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外文名：Kuomintang、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简称KMT）现为台湾地区政党，1894年由孙中山创立，奉行三民主义。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现任主席是朱立伦。截止至2021年4月党员人数约为892000人。

1894年孙中山在火奴鲁鲁组织了兴中会，1905年改组为同盟会。同盟会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创建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912年8月宋教仁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党派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该党成为改良派的政党，随后孙中山又号召革命分子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通告国内外，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正式成立，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张，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经过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从一个单纯的民族资产阶级香港工会联合会，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爆发，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打击和排斥国民党左派，最终共产党人和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中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形成的国共合作局面完全破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下，双方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总体上坚持了抗战到底。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未能就战后问题达成一致，1947年2月，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国民党军事前线和后方失败频频，最终丧失政权，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败退至中国台湾，实行一党专制体制，在中国台湾全面实施军事管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进行民主化转型，岛内实行竞争型的政党轮替制度。李登辉上台“执政”后，台湾分离主义者以分裂国家、“独立建国”为目的，在台湾实行“去中国化”“去中华化”，在此期间中国国民党经历了三次严重分裂，分别是1993年赵少康等人成立的新党、1993年“海外兴中会”返台串联筹建的党内次级团体“新同盟会”、1999年宋楚瑜与国民党决裂后成立的亲民党。2000年中国国民党在选举中失败，沦为“在野党”，李登辉被迫下台后被开除党籍。2008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胜选，中国国民党再次成为“执政党”。2016年中国国民党再次沦为“在野党”。

中国国民党设主席1名，自2001年后为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连选可连任一次。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中央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职务，是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评议委员会是中国国民党的咨询机构。此外还设地方党部。中国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将“九二共识”写入了党章与政纲。中国国民党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再次失利，立法机构选举则以一席之差险胜民进党。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由于当时中国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为了改变贸易入超的状况，英国不法商人向中国走私罂粟。鸦片的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禁烟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声。林则徐在广州市领导的禁烟运动，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和三元里人民进行了英勇战斗。但由于清政府奉行妥协方针，战争失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从此，中国门户洞开，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6-1860年间，英、法为了扩大侵略权益，对中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俄趁火打劫。四国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列强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19世纪60年代，清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1878年，孙中山首次踏出国门远赴夏威夷，在夏威夷的经历使他产生了“慕西学”和改良祖国、拯救同胞的思想。在夏威夷王国，孙中山还见证了夏威夷华侨华人不仅敢于对外抗争维权，而且在内部也进行民主化尝试，其组建的消防队、保安局等机构都采用投票方式推选负责人，“选民”包括了华商和华工。正是有一众具备民权意识和民主抗争体验的进步华人，才有以建立“合众政府”为愿景的檀香山兴中会横空出世。1910年孙中山曾说他在夏威夷长大和受教育，在这里看到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的政府, 使他知道这样的政府 (对人民) 意味着什么。

1894年，孙中山写了长达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改良途径实现救国，但李鸿章并未接见年轻的孙中山。孙中山曾希望借上书李鸿章取得机会以施展自己改造中国的政治抱负，当这种和平改良的尝试碰壁后，他“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逐渐走上了寻求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道路。

兴中会由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宗旨是兴中国，其《宣言》与《章程》的措辞很和平，没有提出“革命”二字。兴中会最初的会员只有数十人，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及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注重扩大革命群众基础，开始号召各省同志组织革命大集团。所以，从1900年10月以后，孙中山留意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爱国华侨。190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秘密创办青山革命军事学校，之后到达檀香山，先后在希炉及火奴鲁鲁建立了革命团体。革命团体会名没有用兴中会原名，而用了中华革命军。

孙中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欧洲，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欧学生，以兴中会的名义召开比京（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三次会议。但那时中国留欧学生数目少，讲到革命运动时的效果不好。

由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商人众多，孙中山将第四次会议地点定为了东京富士楼。考虑到兴中会的社会基础不广，成员素质较低，又具有秘密小团体色彩，难当大任，孙中山把兴中会改为了同盟会，原华兴会会长黄兴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执行部庶务总干事，光复会也加入了进来。1905年，国际和本国形势使要求立宪的士绅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官员也要求立宪。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与同盟会代表的革命派进行了激烈论战。此外，同盟会还组织了武装暴动、刺杀等革命行动。同盟会的领导人如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皆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孙中山及同盟会内部起初对暗杀并不完全支持，但随着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黄兴、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等人逐渐改变态度，倾向于采用暗杀手段推进反清革命的激进做法。

