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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上海与抗日战争

2015年07月02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苏智良 刘宏海整理编辑:点击数: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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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苏智良,1956年出生,73届中学毕业生,1973年到江西插队,5年后通过高考回到上海。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专门史博士点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初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等。

  苏智良专攻上海近代史、毒品史、黑社会史、抗战史和慰安妇史等,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发表论文数百篇,著作等身,为还原历史真相作出了不懈努力,是知青群体中的佼佼者。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和铭记历史,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共建美好未来。2015年6月28日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召开一届五次会员大会,邀请苏智良教授作了题为上海与抗日战争的演讲。为满足会员及知青朋友的需求,我们将苏教授的演讲录音整理成文,呈现给大家。

  我昨天在文汇讲堂有一个"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演讲,近期的文汇报会刊出。

  今天与老知青们再聚一堂共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在座的大多是老上海人,我就从上海对抗战贡献这个角度,谈几个问题,与大家分享。

  一、上海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上海很多的事情,就跟我们知青研究一样,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包括抗战。"9.18"以后,上海各界就行动起来了。我们很多知青是在黑土地上度过青春岁月的,都知道东北离上海很远,为什么当时的上海会很关心这个事呢?就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它的国家民族意识最早得到启发,包括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学生,都纷纷投入到保家卫国的运动中了。比如说,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来源于两个,一是东北的抗日义勇军,还有是上海在"9.18"后也成立了好多义勇军,有几十支,像"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复旦大学义勇军""邮电工人义勇军""市商会义勇军"等等,各方面都积极投入。上海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国民党的市党部对抗日救亡也是蛮支持的,特别是上海市市长跟国民党市党部一样,这是与国民党市党部成员构成有关,他们有的是资产阶级,有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对抗日救亡很积极,民众成立反日救国会,他们在后面撑腰,这是我跟我的学生做过研究的。上海当时有各种团体,最著名的就是救国会。救国会七君子,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是沈钧儒为首,沈钧儒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律师协会会长,也是全国律师协会的负责人。1936年11月被国民政府抓到苏州公开审判,他是无罪的,他认为政府就是应该抗日的,为什么不去抗日?审判时的庭长是他的学生,他是法学教授,上海律师协会会长,法庭上的辩论就可想而知了。法庭外,有许多支持他的民众和知名人士,比如宋庆龄,她说抗日救亡如果有罪的话,我也主张抗日救亡那我也应该进监狱。她叫秘书把被子打包后,就要到苏州去进监狱。蒋介石就很头疼了,如果宋庆龄出现在苏州监狱门口的话,就变成了世界性新闻了,就千方百计地阻止宋庆龄到苏州监狱去。这些都是引领整个国家抗日救亡的。同样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在上海拍摄了一部电影,叫《风云儿女》。这部电影书记在杨浦拍摄的,所以杨浦现在有国歌广场,搞了很多以国歌为中心的纪念。这部电影的插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把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一部电影的插曲作为国歌这是上海的荣耀。

  二、上海是抗战的重要战场

  对"12.8"和"8.13"二次淞沪抗战,我简单做个回顾。1931年"9.18"以后,日本要在东北制造一个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首都,叫"新京",找下野的皇帝溥仪当傀儡。那时溥仪在天津的日本租界,为了把他从天津弄到长春去而又避免大家的注意,日本人就叫特务在上海搞出一些动作来。一个很著名的女特务,叫川岛芳子。她奉命到了上海,在今天的双阳路上搞了一个小动作成了"12.8"的导火索。当时有五个日本和尚走在双阳路上,她让日本暴徒穿上中国工人的服装,去打那些日本和尚,打死了一个,打伤了二个,然后就造谣说上海工人反日。日本借此增兵上海,于是发生了"12.8"淞沪抗战。

