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整顿中不断发现的新问题，为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同志20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国普遍开展了农村的整顿人民公社工作。但是，由于农村“
一平二调”的“
共产主义风”并没有煞住，再加上向农民征购了过头粮、整社过程中又对生产队干部的瞒产私分作了不恰当的处理，致使党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
会议针对党同农民关系紧张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即“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目前我们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在公所有制上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内部由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缺点，这样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引起农民的坚决抵抗。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就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为克服这种“共产风”，必须纠正党在工作中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毛泽东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
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这两种倾向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毛泽东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为克服这种平均主义倾向，要反对剥夺农民，并强调公社应当实行
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不要太高。
会议在讨论中形成的《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规模相当于原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
这次会议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
一平二调”的“
共产主义风”起了积极的作用，它表明党在纠正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但是，在公社的核算单位的问题上仍然在生产大队；在分配制度上也没有取消
供给制，就关于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过去的旧账一般不算的意见。这也说明，当时在纠正“左”倾错误上是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