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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之路

    一百年来的三次日货抵制运动

    2012年12月03日

    来源:吴晓波 作者:吴晓波 编辑:卡卡 点击数:514

    这篇专栏继续讲抵制洋货运动,主角是日货。在过去的整整一百年里,有三次重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进入十九世纪中期后,因种种风云际会,这个蕞尔小岛居然与中国形成了竞赛的关系。1868年,就当曾国藩等人剿清洪秀全之乱、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在日本则爆发了西乡隆盛的勤王事件,从而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帷幕。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运动。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挺熟悉的,日本人下死心脱亚入欧,把改革搞得很彻底,而清帝国则扭扭捏捏,中体西用。到1894年,一场甲午海战打出了个胜负,日本人翻马上身,骑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回头说商业。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两国之战将在兵战商战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其中日本丝替代湖里丝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这直接打击了中国最大的手工业,甚至造成了江南地区的萧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就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国内市场早已饱和的日本企业猛烈地涌入中国,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这篇专栏继续讲抵制洋货运动,主角是日货。在过去的整整一百年里,有三次重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进入十九世纪中期后,因种种风云际会,这个蕞尔小岛居然与中国形成了竞赛的关系。1868年,就当曾国藩等人剿清洪秀全之乱、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在日本则爆发了西乡隆盛的勤王事件,从而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帷幕。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运动。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挺熟悉的,日本人下死心脱亚入欧,把改革搞得很彻底,而清帝国则扭扭捏捏,中体西用。到1894年,一场甲午海战打出了个胜负,日本人翻马上身,骑在了中国人的头上。回头说商业。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两国之战将在兵战商战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其中日本丝替代湖里丝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这直接打击了中国最大的手工业,甚至造成了江南地区的萧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就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国内市场早已饱和的日本企业猛烈地涌入中国,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9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9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的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经济超苏赶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也正面临产业升级、市场扩容和梯级转移的重大时刻,于是,日本企业成为了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大量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整个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进入19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的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练,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如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都夺取了领导性的份额。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中日关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国、1915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31年的国民政府可以类别,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最后再说一个事实: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中国、日本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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