  最近吉林有个女作家说她的姥姥是川岛芳子。我在东方卫视做过一个评论,我说这是无稽之谈。川岛芳子在战争结束后被军统抓住,按说日本人应该被释放的,但是川岛芳子实际上是清朝肃亲王的女儿,肃亲王希望复辟,把她过继给了一个日本浪人,叫川岛浪速。战争结束时川岛浪速并没有完成过继的法律手续,所以川岛芳子并不是日本人,她还是中国人。川岛芳子在战争期间都是以男人的面目出现的,后来日本学者作了深入研究,并且采访了她的哥哥,发觉这个女人的一生是很惨的。她十几岁到了川岛浪速家,这个养父强暴了她,而后她非常痛恨自己是女儿身,但从感情上她又希望恢复清朝,所以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走狗,战争结束后被枪毙了。枪毙时是对着脸部开枪的,照片上面目看不清了,所以社会上一直有人要寻找川岛芳子,好像她还隐藏在人间。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12.8"时,中国有二支军队在上海抗战,一支是19路军,还有一支是中央军主力第五军,应该说打得很不错,后来日本不断增援,5万人对5万人,尽管我们打输了,往后退到真如一带,然后英美调停,签订停战协议。从伤亡比及整个战役来说真的打得很不错。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市民全力支持。

  我想着重谈一下"8.13"淞沪抗战。"8.13"淞沪抗战是整个抗战22场大会战中非常重要的一场,而且是在上海。最近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蒋介石不应该打这一仗,认为他打错了。我的观点是打对了,但不能这么打。蒋介石在淞沪会战结束后有个回顾,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上海打仗?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华北。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进攻华北。8月6号蒋介石决定要在上海打一仗。一是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英美的投资都在这儿。第二上海的交通便利,便于组织军队到这里来。第三是当时日本军人只有五千人在上海,所以他集中了三个师,都是主力,8月12号到了上海,第二天双方在闸北同心路发生交锋,这是小冲突。8月14号,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的率领下开始进攻。当时日军驻扎在从杨树浦一直到长寿路沪西,一字型展开。中心据点是八字桥,四川北路2121号,现在是海军机关,当时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这是个三角形房子,多伦路四川北路对面,这是他的主要阵地。中国军队进攻一个星期后,一般阵地基本攻克,唯有这个司令部打不下来。城市里打仗不能动用很重的武器,靠炸药,靠轻机枪没办法打下来。他这个司令部的墙体很坚固,好像就是为了这次战斗而准备的。打到8月22号还是没有占领它。战役进入第二阶段,8月23日凌晨,日本的援军到了,叫"上海派遣军",三个师团,在吴淞口登陆。在吴淞口我们也有一支部队,是第18军,负责人叫陈诚,也是中央军主力,一线排开,阻击日军登陆。仗打得很惨,日军的武器好,我方尽管是德国式装备,是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但还是节节败退。这是必然的,因为日本是强国,我们是弱国,打阵地战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为什么说他战术上不对的理由。一直打到9月11号,反登陆失败。到了10月25号,罗店大场为中心的我方阵地守不住了,我军撤出了大场、宝山,一直到闸北。这个时候蒋介石突发奇想,命令88师师长张元良留在大场,表示我们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张元良觉得一个师留在那里是要全部牺牲的,他建议象征性的留下一个营就可以了,蒋介石总算同意了。留下的部队就是谢晋元的部队,谢晋元当时是相当于副团长,叫团副。他带领一个营到四行仓库坚守。四行仓库在西藏路桥的北面,苏州河边,属于闸北,对面和东面都是公共租界。四行仓库非常坚固,墙壁有一尺厚,里面都是物资,有很多黄豆,像沙袋一样,堆起来就是阵地。还有很多生牛皮,一包一包的,很坚硬。10月27号凌晨,他们进去后坚守了四天。当时中央社的记者问谢晋元有多少人,他说我们有八百壮士。其实我们研究下来是420人,当时是为了壮大声势。最后在31号凌晨,中国政府和公共租界交涉完成后,他们撤退到公租界。本来讲好他们通过公共租界退到后方去的,后来日军变卦了,逼着租界不让他们走。结果就在胶州路那里,谢晋元的部队被圈了起来。所以胶州路有一个孤军营。谢晋元只好带着队伍呆在那里,非常遗憾的是谢晋元被他的手下杀害了,凶手是被收买的。

