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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小说

我的大荒我的连

2015年03月22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周确编辑:楼曙光点击数: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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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周确在兵团连队任值班连队的副班长

  “毛”孩子们下乡了

  1968年5月,未满16周岁的我下乡至新华五连,那是位于北纬51度的一块高寒地;当时,该处归属黑龙江省爱辉县(即为历史颇有名的“瑷晖”)、现黑河市西南方向、离省会哈尔滨约1200华里。北黑公路600公里路碑,曾立在兵团一团团部(后为锦河农场场部)门前公路的道南一侧。

  陆续前来的知青少男少女们,多在毛泽东主席“6·18”批准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之后。他们是真正“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好知青,真该多给他们补发些奖金!而我们5月份来的两批知青,是在他老人家尚未“挥手”之前、就已经“前进”到了乡下——我们哈尔滨51中学一块来了二十几人,我们一个班来了四男、四女8个同学!

  那个老五连(后来,它被改为38连、38队,是各位知青朋友共同生活过8至10几年的地方)地处公别拉河边、太平山下,位于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团部20华里远的山沟里;二团的前身曾为新华团、后归为一团并改称6营、再接下来为锦河农场一分场、第一作业区。知青返城多年后,不少知青都曾独自一人、或相约朋友、或带着妻子、孩子回访--我嘛,已经多达七八次回该地,其中还曾带着妻与子、父母各一次故地重游。因为北黑地方铁路复建、黑河及新场部的车辆增多、再加相邻的西沟水库大水面形成和库区管理部门代修公路,已经大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所以荒友们重返老连队已比原来容易了许多。



                    1973年 观察人参结籽 周确摄

  艰难中求生存

  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连队附近的路况和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喽:从老五连出门向北7华里(经七连和九连)上“大杠”,或向南10余里(经四连)都要先走田间土路,途中均需渡过无桥的小河,而后再过公别拉河奔团部。冬天,出趟门十来个小时冻个半死。当时,当地冬天的最低气温到过零下50摄氏度。夏秋季节,附近的土路全都翻浆变成“水泥”路;有暴雨时,小河里的水迅速上涨,很快就平了槽、成为深一米七八、宽三五十米的“通天河”,让我们好多天出不了远门!

  为了拉回日常必需的面粉和基本副食品,连队往往要出动“东方红54”履带式拖拉机所牵引的拖车(小河涨水前用马车)冒险出行;冬天时,我们也常以拖拉机旱地拖爬犁代步(由两棵参天大树的树身做主架,铺开后面积有20平方米左右、跑起来“冒烟咕咚”--那可真是个大型交通工具;上面可坐30几人哪)!

  我曾于地图上细查,老五连向深山里去的大地名是叫“二部”、“三部”、“四部”,往西北沟里再远些是霍龙门,往沟外走则是“盘山沟”,更大些、靠近干线公路的地方是蟠山沟、西岗子--从西岗子沿北黑(北安--黑河)公路向北乘汽车跑上半个多小时,就可看到中俄(当时为前苏联)界河黑龙江。

  从农场地界看,除了本部连队外,我们连还与老马场(后为四营)的连队邻近,本连队缺少草料时还曾于春季时组织队伍用拖拉机和圆木扎成的爬犁、去偷过人家的马草;先是“大功告成”过一回,后来再去时被人家逮住打过一回(好几个兄弟被打得头破血流,成为我们的“抢草英雄”)!1973年下半年,我当兼职电影放映员、曾再到已统归为一团的老马场35连等连队时,还听人家讲过“英勇阻击”并打跑老“新华”偷草人的故事呢!



