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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杜宣

    2014年06月05日

    来源:《劳动报》 作者:桂未明 编辑:林嗣丰 点击数:1062


       编者语: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46团8连的战友桂未柔寄来了她三姐为纪念其父、我国著名的剧作家、散文家、诗人、国际文学活动家杜宣先生诞辰100周年在《劳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的父亲杜宣》,让我们了解了一个曾经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光荣一生,也让我们了解了他的一家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性。在征求未柔女士的同意后,谨将此文转发于此,以纪念这个文坛巨匠。文章小标题沿用《劳动报》发表时的,而内容则采用了作者的原文。
     
      杜宣,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诗人、国际文学活动家,生前在上海文联、作协、对外友协担任领导工作,同时笔耕不辍,创作了一大批剧本、散文、诗歌,在中外文学界、戏剧界等领域均享有很高声誉。为世人少见的是,文学家杜宣还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上的一员骁将。少年时即掩护地下党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他辗转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又活跃在对敌斗争第一线,战功赫赫。今年是杜宣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的日子,杜宣之女桂未明为本刊供稿,回忆并亲述她的父亲杜宣及母亲诸多鲜为人知的点滴往事。
     
                                                                                                                                                                 
         动荡岁月遍尝人世艰辛
         和许多孩子一样,当别人问起父母的经历时,脑子常常会一片空白,后悔自己和父母沟通太少。其实我对父母的了解,始于文化大革命。
         1966年,我还不满21岁,是上戏戏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我的母亲叶露茜在上戏导演系任党总支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运动初期,她就被打入上戏劳改队,记忆中她最大罪名就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诸如学生生病给学生送巧克力等,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接班人。每天,劳改队的人都要被造反派押去看大字报。为避免她看大字报时和我相遇,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在音乐学院指挥系就读的大弟未殊一起,去上戏抄录写我妈妈的大字报。回家给妈妈看后,帮她写完检查,我再返回学校宿舍。这件事一直做到我母亲被隔离为止。可能,保护父母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吧。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送走外宾后回到上海已是八九月份,便立即接受作家协会造反派的批判,在作协机关挖防空洞。
         1967年初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造反派在学校贴出“把修正主义分子叶露茜清除出党”的通告,我不知所措,回家很懊丧地对父亲说,“妈妈被开除出党了。”父亲听后,对我说,“不要怕。符合党员标准的,一定是共产党员;不符合要求的,就不能是共产党员。你慢慢会明白的。”而我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很久好像才明白。