同盟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中华民国”的名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形式都是这时候规定的。当时还公布了党纲及政策，发表同盟会《军政府宣言》，发行《民报》，以便对民众宣传革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提出四个大纲，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把进行程序分为三期，即军法之治（军政）、约法之治（训政）与宪法之治（宪政）。

东京同盟会的主体骨干是留日学生，他们的优点是忧国忧民，富有牺牲精神，熟悉近代知识。其缺点则为坐而论道、恃才傲物、心胸狭窄、自由散漫。在团体活动中，往往自以为是，言行偏激，负气使性，仅靠革命理想和传统道义来指导个人的行动，没有革命所必须的切实的组织管理和监督，难免影响革命领袖之权威，甚至妨害革命大局。身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长期与华侨及会党交往，与青年留学生接触不多。加之日本政府禁止孙中山入境居留的客观限制，使东京同盟会长期无人主持工作。从1907年下半年起，东京同盟会就开始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造成了孙中山在某些问题与同盟会骨干多人发生矛盾。在孙中山、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后不久，中国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留在东京的一些人乘机掀起反孙风潮，要求当时主持同盟会总务的刘揆一开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担任。这一风潮虽在刘一、黄兴等人的劝解下平息下来，但对孙中山的思想感情刺激很大。从此，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等人产生反感和不信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代的专制统治最终覆灭，辛亥革命取得胜利。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1911年夏，宋教仁等在上海组建中部同盟会，原同盟会遭遇分裂。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市，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起来，实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此后，宋教仁积极奔走，于1912年8月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小党派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代理理事长，随后参加了当时国会的竞选。竞选的结果是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取得了压倒优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发布了党纲。与此同时，当时的同盟会组织涣散弊病丛生，孙中山已失去指挥国民党的能力，国民党员多数都把全部精力用于个人政治活动方面。在名义上孙中山仍是国民党的总理，但在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变为一个改良派的政党，孙中山也始终没有过问党务。后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发生。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二次革命”很快失败。

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黄兴相继流亡日本，孙中山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国民党组织严重不纯，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随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分子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入党的手续非常严格，如打指模、宣誓等，并且一切党务也严格保密，所以工作内容很少有流传下来的记录。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重建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努力实现孙中山提出的“雪癸丑之耻”，“竟辛亥之功”的目标。它在国内外各地设立支部，国内支部专事组织武装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接济。受孙中山的派遣，邓仲元、丘丕振等人分赴广东省和东北地区等地，策动反袁起义，其方法基本上仍是沿袭反清革命时期依靠少数人发难的途径，结果这些起义最后都因脱离群众，寡不敌众而告失败。1915年底，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即死去。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1917年7月，军阀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进北京市拥戴丁巳复辟，但复辟丑剧只持续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执政"后, 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为维护共和制度，孙中山倡导了护法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

经过认真而痛苦的思索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只有加强革命党的建设，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军阀专制统治。为此，他决定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通告国内外，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此时，共产国际代表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鉴于国民党的广泛影响力和共产党力量弱小的客观现实，提出了联合孙中山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设想。当他得知孙中山不赞同两党平等合作的想法后，建议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建立联合革命阵线。

陈炯明叛变后，回到上海市的孙中山正在经历思想上的剧烈阵痛。他深切地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武力，而要依靠党的力量来推进革命事业。但当时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缺陷，组织力量涣散、党员成分复杂，难以担当重任。孙中山在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认定年轻的共产党是可以使国民党重新振作的新鲜血液。孙中山表示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答应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袖首先加入了国民党。

1922年9月至12月，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前的草坪上三次召集会议，研究中国国民党改组问题，并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起草国民党改进案及党纲、党章等文件。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正式成立。当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独夫取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市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和其他决议案。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并根据这一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张，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经过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从一个单纯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此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还通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国民革命军东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广东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形成了北京北洋政府和广东国民政府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

