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乌托邦》是作家赫伯特·威尔斯于1905年完成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威尔斯批判了技术的畸形膨胀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描绘了一个由仁慈的技术官僚统治的社会，人类生活在地下，所有行为受一台庞大机器控制。书中提出国家应保障公民生活，包括救济金、保险和儿童福利等。威尔斯提倡优生学，认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人才应生养后代。小说通过其复杂和精致的叙事结构，被称为“不仅是现代乌托邦，更是后现代乌托邦”。

《现代乌托邦》由威尔斯在1905年创作，通过讽刺技术崇拜和文化天真现象，展示了一个高速运行的技术官僚统治社会。人类活动完全受机器控制，对技术化生存方式乐此不疲。赫伯特·威尔斯在书中对技术的畸形膨胀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进行了深刻批判。

威尔斯在《现代乌托邦》的序言中预测这将是他从1901年开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著作的最后一部，包括《预期》和《人类的形成》。与那些非虚构作品不同，本书被呈现为一个故事，由一个被称为“声音所有者”的角色讲述。威尔斯警告读者不要将这个角色视为书的名义作者。书中还有一个名为“植物学家”的角色，叙事中穿插着关于各种事物的评论，威尔斯称之为“在哲学讨论和想象叙事之间一种绸缎般的质地”。

小说设定在一个“在天狼星之外”的星球上，“声音所有者”和植物学家被想象地传送到那里。他们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皮兹卢森德罗山坡上开始他们的冒险，并逐渐发现乌托邦是如何组织的。在乌托邦，成年人除非犯罪，否则没有任何积极的强制。两位角色很快被要求解释他们的存在，当他们的指纹与中央索引的记录进行核对时，发现他们在乌托邦有自己的复制品。他们前往伦敦与复制品见面，其中“声音所有者”的复制品是武士的成员，这是一个统治乌托邦的自愿贵族秩序。植物学家对地球上一段不幸的恋情的执着被描绘出来，但当他在乌托邦遇到所爱之人的复制品时，他的激烈反应使得叙事的想象泡沫破裂，两人发现自己回到了20世纪初的伦敦。

研究员迈克尔·沃伦指出，《现代乌托邦》从未被认为是赫伯特·威尔斯标志性的科幻作品，而是一篇掩饰不佳的社会学和哲学论文。威尔斯将他的乌托邦置于另类历史中，这是一种被迫的情节设备，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彻底探索过。然而，这部作品为另类历史流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穿越到乌托邦的时间线时，地理位置的一对一对应，这种设定被无数其他作品采用，并被另类历史的粉丝所认可。

乌托邦世界共享相同的语言、货币、习俗和法律，人们可以自由移动。一些个人财产是允许的，但所有的自然资源和产品归属于地方当局。世界国家是地球的唯一地主，货币单位基于能源单位，因此就业将转移到能源便宜的地区。人类几乎完全摆脱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机器对生活的侵入似乎没有限制。

叙述者的复制品描述了武士们生活的禁欲规则，包括禁止饮酒和吸毒，以及每年强制进行一周的独自漫步在荒野中。他还解释了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区分了四种“主要的思维类别”：创造性的、能干但不特别有创造性的、缺乏想象力的和自私自利的。

《现代乌托邦》中对性别角色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没有承认同性恋的存在。一章标题为“现代乌托邦中的女性”明确表示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自由。母亲得到国家的资助。只有那些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才能结婚，女性在21岁，男性在26或27岁。没有孩子的婚姻在三到五年后“到期”，但伴侣可以选择再婚。

《现代乌托邦》的第10章是一篇关于种族的开明讨论。当代的种族论话语被谴责为粗俗、无知和过分夸张。威尔斯对种族间的所有不利评价和不可逾越的差异的所有陈述持怀疑态度。

在乌托邦的整个世界中，没有肉食。屠宰场的想法无法被忍受，而且在一个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在身体素质上大致相同的人口中，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人愿意宰杀动物。乌托邦社会的成员仍然消费鱼肉，但对于这种差异并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

乌托邦社会进行了一项系统性的全球性尝试，永远消灭大量的传染性疾病。这不仅涉及消灭老鼠，还包括严格限制熟悉动物的自由活动，即猫和狗的种族——因为它们提供了生活据点，使得瘟疫、流感、感冒等疾病可以撤退并再次出击——必须暂时失去自由，马和其他野兽在公路上制造的污秽必须从地球上消失。在乌托邦的城市中看不到猫或狗。并没有指出当这种变化发生时，生活在世界上的猫、狗和马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是否仍然保存在与人类社会完全隔离的地方，以便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重新引入。

威尔斯描绘的乌托邦政权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并非所有人都被允许结婚。结婚是一项特权，只有符合政权设定的某些标准的人才被允许结婚。威尔斯没有提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不被允许结婚的人可能仍然会进行性行为并生育子女。这样的“未经授权”的孩子显然不会受益于小说中详细描述的国家托儿和教育体系。然而，这可能会产生一个贫穷、没有受教育的流浪者阶层——这本书没有提到。

不适应乌托邦社会的不合群者经常被流放到岛屿上，然后被留给他们自己的设施。他们可能保留被其他地方认为早已过时的制度和社会行为。例如，他们可能设立海关壁垒，并对进口到他们岛上的商品征收关税，而世界其他地方早已成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区。这种“流放岛”的概念后来被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采用，但价值判断被颠倒了。赫伯特·威尔斯呈现了一个积极的乌托邦社会，将不可救药的保守派流放到岛上，而赫胥黎则描绘了一个压抑创造力的反乌托邦政权，将反抗其压抑统治的创造性人士流放到岛上。

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威尔斯与他的朋友格雷厄姆·沃拉斯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次旅行的启发，沃拉斯是费边社的杰出成员。

作为对《现代乌托邦》的回应，成立了几个武士社团，威尔斯于1907年4月在新改革俱乐部会见了其中一个社团的成员。在1946年10月30日的皇家学会的一次追思会上，赫伯特·威尔斯去世后两个半月，威廉·贝弗里奇朗读了书中的段落，并称它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根据文森特·布罗姆的说法，威尔斯去世后的第一位全面传记作者，这部作品被大学生广泛阅读，并“释放了数百名年轻人进行性冒险。”W·沃伦·瓦格赞扬了它，将其描述为“这一极其困难的流派中的里程碑”，并称威尔斯的其他乌托邦小说（如《像神一样的人》和《未来的形状》）也是如此。事实上，《未来的形状》涉及了早期作品的许多主题，也描绘了一个自任命的精英阶层进行大规模社会工程和世界重塑的情节。约瑟夫·康拉德向威尔斯抱怨，他没有“充分考虑人类的愚蠢，这种愚蠢是狡猾和阴险的。”爱德华·福斯特在他于1909年首次发表的科幻小说《机器停止》中讽刺了他认为是这本书不健康的从众主义。玛丽-路易丝·贝尔内里也批评了这本书，称威尔斯“像他的前辈一样，引入了大量的立法到他的乌托邦中”，并且“威尔斯对自由的理解变得非常狭隘。”赫伯特·威尔斯的传记作者迈克尔·谢尔伯恩批评这本书描绘了“一个不民主的一党制国家”，在这个国家，真理不是通过批判性讨论而是通过共同的信仰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