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俊，
爱新觉罗·奕詝咸丰三年(1853年)，
榆中县金崖家湾出了一位有名的
进士。他不仅谋政有方，而且胆识过人，尤为可贵的是清朝政府在洋人面前奴颜媚骨，对民事黑白不分的时候，他竟能以浩然正气秉公办事，这就是至今为人称道的周士俊。
周士俊少年时家境贫寒，连私塾都上不起，
叔父见他好学，便省吃俭用，将看水磨凑下的钱挤出来供他念书。周士俊的老师饱读诗书，要求甚严。一次，老师在课后检查周士俊背书，周士俊因遗漏了其中的几句话，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这次教训后，周士俊学习大大长进，并于1853年
高中进士，授为广东长乐知县。
周士俊赴任前，专门去向老师辞行，老师一见周士俊，要行跪礼，周士俊一把扶住，将老师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则仍像学生时那样垂手端立，恳请老师指点。老师说：“你现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记两句话，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点头称是。
广东
长乐区分上中下三坊，上、中坊由于土著居民和外来客商长期闹纠纷，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不但死伤了好多人，而且一些村户的房屋也被焚烧一光。周士俊到任后，经明察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将带头闹事的人全部逮捕法办，依法惩治了祸首，这才平息了事态，使上、中坊恢复了祥和与安宁。下坊虽没有打架斗殴的，可因地势低洼，几乎每年都要闹水灾。当灾民携物乘船迁避时，当地的一帮恶少便集结在一块，乘机打劫抢掠，好多灾民为此丢了财物不说，有的甚至被打伤、打死。周土俊闻讯后，专门成立了巡逻船队，一遇水灾便出动为灾民保驾护航。周士俊爱民的美德便由此在长乐县城传开了。
不久，周士俊又调到
番禺区。番禺县是当时
广东省省会，街市相对繁荣。由于
清代政府的腐败，侨居此地的外国人常常为所欲为，许多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甚至当地中国人之间诉讼打官司时，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行贿，托他们走中国官员的“后门”，官司就能转败为胜。正是这个原因，在办案中时常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周士俊到任后，听到这些情况，很是生气，同时也出自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决心好好整治一番。恰巧有一天碰上了一宗争田诉讼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立马将理屈的一方抓了起来。还未等他出庭审判，他的顶头上司——
总督出面，要他赶紧把人放了。周士俊不解地问：“此人犯法，证据确凿，未及审判，何能释放?”总督不悦地说：“你知道些啥？此人是洋人打了招呼的，你得罪得起吗?”周士俊抗争道：“县令不是洋官，
清代朝也不是外国，在大清的领地，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禄，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总督被周士俊一席话顶得脸色铁青，重重哼了一声，拂袖而去。
周士俊按当时的法律对理屈者处以杖刑。一时间，周士俊不惧洋人的事迹在
番禺区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但是，这件事也惹怒了
总督，不久，总，督以“怒其强项，撤任闲住”罢免了周士俊。直到
爱新觉罗·载淳同治三年(1864年)，才让他代理
罗定市知州。
罗定州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界，山势险峻，林密竹深，加之道路纵横，自古以来就是盗贼和土匪出没的窝子。当地佳益圩有个绰号叫“王狂七”的人，集结匪徒，在这里设卡抽税，凡路过此地者均要按他的要求留下买路的银两，稍有反抗或不从，轻则抢掠财物、遭受皮肉之苦，重则丧命。同时，当地还有一个叫“戴永英”的人，设立了雷公会，纠合党徒，四出绑票勒赎，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
周士俊到任后，按照“擒贼擒王，各个击破”的方针，先逮捕惩办了会匪数人，又联合官军一起攻打雷公会的老巢，活捉了匪首戴永英。王狂七闻讯后吃惊不小，慌忙派手下爪牙陈两头口纠集岭溪贼匪万余人，在两省交界处筑起堡垒，继续张旗焚掠。
广西巡抚郭嵩焘见贼匪，B益猖，便命周士俊同提督
冯子材前往围剿，活捉了陈两头口，然后乘胜追击，直捣王狂七的老窝佳益圩。但是，由于佳益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王狂七手下尽为亡命之徒，拼死顽抗，连攻数日也未攻下。
就在这时，冯子材接到命令，朝廷派他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赴任；同时，军粮又短缺。周士俊知道，此次佳益圩虽未攻破，但王狂七元气大伤，若就此罢手，待王狂七羽翼丰满，势必变本加厉，祸患无穷。因此，为了一方百姓，周士俊自筹了10天的军粮，恳请冯子材多留几天，以期将盗匪彻底消灭。
冯子材为周士俊的义举所感动，欣然应允，激战了5天，终于攻破贼巢，杀死了匪首王狂七。笼罩在罗定川、岭溪人民头上的阴云终于消散，当地居民无不拍手称快。
其后，周土俊又被调到香山做知县，不久又调至
揭阳市。揭阳农户缴公粮很乱，周士俊设立了清田所，选公正的地方绅士和官方一同丈量土地，有田契的，呈验管业；没有田契的，进行补办，并按规定的数目交公粮。多年在揭阳形成的弊端一下就被清理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