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12日）后，国民党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爆发：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组建“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接着是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右派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被认为参与暗杀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右派代表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伦等10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192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在这次大会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新右派又相继制造打击和排挤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员被迫辞去在国民党中的任职。1926年6月5曰，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出师北伐，以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议案。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北伐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合作与参加下取得很大胜利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打击和排斥国民党左翼，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也脱下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伪装，宣布“分共”。共产党人和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中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形成的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转化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自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以后，中国国民党就基本上领导着中国，实行反动专制统治，屠杀革命人士，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是不承认这个政府的。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10年的革命战争。

1927年4月-1928年10月，为“南京国民政府”初创时期，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动政权，在这个阶段，中国国民党继续进行“北伐”，“以党建国”。与此同时的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后，并未放弃国民革命军东征。7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书》，称蒋介石是党国惟一敌人，号召全军将士打倒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除了“北伐”也将注意力放在扫除武汉国民政府上。7月中下旬，冯玉祥出面调停宁汉矛盾，建议双方到开封市举行会议，“化除意见，努力北伐”，因汪精卫方面对蒋介石态度强硬，此事未果。后来蒋介石因反攻徐州市失败、形式对他不利，决定辞职。蒋介石下野后，桂系和汪精卫集团都感到宁汉合作可以立即实现，但唐生智不听从汪精卫集团的调遣，不承认宁汉双方暂停国民革命军东征的协议，持续东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9月5日，汪精卫等自九江抵达南京，谋划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但蒋介石一派、李宗仁桂系、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自立的“沪方中央”对此均未表示同意。9月11日，国民党宁、汉、沪三方中央委员在上海举行谈话会，商讨统一党务及政府问题，共21人到会。胡汉民、蒋介石等5人拒绝出席。9月13日，因谈话会协商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被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把持，汪精卫被孤立后，通电“引退”。9月15日，在南京，宁、汉两方合并、沪方单独召开了各自的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了此前谈话会上的决议，完成了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手续，使分裂为三的国民党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此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分别向中央特别委员会发难，使中央特别委员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南京特委会曾努力争取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宁复职”，蒋介石当即表示拒绝，汪精卫与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11月初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但是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西征军总指挥，讨伐唐生智，汪精卫对此前达成的协议不抱希望。11月2日，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抵达广州市为蒋汪合作牵线。此后蒋、汪合作开展了倒桂、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斗争，并取得初步胜利。

1928年10月-1931年5月，以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为标志，中国国民党确立了党政体制。1931年5月-1938年，中国国民党进入党政体制的推行期，《训政时期约法》的颁布虽然没有改变“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但它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国民党的党治获得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得到了宪法上的承认。至1938年临全会召开，中国国民党的党治政体正式形成。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不继续进行“反共”内战，中国共产党愿意承认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随着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 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尽管1939年后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挑起局部冲突，并与日本政府进行谋求妥协、投降的秘密谈判，而且越来越专制、腐败，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总体上坚持了抗战到底。

1945年，由于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威望一度到达顶峰。国共双方就战后中原地区的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并签订《双十协定》，但由于问题复杂，该协定未起到预期效果，即使后来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亦未能解决问题。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时, 国民党将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

同时，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贪腐行为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一股赤裸裸的“刮收”浪潮。国民党在全国成立的接收委员会打着“接收”的旗号大发国难财，把所谓“沦陷区”的土地、企业矿山、国家财产拿来中饱私囊。此外，在蒋介石担任国民党领导人期间，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勾心斗角情况日益严重，派系纷争成为国民党极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就是扩大和制造内部之间的矛盾, 并且利用这种矛盾实行分而治之。有研究者把国民党派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军队、地盘为凭借的地方实力派，如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绥系”、卢汉和龙云的“滇系”、陈诚的“土木系”；另一类是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等。对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蒋介石心知肚明，他曾在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下令解散党内所有的“小组织”，但是派系争斗不会因“一纸命令”就自然消失，而是依然盛行不衰、争斗不断。正是由于党内派系纷争导致“党政军三军干部互相冲突”，各级官长“心存怨望”，互相推诿，互相欺骗。

1946年，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CC系发动了革新运动，得到了国民党内部的普遍响应。革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总裁要民主”。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迫使革新运动无疾而终。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不顾全国各界的反对，擅自于1946年11月15日召开了一党独裁的“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31日的《新华日报》评论说：这部“宪法”的精髓和实质, 可以八个字概括之：“人民无权，独夫集权”。