                     1973年 起圈积肥 周确摄

  亲历"备战备荒"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这是我们经常唱的一段“军歌”的歌词),按着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我和各地知青们一起挺身于“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反修防修”第一线:

  一是扛着几支苏制旧枪炮准备“迎头痛击”当时那个“超级大国”的进攻(结果射出去的子弹没有一颗打在敌人身上,却因不该有的一枪而夺走我“一对红”、哈尔滨知青段钦选的命;走火者不是别人,是与我同时下乡的同班同学、绰号“小特务”的吴淳洁);

  二是种些粮豆向国家交粮(因地处高寒、商品粮率极低、有两三年打的粮食连我们自己吃都不够--1969年时只有豆子面充饥,每天还仅有6两)。



      1974年4月,北京知青傅梅(左)、张玉英下连队送书。回京后,傅梅在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工作。周确摄

  作为“部队”的“值班分队”,我们曾经为之十分兴奋!当时我们连队真枪真炮的装备“相当可以”,除了一搂一个子儿的步枪,还有可折肩托的冲锋枪、转盘式机枪;四零火箭筒、六零迫击炮则是我们炮排的主要装备。为了显示我们是部队的“正规程度”,我曾用扬场机上的一块旧胶皮“私刻”过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02信箱5连”的地址戳,一问世就倍受青睐,不少知青争相使用、把它盖在寄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的信封上----可能数十名知青用过它、累计盖过至少五六百个信封!

  我们年复一年地“春种”(跟播种车播小麦和大豆)、“夏管”(“三铲三趟”拔大草、喷“二四滴”农药)、“秋收”(打麦道、跟收获机、割大豆、场院晒粮、上跳作囤)、“冬运藏”(保证粮食不霉变、选好种、商品麦豆灌麻袋、扛包装车供外运)附带拌种(手摇装入麦种和赛力散的铁桶,为来年春播备种)和进山伐木(住帐蓬、啃冻馒头、喝雪水、拉大锯、归楞、滚木头上爬犁运回连队备基建用)。当然,我们干过的活还有打马草、脱坯及盖房子等等。汗水滴淌中,到此“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们无私地留下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唯一获得的回报是身体和意志经受了磨炼。多数知青至今都认为:刻骨铭心的劳动锻炼和较早进入社会“摸爬滚打”成为知青们享受终生的财富。



      1974年4月,北京知青傅梅(左)、张玉英下连队送书。回京后,傅梅在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工作。周确摄

  住什么,吃什么?

  我们连的住房多为油毡纸压上板条作盖,地基采用山上打来的石头砌成,屋墙的构成较多样,有的用土坯垒成,有的采用板夹泥、棍夹泥,还有的用草裹泥作成“拉拉辫”----最后都要用“羊角”泥抹平。住屋内多为南北各一长条木板大炕,也有的是用桦木条铺成床面。最大的一处女生宿舍可睡四五十人,但因屋太大、取暖困难,屋子很冷(最后放弃使用了)。铺的下面多有用砖砌成的“火龙”。各屋门口有一或两个灶,上面放口大锅烧洗浴用水,下面用一劈四半、六半的大块圆木作燃料。那些年,好些很成材的白桦、黑桦、柞木(橡树)等都被我们砍了、被我们烧了,真是“罪过”哟!

  在冬季取暖期,睡炕头者被烧糊了被褥的事情是常有发生的。因火炕着火,起居于连队西侧的牧羊班曾被烧得“倾家荡产”;为此,全连发起捐助行动,帮助她们度过了难关。



                     1974年 哨卡 周确摄

  连队伙食主要靠吃面,最好的面也就是八五粉(即100斤小麦出15斤麸子、85斤面粉、)、往往是九零粉,也吃过一箩到底、看起来已近棕色的全粉。三种主菜:土豆、萝卜、白菜。冬天往往会吃冻菜。只有过年、五一、十一和收小麦等重要时刻才能杀口猪、吃点儿肉。当时的主要菜单就是喝汤吃馒头,有句流行嗑儿:从黑河到赵光(曾为兵团一师师部所在地),兔子打锣“汤、汤、汤”(即“镗、镗、镗”)!当时知青们真是太缺少脂肪了,每天喝着不见油星的汤,经常饥肠轱辘。当地天冷养口猪实在不易,而杀猪时往往会杀出痘猪肉来(即米渗子、猪肉中有绦虫卵),而明知是痘猪肉也舍不得扔----把肉切碎了“烤油”!出完油的“油梭子”还是好东西:各班排分一点儿回去,被男知青们抢吃得一干二净。还好,至今还没有听说哪个知青因此得上绦虫寄生病。嘿,也怪了,就靠吃馒头、喝汤,多数知青都吃得挺胖!当时体力劳动的强度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在秋收连轴转的时候。不说别人,四两重的馒头,我最多时一顿吃过四个!