       这年秋天的一日,同学悄悄告诉我说作协一个晚上都贴满了我父亲的大字报,第二天我便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家协会。走进大厅,从三楼到一楼的楼梯空间挂着巨幅的打倒杜宣的标语,围着楼梯的墙面,都张贴着打着红叉的杜宣的大字报。一个署名“全无敌”的战斗队,历数我父亲从18岁加入地下党以来的种种罪行:叛徒、特务、双料反革命、胡风分子(还有他们的通信,但我后来在胡风资料中一直没有找到过)、右派分子等等,罪行相当严重。我一边看,一边摘抄,不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心里很着急,发现自己太不了解父母了。顿时觉得这个世界上只剩我自己,一切要我去辩白。
       我心情很沉重,回到家里又怕妈妈知道加重她的压力。我直奔三楼爸爸的书房,找父亲谈话。本来在摇椅上看书的父亲,看我这么慌张地冲进来,立即起身,放下手中的书本和烟斗,要我坐下。我外表镇定,内心紧张,顾不上爸爸递来的茶水(平时我很爱偷喝)。我把大字报内容逐条读给他听,要他和我说实话,我要心里有数。父亲听我说完后,很认真地回答我,“我对党对子女负责,我的历史没有问题。”又说:“我做的每一件事,调查部都是有结论的,都盖上印章的。”他还做了一个盖章的手势,我想象中那是一个很大的方章。我相信爸爸。
       此时,上戏革命楼的狂妄大队已扫遍上海文艺界,学校中的保皇派也开始起来造反,上上下下都已利令智昏。
       1967年12月8日父亲被作协造反派从家中带走没有回来。元旦后,造反派勒令我们在1月15日前,把向公家借用的家具全部退回(我们的房子是调查部分配的,包括家具)。我回家告诉母亲后,她凝视着我,没有言语,即去劳改队里借了一辆大板车回来。第二天,我们就把能搬动的桌椅、床架等公家用品,全部送到巨鹿路。我在前面拉,妈妈在后面推。迄今我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家这么做的。在上戏造反派抄家的基础上,作家协会(后来)造反派又多次抄家。把一切能用之物全部搜去,包括属于我们孩子的衣物用品,更不要说是文房四宝,图章和书籍、古董,我们全家也从三层居所,压缩到一楼(楼上后来都被造反派侵占),三代13人,不仅睡双架床,还有桌上、桌下都睡了人。我、老四、老五基本住校,减少回家。在一次造反派对我的审讯中,得知爸爸已被军管会隔离。我当晚回家告诉妈妈。妈妈一听就说,“那我很快也要隔离了。”便把家事向我交待了一下。1968年2月14日,我母亲果然被隔离了。
       这年3月8日,作协造反派和上戏革命楼召开全市性的批斗我父亲的大会(在上戏剧场举行)。我很想见一下已经坐牢的父亲。本来作协通知我参加的,后来又不允许了。上音的未殊和他的一个同学,还有我家的邻居曹恩利参加了大会。这天早上,走出宿舍,上戏整个校园的水泥地上,从前门到后门,刷满了打倒我父母的大标语,每个字2米见方,一片恐怖。我每走一步都要踩在上面,真是为父母心疼。那天早上我母亲为劳改队打水,无意打碎一个热水瓶,又被上纲上线批判。据曹恩利告诉我 ,大会上造反派最厉害的就是喊口号,喊得震耳欲聋。我弟弟坐在那里,面无表情,没说过一句话。我父亲低着头基本上不回答任何问题。曹恩利是个起重工,我父亲身上穿的长棉袄是他的。那是他们冬天露天作业时专用的,上面还绣有他的名字。父亲被带走时要棉大衣,家中一无所有,二弟未谷就找他借了。他很怕造反派发现他的名字而受到牵连。他的担忧一直持续到父亲被撤销隔离为止。大弟未殊的记忆中,批斗会没什么事实,最清楚的就是,造反派不断追问我父亲二战时和美国人的关系,爸爸的回答就是“翻译”。
       批斗大会没使我沮丧,我倒希望哪里再开爸爸的全市批斗大会,押他出来时,我在路上可以见到他。很长时间或骑车或走路时我都期盼着;殊不知父亲每到春暖花开时,也不时会去监狱的后窗口踮脚张望,盼望见到去郊外抓蝌蚪的两个小儿子。父亲和我们的心真是相通啊。但他无法料想那时全家几乎被扫地出门。
       我有九个兄弟姐妹。两个姐姐远在外地,受到的牵连相对少一点。我是老三,下面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上海。因为离父母近,我们每个人都直面冲击。我被造反派隔离已是小事。老四未殊,因质疑江青,和四名同学一起被打成“5.16”分子,被上音隔离。其中一名自杀。未殊还被作为“政治疯子”,关入殷高路精神病犯收容所,前后一共7年,搞得妻离子散。老五未谷和老六未柔老七未多两个妹妹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在我离沪之前,分别去了黑龙江和吉林省。在家的两个不满12岁的小弟弟老八老九,均受未殊的牵连,被抓到上音隔离,老九还被带到常州关了数日。一时间,人丁兴旺的长乐路814号桂宅成了无人户,家中天井还被掘地三尺。直到我母亲被撤销隔离回家后,才去上音把他们要了回来。父亲没有音讯,我还跑去市委组织部接待室上访,答复是会解决的。