1947年2月，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国民党军事前线和后方失败频频。蒋介石于1947年9月实行了党团合并，但党团依然对立，互相倾轧更趋激烈。其后，蒋介石为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迫不及待地筹备召开“行宪国大”。当时国民党内高级将领张发奎等43人联名上书宣称召开国大是“草率从事，违反民意，开选政恶例”；连蒋介石的挚友戴季陶也表示：“各地秩序未复，选举不及普遍实施”。但蒋介石一意孤行，于1948年3月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行宪国大”的最大成果就是“选”出了一位被赋予至高无上权利的、破坏“宪法”的“总统”。此外，副总统选举成为派系倾轧的典型，由于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到国民大会组织党团，帮助孙科竞选，出于对CC系的怨恨和“刺激蒋介石对三青团的领导作风有所改变”，三青团和复兴系、政学系、朱家骅派等反CC系把票投向了李宗仁，最终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受到动摇，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政治态势趋于不稳定，“预示着国民党政治自我解体的开始”。蒋介石对此愤愤地说：“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有些人“竟走到不顾党的纪律，而要强求自由竞选；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

蒋经国在1948年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负责“经济改革”：一是发行金圆券，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外汇；二是限定物价，打击囤积居奇。蒋经国采取铁腕执法方式，在上海“打老虎”，但打到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家大公子孔令侃的头上，最后因蒋介石出面干预，只好妥协，“打老虎”行动以失败告终。1948年下半年，桂系趁蒋介石主力消灭殆尽之机，趁机发难，逼蒋介石下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这是国民党内的重大分裂。为了架空李宗仁，蒋介石在“引退”之前，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掌握实权。经济方面，命令俞鸿钧将国库价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在人事部署上，蒋介石任命了一批亲信出任地方军政长官。在政治上，蒋介石以“总裁”的名义，利用国民党中央对李宗仁进行牵制，以“党统”来压制李宗仁。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为了不受国民党中央的牵制，李宗仁事先并未把此电提交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讨论。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指示陈立夫把中央党部迁往广州市，策动孙科内阁随往，并引诱部分“立委”到广州复会，制造了“府院分裂”。李宗仁在大多数“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支持下，通过拉拢广东省地方实力派向孙科施压，才使孙科内阁将行政院迁回南京，这场政治风波得以解决。

国民党的不良党风政风，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和公信力，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最终丧失政权。在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之际，广大民众在比较国共两党作风后，抛弃了作风败坏的中国国民党，选择了作风优良的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败退至中国台湾。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前讲话中指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中国国民党政权退踞中国台湾以后，一直由蒋介石连任“总裁”，实行一党专制体制，以处于“非常时期”为由，颁布“戒严令” 和一系列有关法令、法规， 在中国台湾全面实施军事管制，剥夺了民众结社、集会、请愿、罢工、罢课等各种基本权利。

1959年，曾任“国策顾问”的《自由中国》 杂志社长雷震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抨击中国国民党“一党独霸”的统治，呼吁结束军事统治，开放党禁，还政于民，人民有组织“反对党”的权利。1960年，雷震联络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 试图打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台湾一党独裁的格局。 结果是中国国民党以“涉嫌叛乱”罪逮捕了雷震等人，并由中国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多年。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致力推动经济建设，提出十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台湾省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石，台湾民众的人均GDP也在1977年底时突破一千美元大关，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废除“总裁”制，中国国民党的首脑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

蒋经国去世后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台湾开始政治转型。伴随着在野势力的崛起，从1990年到2005年这十五年间，中国国民党共进行了七次“宪政改革”，这是中国国民党退败中国台湾50余年来中国台湾政治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李登辉上台"执政"后，在其纵容默许下，台湾分离主义者以分裂国家、“独立建国”为目的，“去中国化”“去中华化”在台湾甚嚣尘上，甚至有不良政客不惜以此为噱头拉取选票。李登辉还妄言“台湾要想从中原地区脱离出去，必须在文化上去除大中国思想”。1991年，李登辉公然宣布“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在李登辉的安排下，李登辉当局完成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实质修宪”，并解除了党禁，取消对海外“台独”分子的限制，大批流亡的“台独”分子涌入岛内。在经济方面，李登辉不仅在其任内让台湾失去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其对两岸经贸关系的限制政策及“黑金政治”的遗毒对台湾经济发展伤害至深。

