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机器》(
法语:L'homme Machine)是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朱里安·奥弗鲁·德·拉·梅特里于1747年匿名发表的哲学著作。全书包括出版者的声明、献辞和正文三个部分。拉·梅特里从物质是唯一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机器一般的物质实体,否认了灵魂作为与物质分离的实体的存在。他运用大量的医学和生理学的知识,扩展了
勒内·笛卡尔关于动物机器的论点,从而抨击了灵魂不朽的宗教教义。拉·梅特里的这一思想在18世纪法国是公开的
无神论形式出现的系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著作。拉·梅特里还引用了睡眠中身体和灵魂的统一、人类必须滋养身体以及药物对身体和灵魂或心灵的强烈影响等例子,说明了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拉·梅特里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的进化论和量子力学中也得到了讨论,并且有学者如
波普尔讨论了
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的观点与这些现代科学理论的关系。
该书是模仿
勒内·笛卡尔关于动物是机器的思想而写成的。全书除正文外,前面有出版者的声明和作者献辞。正文紧紧围绕物质和精神、肉体与心灵的关系而展开,论述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说明人是一架物质机器。拉·梅特里在书中提出,既然心灵的一切作用是这样依赖着脑子和整个身体的组织,显而易见,这些作用不是别的,就是这个组织本身: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他认为人体的组织比最完善的动物更加精密,大脑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于是理性就诞生了。
16至17世纪,甚至到18世纪上半叶,唯理论都非常盛行。
法国的医生和哲学家拉·梅特里就从唯理论出发,对精神现象进行解释,他从自己和患者身上观察到,心灵状态对肉体状态有紧密的依赖性。他相信,精神现象与头脑和神经系统中有机的变化有直接的联系;人的生命和感觉能力完全附属于构成整个人体的元件,心灵不过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尤其是脑的功能。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就好像是一部机器。
拉·梅特里1734~1745年曾做过军医,而他自己却不幸患病。他根据对自己病情的观察,获得这样的信念:人的精神活动决定于人的机体组织;思想只不过是大脑中机械活动的结果,当体力上变得更虚弱时,精神功能也会衰退。1747年,拉·梅特里在
荷兰匿名发表了《人是机器》。
该书公开表明
唯物主义和
无神论的立场,驳斥心灵为独立的精神实体的
唯心主义观点,论证精神对物质的依赖关系。根据大量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科学材料,证明人的心灵状况决定于人的机体状况,特别着重证明思维是大脑的机能和道德源于机体的自我保存的要求。假定一切生物都具有所谓“运动的始基”,它是生物的运动、感觉以至思维和良知产生的根据。运动的物质能够产生有生命的生物、有感觉的动物和有理性的人。
作者认为,只有医生和解剖学家才有资格讨论“人体的哲学”。并且宣称,他要根据经验和观察,通过人体的器官把心灵解剖出来。人的心灵依赖于人的本质,因而睡眠、年龄、饮食、疾病、气侯等对心灵都有影响。该书用大量篇幅阐明心灵是人的肢体的一种能力,心灵的一切作用都依赖着整个身体组织,认为“组织足以说明一切”。认为器官的肌肉和想象作用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因而思索和热情使血液热起来,两者和谐一致,从这种和谐中“便会认识到人的物质统一性了”。该书还反对人与动物有先天区别的观点,认为人与动物是同一材料做成的,从动物到人并不是一个剧烈的转变。人也“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人的知识是在感觉基础上想象作用的产物。书中强调坚持对自然的研究,坚持自然法则,认为只要把偏见的锁链打碎,把经验的火炬举起,就会给自然以应有的荣誉。宗教是“神圣的毒药”,
宇宙如果不是
无神论的宇宙就不是快乐的宇宙。最后结论是:“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
拉·梅特里的这部著作是18世纪
法国第一部以公开的无神论形式出现的系统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著作,在自然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无神论和伦理观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后来为其他法国唯物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的思想,它在当时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波普尔讨论了
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的观点与进化论和量子力学的关系,指出在进化论远未被普遍接受的1751年,拉美特利对人是机器这一学说给出了最有力的论证。后来的进化论将这一问题推进到更尖锐的层面,认为活物质和死物质之间也没有明显区别。尽管新量子理论取得了胜利,并且许多物理学家转变为非
决定论,但拉美特利关于人是机器的学说在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中可能比以前有更多的捍卫者;尤其是以人是
计算机这一观点的形式。
朱里安·奥弗鲁·德·拉·梅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09—1751),18世纪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无神论者、医生。生于法国西海岸布烈坦尼省
圣马洛,父亲是商人。青年时期曾学过
神学,后改学医学。1733年到
荷兰跟医学家波尔哈维学习,回国后曾任军医。由于他著书宣传
无神论思想,触怒了统治当局和教会,被免去军医职务,逃亡荷兰。但在那里又遭到当地僧侣和贵族的攻击,被迫逃亡
德国。1751年11月11日由于他在自己身上试验新的治疗方法而卒于
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