  现在四行仓库正在修复。我去年给韩正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四行仓库这样商业化总是不太好,这真正是抗战的圣地,应该把它建成纪念馆。韩正书记批了二百多个字,结果这封信到了闸北区政府。本来市里早就就要闸北区搞成纪念馆的,但闸北区说他们是"赤膊区",收入最低,没这么多资金,还要动迁周边的居民。韩正书记批示以后,闸北区没有二话,马上着手整体改造,今年8月13号将要开馆了。里面有一张闸北区政府最近从嘉仕德拍卖公司拍下来的照片,花了67万,是一个外国记者在四行守军撤退的时候,得到消息去拍下的,中国记者都没拍到,所以是唯一的一张照片,我认为67万也是值的。到了11月5号,日军看看还是打不下大上海,又增派4个师团,三个师团组成第10军,在金山卫登陆。第16师团到江苏的浏河口登陆,进行两翼包抄。这个时候蒋介石下了撤退令。撤退的时候军心大乱。11月12号,南市失守,标志着淞沪抗战失败。这场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是70万对30万,是百万人的大战,我方伤亡18万,日本人自己的记录是日方伤亡4万。也有教授认为我们打死打伤日军八九万。我们经查认为水分太大。按照以前的数字,加起来日本鬼子应该全被消灭了,怎么还是到处都有日本鬼子呢?所以以前的数字水分太大。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

  我想分析一下,"8.13"淞沪抗战对整个抗战有什么意义?毫无疑问,打破了三个月速战速决的战略,鼓舞了军民抗战勇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中国政府、工厂、大学等文化单位赢得了撤退的时间。最后一个作用就是蒋介石的那段话,打乱了敌军的部署。日本原来的侵略计划是以华北为中心的。这次中国主动在上海开战,并且不断增兵,迫使日本也不断增兵,把华北、东北、日本的部队都调到上海,使上海和长江流域成了中日交战的主要战场。这以后,中国军队退到南京、退到芜湖、再退到武汉,再退到宜昌,最后守住了三峡,保住了西南后方,对整个抗战是有贡献的。如果让日本从华北打到山西,再南下占武汉广州,就有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没有退路的局面。

  三、上海是全民抗战的典范

  就是各个阶层都积极参与。比如,上海当时抗战捐款是全国的六分之一,相当于我们解放后的财政收入。上海的文艺界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比如说周信芳,京剧大师,他上演《明末遗恨》《文天祥》来鼓舞大家抗日;另一位京剧大师梅兰芳,从北平到上海,住在马思南路,今天的思南路公寓里。他不上台,他把胡子留起来,无法唱花旦了。日伪要他上台,他说我胡子老长了怎么能够唱女孩子呢?八年不上台。战争结束,他把胡子剃掉,马上登台演唱,表明了中国人的气节。