李登辉上台后，其“本土化”路线造成中国国民党内部“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对立，中国国民党经历了三次严重分裂，分别是1993年赵少康等人脱离中国国民党成立的新党、1993年“海外兴中会”返台串联，吸纳反对李登辉的团体和个人筹建的党内次级团体“新同盟会”、1999年宋楚瑜在台湾省政府被“精省”后，被迫辞去省长职务，2000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李登辉也不看好宋楚瑜代表中国国民党参加，宋楚瑜与国民党决裂后成立的亲民党。

2000年，中国国民党在选举中失败，沦为“在野党”。李登辉也被迫下台，由连战任代理党主席。同年6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十五全”临时会，会上连战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此后中国国民党全面整顿李登辉的“台独”路线，并于9月21日撤销李登辉的中国国民党党籍。2005年4月底，连战访问中国大陆，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一起发表新闻公报，实现国共和解。

2005年7月，马英九以72.36％的得票率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第一位差额直选出来的党主席。2007年2月，马英九因“特别费”案遭起诉后，辞去党主席职务。

吴伯雄接任代理主席一职，但后来又辞去代理主席职位，参加主席补选，并在2007年4月7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补选中，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2008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胜选，中国国民党再次成为"执政党"。

2009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举行党主席和党代表选举，马英九再次当选党主席，得票率为93.87％。27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向马英九发出贺电。同日上午，马英九复电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感谢。2009年10月17日，马英九在台北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十八次全代会上正式接任国民党主席。2012年，马英九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014年12月因中国国民党在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中大败，马英九宣布辞职。

2015年1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举行主席补选，朱立伦当选党主席，获得19万6065票，得票率为99.61％。2016年1月16日，由于在“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一路落后对手（即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最终得票率仅为31.04，中国国民党再次成为“在野党”，朱立伦正式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

2016年3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举行主席补选，洪秀柱获得78829票，得票率超过56％，当选国民党主席，她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位女主席，任期至2017年国民党第20次全代会。任职期间，洪秀柱帮助中国国民党在八场地方公职补选战役中获胜六场，并通过强力监督，成功迫使民进党许多政策“转湾”。2017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举行主席选举，洪秀柱获得53063票，争取连任失利的她提前卸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获得144408票，得票率为52.24％，当选新任党主席。

2017年8月20日，吴敦义就职国民党主席，任期4年。但2020年1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确认吴敦义因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败选一事辞去党主席职务。

2020年3月7日，中国国民党举行党主席补选，江启臣83860票，当选新一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按照国民党相关规定，江启臣将接续前任主席吴敦义辞职后的剩余任期，任期为2020年3月7日到2021年8月20日止，大约一年五个月。江启臣上任后进行了党务改革，力推“集体领导制”，他表示，未来国民党不能再期待由某一位英明的领导做出所有决定，他将循“世代合作、内造化、数字化”三大方向，以最快的速度组建团队。

2021年9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举行党主席选举，江启臣仅获得35090票未能连任，朱立伦获得85164票，得票率为45.78%，当选新任党主席。2024年1月13日，中国国民党再次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落败。2024年5月17日，立法机构议场前，国民党与民进党爆发肢体冲突，民进党团民代王定宇、钟佳滨、洪申翰等多人对国民党团民代进行肢体攻击，叶元之胸部被抓伤。

1905年11月，《民报》创刊号在东京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革命宗旨“驱除魅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冯自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日报》“广告栏”作介绍时，又把这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从此以后，三民主义便成了国内、国际公认的一个专用名词。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从强烈的救国愿望出发，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研究了中西有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是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形成的。他主张“驱除魅虏，恢复中华”，即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申述，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族，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孙中山倡导的民权主义，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和“民治”观念。他所主张的“建立民国”，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曾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分作两次去做。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孙中山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

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试图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社会革命。这是根据美国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税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拟订的。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具体实施办法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全国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他把这种主张称之为“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在孙中山看来欧美各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他把“平均地权”的实现，称为“社会革命”，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

