火的;朱萍、肖爱云比以前胖了,一时叫人不敢相认;周玉花、汪凤霞虽年逾五十,可一张娃娃脸没有变;王秀荣的面相和三十年前相比好像没长几岁;穆俊英似乎精心打扮了一下,发髻盘在脑后,身体挺得笔直,像芭蕾演员:她们都已经或接近退休。相比之下,男生就显得不修边幅了:金兴中在建筑工地当包工头,穿一身蓝色工作服,边跟我打招呼边往里走,在我右手边坐定后悄声对我说:“钱是赚了点,但也很辛苦。”小金是个热心人,据说平时同学相聚,都是他负责联络;今天他刚从工地下班,还没有回家就直接赶来了。来得最晚的是周刚,他接到梁素英的电话,便坐了一个多小时轿车、从一百公里以外的独山子赶了过来。梁素英说:“我如果不给他打电话,以后见了面,他要埋怨我的。”我对周刚说:“辛苦了!这么远,就别赶来了。”周刚是瘦高个,留一头颇具艺术家风度的长发,鬓角已经有点花白,他浅浅一笑对着我说:“李老师来了,我哪能不来见一面?”

  周刚的家也在一分场一连,我在一连时和他爸同在浇水班工作,所以和他父辈都是熟人。1990年前后,他在独山子石油学校学生科工作时,我为一名学生的报考专业问题,曾到一连找他咨询,所以和他并不生疏。他在我左手边坐下以后,我问他是否还在学校工作。他告诉我说:“学校将要迁到克拉玛依去,那里正在筹建'中国石油大学'的新疆分院。”梁素英插了一句说:“今后他就是周副院长了!”周刚看了看梁素英,笑笑说:“别听她瞎掰。”我估计梁素英的信息是真的。.0三十多年,弹指一挥,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骄傲!

  梁素英通知的同学都到齐了,服务员端来酒菜,于是大家举杯祝酒,话题又转到欢迎我的内容上来了。刚放下酒杯坐下的孙玉香,举杯又站起来:“我先向李老师敬酒,感谢老师教育、培养。”学生时代,别人说话时她总躲在后面,现在却敢打敢冲:“上海老师知识面宽,在你们的教育下,我们比别人学得好。虽然我们没有考上大学,当年考护训班,全场不下千人报名,最后录取四十名,我们一分场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我知道,自1975年起,全场六个分场都办了高中班,其中一分场学校集中了一批上海知青教师,教学质量优于其他学校。有几个学生说:“石文经老师最是温文尔雅的。”梁素英说:“单坚老师见到哪个学生都客客气气。那时候,老师给学生补课、哪怕是利用寒暑假,从来也不收费,都是无私奉献。”孙玉香愤愤不平地说:“哪像现在,老师在课堂上不好好教,课外收费搞辅导。”孙玉香话音刚落,周玉花抢着说:“那时候上语文课,李老师朗读课文的声音像演员,”我插嘴说:“有那么好吗?”周玉花继续说:“当然啦,你朗读《王贵与李香香》,读到坏蛋出来的时候,慢慢地摇晃着脑袋,可形象了!”我笑着说:“你看我像坏蛋吗?”大家都“咯咯咯”笑开了怀。

  同学们谈兴正浓,我只顾听、只顾讲,也不知道饥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菜、吃的什么菜,大家还一个劲地劝吃劝喝。这时候梁素英站起来说:“说一句心里话,上海知青老师到新疆来,你们是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们却是最大的受益者;没有上海老师的教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李老师,我敬你!”我被梁素英的话感动了:真想不到,毕业离开学校已经三十四年的学生,竟然还对当年的上海知青教师们如此感恩!梁素英接着说:“李老师回上海,请你一定要向单坚老师转达我对他的感谢。”我问她是怎么回事,梁素英说:“1979年我在一连学校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分场的高中,那年我哥正好考上大学。我爸怕经济上负担不起我和哥两个人上学,准备叫我早点参加工作、不让我上高中了。单老师那时还没有调到分场学校,听说后急忙找我爸说'为了你女儿的前程,你一定要让她上高中。'我爸说:'儿子、女儿都要上学,经济上撑不住呀!'单老师说:'办法总是有的,要是不行的话,梁素英到分场学校的生活费由我来解决。'我爸听单老师这样说,感到不好意思了,才答应说:'我会想办法的。'”梁素英喘了口气接着说:“如果不是当年单老师看得远、说服了我爸让我上高中,我哪有今天?”听完梁素英的陈述,我眼睛有点湿润,我说:“我一定把你的谢意带到!”我心想:上海知青教师秉持“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观点,向学生传播的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更是城市文明的理念。几十年过去了,学生对老师感恩的心始终没有变,多么难能可贵啊!

  梁素英提起上海知青所做出的牺牲,我想到了知青吴世瑛。穆俊英是一分场七连职工的子女,她讲了小时候在连队听说的关于吴世瑛的故事;我对她的叙述做了修正,并完整地介绍了吴世瑛的身世和被害经过。吴世瑛从小聪明伶俐,八岁就能上舞台弹钢琴,普通话说得标准、流利,上高中时还曾跟着百花奖明星祝希娟拍过电影。但因为父亲在欧洲工作,她属于“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政治上不被信任,兄妹两人高中毕业后都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于是都支边进了疆。进疆后,她干农活不怕苦,还一直是连队、分场演出队的骨干。1970年,因为回上海探亲时听到了香港传过来的有关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信息,被打成“反革命”批捕入狱。在看守所里,吴世瑛作为唯一的女犯,受尽了欺辱。三年刑满释放后,在看守所曾对吴世瑛做了坏事的那伙人,害怕东窗事发,通过单相思吴世瑛的第三者,灭了她的口。四十年过去了,上海知青吴世瑛被害案仍然是一个悬案。我说:“吴世瑛长得很出众,普通话讲得好,嗓音很甜,极具表演天赋,在正常的情况下她完全可以成为很出色的演员。可是1973年11月,她被人用绳子勒死在七连南边的林带里,直到第三天下午,她的尸体才被放牧人在包谷秆堆里发现。据说凶手回去后就'自杀'了,而幕后主使至今没有被抓出来。”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们国家对'文革'中的许多案子都没有认真追究,不了了之,这是我们民族的劫难、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吴世瑛的案子打动了大家的心,有两个学生在擦拭眼泪。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时间已经不早,就站起身说:“好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愿这样的噩梦永远远离我们的生活,大家能健健康康、快快活活过好每一天,就比什么都好。”同学们再三再四地说:“老师以后回新疆来,一定要事先告诉我们!”“有机会到上海,我们一定会去看你的!”“代问石文经老师好!”

  走出门,我和同学们依依惜别。这时候已到子夜时分,深蓝的夜空中满天星斗。

  8月20日,我将结束“北疆行”、踏上回上海的返程。告别的时刻到了,之前许多同学、同事给我发来短信要为我送行,我都一一回绝了;我的好友杨建设和朱元梅夫妇、峙釗和李静夫妇,他们带着浓浓的情谊,送来许多礼品并为我准备了多种路上吃的食品;好友腾新国送来了一大包新疆土特产,并亲自开车把我送到石河子火车站。

  这次北疆行,连头带尾二十天,除了火车上来回五天行程以外,十五天时间都与当年的学生们在一起。新疆的学生们太可爱了,无论岁月流逝多么久远,无论人身分隔在海角天涯,他们都会捧着一颗感恩的心,把真诚和热情奉献给自己的老师;在新疆的日日夜夜里,我变得年轻了,我的心被感动了、被温暖了、被融化了,二十天的经历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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