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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

    梦忆战友董毓良

    2013年02月01日

    来源: 作者:曹中礼 编辑:林嗣丰 点击数:707

    在海南旅游的二十天中,有十天的时间我们是生活在哈尔滨知青温宝聚购置的家里的。这天晚上,我们包了东北水饺,做了油炸小鱼、红绕大鲤,炒了几样小菜,又在一起举杯欢饮。酒足饭饱后,温宝聚、高森林相约逛街去了,温宝聚的妹夫独自去了河边夜钓。他们离开以后,我便上床打呼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此话一点不假,躺下不久,我便开始做梦了……

    从黑龙江农场返城后不久,我的母校――上海七一中学举办了一场校庆活动。活动安排在晚上进行,地点在学校的大操场。由于毕业时我曾在校革委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学校便邀我参与筹备工作。那天夜里,学校大操场上热闹非凡。我忙完了中央舞台上的工作后便转身下台,去找那些昔日的校友,共叙往日的情谊。在远离中央舞台的教室大楼走廊里,看到四个身影。那里虽灯光不明,但凭直觉,我感到站在中间的那位一定是与我同去黑龙江跃进农场的校友董毓良。下乡时他和我分在四连,以后又一直到了值班二连,再心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今天,时隔二十多年,能在母校相遇,心里说不出有多激动。我赶紧跑上前去和他握手,和他拥抱。让我感到疑惑的是,董毓良的表情却是木木的,手也是冰凉的,拥抱我身体的双臂更是僵硬的。当时我也没想多少,便紧忙去顾及他身旁的其他三人。一位是老人,我一眼就认出是董毓良的母亲。19688月我们被批准去黑龙江时,就是这位思想进步的老人在学校举行的欢送会上代表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儿子到黑龙江,感动了许多学生与家长,让人感到敬佩。在董毓良的另一旁,站着一位中年妇女,我和她从未谋面,她主动和我握手,并十分礼貌地对我说:“你就是我家董毓良经常提及的,在四十六团工作的曹大哥吧?”我点点头,意识到她一定是董毓良的爱人了。在她身边还有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长得很像董毓良,一脸憨厚、老实的神态。不用介绍,那一定是他们两的孩子。他应该是新上海人,因为是知青子女,根据政策可以在上海落户的。我正准备和他们说几句话,主席台却传来“下面请学生代表曹中礼发言”的声音。怎么回事?事先没有这样的安排呀!共聚物何况我还想与董毓良他们好好聊聊。我只好转身向主席台跑去,向主持人讲明情况,婉言推辞发言后,又迅速跑回董毓良他们站立的走廊上,不想短短的十几秒钟,走廊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们一家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里顿时茫然若失:“这是怎么了?”我突然意识到,董毓良很多年前早已过世了,我刚才拥抱的是他的亡灵,难怪他有刚才奇怪的表情和举动。这一惊,惊出了我的一身冷汗,将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我睁眼一看,知道自己还在海南温宝聚的家中。平静一会后,我起身用毛巾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看看时间,还没到九点。

    窗外传来草丛中秋虫唧唧的鸣叫和河塘里青蛙呱呱的鼓噪。小区广场上几十位老年朋友仍在随着音乐的节拍起舞。高森林、温宝聚和他的妹夫等都还没有回来。我此时睡意全无,就拿一把椅子坐到阳台上,吸上一支烟,思绪又回到了刚才所做的梦里,与董毓良相处的往事便一一出现在眼前……

    19688月赴黑龙江后,与董毓良相处时间最长的当数在值班二连的那段时间。值班二连最辉煌的时期应该是在大兴安岭西尼气林场为团里基建采伐木材的时候。那时候,我和董毓良有着共同的生活、工作经历,又是校友关系。我高中毕业,他初中毕业,我长他三岁,平时见面,他都称我“老阿哥”。我们的关系胜过亲兄弟。