孙中山解释的新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的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

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冶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更新解释了“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确反对封建剥削。“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国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受权就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进行协商，最终双方达成了共识，核心要义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一共识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中国国民党将“九二共识”写入了党章与政纲，特别是在2008年至2016年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荣景，给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亚太地区繁荣稳定注入正能量。

1924年6月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发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一训词于1928年被定为国民党党歌。

中国国民党的党徽是陆皓东于1895年所绘的，“白日”与外环相触，为“大白日”，背景为浅青天，青天白日代表自由与平等，十二道光芒更是代表十二时辰、十二个月，时刻精进奋斗，与十二地支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曾经被称为“党国”第一大报，至2006年5月31日暂停发行报纸，保留网络电子报。

注：连战和吴伯雄卸任后任名誉党主席，至2015年8月中国国民党取消名誉党主席。

中国国民党的党务组织架构主要分中央、县市(包括直辖市)、区级党部三级。中国国民党以“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职权。2000年3月成为“在野党”后，中国国民党于2000年6月后开启党务改造工作。

“全国代表大会”为该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代表任期为4年。主要职权为：修改党章，决定政纲、政策，检讨中央委员工作，讨论党务与政治议题，同意任命党主席提名的副主席，通过党主席提名的中央评议委员，通过党提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中国国民党设主席1名，自2001年后为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综理全党党务，为“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在主要决策上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另外，国民党可提名数名副主席，经“全国代表大会”同意任命。

中央委员会置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05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中央委员会主要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对外代表该党，讨论及处理党务与政治事项，选举中央常务委员等等。中央委员会设有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3人，主要党主席提名、中央委员会通过任命。秘书长直接掌管中央委员会属下的各个机关，在国民党的决策机构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置政策、组织发展、文化传播、行政管理4个委员会及“国家发展研究院”、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考核纪委委员会三个直属运作单位。

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职务，是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举凡党政的重大决策和决议，均在此会议中决定。中央常务委员会置常务委员31人，由中央委员会委员互相票选产生。

它是中国国民党的咨询机构，其成员由党主席聘任，提请“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或追认。中央评议委员以会议方式行使职权，置主席团主席若干人，主持会议。

中国国民党由于历史悠久，加之曾长期“执政”，在中国台湾的各地都设立了地方党部与基层组织。早在国民党一大时，国民党共有旧有党员175875人，1926年增加368781人，合计为544656人（数据不完全，存在未报告党员人数的省份、新成立的军队未列入统计范围）。国民党二大时，正式省党部10处，特别区党部3个，派员筹备的省党部2个，特别市党部5处，临时省党部9处，军特别党部8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县市党部为401处，相当于县市党部的特别区党部18处。区党部2012处，区分部7504处。1926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分别建立了省级和县级党组织。到1927年4月，仅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和长沙市四个省市的党员总数就达47万余人。截止至2021年4月，中国国民党党员人数约为892000人。

在台湾政治转型后，随着政治强人在党内一言九鼎的权威被削弱，党内派系，特别是地方派系，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随着选举层次的提升和各级选举的制度化，地方派系的活动舞台呈现自下而上拓展的貌相，地方性政治人物大量进入国民党上层。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分为了本土派与非本土派，内部派系具有隐性运作、缺乏组织化等特点。基于国民党的政治传统，不同派系的人士在公众面前往往呈现融洽相处的表象，使人们难以察觉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和斗争。

2005年4月，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应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邀请访问大陆，六十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这次“和平之旅”稳住了两岸关系，此后两党陆续开展各层次交流。而马英九"执政"台湾地区的8年实现了国共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成为两岸关系的最好时期。

2012年前，中国国民党与新党、亲民党共为泛蓝三大政党，但2012年初“大选”时，亲民党就与国民党公开决裂。2012年11月，新党主席郁慕明公开表示“新党不再是蓝军一员”，震惊台湾政坛。12月24日郁慕明表示，若马英九愿意宣布“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新党愿回归国民党。这次泛蓝三大政党分道扬镳，有政治利益分配问题，也有理念分歧无法弥合的问题。