       我们大学毕业后,1969年1月30日我背着“和父母划不清界线”的严重警告处分离开学校,和同学一起去吴江2011解放军农场劳动两年。回来时父亲已在奉贤文艺干校劳动了,每月有四天休息。1972年末,我被工宣队分配到长春工作,是当时全学院中单个分配得最远的一个女生。过完春节后,父亲要回干校,我不久也要去长春报到。我送父亲上15路电车,作为告别。从家门到车站不过10分钟路,爸爸的话很简单。他说,“去东北没什么了不起。我17岁起,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到了新单位,要少说话,多做事,多读书,特别是学科学,尤其不要讲上海的事。”我除了应声,没有回答。15路来了,爸爸上了车,在车门关闭的瞬间,我仿佛见到爸爸的眼眶红了。父亲给了我信念和勇气,这种内心深层的父爱,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几十年来,我从没忘记他的教导。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得到了平反;在我们的努力下,大弟未殊也回到了家中。1975年6月,我父亲终于获得解放。
     文革是一场浩劫,它破坏了文明,摧残了人性,动摇了我们治国的根基,那是几十年上百年都难以恢复的,仅仅说是教训是远远不够的。但就我们个人而言,当现实和理想产生矛盾时,只要勇于面对,不断完善自己,我们就成长了。这也是父母的经历所教我的。
     
        从小立誓"挥剑斩长鲸"
      我的父亲杜宣,原名桂苍凌,1914年4月初四出生在江西清江县,是家里唯一男孩。我的祖父桂秋华,晚清时就在江西省各地创办邮政局,全家经常随着他的工作迁移。
       祖母郑淑仪和祖父同年,8岁到桂家做童养媳,帮着太婆一起卖开水,和我祖父一起长大。
     太婆是太平天国时期人,文盲,至今问不到她的姓名。她3岁被卖到九江桂家陇做童养媳,伺候丈夫和他的4个儿子,受尽虐待和折磨。祖父会走路时,为保全其母子性命,在邻居的帮助下,太婆一头挑着棉絮,一头挑着祖父逃生,在九江市能仁寺旁的开水铺找到她的姐姐,以后太婆就靠卖开水养育祖父。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传教士和商人涌入中国,开办学校和商埠,历来是五口通商口岸的九江也不例外,中西兼容。按照传统,读书要长衫、长袜、鞋子配整齐,太婆白天卖水,晚上又帮人洗衣服挣钱,保证供祖父上学。祖父在小学读完四书五经后,就去美国人于1867年创办的第一批教会学校同文中学(现九江市二中)就学,科目全是英文原版。祖父不仅英语学得好,数学也是名列前茅。毕业后找工作,他一下就考进了邮政局,但他不愿去,便偷偷坐船到湖北武汉武备学堂学习,那是光绪22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建的军官学校。太婆知道后大怒,要死要活也要他回来。百事孝为先,祖父只得回到九江。再考,又被邮局招去,成为江西省创办邮局的第一代人。      
       那时,他的薪俸有36块现大洋,积累存够了,就用它买下了九江郊区面对庐山的老马渡的一处旧宅,取名“寿萱别墅”,以后也就成了我家的老屋。中堂挂着“岁月三寒图”。饱读诗书、中西贯通的祖父和工于女红的祖母,非常重视对我的父亲的教育。
     父亲3岁时随父母搬到安福县,祖父就开始教他念诗,从“木兰辞”起,要求他能解能背,同时教他对对子。在他识字前,就已经能背许多唐宋名家的著名诗篇了,还能对7个字的对联。6岁时父亲进了带有私塾性质的安福县城北国民小学识字启蒙,诵读三字经,唱戒赌歌、戒嫖歌,入学起就开始练字,从描红到临帖,按规定交作业,大字、小字都写。祖父说,小字是门面,作文、写信都用小字,实用价值高。但我父亲喜欢写大字,小字容易写出格,得不到表扬。寒暑假中,父亲常常在家一练就是10多张大字,然后才出去玩(这个底子,使他少年时就在家乡给商铺写招牌写对联)。7岁时又随当地唯一能用古音教书的六旬先生刘醉金读四书五经。他不会作诗,但对联做得好,我父亲受益不浅。9岁时祖父母奉调四面环山的永丰县,父亲最后转入了县立高等小学。此时,祖父还特地请了一名英文老师上门教他英语。10岁时,祖父给他订了两份周刊。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另一本则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打开了生活在闭塞山区的孩子的眼界。我父亲第一次从书本上认识了汽车、火车、电车、马车、电灯、电话,还有香蕉、苹果等等那么多东西,知道了外面世界的新奇。他把书装订了起来,不时翻阅,从此萌发探索未知世界的心愿。也从这时起,父亲开始阅读《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等长篇小说,拿他的话来说,“看得如醉如痴,连吃饭也舍不得放下。这些小说大大地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使我知道上下古今的许多有趣的事.”
