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活下去》是由约翰·巴德姆执导，理查德·德莱福斯，Richard DreyfussKen Harrison参加演出的剧情。该片于1981年12月2日上映

《不要活下去》讲述一名画家（理查德．德赖弗斯饰）在全身瘫痪之后，为了不想变成植物人，他向主治医生（约翰．卡萨维兹饰）力争安乐死的权利。

一个凋刻艺术家，非常意外的发生一场车祸，导致他嵴椎严重受伤，从脖子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送到医院时他生命垂危，但在艾医生全力拯救之下，他保住了生命。

经过半年的医治照顾，艺术家意识彻底的清醒，可以跟医护人员逗趣打笑，但完全需要人照顾、一点生活能力都没有。深爱他的女朋友，非常忠实的每天来看他。

在一次没有经验的实习护士喂食过程中，他眼看着自己从床上滑落地上，一点帮助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以后，他终于问艾医生，到底他有没有可能起来行走、继续凋刻；医生回答：“我们正在想，你会会在什么候问？”医生坦然告诉他，现在已经是最佳状态，再复健，都不可能起来行走或凋刻了。

凋刻家情绪非常激动，艾医生决定为他打镇定剂让他入眠，但他不肯，他要保持清醒；艾医生强迫地打下镇静剂让他入睡。凋刻家这时彻底明白，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不可能再有自主权，尽管他脑袋很清醒。

等大睡一场醒来以后，凋刻家回想过去和舞蹈家女友互相依存、以自己的艺术促成对方的艺术，知道此情不可在，他作了决定，他逼女友放弃他离开他，然后开始求死。

连喂食都得依赖医护人员的他，当然不可能作任何动作来自杀，全力保住他生命的远方，在情感上、在道德上、在法律上，都不可能协助他死亡。于是现在变成了身体主权之争——一个有清楚意识的人，何以没有主张自己身体的权利？

就在他争取死亡的过程中，医院里几个主要照顾他的人物，包括艾医生、女医生、男护士、女护士、护士长，都尽一切可能想帮助他积极面对人生。凋刻家视艺术创作为一切生命的意义，其他人却都劝他转换，譬如改成演讲教学、帮助有天分的人成为艺术家等等；男主角完全地拒绝，在他看来，现在的他不仅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连自己的生涯规划都完全被人左右；但他却是个头脑清醒、有意识、会思考、有主见有喜怒哀乐的人啊！当社工人员又用同样方式说教时，他气得差点让自己喘不过气死掉，刚喘不过气时，他本能地叫男护士来照顾，但随即他意识到这是一次死亡的机会，又左右摆头想弄掉氧气罩。终究他仍活着。

于是男主角知道靠自己力拼院方是不可能的了，他找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律师来，叫他作法律代理，他要上法院。这个律师过去都是为客户争取理赔，以便好好地活下去；第一次受理争取死亡；他很错愕，但仍老实的尽本分，只是有一次衷心地跟男主角说，这是第一次官司打输了我一点都不在乎！

在男主角坚决的求死过程中，几个照顾他的人，从医生到护士，都为了跟他沟通，渐渐同理了他继续生存下去所承受的痛苦。有的人是尝试给他快乐，譬如男护士护士，他们地位卑微不能为男主角作什么，却冒着被革职的危险，偷偷带他到地下室去听男护士工作之馀组成的打击乐团的演奏；女医生，也尝试透过他的艺术作品理解他，还带回他的一个艺术作品（这个艺术作品是模仿米开朗基罗的亚当的手，有强烈的创造生命的象征含意），并且找了最了解男主角的女朋友，亲自从她口中得知：如果真的为他好，就放他走。

就在每个人各自在自己所能作的范围，尽力帮助男主角燃起求生欲念之刻，身为法律代理人的保险公司律师，也找一切可以合法的让男主角死亡的管道；他是男主角的女朋友外，最早顺男主角意愿行——尽管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人。

但是，连给意识昏迷、病痛承受极大痛苦的人安乐死，在道德上、法律上都有争议，何况这个凋刻家因为身体失去知觉没有生理的痛苦，又意识清醒呢！最后，法律代理人找到了一条路：不直接争取安乐死，只争取离开医院。病人有不接受治疗的权利，尽管对这男主角而言，离开医院没人照顾，他一定会死。

这个病人与医院搏斗的样子，轰动全国。法官的焦点，仍得被迫放在“病人有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之上。法官将十分为难，就法律而言，病人要求离开医院，是个绝对合法的要求，但法官宣判病人胜诉的同时，就间接同意了病人的自杀。而院方呢，得透过精神、心理医生，证明病人此时此刻没有作正确判断的能力。

精神科医生诚实地说，他从跟病人谈话过程中，知道病人精神状态是可以作判断的；只是他个人并不同意病人求死的判断。而男主角也意志坚定地谈他有清楚的意识却彻底无能的痛苦....，最后，法官裁决病人有权主张离开医院放弃治疗。

从这部电影中剧情描述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导演精心设计的状况下，无疑的他极成功地使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是否握有自己的生杀大权？”，如果真有天平可以量度，这例子的处境绝对是最极端的。

首先男主角没有父母或任何亲人等的社会责任，顶多只有一个同居的女朋友，因此，他不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死与群我关系互动”问题；其次，男主角是个艺术工作者，对他而言没有创作如同已死；而“艺术的美善”常被用来和“宗教的内涵”相对比，也就是说两者对个人生命品质的影响，都有某种程88度“可为之生亦可为之死”的关键性；因此，男主角的创作和一般人的工作对个人生命品质的影响是颇有差异的。

接下来导演则常透露出一种对专家及其专业态度的嘲讽，而用以支持没有任何人拥有任何权力可以对“别人对自己生死权的主张”发言，即使是所谓专家也是一样；从下面几个人物的分析多少可以看出专业在处理“生命尊严”问题时所遇到的窘境。

电影最后是个开放的结局。艾医生问男主角，离开医院会去哪里？男主角说，可能找间旅馆让自己躺着直到死去。艾医生建议他留在医院，但医院一定按他意愿，不给任何治疗与急救。男主角说，这样会让事情容易很多。然后问一向是他“敌方”的艾医生：“为何要帮我？”医生说：“因为若是你后悔，我可以立刻救你。”

前面仅是就电影的角度谈到在这个极端的情境下，导演很自然地让男主角勇敢地表达出“只要我想死，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能性；但对基督徒而言，伦理学的抉择并不仅是情境而已，还包含了原则和动机，因此，生命是上帝所赋予的，同样只有上帝有权取回，苦难和死亡并没有最终的发言权，即便是在苦难中，人和超越的上帝合作仍然能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