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省，简称“奉”，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侧，是1907年设立，存续于清朝、中华民国前期（北洋政府时期）、伪满洲国时期的省级行政单位。奉天省是东北三省之一，也是辽宁省的直接前身。截止1928年，奉天省北界黑龙江省，东至吉林市，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界，南临渤海、黄海，西南以山海关与直隶分界。面积约311400平方千米。奉天省人口约1400万，主要是汉满蒙三族，省会在奉天府（后称奉天市，今辽宁沈阳）。

清朝入关后将沈阳市（今沈阳）设为陪都，以驻防将军即军政长官制度代替内地的行省制度。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奉天承运”之意在盛京（今沈阳）设奉天府，自此形成将军统领八旗、府尹管理民人的旗民分治体制。从雍正后期开始，奉天府尹辖区（盛京将军辖区）被民间俗称为奉天省，同时和吉林省、黑龙江省合称“东北地区”。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盛京将军兼管奉天府尹事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裁撤盛京五部侍郎，五部事务统归盛京将军管辖，集军政、旗民事务大权于将军一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对东北官制施行重大改革，裁将军，撤旗署，设立奉天行省。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为总理三省军、政、旗务最高长官，另设奉天省巡抚为奉天省最高长官。辛亥革命后，奉天省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省行政长官先后称都督（兼掌军民两政）、民政长、巡按使、省长。1928年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后，奉天省改行省、县二级行政。翌年3月1日，奉南京国民政府令，沈阳市省改称辽宁省，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被日军侵略者复改为奉天省，1934年伪满洲国省制改革时，奉天省被拆分成了奉天、安东省、锦州市三省。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将奉天省改回辽宁省。

奉天省在经济上大力改革，前期主要整合财政机构，统一财权；改革旧税制，实行农业税分等；增设新税种，扩大税源。后期着重发展银行，进行税务金融系统改革，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关外省份变身成为经济强省。司法上改革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司法官专业化得到显著提高。文化上鼓励多元发展和改良，促进了文化事业的进步。教育上变革最为显著，一举实现了从传统封建教育到早期现代化教育的变革，使奉天省成为东北地区重省。在社会生活上，奉天省的建筑因殖民原因呈现多元碰撞开放融合的特色，饮食方面受西洋侨民影响出现了大量西式饮食方式，但主要还是以传统中式饮食结构为主。

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清王朝在盛京城设立了奉天府，作为管理当地民人的最高官署。府名“奉天”，取自帝王诏书开头所用“奉天承运”的套语。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对东北官制施行重大改革，裁将军，改官制，设置了省级行政领导机构“奉天行省公署”。奉天省从此正式设立。清代灭亡后，不但省之下的府、厅、州一律撤销改称为县，而且省级机构名称也几经变化，或称行政公署、或称巡按使公署、或称省长公署、或称省政府。但省的名称“奉天”一直沿袭下来。

清朝入关后将沈阳市（今沈阳）设为陪都，以驻防将军即军政长官制度代替内地的行省制度。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盛京（今沈阳）设立奉天府，自此形成将军统领八旗、府尹管理民人的旗民分治体制，两者因为旗、民分治长期存在矛盾。从雍正后期开始，奉天府尹辖区（盛京将军辖区）被民间俗称为奉天省，同时和吉林省、黑龙江省合称“东北地区”。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开始改革盛京（今沈阳）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盛京将军管理盛京兵、刑两部，兼管沈阳市府尹，之后奉天省实行单一行政体系，已经与省制相近。光绪十一年（1885年），盛京将军庆裕奏请改沈阳市府尹兼衔为巡抚衔兼右副都御史，以增加府尹的权威。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赵尔巽调任盛京将军。赵尔上任之后，由于时值日俄战争结束，奉天省遭到破坏，赵尔巽在财政、警政、教育等多个层面对奉天进行现代化改革。同年七月赵尔巽奏请撤销盛京五部、奉天府尹等官职，八月，清廷同时裁盛京五部、奉天府府尹、府尹所管事务都由赵尔巽管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赵尔巽提出改革奉天官制的具体办法：以盛京将军总理军督旧部府之政，设立公署，名盛京行部。附设综核处，内分十局，分理诸务。他还提出：地方官专司行政；省会及各府厅州县分设裁判；设税务、粮租两官；分设诸曹；设宣译馆并筹设乡官；增加地方官津贴。虽然赵尔巽的改革方案送到清廷政务处议后，没有具体结果，但仍旧推动了奉天省的建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裁盛京将军缺，设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赵尔巽转任四川总督，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同年十二月，颁发奉天省印。由此，奉天省完全实行省制并有正式的省名。