      这时正是第一次大革命前后,各种书报带着新思想涌进了这座山城。在学校父亲接触到了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教师,他愿意跟着他们到处奔跑,参加各种活动,下意识里知道他们在做一些秘密的大事。在那里父亲第一次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ABC》这本书。他虽然不懂,但记住了白色封面上印着的、蓝色的长头发大胡子人的肖像,还知道他叫马克思。学校成立了儿童团,父亲当了团长。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又亲眼目睹恩师被抓,县城一片血海,便立下“他年成长后,挥剑斩长鲸”的誓言。
      1928年,父亲14岁时,因太婆年迈,祖父请调回祖籍九江,父亲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祖父又送他去庐山南麓东林寺,师从考据学家、国文大师古层冰先生,得其读书治学方法之真传,懂得“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地的精神”,而渐渐沉入学问之中。半年多后,古先生要去中山大学任教,父亲只能怏怏告别。秋季,父亲考入了光华中学(前身为圣约翰中学)初中二年级,除国文、历史,其他科目全版英文,包括中国地理。学校没有革命气氛,受过大革命洗礼的父亲很失望,于是开始阅读郭沫若、郁达夫、胡也频、丁玲、蒋光慈等人的诗歌、小说等作品。凡是书店有的新文艺的作品他都买了回来,父亲说:“从这些书本中,我似乎找回了已经失去了的那些革命的光彩。”后来,他干脆退学,每日读书,休息时就苦练泰山金刚金碑。
     1931年夏天,17岁的父亲告别九江,到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附中,开始独立人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于革命洪流,他艺术创作与革命斗争并驾齐驱,富有戏剧性的传奇人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鲜明的印痕。
     
         两袖清风,一生正气,尽在不言中
        我的父亲一生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重大历史时期,丰富的革命阅历,造就了他超群的智慧和过人的胆略,他是卓越的革命者,又是爱国的艺术家,他人生和作品,浸透了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从他那里学会了爱与被爱,但是父亲太多的经历、风险、灾难、痛苦、磨砺,心灵中的惦念和牵挂等等,我们完全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几乎砸散了我们家,过后我们从没在一起议论过它。
    父亲坐牢3年,他告诉过我,他被关押后,发现在规定的日子规定的时间里可以洗澡,于是他把椅子搬到门边,从门窗上看出去,下一个经过这里去洗的是什么人,很快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还说,军管看来是一种保护性措施,造反派不可以随意提审他们。他每月拿到工资25元,除了吃饭还可买烟,逢年过节还可加菜。最后他挪到两个人的班房去了,屋子里有了人气。他们互不相识,也不能互通案情,但他猜到同屋的人是工业局的局长老夏。老夏对他很照顾。夏的爱人送来茶叶,老夏必分他一半,还教他补衣服,针脚很密……爸爸心存感激。出狱后,爸爸的散文《狱中生态》,描述的是蚊子、蜘蛛和小鸟不息的生命力和对自由的向往,在他笔下坐牢好像还是一种享受;我们不知道在四壁徒然的7尺牢房中,在睡觉之后可以滴得出水的草垫子上,他是怎样熬过孤独长夜的?他又怎样构思出国际题材的话剧《彼岸》的?他难道没有痛苦吗?
       母亲的去世十分意外。那天父亲去参加老年书画会的活动出去了一天,回来时母亲已被送入急诊室。当晚父亲要去看她,被我们劝阻。没料到,因抢救不及时,母亲次日凌晨离我们而去。
       在医院的告别室里,爸爸面对妈妈遗体,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他说:“囡囡(我的小名)呀,妈妈不在,我们都成孤儿了呀…..”真是痛彻心扉。爸爸突发心脏病很快住院,情绪陷入低谷。
      我知道,我们再孝顺也替代不了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和弟弟妹妹商量后,我再陪爸爸东渡日本,去完成妈妈未了的再看樱花的遗愿。在京都,我们在白浜宾馆住的是父母去年来时的同一房间,我们不知道,回忆往事爸爸内心又掀起多大的波澜;
      我陪他去了茅崎,只知道那是他60年前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不知道那里曾有他的初恋,不知道在那里他读到了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给他送来的《雷雨》剧本,使他成为把话剧《雷雨》推向世界舞台的第一人,由此开创了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戏剧活动;
       我们不知道,1943年,他奉周恩来之命打入国民党特别部任上校宣传科长,在担任《群报》和《评论报》总编时,是怎样顶着风险为党传递情报的?
       我们不知道,1944年,新婚的他又奉命打入美军陆空辅助总部,担任顾问。为完成同盟国开辟东方战场进行前期联络工作,他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带着两个美国情报人员,以建华东气象站为名,从昆明出发,途径江西、福建,既要避开日军,又要瞒过国民党,穿山越岭,历尽艰险,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最终在浙西天目山完成了与新四军接头的绝密任务;我们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有多少次这样的别离和相互的牵肠挂肚?