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初期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曾酝酿“蓝白合”，力争“下架民进党”，但后来“蓝白”发生分歧，不欢而散，“非绿选民”分道扬镳。从最终民进党40%的得票率可以看出，岛内确实有60%的民众并不支持民进党和“赖萧配”，他们希望“下架民进党”。但后来因为多种原因，造成选票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导致民进党的“赖萧配”渔翁得利。

据台湾《中国时报》2014年的报道，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被控在1999年任台北市长时，对台北市北平西路孙逸仙公园旁的既成道路（国民党持有此区域的大部分土地），编列土地征收补偿费4.8亿元(新台币，下同)，其中4.7亿元由国民党领取。但经特侦组调查发现，“北平西路征收案”征收土地面积仅10平方米，实际补偿总金额不到358万元，受征收人也没有国民党或与国民党相关的公司法人。

马英九另被控在2005年担任台北市长兼国民党主席期间，为出售国民党党产即“国发院”土地，由台北市都市发展局配合办理城市规划变更案，将该土地变更为住宅区，让国民党顺利以42.5亿元将党产出售给元利建设，不仅国民党从中获利，元利建设更是获取暴利200亿元。特侦组表示，该案实际是永建小学校方与家长会为取得迁校用地主动提出的，并非马英九或国民党主动介入或刻意促成；国民党当年为筹措党员退休金等开销，配合台北市政府都市计划卖地，审议过程、地目变更、反馈比例均无违法，土地价款38.3亿元也未流入北市都发局、都委会主管或承办人相关账户。特侦组指出，当时因事涉党产敏感政治氛围，经5次流标才由元利建设得标；况且事后元利因变更案受阻，还曾登报宣泄对马英九的台北市府团队不满，足证马英九或国民党并未承诺元利协助通过城市规划变更。

中国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一度呈现出一定的革命性，这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和维系的基础。但随着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上风，国民党逐渐丧失了自我革命精神，醉心于金钱和权力的争夺，以至于最终走向了反革命、反人民的一面，这是其无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根本原因所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和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曾力求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来团结国民党，但是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面前，国民党始终在摇摆，甚至露出了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屠杀革命民众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反动面孔。正是基于这一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站到了历史和人民的一边，从而团结带领人民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说到底，与封建地主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一样，中国国民党也难以摆脱自己的阶级局限，其必然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窠臼。——焦佩锋、刘思敏《唯物史观视域中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在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后，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但都失败了。1922年9月，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孙中山接受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邀，北上共商国事。1925年3月12曰，孙中山在北京因病逝世。

《国民党名人在台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的9集纪录片，讲述陈立夫、孙科、何应钦、陈诚、宋美龄、白崇禧等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的人物，当他们被正义的力量击溃而只能偏安一隅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哪些变化。

《中国国民党史》2018年4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茅家琦、 徐梁伯、马振犊、严安林等，该书以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四代人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为主线，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其思想渊源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该书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国民党的百年历史的溃变，功过是非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述”，并从总结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出发，“指出既往研究的得失，并进一步提出如何深化的意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建，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截至2022年6月底，民革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有党员15.8万余人。

由于李登辉的“本土化”路线，造成中国国民党内部“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对立，双方渐行渐远，最终赵少康等人脱离了中国国民党，于1993年成立新党。

亲民党创始人宋楚瑜曾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曾在李登辉"执政"初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台湾省政府被“精省”后，宋楚瑜被迫辞去省长职务，与李登辉的关系也迅速恶化，2000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李登辉也不看好宋楚瑜代表中国国民党参加，但是宋楚瑜还是宣布参选，最终比胜者陈水扁少31万票，遗憾落选，落选当晚宋楚瑜的支持者就呼吁其组党，不久后亲民党就宣告成立。亲民党是兼容并蓄的柔性政党，宋楚瑜期许由他所带动的台湾新兴力量能够促使台湾政治民主、社会公道、两岸和平及族群团结。

2004年6月，“无党团结联盟”成立组党筹备会，由台当局前“内政部长”张博雅出任筹备会召集人，前国民党“立委”陈杰儒宣布退出国民党，加入“无党团结联盟”。

在国民党政权完成“本土化”过程后，“新国民党连线”选择出走国民党，郝柏村、林洋港等“非主流派”脱党加入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

李登辉在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后，转向“台湾团结联盟”，追求激进的“台独”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