    在大兴安岭采伐的日子是值班二连战士永远不会忘却的。严冬季节是伐木的高峰期,连队在深山老林里架起帐篷,吃住全在里面。伐木是我们的首要工作,这项工作无论是技术还是安全,要求都相当高。伐木时都是单兵作战,每人一把大刀锯,一把大斧,几块铁楔子。要被伐树木的周边三十米范围内不得有其他人员,以免被倒下的树木误伤。选择被砍伐的树木时必须看准上下坡和风向,被砍伐的树木倒下时必须大声叫“顺山倒”,提醒远处的战友。听到“顺山倒”的喊声,就必须停下手中的活计,仰望天空,注意有没有树倒时被折断的枝丫腾空降落――那手臂般粗的枝丫往往会飞出几十米开外,砸中没有防备的人。伐木最大的考验是面对严寒的侵袭。我曾在气温零下四十五度的情况下野外工作,寒气透过皮袄直逼心脾。虽然人在运动,但仍然难以抵御超低温的袭击。那天回到帐篷,我就患上了重感冒,高热三天才算挺过来。

    夏天和秋天,封山育林,不能采伐,我们连就在林场租房居住。这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往团里发运木材,经过修整、截断的原木称为“件子”,大多为六米件或八米件,由四人或八人从地面跳板抬到火车皮上。这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危险性很大。特别是抬到最后阶段,跳板的高度升至六、七米,抬着八米件子很容易碰到搁跳板的木橙和车皮中已经堆得很高的木堆。每个抬杠人身上都负重七、八十近,甚至上百斤。如果不慎,件子就可能与其他物件相撞,造成挂钩松动,(俗称“脱钩”)就可能造成八人摔下跳板的险情。从三层楼高的地方摔下来,结果的可想而知的。这种情况还真没有发生过几回,记得董毓良是摔得最多的。发生“脱钩”时就要考验挨摔人的灵敏性了,肢体协调,动作灵巧就可以安然无恙,否则就会摔得很惨。董毓良就缺乏这方面的技巧,看到他挨摔的情景,真让人心疼!他是一名的战士,只要没有摔成伤筋动骨,他总会很快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活动几下身体,继续投入工作,脸上还挂着几分憨笑。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可怕的一幕终于发生了。事故并没有发生在高空作业的车皮上,偏偏就发生于相对安全的地面上。那天照样是装车皮,我和连指导员梁树成在第一杠,后面还有六个人,共四副杠。正当我们顺着抬杠号子从楞堆边抬起件子要往前走时,可怕的灾难发生了:楞堆中最底层的原木松动。一瞬间,几十根八米件子从四、五高的楞堆上顺坡向刚要起步的八位抬杠人倾泻下来。速度之快,声势之大,空手之人都难躲避,更何况我们每个人还都压着重负!侥幸的是有一根件子在滚动中竖了起来,大部分件子是从它上面滚向地面的,总算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伤害,但还是砸到了两个战士,一个是天津知青崔志达,另一个正是董毓良!十几秒钟后,,楞堆恢复平静,大家赶紧把伤者从横七竖八的原木堆里拖了出来。万幸的是他俩神志都还清醒:崔志达砸破了脑袋,而董毓良则被砸了胸部。经过随队医生的紧急处置,又连夜坐火车护送至团部医院治疗,才使他们于数月后伤愈归队。

    1972年我被调回团部,到团直学校工作,和董毓良这位朝夕相处四年之久的老同学老战友分别。不久,他也被调去师部农建连工作。这个单位和我们团部离得不远,隔着条老莱河,也就几分钟的路程。在我成家后有了住房,他特地来我家祝贺,没想到这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城后,有人告诉我,董毓良已在农场病逝,具体是什么时间什么病因,我至今不清楚。他在师部农建连也成了家,对象是纳河县人,也在农建连工作。他和当地姑娘结合,意味着坚定的要做一辈子北大荒人的决心了。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本分、忠厚、意志坚定的好战友而痛心!曾经从一位农场干部那里打听到搬到浦东的董毓良家人的电话号码,结果却是一个空号,因此至今没有联系上,不想今天却在梦中相遇了。

    在我的相册里,始终珍藏着我和董毓良在师部照相馆全景的照片。关于董毓良还有许多的回忆,没有在这里写就的,就留存我的脑海中慢慢地享用吧。这是我们每个知青都有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次于梦中和董毓良在母校的会面,时时出现在我的脑际。我真希望这不是梦,而是现实的一幕,是现实生活中一段美丽的故事!

    谨以此文纪念我亲爱的校友、战友董毓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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