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Boris Mikhailovitch Shaposhnikov，1882年10月2日—1945年3月26日），男，出生于车里雅宾斯克附近兹拉图斯特市，苏联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苏联元帅（1940），苏联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毕业于沙俄总参军事学院。

1928年至1931年、1937年至1940年和1941年至1942年三次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40年晋升苏联元帅。1940年8月起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

1901年开始服兵役，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校（1903年，同年他在沙皇军队里当军官）和尼古拉总参军事学院（1910年）。

1903年曾在土耳其斯坦军区和华沙军区担任过指挥和参谋职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10月起任上校团长。

1917年12月在高加索掷弹兵师部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该师师长。

1918年参加苏联红军。

国内战争时期，始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助理，后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情报部部长。1919年3月起任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参谋长，8月起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情报部部长，10月起任作战部部长。参与制定了1919年10月对安东·邓尼金军队的反攻作战计划，并为1920年西南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克里木地区战局计划的制定者之一。因参与制定了粉碎国内反革命和武装干涉军各项重大战略计划，并积极致力于计划的实施，荣获红旗勋章。

国内战争后，1921年2月起任工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副参谋长。

1925—1928年先后任圣彼得堡军区和莫斯科军区司令。在二十年代里，他笔耕不辍，写了《军队的头脑》一书，以及其他有关军事编制和战略的基本读物。

1928—1931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长。期间于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1931—1932年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

1932—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1937年5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40年8月起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

1941年7月21—30日任西方向参谋长（辅佐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后接替脾气火暴的格奥尔吉·朱可夫复任总参谋长，在其直接参与下制订了苏联红军1941—1942年准备和实施的一些重大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年底一1942年初苏军的冬季反攻和总攻）的作战方案。为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1942年5月以身体多病，不适应剧烈的战争活动为由，推荐弟子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改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养病。

1943年6月—1945年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

1945年3月26日病逝。

他谙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和指挥部队的实践经验，对苏联武装力量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巩固和完善武装力量及培养军事干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和总结国内战争的作战经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参加了条令制定委员会的工作，这些条令反映了苏联军事理论的基本原则。他在《军队的大脑》这部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中，阐述了关于未来战争性质的基本观点，深刻揭示了指导现代化战争的特征，提供了作为最高统帅部指挥武装力量机关的总参谋部的作用、职能和机构的广泛知识。苏德战争年代总参谋部的活动，证明了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和观点的正确性。

在《军队的大脑》一书中作者从宏观决策的高层次，深入探讨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乃至“战争与综合国力”等课题之后，提出了“武装力量应具有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的科学结论。他认为，政府应是军事领导体制的最高统帅部，作为军队大脑的总参谋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指挥军队的原则，具体负责有关军事作战方面的全部工作，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战争准备工作，应由政府及下属各部门去统管。否则，就将违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科学原理，造成“政治是战争的继续”的荒谬现实。但是，总参谋部对战争的政治、经济、外交计划的全部问题都必须加以充分的考虑，反对所谓军人不过问政治的错误观点。只有这样，总参谋部才能由以往统帅身边的谋士演变成国家的军队大脑，其地位才能明显地提高。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导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了最高统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