  这个照片大家不陌生,杜月笙,黑社会的头领。其实,仅仅说他是黑社会的头领还是有点冤枉他,他的身份很复杂。我专门在中央电视台做过《海上沉浮》的纪录片,也写过三本书。我说,杜月笙这样的人也有民族主义情怀。"8.13"淞沪抗战,当时北伐名将张发奎守浦东,杜月笙的老家是高桥,他说张将军守我的家乡,就买一辆装甲车送给张发奎,让他指挥的时候坐坐装甲车。谢晋元四行孤军需要干粮,他听说后,叫手下人把上海滩的大饼油条全部买下来,二万多只送过去。1937年10月28号,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写信给杜月笙,说山西的日军放毒气,八路军没办法造防毒面具。杜月笙拿出16000元买了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给八路军。这个材料现在在上海市档案馆,也是它的镇馆之宝之一。如果没有这个档案记录,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同样,杜月笙和戴笠合作,在上海组成一支民间抗日队伍,叫"苏浙别动队",协助国军守城。上海的高校也纷纷内迁,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特别是同济大学,四次迁移,刚刚迁到长沙、桂林,日军跟过来了,再走,没几个月日军又来了,一直迁到西南。上海的工厂也是,当时上海是全国工厂最多的城市,全国工厂十家有四家在上海。上海企业家说,打仗需要工业,我们要求内迁。国民政府不是不支持,他效率低,动作比较慢,最后政府拿了一些钱出来,上海148家工厂内迁到西南后方。这些内迁工厂支撑了中国的抗战工业,有的造枪炮,有的造棉纺织品,维持了大后方的需求。其中有个弄堂小厂,叫"利用锁厂",现在也在,在宝山。老板沈鸿(注:1931年创办"上海利用小五金锁厂"),带着三个老师傅。他们内迁到武汉,碰到了李克农。李克农就动员他们到延安去,说我们那里更缺工匠。沈老板想重庆延安都是抗日的,既然延安需要就到了延安。到了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礼遇,成为陕甘宁边区最高工程师(注:沈鸿到延安后任"延安茶坊兵工厂"总工程师,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劳模荣誉称号),1949年他到了北京,后来担任工业部长(注:1956年后沈鸿历任电机工业部副部长、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一机部副部长等职)。他年轻时候就很有远见。

  四、上海是国共再度合作的基地

  周恩来、潘汉年都曾经到上海跟国民党谈判,最后谈成了再度合作。这当中还碰到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宋美龄宋子文赶快跑到上海来找潘汉年,说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杀了老头子,否则中国将大乱。共产党想也对,所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的合作。还有新四军跟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系很密切。最初南方的游击队要编成新四军,我们共产党提的新四军军长的人选,蒋介石没兴趣;蒋介石提出的人选我们也反对。最后共产党想到了叶挺,由叶挺担任军长,蒋介石同意了。叶挺从上海进入皖南,主掌新四军。上海是新四军的重要基地,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过《51号兵站》都知道,梁波罗的小老大。上海提供了新四军大量的情报、医药、物资等等,还有兵员。为什么新四军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因为它旁边有上海,上海人大多是有知识的,所以比八路军的知识水准要高。

  五、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营垒

  上海是个国际城市,有52个国家的15万外国人生活在上海。这些外国人跟上海人同甘共苦。

  第一点,上海庇护了3万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屠杀犹太人,很多国家怕得罪德国纳粹,把门关上,只有上海敞开了大门,而且不用签证,自由来往。今天的霍山公园纪念碑上记载着这一史实。那里的隔离区里住了1.4万犹太人。日本也在宣传,37年后,上海是日本统治,他们说是日本保护了犹太人。我们研究下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很狡猾,希特勒要日本屠杀这些上海的犹太难民,但日本缺乏物资,他们需要跟犹太财团交易钢铁石油等物资,他不敢下手。据说他们开过一个会,就看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如果苏联战败,他们就把上海的犹太人全部处理掉,如果德国战败,他们就不动,因为他还要维持下去。所以,上海的犹太人在日本的屠刀下是幸免于难的。

  以色列驻上海的总领事马弈良说:"上海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给犹太人提供避难场所的城市,犹太人永远将这个恩情铭记于心。"怀德路、平凉路、舟山路一带有许多犹太人居住过的房间。陕西北路500号,教委课改办所在地,也是当时的犹太教堂,希拉里来上海时曾经去过。今年是布卢门撒尔第15次来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说:"侬好,阿拉是上海人"。他少年时候就在上海,上海话很纯正的,他在一个上海人开的面包房里干活,最后他做到美国财政部长,他很感恩,今年已经89岁了。1979年重返上海时,黄菊接待了他。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1989年重返上海,他说:"一个人最美好的时代是青年时代,我在上海度过了青年时代,我回来寻找我最美好的时光。"有个老头一百来岁了,包了一架飞机来的--犹太人很聪明,后来都非常有钱--带了33个子孙,到上海来:不要忘记上海,我现在还活着,一起回来感恩--这大概是前年的事情。现在上海的虹口树着一面墙,刻着13732名犹太难民的姓名,这是永久的纪念。