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裁奉天巡抚，由东三省总督兼管巡抚事。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赵尔巽复任东三省总督并授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武昌起义后，在奉天以保安会代替总督衙门，任会长。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革命党张榕等在奉天省城成立 “联合急进会”，准备伺机发动革命。十一月中旬，蓝天蔚经孙中山委派在烟台市组织军队并联合革命党人商震率领的民军渡海北伐。赵尔巽为免除后顾之忧，于十二月初三日（公元1912年1月21日）杀害了张榕等几百名革命党人，摧毁奉天省城的革命领导机关；同时赵尔巽在辽东一带布署重兵以阻挡北伐军进攻，不久沈阳市的革命运动基本被镇压；同一天，赵尔巽联合辽源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合力争取君宪，又联络热河都统锡良公电内阁，阻止皇帝逊位并反对共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尔巽重用有武装力量的张作霖。清代覆灭后，张作霖依附袁世凯，沈阳市都督由张锡銮继任。张锡銮名义上是奉天都督，实际上处处受张作霖的胁迫。其后，袁世凯任命段芝贵接替张锡銮。段芝贵是袁世凯最大的亲信，其实权远远超过张锡銮，他和以前东三省总督一样，除督理奉天明朝军事外，还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奉天巡按使一职，也由段芝贵兼任。1916年张作霖驱逐段芝贵，被袁世凯任命为盛武将军督理沈阳市明朝军事兼代理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张作霖被任命为东北地区巡阅使领奉天督军，兼省长，成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中原地区当时唯一的“海军”“陆军”“空军”俱全的武力。主张修建京奉铁路，大量引山东省汉族进入东北，充实东北边疆，这一移民战略改变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的一大障碍。张作霖时期奉天省省长有王永江（1920年－1926年）；莫德惠（1926年－1927年）；刘尚清（1927年－1928年）。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专列返回关外，当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站三孔桥时，被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后于当日死去，终年54岁，该事件被称为“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听闻张作霖在皇姑屯发生事故后于6月7日秘密潜回沈阳市，于19日通电全国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职。1928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改编，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国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1929年1月，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奉天省改名辽宁省，寓辽水流域永久安宁之义。2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改名辽宁省。省政府通告全省，宣布从3月1日起统一改称辽宁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次日沈阳市沦陷，关东军将沈阳市改名为辽宁省市，将辽宁省改名为奉天省。随着战火蔓延，齐齐哈尔市、锦州市、哈尔滨特别市等重要城市也相继沦陷，日军侵占中原地区东北三省。到1932年2月，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境沦陷。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土肥原贤二游说末代皇帝溥仪，以复兴清代为条件，威逼利诱溥仪回到东北。1932年2月25日，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规定，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2月29日，关东军决议，以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1934年12月省制改革时，将沈阳市省拆分为奉天、丹东市、锦州市3省。伪满洲国名义上是独立国，但在实质上被日本人控制，彻底沦为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从此，东北地区完全变成了日本占据下的殖民地。

