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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

    我和知青的一段情谊

    2013年04月18日

    来源: 作者:庄亨明 编辑:林嗣丰 点击数:1099

     我自认是半个知青,珍宝岛的一声炮响,我大学毕业,来到黑龙江,来到祖国的边疆,同时也卷入了波澜壮阔的知青运动,从此与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记载的是我刚到兵团后与知青一同上山伐木的一段情谊。

    我是19689月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46团的。刚到团部不久,就接到通知,让我随46团伐木队到小白上山伐木。当时伐木队领队是五连的连长郑泽军和指导员李明山,伐木队员除了几位老职工外,都从各连队抽调上来的知青。从此,我就和他们朝夕相处,很快成了朋友。

    那时我们的生活特别艰苦,住的是帐篷,取暖靠的是枯木劈成的“柈子”。吃的是“大锅饭”――不用买饭票,馒头自己拿,脸盆当菜盆,每人自盛一碗,蹲在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因为人多,干活又累,肚子饿得慌,每天吃饭就像“打仗”一样。开饭时间一到,大家七手八脚地筷子、勺子一起上,满满的一大盆菜一会儿就“抢”光了。由于我和队医冉大夫是在伐木的知青们休息时才工作,因此等到我们去吃饭时,饭菜就凉了,吃不到菜是常见的事。食堂就特意给我们留出菜来,但也经常留不住,所以,我们总是吃冷饭冷菜,取暖的炉子也常因为柈子接不上茬而断火。

    伐木的工作就更加艰苦了。那时没有大型的伐木机械,采好的木材全靠老牛套爬犁从山上运下来。山路又陡又滑,森林里满是荆棘,运输过程是既吃力又危险。老牛好像是长了记性,一到山脚下就“哞哞”叫着不肯上山:大概牛也知道到了山上就是吃不尽的劳累与苦痛。牛都如此,人的劳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知青们没有办法,正常的鞭打已经无济于事,就只好用铁链或鞭端拴一角铁来抽打牛,甚至用大铁钉扎牛屁股,什么狠招都使出来了。但是,每个人心中都知道,如果牛真的都倒下了,那些横倒在地都有半人高的木材靠人力是根本无法拖下山的。所以,即使大家用了狠招,知青们也都把牛当作自己的“命根子”的,生怕把牛使坏了,每天下班后,大家常顾不上吃饭,便来找我,央求我给他们的牛治伤上药。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每每看到他们十冬腊月还满头大汗的疲惫劳累样子,再也不忍心过多地责怪他们,赶快去给牛治疗。每天傍晚,我总是把所有的老牛治疗完毕后才去吃饭民,保证第二天那些老牛能够正常使用。

    没有多少时间,我和冉大夫成了队上最受欢迎的人,也是和大家混得最火热的人了。因为每天上山下山,无论是人还是牛,外伤都特别多,一到收工的时候,我们的帐篷里就挤满了人,这边给人看病,那边给牛治伤,忙得脚打后脑勺的。在工作上他们要靠我们,但在生活上我们要靠他们的:我们忙得吃不上饭,他们就帮我们去打饭;我们没有时间准备取暖的柈子,他们就把柈子送到我们的帐篷里。大家就像难兄难弟一样相依相伴,紧密相连。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患难见真情”嘛!和知青们相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我们已经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可以说是亲密无间了。

    伐木工作除了苦累外,更让人揪心的是危险。当看到高峰马场的伐木工牺牲时,大家就更加提心吊胆了。可是,“福不双降,祸不单临”。1969年春,队医冉大夫上山伐枯树时,被树杈砸断了锁骨,住进了医院。过了两天,知青伐木工熊卫国又被“回头棒”(伐下的树木倒下时砸断的树枝)打在后脑勺上,昏迷不醒,被大家从山上抬了下来。师部大夫在电话中初步诊断为是颅内出血,必须立即送到五十公里外的南岔医院进行医治。时间就是生命,送晚了就有生命危险。当时,冉大夫偏偏住院人不在,没有懂医学的人一路护送。指导员李明山急得团团转,见此情景,我顾不得自己只是个兽医了,主动向指导员请战,送小熊去南岔医院。指导员听了喜出望外,立即开了介绍信,派车并安排其他两位知青一起护送。背上药箱带些急救药,我就和两位知青出发了。到了南岔,意外的事情又来了。那时的南岔医院还在“革造会”的管理下,秩序十分混乱,一大堆病人都七竖八横地躺在过道上,连个医生都找不到,根本没人来过问。有人说医生正蹲“牛棚”呢,没有命令是不准给人看病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头头”,听了我的说明后,他冷冰冰地回了我一句:“等明天才能给看。”我听了顿时急了:“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师46团的,我们有个战士因公负伤昏迷不醒好几个小时了,必须马上治疗,怎么可以等到明天呢!”那“头头”一听是解放军,有点奇怪地问:“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穿军装,也没有领章帽徽呢?”我马上拿出了介绍信,他看到介绍信上的红色公章上确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顷刻态度就变了,叫我们马上把人抬到急诊室,转身叫医生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个字的威力可真大呀,小熊有救了!我们大大松了口气。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诊断为确是颅内出血,但出血量并不太大。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医生先给小熊打了几针,采用保守疗法,留院观察。我把那两位知青留下护理,自己就先回小白山上去了。

    见到指导员,我汇报了一路护送小熊到南岔的经过,并把自称是解放军的事说了。我对指导员说:“指导员,我当时是真急了,因为救人心切,也顾不上许多了,更没想到这样说是否合适。我是不是太过分了?”指导员听后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夸我做得对:“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不这样说,可能小的命就没了。你这样做一点也不过分。再说你也没有说错呀,我们确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呀!”后来才知道,经过有三天三夜的昏迷,小熊才苏醒过来,再经过两周的治疗身体逐渐恢复起来。几年后,小熊知道是我送他去南岔的,非常感激,我对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换成你也会这样做的。”

    这段往事距今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如在昨天一样。那些日子和知青们生活在一起,吃苦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人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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