  当然,犹太人在上海对上海文明也有贡献。有个犹太人摄影师Sanzetti在上海王开照相馆边上开了一个上海美术照相馆,拍的照片确实很好。四年前他的后人带着200张照片到上海来寻找照片中的主人。一张芭蕾舞少女的照片,少女当年17岁,结果找到了这位老阿姨,57年后还是美丽动人,而且讲话很低调,电视台来采访她,她说:"阿拉是普通人。"但想想那个时代可以跳芭蕾的人身价是不小的。这对母子当年拍的照片神情非常好,老太太和儿子都找到了。这就是上海和以色列的佳话。

  以色列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包括好多军事技术,美国反对卖给中国,它总是悄悄地给我们一些交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013年来到上海,为大西洋咖啡店揭幕,喝一杯咖啡。大西洋咖啡店当年是非常著名的(注:当"大西洋咖啡馆"是70年前在沪犹太人所开,此次旧店新开,沿用了当时的店招,旨在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

  第二点,南市难民区。"8.13"以后,上海的难民至少有90万。一部分逃到租界以后,租界门关掉了,因为难民太多了,全部进来租界就要瘫痪了。那么这些人去哪里?这时候有个法国人挺身而出,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就是饶家驹神父。他先去找上海市长俞鸿钧,说我想把南市的一部分做成难民区。俞鸿钧想,你帮助我们救助难民,当然同意啰。好,我承诺,中国军队不进去。他再去找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他在上海生活了27年,会上海话,也会日本话,所以他直接用日语跟松井说。那时,日本还要注意国际形象,也表示同意。他就建了,南面是方浜路,其他三面是民国路,现在叫人民路,北面是法租界,共分成九个区。饶家驹让各区民选区长,自己来管理,他的民主意识还很强。他自己是在城隍庙东面的一个地方办公,现在那栋楼已经拆掉了。他要维持二十来万难民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他就发动捐款,他找过宋美龄,邀请她捐款,就连松井石根也捐了二万日元。最后还是不够,他跑到华盛顿,找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签了张支票--70万美金,还有一大船将要过期的小麦送给难民。所以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

  前几天我去拜访了周克,就是我们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当时的身份是中国江苏省难民委员会主任。今年99岁,老先生身体很好,每天宛平路上散步。我问他见没见过饶家驹先生,他说:"我是地下党,不能直接见,我派我的部下黄慕兰去见的。"我告诉他黄慕兰还活着,他很惊讶,说她比我大好多了。黄慕兰今年110岁,年轻时候非常漂亮,当时被称为难民皇后。这个历史还没有过去。沈国明书记说,星期一我们就要讨论是否该在城隍庙山门边上为饶家驹树一块碑。共产党在里面的活动好多啊,从里面走出来的人刘晓、刘长生、曹荻秋、陈国栋、杨堤、周克、张爱萍等等。

  1940年6月16号,饶家驹奉命回巴黎。要他回去干吗?要他去救助巴黎的难民,因为欧洲打仗了。战争结束后,他的战争期间应该保护平民的理念深入人心。1949年确立的《日内瓦第四国际公约》里面就讲到了饶家驹的这个理念。现在乌克兰、中东在救助难民,根本上就是从上海开始的。这是上海的骄傲。饶家驹是个美男子,蒋介石给过他感谢信。他的墓地在柏林。二战结束后,他又跑到柏林去救助德国难民。这样的人太了不起了,超越了宗教、民族、国家和恩怨,这是很了不起的,上海人应该记住他。