抗战胜利之后，伪满洲国倒台，东北的主权又回到中国政府手中。为重新建立对东北的统治，改善伪满时期东北行政区划的纷杂混乱的情况，南京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31日颁行《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实行“东北新省区方案制”，1947年正式公布，将分离出来的奉天省改名回辽宁省。

奉天省在中国的东北角，黑龙江流域的南部。北界黑龙江，东至吉林省，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界，南临渤海、黄海，西南以山海关与直隶分界。截至1928年，面积约311400平方千米。

奉天省的首府清代时候称奉天府，治所即今辽宁沈阳市老城区。后民国时期称奉天市，东北易帜后称沈阳市，伪满时期又改回奉天市。

奉天府初为盛京奉天府尹直辖州县（顺天府尹本属府），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裁奉天府府尹、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府尹所管事务由盛京将军管理。原先由奉天府尹直辖的各州县由驿巡道专辖。同年十月，设知府。辖金州厅、辽阳州、复州和兴仁、承德、海城、盖平、开原、铁岭等6县。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析置辽中县，十月置本溪县。光绪三十四年五月，裁兴仁县，置抚顺县。宣统三年三月裁承德县，其地由府直辖。至清末，领1厅：金州厅；2州：辽阳州、复州；7县：抚顺、辽中、本溪、海城、盖平、开原、铁岭县。奉天府亲辖地，即原承德、兴仁两县部分区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奉天府府尹、府丞等京府官缺裁撤后，各府均属盛京将军管辖。同年十月，设奉天府知府，原奉天府尹本属府区域成为新的奉天府。光绪三十二年，置法库县、庄河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置长白府。宣统元年（1909年），改兴京厅为兴京府，置营口市、辉南直隶厅。至宣统三年（1911年）末，全省共有沈阳市、锦州市、新民市、赫图阿拉故城、海龙、长白街道、洮南市、昌图8府、法库门、营口、凤凰、庄河市、辉南县5直隶厅、县级政区3厅、6州、31县。

辛亥革命后至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奉天省仍为清政府控制地区，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未发生变化，东三省总督兼奉天巡抚为全省最高军政、民政长官，并仍管辖吉林、黑龙江两省。清代奉天省的锦新营口道、洮昌道、临长海道，在民国元年（1912年）被裁撤，仅保留兴凤道。民国二年（1913年）1月，临时大总统公布三个《划一令》。次月，奉天省据此裁兴风道，划分全省为中路、东路、西路、南路、北路5道；奉天省原来直辖地方的府、直隶 、直隶州、厅、州等，一律改为县。因经费问题，中路、西路两道于民国二年（1913年）9月裁撤，并调整各路辖境。民国三年（1914年）实施，重划为南路、东路、北路3道，并于5月分别改名为辽沈道、东边道、洮昌道，6月正式公布各道区域。民国四年（1915年）7月设置县佐。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东北易帜后，根据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制度，裁撤各道，并将各县佐缺一律裁撤。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12月省制改革时，将沈阳市拆分为奉天、安东省、锦州市3省，奉天省县级行政单位减少了31个。在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奉天省所辖的行政单位数量随省制的变化而遂次下降，至伪满洲国灭亡前，全省仅辖7市、14县。从行政单位数量来说，为九一八事变前的三分之一强；而行政区域面积，约为九一八事变前的三分之一弱。

截至1928年，奉天省人口约一千四百万。主要是汉满蒙三族，满族本是奉天省的主人翁，因清朝入主中原，汉满通婚，纯粹的满人约有十分之一。汉人大都是河北山东山西省三省的移民，占全省的人口十分之八。蒙人占十分之一二。此外还有鸭绿江流域的韩人，各都市有少数的异教徒，南满沿线还有少数日本人居住。汉族主要从事于农商业，满人因为和汉人通婚，差不多同化了。蒙人风气勇猛，大都以游牧为生活。满汉二族，都通行北方的官话，蒙人用固有的方言。