       我们不知道,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父亲作为中国战区美军总部港粤代表团成员随美军飞往广州、香港,与日军交涉接收战俘事宜,成为第一批和日军谈判的使者,也是中国作家中直接目击二战结束谈判的唯一证人;
     我们不知道,建国初期,他曾领导公安部门侦破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站在上海的魏克特间谍案,它是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直接同帝国主义交锋,破获的第一要案大案;
       我们不知道,他受中央社会局李克农委派来上海接管国民党伪国防部保密局的“东方政治经济研究所”,曾策反国民党保密局要员少将邓葆光,并主动请缨,单枪匹马去香港追回被国民党保密局运出的110箱7万册极其珍贵的孤本善本图书资料,并把它安然护送到北京。
       香港,是爸爸放不下的一座城市。抗战胜利之后,爸爸被派遣到那里,以大千出版社社长和南国大酒店董事长的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和三教九流都要打交道(我母亲的身份是港九妇联主席)。我和未殊都生在那里。那时内地许多进步文人和民族资本家都聚在香港寻找出路。我们的家有时就是中转站。解放前夕,爸爸亲自从水路把胡风等十多名作家送到东北解放区。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84岁高龄的父亲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反映香港157年沧桑变迁的大型史诗剧《沧海还珠》,上海话剧界五代同堂向祖国献演,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迹。
     我们也不知道,60年代初期,爸爸和韩北屏代表“亚非作家会议”,在50多度的高温下走访西非三国的艰辛。未谷的同学吴军改革开放后去几内亚定居。他回来说,他带着爸爸的《西非日记》去了中国大使馆,那里的人表示,爸爸走过的地方,他们没有去过,那是很偏僻很落后的。可见,当年“亚非作家会议”的统战工作做得多么深入细致;
      ……我们不知道的事,实在太多。我曾经要求去看爸爸的档案,被告知子女是不能看父母的档案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这么想:能让我们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如果都让我们知道就不成其为秘密了。
      2002年秋,父亲因病住院后,再也没有回家住过一个晚上。从他入院起,我们就知道,他的癌症已在全身扩散,医生只做了姑息手术。整整两年,我们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每天24小时轮流在医院护理,想让亲情伴他走完人生最终的旅程。但我们从没有进行过癌症的对话,大家心照不宣。我们也没告知他的朋友和其他亲人,以免大规模的探访。每天,我们和爸爸一同分享外面的新信息,爸爸和我们聊家庭往事,分析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弱点和他的希望。爸爸说,人生的机遇每个人是等同的,发展在于个人的努力,勤能补拙。爸爸再三叮嘱这个家要和妈妈在世时一样,要团结,有凝聚力。
       爸爸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美好的光明的一面,他内心的坚定和强大,非凡人可比。
       爸爸曾经和我们说过国际信使的特质:隐姓埋名,上飞机可以佩枪,自己带水,不吃飞机上任何食物,遇事自己处理(甚至自杀殉职)。我们十分钦佩这样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爸爸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他一生低调,为自己的所爱----他的事业信仰、他的家庭孩子,他可以忍辱负重,出生入死,牺牲自己的一切。无私而又无畏。
     2001年夏,安全局给了爸爸一套房子,爸爸很高兴。未谷买了一个保险箱送给爸爸。在爸爸落葬之后我们才打开它,里面居然是空的。
      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啊。
      2004年8月23日父亲辞世,终年91岁。爸爸去世前,我告诉他,他将安葬在宋园,爸爸对我说,“妈妈也要去,死了也要浪漫主义。”
      2006年8月26日在爸爸的塑像揭幕仪式上,我代表全家发言。我说,爸爸是个很特殊的人,他是老革命中的才子,又是作家队伍中的杰出战士。重叠的身份,既带给他无以言说的禁锢和痛苦,也给他提供了洞察世事的机会。他的执着和淡泊,他的机敏和尖锐,他的坦诚和幽默,还有他对事业、对生活、对朋友、对妻子、对孩子的热爱,包括他孩子般的幼稚和调皮、一种传统文人的愚钝,都已通过他的作品和90年的人生作了充分的表达。现在,时间和空间对他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有的只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他对我们永驻的爱,和融入我们血液中的他的品格和他的精神,以及我们对他不灭的回忆。
      今年4月28日正是爸爸诞辰100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出版了高质量的《杜宣纪念集》;左联纪念馆拉开了《难忘的岁月-杜宣生平图片展》的序幕;在剧协的组织下,焦晃、曹雷、娄际成、戈治均、刘安古等著名艺术家的《杜宣作品朗读会》,为我们带来了至高的艺术享受;上海音响出版社还刻制了父亲上世纪50年代的影片《兰兰和冬冬》的光碟;东方卫视中心还将制作“杜宣专题片”。这么多人的缅怀和付出,足见父亲的人格魅力和他深远凝重的气场,那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必须的凝聚力,是爱的互动。
      我们家上下四代46口人,从4个国家11座城市汇聚在上海,在父亲的百年诞辰之际,和许多朋友一起去宋园向他和母亲献了花。父亲一生信奉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传承他的这种不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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