  第三,拉姆扎小组

  这是我前年研究的课题。左尔格是二战时最出名的间谍。左尔格的父母一方是德国,一方是俄罗斯。1930年1月20号来到上海,公开身份是德国记者,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间谍。他首先住到现在的和平饭店,当时的沙逊大厦华懋饭店。一段时间后,住到对面的汇中饭店,再后来住到青年会大厦。他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情报小组,叫拉姆扎小组。

  这个小组有二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外国人,其中最出名的是史沫特莱,美国共产党员,跟中国关系非常好,为朱德写过传记。另一位叫维尔纳女士,代号索尼娅。她的寓所在霞飞路,她家里又最秘密的电台,她活到九十多岁,后来是东德著名的记者,曾经重返上海。还有一个日本人,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他后来是日本首相的私人顾问。

  这里面也有中国人,其中有个陈汉生,1897年-2004年,活了107岁。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硕士,柏林大学的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位女士张文秋,二个女儿嫁给了毛泽东的二个儿子,就是邵华的母亲,她是老革命。当时她奉命作为中央特科的成员,跟一个叫吴照高(注:德籍华人,德国共产党员)的假扮夫妻,她每天做完工作就离开,但她发觉聘用的俄国女秘书留得很晚,后来她的假丈夫跟她说,这个女秘书才是他的妻子,是俄国人。张文秋晚年写了部回忆录,里面说到有一天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她坐车到法租界一个宾馆,下来一个外国人风度翩翩,周恩来说:"这就是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这里工作"。她写下这个东西,我们作研究的人都大吃一惊,从来没有资料表明周恩来跟左尔格有关系。从这段叙述看,关系非常密切。

  左尔格对中国革命也有贡献。因为他是德国人,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他都很熟悉,他获取了很多进攻红军的围剿计划,所以红军经常反围剿胜利。后来为什么失败了,我开玩笑说,左尔格回去了。左尔格是怎么回去的呢?是因为营救牛兰。牛兰是共产国际那时在上海的另一个重要领袖,被国民党抓获了。当时共产国际要求全力以赴营救,左尔格、宋庆龄都被动员起来了,有资料表明,他们还碰过头商量怎么营救牛兰。(注: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1931年被捕,国际上掀起了营救运动,国民党在强大压力下,援引大赦条例,减判牛兰夫妇无期徒刑。1937年日军炮轰南京,牛兰夫妇得以逃出监狱,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躲藏于上海,在中共的帮助下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二年后返回苏联)在营救牛兰的过程中左尔格被暴露了,共产国际把他调回莫斯科。不久他到了东京,建立了东京的扎姆特小组,在东京他成了家,因为要防备日本特务的侦查,所以他结婚了。他在那里搞了几个最著名的情报,一个是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还有一个是事关莫斯科保卫战的。当时斯大林担心六十万日本关东军会不会进攻远东。那时苏联在西泊利亚有大量主力不敢动,而莫斯科却非常吃紧。尾崎秀实搞到一个日本的最高机密:天皇御前会议决定1941年进攻美国,不进攻苏联。他把这个情报传递到莫斯科后,斯大林马上从远东调二十万军队赶到莫斯科,苏军一举反攻。左尔格小组的功劳是非常显赫的。最后他被日本特高科破获,1944年11月7号,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被处刑,他的墓地在东京。

  第四,虹口炸弹案

  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朝鲜的志士到了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2.8"事变我们被打败了,中国人咽不下这口气,就跟韩国人合作,我出钱,你出人,炸他一下。现在的说法是恐怖活动,红色恐怖,当时处于弱势嘛。1932年4月29号那天,日本人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韩国青年尹奉吉打扮成日本人混了进去,正在奏日本国歌的时候,尹奉吉把一个水壶炸弹扔了上去,炸死了日军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还有多名日本要员被炸死炸伤。这个年轻人最后被引渡到日本处死。虹口公园里面,当年爆炸地点的旁边建了一座"梅亭",以纪念尹奉吉(号梅轩)。

  从我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上海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对这场民族解放战争是作出了很大牺牲的。

  (刘宏海根据录音整理)

  注:图片来源: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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