东北地区是清朝的发祥地，清廷从康熙朝起，特置军府制度，以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镇守管辖这一地区。顺治十四年（1657年）盛京地区奉天府设置后，其制即与京师顺天府相同，设府尹，作为管理汉民的机构。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在府尹以外，又照京城侍郎兼署顺天府府尹例，在盛京五部侍郎内派一员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此外，作为陪都，盛京还设有户、礼、兵、刑、工五部。盛京五部直接向皇帝奏事。崇实关于奉天官制的改革，使盛京将军仿照总督体例行事，奉天府尹行巡抚事，地方州县等官满汉兼用，八旗官员权力有所削弱，与奉天原来的官制相比已多有变化，迈出了由军府制度向行省制度转变的第一步，开始了晚清东北地区军政管理机构演变的过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尔巽调任盛京将军。根据赵尔巽的上奏，清廷决定裁撤盛京五部，郎中以下各员缺咨部改用。八月，清廷又决定裁撤奉天府尹，所有府尹原管事务，责成赵尔巽悉心经理。日俄战争结束后，清廷改奉天府府丞兼学政为东三省学政，裁撤奉天府府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特派徐世昌前往东三省查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世昌主张破除旧制，实行改革，将东三省改行省，每省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均如各部堂官。在行省公署内分设二厅，一为承宣厅，一为咨议厅。承宣厅禀承督抚掌一切机要总汇考核用人各事，咨议厅掌议定法令章则各事。原有局署酌量归并，分设七司，并设督练处以扩军政，专设提法司以理刑法。五月，清廷命各省将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分设审判厅，并增设巡警道、劝业道。于是，东北地区设立了提法司，下设总务、刑事、民事、典狱四科，处理刑法事务。把劝业司改为劝业道，增置巡警道，下设行政、司法、卫生三科。

辛亥革命后至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奉天省仍为清政府控制地区，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未发生变化，东三省总督兼奉天巡抚为全省最高军政、民政长官，并仍管辖吉林市、黑龙江省两省。民国元年（1912）七月，改东三省总督为沈阳市都督，为省军政长官，兼管民政，但不再管辖吉林、黑龙江两省事务。民国二年（1913）一月，置民政长，为奉天省民政长官。省行政公署下设内务、财政等司。民国三年（1914）五月，改民政长为巡按使，巡按使署下设政务、财政等厅。民国五年（1916）七月，改巡按使为省长，改巡按使署为省公署。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31日，张学良等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将领通电易帜，奉行三民主义。当日，南京国民政府令建奉天省政府。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始对东北三省实行行政管辖，以张学良为主任委员，管理东北三省事务，奉天省受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直接管辖。

民国初年，奉天省城市建设依然由商业局、警察局、建筑局、公用局多个部门负责，它们彼此间并无隶属关系，所以往往相互推诿和掣肘，根本无法适应加快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奉天省政府就成立了政务厅第四科，管理省城街道、桥梁和土木建筑，同年在奉天城外规划和建设了近代东北地区第一个民族工业园区——大东工业区。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在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积极筹划下，奉天市政公所正式成立。市政公所为正规的市政领导机关，是市政府的前身，它的成立标志着奉天省城市已进入行政体制的早期现代化阶段。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关东军将沈阳市改名为辽宁省市。九一八事变次日，将辽宁省改名为奉天省，伪省政府驻奉天市（今沈阳市）。“大同元年”（1932年）3月9日，改为伪省公署。伪省公署内设总务厅，由日本人充任总务厅长，分别操纵各省的实权。伪省下设伪县、旗，县、旗的参事官由日本人充任，实际操纵各县、旗大权。除各级政权机构外，日本侵略者还建立与加强镇压机构。除侵入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关东宪兵队和日本警察不断扩大机构、增加数量外，还相继建立了伪满的军警宪机构和队伍，以作为日本军警宪镇压东北人民的帮凶。