                                       1975年 冰封千里黑龙江   周确摄.

  对了,一定要再说两句喝水的事。(除了上山伐木、建新点的人外)我们连队的人基本上都是直接喝井水(生水)。印象中,我们多数人连暖水瓶都不用。五连有好几口井,都是自己打的天然水井。据大家的体会,连队食堂和紧靠着豆腐房的两口井的井水是最好的。那井深深的,下部结满了冰,摇过十几圈的辘轳,才能打上来一桶水。在干完活后,喝上那么几口井水,呀,真是一种甘甜可口的好味道--就现在的观点,那可是最洁净、无任何污染的生态水哟!此生此世,喝过的最好的水就是老连队的井水啦!



                                       1976年 冬季检车 周确摄

  渴望下雨企盼发薪

  知青中能吃苦耐者是多数,个别知青想偷点儿懒也正常。有人总想弄个清闲差使,如个别值个班什么的,也有人靠泡病号逃避劳动。那时还时不时地搞些运动,如来个讲用会、批判会、斗私批修会什么的,大家就可“公开合法”地、集体地休整一下身体喽!还有下雨天等恶劣气候出现时,也会让知青们清闲几日,所以就有引自老职工的“团山子(连队东南一处较高的圆型山)冒烟,农工歇三天”、“团山冒泡,农工睡觉”的口头禅和企盼了!

  也别说,那个时候,我们加上地区补贴(9类地区)每人每月可开到41元8角6分人民币,每每盼到发工资那天,数数那四张十元大票加零头儿,还真是挺满足呢!下乡一年多,我们多数知青都让家里人买来一块或是“上海”或是天津“东风”牌的全钢手表--当时,那可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值钱的“一大件”贵重物品呢!



     1974年,兵团一团直属单位团代会上,哈尔滨知青曲秀珍在主持选举议程。曾任一团副政委的她,返城后任正处职、负责妇儿工作。周确摄

  民以食为天何惧"铤而走险"

  为了满足小伙子、大姑娘们的无休止的食欲,知青们各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一是靠家里邮寄,印象中上海知青寄来的东西花样最多,红色的腊肉、黑色的大头咸菜,再加肉松、鱼松等,都是北方人不多见的。当时物资供应贫乏,如连队小卖店除瓶装罐头、白糖等,值得买的东西实在太少。有人就会冒险淌河、到7里多地外的40连供销社“抢购”。再远些的地方,有4连老金矿的供销点,去那儿的人常会买到几斤饼干。改善生活的方法还有很多,如和老职工套近乎者常有机会“蹭”顿饭吃、到马号去弄点煮豆子或到场院偷着用“铁撮子”炒黄豆等。还有更甚者:半夜跑到连队羊号,拉出只羊杀掉炖肉吃。结果被人告秘,团里来了工作组追查、参加杀羊和吃肉者分别遭到当众检讨和扣工资款等处罚。本人也是吃“糊涂肉”者,为过一顿嘴瘾,险些“误了前程”,哈哈!还有一次我们初春进“四部”深山建新点,碰上了刚从南方飞回的野鸭子;为了改善伙食,时任小小副班长的我自做主张、用苏式步骑枪的一颗(口径为7.62毫米)独子儿打到了两只野鸭。我们几个人好一顿吃!回连队核对子弹消耗时,我们“口径”一致地说:“夜里来了狼,周确为吓走狼而放了枪”)



                   1975年 借鉴历史 周确摄

  深山沟难避“文革”冲击波

  其实,我愿意早早离家到乡下,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想尽快离开城市学校那令人厌恶的左倾政治环境----1968年上半年,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造反(多为不好好学习的)的淘气学生欺负老实和学习好的学生、原班干部特别地受气。

  我在哈尔滨第七中学校时就是校学生会主要成员(还担任一班的班长、后改为萧红中学、当时班主任为陈及君);调五十一中学后,经罗雅斌校长和隋淑梅老师安排而接任六班班长。



                                1975年 曙光初照演兵场 周确摄

  “文革”开始后,我多次挨坏学生的打,如班里的徐某某、潘某某多次用摔断的椅子腿打过我(若干年后,在我们聚会见面时,我再未重提此事,而他俩一见我,总会先来一阵子“嘿嘿”的“傻笑”,其中原委自是心知肚明了)。

  一部分“红卫兵”也下乡到我们这小山沟的来了。平静的连队倒了霉,特别是一批老职工。其中最倒霉是傅怀仁和张文鹏,两个人。他们早年从关内来此谋生,参加过采金、倒运山货的事,都是靠卖体力养家的本份人,可连队“左派”们非称为“傅坏人”、“张大麻子”,私设公堂和禁闭室,动不动就开批斗会批一通,还在小黑屋中打他们、“抠”他们的“问题”。有几个知青大打出手,什么皮带、棍子全用上了,打得他俩不停地求饶,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张文鹏用山东腔哭求:“小*、小*,你们别打了,打得俺这屁股都‘离核’了!”

  还有一个从外连调来的老关,外号“信号弹”,被一审再审,硬说他是苏修特务,总打信号弹和苏联联系----可怜这个老关头,他可能连信号枪都从未摸过,又从哪里搞到了信号弹?!

  还有个叫徐玉凡的职工家属,可能是因年轻漂亮些或可能偶有红杏出墙行为,被多次拉上全连的批斗会,连拉带扯中,有一回竟把上衣拉翻,连两只乳房也当众露出----人格受到极大的污辱。



        排练中的兵团一团宣传队队员,跳舞者右一为曹晓云(北京知青)、左一为周曙辉(鹤岗知青)、左二为方霞珍(上海知青)。周确摄.

  纷纷扬扬生死情

  我所在连队的成员除了数十名转业官兵和当地老职工外,主要由上海、北京和哈尔滨三地知青组成。(个别一两个来自牡丹江等城市均为外调而来。而后来合并到一团后,我本人还接触到天津、齐齐哈尔、鹤岗等城市的知青。)一段时间里,还曾有来自裴德农大的几名大学生下到我连劳动锻炼。还曾有少量部队官兵曾短期来连队与我们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中的个别“帅哥”差点儿“掳走”我连几名女知青的芳心。

  回顾一下:从1968年5月初至1969年9月末分五六批进入,我们老连队三大城市的知青最多时曾有三四百人吧?据本人不准确的估计,他们中至少有同城市知青、或异地知青五六十人“延伸黑土地情缘”而结成夫妻。另外,至少有两名女知青嫁给了部队转业兵和老职工----记忆清晰的有:1,上海知青徐永玲嫁给了转业兵高德本;哈尔滨知青秦代娣嫁给了(投亲靠友到当地的)潘凤歧。这在当时是很有争议之事,两名女性当事人者可是够勇敢并经受了很大的压力。早些时候,连各城市间的男女知青谈恋爱会受到诸多限制和阻碍。

  再说段钦选死后----他父亲、哈车辆厂一工会领导干部专程来连队处理后事,其姿态之高,空前绝后!最受益的当然是那个“凶手”、“小特务”哈尔滨知青吴纯洁。借段父的仁慈,他钻了一个天底下最大的空子--最终只判他很短的刑期,还是缓期且监外执行。当时,吴曾对段父信誓旦旦,要以自己的生命竟小段未尽的事业、要象儿子一样报答段的父亲----可当20年后返乡战友前来要为段钦选扫墓时,他这带路人却连段的坟在哪儿都找不到了!后续许多年中,他也再未和段的父亲有任何联系--