1932年，日伪高层在伪满洲国民政部内设置警务司。加强对东北人民尤其是中国市民的殖民统治，同时也为镇压、侦察、逮捕抗日爱国人士。表面上警务司与伪满洲国民政部是从属关系，但实际上伪满洲国警务司直接听令于关东军司令部与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警务司下设四科二室，四科即总务科、特务科、外事科和保安科，二室即督查室和侦缉室。省级行政区下设警务厅，县一级下设警务局，由警务厅长指挥县公安局，警务厅独立于县市，由各省长直辖。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伪满洲国政府针对当时的形势，对其下设的警察机构进行整顿。把原军政部改为治安部，对警务司进行整顿使其直接隶属于治安部。治安部在接管伪警察业务后，整合伪满洲国军队和伪满洲国警察两方面力量，使之共同听从治安部日本顾问的指挥。至此，治安部成为实际上伪满洲国的军事统帅，统辖管理治安问题。在这一阶段，伪满洲国的警察事业从原本所属的民政转变为军政一体，原本的国防事务在这一时期交由关东军负责，伪满洲国军队则与伪满洲国警察一起负责维持“国内治安”。在城市管治问题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是最高权力机关。

清末新政期间，满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下诏改刑部为法部，大理寺为大理院，这标志着清末司法改革的开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27日清廷发布上谕，各省按察使司改为提法使司，分设审判厅，由东北地区先行试办。奉天省遂将“原设之驿巡道兼按察使衔查照奏案撤销，并将驿巡道所管通省刑名案卷改归提法使接办”，提法司成为一省之司法行政机关并直辖于法部，以保持独立，并由“督抚暂而监督之者，盖以谋行政之便利”。提法司成立以后，全省各级审判检察厅便在其直接的管理和监督下开展建设。此后，独立于行政系统的以各级审判检察厅为内容的新式法院在奉天省逐次创设。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初一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省巡抚唐绍仪发布告示，宣布沈阳市地区于该日开办高等审判厅、奉天府地方审判厅，并于奉天府辖的承德市、兴仁市两县按巡警区设初级审判6厅，各厅均附设检察厅。所有民刑案件均赴各级审判厅诉讼，作为行政机关的承德、兴仁两县从该日起不再受理词讼。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兴仁县移驻抚顺市，并改兴仁县为抚顺县。该年十二月抚顺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设立。

至清统治结束时，在奉天省共设有高等审判厅1所，地方审判厅7所，初级审判厅9所以及相同数量的各级检察厅，覆盖了奉天省的南部、西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至清代统治结束时，已设立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法院，为民国时期新式法院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发轫阶段，与新式法院的快速设立相比，由于历史的原因，司法官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司法近代化中新式法院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与司法官人才专业化培养滞后之间的矛盾，是清末新政期间奉天省司法变革过程中所体现的突出特点。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统治宣告结束，这一时期奉天省的法院建设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对清末时期设立的审判检察厅进行改组，二是在各县设立审检所。奉天省新式法院的改组在民国二年（1913年）3月结束。根据《盛京时报》的记载，改组后全省的新式法院有高等审判厅1所，地方审判厅6所（分别为奉天、营口市、丹东市、辽阳市、新民市和锦州市），初级审判厅7所，以上各级审判厅均配以检察厅。改组新式法院的同时，在奉天省其他未设新式法院的县陆续开始设立审检所，作为以后创设新式法院的准备。审检所负责民刑诉讼的初审案件，裁判权委之于帮审员，而由县知事负责检察事物。与此同时，司法官专业化得到显著提高。

袁世凯统治时期，以节约经费为由开展法院撤裁政策。从民国三年4月至年底，奉天省锦州和新民地方审判检察厅及其所属的初级厅被裁撤，抚顺初级审判检察厅和沈阳、营口市、安东、辽阳地方审判检察厅所属的初级厅均被裁撤。仅存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和沈阳等4个地方审判、检察厅。奉天省各县的审检所也被陆续裁撤，并被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所取代。这样，清末新政期间开始的以司法和行政分离、司法独立为目标的新式法院的建设陷于停顿。