  除哈知青小段外,还有一名很要强的北京女知青因心理出问题而莫名其妙地自杀身亡。那段时空中,我们还经历了一名老职工徐子健之死。他驾牛车过公别拉河、上南山拉烧柴,在回程下坡一次刹车时,车上所载原木借惯性把他撞死在山路一转弯处。老徐该是真正地因公殉职吧,可是在当时,一条人命丢了,抛下孤儿寡母没拿到几个补助钱,徐妻只好改嫁机务排老职工王笃发艰难度日。还有一个悲剧性的故事我也没有忘记:老职工卢吉庆的妻子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我还曾为小哥俩拍过合影照片。可惜的是,在一次收小麦的季节,其中一个钻麦桔堆玩,被一辆拖拉机辗过而惨死。

  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们连当时已经出现了“知名群体和个人”:如我们连队的女子牧羊班,事迹上过《兵团战士报》,那是原36连宣传队骨干创作员、后为《兵团战士报》编辑的熊道衡专门来我连采访写出的稿子;接着,牧羊班长夏翠红更是多次出席兵团和师级讲用会。我们连队自排自演的“智取威虎山”全场曾专门到团部和四营等地巡回演出。(我在剧中出演一个参谋长--可惜不是少剑波“203”,而是匪参谋长;借用老职工孙延喜的一件黑皮大衣当行头,冬天出行演出,可是少挨了不少冻。)我连陈顺年等人表演的“刷浆糊”及上述的“苦年”都曾外出巡演。可惜的是,返城后的夏、陈两位上海知青及哈尔滨知青金长城、孟繁芳、王经奎等(也包括了熊道衡本人)却因健康原因而在四五十岁即英年早逝,无缘重返黑土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周确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摄影报道员

  苦中作乐丝丝甜

  当时,我所在连队的文化生活也不能定性为枯燥和贫乏。借排演“革命样板戏”、用文艺武器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及大唱革命歌曲等机会,知青们“群魔乱舞”人人上阵,也弄得挺乐呵--我本人可算是个什么活动都要伸一手的积极份子了。跳舞、拉琴、编节目再加出板报,都少不了我。排戏中,什么“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剧目,我们一个小连队几乎都排演过选段、选场、甚至排全剧!部队转业的邢德昌自编了忆苦剧《苦年》,我们不仅在本连演过十来回,还到兄弟连队和其他营“巡回”演出。我在剧中扮演老地主,迫害邢德昌和哈知青韩红扮演的农民夫妇一家人。高中生吴遵万、老职工阎玉臣先后扮我的狗腿子,“鞍前马后”地讨好我这“大老爷”;到团部演出的一回,为了有真实的声音效果,竟然特批了两发子弹、掐掉弹头用步骑枪击发来“枪毙”地主,可有意思了!

  我跟老邢学会了打竹板(可说数来宝和板书)和编多种曲艺节目、跟黄秀文学会了敲铜板(说山东快书)、跟几名上海知青学会了吹口琴、还跟另外的“师傅”学会了拉二胡、京胡、板胡等。使用哈尔滨知青、校友刘爱群的手风琴,我也可加上简单的伴奏拉出不少歌来。我的美术字也是在写黑板报和写大字块中练出来。后来,我们一、二排及战勤排屋内衬菱形纹的魏碑、隶书等字体的装饰横幅均出自我手。

  我还在我们一排屋内进门处一左一右绘出了杨子荣和李玉和的头像--请他们为我们知青当“门神”!南墙上一幅画亦出自我手:大约长3米、高1米50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大型水粉宣传画也颇有气势。演“智取威虎山”时,我还用一块大苫布画出巨型的“雪原松林”和“威虎厅”的背景--在那个年代的山沟里,可算是当地人看到的最大的“美术作品”啦!