张作霖统治时期，新式法院建设的基本办法是先在诉讼繁多的县设立过渡形式的司法公署，在财力和人才都许可的情况下再改制为地方厅或地方分庭。这一时期前后设立过22个司法公署，最后留存16所，其中2个转制为地方厅，4个转制为地方分庭。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是这一阶段的新式法院建设中所体现的显著特点。

清末民初，沈阳市地区曾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财政长期收不抵支。数位总督和地方官员通过税收、金融、行政等多种改革，试图摆脱财政困局。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在财政上采取了三项改革措施：第一，整合财政机构，统一财权。清入关后奉天的身份是陪都，原设有礼、户、兵、刑、工五部，赵尔巽奏准裁撤五部，为整合财政机构创造了政治条件。随后将原有的粮饷处、税捐总局、盛京户部金库合为一处，成立了奉天财政总局，作为全省财政机关。在此基础上，归并征税机构，形成了包括财政总局、税捐局、统税局在内的财税体系。第二，改革旧税制，实行农业税分等。将耕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则每年纳税1角5分，中则纳1角1分，下则纳6分6厘。第三，增设新税种，扩大税源。1905年-1906年的一年内，先后增设了烟酒、房屋、牛马等多项交易税种。学者裴艳认为赵尔巽进行的财税改革，对缓解沈阳市财政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奉天财政困局。

1907年4月，徐世昌就任东三省总督，他上任之初就把整顿财政的重点放在发展银行上。他把赵尔巽1905年创办的奉天官银号推向吉、黑两省，1909年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增资60万元。同时发还商股，改为官营，“使其成为三省之中央金库”。徐世昌还立足于东北地区经济全局，在奉天省城设立支应处作为支配公用款项的机构，统筹规划三省财力；统一铸造东三省大小银元，加快商品流通。徐世昌的改革有助于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推行新政的过程本身也是增加政府开支的过程，奉天省财政状况仍然极为窘迫。此种局面后来经锡良任内继续改革，但始终没有根本改观。

1917年5月，王永江就任奉天省财政厅长，为增加政府财税收入，在张作霖的支持下首先针对奉天省的税务体系“确定计划，极力整顿”。王永江的税政改革从加强监管、清理积弊入手，与之前的改革相比有一突出的特点，即以“税收人”为核心。第一谋划顶层设计，明确税捐局长之责，同时按税收额度将分局分为四等，每局完成预定的税收额度，是局长的首要责任。第二规范税款征收章程和办事细则，从制度上防止营私舞弊。第三严格奖惩、分别功过，提高经征效能。王永江在推行税政改革的同时，还进行有步骤的金融改革。一是取缔私帖。私帖即私钞，私帖的逐渐取消，加快了奉票成为主导货币的进程。二是整顿奉票。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奉天省实行大洋票与小洋票偕行的货币政策，在推进大洋票流通的同时，仍然允许小洋票在日常交易中继续使用，实现了新旧币的平稳过渡。大洋票的发行改变了民初以来奉票在流通领域的弱势地位，实现了与日元平价。三是整治多元货币流通。通过调查审计重组东三省官银号，进一步谋求货币发行权的统一。

王永江的税务金融改革，使奉天省财政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到民国九年末，除将所有外债完全还清外，还有结余金，执政者决定大力发展经济。首先农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大量肥沃的荒地得到开垦，各类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被引入奉天，得到推广；各类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加，农业经济实现区域化、专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其次交通运输方面，张作霖为维护自己统治，不顾日方阻挠，通过贷款等多种方式大力建设铁路，实现铁路的自我掌控。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修成了十条具有自主权的铁路，总长2243公里，占当时中国国有、省有铁路总里程10434公里的22%，为东北地区的商品运输奠定基础，促进物资流动，发展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同时投资工矿企业，19世纪末，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造币厂——“奉天机器局”，这是奉天民族工业的先河。到1920年，仅颁发的矿业许可证就有金矿189家、煤矿158家、铅矿57家、铜矿25家、铁矿21家、银矿16家，奉天省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关外省份变身成为经济强省。

奉天市政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进步。此间的沈阳市，不仅是商号林立，车水马龙，茶园、酒肆、戏园、影院、书馆也遍及了这个东北地区重镇。中山大戏院（沈阳大戏院）、大观园剧场（青年剧场）、共益舞台（北市剧场）、云阁电影院（人民电影院）、保安电影院（群众电影院）等是北市场的娱乐中心；奉天大舞台（辽宁艺术剧场）、同泽俱乐部（沈阳艺术宫）、商埠大舞台、凌阁电影院、金龙电影院、沈阳电影院等，是南市场的娱乐中心；南市场的八卦街和北市场的宜春里、平康里则是妓馆的集中地。据奉天市政公所1923年11月调查统计，市内5个区共有书场书肆近50处。此外，还有比较集中的文艺活动场所分布在城里、小河沿、大西街、大南门外和工业区地带。

奉天省当局非常注重对艺人的素质教育，成立了改良书曲传习社，分批安排艺人，进行改良书曲的教育和组织作品。成立了奉天改良书曲研究会，协助奉天市政公所改良曲目，规范约束艺人，维持社会风化。研究会对会员要求很严格，须经过考核，登记造册，才发放营业许可证。研究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会内设总务部、编辑部、研究部、调查部和评议部，著名艺人霍树棠先生曾任过会长。首批登记入会的艺人有305名，主要是评词、大鼓、相声、戏曲、快书、竹板书、拉洋片、武术、古彩戏法及电影方面的艺人。1927年会员增至529人，职业种类又增加了小曲、口技、双簧、单弦等。随着新的艺术形式的增加，外地演员不断流入，到1929年会员增至869名，其中女会员236名，从中不难看出演艺界的发展盛况。

1905年冬，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国家主权部分恢复后，派赵尔巽来奉天担任盛京将军，新政得以在东北三省陆续开展。在奉天新政过程中，教育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双重推动下，变革最为显著，一举实现了从传统封建教育到早期现代化教育的变革。

清末的奉天教育改革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其中在教育形式的设置上，一改以往完全单一化的通识教育模式，增设继续教育、留学教育、社会教育等，使教育模式多元化；在载体形式上，变封建传统书院和私塾为近代化新式学校（如在纵向层次上，分新式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中学、大学；横向层次，以中学为例，分为普通学堂、职业技术教育学堂、专门教育学堂、民族教育学堂等）；在教学内容上从完全灌输四书五经到既有展示中华文化的历史和文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更有包括声光化电的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以及体育和美术等美育教育内容的全新的、综合性的近代学校教学内容。

清末奉天教育近代化运动的发展，带动了东北三省教育的进步，快速改变了东北地区教育的落后局面。至民初，东北三省尤其是沈阳市已经是中国教育的先进地区。据统计，到1915年，奉天的高小学校总数达5500所，为全国第九位；在校学生人数，奉天为全国第八位，为23万人；当年应届毕业生总人数，奉天为全国第一位，达54000人；奉天中小学教员人数为全国第12位，约为8000人；中学为全国第10位，20所；师范学校总数为全国第一位，38所；甲种实业学校数与广东省、江苏省同为全国第六位。

陆道以沈阳市为中心，西南学院大学沿京奉铁路到山海关区，是通北平市（今北京）的大道。东北出威远堡门，经伊通满族自治县到了吉林省的省城，是通吉林的大道。西北沿四洮洮齐二路到龙江镇，是通黑龙江省的大道。东南沿安奉路，渡鸭绿江，是通朝鲜的大道。