  步入“初级阶段”

  永生难忘的是,我在连队始发了我的初期摄影创作。先是把一排炕尾的工具仓改成了小暗房,接着我用桦木墩儿当座、洋铁盒作灯箱、利用倒扣的相机镜头代放大机镜头而制作出了很象样的大照片。

  一团的现役政委马仁到我们连队蹲点搞清产核资(当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尹希波、陆贵生两位干事的支持下,我适时把自己的摄影功夫露了一手(当然这之前,我还曾应邀到梁晓声所在的老7连、为马仁在那搞的清产核资展览现场作过画、他对我已有了“画儿挺好、出手挺快”的印象)。

  摄影技艺被具有相当权力的人士认可,导致了我的人生重大转折--后来,马政委一句话就将我调到一团政治处宣传股当了摄影报道员(开始曾兼任电影放映员,后被“提升”为文化干事)。

  那以后,我持续拍摄了不少知青生活的照片,现在它们都具有了文物价值并成为“中国老照片”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情系黑土地”展览中,我的照片被选入七八十幅;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被播出,中国青年出版社《北大荒风云录》、江苏出版社《情系黑土地》、天津出版社《大有作为的新一代》等画册亦采用了我那几年拍摄的照片。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北大荒博物馆、中国黑河知青馆、北安农场局知青展馆与筹建中的北安市知青馆、二龙山农场知青馆……都选发了我所拍摄的照片、展出了我当年用过的照相器材与附件及生活用具。

  难忘引路人

  大约十五六年后,我与马仁政委又有频繁接触。这时已离任至某干休所的马仁因冠心病在哈尔滨211医院住院数月。

  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已在新华社工作的我曾多次去看望他并带去他所主动要求看的:一,我近期所摄的一批照片;二:十几本《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和《民族画报》。这些东西曾为他及他的病友带来了不少欢乐。

  而在他去世的当天,除了他的家人,我成为他当时视野内所能见到的、唯一的荒友代表。

  **********

  返城多年的北京、上海和哈尔滨的知青仍在怀念北大荒

  我所在连队老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在近年回过一次或若干次。近年,到黑河寻访“第二故乡”人更多了。他们回连队的同时,还会到黑河看知青馆,有的还跨境至俄罗斯来个“两日游”。

  每每的都市聚会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就是昔日大荒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他们当年在黑土地上播种下的深情厚谊和收获的爱情之果。

  今日老知青们,他们虽然已经是五十几、六十来岁的人了,但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仍是意志坚强、情绪乐观、身体健康者;他们紧随时代节奏,依然如故地在尽心为国家作着力所能及之事;同时,他们还在真诚地教导着自己的儿辈、孙辈,继续为社稷出力。

  当然,我们老知青中的部分人现在生活仍很艰辛:面对改革开放、世界“多元化”的新局面,他们“跟不上队了”---因"文革"和上山下乡,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没有了连续性;返城后,他们缺乏知识更新和必要的新技能培训,个别昔日下乡者甚至遭遇了夫妻双双下岗!对于他们,我希望他们振奋精神,戴上老花镜,重新再学习,用自己的双手再次创业;同时,提醒他们的儿女们:宝贝们,精心养育了你们这么多年,现在已到了你们“反哺”父母的时候了!

  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不少老知青的子女因从小受到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他们为人善良、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已经逐步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北大荒新一代中的佼佼者,不仅留洋过海,有的拿下双学位、以至成为博士、硕士;还有的接过父母叔伯的班,成为各行各业中的精英。

  当有较充裕时空时,我们一些处境与条件较好的老知青往往会相约而行,除了重返黑土地,还会在国内大城市间互访、继而一道出国旅游——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提供了诸多机遇;其间,我们老知青也不甘示弱,把握好各种机会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

  后记

  酝酿多年,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文字,它是做为我个人的人生历程回顾,更重要是希望它能唤起年过六十的荒友们回忆与共鸣。


  (本文作者:新华社高级记者齐白石画派再传弟子原一师一团宣传股后为锦河农场哈尔滨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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