水道主要的有辽河、鸭绿江。辽河自通江子以下，大舶往来，小舟可以到郑家屯，他的支部太子河大辽河等也交通便利；鸭绿江从临江起便已通船，外岔沟以下更是通行无阻。

海航集团以营口市、大连市、大东沟为要港，港内都有往来天津市、烟台市、上海市、朝鲜、日本的定期汽船。像大孤山、花园口决堤、子窝等码头也有小汽轮的通行。

铁路已成的有南满铁路、沈丹铁路、京奉铁路、四洮铁路、洮齐铁路、奉海铁路六个线路。其中南满、安奉二线都是日本南满铁道社会所经营的，京奉、四洮、洮齐三线为借外费所建筑。

南满铁路从吉林省的长春市起，经奉天省以达大连。这线有苏家屯区到抚顺市，大石桥市到营口，臭水子到旅顺等支路。日俄战后，割归大日本帝国；安奉铁路从丹东市到浑河南岸苏家屯，并在鸭绿江上建筑铁桥，和朝鲜铁路相接；京奉铁路从北平市（今北京）起经山海关区到了奉天省的省城，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沟营、锦朝、新立屯镇等支路；四洮铁路从四平市至洮南市，又有郑白支路；洮齐铁路从四洮路延长到黑龙江省的省城；奉海铁路从省区经抚顺兴京到海龙，是中国自出资建造而成的。

汽车路有檐检到太平川线、双山镇到辽源线、海城市至大孤山线、沈阳市到辽中线、四平市到黎树线、开原市到西丰线、洮南市到突泉线、大孤山到普兰店区线、大孤山到安东线九条线。

奉天是近代东亚殖民城市的典型代表，其规划建设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封闭与单一，新、旧城区在对峙中快速发展，发达的铁路交通与频繁的殖民活动使其迅速成为开放性城市。在建筑方面，这时期大量的外来建筑形式涌入沈阳市，既包括日本的辰野式、帝冠式以及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又有欧美建筑师直接引入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实践。而奉系军阀对“新文化”之崇拜，更是为杨廷宝、穆继多等本土建筑师的建筑设计提供了舞台。世界各地建筑思潮汇聚于此，在持续的碰撞中走向融合，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奉天建筑文化。此外，梁思成、陈植、童寯等人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中原地区最早建筑系——东北大学建筑系，也对近代东亚建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清末民初，沈阳市居民的饮食一方面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主食以玉米、高粱、小米、番薯、大麦、小麦为主，并形成了以此为原料的杂粮饭，生活水平不高，饮食文化处于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城市餐馆以鲁菜为主，菜式种类、烹手法单一，较为富裕的城市居民偶尔消费，普通民众则望而却步。

自晚清以来，随着铁路的修建、一系列商埠的开放、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兴产业的发展，奉天经济实力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西洋侨民在奉天各城市及铁道附属地开设了餐馆，为人们提供新的餐饮方式，将其饮食文化带入了奉天。此外，外国移民或侨民还向奉天输入了东西洋的酒水、饮料、糕点、罐头、冰淇淋以及谷氨酸钠等调味品，开办工厂，生产食品、酒类、饮料等。饮品种类不断丰富，咖啡、汽水、洋酒等西式饮料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咖啡店也随之多了起来，省城的咖啡店向市民出售咖啡、红茶、荷兰水、牛乳、冰淇淋等各类冷热饮品，对当地饮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虽然西式饮食文化虽丰富了人们日常饮食生活，但只对少部分人产生影响，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仍以传统的中式饮食结构为主。外洋的酒品饮料虽多，也很受市民欢迎，但始终未成为本土民众日常的主体饮品，人们日常生活以饮茶为主，宴请待客仍以白酒为主。洋餐馆、咖啡厅虽多，数量上仍不及本土餐馆、茶馆等中式休闲场所。近代沈阳市社会的饮食习俗与结构未发生实质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